自杀与伟大——跟nietzsche叔叔看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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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40:21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李敖论年老的可恶是：不该硬化的却硬化（如肝）；该硬化的却不硬化（如X）。这自然不错，然而并不完全。正如“笨人的可怕不在其笨，而在其自作聪明”，同样，老年人的可恶不在其老，而在其老不服老。大凡老者，不论是煊赫一世的，还是徒增马齿者，都要自充英雄，大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荷尔蒙冲动。然而伏砺的廉颇毕竟不多。据“不甚可靠”的记载，老将黄忠硬要上阵逞强，结果英勇挂彩，成了烈士——看来迟暮也并不总是好事的。我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王蒙老">王蒙老</personname>先生这句经典，我在一年多后才有幸读到。在这个泡沫时代，恐怕人们早已将它忘却，不管当时多么粗脖子红脸地吵过闹过，喧嚣过，保质期一过，都只是昙花。然而对我这样的笨鸟，总该乐于品味经典——经典，正如家乡的老酒女儿红，越陈越香。据说凡成家者大都有自己的一套，不按常规出牌，尤其象王老这样“著名”的作家，恐怕招式更是西域神功般古怪。到了“从心所欲”的时候，他还不负众望地、切切实实地给中国当代文坛的万马齐喑来了平地一声雷。听者在张口瞪眼之余，或不屑或愤怒或苟合。文人们又有了谈资和攻击的对象。据nitezsche说，“伟大的最佳效果就是让观察者把眼睛睁得又大又圆。”光从这点看，我们的老作家，<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王蒙">王蒙</personname>先生，已经不折不扣地达到伟大的境界了。谁说中国伟大的作家不多呢，瞧，您老不正是一个么？“中国作家伟大的不多，是因为中国作家自杀的太少。”这句话乍听起来有点耳熟，哦，原来是德国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说过：人们应该将作家视为罪犯，他们只有在最少见的情况下才可以被宣告无罪或得到赦免。而王老正是在“疯子”的基础上变本加厉，以死亡这“最高艺术”作为惩罚手段。一个命题总不免有缺陷，不免要护短，且看王老是怎样自圆其说的：“创新就像一条疯狗一样追着我们”，“精英意识会让人走向孤独”。这两点，都会让作家感到痛苦和压力。接下来他又“屈尊下顾”，自己打自己嘴巴说：“我也属于可怜的愚昧者，做不成也不会去自杀！”看到这里，王老的意图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老先生想把darwin运用于动物的“优胜劣汰”法运用于中国作家上。写不好的，勒令自杀；写得好的，姑且留下。这样残酷筛选，前仆后继，中国的文坛势必蒸蒸日上，东山再起。然而王老毕竟不是人大委员长——人大委员长也没有这样的权力，在他“语不惊人死不休”后，却遭到了大家合力的唾骂（中国人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合力过了）。一把年纪了还被人戳脊梁骨，这是很值得同情的。于是就有人站出来，替王老劝架说：“<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王蒙">王蒙</personname>先生的结论，当然带有调侃的意思。”这样一来，王老苦心孤诣，或许酝酿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牺牲了无数白发黑发后才横空出世的“妙论”化为戏言。那个人本是好心，但没能帮上好忙；然而精神却是可嘉的，而且也有力批驳了局外人所谓“文人相轻（倾）”的谬论。双方对骂，我们要先听听他们都骂些什么，怎么骂，我们才能知道谁是有理的。所以我们就需要运用自己的头脑，对这句话作周密的分析。从理论上看，这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不管怎么说，“这是控制书泛滥的一种手段”。而且“最好的作者将是那些羞于成为作家的人”，控制写作可以好好调教一下那些乐于成为作家的中国人。到时候，中国的出版业将受到沉重打击。而我们的文学事业，却“不仅仅是挑战，还是一个和解的元素，它不仅仅在于发发牢骚，不满和孤独，更能让人感觉到仁慈和爱，表达众多美好的东西！”唯一有点遗憾的地方，是量度不好控制，怎样才算“最少见的情况”呢？这个棘手的问题，Nietzsche没有解出来，王老也没有给出答案。如果太轻，就只是隔靴搔痒；如果太重，恐怕又要蹈康熙乾隆爷孙的覆辙。另外，王老的这一建议似乎与中国儒家的传统精神不大相符——有点歹毒。笔耕者并无大过，充其量充斥图书市场，稍微强大点的，“卷走许多愚昧糊涂的头脑”，对于他们，勒令禁止，投笔也就罢了。王老前辈却公然咒人自杀——而且这咒法也与古代不同。古人说的是“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而王老似乎并没有与劣者同归于尽的勇气与魄力——或许他是自信可以伟大的，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假如王老真是在默默等待，那我们就在责备其不慈之余，真心祈祷上天发发善心，让王老在有生之年，好好伟大上一把吧！莫泊桑杰克·伦敦叶塞宁马雅可夫斯基弗吉尼娅·伍尔夫海明威川端康成……     王国维老舍傅雷杨朔三毛海子方向戈麦顾城……一连串耳熟能详的名字，一连串的血腥和触目惊心。作家自杀者，排除因妻子背叛、饥寒交迫、在政治运动中不堪受辱等“非文学因素”外，原因恐怕大抵有两种：一种是才思枯竭，无力为续而自杀的，有如枯竭油灯的熄灭；一种是太伟大了，高处不胜寒，被活活冻死的。至于第一种，外国似乎有几个，中国却很少有这样的“傻瓜”，泯然众人的方仲永和才尽的江郎，不都是没有自杀的么？稍稍一琢磨，在中国，这也再正常不过。首先，中国人比外国人更知道“生命诚可贵”，即便“活腻”，还要受“身体肤发，受之父母”的传统束缚，不敢轻易自行了断，愧对列祖列宗。其二，尽管“希望是所有灾祸中最大的灾祸”，但中华民族是素来以能“忍辱负重”闻名于世的民族。他们的耐力很好，他们都象<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王老">王老</personname>先生一样能够等待。他们很乐观，他们眷恋名利，他们知道“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他们都不会傻得想不开——怎么说，中国不是还有个阿Q么？其三，中国人不会轻易孤注一掷，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不会把写字当作毕生唯一事业。字写不好，可以干别的——“三百六十行，总有一行适合你”，职业训练师不是这样鼓励我们的么？其四，中国人，尤其是“写了点东西就感觉自己有写作激情，在其所从事和经历的一切中几乎只学到了作家可以传达的东西。他不再想到自己，而是想到作家及其读者大众”这样的人，是不会在没有了写作激情或能力的时候，无脸面对读者大众的。“诗人们永远懂得自我安慰”，作家也如此。别人说我写得不好，并非我真的写得不好，只是他不懂欣赏。下里巴人，只会暴殄天物，哀梨蒸食，他们懂什么？！中国的作家们，羞愧都不会，又何谈自杀？让我们听听德国人是怎么说的吧。Nietzsche很主张这种类型的自杀。他说：“为什么对一个感觉自己力量在减少的年事已高的人来说，耐心等待他缓慢的衰竭和寿终正寝比十分有意识地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更受到赞赏？在这种情况下，自杀是一种自然的并且很可理解的行为，这种行为作为理性的胜利完全应该唤起敬畏，而且已经在一些时代里唤起过：当时希腊哲学的带头人与最正直的罗马爱国者都往往自杀而死。相反，胆战心惊地去看医生，以最痛苦的生活方式一天又一天地继续艰难度日，没有力量接近自己的生活目标，这要不受尊敬地多。”这样清醒的话好象并不是“疯子”能够说出来的。只可惜德国人的话，只在德国适用，到了中国，还不是“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虚心使人进步”，中国人的虚心是很足够的，恐怕都快到谦卑的地步了，我们缺少的只是锲而不舍的韧劲，我们“对一旦采用的方法很是坚持不懈，但是很少有人对目标也这样”。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凿一块石头遇到困难的时候，转身走向另一块——所以，中国伟大的“石匠”不多，优秀的，却不少。至于第二种，其境界就是我们无法想象了，完全是“独孤求败式”的自杀。人们习惯称为“生不逢时”或者“超越时代”，这样的人，只能跟nietzsche一起哀呼“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有的人死后方生”了。在中国，这样的作家似乎没有——有人立刻反驳说，海子不是么？我不是海子的密友，我不知道——其实他们也未必真明白，他们只是些把促织当粮食的蚂蚁罢。退一步讲，假使真有第二种类型的作家，那自杀，便是对他伟大的一种终结。所以，这是不能作为中国不能出产伟大作家的原因的。那么，超越时代的作家真的存在吗？这里关系到一个很重要的命题，那便是“等待”。正如nietzche所言：“伟大人物生活中的悲剧因素往往不在于他们和时代，和同胞们的卑劣之间的冲突，而在于他们不能将他们的工作推迟一年，两年；他们不能等待。”只要能够等待，“金子总会发光”，司马迁《报任安书》中屡次为后人引用的那段话，就为此提供了最好的旁证。到这里，我们想，伟大与自杀到底有何亲属关系呢？自杀到底有何神奇功用能一再为大师们所口头提倡呢？法律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但不能剥夺一个人的死亡。自杀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样容易的事，在我看来除了能为减少人口数量和殡仪馆做点贡献外，恐怕没有别的边际效应。伟大却是很不容易的。降生的时候就要先有点“异常的征兆”，要有“三头六臂”，要“小时了了”，驾鹤西去也要引起久久的回响，举世同悲。这样千锤百炼生成的尤物，又岂能轻易自己毁掉？自杀与伟大恐怕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吧！中国是向来要讲究“尊老爱幼”的，但容忍小子暂且放肆一下吧，我这头牛犊很愿意虔诚地劝戒王蒙这匹老骥，要想伟大，多看书，少说话，厚积薄发，或者干脆躲进某个山庄颐养天年，在有生之年，看着吾辈后生伟大，也未尝不是一件乐事哉！（附言：至于中国伟大作家是否太少，为何太少，如何能不少诸如此类遗留问题，非吾等凡人能解，放心交给我们伟大的评论家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