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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黄粱:意志自由之路—大陆先锋诗歌历史脉动与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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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9-11 15:29:21 |显示全部楼层
<p>诗与历史讲座 9月15日(六)黄粱孟浪阿海</p><p><br />主题:诗与历史---以中国大陆先锋诗歌为案例<br />&nbsp; 时间: 9月15日(周六)16:00-18:00&nbsp; 地点:淡水有河book 电话:26252459&nbsp; <br />策划:青铜诗学会&nbsp;&nbsp; 主持、引言人:黄粱(台北) 自由入座<br />&nbsp;讲谈人:孟浪(美国/香港)、阿海(德国)&nbsp; 讲谈大纲 :<br />&nbsp;1、&nbsp; 诗歌和历史的渊源:同一精神文化织体的编织或纠结<br />2、&nbsp; 诗歌对历史的再进入:现代主义诗歌的史诗化—叙事化倾向及其评价<br />&nbsp;&nbsp; 3、&nbsp; 历史对诗歌的投影:诗歌的历史感和深度――“当代史”问题 </p><p>孟浪简介:孟浪,诗人。1961年出生。1995-1998年曾任美国布朗大学驻校作家。1980年代中叶起先后参与发起创办《海上》《大陆》《北回归线》《现代汉诗》等多份重要诗刊。曾任广具影响的《倾向》文学人文杂志执行主编。着有诗集《本世纪的一个生者》《连朝霞也是陈腐的》《一个孩子在天上》《南京路上,两匹奔马》。系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创办人之一,现任理事兼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自由写作》网刊主编。<br />&nbsp;&nbsp;&nbsp; 阿海简介:阿海,诗人,历史学博士。1964年出生。1985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1988年至瑞典歌德堡大学历史系就学。1994年起为北欧亚洲研究院( NIAS)和歌德堡大学东亚东南亚研究中心教师。出版有著作《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史略》《北欧的神话与传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中的封建主义问题》(英文)《雍正十年》《解碼歌德堡号》《我把黑森林留给你》等近10种。现居德国,为欧盟战略咨询顾问,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翻译与语言权利委员会协调人,并担任多家刊物的专栏作家。</p><p>意志自由之路—大陆先锋诗歌历史脉动与文化特征&nbsp;&nbsp;&nbsp; 文/黄粱(1998)&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p><p>  意志自由:人的精神体能够自觉选择价值的能力</p><p>一 序论</p><p>  《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编定于1968年12月,内收从文革1966~1968,三年间全国范围内写作的红卫兵诗歌98首。这本历史性诗选是由当时北京的《红卫兵文艺》编辑部获得“官方”默许,自办出版发行的结集。收录的诗篇内容反映了一个时代阶级斗争的血腥残暴和激情:</p><p>  按着滴血的伤口,/朝着北方,你英勇地倒下了……/鲜艳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已被滚烫的热血浸透!//一把血淋淋的尖刀,插进了你的咽喉!/……白色的花圈和挽联,/已经摆满你躺下的街头。/……你亲爱的妈妈,一滴眼泪也没有,她咬着不屈的嘴唇,和我们一起游行示威,/迎着朝霞,走在最前头…… (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28页)</p><p>这个选段诗题为《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它反映的时代氛围是1967年“七‧二○事件”前后湖北省武汉地区的武斗风暴:</p><p>  3、4月份,“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两派组织的冲突白热化,战斗流血事件频频发生,最后导致震动全国的反对“中央代表团”事件——“七‧二○事件”。王力被定名为保守派的“百万雄师”群众包围,武汉军民一起涌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工人、农民,以及驻汉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示威游行,“打倒王力”的口号响彻武汉三镇上空。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同日,撤销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锺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徐向前元帅等人被诬为“黑后台”。湖北全省在“七‧二○事件”后被打伤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达184000余人。(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27页)</p><p>  残酷的武斗流血冲突的背后是政治集团的权势角力,在极权主义思想指导下,人的身体与意识均被笼罩在“阶级斗争”之中,缘此而产生了黯昧躁进的“文革话语”:“撒!撒!撒!/撒下的火种要开花。/撒!撒!撒/撒下的仇恨要爆炸!/撒下的利刀光闪闪,/刀刀向着刘邓杀!”“拿起滚子,用足力气,/压过去!压过去!压过去!/……啊,革命的压路机,/你开辟!开辟!开辟!”对文革运动的反思必然引发挣脱文革话语的独立意识,抛弃极左的语汇与思维,寻索表达自由的契机。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就是发生在广大民间最初的建立自我话语的努力。大陆先锋诗歌的起点也必须安放在这个位置上来观察,才能明了其后30年所衍伸的一系列文化命题和历史脉动所象征的意义。</p><p>二 裂变与觉醒</p><p>  地下文学是与官方文学对峙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彰显被压抑的、被排斥的另类话语,潜伏的真实声音在地层下艰难地流窜;它富藏生命力的存在穿透文化专制的重重查禁,为时代悲剧留下证词。它通过一系列的痛苦裂变产生心灵觉醒,进而形成最初的批判意识。由于极权政治的高压统治塑造的残酷现实,与文革运动对文化实存的摧残扫荡造成文化参照系匮缺诸多因素,使得地下文学的思考多数局限于体制内部的道德区分,或将灾难归诸于特定时期的思想比较,难以真正触及极权制度的邪恶本质。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意识在写作中的作用往往变得面目模糊,当自我意识得到局部伸张时也就难以坚守追求精神自由的立场。这也造成了民间文学刊物《今天》1980年被迫停刊后无以为继的局面。芒克曾经说过:</p><p>  我想到我们当初之所以要办《今天》,就是要有一个自己的文学团体,行使创作和出版自由的权利,打破官方的一统天下。我和北岛私下也多次说过,决不和官方合作。现在抓的抓,散的散,看到我们想干的事就这样收场,怎不叫人感到失望!最困难的情况都挺过来了,但有的人终于还是经不住俗欲的诱惑。<br />  北岛和我有过议论。他主张尽可能在官方刊物上发表作品,这同样会扩大我们的影响。他有他的道理。但我认为这最多只能是个人得点名气,于初衷无补。 (《倾向》9期:33)</p><p>  《今天》的崛起是对以官营“遵命文学”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一次强烈冲击,它的时代背景是文革结束后极权体制文化专制暂时性的松禁。1978年底在北京民主墙运动时期同时崛起了一批民间刊物,其中包括《今天》、《四五论坛》、《沃土》、《北京之春》、《人权同盟》、《探索》、《启蒙》,此即所谓“七大民刊”(《倾向》9期:28)。这些民刊旋即在1979年被定性为非法刊物、反动刊物进行取缔;《今天》则在80年被勒令停刊。《今天》持续二年,总数九期的文学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即是“朦胧诗”,它对“人”的基本价值的重新确认引发了全国性的共鸣,它重新挖掘被残酷历史压抑许久的生活情感、人性尊严、个体心灵,文化传统诸命题。对这一股新诗潮,谢冕称呼为“一批新诗人在崛起”、孙绍振进一步衍伸为“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磁场与魔方》3页、51页)。深究其实,在审美价值求索的背后隐约贯穿着自由意志伸张的命题,它对文化专制造成潜在威胁。<br />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自由”在早期的先锋诗歌通常以不确定的隐喻形态呈现,从自由的对立面:集权体制对自由的压禁,对身体、思想、心灵无所不在的侵扰占领的直觉体验上作出或悲沉、或愤怒、或怀疑的响应。依年代序,例举四个早期范型进行历史回顾:</p><p>郭世英</p><p>  郭世英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的西华农场黑板报上,留下过仅存的一首曾经被误解为儿歌的沉恸悲歌《小粪筐》,其内涵至今仍未获得照明:</p><p>  小粪筐,/小粪筐/粪是孩儿你是娘。/迷人的粪合成了堆,/散发五月麦花香。/小粪筐,/小粪筐,/清晨唤我来起身,/傍晚一起回床旁。/小粪筐,/小粪筐,/你给了我思想,/你给了我方向,/你我永远在齐唱。 <br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92页)</p><p>郭世英1962年进入北大哲学系。当时全国掀起运用“一分为二”观点解决一切问题的哲学热潮,郭世英在这种气氛下组织同学认真讨论了许多疑惑,所以他们把自己命名为:X小组。他们研究: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等等。这里显示出意志自由的初步伸张,自觉地拨开意识形态密不通风的围困,探索意义和价值。X小组的言论不久被截获,郭世英被定性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下放劳改,“1968年4月在农业大学私设的牢房中,他被四肢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连续三天三夜,受尽人身凌辱。然后,人反绑着从关押他的三楼窗口中,‘飞’出来……死时年仅26岁。”郭世英在农场劳动中肯定掏过粪,由此引发灵思——粪筐是娘、粪是孩儿,粪筐怎么能给人思想给人方向呢?这是对极权体制有史以来最凌厉的讽刺!它迫害践踏人的身灵,强制所有个人应合它——齐唱。人的存在被集体异化为一堆粪,任粪筐操作搬运。这首诗的情感重量和思想深度超越了文化大革命的禁锢,一举揭穿了所有极权主义的真面目。郭世英的自由意识在诗篇里得到超越时代、地域的永恒象征。</p><p>黄翔</p><p>  黄翔是“启蒙社”创始人,1978年10月10日他将创作于文革中的长篇《火神交响诗》全稿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在北京王府井大街,首度公开地反对偶像崇拜和个人迷信,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人的尊严和精神自由的命题。同时直面批判文化大革命:“你是两千五百多年封建极权战争的延长和继续/你是两千五百多年精神奴役战争的集中和扩大”(《在黎明的铜镜中》10页)。黄翔在1968年写下的《野兽》,可以作为了解黄翔心境的重要参考:</p><p>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我的年代扑倒我/斜乜着眼睛/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 (《在黎明的铜镜中》2页)</p><p>&nbsp;&nbsp;&nbsp; 黄翔在写于1980年的《并非失败者的自述》一文,曾经直陈过他被侮辱被迫害的经过:从小被定性为有罪(黑五类),没有资格念中学,18岁时受不了环境的闭塞,擅自远离家乡寻找新世界,却被以“畏罪潜逃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诬告监囚三年多,因为找不到“法律”根据判刑,又被送去“劳动教养”;教养解除后回到社会上成为没有户口、没有工作的边缘人,“我的档案像鬼影一样到处跟踪着我,纠缠着我。它被放在广大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一看见它,就视我为‘阶级敌人’ ——他们假想中的然而却被当了真的‘敌人’。啊!痛苦!我像一只野兽一样到处被‘追逐’。”(黄翔1994:82页)。黄翔的抗暴激情缘自看透时代残酷的根本因素——东方蒙昧和极权专制,所以后来结社命名为《启蒙》。文革一爆发,黄翔想当然尔又被打入“现行反革命分子”,他的儿子感冒,医院拒收,收了也无心为“狗崽子”诊治,后来莫名其妙病逝。黄翔不顾一切冲出监牢来到停尸间:“我揭开小小的棺盖,见他七孔流血地躺在木板上,眼睛流血!鼻孔流血!嘴巴流血!耳朵流血!嘴里还插着根管子,是抽肚子里的气的。我不忍看这种惨状,我哭了,嚎啕大哭了;然而我的哭也没有获得允许。”“我的孩子的死亡,是一个人的死亡,是成千上万血肉和精神的婴儿的死亡!它是我自传中永远不干涸的血滴” (黄翔1994:83页)。<br />  黄翔的自由意志始终顽强,仅管被送过精神病院,接受麻木神经的痴呆性“政治治疗”,其后又数次进出大狱,最终离开了中国当下在美国流浪。但黄翔自由了吗?黄翔的自由意识是生命意识的自然奔涌,在他的诗篇里有很清晰的线索:“自由从逃离它自身中重获自己。/梦境边缘的焦灼冲击中心/平静的一瞬恣肆/永恒”——这是具备高妙审美精神的自由理想境界。可是从黄翔93年之后在现实表现上咀咒一切、自大狂傲的偏激行为来衡量(《倾向》9期:208),“自由”显然在一个追索自由者身上成为悖论。要解释这个现象唯有从精神医学入手,或许时代的残酷压力已经在生命底层结构上造成了无法痊愈的裂缝,导致必需以攻击一切(哪怕是诗歌或者自由)来平衡内心缘自生命前期的抗暴骚动。这恍惚是时代沉重悲剧的正面像。</p><p>食指</p><p>  食指(本名郭路生),诞生于革命干部家庭,1948年11月12日他的母亲在行军路上分娩,母子被送到冀鲁豫军区的流动医院后才剪断脐带,故起名路生。食指的笔名取于1978年,有自讽意味。食指在文革后期(1972年)即从一个活泼积极的青年变得沉默寡言,73年被专家诊断为精神分裂症,90年起长住北京第三福利院〔精神医疗院〕(《食指卷》年表)。食指的家庭阶级成分和精神虚弱正好与黄翔成极端对比;98年6月〔诗探索金库〕首卷推出《食指卷》后据说大为轰动,接着8月食指又荣获“文友文学奖”。这与黄翔94年自付书号款与作家出版社(同一家出版社)正式签约出版第一部诗文集《狂饮不醉的兽形》,却在印刷前夕被勒令禁止出版书款没收(《倾向》6期:270),恰成有趣对照。这意味着什么呢?没错,食指被尊奉为“文革中新诗第一人”,因为他在历史时刻1968~1969广泛流传的几首名作:《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鱼儿三部曲》,因为诗歌内涵宝藏的诚恳温厚带给迷茫的人心仅有的慰藉。但食指的诗也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自我封闭。从1979年的《热爱生命》:“我下决心:用痛苦来做砝码,/我有信心:以人生作天秤,/我要称出一个人生命的价值,/要后代以我为榜样:热爱生命。”到1987年的《受伤的心灵》:“不得已,我敞开自己的心胸/让你们看看这受伤的心灵——/上面到处是磕开的酒瓶盖/和戳灭烟头时留下的疤痕”,差不多是在一种自我呓语状态下生命逐步萎缩的历程。他已无力面对这个世界,只有蹲踞在自己的沉默里,难道这才是一个强健的民族值得高举的诗人形象?看到食指在心灵拘囚与生活拘囚之外又被加挂了世俗眼光的第三重拘囚,我内心有着无以名状的悲伤。因为我尊敬他的诗,尤其是写于1974年的《疯狗》,它蕴藏了一整个时代的哀鸣:</p><p>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彷佛我成了一条疯狗,/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我还不是一条疯狗,/不必为饥寒去冒风险,/为此我希望成条疯狗,/更深刻地体验生存的艰难。//我还不如一条疯狗!/狗急它能跳出墙院,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就能挣脱这无形的锁链,/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 (《在黎明的铜镜中》32页)</p><p>&nbsp;&nbsp;&nbsp; 这是令人颤栗的诗篇。因为文革中生命普遍被摧残到绝境,人性毫无尊严可言,做人比做一条狗还更可怜。作者在悲恸之余宁可放弃做人的权利来寻求想象中的解脱,而且食指也确实办到了,因为食指在世俗意义上真正疯进了精神病院。这才是食指做为一代诗人在人性尊严的启示上无人可以取代的象征意义。荒唐的是这一首诗却在《食指卷》中被删除,在创作目录上年代移置为1978年,还莫名其妙加了一个副题“致奢谈人权的人们”。这就是所谓的历史?这首诗的语境不可能出现于1978年,食指的个性也不会去指责他人。1978年的人权?难倒是指涉西单民主墙,食指可真积极啊!谁的杰作?在唐晓渡编的《在黎明的铜镜中》和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94页都清楚标示1974年,而且没有副题。</p><p>周伦佑</p><p>  周伦佑是八十年代创刊的《非非诗刊》、《非非评论》主编。86年兴起的非非主义诗歌运动带有强烈的变构文化框架的企图,争取表达自由的意志强烈,《非非诗刊》和《非非评论》第一期以民间独立刊物的形式出版后旋即引起全国性的轰动效应,肯定与否定都极端强烈。87年6月非非主义被官方点名批判,并对周伦佑任职的西昌农专发出“离职审查”的指令。7月,《非非诗刊》、《非非评论》第二期照出不误,88年出版第三期、第四期。89年中国中国后,周伦佑被西昌公安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拘捕,并合“主编非法刊物”判三年劳教。91年10月出狱,92年10月主编出版《非非》复刊号,刊载无比精锐的诗作《刀锋20首》,和长篇诗论《红色写作》,明确提出“艺术所要实现的除了人的自由还有什么呢?”之论点。93年的《非非》六/七合卷的论文《拒绝的姿态》更大胆提出“拒绝他们的‘作家协会’、‘画家协会’、‘诗人协会’等等这些腐败艺术、压制创造的伪艺术衙门”之主张,展示令人敬服的诗人本色。然周伦佑随即再遭压制,94年为敦煌文艺出版社主编的“当代潮流:后现代主义经典丛书”第一辑(五种)出版后被禁止发行,第二辑(五种)被要求删改主编姓名后始获放行(周伦佑162~165)。非非主义的原初主旨既明确又单纯,早在84年周伦佑手创油印诗刊《狼们》(后未印行)时,即标举:“原始的,本能的,没有被驯化的生命意识的自由表达”(《诗探索》14辑:108)。这样的文学主张放置在任何的文化环境中都具有正面意义,它能拓展原始框架所缺乏的内涵与质地,从而壮大了文化实体。《非非》被压制显示出文化专制这只魔手才是停滞文化发展阻挠文明进程的祸首。《非非》能够屡扑不倒前后延荡九年(94年还出版了《打开肉体之门》/非非主义:从理论到作品),关键人物当推周伦佑。<br />  周伦佑写作年代甚早,在文革时期即完成三本手抄诗选,也曾在西昌一带下乡知青中传抄流行。由于时代环境之残酷,这些诗只能签署化名或假托为遗稿,避免成为极权暴力的受害者,至今尚未公开发表。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周伦佑写下了“我射出最后一支箭——/太阳一声惨叫,扭动着/慢慢跌下黑暗的深渊……”(《望日》)、“瓦缝里/漏下一点阳光/我赶紧用手捧起/怕它撒到地上”(《发现》),无不内蕴驱逐黑暗追索光明的真诚理想,《清泉》所提示的清醒与抱负更是那个时代绝无仅有的灵魂之光:</p><p>  一线清泉/注入浑浊的河/河水打一个漩/朝前流去/清泉被吞没了……/它同流合污了吗/不,它已用自己的纯洁/把浊流的浓度冲淡 <br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周伦佑《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140页)</p><p>三 自由:意志的试炼</p><p>  “中共于1977年8月第十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同年11月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发表,标志文艺界开始自我解冻,一年之后,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出现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被视为接踵而至的伤痕文学的发端。然而,这些都不过是官方政治框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波澜中的涟漪。与此同时,上层权力争斗引发了关于‘两个凡是’的讨论,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北京之春》、《探索》、《四五论坛》等一批政论性刊物应运而生。” ——这一段叙述引自徐晓的回顾文章“《今天》与我”。1978年底一个周末夜徐晓去看望赵一凡的路上,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看到几个正在摸黑张贴油印宣传品的青年:北岛、芒克、黄锐和陆焕星,他们张贴的是刚用手刻蜡版油印的第一期《今天》。徐晓经过介绍,很快便参与了《今天》的具体工作。徐晓后来成为被敬崇为《今天》老大哥的周郿英的夫人,周1994年病逝后徐晓依靠写作来连系记忆与亲情,加上徐晓本身也是文革的受害者进过冤狱,使徐晓的这篇回忆文章在众多的“今天旧话”中别具深刻的人性真实与历史意识:</p><p>  当年办《今天》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我们也还太单纯,为浩劫后的幸免于难而庆幸,对我们的奋斗和抗争充满了幻想。但是《今天》连同整个中国民主运动很快被封杀了,更没有料到,在《今天》创刊十年以后,中国发生了六‧四事件。震惊之余,不能不自问:我们还需为我们的幼稚和肤浅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毫无疑问,如果每个中国人不能像德国人记忆奥斯维辛的苦难和耻辱一样记忆文革和六‧四,我们的民族必将长久地在漫漫自由之路徘徊。我们的子孙会给我们以同情,但未必会为我们而骄傲。任何漠视灾难的成功,漠视牺牲的辉煌都没有意义,历史并不为颂歌留有过多的篇章。 (《今天》40期:25页)</p><p>  《今天》是大陆第一份影响深远的民间文学刊物,自1978年12月~1980年7月共出九期,9月12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知中止出版,12月末市公安局再次警告终止一切活动,《今天》结束它维系两年的现实生命。然“今天派”诗歌的历史任务却持续扩散,曾经在《今天》上刊登的诗作陆续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引起了注目;80年1月《文艺报》转载了公刘的文章:《新的课题——从几首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引起文艺界广泛注意,开启朦胧诗的争论。从朦胧诗的作品谈渐渐演变为有关文艺理论的争辩。1983年3月徐敬亚发表《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引起争论高峰,数以百计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抨击它,徐敬亚被扣上了“反传统”、“背离社会主义”等帽子。这样的批评和讨论持续到85年渐平息(庄柔玉12)。1990年,《今天》移师海外复刊于瑞典,《复刊词》与当年的发刊词《致读者》语境差异何在?反映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1996年12月,徐敬亚完成了一篇他对中国大陆非主流诗歌二十年来的惨痛回顾文章:《隐匿者之光》,对于长期以来的政治严峻、存活艰辛、文化阻塞提出了深刻的反省。1998年5月南京的先锋诗人小说家朱文发起一份针对大陆现存文学秩序及有关象征符号的问卷调查,提出十三个判明一代作家基本立场的问题,更尖锐地触及到大陆当代文化环境由于文化专制所引起的各种文化断裂、历史断裂、心灵断裂现象。下面我将选摘上述五个历史性档进行初步的文化与历史层面判读:</p><p>档一 《今天》发刊词        作者:北岛</p><p>  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10年之久的歌放出来,而不致再遭到雷霆的处罚。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br />  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br />  我们的今天,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 <br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今天》总1期‧1978年12月)</p><p>  这三段节录提出了四个命题,第一个是自觉地把握推动历史的契机,这一点《今天》毫无疑问地做到了超出当年几个地下文学青年所能想象的成绩。新文学的历史因为朦胧诗的出现而产生了变革,影响鼓舞了一代人的写作——“我们的激情自觉地跟随‘今天’的节奏突破了思想的制度化、类同化、典型化以及词语的条目化、贫血化、‘红旗’化”(柏桦语)。第二个命题是自我意识的抬头,这一点也成绩昭著,由自我意识苏醒而产生的审美意识更新,基本上冲决了前此时期单一模式下假大空的诗歌——“新诗,这个十年动乱中几乎被异化到娼妓的艺术生命”(徐敬亚语),使文学园地纳含了相对多元的色彩。第三个命题是信念,宣言中有一段“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这个命题正如本文第一部分转述芒克的谈话所显示,没有完成。《今天》被勒令停刊后,编辑部起草过一份呼吁书,请求文学前辈关注,一共发出了100多份,都是在文学界、思想界有名望、有影响的人。可惜在时代的严峻氛围下没有获得相关支持,只好中止争取“言论自由”、“艺术自由”的努力。“自由”在这场历史抉择中被迫转身。在后续的历史发展中,“今天派”诗人们逐个在官方刊物上发表,个别人物也加入了官方组织。在朦胧诗赢得全国性影响力的同时,另一个争取“精神自由”的原初命题却在自我意识局部伸张下模糊掉立场,导致意志自由无以贯彻。《今天》诞生的意义在于揭举先锋精神,《今天》的汩没也以先锋意义的取消为标志,尔后二十年大陆先锋诗歌价值混乱的历史即肇因于沦丧了先锋意义的中心指向:在中国语境里,意志自由的思考与批判。这一点影响非常深远。第四个命题是植根传统、对照世界,从而确立现代性的位置。宣言中有云:“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必将重新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不要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这个视野相当开阔,确有帮助于文化发展。不过朦胧诗所标志的现代意识遭遇到一个更根深蒂固的铁框架的制限,此即“传统意识”,后来朦胧诗的论争即导源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龃龉。</p><p>档二 《崛起的诗群》       作者:徐敬亚</p><p>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西方各国出现了一个普发性的艺术潮流。电影中的无情节;音乐中的无调音乐;戏剧中的荒诞手法;美术作品中的抽象。诗歌……在这个历程中出现了新的众多流派。这股潮流统称为“现代主义”艺术,广泛蔓延,一百多年来,仍绵绵不绝。<br />  这种以反古典艺术传统面目出现的新艺术,注重主观性、内向性,即注重表现人的自我心理意识,追求形式上的流动美和抽象美;他们反对传统概念中的理性与逻辑,主张艺术上的自由化想象,主张表现和挖掘艺术家的直觉和潜在意识。我认为,这是继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运动之后,在世界范围内文艺的一次重大变革,是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到一个特定阶段的产物。……<br />  人类的艺术,要不要千秋万代地囿限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中?要不要,或者可不可能,逐步地脱离“具象艺术”走向“抽象艺术”?再退一步说,允不允许出现一点“抽象艺术” ——这不仅是对世界艺术的估价问题,也关系到我国文艺发展道路,关系到认识当前作品中已经出现的现象。 (《磁场与魔方》103页)</p><p>  徐敬亚的长论有个副题:“——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全文刊载《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1月),它的内涵强调诗的个性自我,注重想象力和心灵直觉、鼓励多元流派发展,并指出了以现实主义作为单一原则的僵化弊端,强力揭举诗歌现代化的主张。全文刊出后遭到篇章数以百计,文字数以百万计的全国性反驳、围剿。这些疑似有计划的反对论述典型包括:“学外国的‘沉渣’而数典忘祖,败人胃口”(臧克家);“我还是坚持着:首先得让人能看懂”(艾青);“不能向资产阶级那些市侩低级的作品看齐,引进腐朽落后的个人主义。”(闻山);“诗应是民族的,愈是民族的则愈是世界的。用‘现代主义’代替一切是行不通的”(贾漫)。这些论述观点有一个共同的框架:传统。下涉文化传统(民族文化/西方文化)、道德传统(人民大我/个人小我)、政治传统(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三个方向的争执。徐敬亚在提到中国新诗的未来倾向时强调:“五四新诗的传统(主要指40年代以前)加现代表现手法,并注重与外国现代诗歌的交流,顺这个基础上建立多元化的新诗总体结构”,他的意思不外乎以西方文明作参照带动传统文化向现代更新。这个观点和《今天》发刊词相互呼应,但整体思考更周全。徐文论点会被强力驳斥,根本原因是中国文化范型是一种文统、道统、政统相互紧密联结的超稳定结构,其中政治传统主宰一切。向文化传统要求更新无法避免地会触动体制和权力关系;反过来说体制结构不变,精神文明的现代化终究会持续延滞,并带来更多的痛苦和梦魇。<br />  徐敬亚的文论从今天的眼光审视,焕发一种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气慨,尤其他对前期诗歌教条主义的批判,并从新诗多元发展的角度强调个人独到观察、感受和审美表现的必要性,提倡艺术应有“独特的社会观点,甚至是与统一的社会主调不谐和的观点”之主张,实已触及心灵自由与表达自由的命题,为时代张开一扇足以瞭望意志自由远景的窗户。惜乎时代的黯昧依旧畏惧光明,急躁地关上了小窗。</p><p>档三 《今天》复刊词        作者:北岛</p><p>  从停刊到复刊,十年过去了。过去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因此,作为过去的一切的必要的延续,复刊的《今天》将不改初衷:反对文化专制,提倡文艺创作自由,主张中国文学的多元发展。我们不可能回避社会和政治现实的河流,但我们确认文学是另一条河流,以至个人可以因此被流放到现实以外。<br />  当然,《今天》不仅是过去的延续,它又是新的开始。十年前,《今天》面对的是一条广阔的地平线,而如今,它面对的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今天的文学不仅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而且自身面临深刻的危机:一直被用以证明人类存在的语言文字已堕入迷途,语言的颠覆者早已尝到了流夭的滋味。(《今天》总10期.1990年6月)</p><p>  历经六.四剧变之后,《今天》在海外复刊,起初大16开本108页,后改为25开本,维持在200页~300页之间。除90年出2期、91年3期之外,92年起以季刊形式正常出版。《复刊词》提出两个命题:反对文化专制、寻找语言的真实。两者在90年5月于挪威和瑞典两地召开的“海外中国作家讨论会”上有些线索可寻。《讨论会纪要》一文(《今天》11期)记录了当年的讲题和决定——第一部分是批评家兼小说家李陀的专题发言,他的发言总结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现代汉语的发展。一个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和破坏,也可称为对“毛文体”统治的破坏。第二部分讨论中国作家与海外新的社会及文化环境,许多作家的作品不可能回大陆发表,使他们面临新的读者之问题。大家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同时自由又使人空虚,找不到创作的立足点。第三部分讨论复刊后的《今天》不仅为海外的中国作家们提供发表作品空间,同时也是大家在海外求生存的手段。并确认《今天》将以纯文学刊物的面目出现,不刊载任何专以政治为内容的作品,并为广义的汉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成大气候作出努力。从以上的原文摘引并合《复刊词》做对照,发现某种不协调之处。李陀的思考是针对八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现状之分析与回顾,虽然分析取样的重点在小说,不过论述扎实。但接着海外作家与《今天》复刊的讨论却停留在一种自囿的生存环境中思考,没有试图切返与中国大陆当下文化处境如何呼应连系这个关键命题思维。是否寻找语言的真实只局限于海外作家的自我救赎?而反对文化专制只是保持汉语魅力的重要标志?这只是一个疑点,可以进行检证。总17期由万之写的编后语上说出一种困境:“一个无法自慰的事实是,《今天》的读者始终不很多,它的作者群也很有限。这一直给杂志的存在价值和发展条件蒙上不安的阴影,使一个编辑对自己的工作意义产生疑虑。”(《今天》17期:225)。拓展读者群的命题到1998年底仍无进展(36期起转台湾印行,有数据评估),或许为了吸引读者,总43期出现了“金庸作品讨论专辑”,这使《今天》作为先锋文学的面目变得可疑。作者群不多也是一个致命点,以97、98两年八期作统计,诗歌作者有七成是老面孔。《今天》虽然标榜纯文学杂志,不幸它在大陆官方眼中仍属严禁流通之列,这也是读者作者难以扩增的重要因素,它终究变成一份海外刊物,和本土语境脱节。“其生存的意义已经是另一回事了”(芒克语)。而大陆各地的先锋诗群却仍在地层下流窜,随时遭到查禁,几近失语……。</p><p>档四 《隐匿者之光》       作者:徐敬亚</p><p>  1-3〔半世纪以来,中国官方诗歌的道路〕<br />  在1976年~1996年的二十年当中,在这个国家获取商业流通证明的全部印刷制品和全部声像制品中,诗,在大多数时间里,一直严格地遵守了官方规划的意识形态界限。它一年年为国家花费着固定的活动经费。每年都按时书写着自己的年鉴,敷衍地评选出各种不同的诗歌奖项,召开若干次关于诗的专门研究会议。……这一诗歌体系,一直坚持了为国家、为政党服务的价值准则。<br />  1-5〔对峙时代的开始〕<br />  躁动无序时代的诗,从此开始了一种长期的分裂与对峙。一方,被土地托举着,在碧空如茵的原野上春绿秋黄:另一方,被埋在地层之下,额头迎着砂子与石头的磨擦,苦苦行走。二十年来,二者一直在地平线的上下两侧互望、厮杀、并存。它们之间格格不入的色彩,代表了这个国家中两种不同人群对自身及全部历史截然不同的体味。<br />  5-6〔我的两点提醒〕<br />  一,我有必要提醒世人:当代中国对于艺术,包括对于诗歌的表面无视,丝毫也不表明它已经变得文雅或宽容。整整二十年,中国现代诗生生不灭,至今似忽已流落于自由、无羁的街头。然而它曾冲击过的那一架沉重的文化机器,仍固若金汤。它,只是偷偷沉默着。它,只要灌注燃油,即会突然发动——整体的、固有的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对现代诗冷眼旁观,阴森地保留着长久不散的批判特权。<br />  二、站在另一个角度,我要感谢我光怪陆离的大陆。在当今软绵绵的时代,它依然为我珍奇地保留着政治的严峻、存活的艰辛、文化的阻塞!它以古典与现代的双重压力,日日纠正我的言行。它使我痛苦,它使我获得了远离人群的高远冲动,这冲动,已经成为东方和西方几乎消失了的奢侈。难道,这不正是诗幸运的受虐之地吗? (《一行》22.23期:244页)</p><p>  徐敬亚的《隐匿者之光》写于1996年12月的深圳,距离他被称为大陆现代主义宣言的《崛起的诗群》一文(初稿写于1981年1月吉林大学),时距16年。这两篇将近两万言的重要文件有几个异同点,首先它们都怀抱强烈的使命感:“文学的前进是波浪的涌进。即使有的波浪消失了,它的余波也会无形、无限地伸展。一种文学现象既已出现,它就一定在影响全局,在启发下一个时期的文化新人的艺术感觉……”“走下去!前面什么也没有,甚至没有脚印,没有道路。追求早已注定,开端已经降临。走,彷佛带着使命。每一枝笔和每一个夜晚,都不会是徒劳无益的,大地将默默地收下他们的果实,并记住那响亮、上升般的名字——崛起的一代!” ——这段节录是全论结语部分,它的语调是高亢的、充满希望自信,以惊叹号收束。而文件四的摘录〔我的两点提醒〕也是该文结论,语调沮丧而沉重,以疑问号把“受虐之地”带向漫漫长夜。两篇的行文风格也完全迥异,前文是理性的观念论述,而后文则是隐喻性的感觉抒写——“第三世界中一个热闹非凡的农贸自由市场,只剩下一排排光秃秃的摊位。那些坐立不安的热情的臀部,已扭动在可以兑换美元的一切人群与方式之中。甚至,它的对手也摇摇晃晃似有似无。一切,影影绰绰。”。真是诗意非凡!它喻指的事实和吴明在《后极权主义语境中的写作》一文所披露的一致:</p><p>  正统极权主义本质上是无所顾忌的“全面专政”,“后极权主义”是强权和商业主义混合不分的“联合专政”;在前者那里作为经常手段的,在后者那里则被保留为最后手段。从与日常写作有关的角度看,“后极权主义”沿袭了正统极权主义的全部结构性制度,例如出版垄断、报刊检查等等,以表明它仍然拥有执法般的强力裁决权;然而,在对强力功能的运用上,却很少像后者那样,倚恃权力和意识形态本身的重量,以垂直支配的方式如入无人之境,而是表现出了更多的策略上的考虑,尽可能地利用中间环节从而使之具有尽可能大的弹性。(《今天》36期:181页)</p><p>  吴明和徐敬亚以不同的书写策略共同指出了九十年代中国文化语境价值混淆意义模糊的关键因素。从徐敬亚的观点看,表面上民间和官方的界线消失,公开发表越趋容易,而事实上被允许登场的不外乎:“某些中性的诗歌,成为点缀版面的现代装饰。幸福的笔会在游山击水,紧密的团伙化为震后的瓦砾。荣誉性的诗集,正在设计封面,而在越洋的航线上,现代诗人正奔赴各种国际的诗歌节日。声嘶力竭奋斗的青年,似乎已进入了血糖丰盛、脂肪积累的中老年。”(徐敬亚)。一个更无形的文化专制导演仍在背后操控一切,因而迫使诗歌写作更趋散漫与虚无。在正视生存性的难度与诗的难度双重考虑之后,徐敬亚提出了他的呼吁:“诗人要学会隐姓埋名式的生活”“有谁能像宗教一样保持着自身的洁净与修炼?”。<br />  “个人写作”的口号在九十年代出现频密,它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但在中国语境里它特指从意识形态网络撤退以维持写作纯粹性的意涵。“远离人群”更与写作本质无涉,不同的写作性格自然会选择环境与个人间不同的张力型态。但徐敬亚的失落感可以理解,他最终的期盼是写作者的诚实,以抵抗意义与价值持续阙失的虚无化危机。徐敬亚的文章中一个比较值得商榷的命题出现在第四部分:</p><p>  对于一个落后的国度,对于一个存有诸多缺陷的体制,并不是每一个艺术智者都心怀推翻它的狂想。他,只是心存种种彩色幻想的人。彩色幻想与不同的政见,都将敌对者指向现实,但它们的区别,犹如一堆积木与一只手枪。他,只是一伙自由的思想者,只是一伙无时不感到现状与智慧、丑恶与文明不吻合之处的家伙。他们潜入的地层,只是他们那藐视尘世的内心。政治,是一个相当不干净的概念。任何一类政治的任何一种不洁手段,都可能与诗人的内心发生剧烈的冲突。如果说“持不同政见”,那么,诗人对持不同政见者,也同样地持着不同的政见。<br />  诗人与政治的冲突,只能刺激诗人内心中最基本的良知,不可能触动他的全部艺术。诗人,怎么可能轻率地将自己全部的兴奋之手,移到一只肮脏的脸盆上空? (《一行》22.23期:256页)</p><p>  对政治的反拨,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无所不在的侵扰占领,抵抗从童年起无形的长期灌输所造成的“意识同构”的深度伤害——这种伤害经常出现在反极权政治者本身的独裁性格上;也出现在反对极权主义强调写作自由者的写作风格上,以致于文本呈现出泛政治形态的主题类同化与意指僵硬化。从上述的理解我同意徐敬亚对政治的观点。我有疑惑的是“自由的思想者”和“他们那藐视尘世的内心”这两句。我要反诘:“何谓尘世?”,引用徐敬亚自己的说辞——一些冲过了界线的语言与身体已经被迫噤声——这是尘世之果。或如徐文对八十年代初时代氛围的陈述——一个僵硬的、严密无隙的文化系统对人类精神的压抑,在禁锢的意义上,比一个非洲的军人政权更令人窒息——这是尘世之因。徐敬亚提出一堆积木与一只手枪的区别主要是针对89年之前先锋诗歌运动的现象观察——诗人们并没有颠覆体制的企图,他们有别于反对专制追求民主的人士。从严格的“自由意识”的自觉上来看待这个说法有局部的正确性,可是它仍然低贬了写作的意义——文学只是对审美价值的追索吗?当写作导引人从意识框架出离,在心灵重整中追求审美意义的创新,它本身就是意志自由的伸张,它本身就是对自由场域的期待。意识形态框架、文化专制现实、极权主义政治是同型同构的组织,如何能在主观的幻想中抖落?当写作被局限在想象自由而意志自由残缺囿限的状态下,审美精神的终极意义是否会落空?积木只能堆成限定意义中的城堡而永远不能堆成“非城堡”,“自由的思想者”恐怕只是“自由幻想”的挪用而已。</p><p>文件五 《断裂:一份问卷》     拟定者:朱文</p><p>一、你认为中国当代作家中有谁对你产生过或者正在产生着不可忽略的影响?那&nbsp; 些活跃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文坛的作家中,是否有谁给予你的写作以一种根本的指引?<br />二、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你的写作有无重大意义?当代文学评论家是否有权利或足够的才智对你的写作进行指导?<br />三、大专院校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你产生任何影响吗?你认为相对于真正的写作现状,这样的研究是否成立?<br />四、你是否重视汉学家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他们的观点重要吗?<br />五、你觉得陈寅恪、顾准、海子、王小波等人是我们应该崇拜的新偶像吗?他们的书对你的写作有无影响?<br />六、你读过海德格尔、罗兰‧巴特、福科、法兰克福学派……的书吗?你认为这些思想权威或理论权威对你的写作有无影响?它们对进行中的中国文学是必要的吗?<br />七、你是否以鲁迅作为自己写作的楷模?你认为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无指导意义?<br />八、你是否把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教义作为最高原则对你的写作进行规范?<br />九、你认为中国作家协会这样的组织和机构对你的写作有切实的帮助吗?你对它作何评价?<br />十、你对《读书》和《收获》杂志所代表的趣味和标榜的立场如何评价?<br />十一、对于《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文学选刊,你认为它们能够真实地体现中国目前文学的状况和进程吗?<br />十二、对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你是否承认它们的权威性?<br />十三、你是否认为穿一身绿衣服的人就像一只青菜虫子? (《今天》43期:251页)&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p><p>  在面对本档之前再回到档四和档二,解读一下为什么徐敬亚两篇文章语调差距那么大?心境变化不提,书写策略改变和档二曾遭受过数以百计的文章围剿应该有潜在关联。文件四的隐喻形态书写基本上是半封闭性的,只针对某种心灵深度发言。档五朱文发起的问卷它的倾向也有特殊的针对,并不祈求一个普泛性的统计。所以问卷的提问比回答更能彰显调查行为的意义所在。问卷在1998年5月12日寄出,累计发出73份,到7月13日止回收55份。问卷调查对象以北京、上海、南京的年轻作家居多。根据答卷数据统计,除了第一题与第十题持六成左右的否定,第四题八成否定,其余十题的否定性回答高达九成以上。这当然显示出断裂的事实,也呼应了档四徐敬亚提出的“两种不同人群对自身及全部历史截然不同的体味”之观点。根据朱文的问卷说明与工作手记综合析论,朱文的调查行为有三个重点值得讨论。第一个是环境因素:这一代作家的形象被误解乃至故意歪曲而使文学形象虚假化。于是朱文明列了那些操纵文学秩序的力量进行反诘——主流作家、评论家、学院派、汉学家、知识界新偶像、西方文化思潮、中国文艺界权威、宗教思想、官方文艺机构、权威杂志文刊、权威文学奖。似乎漏列了最庞大的一群?喔,不!朱文很巧妙地开了一个玩笑:青菜虫子。隐喻的力量或者说诗的力量从这里显示出它的在场证明,隐喻书写的功能和形成因素与文件四相通——语言在框架边缘被迫变形,并因此使框架现形。应该打印几则有趣的回答——朱朱:令我轻松的时刻到了,你似乎是在抽着大麻问我。张旻: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不喜欢穿一身绿衣服的人面色发绿的样子。郜元宝:这种人,是残忍和卑怯的完美统一。和平年代的猛士啊,哪有青菜虫子那么可爱。<br />  第二个值得讨论的重点是:朱文运用问卷调查澄清了在同一时空下确实有不同的写作存在,而这些写作者敢于否定现存文学秩序的正当性。在这里,朱文成功地使用了与公民投票有类似作用的问卷进行民意检证,而使断裂真相的说明更具说服力,它不但比朱文的个人直觉和徐敬亚的惨痛反省更具说服力;而且56人的边缘说辞与主流说辞,两种话语的有效性一致。因为它的立场、形象清晰,必要时也应该(我猜想)敢于接受更进一步的检测、比较、辩论。而主流话语敢吗?如果不敢,仍旧进行非理性的压制,那就正好显示文学秩序主导者的残忍和卑怯。<br />  第三个重点是心理因素:调查行为的动机——是为了明确某种分野,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在同一时空下有不同的写作。这样的区分首先是源于一种自我需要——这是朱文自己的说辞。朱文说:“我希望自己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想到了就去做。文学作为一个腐朽的名词如果让你感到厌烦,你不妨让它有时成为一个动词。”朱文的不寻常之处在于他以对自己诚实做为基点,推及应当对文化与社会诚实,并敢于或有智慧地选择一种实践方式联结心理与行为间的差距,坚定地守执住写作之根,完成精神统合。——我认为这就是意志自由的真正义涵:在心灵感知上做价值选择,同时以意志能力贯彻实践,中间没有妥协犹豫。以朱文的话来说:“自断退路坚持不断革命和创新”。<br />  朱文的“自断退路”不禁令人回想芒克当年所说的“决不和官方合作”。将近二十年飘逝,朱文会落得像1980年的芒克一样孤立无援吗?——“朋友们都见不到了,只有老鄂每天下班来看我,用剩余的钱尽量维持我的生活。那情景真够凄凉……”(芒克语)。我不知道,我无法回答。</p><p>四 从鲁迅到朱文</p><p>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br />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br />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br />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个个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br />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br />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br />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鲁迅《野草》题辞节选)</p><p>  本篇是鲁迅(1881~1936)散文诗集《野草》书前题辞,写于1927年4月26日的广州。鲁迅写作《题辞》的心情在作者《怎么写》一文里有所描绘:“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彷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题辞写作的时代背景正值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镇压广州的学生运动,4月15日鲁迅为营救被捕的进步学生,参加中山大学系主任会议,争议无效,乃于4月29日提出辞职〔鲁迅当时出任该校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野草》鲁迅年表)。鲁迅在题辞中流露的孤零悲哀与时代的广漠黑暗有显著关联。鲁迅说——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鲁迅抱持悲悯的胸怀说道:“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鲁迅以斯辞为自己深埋的渴盼作证。渴盼什么?“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按照文本的语境判读,题辞有两个重大义涵:一个是将《野草》献给那些在广州“四.一五”镇压中死难的爱国学生,那些既遭践踏又遭删刈的野草;一个是深信地层下的火苗终有一天会爆发,改变朽腐的地貌。题辞虽然以隐喻形态书写,在1931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第七版时仍被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抽去(《野草》题辞注)。更大的悲哀则是,将近一甲子的变迁,正当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宣布解除戒严,鲁迅的作品全集终于可以正式编辑出版之时(风云时代出版公司的鲁迅作品全集1989年10月初版),大陆地区又发生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六.四事件,令人难以释怀的残酷的历史循环。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时代,结局依旧是血腥黑暗。<br />  我从鲁迅作品中得到两种认识:鲁迅的全部作品显示他是一个精神高度统合的“人”,一个心理与行为、意识与身体融合相符的人,意志自由贯彻他的一生。也因此,鲁迅才能从个人对生命的诚实坦扩于对社会病征、时代灾难沉痛的悲悯与昂然批判。这种品行对长期处于封建体制压迫下的民族并非寻常。中国人隐伏的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民族疾病,很难痊愈;因为在中国的教育理念中(不管是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缺乏“意志自由”的命题,固定的价值规范的箩筐独占绝对性的区位,生命能自由活动的价值选择空间非常窄小。在这样的教育传统之下,人如何能够培养自觉选择价值的能力从而建立个人精神体?中国文明能够延续的最大力量是人际网络紧密,党性派性全球超强,实则多数人的个体精神都极端脆弱,此即时代悲剧反复发生的温床。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鲁迅作为一个意志自由人格独立的个人其孤独可想而知。<br />  何其有幸,鲁迅题辞中焕发的精神质地,在七十年后找到相应的写作者——朱文,诚实的心灵使朱文诗篇绽放生命的芬芳。朱文坚执语词与心灵之间素面相见的本质关系,还原诗歌素朴的容颜;而悲悯的胸怀则使心灵之诗向无涯的天地漫衍:</p><p>  我们知道自己的罪过,在黑暗中行走不为月光所能照亮。我们都感觉到上帝的仁慈的界线,他怜悯不幸的人。所以你在黑暗中出现了,东张西望,却没有永久地留在路上。但出了门你就在黑暗中。<br />  谁也不能说服你,除了你还不懂事的孩子。你要把你的小天使拉扯成人,让他读书,再和他商量这件已经过去的荒唐的事情。黑暗在你夜深的双眼里,我试着说更低的声音,出了门你就在黑暗中。<br />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朱文《他们不得不从河堤上走回去》114页)</p><p>文字在诉说着自己的意志,使诗歌散发出信仰般的力量。在这首《出了门你就在黑暗中》朱文将时代描叙为一圃黑色的棉花地,人彷佛走在乌云的故乡里。“田埂,已经在棉花的海洋中漂走,你只能走在一个正在慢慢消失的方向上。出了门你就在黑暗中。” ——朱文依靠的九十年代比诸鲁迅身处的二十年代,在心灵感觉上似乎令人更加没有归宿感,悲哀更加迟缓,黑暗更加硕大。<br />  朱文与鲁迅曾经有过一次简短的对谈,此即朱文问卷的第七题:你是否以鲁迅作为自己写作的楷模?你认为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无指导意义?在这一题词里“思想权威”特指被执政者以政治手段扭曲为“时代舵手”“青年导师”的鲁迅。这一题的回答从统计数据上看:(1)98.2%作家不以鲁迅为自己的写作楷模;(2)91%作家认为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无指导意义。但从实际回答内容来品味,接近半数的人肯定鲁迅的人格与作品;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也是:鲁迅的形象确实被政治歪曲了。——共产党扭曲他、国民党压制他、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他,鲁迅的伟大是毫无疑义的,谁能坚毅如此?朱文的回答富有诗义,他说:让鲁迅到一边歇一歇吧。这个答案的阐释空间很宽阔。从朱文的提问倾向分析,朱文有意凸显“楷模”“权威”“指导”等压迫性词语,藉集体反拨表达人为规范对文学与写作的蔽障,同时隐涉了一种新的价值标准:一种疏离于主流思潮伪价值体系操作之外,自觉的个人价值判断。我只能猜测,或者我期望,诗人小说家鲁迅与诗人小说家朱文在“意志自由”的命题上达成了隐秘性的联结,从而再度开启了意志自由之路。一条时隐时现、富含历史脉动与文化义涵的隐密小径,它能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语境中被拓宽成一条纳含存有之光与人性价值的大道吗?谁来为民前锋?</p><p>  意志自由:当意志自由在生命中成为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人”的有限的精神体在自然生物本能与人文集体制约之间寻索,观照“个人存有的绝对位置”与“价值伦理基地”的同时,也意识到自由意志的有限性。从意志自由的场域运用自由意志型塑生命对存在的体验与实践,则意志自由意谓着——对自我与世界充满了创造性的意图并承担其责任。</p><p>参考书目</p><p>◎杨健1993‧《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山东:朝华出版社。<br />◎《倾向》文学人文杂志‧美国:倾向杂志社。<br />◎《磁场与魔方》吴思敬选编1993‧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br />◎《在黎明的铜镜中》唐晓渡选编1993‧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br />◎黄翔1994‧《狂饮不醉的兽形》‧复印稿。<br />◎《食指卷》林莽、刘福春选编1998‧北京:作家出版社。<br />◎周伦佑1999‧《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台北:唐山出版社。<br />◎《今天》文学杂志‧美国:今天杂志社。<br />◎庄柔玉1993‧《中国当代朦胧诗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br />◎《一行》22,23合期1997‧美国:一行社。<br />◎鲁迅1927‧《野草》‧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89年版。<br />◎朱文1999‧《他们不得不从河堤上走回去》‧台北:唐山出版社。<br />◎《诗探索》辑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p>&nbsp;<br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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