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馆—《伯格曼论柏格曼》之『野草莓』

野草莓

伯格曼|韩良忆译

在如今还保存下来的当时照片中，我们四人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彼此文雅地微笑著。我们那时正专注编写一本书，书名叫《伯格曼论柏格曼》（Bergman on Bergmann）。全书的构想是要由三名学有专精的年轻记者，来问我有关我的电影的问题。那是一九六八年的事，我刚刚拍完《羞耻》（The Shame）。
    我今天翻阅这本书时，发现它扭曲了真相。这是一项谬误吗？诚然。这几位年轻的发问者怀抱著唯一真实的信念，他们也知道我已遭到年轻一辈的新美学论者所轻视、低贬与嘲弄。尽管如此，我也绝不能怪这几位记者不客气或不专心。我在和他们交谈时，并没发觉他们正谨慎小心地重新塑造一只恐龙怪物，而我还客气地帮了他们的忙。我在书中看起来不太坦诚，防卫心理太重，而且相当害怕。连只有些微挑衅意味的问题，我都以讨好的态度回答。似乎我正痛苦地想要籍回答问题来博取同情，我正恳求谅解，而谅解却是不可能的。
    三位记者中的一位史提格·毕约克曼（stig bjorkman）却是例外。由於他是位很有才华、事业刚刚起步的电影导演，我们凭籍各自的专业背景，能够谈得比较具体。这本书中精采的部分，也得归功於毕约克曼，书中选印的丰富、美妙电影剧照，由他负责选辑。
    我并不怪这些对谈夥伴心中早有定见，我怀抱著幼稚的虚荣心和兴奋的心情，热切期盼和他们碰面。我幻想会在书页中尽情展现自我，经由我一生的成绩换取应得的光荣。我发现他们的目的和我相当不同时，已经太迟了。於是我变得矫揉做作，而且诚如我前面所说，我既害怕又担心。
    在一九六八年的《羞耻》後，经过很多年，我又拍了很多部电影，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决定从影坛退休。那时，我才能以整体性眼光来审视自己已完成的作品，也越来越感到，自己开始能欣然谈论往事。肯聆听我说话的人，是真的有兴趣，而不是出於礼貌，或是想接近我，因为我已退休，保证是无害的人了。
    我和我的朋友拉斯·帕格斯特洛姆不时谈到要写一本新的《柏格曼论柏格曼》，这一本会比较诚实，也比较客观。柏格斯特洛姆发问，我来答，这是这本书在形式上唯一与以前那本类似的地方。我们不断相互打气，突然之间，我们发觉，我们已开始著手进行了。
    我所未曾预料到的是，回顾以往有时会成为一件很有杀伤力又残酷血腥的事。杀伤内与残酷血腥给人暴力的印象，但却最足以形容这真是件很有杀伤力又残酷血腥的事情。
    基於某些我过去未曾思索过的理由，我一直避免重看我自己的旧作。每回我必须重看，或被某种好奇心驱使而重看旧作时，不论看的是哪部电影，毫无例外地总会觉得很不舒服，老是得拚命上洗手间，觉得焦虑、想哭、愤怒、恐耀、不开心、怀旧、感伤等等。由於这种无以名状的内心骚动，我当然会避看我的电影。对於我的电影，我往往朝好的方面去想，即使那些拍得很差的片子也一样。我会想，我尽过力，而在拍摄状态中的电影也的确很有意思。现在如果仔细回想，仍可感觉当时那种拍片的乐趣。於是我在记忆中穿梭，在那些昏暗不明的电影场景道路上，流速徘徊了好一阵子。
    如今有必要来重看这些电影，我想，呃，「现在」时光已隔了好久，「现在」我可以应付这种情绪上的挑战了。我可以立刻挑拣出我的部分作品，让帕格斯特洛姆自己去看。毕竟，他是位影评人，能吃苦耐劳，又不至於顽固。
    在一年之间看四十年来的创作，出乎意料地令人难耐，有时甚至不堪忍受。经过顽强且残忍的自省，我发觉这些电影泰半孕育自我的灵魂、心灵、脑海、神经和生殖器。一种无名的欲望促使这些电影产生，或可称之为因匠之喜悦」的另一种欲望，则使这些电影公诸於世。
    如今我必须追溯它们的根源，因而必须唤起我灵魂中那些模糊不清的X光。籍著参考笔记、Xi作纪录、恢复的记忆、日记，特别是我这七十岁老头敏感、锐利的宏观视野，以及对痛苦又半受压迫的经验的客观认知，这项探究根源的过程，会变得比较可信。
    我要回到我的电影，涵泳其间，这真是件要命的事。
     
    《野草莓》（Wild Strawberries）是个绝佳的例子。从《野草莓》出发，我可以明白显示我现有经验的诡诈程度。拉斯·柏格斯特洛姆和我有一天下午，在费罗岛我私人的电影院里看这部片子。拷贝很棒，男主角维克多·修期卓姆（Victor Sjostrom）的脸、眼睛、嘴、覆盖著稀少发丝的脆弱颈项，还有他迟疑的声音，在在令我深深感动。震撼力真是大呵！次日我们讨论这部电影，一谈好几个小时。我谈到修斯卓姆，谈到我们所遭遇的困难与逆境，但也谈到我们契合及胜利的时刻。
    有件事和这项探索的过程有关，那就是《野草勤剧本的工作纪录已经不见了。（我从不保存任何东西，那是我一项迷信。有些人会保存东西，我可不。）
    当我们最後终於开始阅读这些谈话录音的文字誊本时，才发现我所说的东西，和这部电影的根源毫不相干。我设法追忆工作过程，它却完全从记忆中蒸发了。我只隐隐约约记得，我是在卡洛琳医院（the Karolinska Hospital）写的剧本，当时我正住院疗养并作健康检查。吾友史都·海兰德（Sture Helander）是主治医生，我因而有机会旁听他讲课，传授一些新鲜且不寻常的知识，诸如心身症（psychosomatic）等。我的病房很小，好不容易才把书桌塞进去。窗口朝北，视野一望无际。
    那年我的工作很忙。一九五六年夏天俄们拍完《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然後我在马莫（Maimo）市立剧院执导三出戏，分别是《朱门巧妇》（Cat on a Hot Tin Roof）、《艾力克十四世》（Erik XIV）和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首演的《皮尔金榭（Peer Gynt）。
    因此，我在医院待了近两个月後，七月上旬开拍《野草莓》，八月二十七日杀青。我立刻回马莫市，开始排《厌世者》（The Misanthrope）o
    对於一九五六年冬季，我只有模糊的记忆。每当我试图更深入探索这模糊的状态，就觉得痛苦。在成堆的信箴中，突然冒出来几页信纸，或一封信的残页片段。我在元旦左右写的这些信，显然是写给吾友海兰德……
    我们在元月六日开始排《皮尔金特》，要不是我的感觉糟透了，一切应该会很有趣。全剧团全都在等候，麦斯（Max Von Sydow）表现会很出色，我已经看出来了。早上最糟了，我总是四点半不到就醒来，然後觉得整副内脏在翻搅。我那陈年的焦虑不住作怪，不知这是哪种焦虑，无以形容之。或许我只是害怕自己不够好。到了周日和周二（这两天我们不用排戏），我就觉得好过些……
    诸如此类。这些信始终未投邮，我猜我当时觉得自己牢骚满腹，而这些牢骚又毫无意义，我对自己或别人的牢骚都没多大耐心。身为导演最大的好处与坏处是，事实上你从来就怪不了别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些事物或人可以怪，导演却是例外。他们拥有一种不可测度的可能性，可以创造他们自己的现实、命运、生活或随便什麽。我常从这个想法中得到安慰，一种痛楚的安慰和一点点的苦恼。
    让我更进一步思索并进入《野草莓》这昏暗不明的房间。虽然工作夥伴团结一致，一同努力，我发觉我的人际关系一片混乱。我已和第三任妻子分手，仍觉得推心痛苦。去爱一个绝对无法与之相处的人，真是奇异的经验。我和碧比·安德森（Bibi Andersson）热情又有创造力的沟通开始瓦解，我已记不得原因河在。我和双亲痛苦争执，我既不愿意也无法和父亲交谈，母亲和我多次设法暂时修好，但是宿怨已久，误会已深；我们一直在努力，因为我们希望和平共处，但结果却不断失败。
    我想可以在这个情境中，找到《野草莓》幕後最强大的动力之一。我试著设身处地站在父亲的立场，对他和母亲之间痛苦的争执寻求解释。我很确定他们当初并不想生我，我从冷冰冰的子宫中诞生，我的出生导致生理与心理的危机。母亲的日记後来证实我的想法，她对於这奄奄一息的可怜儿子，一直有著强烈的爱憎交织情结。
    在若干大骂媒体上，我曾解释说，我後来才发现片中主人翁伊沙克-伯格（ISak Borg）的名字代表什麽意义。在我对媒体所作的大多数声明中，这种「谎言」符合我在接受访问时所作的一连串多少算是小聪明的遁辞。伊沙克-伯格等同於IB，等同於冰（Ice）和Borg（在瑞典文里，这个字意指堡垒），很简单也很廉价。我创造的这个角色，外观上像我父亲，但其实彻彻底底是我。我在三十七岁时，断绝人际关系，阻隔於人际关系之外，自以为是，自我封闭，彻底的失败；虽然我在社会上成功了，人聪明，井然有序，又有纪律。
    我在寻找我的父母，却找不到他们。因此在《野草莓》的最後一幕，充斥著强烈的渴求与希望：莎拉（Sara）挽起伊沙克的手，领他走向林间一处阳光灿烂的空地。在另一侧，他见到他的父母，他们正向他招手。
    整个故事中有一条线出现多重形式：缺陷、贫乏、空虚和不获宽恕。不论当时或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在整部《野草莓》中，一直在向双亲哀求：看看我，了解我，可能的话，原谅我吧！
    在《柏格曼论柏格曼》中，我对某次清晨搭车至乌帕沙拉（Uppsala）之旅有过详细描绘，叙述我如何心血来潮到特拉嘉德加丹（Tradgaardsgatam）的外婆家，站在厨房门外，在那神奇的一刻，觉得自己可以走进我的童年。那是一个不太严重的谎言。实情是，我一直留驻在童年；在逐渐暗淡的房子内流连；在乌帕沙拉寂静的街上漫步；站在夏日小屋前，倾听风吹拂大桦树枝极的婆娑声。我在零散的时光中漫游，事实上我一直住在梦里，偶而采访现实世界。
    在《野草莓》中，我同时在不同的时间、房间、梦境、现实之间毫不费力地游走著。我不记得这游走的过程给过我任何技术性困难，後来到了《面面相覷》（Face to Face），我在从事同样的游走时，却遭遇无法克服的困难。这些梦境多半确实可信：灵车翻覆，棺木崩开、学校里悲惨的期末考，以及公然和别人通奸的妻子（这在《裸夜》The Naked Night，即《锯屑与碎片》 Sawdust and Tinsel中已出现过）。
    换言之，驱使我拍《野草莓》的动力，来自我尝试对离弃我的双亲表白我强烈的渴望。在当时我父母是超越空间、具有神话意味的，而这项尝试注定失败。多年後，他们才被转化为普通的人类，我从儿时就怀抱的怨恨也才逐渐烟消云散。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和睦相处，彼此了解。
    因为我已忘怀当初为何要拍《野草莓》，当我得谈这部片子时，我无话可谈。这形成一个谜，越来越有意思，起码我是这麽觉得。
    我如今深信，我会忘掉这些事，和维克多·修斯卓姆有关。我们拍摄《野草莓》时，年纪差了一大截。现在，年纪的差距却已不存在了。
    打从一开始，身为艺术家的修斯卓姆对我来说就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使别人都黯然失色。对我意义最重大的一部电影，就是由他拍的。我十五岁时首次看到这部电影，迄今每年夏天至少要重看一次，要不就独个儿看，要不就和年轻的朋友一同欣赏。我很清楚《灵幻马车》（Th Phantom Carriage）如何影响我的作品，每项细微的细节我都了若指掌，不过这是後话了。
    修斯卓姆擅长说故事，有趣且迷人，尤其是当时恰好有美女在场的话。我们正置身瑞典与美国电影史的创世纪时期，真可惜当时还没有录影机。
    这些外在的事实俯拾可得，我至今仍想不通的是，修斯卓姆竟能夺取我的话语，转化为他自己的，加进他自己的经验、痛苦、忧愁、残酷、逃避、哀伤、恐怀、孤独、冷酷、温情、严厉与无力感。他有我父亲的身躯，却占据我的灵魂，把两者变成他自己的所有物，连一丁点也不留下！他以他至高无上的力量和巨大的人格办到这一切，我帮不上一点忙，哑口无言，连一句明智或愠怒的话也说不出来。《野草莓》不再是我的电影，而是修斯卓姆的电影。
    有件事或许别具深意，那就是当我撰写剧本时，从未想过找修斯卓姆主演。是卡尔·安德斯·笛姆宁（Carl Anders Dymling）建议找他来演，我相信当时我还犹豫甚久。

张小西

野草莓好看是好看,可我有点看默片的感觉.....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