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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风吹尘世》
一般的讲,要去写乡村生活,必须对乡村有所了解——但真正要把乡村写好,恐怕要避开乡村的政治、经济与哀愁,才能写出乡村的本质……对不起,乡村就像写作本身一样,其实并没有所谓本质。读者惯于惊呼:这篇散文虽然写得很好,但它并不是散文——这时作家也许会笑了:难道你真的需要一本写得不好、但的确是“真正散文”的散文?读者有时捍卫起体裁的边界,热心程度要超过最严厉的批评家。我其实谈到了关于乡村的写作必须克服的两个困难。在我质问价值绝对性的过程中,我悲哀地发现只有在某物消失的那一刻,我们才能精确地衡量出它的价值。对作家来讲,一个词的意义往往在它被删去的那一刻才明亮起来。失去一个珍爱之物甚或是爱人的那一刻,往事会照亮该物该人,并且往事会自动排序,固化为一个有意义的结构。我们对乡村的考察、沉思与哀悼,也可作如是观。第二个困难,也就是所谓对散文历史的看法。我们的困境是,“拟古”自然不可能,写作“皆自胸中流出”更是梦话。当然有很多人在写作的时候似乎是无视我们这些写作者眼前的现实,也无视我们所不得不背负的文学负资产。这样的人虽然在写着,其实什么都没有写出。我记得在霍夫曼写的《雄猫穆尔的生活观》那本书里,那只猫在序言里声称后面的文字都是“从我内心涌现出来的东西。”谁的文字不是从内心里“涌现”出来的呢?读者其实并不在乎所读文字的来处,他们起初相信自己的感觉,但经过误导后相信了文字后面的故事决定文字的价值。钱红丽曾经把《诗经》里的植物重新写了一遍,读者会在她的笔下发现一种植物变成了两种,两种植物又奇怪地享有一个名字并互通声气,这似乎是一种调情状态下的迷醉。散文真的并没有什么吟风弄月的本领。面对散文空空如也的本质,每一次,作家都等待着一张白纸上发生什么奇迹使写下的字词有了某种生命。否则,所写的植物在纸上只是一些笔画和声响,和作家面前或记忆中的植物是没有关系的。作家在纸上放声大哭,乡村又能从哭声中受益到什么呢?去写乡村,真的是梳理并给予记忆一个形式吗?是重新找回景物的意义吗?是重述被忽视或扭曲的乡村生活吗?我在读钱红丽的散文的时候,总是想起伍尔夫说的一句话,读一本书,就是分担作者捉襟见肘的局面。在她的笔下,我经常会发现我自己的困境,也能逼真地感受到文字前进的方向,以及,最后出其不意的某种效果。“这可不是蒙蒙细雨,也不是连绵无力、若有若无的那种雨丝。云雾迫近触及了泥土……”这是我最近读的《认识东方》中的句子——法国诗人克洛代尔用他那细腻、毫无忧虑感的笔去写汉口、南京和香港。这些我认为已经很难去写的场景,又一次泄露出了它们的陌生感。钱红丽笔下的乡村也是一样,总是在熟悉和陌生之间激发我们的认知力。钱红丽执著于她自己的风格,熟悉的读者会习惯于她的某种“力度”,某种执拗的行文方式,看待世界的不妥协的角度。她在谈论自己的写作时也习惯于这样审视自己和自己的写作。我当然也看重在今天已显得相当珍贵的品质。但拥有这种品质的人往往也会漠视写作中的两面。比如说写作的难度的背面,难道没有一丝嬉戏的成分在内吗?在文字的突现自己棱角的时候,写作者自身难道没有疲惫中难以察觉的欢愉吗?没有这稀薄的欢愉参杂其中,我们如何将自己与那些表情愁苦、用钢笔去拯救众生灵魂的晚报副刊作者区分开来?所以,我不会在此——在这结束这些也许毫无用处的文字之前——祝愿她的写作或者生活更好。我只希望她在厨房里,在长柄煎锅的反光中同样能看到虹彩,从烟灰缸的水晶内部一缕烟雾中也回忆起傍晚天空中的一抹云霞,或其他美好的事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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