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之川喜多长政（译者：感恩而死）

边河

读傅葆石的《双城故事》，总觉写的简单，没有纵深。说的是中国战时电影中心从上海转移到香港，但是死扣题，显得拘谨。个人觉得当时日本在中国的电影政策和相关活动当好好开章详述，两个地方，一个是当时日本侵占东北建立的伪满洲，二个就是上海，而上海，就必须要提川喜多长政。

这是在网上搜寻到的一篇极好的翻译，转载地址即感恩而死的博客http://www.eric-kid.com/。这个翻译是个长期活，现在已经出到21节，且未完待续。

正文：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1）
原连载于《日本经济新闻》1980年4月3日～5月2日。
网上关于川喜多长政的中文资料实在太少了，于是预备将其在日本报纸上连载的回忆录刊出来，一来是答应咱姐姐小月帮她翻译八卦的，二来也希望能对大家有点用处，以后会不定期逐渐更新。水平有限，若有什么严重错误还望大家指出。
父亲是陆军炮兵大尉
我远渡清国住了半年左右
《出身》
我是于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四月三十日，在位于东京四谷盐町的陆军公馆内出生的。
我的父亲川喜多大治郎是陆军炮兵大尉，毕业于陆军大学。母亲则是帝国女子专门学校校长伊藤好之的女儿。我是家里的次子，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哥哥，叫大学。
据说川喜多家是一个名为马场美浓守的武士的后裔。美浓守由于对其主家织田信长谋反而被剥夺了身份，后逃到伊势国的津，成了商人。后来他获赠了当时津的名家川喜田家的家名，他将其改了一个字，便成了川喜多。
我的爷爷是个热心的净土宗信徒，每天都去参拜菩提寺，与和尚们下围棋、读书，乐在其中，一生都没有就职。至于奶奶，其先祖则是柿本人麻吕。
我母亲的父亲好之本是会津的藩士，是国贼。因此在维新时家道中落，进京（东京）做了一阵警视厅的第一部长，后来又辞官，出任了前面所说的帝国女子专门学校校长。
我父亲在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是以“恩赐”的成绩毕业的。在陆军大学则是第十七期，他的同期生中，出了南次郎、畑英太郎、渡边锭太郎、林铣十郎四位大将以及十二位中将。
我母亲好像那时候有两门亲事，两个都是年轻的陆军中尉。其中一人是畑英太郎，另一个就是我父亲。母亲曾开心地向我们这些孩子说起过她的恋爱小故事，她说之所以会选择父亲，就因为“他是个美男子”。
父亲在日俄战争时以野战炮中队长的身份出征。在占领大石桥一役的激战中，他顶替战死的大队长指挥战斗，自己也负了伤。由于这场战斗的功绩，他被授予了金鹰勋章，回国后担任广岛湾要塞参谋。
第五师团司令部的所在地广岛拥有专为陆海军军人子弟所特别设立的托儿所，我也进了那里。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父亲接受清国政府的邀请，出任了位于直隶省保定府的北洋军官学校的高等兵学教官。当时，清国正以袁世凯为中心展开全新的陆军建设，他们既让有才能的年轻军官去日本留学，也从日本招教官到段祺瑞任校长的这所军官学校任职。
我们一家四口乘坐轮船“大信丸”来到天津，又从那里开往保定。在从下关到天津的途中，出了一件小事情。我不小心把船长送给我的纪念银牌吞下去了，结果搞得我父母、船长和船医都头疼不已。
在天津的旅馆里上了趟厕所，父母才总算放下了心，我把银牌拉了出来。我因为不痛，也没什么异样的感觉，因此大家的慌乱倒反而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了。
我们居住的地方是军官学校的官舍，是一幢有大庭院的西式建筑。馆里有几个中国佣人，每天早上让马夫为去学校的父亲准备马匹对我而言也是一桩乐事。
“马夫预备马，我要上学堂去”（馬丁、馬の用意をしてくれ、自分は学校へ行く）。
我替父亲这么吩咐道。我的中文发音很好，佣人们都夸奖我。那也是我最拿手的。马夫随即牵马来到门口。骑在马上的父亲穿过前庭的树丛，出正门后往左拐，马夫也跟随着去了。那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得十分清晰。
军官学校的学生都是从清国各地选拔出来入学的优秀年轻军官。父亲讲课非常认真，也很热心，因此学生们对其的评价也相当好。日本请来的教官中，也有些人是随随便便敷衍了事的。
我在那里住了半年左右，后来由于某些原因，只有父亲一个人留了下来，母亲则带着我们兄弟俩回了日本。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2）
在北京被同胞杀害
我至今仍谨记其遗训
《父亲的死》
回国后，我住的家在东京府丰多摩郡中野町一个叫做桃园字（字为行政单位）的地方（现在的东京都中野区中野），当时那里还完全是乡下。我的家，以及家中出租的数间房子就建在田里的一块土地上。我非常淘气，是那里的孩子王。
次年的某一天，母亲将哥哥和我唤去，并说道：“我有话要跟你们说，你们好好听着。”母亲的样子跟平日不同，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爸爸在北京突然去世了。”——母亲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便默不作声了。“骗人。那不是真的。为什么会死了的？”我如此问道，但母亲仍旧沉默不语。过了许久，她终于说明道：“因为爸爸跟中国人太过亲近了，所以日本友人生气了，便把他给杀了。”
尽管母亲如此作了说明，但我仍然一头雾水。不过不管怎样，既然是被杀害了，父亲是不会再回来了。一想到从此再也见不着父亲了，我便悲伤不已。他是一位多么慈祥、多么优秀、多么伟大的父亲啊。他不过是跟中国人关系好罢了，难道那也不可以吗？我不明白日本友人们为什么要做出如此残酷的事情来。
“等你们再长大一些，我会告诉你们更多爸爸的事情的。有妈妈在这里，你们什么也不用担心，要好好读书。”
说完这些话，母亲再度陷入了沉默，而哥哥与我却再也抑制不住泪水，大声哭着跑了出去。哥哥当时还在读小学二年级，一直体弱多病。后来，我辗转地换过多次小学，在名古屋读完六年级后，进了东京府立四中（现在的户山高校）。
在初一那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后来影响了我一生的重大事情。
母亲郑重地从保险箱中取出一个文件，摆在我面前。那是一张略微有点泛黄的奉书纸，上面写着些汉文。我一眼便认出了那是父亲的字迹。全文是以“以字谕长政”起首的。
母亲说道：“这是爸爸留给你的遗言。本来上面写着，等你到了十岁便给你看，但是现在与以往不同了，小学生都看不懂汉文，所以我一直等到你进了中学，学了汉文，才拿给你。”
父亲的遗训，我至今仍然很珍惜地保存着。意译成日语，内容大致如下。
“以字谕长政。
我三岁时跟随父亲学习四书，由于记性甚好，令亲朋们都大为惊叹。另外，因我九岁便能解高等代数，老师也颇感意外。昔日曾闻大冈越前守之盛名，也曾私下仰慕不已，然而那终究也算不得什么大志向。后来阅读中国历史，在读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时，我不禁拍案而起，惊呼‘是了，真是了。这才是天下的真理’。
我如今有幸以男儿身生于此世，难道要庸庸碌碌、浑浑噩噩地过此一生吗？本来，生便是暂住于这世上，而死即是回归原点。我有幸得以头脑明晰，这是上天赐予我的财富。只要我善用这天赐的财富，赌上性命奋勇直前，那天底下怕也没有什么做不成的事。
于是我便以陆军为志向了。我的目的只为知晓兵学，并非指望升官发财。后来，我苦心研修学问，深究兵学奥义，又有幸获得参加实战的机会，得以领会战场的实际。也正因此，我忍受精神上的痛苦，毅然斩断父母兄弟妻子的恩爱之情，单身潜入了外国的内地。
我所期望的只有两样。即所谓的，不成功，便成仁。你父亲的志向便是如此了。”（这段原是汉文言文，川喜多将其译成了日文，我无原文，也没有能力将其译回文言来，望大家谅解）
当时我还是初一，刚开始用汉文学习赖山阳的日本外史，因此段话对我而言还是有些费解的地方的，但父亲的心意我却十分能理解。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3）
记挂着父亲之死
初三的暑假，一个人
《再赴中国》
父亲的遗训接着如下写道：
“我细细看你，便可看出你不但天性奔放，且颇具胆力。若能再补之以学问的话，怕是定能成就大业。你应当日常不断地锻炼身体、磨练胆量、并制定远大的计划。绝不可鼠目寸光地去考虑聚敛钱财之类的小事。我将财产全部供给长子上大学，而并不留与你。这其中，实是有着深长意味的。
平日在研修学问之闲暇，切记多读《项羽本纪》、《拿破仑传》、《成吉思汗传》、《山田长政之传记》以至中国的政史等，以培养远大的志向。至于恋爱小说之类的东西，却是万万碰不得的。另外，即使步入壮年，却也不可以衷心地对女子心生爱恋。因为若是衷心爱恋女子，心灵便会变得懦弱。昔时，新田义贞假使没有爱上美人的话，他必能歼灭足利尊氏，称霸天下。因此，若遇女子，只可将其视为道具，这才正是英雄的秘诀所在。
此外，还需具备自己乐意去接受困难之事的气概。惧怕困难的人算不上豪杰。食物是培养身心的必需品，因此可尽量多吃些滋养之物。至于衣物，只需能御寒便已足够，故切不可身着奢侈的服装。现如今我国国内，人人竞相着美服，配之以时髦装饰，这便是亡国之兆。不以弊衣破帽为耻，扪虱而谈天下国家之大事，这才是大丈夫的本愿。
若我能成就志向，必定会来迎你。但若我不幸未能成事抱憾而终的话，你定要继承我的遗志，不惜赌上性命来完成大业。长政啊，你切记要好好努力呀！
长政你若是满了十岁，一定要将这此书置于书桌旁，朝夕视之，铭记在心。”
我对于父亲对自己的期望，以及其吐露自己信念的遗训感激不已。然而时代已经不同了。我也不能再有父亲那种古旧的武士式的想法了。不过，当时还童心未泯的我，却也已决心要从事联系那片令人怀念的大陆与自己祖国日本的有意义的工作，即使只是父亲梦想的一部分，我也希望以某种形式将其实现。
只要如此一想，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要早点再见到那片大陆了。大正七年（1918年），在初三那年的暑假，我只身渡海来到中国，造访了北京。
此次来到这片大陆，已是保定府那时的十二年后了。儿时的回忆与那味儿似乎还残留着那么点儿，令我倍感亲切。晴空万里的蓝天、干燥的空气。我对那些汗流浃背地劳动着的苦力、拉车奔跑着的车夫也心生好感，而小贩沿街的叫卖声听着亦是那么的令人怀念。至于食品店、菜馆飘出来的香味，闻着也十分令人愉快。
我之所以会只身造访中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解开父亲之死的谜团的线索。
我托人求见了父亲曾任教官的当时的北洋军官学校校长、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长、国民总理段祺瑞。虽然最后未能如愿见面，但他也郑重地给了我回信。在信中，他称父亲是中国的恩人，并说假如我在日本完成学业后再来的话，会与我谈谈一些个人的事情。
后来我回了日本，但心却仍在大陆彷徨。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4）
胡适教授为我口试
反日运动激烈的徒劳的每一天
《北京大学入学》
我所就读的东京府立四中是所很好的学校，几乎就相当于进第一高等学校（旧制）的预备学校。府立一中（现在的日比谷高校）与四中的一高入学率是全日本最高的，对此校长也是颇为得意。他在学生训话时高兴地告诉我们，去年的赢家是一中，不过今年却是四中得胜。我并不想走这条路，只是想着要快点到那片大陆上去。
在三年结束的那段时间，我便开始热心地学习起汉语来了。我参加了在神田的殖民贸易语学校的中文科，同时也有中国人给我个人授课。
我为了进北京的学校而于大正十年（1921年）八月远赴中国。
因为只凭着在日本学的那些中文，我没有自信能够听课，于是便入住了教日本人中文的同学会的宿舍。这里就是研究中文的军人、官吏、商人、外务省留学生等齐聚一堂的一个梁山泊。
学生们一到晚上，便拿着一元银币到前门外去“打茶围”。借口便是与中国美女们练习实地会话。
南班（老北京的青楼女子分为“南班”与“北班”两种）里面俱是苏州与上海的美女。而北班则是北京、天津的女性，不似南方女性那般俏丽。不过尽管学习的是北京话，本应去北班，但大多数学生仍是去美女居多的南班进行“研究”的。
后来我总算对自己的中文有了自信，而总是与日本的留学生们住在一起也没什么意义，于是我便将住处搬到了大兴公寓，并去考了北京大学。因为是外国学生，所以也没什么特别难的考试，胡适教授对我口试过后，便让我进了文学系的哲学科。
北京大学有四千名学生与四百名教授。我没有见到过其他的日本学生。
那段时期，正推行着以旅美归来的新锐教授胡适博士为中心的白话文运动。我很喜欢读胡适教授的白话文学史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另外，常来大陆饭店吃牛尾的辜鸿铭先生的东西文明比较论，听起来也是别有一番滋味。每周在晨报副刊上刊载的白话小说与诗我也很爱看。鲁迅的《阿Q正传》最早也是在晨报副刊上连载的。
我之所以进中国的大学，与其说求学，倒不如说更是想找到一些年岁相仿的友人与同志。我的理想便是在日中两国年轻人的全新感觉与理解上，筑起两国提携合作的基础，并创造一个安定的亚洲。
然而，从三年前就已爆发的“五四运动”等等当中就可以看出，想在对日本的侵略政策抱有强烈反感的年轻中国学生中找到朋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每天出入学校，白白浪费日子的我感觉如坐针毡。
我的表哥在一家日本汽车制造公司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他与一家德国汽车公司的日本代表Hans Bernstein往来甚密。通过这位Bernstein的介绍，德国男爵Georg von Stietencron有一天造访了我的宿舍。他看起来有三十五、六岁，身材修长，戴着单片眼镜，一副贵族派头。他很有钱，是来北京买古董的，所以我每天都陪他去逛北京城内城外的古董店。
Stietencron男爵非常博学，视野也很开阔，因此我向他阐明了自己的心声，还讨论了将来与前途。于是他便劝我“既然如此，就去德国求学吧”。他忠告我：“只呆在东洋独善其身却不知欧洲文明，是非常危险的。应趁着年轻，去欧洲体验一下。”
另外，他还说道：“德国目前正处于通货膨胀状态，对于外国人来说，生活花费尤其低廉，要去便趁早。不过，若去柏林之类的地方，外国留学生很多，学不了德语，也无法研究真正德国人的生活，所以还是去个乡下小镇比较好。”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5）
体验了通货膨胀的恐怖
大地震的消息，仿佛“日本已沉没”
《德国留学》
我在Stietencron男爵的建议下坚定了赴德留学的意向，而他也为我安排，让我去位于德国与荷兰国境附近埃姆斯河畔的一座名为“林根（Lingen）”的小城。据说这地方的德语很纯粹，也很好。而我则要住在一对退休官吏老夫妇的家里。
于是我回了一趟日本，向母亲以及亲友们道别后，便于大正十二年（1923年）四月十九日，乘上了从横浜出发前往德国的货船。到汉堡七十二天的旅途很漫长，但却是段快乐的航海经历。我在船上迎来了自己二十岁的生日。
在林根的小车站，有十几个人前来迎接我。虽然大家都热情、亲切地接待我，但不知怎么的，我感觉他们看起来似乎是有些无法理解的样子。我担心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有背于当地风俗习惯的事情而伤了他们的感情，后来便向教我德语的高校老师询问起此事。
老师答道：“你什么也没做错。只是我们对日本人的认识不足罢了。”随后他还告诉我：
“听说会来个年轻的日本学生，全城的人都非常好奇。由于从来没见过真正的日本人，大家便三三五五地议论了起来。有的人说日本人的脚都非常小，有的人说日本人留辫子黄皮肤。大家各自分享着自己的知识与想象。即便是来车站接人，虽说也有对远来之客的好意，但更多的还是出于那份好奇心。大家一看到你从车上下来，却与自己的想象完全不同，自然是十分失望了。”
我在林根住下不久的一天，德语会话的老师拿着报纸赶来我的住处。带来的是关东大地震的消息。那篇报道相当夸张，仿佛整个日本都沉入到了海中似的。当时的邮局并不受理发往日本的电报。大家都很为我担心，并热情地表示：“假如日本没了，我们会照顾你的，请安心地在德国生活吧。”
那段时间，我的德语会话老师TereJiya Dosto（日文拼法是テレジヤ・ドスト，网上实在查不到德文的拼法，只好硬转成了日文的罗马拼音- -）小姐对我特别同情，也非常担心我，照顾我。我对她非常感激。十天以后，终于知道日本还存在，我也总算安心了。
后来，我又经历过了百次以上的国外旅行，也养成了在当地，早上一打开报纸，便先查看日本有无地震、台风等天灾地变的习惯。日本的自然环境，最是令国民担心的了。
在林根，我体验到了通货膨胀的恐怖。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被要求了一笔巨大的赔款，其结果便是，德国的货币价值暴跌，一落千丈。也在这寂静的乡下小城里引发了诸多的悲剧。
早上用一百万马克能买到一个面包（关于马克，以及面包的量词，拷贝下来的原文极不清晰，所以没法辨认，只能作猜测了），到了下午便涨为一百五十万了。我听到隔壁的主妇说花三百万买的肉，便去同一家肉店，结果在一个小时内，那些钱就只能买到一半的东西了。
物价后面的“0”每时每刻都在增加。而政府也赶着发行在普通的纸币上用红墨水加“0”后的新币。
由于有生以来第一次要用百万、千万来算帐，一些老奶奶之类的人有时候会误用千万的纸币来支付百万的东西，有时候又把百万的纸币误认为是千万的，结果买不成东西，由此也引发了许多各式各样的悲喜剧。
有一个主妇因此便发疯了，她在精神病院房间里的墙上、床上不停地写着“000000……”。
在林根，我跟着高等学校校长Strauss博士学习西洋历史与德国文学，同时也跟着TereJiya Dosto小姐学习德语。TereJiya小姐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整洁大方，平和而庄重。她在国民学校教英语。我离开这小城以后，也经常与她互通书信，后来我回国结婚后，有一天从她寄来的信中，得知她已经入了修道院。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6）
对日本太过无知
希望为东西文化交流出份力
《制作电影的决心》
有一次我从林根到汉堡去游览观光，并在那里的市立剧场里看了一场《蝴蝶夫人》。我是抱着很大的期待去的，希望能够与德国友人们一同欣赏这出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著名歌剧。
一开始，到场的观众们一个个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身为日本人的我。不一会儿，随着那熟悉的曲子响起，歌剧也揭开了序幕。不过只一看却令我大吃一惊。那都是些什么道具、什么衣服、什么化妆啊！完全都是乱七八糟的，不像话。出演者那令人作呕的神态，更是使得我无法忍受，看不下去了。
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日本吗？他们对日本的理解还仅仅是这种程度吗？一想到这些问题，我就非常不愉快。提起日本，外国人马上能联想到的就是《蝴蝶夫人》。可是这个样子可不行。我深切地感受到，像这出歌剧如此的做法，一定得想办法改改了。在那二十多年后的战后，我在意大利制作了一部国际合作影片《蝴蝶夫人》，那也是因为有这时候的切身体会。
这部《蝴蝶夫人》歌剧带给我的体验以及林根的外国人对日本人认识的匮乏，都令我异常难受。我当时就想，一定要用什么方法，尽快地让西方人了解我们的人情、风俗、习惯和文化。
而与此同时，我也明白了在西方日常生活的文化中，有着许多非常合理的，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我同样也希望尽快把这些东西介绍到日本。
为此，我苦苦思索自己究竟该如何做法，而最终意识到，电影绝对是对达成这个目的有最大帮助的。那段时候在德国，有一部描写日耳曼民族英雄传说的影片《尼伯龙根之歌》长映不衰，创下纪录。我也从这部影片中深深感受到了电影这东西对人们的影响力之巨。
当时电视自然还是没有的，而海外旅行也与现在不同，只有非常小一部分的人有机会。就这一点来说，电影即是最有效，最适合于介绍相互的人情、风俗、习惯与一般文化的工具了。
想通后，我便开始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这电影的工作，为增进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与理解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Stietencron男爵，并向他征求意见。他回答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所以愿意和我一起开公司，从事这个工作。资金由Stietencron男爵与他的法国友人，里昂银行创立人之子Andre Jamin两人承担。Andre Jamin是个文学家，一生致力于德法亲善，也因此而闻名。
大正十三年（1924年）秋天，我回到了东京。由于原本已经过了征兵检查的适龄岁数，却因身在国外而得以延缓，所以这次回来即重新接受检查，并甲种合格。入伍地确定在日本统治下的北朝鲜罗南的第七十三连队。
由于离入伍还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便寻思着要学习俄语，于是去了哈尔滨，住在一个白俄人的家里学习，只可惜最后也没能掌握这门语言。
在接近朝鲜最北边的罗南，我对当地的风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另外，这地方有许多从中国山东省移居过来的人，因此我也可以说上久违的中国话，非常开心。
后来好像是有什么人向宪兵队告了我的密。说我是海归，还持有危险思想。宪兵调查了我的携带物品，发现有英语、德语和汉语的书籍。于是我便被带走去问话了。当然最后怀疑是被洗清了，但也弄得我很不愉快，感觉这世上还真可怕。
当初入伍的时候，由于我的经历特殊，所以自然也就成了需被注意的人物。不过两年后，我却又被公认为连队第一模范兵，甚至还拿到了善行证书，并以伍长的身份光荣退伍。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7）
以两名社员开始起步
还雇用了英语很强的和服美人
《设立“东和”》
兵役结束后的我，接受了Stietencron男爵与德国贸易商Otto Shake、法国人Andre Jamin等人的帮助以及资金提供，开始着手准备成立一家新的贸易公司。
那时候，德国第一的电影公司“乌发（Ufa）”也正打算进军日本市场，于是他们的外国部部长Hubert便来寻求我们的协助。但是我们的新公司还没有成立，接纳乌发的体制也建不起来。因此我们只有去寻找其他合适的业主，并将乌发与对方联系起来。
成为乌发的代理商不仅仅是一件有利的事，而且在当时也是非常光荣的，也算是电影界的一件大事了。但是，好不容易事情才谈妥了，却由于那位业主经营不善，很快便陷入了僵局。而后来我更是被恩将仇报。
这些暂且不谈，我们将公司的名字决定为“东和”。它意味着东洋与西洋，即东西方的友好与融和。
公司名的这两个字，是我在从德国途经西伯利亚回国的途中，登上朝鲜的金刚山，看到刻在奇峰俊石上的汉字而突然想到的。我试着口头发音了两三次，感觉这样的话，外国人说起来和记起来也都比较容易。
昭和三年（1928年）的十月，东和商事合资会社以事务所的形式在东京丸之内的东京海上大楼第七层借了个九坪的小房间，正式开始运作。
我们将要做的工作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此我是相当有自信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过做生意的经验，而且也听说电影的工作是伴随着诸多危险的，因此在公司章程上，除了电影以外，我们也做其他各种的商品。
当时在日本若是说起外国电影，那美国电影是占据压倒性的优势的。以最早在日本开设分公司的环球为首，派拉蒙、福克斯、联美、第一国家（First National）等主要的公司也都相继在日本设立分公司，而还没有分公司的米高梅是将所有作品的发行都委托给联美，哥伦比亚则是将某家日本公司作为其代理商。
至于与之相对的欧洲电影，除了前面说的乌发的代理商与另一家每年提供几部作品以外，其他连一家凑得齐三部一起进口发行的公司都没有。换言之，都是那些小商社的“一部头”。
东和商事在创立的当年也是只有一部《大总统（Der Präsident）》在松竹馆、葵馆和牛込馆上映。而且当时详细记述电影业界动态的《电影旬报》杂志的时报栏上也根本看不到东和商事成立的报道，而《大总统》也是被注为“进口公司不明”。
不过尽管如此，当时的我在一位记者的采访中还是自信地答道：“请期待十年后的我们的公司吧。”后来那人曾追忆起过这件事。我那时也是才25岁，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吧。
公司刚成立的当初，除了我以外只有两名社员。后来由于与外国的通信逐渐繁忙起来，便决定雇用一名打字员。那年年末，我们在一张英文报纸上刊登了招募广告，并委托我的德国朋友来进行选拔，他也非常充分地进行了英语实力的测试。
在对数人测试过后，我那朋友告诉我有一个人最具实力，人也很可靠，接着便为我介绍了一位名叫竹内かしこ（KASHIKO）的二十岁女性。她身穿和服，看起来很可靠，是个给人感觉很好的美人。
很快，从新年开始，我们就让此人加入了公司。最初委派给她的工作是翻译当时计划要出口的沟口健二的《狂恋的女师匠》的剧本。《狂恋的女师匠》是大正十五年（1926年）公映的日活京都映画作品，是円朝（三游亭円朝）的怪谈《累渊》的现代版，由酒井米子、中野英治、冈田嘉子等人出演。
她的翻译非常准确，而且文章也写得很好，令我十分佩服。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8）
妻子是个热情的影迷
作品选择也是两个人一起选的
《结婚》
加入我们公司的竹内かしこ似乎一开始看到“东和商事”这名字时，以为我们是普通的贸易公司。不过当她知道自己做的是与电影有关的工作时，作为一个影迷的她别提有多高兴了。我问了一些她的家庭情况，她父亲已去世，自己为了维持母亲与两个妹妹的生活也相当辛苦。
在我们这个只有寥寥数人的公司中，他是唯一的女性，因此自然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也是经常和她一起看电影、带她出去吃饭，还曾去拜访过她的家庭。
这一年的三月，我因为公司的事情要经由西伯利亚远赴欧洲。我对前来为我送行的她说道：“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乖乖地等我。”而她则叮嘱我：“西伯利亚的旅途肯定会很冷的，所以你要当心身体……”，并送给我三双厚厚的袜子，其中还附上了一首小短歌：
“穿越西伯利亚的风雪踏上旅途，心爱的妻子叮嘱我不要患感冒。——かしこ”
两个月后我一回国，便向公司的社员们宣布了我们两人要结婚的消息，并在公司创立一周年的十月十日，在上野的精养轩里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かしこ是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生的，父亲是竹内俊雄，她亦是家中的长女。据说由于她出生时是处于假死（昏迷）状态的，所以家人给她取名为“かしこ”（这个日本读音若写成汉字则可写成“假死子”，日本人好变态呃。。。）。可能是父亲比较喜爱搬迁的缘故吧，她辗转于东京、横浜、大连（作者注的是现为中国东北的旅大，不过由于年代原因，现在旅大早已改回大连了）、秋田，光小学就换了十数所，最后总算在横浜落定，并进入了“Ferris女学院”。这所学校的教科书全部是从美国运来的，连地理与数学都是用英语教学。
四年级的时候，当时父亲不在家，她家在横浜本牧的房子因关东大地震而倒塌，她也被掉下来的房梁压住了手臂而无法动弹，而火势却在不断加大。她的叔叔气喘吁吁地借来了锯子，母亲一把夺过来，锯断房梁，好不容易才把她给救了出来。然而，她的父亲却再也没能回来。
Ferris的校舍也成了一片灰烬，她有一段时间转去了神户女学院，但是由于怀念Ferris，只在神户读了一个学期，便又回到了重建后的Ferris。
在以优秀的成绩从六年制的Ferris毕业后，大家劝说她去美国留学，但考虑到父亲去世后的生活，她却不得不拒绝了这个想法。不过，校长也给了她特别照顾，让她免费再读一年的研究科，同时，她也边做些翻译与家庭教师的工作，边学习英文打字与英文速记。
结婚后不久，我们去过一次Ferris的集市。她的朋友们听说了她与公司社长结婚的消息，都以为是个秃顶的中年男人，谁知看到的却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社长，都显得十分惊讶。
此后的五十二年时间里，她一直身兼妻子与公司合伙人的身份，与我一起工作着。在当时，夫妇一起工作，而且不仅国内，连国外都一起去旅行的例子在日本还是很少的，因此我们两人也经常成为人家谈论的话题。
我一直认为我娶了个好老婆，非常幸运。她能够容忍任性的我，也热爱作为工作而接触的电影、并且认真研究，她为选出优秀作品而耗费的心血与努力，用语言是根本无法说尽的。
她经常不分昼夜地窝在放映室里，在半个世纪多的时间里，在没有日语字幕的状态下，看了一万五、六千部各国的电影。一天看七、八部电影，而且不是作为娱乐，却是作为商品来看，真的是非常辛苦的。
她为了节省时间，连吃饭也经常是在放映室里边看电影边吃个三明治就凑和了。像上午在巴黎看三部，下午开始又到伦敦去看四部这种事情也是家常便饭。很多时候都已经过了十二点了，我让她回旅馆，但她却一定还要再看一部，一个人在放映室或影院里奋斗到深夜。
因此，从这里以后的《我的履历书》，也就是我们两人共同的《履历书》。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9）
《柏油路（Asphalt）》大受欢迎
也关注起了法国电影
《与乌发签约》
之前也有略微提到过，昭和四年（1929年）三月，我以东和商事社长的身份首次访问欧洲，当时是把日活影片《狂恋的女师匠》带去了德国。回国后的那年夏天，我在日本迎来了Stietencron男爵，并与松竹的城户四郎合作成立了“松竹映画欧洲配给会社”（即松竹映画欧洲发行公司），将三部松竹作品送往了德国。那三部作品是松竹蒲田的《永远的心》、《大都会》与松竹京都的《怪盗沙弥磨》。
后来《永远的心》被用德语将名字改成了《樵夫弥吉》，并于次年在柏林的乌发展览馆（Ufa Pavilion）影院内公映。另外，其余两部影片则与《狂恋的女师匠》一起合并剪辑成了一部集锦片，并以《Nippon》为片名在柏林的莫扎特影院内公映。可惜放映的结果却是非常糟糕。原本是想通过影片介绍日本的新旧风俗的，可是观众们看到片中人物坐着行礼，或是拿筷子吃东西之类的场景时，都捧腹大笑起来。我的梦想不仅仅是进口电影，更在于将日本电影输出到海外，可惜那条路对当时的我还是遥不可及的。
不过，那一年的欧洲行，对东和来说却有一大收获。我们与德国最大的电影公司乌发签订了他们作品的发行合同。由此，创立还不到短短一年的东和，却有了大为宽广的前途。
昭和四年（1929年）进口并公映的作品只有区区七部。其中也不乏有受到专家高度评价的优秀作品，包括前一年在圣莫里茨（St. Moritz）召开的第二届冬奥会的纪录片《银界征服》（The White Stadium/Das Weisse Stadion，导演是大名鼎鼎的范克博士），以及极具艺术性的长篇剪纸动画电影《阿基米德王子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Prince Achmed/Die Abenteuer des Prinzen Achmed，导演为Lotte Reiniger）等。然而，想要在以票房价值无敌的美国剧情片为中心的业界分一杯羹，力量还是不够的。这种状况在次年的昭和五年（1930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昭和五年（1930）年可谓是开门红。正月第二周公映的乌发的影片《东洋的秘密》颇受欢迎，而随之而来的，同样是乌发影片的《柏油路》（Joe May导演）则是在六大城市一齐上映，作为一部欧洲电影，获得了空前的大成功。公映前就被认为是乌发的王牌的这部影片受到了记者以及文人们的极大关注，纷纷提出要求，希望能够看到试映。而影片的口碑则就这样被炒出来了。其中，饰演女主角宝石大盗的Betty Amann的**之美尤为引人注目，颇具人气。甚至连川端康成都向当时的《都报》（东京报的前身）投了篇名为《阿曼赞》的文章。
那一年一共进口了十六部长片，其中这部《柏油路》在《电影旬报》十佳的默片单元中位居第一，同样为乌发影片的《归乡》则为第三名。
电影开始逐渐走向有声片时代。昭和六年（1931年）获得巨大成功的美国影片《摩洛哥》，首次尝试用叠印的方法将台词的简要翻译印上画面，而这也成了有声片上映方式的决定版。至于东和，也在继前一年引进乌发首部有声片《悲歌》（Hanns Schwarz/Melodie des Herzens，导演为Hanns Schwarz）后，于当年又公开了第二部有声片作品《最后的中队》（13 Men and a Girl/Die letzte Kompanie，导演为Kurt Bernhardt）。这部影片在票房上获得了《柏油路》以来的又一大成功。
而我的欧洲行也成了惯例。每年一到春天，我就像候鸟一样出门了，在那边选好整整一年的作品，签约，然后在从秋天到次年的时间里将这些影片上映。这种形式逐渐固定了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不单单是德国电影，我对法国电影也积极关注起来了。虽然雷内·克莱尔导演的首部有声片《巴黎屋檐下》已经被其他公司捷足先登，不过我们也获得了他的下一部影片《百万法郎》，可谓是当年的一大收获。
除此之外，还有德国影片《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Der Mörder Dimitri Karamasoff，导演为Erich Engels与Fyodor Otsep）、英国影片《密告》（影片资料查不到）等，当年东和上映的作品共计十七部。在《电影旬报》的十佳中，《百万法郎》位居第四，《最后的中队》居第八。至于第一名，当然就是人气鼎沸的《摩洛哥》了。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10）
一部分有识之士评价甚高
在上海成立了分公司，但次年即关闭
《致力于“教育电影”》
以与德国乌发公司的签约为契机，东和商事映画部的业务也急速扩充，生意兴隆。我之前也提到过，由于电影事业并不牢靠，无法预卜，因此我们公司的章程中，除了电影以外，也做其他的各种东西，不过实际上，到最后我们也没做过那些东西。
我一直在寻思着要把乌发与剧情片一样注重着的“Kultur-Filme”介绍到日本来。乌发当时在Nicholas Kaufmann博士的主持下拍摄了众多如动物珍奇的生态描写、显微镜摄影以及高速摄影与低速摄影下的不可思议的世界、启发性的科学教育等一系列优秀的短片。
于是在昭和五年（1930年），我在东和公司中设立了一个专门处理此类电影的“教育映画部”。“Kultur-Filme”后来依其字面的意思被称作“文化电影”，不过在那个时候感觉比较难以理解，于是便给它起了个很容易明白的名字：“教育电影”。
在《电影旬报》的同年一月二十一日那一期上，我们登出了一则以“值新春之际，向电影界投入的一项黎明运动！教育电影进入大众！”为标题的教育映画部成立的广告。在广告中，我们提倡道：“在娱乐民众的同时给予启发的教育电影，如果仅仅是提供给学校以及一些有限的社会团体的话，那岂不是就像将灯火隐藏在水箱中那般愚蠢吗？教育电影要进入大众！”正如文意，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教育电影在普通影院中上映。
然而，与欧美不同，在这个连首轮影院也实行两部长片连映，有时候甚至是三部连映的我国的上映形态下，这种教育短片几乎根本不被当回事。只有一部分的有识之士对此评价甚高，其中寺田寅彦（日本物理学家、随笔家、俳句诗人）等人都是最热心的支持者。
后来，电影法于昭和十四年（1939年）正式施行，日本开始将同欧美一样的，一部长片与文化电影、新闻电影并映的形式法制化，而东和商事教育映画部也改名为文化映画部，并骤然焕发出了活力。当时，一直忙于应付作品需求量的日本文化电影制作者们首先拿来做参考的，就是乌发的文化电影。
如今，日本纪录电影的技术以其在显微镜摄影与微速摄影下的细致描写而引领世界。这也可以算得上是我们以赶上并超越乌发的文化电影为目标，不断努力下的结果吧。然而昭和五年（1930年）的当时，文化电影根本不入那些放映商的法眼，完全赚不到钱。
就在那个昭和五年（1930年）的秋天，东和在上海成立了分公司。因为在与乌发的合同中，发行地区除了日本之外也包括中国，而我本人也对中国有着特别的留恋。
在国际都市上海，当时美国电影的分公司比比皆是。然而对于欧洲电影来说，完全就是块处女地。我计划着将欧洲电影打入几乎百分百被美国电影所占据的上海的外国电影院。
这个做法基本上是成功了。《柏油路》改成了《欲海情天》的中文名字上映后很受欢迎，而后续的一些作品评价也都很好。至于《巴黎屋檐下》，东和也同样获得了其在中国的发行权，总之业务发展得很顺利。
但是，昭和六年（1931年）九月发生了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各地的排日运动也日渐激烈，而次年一月开始的上海事变（即一二八事变）又再次火上浇油。由于这个原因，东和商事的上海分公司也于当年夏天不得不被迫关闭。
虽然只有这样区区一年多的时间，不过这也应该是欧洲电影在国际都市上海获得成功的唯一一个时期了吧。
后来，在日中战争（即我们的抗日战争）中，日本占领了上海。那时候，在派遣军强烈的要求下，我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华电影”的电影公司。在那里工作时，我听说了那些中国的老影迷们仍然很怀念在东和上海分公司时代所看过的欧洲电影，感觉非常开心。另外，在那之后的年代的影迷，甚至连一个欧洲导演、欧洲明星的名字都不知道，这也挺令我吃惊的。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11）
嫉妒我成功者告密
觊觎电影发行权的计谋
《间谍嫌疑》
昭和七年（1932年）三月，我遭受了一次意想不到的灾难。
几个警察出现在公司，把我带去警视厅后，拘留了下来。而那些与外国通信的文件也被没收了。
审讯是以我从哪个外国人那里接受了多少出资，并是如何使用开始的，且从始至终都在盘问我这其中有没有用作不正当目的的不正当资金。换言之，就是怀疑我是间谍。
妻子为了不让在一起生活的我的母亲担心，便瞒着母亲说是我“临时又出去旅行了”。他连着几天去警视厅要求见我，但却始终得不到允许，于是便撂下狠话说“不让见面就不回去”，从早到晚坚持在那里。最后可能是警察也拗不过她了吧，终于在数日后让我们见面了。
会面的时间很短，而且是在警察的监督下，不过我趁着离开的时候，悄悄把一张小纸片交给了她。上面用潦草的法语写着“À nous la liberté”。
《À nous la liberté》（自由属于我们）——那是东和所拥有的一部雷内·克莱尔的还未公映的杰出影片的名字。妻子当时似乎只是以为这片名中寄托着我的心境，不过后来她很快也明白了。事实上，这其中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当时有一个电影通讯记者来向她动员道，只要把《自由属于我们》的发行权无偿转让给“某方面”，便可以去警视厅“活动活动”，把我放出来。原来这一切都是被设计好的。
而警察本身没有任何证据便来抓人，则毫无疑问肯定是某人告的密。只要听到有国际间谍，根本无需落实旁证，便直接抓走审问。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看来实在无法想象，但当时的警察就都是这么做的。
我之前也有提过，在东和成立以前，本来有一家公司是由我出面联系乌发电影的发行权的，但由于经营不善，后来便倒闭了。而那公司的余党却经常来我这里跟我讨钱，大概是看到我这个在电影界无头无脸的人逐渐成功，便眼红了吧。可是我也不能像这样老是听他们无理的要求。被拒绝后为了泄恨，他们最终便告密了。
日语总感觉有些不是很流利，但德语和中文却说得很好。虽说童年时代是在中国度过的，但总好像是个日中混血儿。公司使用的是外国资本，每年还要到外国去。就这样，臆测加臆测，最后竟凑齐了捏造我是国际间谍的要素。但是，既然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经历，再怎么查也不可能查出所谓的“犯罪证据”来的。
了解了抢夺《自由属于我们》的计谋后，妻子也断然拒绝了肮脏的要求，等待着我的冤屈被洗清的那一天。她去见了预审的判事（法官官名），并向他说明了一切幕后的诡计。说着说着，她不由得大声哭了出来，向判事恳求道：“请您早日让川喜多获得自由”。默默听她讲述的判事，仿佛是自言自语般地嘟囔道：“被妻子如此深爱着的人真是幸福啊。”
不久，被拘禁了四周的我就便释放了。判事当时跟我说：“这件事情很明显是个圈套，你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以诬告罪起诉他们。”，但我拒绝了。我不想再跟这种事情有任何关联。
为了治愈疲惫的身心，我们夫妻两人去了云仙旅行。
“你与我若是年轻勇敢而坚强，多少山河也要笑着越过”
妻子的这首短歌做得并不是很好，但却是性情之作，饱含着真情。
自从这件事情以后，我便开始极度警惕与日本的那些电影相关人员合作共事了。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12）
寻找“适合日本”的电影
在《穿制服的女孩》上意见相左
《乘船去德国的旅行》
给我们夫妇俩带来过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的问题名作《自由属于我们》于当年（即昭和七年，1932年）四月二十七日开始在大阪与神户的松竹座（剧院）先行上映，随后于五月五日开始在东京的帝剧（帝国剧场）正式公开，并大受欢迎。观众不分男女老少都很喜欢这部影片，而我和妻子也非常高兴，因为我们俩人坚持到底，为对抗对手的奸计而付出的努力是有意义的。
每年天气一转暖，我就要像候鸟一样只身前往欧洲，这已经成了惯例。不过那一年，我是和妻子一起去的。对于在我遭难的四个星期里奋不顾身地为我奔走的妻子，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这一次旅行也可以说是结婚第四年的新婚旅行吧。为此，我们放弃了尽快途径西伯利亚去欧洲，而是选择了在每个港口都能停下来好好观光的乘船旅行。五月二十九日，我们乘“箱崎丸”从横滨出发，途径苏伊士运河，于七月八日抵达那不勒斯，花了四十一天。随后，我们又从那不勒斯由陆路北上，最后于七月十九日到了柏林。
在柏林有东和商事借的房子，到八月二十三日为止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俩人就一直住在那里。据当时妻子的日记里面说，她在那段时间里看了六十五部电影。虽然是次悠闲的观光旅行，不过一到柏林，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从早到晚埋头工作了。
一直以来，妻子和我都辗转于各国的电影公司试映室以及影院，努力地寻找着适合日本的电影。每次看完影片的试映，我们就会互相交换意见。多数的情况下，我们的意见都是基本一致的，不过偶尔有时候，在那部影片是否适合日本的问题上，我们也会持不同的意见。
这个“适合日本”对我们来说，并不仅仅是拿不拿到日本来放映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愿望是想进口一些能够多少为日本文化做些贡献的作品，所以要兼顾这两点有时候是很困难的。
《穿制服的女孩》（Mädchen in Uniform，导演为Leontine Sagan）这部影片的选定，是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因为那是妻子第一次跟我去外国旅行时所选的作品。
在这部作品的选择上，妻子与我的意见完全相背。关于这件事情的具体经过，在妻子的日记中记载得很详细。
“七月二十日晚上九点，去乌发展览馆（Ufa Pavilion）影院时，我偶然中见到那部一直都很想看的《穿制服的女孩》有上映。看过以后很吃惊，这部影片真的非常优秀。在电影的角度上，可以与克莱尔的《自由属于我们》相匹敌，而在文学层面上，也不输于樋口一叶的《青梅竹马》。我为其细腻的笔触、深厚的韵味而折服。我当时觉得只要宣传一下，这部影片在日本应该也会很受欢迎的，但川喜多却不这么认为。
影片描写的是在一所规矩森严的女子学校的宿舍中，一个女学生对女教师的爱慕。出演者自然都是女性了，而甚至连导演、原作、剧本都是全部由女性操刀的。川喜多觉得这部影片完全没有明星，而女性世界中的那种**般的感伤，根本吸引不了男性观众。有哪家影院会愿意上映！？
七月二十九日下午，我们去了Carl Frohlich的公司，就《穿制服女孩》一片进行交涉。由于还有其他访客，我们便约好了下次再见面。
七月三十一日晚上七点，我在Spandauer的Ufa Kino影院又看了一遍《穿制服的女孩》，喜欢得不得了。后来川喜多说，如果xx美元（原文中是两个〇，也没有具体数字）左右能买得了的话，就当作是我第一次欧洲旅行的纪念给我买下来。
八月二日，我们又去了Carl Frohlich的公司商谈《穿制服的女孩》的事宜，没能达成妥协，对方约定第二天电话给予答复。
八月三日，《穿制服的女孩》的事情终于谈成了，我很高兴。
八月四日下午五点，我们在Bild und Ton公司内签了合约。
八月五日上午九点半，我们去Bild und Ton公司，付了《穿制服的女孩》的钱。并让他们把宣传资料送到日本。”
就这样，在妻子的“纠缠”下，作为她第一次欧洲旅行的纪念，我签了《穿制服的女孩》的合约。至于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映后是何结果，我们下次再谈。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13）
观众的队列包围了帝剧（帝国剧场）
开始尊敬与信赖妻子的眼光
《穿制服的女孩》上映
首次带上妻子同行的欧洲旅行并不俱是一帆风顺。对东和来说如命脉一般的乌发公司在合约更新之际，以其所有作品的有声化为理由，要求追加一些额外条件。
虽然我们再三进行交涉，但对方始终不肯让步。结果我们只好把合约暂时搁置，等待着对方态度的软化。
不过与此同时，这也坚定了我成为将来铁定是乌发对手的“Tobis”公司的代理商的想法。Tobis虽然是新兴的公司，但它除了德国以外，也扎根于法国和奥地利，因此我觉得这或许也可以帮助东和拓宽作品范围。
就这样，昭和七年（1932年）秋天，我们不得不在没有乌发作品的情况下度过难关，上映的作品也减至十二部，比上一年少了五部。不过，在这些作品中，我之前也有提到过的《自由属于我们》在战胜苏联影片《生路》（Putyovka v zhizn/The Struggle of Life，导演为Nikolai Ekk）后获选了《电影旬报》十佳第一名。
次年即昭和八年（1933年）的二月一日，《穿制服的少女》终于公映了。是东京的帝剧、大胜馆、新宿松竹座以及大阪、京都、神户各自的松竹座一齐上映的。
本片试映的反响非常好，看过的人都赞不绝口。不过，对于赞辞中“只有女人才做得出的电影；只有女人才能理解的电影”这一点，我还是有着一丝的不安的。然而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开映前三十分钟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冒着护城河吹过来的寒风排队的观众居然把整个帝国剧场围了好几圈！《穿制服的少女》大获成功，而连这个片名甚至也都成了女学生的代名词。
自从这件事情以后，我便对妻子在电影选取上的判断充满了尊敬与信赖。而她也确实为我选到了许多在艺术上极为优秀的影片。
顺便提一下，在没有乌发作品的期间，作为补充，我增加了一些法国电影。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便是雷内·克莱尔的《巴黎祭》，原片名为《七月十四日》（Quatorze Juillet/July 14th），是法国革命的纪念日，但我们希望将这部影片所细致描写的巴黎平民区那种平民的感觉注入到日本片名中去，于是在大家的讨论下，最终将其命名为了《巴黎祭》（“祭”为日本的平民盛会或节日）。
这部影片热映后，在日本将七月十四日唤作“巴黎祭”的这种称呼也变得习以为常，没有人会觉得奇怪了。十年前大阪世博会时，雷内·克莱尔来过日本，我向他说明了这个日本人制造的新词，并跟他说，这起因于他的那部作品，结果克莱尔自然是非常吃惊。
《电影旬报》当年的十佳中，《穿制服的少女》位列第一，《巴黎祭》居第二。而我们的隐忍不屈也得到了回报，乌发终于在年底屈服了。
那一年，在日本电影界中还属于新电影公司的“PCL”决心开始独立摄制影片，而东和也承担了他们所有作品的发行工作。
“PCL”是“写真化学研究所”的英语头一个字母的简称，于昭和六年（1931年）二月成立，本是拥有最新技术的洗印所，恰好在那时候，因有声片时代的到来，他们也齐备了录音棚器材。最初PCL是承包着日活所拍摄的有声片的所有录音工作，但后来由于日活经营状况恶化，生意便告吹，而投下了巨资的录音棚也派不上用场了。于是最终他们便决定开始独立制作电影。
当初担任PCL的制作负责人，在第一线指挥工作的是后来活跃于东宝公司的森岩雄。森当时来找到我，由于东和跟松竹的关系不错，因此他希望能够通过东和的关系，让影片在松竹系统下的影院上映。与他谈过之后，我对他那种意图给保守的日本电影界带来新风的理想主义很有共鸣。我当时就认为，决不能毁了这株新芽。
由东和所发行的PCL作品，直到昭和九年（1934年）二月PCL开始独立发行为止，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共计有十一部。这个PCL后来改名为“东宝映画”，最终成长为了如今的“东宝”这颗大树。后来松竹的大谷竹次郎还跟我开玩笑道：“因为是你拿过来的，我才让PCL的影片上映的，结果现在可了不得了。要是在它还是幼芽的时候掐掉就好了，真是后悔啊！”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14）
真相大白的“异常之死”
赴北京访问以前是父亲学生的将军
《父亲之死的谜团（上）》
昭和八年（1933年）那年，自东和创立以来，我第一次没有踏上欧洲的土地，而是去中国进行了一次难忘的旅行。
关于父亲之死，我只是在小时候从母亲那里听过，后来却再也没有人告诉过我详细的情形，因此为了探寻这起事件的真相，我也曾耗费了不少心血。
后来我打听到，当时在日本流传着许多关于那件事情原因的谣言，甚至有一些是诸如“泄露了国家机密”、“卖国贼”之类的辱骂与诽谤。母亲为了不伤我们这些孩子的心，也受了不少累。
我在学生时代曾到北京去搜集过公文公函之类的东西，希望能够找到些什么相关的资料。后来终于有一天，我搞到了一本上海“Mirrors Review”出版社于1920年十一月发行的英文版《中国名士录》，我发现在其中的丁锦将军（时任中华民国航空局长官）一项中，有写着关于我父亲的内容。
从那上面我得知，丁锦将军是江苏省无锡市出身，当时四十二岁。他是在上海的南洋大学学的日语，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后去了北京，在段祺瑞将军身边担任翻译关于兵法战术的所有日语文献资料的工作。后来，他又进入保定的北洋军官学校学习，三年中，所有科目成绩均为第一。1902年毕业后，他成了冯国璋将军的部下。在冯将军被任命为北京的王室陆军大学（陆军贵胄学堂）校长（总办）以后，丁便执起了教鞭，训练那些皇族和贵族子弟们。
以下所引用的文字是我自原文翻译而来的：
“1905年，身为军事评议会成员（即陆军部参事）的丁将军，师从一名叫做川喜多的日军军官，学习军事科学与用兵学。川喜多按照与已故袁世凯大总统的约定，同意了成为中国人，并为中国培养强力的军队。军事评议会议长（即陆军部大臣）铁良将军在袁世凯的要求下，选拔十个少壮军官来接受这个日本军官的个人教学，同时免除他们出席军事评议会的义务，丁将军便是这十人中的一人。”
我终于找到了解开父亲死亡之谜的一条线索。趁着东和的事业已顺利上轨道的大好时机，我便去北京造访了丁将军的家。将军非常友好地将我迎入会客室，并说我长得很像父亲，又询问了一些关于我家里的事情。他表示，虽然一直都记挂着我们，但考虑到自己这边写信过去的话，或许反而会给我们添麻烦，所以就一直没有联系。
我通过丁将军了解到了以下的事情：
我父亲大治郎在保定的北洋军官学校任期结束以后仍然住在北京，他与袁世凯有过约定，已经入了中国籍，并抱定着将遗骨埋在中国的决心，诚心诚意地担任着中国精英军官的教育工作。然而，这种以中国陆军现代化为目标的特别教育对日本方面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可喜的事。当时在北京的其他日本军人中，也有很多人对此表示出强烈的反感。
父亲感觉到了自己的人身危险，于是在自己学员们的保护下，不断更换着住所。然而不幸的是，在1908年八月的一天，有几个日本士兵带着手枪出现了，他们击中了父亲的腿，在父亲倒下后便将他带走了。两、三天后，大家才接到了父亲死去的消息，但是谁也没能确认到他的遗体。
以上便是我从丁锦将军那里打听到的关于父亲之死的消息。
丁将军还召集了那些住在北京的父亲以前的学生，为远道而来的我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到场的无不是威风凛凛的将军。其中有一位李炳之将军在宴会上，将父亲的遗物，一把日本短刀还给了我。
这一次的会面，成为了我一生也难以忘却的珍贵记忆。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15）
日本宪兵队的勾当
侵犯主权——清国的报纸展开争论
《父亲之死的谜团（下）》
然而父亲之死的谜团，并没有因此就得以彻底解开。我在那之后也一直在努力，希望能够想办法更加详细地了解这件事情的真相。后来我终于在战后，从当时的中国（清国）所出的报纸上搞到了一些涉及到此事的报道。而由这些报道，我也知道了这起事件在当时作为“日本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曾引起过很大的外交问题。
将这些报道整理综合后，父亲遭逮捕的情况似乎就如下所述：
那时候我父亲改名为“张寿芝”，并成了清国人，住在一个清国人的家里。而一队日本宪兵便闯进了那里。其中两人负责看守入口，其他人则穿过院子进去了。当时父亲卧病在床，女佣人听到窗外有声音便告诉他，于是他爬起来向窗外看，就在这时，子弹打破窗玻璃飞了进来。据说日本士兵共打了四枪。根据一个与父亲同住的祁姓男孩的口供，日本士兵共有四人。
父亲一倒下，日本士兵们便将他搬上了他们所乘而来的车。随后还对房子进行了搜查，将屋子里一切好东西尽数带走了。车子出大门时曾有中国的警察上前盘问，但他们没作任何回答就扬长而去了。警察也曾一度追踪至日本公使馆，并要求其就“没有得到清国当局的许可，为什么能够进行这样的逮捕？”的理由进行解释，但对方只是甩出句“早晚会给你解释的，不要多管闲事”，就不再理睬了。
这起事件后不久的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八月十一日的英文报纸《北京·天津Times》（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就在其题为《治外法权》的社论中如此写道：“这起事件是一起侵犯清国主权的异常事件，居住在北京的有代表性的清国人不论立场，均对这起事件陈述了强硬的意见。”
两天后的十三日，这张报纸又有如下报道：“清国政府对这起事件表示严重关注……政府指示驻日清国公使胡惟德就本次事件，在东京督促日本国外务大臣的注意，同时也在与驻京的日本代理公使阿部进行交涉中……如果日本公使馆拒绝对本起恶性事件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那么此事件就将被视作是完全起因于日本人对清国的轻视与侮蔑，并向其他驻京的外国代表团请求对此事件的是非判断。”
另外，北京发行的中文报纸《新闻报》也在其八月十四日的那一期上进行了激烈的评论，称以前孙文（中山）在英国驻清国公使馆中被强行带走并非法监禁的事件发生时，曾经成为了与英国外交部之间的一起重大交涉案件，而最终孙文被成功释放。该报将此引以为例，表示父亲的事件是对清国主权的严重侵犯。
我看着这些报道，并没有对任何人产生怨恨的感觉，只是觉得时代的不同真的很可怕。那时候到底是动乱的时代啊。
我是不想对父亲的问题再更加深入了，之所以要像这样写那么长的内容，只是因为我想珍惜这好不容易才回复到本该有的姿态的日中关系。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大陆与住在这个岛国上的人们的友好亲善关系，比起那些住在大陆的人来，对我们这些住在岛国上的人们更为重要。
我认为将来可能会有日本的有能力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应中国的邀请移民过去，或是改为中国国籍。那时候，我们不应该去责难或迫害这些人。像德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家，他们以本国有才干的人移民美国或改美国国籍而为荣，并向他们送去祝福。
战后，我在神田的一家旧书店买到了一本关于陆军大学毕业生的昭和七年度（1932年）的参考资料。我翻了一下，第十七期毕业生的那一栏里，父亲的身份是炮兵大佐（上校）。另外，昭和五十三年（1978年）出版的上法快男所编的《陆军大学》一书中，也是写的“大佐”。父亲应该是以大尉的身份死亡的，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为什么就晋升成大佐了，这至今仍是个谜。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16）
大街上一时的和平
迎来法国电影的全盛期
《战前的黄金时代》
言归正传。与乌发的关系恢复后，昭和九年（1934年）以德国的歌舞片（Operette）揭开了热闹的序幕。分别是《Bomben auf Monte Carlo（Bombs Over Monte Carlo）》（Hanns Schwarz导演）与《Der Kongreß tanzt（Congress Dances）》（Erik Charell导演）这两部影片。其中《Das ist die Liebe der Matrosen》与《Eine Nacht In Monte Carlo》，以及《Das gibt’s nur einmal》与《Das muss ein Stueck vom Himmel sein》这些两部影片的主题歌更是传唱至大街小巷。
而法国电影，则在5月份上映了号称真正的文艺电影第一号的，由朱利恩·杜维威尔（Julien Duvivier）导演的《Poil de carotte（The Red Head）》。此片的反响非常之好，以至于没看过本片的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这便是之后掀起的Duvivier风潮的开端。同年秋天，杜维威尔的另一部杰作，颇受好评的《Le Paquebot Tenacity（S.S. Tenacity）》也公映了。
东和的发行上映片数当年也是达到了三十三部，比上一年的十六部翻了一番。
这一年的夏天，我与妻子在时隔两年后再次踏上了欧洲的旅途。经由西伯利亚，在七月三日到达柏林后，又相继造访了巴黎、伦敦、维也纳、布达佩斯、布拉格等地。根据妻子日记中的记录，直到八月十四日我们由柏林再次出发为止的四十三天里，我们共看了一百七十一部影片。算下来平均一天看四部，其中我们签了四十九部的合同。
就这样，东和成长为了每年发行影片三十部以上的大公司。昭和十年（1935年）是三十四部，十一年（1936年）是三十六部，而十二年（1937年）则是由于大藏省（现为财务省，相当于我们的财政部）关于进口片数限制的通告以及响应其政策的首轮影院的单片上映制度，我们的发行片数也减为了二十七部，但这其中仍包含了很多在艺术上评价甚高的优秀作品。
正因为如此，在那些电影相关的专家中，有不少人都把这段时期称之为东和战前的黄金时代。那也是在以卢沟桥的枪声为始的漫长战争之前的最后一段和平的日子。
我与妻子去欧洲的昭和九年（1934年），已经是纳粹夺得政权的第二年了，德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德国的电影界也在排除着犹太人，呈现出一片纳粹气氛，我就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而与此相对的，法国电影却迎来了其百花缭绕的全盛时期，这对东和来说是再好不过了。雷内·克莱尔（René Clair）、雅克·费戴尔（Jacques Feyder）、之前提过的朱利恩·杜维威尔，以及稍迟一点的让·雷诺阿（Jean Renoir）。在那个时代，只要谈到电影，必然是法国电影，进而便是这四大导演。
在之前欧洲旅行中，我们还搞到了两部维也纳影片，《Leise flehen meine Lieder（Lover Divine）》（Willi Forst导演）与《Masquerade in Vienna Maskerade（Masquerade in Vienna）》（Willi Forst导演），这也是一大收获。在纳粹旋风席卷之下，维也纳却仍是别有洞天之地。以作曲家舒伯特为主人公的《Leise flehen meine Lieder》是昭和十年（1935年）公映的，上映后大受好评，一整年在东京都有影院上映。而随着以肖邦为主人公的法国影片《La Chanson de I’Adieu》（Géza von Bolváry导演）紧接着上映，媒体界也流行起了“乐圣电影”这个名词。
在那段时期，我们还首次引进了意大利电影，另外，英国的《Man of Aran（阿兰人）》（罗伯特·J·弗拉哈迪导演）与捷克的《Extase（Ecstasy）》（Gustav Machatý导演）这两部颇具特色的作品也令我很难忘。
昭和九年度（1934年）以后的入选《电影旬报》十佳的东和作品如下：
九年度（1934年）=①《Le Paquebot Tenacity》（朱利恩·杜维威尔），②《Der Kongreß tanzt》（Erik Charell），③《Poil de carotte》（朱利恩·杜维威尔），⑥《Don Quixote（堂·吉诃德）》（G·W·帕伯斯特/Georg Wilhelm Pabst）
十年度（1935年）=①《最后的亿万富豪（Le Dernier Milliardaire/The Last Billionaire）》（雷内·克莱尔），④《Leise flehen meine Lieder》（Willi Forst），⑥《La Chanson de I’Adieu》（Géza von Bolváry），⑨《Man of Aran（阿兰人）》（弗拉哈迪）
十一年度（1936年）=①《Pension Mimosas（米摩沙公寓）》（雅克·费戴尔），④《Maria Chapdelaine》（朱利恩·杜维威尔），⑤《天涯海角（La bandera/Escape from Yesterday）》（朱利恩·杜维威尔），⑥《罪与罚（Crime et châtiment/Crime and Punishment）》（Pierre Chenal），⑧《Du haut en bas（From Top to Bottom）》（G·W·帕伯斯特）
十二年度（1937年）=①《英雄的狂欢节（La kermesse héroïque/Carnival in Flanders）》（雅克·费戴尔），②《La belle équipe（They Were Five）》（朱利恩·杜维威尔），③《底层（** bas-fonds/The Lower Depths）》（让·雷诺阿），⑧《Le Golem（The Golem）》（朱利恩·杜维威尔）
另外，昭和十四年（1939年）四月，考虑到不安的国际形势，一直以来的外国资本也全部由我们夫妻俩扛了下来。次年四月，我们的事务所也由海上大楼旧馆七楼搬到了新馆的一楼。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17）
捧红新人原节子
虽然有过对立，但票房很成功
《日德合作影片》
外国电影的进口发行工作进展一直很顺利，可是日本电影的出口却总是不尽如人意。于是，我便开始考虑起国际合作的电影了。将外国导演招至日本，在日本的美丽风光中，用日本的演员来制作外国人也容易理解的电影。我觉得这是让全世界的目光投向日本的最有效果的方法。
当时，在德国有一位以《勃朗峰风暴》（Stürme über dem Mont Blanc/Storm Over Mont Blanc）等高山电影而享誉世界的阿诺德·范克（Arnold Fanck）导演。我将这位导演邀请到了日本。而后来拍出来的就是《新土》（The New Earth）这部电影。
范克导演一行是昭和十一年（1936年）二月八日来到日本的。除了导演以外，还有制片人、女演员、两个助导、摄影助手、剪辑师、范克夫人与儿子，再加上正在德国留学中的林文三郎（德国文学研究者）担任翻译兼经理人，共计10人。抵达日本后，又要去各有关方面打招呼，又是接二连三的欢迎活动，接连几天是忙得不亦乐乎。
一行人在东京的住处是位于麴町的万平旅馆。来日半个多月后，就发生了“二·二六事件”。他们住的地方离叛乱军据守的山王旅馆以及喜乐饭庄只有区区两公里。戒严令下，蕴含着“皇军自相残杀”的危机，旅馆周围也堆满了沙袋，荷枪实弹的士兵们个个严阵以待。在如此煞有介事的气氛中，来自德国的电影人们不停地打听着消息，显得十分不安。
范克导演由于自己无法指导日本演员，所以希望日本方面也出一个导演予以合作。于是我便让他看了许多日本电影的试映，他在其中挑出了《忠次成名记》的导演伊丹万作，并希望一定要与其共同执导。伊丹导演本来是没什么兴趣的，不过最后我还是说服他来帮忙了。伊丹导演认为不由剧本阶段开始便全面参与的话就没有意义，可是他与范克热心地讨论过剧本以后，却始终意见不合。
演员的选定也非常艰难，男主角是日活的招牌男演员小衫勇，总算也能让范克导演满意。然后与之演对手戏的女演员，我们则起用了当时还是无名新人的原节子。此外，国际级演员早川雪洲等人也决定了出演，音乐则由山田耕筰担当。
影片的拍摄从四月开始，以盛夏的浅间与上高地的外景达到**，历时8个月。因为影片开拍后两位导演的意见愈来愈对立，使得工作完全没有进展，结果最后只好由两人分别根据自己的构想拍摄了范克版与伊丹版两部片子，花掉了一大笔费用。
我在京都与这部影片的合作者，大泽商会的大泽善夫一同致力于制片工作，而妻子则在东京经营本来的发行工作，大家一起努力筹出影片的制作费。有一段时间甚至还传出过大泽商会与东和商事要因这一部电影而都破产的谣言。
这部历尽千辛万苦才完成的影片终于于次年二月三日在帝剧（帝国剧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首映会。借用当时一张报纸的话就是“以秩父宫殿下为首，九宫殿下微服亲览”，而各国外交官与夫人也是着晚装礼服盛装出席，此外，政界、财界名流以及文化人士也如繁星般齐聚一堂。
虽然这部日本最初的国际合作电影能够以这样的形式得到各方面的祝福并上映，而且所幸在票房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我也由此深深感到国际间的合作是如此之困难。
《新土》于同年春天在柏林也以德文片名《武士的女儿》上映了。为此，我们夫妻俩与原节子以及她的干哥哥（日文原文为“義兄”，有干哥哥、大舅子、姐夫等意，这里没法确定，所以取了一个）熊谷久虎导演一同去了德国。当天，来为原节子送行的疯狂影迷挤满了东京车站的站台，她凭着这部影片一跃成了明星。
然而，由于影片中主人公的年轻男女开辟新生活的“新土”是满洲（中国东北）的缘故，在国外有很多人误解其为正当化日本的满洲侵略行为的宣传片并加以责难，这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18）
电影输入急剧减少
因《逃犯贝贝》大卖而得以喘息
《战火的阴影》
以卢沟桥的枪声为始的日中战争（即抗日战争）的影响也立即表现在了外国电影的进口上。大藏省（今为财务省，相当于我们的财政部）以外汇管理的立场，在进口片数上设置了严格的限制。因此，昭和十三年（1938年）的外国影片上映数各公司总计一百四十四部，比起上一年的二百九十五部，连一半都不到。
东和的发行上映片数也是以（昭和）十一年（1936年）的三十六部为最高，十二年（1937年）减至二十七部，十三年（1938年）则跌至了十五部。不过，就在这十五部中，也有以下三部是入选当年《电影旬报》十佳的：③《Jenny》（马塞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导演）；⑥《Le Mioche》（Léonide Moguy导演）；⑩《悲惨世界（** Misérab**）》（Raymond Bernard导演）。
这一年的六月，我们夫妇俩经由美国去了巴黎，这是太平洋战争之前我们的最后一次欧洲旅行。关于这次旅行的目的和收获，我在后面还会再提到，当年的三月，希特勒的德国强行吞并了奥地利，欧洲也是战云弥漫。
在欧洲呆了三个月后的九月九日，我们终于要离开巴黎了，那天我们东和的巴黎代理，一个法国人如此说道：“请好好记住巴黎吧，下次几年后你们再看到的巴黎可能会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战火也许会把松糕和巴黎圣母院燃烧殆尽。”
第二年，也就是十四年（1939年）的上映片数也很少，只有十二部。不过在这些片子中，有一部杀手锏的作品，那就是朱利安·杜维威尔（Julien Duvivier）导演的《逃犯贝贝（Pépé le Moko）》。
《逃犯贝贝》从进货到上映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在东和的作品中，花这么长时间来宣传的例子是很少见的。也许是这个战术奏效了吧，二月份一公映，这部片子就获得了自《新土》以来的又一次大成功。
暑气弥漫的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港口城市阿尔及尔的卡斯巴哈（Kasbah of Algiers）的异国情调。逃到这块法国警察也无法插手的新天地，装作是个任性的帝王的逃犯让·迦班（Jean Gabin）那壮年男人的魅力。第一眼见到时就勾起他对巴黎的乡愁的Mireille Balin那不可思议的美丽。这部在杜维威尔为数众多作品中被认为是出类拔萃的杰作的影片，同时也具备了广阔的大众性。
在这部《逃犯贝贝》之后，虽然当年上映的片数很少，但还是有几部很有特色的影片得以公开。《电影旬报》的十佳里，《逃犯贝贝》是评上了第一名，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作品入选：③《Burgtheater》（Willi Forst导演，Werner Krauss主演）；⑦《Das Mädchen Irene》（Reinhold Schünzel导演）；⑧《Hélène》（Jean Benoît-Lévy导演，Jean-Louis Barrault、Madeleine Renaud主演）；⑨《片子的故事（Le Roman d’un tricheur）》（Sacha Guitry原作、编剧、导演、主演）。
与这些影片一起发行上映的还有一部当时还比较少见的朝鲜电影《汉江》，那也非常令人难忘。
电影法也是当年即昭和十四年（1939年）十月一日施行的。电影法对电影从业人员以及技术工作者实行许可制度，并且对剧本的事先申报以及外国影片数量限制等作出了相关的规定，到战争结束为止，一直都束缚着电影界。也只有把文化电影的上映作为义务这一点是受到欢迎的。
外国影片的进口发行变成了每年按照不同的从业者分配比例，每家电影院能上映的外国影片数量也被限制在了每年五十部以内。昭和十五年（1940年）的分配比例是以以往的成绩为参照，东和拿到了十三部的配额。最多的派拉蒙也不过是十四部，东和与Metro（应该是米高梅吧，但他只说是Metro）并列第二。
这一年，我因在中国大陆有新的任务，所以频繁往来于日中两国之间，具体的情况容后再叙。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19）
将兴奋带回日本
《国家的节日》全国上映大成功
《奥运电影》
奥运会本身自不必说，我认为奥运会的纪录片也是有着非常大的意义的。将人类所拥有的竞争本能在优美的运动中发挥出来的这一盛会，为世界的和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我一直是深信不疑的。
正因为如此，我在成立公司的第二年即昭和四年（1929年），就引进上映了第二届冬奥会的纪录片《银界征服》（The White Stadium/Das Weisse Stadion，阿诺德·范克导演），并以此为始，陆续向日本介绍了许多相关的奥运会纪录片。其中，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在柏林召开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纪录片《国家的节日（Festival of Nations）》（莱妮·里芬斯塔尔导演）在日本的上映，对东和来说是一件永远都忘不了的大事。
在上一篇中，我讲到了我们夫妇于昭和十三年（1938年）进行了太平洋战争之前的最后一次欧洲旅行。那段时期也是一样，我们于七月五日一到达巴黎，就马上开始了一天看七部试映的忙碌生活。当天我们看到的第七部影片就是德国的奥运电影《国家的节日》。我妻子Kashiko在她当时的日记里如下写道：
“连续两小时令人窒息的兴奋。每次日本选手出场，每次太阳旗升起，每次《君之代》（日本国歌）被奏响的时候，身处巴黎中心的我都会忍不住哭出来。我一定要让日本的每一个人都看到这部电影。”
尽管外国电影的进口开始受到严格限制了，但我还是排除万难，把这部《国家的节日》与其姐妹篇《美的节日（Festival of Beauty）》（莱妮·里芬斯塔尔导演）一同签了下来。
《国家的节日》拍得相当出色。它由希腊的古代奥林匹克遗迹开始，对由柏林奥运会首次开始尝试的圣火传递进行了象征性的描写，并且还精心地记录了开幕式的盛况以及奥运会的重头戏——田径赛事。
为了能够最接近地拍摄百米冲刺而沿赛道平行铺设轨道并架设摄影机，与选手一起移动的特殊移动摄影、大升降机、超长焦距摄影等等，该片可谓是用尽了这些技术的精华，在详尽地传达赛事过程的同时，也敏锐地描绘出了在奥运会独有的紧张与兴奋中忽喜忽忧的选手们的表情。
而且，当时日本也正处于本国田径史上的最强时期，并不负“跳跃日本”的盛名，四个跳跃项目全部拿到了奖牌。其中，三级跳远的田岛直人创造了十六米的新世界纪录，继阿姆斯特丹的织田干雄、洛杉矶的南部忠平后实现了日本三连冠的伟业，另一名日本选手原田正夫则摘得了银牌。在入夜后的撑杆跳日美决战中，西田修平与大江季雄凭借出色的技艺分获二三名。
此外，在一万米的比赛中，村社讲平与长距离王国芬兰的三位选手奋力拼搏，直到最后一圈仍不显劣势，最终惜败拿了第四名。而在最后的马拉松比赛中，现在已入韩国籍，当时还代表日本参赛的孙基祯摘得冠军，另一位日本选手南升龙获第三名。影片中屡屡能见到这些画面，因此自然是能够唤起全体国民的感动了。
昭和十五年（1940年）五月二十九日，在歌舞伎座（日本有名的大剧院）举行了该片盛大的试映会，白天邀请体育、文化界人士，晚上则是政界与财界有影响的人物。影片获得了媒体的盛赞，并由六月十九日起在邦乐座（剧场）进行了连续十天的特映。两个月后，影片终于在全国各地一同公映，这股热潮一直延续到秋末。这真是一次全国性的大成功，能够获得如此票房收入的电影直至今日都不再出现过，这么说一点都不为过。
接着，十二月又公映了《美的节日》。这部影片中，叶室铁夫夺冠、小池礼第三、伊藤三郎第五的男子二百米蛙泳、游佐正宪、新井茂雄、田口正治分获二、三、四名的男子一百米自由泳等游泳比赛的画面最有人气，票房收入也不输给《国家的节日》。
当年年末，我从《国家的节日》破纪录的收入中，分别给了大日本映画协会十万日元、日本新闻社十万、文部省映画教育中央会七万、农山渔村文化协会三万、东亚留学生会馆一万、艺能文化联盟一万，再加上其他，总共捐了四十三万日元。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20）
英美电影遭放逐
库存见底，事务所关闭
《战时的统一管制》
昭和十五年（1940年）一进入后半年，电影法所提倡的公益，即在战时体制下，为了国家利益而对电影界所实施的统一管制也愈发严格，次年的十六年（1941年），电影界全面进入了所谓的新体制。
首先，日本电影的制作部数被限制了，松竹、东宝、日活、新兴、大都这些大公司都被规定一年四十八部长片，而总数则为十家公司合计二百七十八部，上映也被强制为了单片放映。
在文化电影的发行上也有动作。东和的教育映画部是于昭和十二年（1937年）改称为文化映画部的，并在文化电影的发行上已发展成为了日本最大的规模，而在这一年，它与松竹、东宝的各个文化映画部合并成为了大日本文化映画协会。我被选任为协会的理事长，而东和的文化映画部也随之消失了。
这一年的外国电影发行配额是总计七十一部，其中东和的十三部是最多的，但由于后来时局与状况的发展，最终也只上映了八部。
七月，日本军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与英美之间的开战一触即发。在这种迫切的形势下，电影界按内阁情报局的行政指导进行了重组。
日本电影的制作公司被合并统一成了松竹、东宝与大日本映画制作（大映）三大系统。制作的数量也被限制为三家公司每月六部，拷贝数则为一部作品三十个。发行机构逐渐一体化，最后吸收了日本各家电影公司的营业部员，于十七年（1942年）二月成立了社团法人映画配给社。
至于外国电影，当局还没出具体方案，就到十二月八日开战了，从那天起，美国各电影公司在日本的分公司都被取缔了发行业务。英美电影被定性为敌性电影，即日起便被从全日本的电影院撤出。
东和虽然没有发生那样的状况，但一到次年的十七年（1942年），库存就已经见底了。因此，一直到三月下旬，我们把尚未公映的四部德国影片陆续发行完以后，就解散了映画部。
在审查有效期限内的一百三十种长片与九十四种短片的库存拷贝，我也全部委托给了于四月一日开始业务的映画配给社。于是，我把一百二十余名社员，除了女的以外，全部调到了后面会讲到的中华电影以及映画配给社与其他公司。
细想来，从我昭和三年（1928年）创业以来的十三年半中，所引进发行的影片以欧洲作品为主，长片有二百四十八部，而短片已超过了三百部。
东和的试映室里，聚集着许多从充满艺术性的欧洲电影中寻求精神食粮的人们。电影评论家与记者自不必说，其中还有许多著名的作家与外国文学学者。狭小的试映室，感觉就好似这些文化人的沙龙。
于是，在这些人的支持与影响下，以学生层为中心的年轻人中，欧洲电影的爱好者也逐渐多了起来。如今，能够从那些人口中，听闻他们为年轻时所看的无数名片所感动，并且在人生道路上也受到了良好的精神影响，这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无上的荣幸。
虽然事务所是关闭了，但东和商事在形式上还是继续存在的，从委托的库存拷贝收益中扣除管理费后，还留有一百三十九万日元，我将这笔钱以“川喜多基金”的形式存了起来。
昭和十八年（1943年）六月十三日的东京新闻上面，报道了这个川喜多基金所实施的捐赠，具体数额如下：映画科学研究所基金五十万日元、中华电影研究所基金五十万日元、南洋映画协会损失填补金约十六万日元、大东映画配给联盟结成基金五万日元、大东亚学寮补助金五万日元。以现在的货币价值来换算的话，不知道有多少钱呢。另外，这个川喜多基金后来还出了五十万日元的战后归国电影人救济资金。
我好像是特别喜欢捐赠。《国家的节日》那时候就是如此，我对我认为好的工作不遗余力地出钱。我之所以会在这种情况下不停地捐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我会在下一次中讲到的，那时候我在大陆参与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而且已经做好了无法活着回来的心理准备了。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21）
以军方不干涉为条件参与计划
与抗日派的张氏一起在上海设立根据地
《日中映画会社》
昭和十四年（1939年）三月，中支那派遣军参谋高桥坦大佐从南京前来拜访我位于东京麻布的家。大佐向我说明了他的来意，为了针对中国中部一带的占领地区展开电影工作，他们计划要在上海成立一家日中合作的新电影公司，并请求我就任日本方的代表。
日军在战时对占领地区的电影工作十分重视。可能是学习了德国的先例吧。为了满洲（现中国东北）与中国北部，已经先于十二年（1937年）八月在新京（长春）设立了满洲映画协会（满映），甘粕正彦为理事长。
于是乎，当地军方想在中国的中部与南部也建立相似的电影机构，并通过内阁情报局向电影界征求该机构的领导人。而电影界则因我通晓中国的情况而推举了我。
我本来是不想接受这个工作的，因为我知道军方对中国的方针与我的想法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很担心。我想如果我不去的话，就会有另一个人代我去。如果那个人对于日中关系毫无信念与理解，而是由着一些军人的想法来行动的话，也许会导致极大的失败。那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都毫无益处。于是我试着提出了答应的条件。我说，如果军方不随意插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放任我按自己的想法来经营的话，我就同意去。
高桥大佐是炮兵，黄色领花的军服上佩戴着参谋肩章。我的父亲与他同属一个兵种，以前也穿着同样的衣服。一时间，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父亲的面容。大佐全盘接受了我提出的条件。而我则答应了去上海。如果那时候是别人来的话，也许我的上海之行就不会这么简单地解决了。
我在上海最重要的工作是制作中国电影，为在日本人占领下生活的近三亿中国大众提供娱乐。这件事情即使你再有才能，日本人也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考虑到，最好的方法便是在被誉为中国好莱坞的上海的租界内，请中国的电影人来制作电影，再将这些电影通过新的公司来发行到占领地区的电影院中。于是我于当年五月一到达上海，就秘密求见了当时中国电影界最具实力的制片人张善琨，并请求他的帮助。
在上海生活已久的他一直以来都与英、美、法国人比较亲近，却从没与日本人打过交道，是一个有排日感情的人。他那座位于法租界的制片厂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开始制作抗日电影，为中国民众所喜爱。就是这样一个他，在数次会谈以后，终于答应了与我合作。那是因为在我们两人之间产生了超越道理与利害关系的情感联系。它加深了我们相互的理解，稳固了我们之间的信赖，我们两人拥有了共同的理想与梦想。
“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于六月二十七日，由我这个专务董事为代表召开了成立大会。总公司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江西路上，并于七月一日正式开始业务。
战时，日本人很单纯地把中国人分类成两个群体，即所谓的“亲日派”与“重庆派”，重庆派当然就是敌人了。居住在日军占领地区，为了讨生活而在日系机关以及企业中工作的人被定性为亲日派，而生活在非占领地区的人们则被简单地认为就是敌人。
我认为这种幼稚的想法是很不可取的。我觉得那些在占领地区，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在日本机关内工作的人们中，也有许多憎恨日本、期望日本早日战败的人。反之，那些在自由中国生活着的人们中，相信早日实现与日本的和平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的人也不在少数。
我是以“在中华电影工作的中国员工，都是最爱自己的祖国中国的”这个事实为认识与前提来经营这家公司的。因此我并没有怎么将占领地区与非占领地区的人加以区别。至今我仍然坚信那样做是对的。

shep

。。。。。　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有何作品？

等译者翻译出后面的内容，就知道了。傅葆石的《双城故事》里肯定有提到，可是手边没有书，也没办法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