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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菊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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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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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31 23:44:47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asui1003 于 2010-7-31 23:55 编辑



  这本书写得有点唠叨,经常从全方位多角度反复嘀咕同一件事情,就这样,往往还切不中要点,结果把一篇论文嘀咕成了一部书的篇幅。读完这本书就知道什么叫东西文化差异,尽管本尼迪克特老师竭力把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区分开来,但有一些她琢磨不透的现象,中国人还是能一看就明白。中日文化曾经是同一脉络的,后来才分道扬镳。而且,这部书里分析的二战前的日本人,和现在的日本人又有所不同了。然而我读这本书,从中感受到的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比我在生活里从身边的同胞身上感受到的还要多。
  据说,本尼迪克特老师写这篇长达16多万字的论文(按中译本统计),是因为二战后美国面临接管日本的问题,但日本人的行为逻辑使他们诧异不解。日本人在战时简直是杀人机器,即使弹尽粮绝,面对着机关枪,还要用刺刀拼。意识到必败无疑后,宁切腹自尽也不投降被俘。在本土战场,哪怕妇女儿童也上阵和敌人拼命。甚至有士兵的妻子,为了让丈夫可无后顾之忧地为国捐躯,自己先自杀,以断丈夫恋生厌死之念。这样的民族,在美国人看来,就像十三世纪的欧洲和中东人眼中的蒙古人,是披着人皮的野兽,恐怖且不可理喻。这种民族会投降吗?你禁不住要问,有什么科学依据?就像技安忽然管大雄叫哥了,大雄敢应吗?于是,持阴谋论的美国政府部门敦促本尼迪克特老师为日本的投降提供一下科学依据。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实却是,日本人的投降不但不是阴谋诡计,相反,日本简直是模范战败国。据书中资料介绍,日本投降才几天后,美国人在日本活动比在芝加哥街头瞎逛都安全。没有发生哪怕一例袭击事件,没有日本人报复。甚至,当美军的吉普车开过时,当地妇儿还向他们招手,而这些人甚至直到几天前还拿着刀枪棍棒和美军拼命。
  人性是不可能在如此短时间内180度大逆转的,而且普通日本人对此都表现得一副坦然,不像是经历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这就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日本人在战时和战后的表现虽然看起来像处于两个极端,但其实这两种表现是被同一条价值逻辑所贯穿的。而这条价值逻辑,是美国人闻所未闻、一无所知的。本尼迪克特老师写下这篇长文,就是试图总结这一点,以帮助美国顺利接管战败后的日本。
  我下面写的既有对本尼迪克特老师的观点和分析的概括——其实顶多两三千字就概括完了——也有我自己的看法,以及我的自我分析。为什么一篇读后感里还要掺杂自我分析呢?就像上面提到的,我觉得我身上的一些性格特征和日本民族性的特征的一些相似面有助于揭示日本民族性的成因。事实上,我觉得无论哪个年代的中国人,都要比那个年代单纯的日本人难理解得多。我自己生活在中国,我就对中国人始终无法透彻了解。以前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当我和身边的人共同经历一些事情时,他们表现出来的态度和情绪因与我的存有巨大差异而使我错愕不已。当然,除此以外可能还因为中国很大,人口很多,我缺乏概括能力。而建立在《菊与刀》上的对那个年代的日本人的理解却是经过作者本尼迪克特老师总结概括的。而这往往只是一个视角或一个片面。我下面提到的日本人,当指书中论及的二战时期的日本人。
  日本人有一显著特征,就是极端的集体主义。在和他们文明水平相当的社会中,没有能比得过他们的。德国虽然也集体主义,但德国士兵还是有理性,懂得珍惜自己生命的,不像日本人那么自我轻贱。日本人的集体主义已快到达昆虫的程度,天皇就是蚁后,士兵就是兵蚁,老百姓全是工蚁。为了实现蚁后的意志,兵蚁是可以随便牺牲自己,就像手脚执行大脑的指令一样,兵蚁没有爱惜自己的意识。换句话说,个体生命是没有独立价值的。这就和美国人形成了强烈反差,美国的传统价值观是非常重视个人权利和价值的。
  本尼迪克特老师没有提出集体主义这个问题。事实上西方人一般都把集体主义解读为极权主义。集体主义肯定有一个权力中心,而这个权力中心否定了所有的个体价值来实现自我。例如希特勒通过蒙骗和煽动来操纵德国人,其性质是极权主义,但表现出来的表象是集体主义。所有成员的行动都以民族利益为先,而希特勒篡夺了对民族利益的解释权,使全社会的力量实际上是向他的个人意志而不是向集体利益效忠。而日本的情况显然不是如此。所以本尼迪克特老师甚至也没有用到极权主义一词形容日本的情况。在普通美国人看来,日本全民都盲目地、自发地、狂热地以为天皇卖命为生存意义,这不像是被迫的,倒像是自愿献身。天皇并不需要频繁地发表演讲,煽动群众的狂热情绪,也从来没有手下想质疑甚至推翻天皇。而希特勒的情况恰恰相反。
  众所周知,希特勒是一个煽动天才,这种人活在战国绝对是当纵横家的好料子,即使活在现在,也可以办个疯狂英语一类的培训班,赚个盘满钵满。可日本人又是用了什么办法在此达到了连希特勒都达不到的高度呢?
  如果分析裕仁天皇本人,是得不到答案的。尽管裕仁天皇也算有野心和见识,但他并无蛊惑人心的突出才华。甚至,连他自己身上,也有着日本普通民众普遍具有的某些特征。例如既轻贱自我,又过分依赖外界的评价来实现自我。而日本的军部,虽然也一直在进行愚民的宣传,但这种宣传在技术含量上并不如德国的纳粹同行高明。如果德国纳粹也拿这种水平的宣传来糊弄自己的人民,必将被人民指出其逻辑荒谬、胡说八道。故此,人们很难相信光凭这些宣传就能让日本士兵满怀使命感地驾着战斗机撞向敌舰以求同归于尽。
  当中国的献身英雄,像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等等还停留在单打独斗的原始阶段时,日本的神风特攻队已经组队打副本了。当然,有人会说,我们的英雄是为正义事业献身,是伟大的;而日本的英雄是为了邪恶的侵略事业,是渺小的。可是正义到底是什么?国家正义、个人正义、人道主义、军人职责等等,往往你满足了这个又辜负了那个,如何取舍?毫无疑问,神风特攻队的成员和董存瑞一样,是怀着爱国主义精神献身的。如果不问因由的爱国主义是一种美德,那么他们和董存瑞一样伟大。由此推论出,如果要爱国主义成其为美德,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国家意志代表着普世价值;个人有权质疑国家意志。我们现在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满足这些附加条件吗?政府官员有职无责,符合普世价值吗?新闻管制和封锁言论,符合普世价值吗?国库充盈,劳动人民贫穷,符合普世价值吗?如果不符合,那么以史为鉴一下,我们现在宣扬的爱国主义也就和神风特攻队拥有的是一路货色。
  本尼迪克特老师在解释日本人的极端集体主义时认为,日本人通过传统的教育而不是战前的煽动,向人民灌输了不问是非曲直,不计个人利害的“绝对的忠诚”这一最高人生价值,而为天皇献身则为此的极致表现。同时,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进行了贬抑,爱惜自己和追求自我道路等于自私自利,是被视为不道德的。她认为天皇类似一支标杆,使人民的忠诚有所指向。而在近代之前,天皇在日本的政治结构中一直只是傀儡般的存在,所以当时人们的忠诚是指向各自生活的行政单位首脑的。人们已经习惯于以忠诚的程度来检验个人价值。今天的中国,谁更有钱,谁官更大,谁就受到更多敬仰。而当时的日本,谁对上位者更忠诚,谁就能获得更高的荣誉。这一民族特征在二战时的表现为,一个军官为了追求自己的忠诚最大化,甚至敢于违抗直系上司的命令,越级作出追求天皇利益最大化的军事决定。而这种违抗军令的行为不但不受到军法惩罚,相反,还使其在军队和国民间获得更高声誉,最后取代其上级。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激发出来的。甚至,敢于对此报以微词的日本内政高官,反倒被群情汹涌的民众斥为不忠而遭暗杀。
  故此,匆匆成文的本尼迪克特老师没有总结到的一点是,其实日本人的极端集体主义的本质恰恰是极端个人主义。当“绝对的忠诚”被当作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手段被个人所信奉后,个人主义的本质就被披上了一副厚厚的集体主义盔甲。苏格拉底在《斐多》里说的“极端的克制其实就是极端的纵欲”,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些怀揣极端主义情绪献身的日本军人,潜意识里往往殷切期待着伴随死而来的个人价值的瞬间最大化升华。这一刻是非常有存在感的,换上萨特和加缪没准会手舞足蹈。弗洛伊德描述过人类的这种心理防御机制:当人发现自己面对的痛苦无法被摆脱时,为了化解焦虑狂躁等自我伤害情绪,会转而肯定这种痛苦,甚至以此为乐。在这宗病例里,日本人关注本体生命利益的天性被“绝对的忠诚”(以下简称“忠诚”)的伦理道德规范约束,因为这种约束太完美,以至于人们无法挣脱,于是他们转而认可了“忠诚”,并以贯彻它为乐。可是,即使弗洛伊德的心理防御机制实行得再好,天性被压抑总会带来一定的精神扭曲,焦虑和狂躁是无法被完全化解的。于是日本人便表现出一些极端的行为倾向,例如自残或虐杀等。这种畸形的狂热情绪由于体现在战争中,往往被我们归纳到“军国主义思想”里了。
  然后,本尼迪克特老师又花了很多的篇幅讨论了日本人的另一价值准则,她称为“情义”的东西。事实上我认为本尼迪克特老师每每总是在表象的外围绕来绕去,却始终不一言万钧地切中重心。
  在讨论“情义”的内容之前,首先得说明,她认为“情义”这条价值准则和“忠诚”这条价值准则是互相独立的,这两者并没有成功整合融为一体,而始终各行其是。正是由于两者不存在于一个协调统一的价值体系内,所以在某些情况下,日本人得面对两种价值准则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执行了一边,则违反了另一边,反之亦然。她举了个例,大概是从前某武士收留了他的一个落难朋友,而武士的上级大名要求他交出这名朋友。可是,武士和朋友之间有义,如果恪守“情义”的价值准则,他不能交出朋友;但如果他要遵从“忠诚”的价值准则,他又必须交出。这种情况用我们中国谚语来形容就是“忠义难两全”。于是,这名武士作出的选择是,他保护了他的朋友,维护了自己的“情义”信条;然后,他以一死求得大名的宽恕,尽了“忠诚”的义务。而这样的选择,无疑是最符合日本人的“价值正确”定义,当忠义难两全的时候,宁愿牺牲掉自己,也不舍弃任意一边。于是这名死掉的武士受到了人们的尊敬。
  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忠诚”和“情义”并不完全兼容,但两者有一共同点,就是当它们与个人的私欲产生冲突时,它们是完全凌驾在私欲之上的,这就成为了压在日本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无论你遇上了这两者中的哪一者,或者两者同时遇到,反正你都得舍弃自我才能得到社会认同。而自我这时已经被贬得连影都没了。这种不利于个体意志发展的价值窠臼,用尼采的话来说就是道德枷锁,就是让人类活得孱弱和病态的祸根。这种病态,其实基本上也是我成长期时的恒态。
  羞于正当的私欲是很可怕的,如果整个民族都如此,要不就被外来者摆布利用,要不就成为某种形而上法则的牺牲品,酿成灾难;而倘若情况发生在个体身上,则也免不了唏嘘一场。对此我深有感触。由于比较特殊的消极自卫式的家庭教育环境,使我踏入社会后面对自己与别人的反差时产生强烈的恐惧。我像是为了生活于另一个世界而被培养出来,然后被投入到现在这个世界里。我此时甚至连学习身边人的人生态度、方式都很痛苦。不合时宜的强烈羞耻心折磨着我,为我融入社会制造巨大阻力。
  但我仍然是幸运的,我柔弱的性格恰有韧性的一面,使我经历了这些后,仍能以比较坦然的心面对它,同时巩固住自我独特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我的家庭条件也使我现在暂时不需要为一宿两餐而过度融入社会,与更多人打交道。这为我清除了纷繁多扰的杂音,而可以专心致志于求知的事业。
  据本尼迪克特老师描述,“情义”还有一则西方人陌生而我熟悉的特性,就是它像金钱债务一样,恩怨是要两清的。受了别人的恩,就欠下了恩情,必想方设法以偿之,否则辗转反侧,夜不安寝。这造成了日本人不但轻易不受恩,同时轻易也不施恩。因为轻率地施恩意味着强迫别人负下自己的恩情,未必招人欢迎。而我在这方面与本尼迪克特老师描述的日本人的相似程度,被朋友称为病态。另有朋友对我说,我不敢领受别人的恩情,是因为我不自信,我不相信自己能把欠下的恩情偿还出去。起初我也觉得有道理,别人乐意帮助我,以后我有能力了,也帮助别人,这样帮来帮去,人间于是充满了爱。可后来我又发觉,这种帮助往往是过度的,而且爱来爱去,我势必就要融入社会的洋流,被卷到众多的世俗事务中去。这有违我的意愿。换句话说,假如我接受了这种恩情,而又坚持恩怨必偿,我将失去部分的自由,被迫偏离自己的人生方向,以获得赎偿恩怨的能力和机会。
  本尼迪克特老师没有深入解释这种把恩怨当作债务的文化成因,她用日本人喜好“各安其分”的社会秩序来理解这一文化特征。她认为,无论施恩或受恩,都使当事人冒上了超越本分、扰乱秩序的风险。而我身上的这一性格特征,则是由我强烈的羞耻感带来的。和日本人稍有不同,我迷恋在能力范围内的施恩,这种恩情的正值状态使感到安全。而受恩状态则恰恰相反,它在恩情账上是负值,就像信用卡透支了一样,让我感到随时有失去我的荣誉的危机,我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如果可能,我会尽快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甚至让人感到啼笑皆非的事情以偿还恩情。每次遇到这种情形,我自己并非无所知察,但我不这样做就摆脱不了内心的惶恐,为了睡一个安稳觉我只能这样干,我无法自拔的。
  综上所述,由于日本人面对着如此艰难的精神困境,无怪乎他们有由衷歌颂那种瞬间绽放出毕生的光芒然后逝去的情结。据说日本人痴迷樱花,正是因为樱花花期极短、盛开极美。而感动了几乎整个日本民族的“铁拳浪子”矢吹丈,就是这种精神的高度体现。他明知那将致命,但那种在瞬间燃尽生命所能绽放出的美丽光华深深地诱惑着他,使他朝着绝路狂奔而去,简直身不由己,直到最后用战死来升华自己的生命。旁人眼里他只是个除了拼命一无所有的可怜浪子,但站在拳台上的他感觉自己拥有整个世界!连古谷实也不无揶揄地赞叹道:(我们)这种人生活几年也比不过矢吹丈活着的一天啊!而我钟爱的北野武,在他结识王家卫并被其荼毒前,除了一部恶搞之作《性爱狂想曲》以外,贯穿他所有作品的艺术审美就是这种日本式“刹那光华”的凄美。就拿他折桂金狮奖的《花火》来说,单从片名已能感受到这一气场。花火是日语里烟花的意思。比樱花更甚,烟花的美更加姹紫嫣红,也更加稍纵即逝,不惜粉身碎骨也要绽放一次最美的光华。影片讲述的是,一名老警察因妻子弭患绝症,精神恍惚,造成工作上连续失误,害死了一名同事,更连累最亲密的拍档警员瘫痪。另一方面,因为帮妻子治病,他借的高利贷也马上要把他逼上绝路。和上面提到的那名武士的处境相似,尽管他也是受害者,但他已经负下了多方的“情义”,无法自救了。于是他单枪匹马抢劫银行,报答了瘫痪的好友,然后携妻子最后一趟游览日本各地的美景。因为他并没如期还钱,于是遭到黑白两道的联袂通缉。最后,他杀死了来追债的黑帮分子,在沙滩边,面朝大海,背对赶来缉捕他的警员,两枪结束了自己和妻子的生命。他临死的一系列行为,完美地实践了“情义”的兑赎法则,恩怨两清。他用抢劫的钱报了拍档的恩,同时兑现了妻子的夙愿,他又用自杀以谢因抢劫而负下社会的义。
  分析到这里,本尼迪克特老师认为,这种“情义”准则是非理性,并且不可理喻的。她说,“就像我们偶然在流氓地痞身上看到的那种习性一样。”本尼迪克特老师大概是一生专注学术,埋首书堆,较少踏出校园,我们的关二哥就这样被她归到了“流氓地痞”一类。呵呵。这种不问是非曲直的“情义”,在知识分子看来,当然是落后愚昧的象征,但它并非日本独有,美国也很常见。像《骄阳似我》、《8英里》、《闻香识女人》等影片里——尽管都远在本尼迪克特老师逝世数十年后上映——都有对这种“情义”的生动描写。其中尤其是《闻香识女人》,帕西诺在那场著名演讲中所捍卫的价值信条,即不为私利而出卖同伴,在他看来放到价值天平上甚至更重于维护法规正义。而这一价值判断无疑和日本人的异曲同工。日本人认为,当遇到价值矛盾时,也就是忠义难两全时,迷恋个人私欲者便是弱者,是可耻的。而自我牺牲尽管未必等同正义,但起码是可敬的。而这一点,我认为即使在尽量客观的条件下,在我身上的体现都比在我认识的几乎所有人身上突出。同时,这里的私欲和古希腊哲人常提及的私欲还不完全等同。古希腊哲人是把个人的肉欲和智欲对立起来,贬抑前者,崇尚后者,甚至以牺牲前者成全后者为荣。苏格拉底的舍生取义就是一例。但日本人提倡的为“忠诚”和“情义”献身,和苏格拉底的为真理献身还有所不同。两者在行为层面的差异为:苏格拉底是为自己的信仰献身,而日本人是为天皇献身;意识层面的差异为:苏格拉底为之献身的价值信仰是主动的自发的理智成果,而日本人为之献身的价值信仰则不是独立思考的成果,而是被灌输的。
  而日本人的“情义”,其内涵包括但并不止于中国人所说的“义气”。它其实是日本社会行为规范的总括,类似于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有机结合。日本式的集体主义是有历史成因的。“情义”的形成亦然。同样的一颗“儒家伦理思想”的种子,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被培养成了大相径庭的两种文化形式。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我们的儒家思想在影响了一代代人的同时,也遭到过诸如二程、朱熹、王明阳、佛学等等的毒手,变得面目全非。哪怕夫子穿越时空而来,也未必能辨认出后人研读的儒家思想是源于自己的著作了。而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文化是不断发展的,了解一种文化的起源尽管不一定能了解它的现状,但这无疑会有帮助。
  分析和比较儒家思想在中国和日本不同的发展和演变脉络,会是一门挺有趣的学问,但那势必是非长篇大论不能收场的大阵仗。通俗地讲,日本人的“情义”是方方面面包罗万有的,是构成整个社会的总体行为规范准则。它不但关注关二哥和刘大哥之间的权责关系,也关注他和关二嫂的、刘大嫂的、曹国贼的、貂美人的、家丁乡里的、贩夫走卒的等等一切的世俗关系。而日本人对这种“情义”的态度是既有微词又不敢不从。
  为什么不敢不从呢?这其实也是我上文留下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人认为“忠诚”和“情义”无法挣脱,而中国人却可以不把它当回事,法国人甚至以推翻循规旧范为荣呢?揭示这一点的部分我认为是本书难得能切中重点的,而不是像描述“忠诚”和“情义”时始终在大气层以外的轨道兜圈子。
  日本人不服从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会怎样?像布鲁诺被教会烧死一样的下场吗?可是“情义”的涵括面很广,有些方面其实仅相当于中国“仁义礼”中“礼”一级的德行而已,这种层面的道德规范不大可能用酷刑去约束——你跟人家打声招呼人家不理会你,就把人家绑上火刑柱——没有这么血腥吧?于是,本尼迪克特老师发现到,日本人发展出一套“耻感文化”来维持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力。
  所谓的“耻感文化”是本尼迪克特老师用来区别西方的“罪感文化”而提出的概念。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罪感文化”是指当人的行为逾越了规矩后,会与自在的道德律形成抵触,即使没有旁人知晓,心里面也有一把道德的声音对其进行谴责,这时候,只有向别人倾诉和坦白,例如找神父忏悔,才能减轻内心的罪疚感。当然了,中国人没有“罪感文化”,所以相较于美国人来说,中国人更能理解日本的“耻感文化”。“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差别是,“耻感文化”对个体的约束力来自自身以外,而不是来自内心。同时,和“罪感文化”相反,在“耻感文化”中人们在自己的过失不为人知时感到坦然,而罪行昭示后感到罪疚。这样听起来,仿佛西方人的道德方式更高尚一点。但理想状态是一回事,现实状态又是另一回事。这里再次体现了本尼迪克特老师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看待世俗问题时脱离现实,崇尚理论,理想主义的一面。其实西方人那种“罪感文化”也是通过宗教灌输实现的。日本人和欧美人都是人类,天性本无不同,文化差异无疑是后天造成。
  “耻感文化”的功效在于阻吓,实际上相较于犯错后掩饰过失,更多的人宁愿选择避免过失;而“罪感文化”重视过失后的坦白,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圣经对人类的评定,人生而有原罪,所以是不完善的,随时会犯错的,故此,犯错并不可怕,但每次犯错后必须坦白才能得到宽恕。这两种文化类型姑且不论各自对其成员影响面有多广,影响程度有多深,单单从功效主义角度比较它们的道德作用,其实是半斤八两,各有千秋的。
  “耻感文化”有其历史和社会环境成因。它扎根于中国的儒家文化,成长于日本的幕府政权形式中。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分析,“耻感文化”的萌芽和壮大,直到最后成为日本文化中最重要的一块基石,其生长过程一直是趋利避害,帮助日本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每一个现实问题,并维护和巩固社会安定的。《菊与刀》中提到的日本另一文化特征,即对“各安其分”秩序的崇拜,性质也与“耻感文化”相同。传统习俗的积极意义往往正在于以惯性的力量推行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行为规范;而其消极的一面往往是当社会发展变化过于剧烈时,传统习俗的惯性力量无法即时刹车,从而束缚和损害了部分社会成员,甚至造成了社会内部的矛盾。
  “耻感文化”还带给日本人一项性格特征,即过分关注别人的评价更甚于自我评价。美国盛行个人英雄主义,他们的英雄往往是那种“千山我独行,管他人评头论足”的不羁浪子。美国人尊重那些敢于追求个人价值,捍卫个人权益,当个体与社会主流价值产生冲突时,仍然坚持个人价值的人。而日本则完全相反,日本人推崇的英雄是那些敢于为他们共同信奉的道德价值献身的人,而敢于捍卫个人权益的人,在他们看来却等于是软弱和自私的人。此外,两者还有一显著差异,即“耻感文化”会使人在被拒时产生强烈的受辱感,这造成了日本人不会轻易向人提出要求,以规避受辱的风险。而这就要求日本人变得更坚忍和克制,更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而人性和社会性的互动是很有趣的,能量守恒定律也可以用于研究人性,广泛的人性欲望往往是无法靠外力压制的,就像大禹治水只能疏不能堵一样,往往正是因为意识形态令日本人不敢轻易表达欲望,所以为了不使这种被扭曲的人性造成对社会的冲击,日本人把很多我们认为狎亵的玩意儿合法化,使人无需担心从事这些消遣会受到被拒的耻辱。这些玩意儿我就不举例了,大家心知肚明。而相对的,美国人则普遍不会把被拒当作太大不了的事,所以更敢于表达欲望和真实感情。
  最后,本尼迪克特老师对日本的“耻感文化”在个体身上的培养方法作出了较详尽的描述。她分析了日本的建筑,是敞开式的,家庭成员间没有隐私可言,这有利于彼此监视,增强“耻感”的约束力。同时,日本的家长喜欢以羞辱和恐吓的方式教育孩子,培养孩子对羞耻的敏感度。还有,日本家长喜欢毫无公正概念地夸奖别人的孩子,批评自己的孩子,以鞭策孩子不断完善自我,而美国的家长恰恰相反,他们更乐于表扬自己的孩子,用鼓励而不是刺激的方式促使孩子进步。而这一教育原则的差异造成美国孩子更自信,更能肯定自我价值,更有勇气与世俗传统作对;而日本的孩子则变得更克制和坚忍,更倾向于承认外界的权威,更渴望得到外界对自己的承认。而这些教育观念的分歧从根本上造成了美日两国的孩子分别进入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轨道。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中国人教育孩子的传统观念更接近于日本而不是美国,但在我身上的遭遇则几乎完全是日本式教育的翻版。本尼迪克特老师描述的日本孩子成长的环境和接受的家庭教育,基本上就是我经历的,分毫不差。我妈的口头禅就是“严律己,宽待人”,我妈在我小的时候无比努力地使我坚信,几乎所有别的小孩都比我优秀。她自己也对别人的评价重视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了成为一个正直、体面,不受人非议的人,她对自己和我的道德要求近乎偏执症病患。只有洁癖的人才能感同身受地理解到,她那种对不体面行为的歇斯底里式的恐惧。
  我比较晚熟,当我完成成长后,我发觉自己也有着极度在乎别人评价的性格特征。我认为自我实现就是获得别人的认同,这一点非常清晰和强烈。我甚至愿意过一贫如洗,极端克欲节制的生活,以换取好名声,换取所有人对我的夸奖。这对于我来说,比活上两百岁,比拥有世界上所有物质财富更让我心醉。甚至连我最要好的朋友都没有意识到我性格中潜伏的这一方面。可是,我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注定只是一厢情愿,因为我信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的现实世界的价值体系格格不入,甚至互相冲突。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曾带给我的巨大痛苦和创伤,尽管我生活的社会环境和当时的日本毫无相似之处,我还是有理由相信,相比于本尼迪克特老师的成长和教育经历,我更有可能对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建立感性认识。
  读书,既是认识客观世界的途径,也是认识自我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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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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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9-1 22:30:20 |显示全部楼层
非常深刻的文本剖析和自我剖析。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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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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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蓝富豪

发表于 2010-9-16 15:17:08 |显示全部楼层
看过一本书能有这样的感悟和思考,这本书真读得值得了。

我要慢慢看看。

《菊与刀》我翻看过。虽然我也不了解日本,但我觉得它整体而言,对于东方人的思维和感情习惯,是不熟悉的。相当于它用英里来度量本来用公里来设计的物件,结果发现所有的长度都是带小数点的,然后立刻感到很奇怪。

但《菊与刀》又有它旁观者清的地方,又有它提纲携领的功能。所以一直被关注。是一个座标。
风向一变,我觉得那呛人的火苗几乎要灼烧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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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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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 08:48:36 |显示全部楼层
非常深刻的文本剖析和自我剖析。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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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能读书写字,武能炒菜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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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侠客

铁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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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 08:49:28 |显示全部楼层
白德喂,牛博网很有爱啊,哈哈
文能读书写字,武能炒菜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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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lan Super Team

发表于 2011-3-1 09:38:02 |显示全部楼层
写的认真。我想起郁达夫自传里写的,日本女子并不专注于守身,不守身却不轻贱,是其别样的美。
看菊与刀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别扭。很多地方我已经会心一笑,老美却还在絮叨。很多视角,都因其政治化的目的而故意的变浅了。就好像真的是坐在吉普车上路过某个村子。
又想起郁达夫,鲁迅,孙文笔下的日本,同去同一个时代的日本,观感尚且如此不同。而老美把一切民意都归给天皇,或归给某几个“关键词”,太笼统也太粗暴,或者说,太美国了。
七武士也很好,虽然是战后拍的。在七武士里,原本崇高的那些武士之战崩溃瓦解,舍身变得几乎失去了目的,但仍或可随意指定一个目的。
雪夜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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