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李明维／李牧

李牧

访谈：李明维／李牧

李牧：我对你的“孕夫计划”很有兴趣，可是在你前几天的讲座上并没有提及这件作品，我很想了解一下。

李明维：尽管在讲座上我很少提及“孕夫计划”，可是每次都会有人举手发问：请问一下“孕夫计划”是怎么回事？在网络上当你打入“李明维”的时候，出现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孕夫计划”。这个作品是1999年跟另外一个艺术家汪之维合作的。那天在MoMA(纽约现代美术馆)有一个活动，我那时候还不认识他，因为他也是台湾来的，我们就聊的很高兴。期间我和他谈到我姐姐怀孕了的事情，他问我对怀孕有什么感想，我说我其实很羡慕她们可以怀孕，因为我们男人在生理上是没有办法怀孕的。他说我们可以用虚拟空间，以一个网络上的空间去做这个虚拟的事实。我对网络虚拟空间的概念一直还是很虚渺的，我就跟他讲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合作。那时他是一个网络设计师，在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做网站设计。所以我们就决定做一个“孕夫计划”，以我怀孕4个月这样一个平台来讨论：当男人可以怀孕的时候，性别跟两性之间的对立以及关系是怎么样的？今后男生跟女生之间的对话要怎样进行下去？这是一个世纪的玩笑，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你要把它设计成跟真的一模一样，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相信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这个事情应该不会发生。现在已经接近可以做这样的实验了，可是还是没有爸爸和婴儿可以并存活下来的例子，其中一个可能会死掉。在这个作品中一直有新的医学方面的知识加进来，后来我就放手让他去做了。

李牧：你在这个作品里都做些什么工作？

李明维：我在里面就是当模特啊，做采访啊这一部分。那个作品对我来讲蛮生疏的，因为我并没有在生理上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公共场所我就不提那个作品。

李牧：你是说你并没有亲自体验到更多的东西？

李明维：只是一个知识上的体验，并不是一个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体验。

李牧：你是怎么样让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的？

李明维：通过网络，因为点击量很大。在艺术界了解我的人其实都不大知道那个作品，反而在艺术界之外的人，他们是通过那个作品知道李明维的。有几次医学院的学生通过那个作品去写他们的论文，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绝对没有想到会是这个样子。

李牧：现在这个网站还在吗？

李明维：还在进行中,www.malepregnancy.com。我相信你上了这个网站的时候，你还可以链接到汪之维的另外几个项目。他的研究都是和医学、生物有关系，他现在辞了职，在哥伦比亚大学读Ph.D.，就是生物、网络和医学之间的关系。

李牧：这是他第一次和艺术家合作？

李明维：我想他可能以前有过，因为他本来学过艺术。

李牧：最初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所以才引起争论，是吗？

李明维：对，有很多人很好奇，有很多人很赞同，有很多人很愤怒。后来有一些比较虔诚的天主教徒说你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们就会摆个定时炸弹在你家前面。他们知道我住在哪里，因为我用的是我真实的名字。那时我就觉得我不要跟这些人玩了。

李牧：那么后来这个谎言是怎么被戳穿的呢？就是大家知道这只是一个艺术家的概念而已，并不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

李明维：当一个艺术作品超出了现代社会道德观的时候，要怎么去界定这个作品？那个讨论倒是蛮有意思的。有人就说这是一个谎言，有人说他不是一个谎言，他只是在一个艺术家的脑海里呈现出的一个作品，他只是在讨论说我们该怎么走这一条路，要怎样走下去。当网络上产生了这样的讨论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当时我妈妈吓了一跳，因为我平时都会跟她讲我在做什么作品。我蛮幸运我的爸妈都非常的开放。我爸妈还去问我，你现在那个“孕夫计划”做的怎么样了？我就很少跟他们讲，因为我对这个作品了解的太少了。

李牧：你不是在这个作品里了解到了很多艺术之外的知识吗？比如医学。

李明维：我爸爸是医生，我的外祖母也是医生，所以在医学方面我是知道一些的。另外，我在读艺术研究院之前，我是学科学的，我做生物研究。本来是要当医生的，后来就半途出家做艺术了。

李牧：你为什么要半路出家做艺术呢？

李明维：这个跟华人的家庭观念很有关系，当自己家族里有医生这样一个传统职业的时候，父母希望长子继承。我说好啊，所以我就去读了四年的生物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跟我爸妈讲，并不是我成绩不好，只是每次看到血我就几乎要昏倒，而且我很不喜欢那个味道，这跟我外祖父很像。我妈就说那你想要读什么呢？那时候他们给我讲：只要你快乐，我们就很高兴，你自己看你要做什么。以前都一直是爸爸妈妈说你一定要这样，那样。突然他们放手的时候，我就觉得海阔天空，我那时候二十二岁。后来，我对建筑很有兴趣，当时我想建筑是介于艺术和科学之间的一个桥梁，所以我就去读建筑，读了五年。我读了双学位，建筑和纺织。毕业以后，工作两年，我就直攻纯艺术了。

李牧：你为什么决定去做当代艺术？

李明维：我觉得建筑和生物这两项职业都有很清楚的对和错，如果你设计的建筑不好，倒下来砸死人就不行。可是艺术这个东西是没有界限的，它绝对没有对和错，也可以说它没有好和坏，这对我来说很有意思，就是模棱两可之间的灰色地带。
那时候我在加利福尼亚，后来我就去了耶鲁大学读了艺术研究院。 他们一年收九个学生，这些学生原来都不是读雕塑或者绘画的。我们班里的一个同学，日本人，她以前的工作是导游；另外一个女孩子之前是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一个舞星；还有一个是脑科医生；我是建筑和生物。我们这几个人全部对艺术没有什么概念，没有传统的概念。我们那个系叫做sculpture，当你知道你不是画画，不是摄影，你就申请sculpture就对了。它包含了一切不是画画和传统雕塑的东西，如果你的作品里有画画和雕塑，也好啊，没有关系。像那个芭蕾舞星，第一年的时候，他的作品是她试着读完每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当她在读这一本书的时候，她就把自己变成书里面的女主角，她的说话、谈吐、穿着就变成那个女主角，我觉得好有意思。她可能每个星期都在变，一直在变，那就是她的作品。当时我的作品是做晚餐计划，因为我到耶鲁大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来东部住过，所以什么人我都不认识。我就贴了很多海报在校园、在校外，邀请陌生人来我家吃一顿免费的晚饭。所以第一年，几乎每隔两天，我就要煮一顿饭给一个陌生人吃。我们就这样子吃饭，什么都没有纪录。

李牧：都是两个人吗？

李明维：都是两个人，一对一的。

李牧：这是那一年做的？

李明维：这是1995年我到耶鲁大学的时候做的。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有个泰国艺术家叫Rirkrit Tiravanija，他在1993年做的作品是他煮了很多很多咖喱饭在开幕式上，什么人都可以来吃，吃完就把碗碟排在桌子上。煮完饭以后他就离开了现场。我要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的教授就说你知不知道有位艺术家叫Rirkrit ，他在两年前做了这样一个关于吃饭的作品。那时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对当代艺术一点概念都没有。他说我们就请他来当我们的老师吧，我说好啊！所以Rirkrit 就当了我们一个学期的老师，我觉得好有意思啊！有很多人就把我的作品和他的作品对比，我和他讨论了之后的结论是他的作品和我的作品虽然都是用食物作为材料，内涵其实是两极化的。我的作品在外表上是一个很外向，客观上是一个很内向的作品，它在没有人看到的时空里发生，这个人来我的空间，没有人观看我们吃饭。他的刚好相反，当你去看的时候，啊，几百个人在那里抢啊，吃啊，它是一个很外向的作品。可是对艺术家本身，却是很内向，因为他煮完饭后就退场了，他已经不在那个空间里了。

李牧：他怎么看你这个作品？

李明维：我们就是有那样一个对话，他说很棒，他说那我可不可以来吃一顿？我说不行，老师，我们是已经认识的人，一定要陌生人。因为陌生人之间的谈话和认识的人谈话就很不一样。

李牧：这里有一个细节，你没有纪录。通常艺术家都是要纪录的，当时你为什么不纪录？

李明维：对。这个问题Rirkrit 也问过我，他说你要怎么纪录这个东西呢？他一直问我这个问题。我就给他讲，我们这样好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摄影机在这边，或者有人在拍照，会破坏了整个情绪。我很知道我不要那个东西。可是话说回来，怎么去申请一些赞助金啊? 我就这样说，譬如说今天我和陌生人吃完饭，我会问你介不介意明天再来一次，让我来做一个纪录。其实很多人都愿意再来一次，专门做纪录文件。所以这样就不会干扰到我们真正做的项目时的心情。

李牧：就是说到最后你还是“纪录”了。

李明维：纪录的是第二天我们假装在吃饭。拍的影像只有这么高，所以你看不到脸，只有手跟讲话的声音。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折衷的方式，去纪录，主要是不要让参与者觉得被我利用了，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

李牧：其实你对你纪录的这个结果，听你的口气，并不是特别满意？

李明维：对，我一直都还在探索。我觉得如果我们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面，纪录是不需要的。可是，世界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所以我会选一个折衷的方式，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那个原则就是我要保护我的参与者的身份。

李牧：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纪录是否可以不要？如果没有纪录，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潜意识里我认识到，如果丢掉这个纪录，我们什么都没有失去。但是是什么导致我们需要这份纪录，因为是这个事件之外的东西，比如说惯常的展览规则和制度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你需要展示一个录像或者发生过的事情的证据。我觉得我们要从美术馆展览的制度和认识上去改变一些东西，要用我们的作品去改变这样一个不适合这种作品的展览方式和制度。
我前几天在NEW MUSEUM(新美术馆)看到的一件作品，一个女孩子找了份会计公司里的工作，一个月里她什么都没有做，她就一直在那儿坐着。这个作品是个很有意思的作品，对她自己来讲有意思，对所发生的环境也有意思。在展览上还是有一个很精致的玻璃盒子，放着她的胸卡，那似乎是一个物证，证明事件的真实性,那么这个胸卡在这时候就是一个多余的物质。另外，她始终用一个摄像机架在办公室里在纪录她自己，那么这个摄像机在那儿就会影响这个作品。如果退一步，把这些所有的材料都拿掉的时候，什么就都没有了。因为你做过了，发生了，它的作用是在那个空间里，当这个作品回到美术馆的时候，其实你不是仅仅想告诉观众你做了这件事情，而是想拿这件事情来和今天的观众交流，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好的交流呢？

李明维：这种展示方式好像是在交成绩单。所以我一直对这样的展示方式耿耿于怀，因为在不同的时空和不同的条件之下，要怎么记录都是个大问题，可是必须性有时候是真的需要，比如说，我要申请古根海姆美术馆的赞助金的话，没有纪录的话，拿到赞助金的机会就比较小。所以现在折衷的方式是我们就做纪录好了，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最不干扰到我本来的意念，那就再重新做一个假的时空，专门是给纪录用的。

李牧：我的“蓝色图书”在北京展出的时候，就是展示了很多的纪录档案，以及所谓的“证据”。可是大多数时候人们了解我那件作品并不是在那个个展上，而是通过我的ppt看到这件作品。后来我发现，听我讲这个作品，对观众内心带来交流远远胜过让他们去我的个展现场。所以接下来我的这种类型的作品的展示方式会更自由一些，我要放弃很多东西，我希望能用我的作品和观众更进一步的交流，我希望能尝试一些新的方式。我可以以讲座的方式、可以发生在报告厅里，也可以发生在课堂上，或者说展厅就可以变成一个讲座的空间。

李明维：在芝加哥有个美术馆叫Smart Museum，现在有一个群展叫feast，宴会，讲在当代艺术里一些非常极端的待客之道。我的老师Rirkrit 也参加了，我的晚餐计划也参加了。所以那天我去芝加哥我就通过抽签的方式请了五个人，我煮了5个晚上的饭给这5个人吃。可是我那个老师有点让我失望，他把当时他做Untitled 1992 (Free)的炒锅，放在一个玻璃罩子里，把它变的好像很神圣。就是一个脏脏的炒锅，还有三四打塑胶盘子，当时剩下来的，我觉得那个对于我来讲，就有点，看起来很难过。

李牧：你把你的感受告诉他了吗？

李明维：没有，他也没有来展览现场。

李牧：我觉得你可以通过邮件或其他方式和他交流这个问题。这是很多艺术家最不动脑筋的做法，也是对自己没有要求的结果。更多的时候是别人在告诉我们他们想要什么，我们会相应的拿出适合他们的作品，但是哪些是我们要的，哪些是我们所不要的，我们有没有魄力去不按别人的要求去做？也许在短期内我们会失去一些东西，可是你的思考却是很有价值的，当把思考付诸于行动的时候，就有更大的价值了。如果不用行动去做出来的时候，思考就起不到该有的作用。
另外，“睡寝计划”是怎么回事？

李明维： 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给了自己一个礼物，到欧洲去自由行。有一个晚上我买了火车票做夜车从巴黎到布拉格，12个小时，在那个睡铺里刚好有另外一位老太太，我们就聊天，聊得很愉快。她告诉我她是一个纳粹集中营里的幸存者，也是她的家族里的仅有的幸存者。她和我分享了她的犹太家族的故事，她的全家都被关在集中营里，两年以后被解救出来的时候，只有她活着出来。她花了三个多小时和我分享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灵之路，那时候我所受到的震撼几乎是没有办法去描述的。
到我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在谈两个陌生人在一个黑暗的空间里面相遇，这两个人之间就有一些很微妙的变化。所以睡寝计划也是通过抽签的方式，每个晚上有一个陌生人来和我共度一晚。观众把资料放到小卡上，放在抽签箱里面，然后画廊就在每个晚上抽一个两天以后要来的。当时一共有六百多张签在里面，抽取了20个。参与者一般九点钟会来，之间的互动就是每个人很不一样，有的人进来就开始唱歌啊，聊天啊，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表演者。前面的五分钟如果很生疏的话，那整个晚上都会很僵硬。还好，把名字放在里面的人，本身就已经有好奇心，很想要参与。只有一个人让我觉得有点好奇，为什么他要来参与？他来的时候提着一个很大的手提箱，每一句对话都是我问他一个事情他就说yes,或者no，或者maybe。讲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我觉得这个好难过啊，他很紧张，他一直抱着他的东西。然后，我就说，关灯睡觉吧！我对这位先生说，那我就先去洗手间一下。我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他的床上，而且鞋子也没脱，就用被子把自己裹住，抱着他的包包。我睡到一半的时候，我听到悉悉嗦唆的声音，然后是很小的铁门的声音，一看，那个人已经走掉了。他偷偷摸摸的自己走了，那时是凌晨一点钟。我想他来参与这个作品，可能是他给自己的一个挑战吧。

李牧：你是怎么纪录这个作品的？

李明维：我是请来参与的人把他们的一些物品留在床头柜上。当你来参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床头柜摆着一个参与者私人的物品。第二天就是两个床头柜，第三天就有三个床头柜。我是借用一下参与者的物品，过了这个展期就还给他／她。

李牧：这些作品的出发点往往是个人的一次旅行或者非常私人的经验，但是作品做出来之后，你把一个画廊的空间里变成了一个卧室，其实这个作品在改变这个空间的职能和属性。

李明维：我有很多同学在做他们的作品时，他们对体制的批判意念很强。我的性格不是这样，所以大部分的作品灵感的来源都是自己的经历，生命中的记忆。当这样一个非盈利的行动和观念被呈现在一个盈利的空间的时候，这个对话就很有意思。我一直都很感谢我的这个画廊一直支持我这样的非盈利的作品。
后来这个作品代表台湾参加 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是一个两层的小皇宫，在叹息桥旁边。

李牧：你的身份还是台湾人吗？还是美国人？

李明维：我的身份是美国、台湾和多米尼加。

李牧：一个人可以是好几个国家的公民吗？

李明维：美国政府是说不可以，可是他也没有说让你去注销其他国家的国籍，他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台湾可以是双重国籍，所以就很方便。用台湾的护照可以有130多个国家不用签证，这个月开始来美国也不用签证了。这很好，我们去日本，去欧洲都不用签证，澳洲也不用。

李牧：你是怎么来看待你和美术馆和展览的关系？

李明维：当美术馆来邀请我的时候，大部分是说希望能和我有一个合作，展期可能是三个月，看你要做什么？这种邀请算是最好的邀请，最值得我去发展的邀请，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情况。这种机制之下我就可以和策展人自由自在的讨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每个美术馆都不一样，比如说MoMA和惠特尼美术馆就不一样，因为里面的机制不一样。
我最近在波士顿有一个展览，是和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合作的。那个美术馆是1923年建立的，一个波士顿的老太太Gardner非常有钱，她在19世纪末到处去收购，比如说收购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又买了一个威尼斯的皇宫。现在的美术馆，外面看上去正常，里面就是威尼斯的皇宫，非常非常的漂亮，那种漂亮并不是说金壁辉煌，而是古色古香。她收集了上万件艺术品，她在遗书里说她已经把整个美术馆的空间都规划好了，她走了之后，没有人可以去移动这些东西。所以你去看的时候，现在作品还是在1923年放的位置。这些收藏好棒啊， 她为什么会收藏这些东西、有什么样的故事在里面？这位Gardner太太已经不能和我分享了，真有点遗憾！我就发展出了一个作品，叫做“客厅计划”，这个作品就是和美术馆里的工作人员合作，他们有两天的时间把他们自己收藏的东西带到美术馆来，跟观众来分享。我觉得Gardner的收藏代表她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普通人收藏的东西也是代表我们的一部分，那你和收藏品之间的关系和故事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把这个客厅变成一个交流平台，让收藏者可以和大家分享为什么他会收藏这些东西。
那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当我和美术馆互动的时候，产生了作品。“客厅计划”是一个例子，过两个星期我会回到波士顿，因为他们 在旧美术馆旁边盖了一个新的美术馆，新馆里有一个很大的空间，他们现在就把它叫做“客厅”，用我的作品的概念去做的，所以每星期五和星期六都有一个志愿者当客厅的主人，把他们自己的收藏带到这个“客厅”和大家分享。
所以我和美术馆一定要是合作关系，如果他们告诉我要做什么，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而且要把作品变的对美术馆有意义，对策展人有意义，一定要有参与在里面。

李牧：你是怎么和你的画廊开始合作的？

李明维：耶鲁那边经常会有一些很奇怪的艺术家，比如说当时的Matthew Barney、Roni Horn, Ann Hamilton, Richard Serra等。我的这个画廊的人来耶鲁的时候听说有一个台湾来的艺术家什么都不做，只煮饭给陌生人吃。她那天就决定看我在做什么，她先跟我的系主任打电话说要见我。因为我觉得我的作品不适合在盈利的空间展出，所以那天我就没有去学校。我去游泳了，我想躲开。下午五点半的时候我想他们应该走了，我就回学校我的工作室了，我一看我的老师和那个人坐在那里等我呢。所以我就给她介绍了我的作品，她就说很有意思，她说那这样，你给自己一个功课：想一想，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画廊邀请你做一个个展，你要展什么东西？你什么都没有纪录，你怎么展呢？过了圣诞节我就回了台北，再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就接到这位太太的电话，说你的功课做了没有？我说有啊。她说那你传真过来。我就传真过去，过了一会儿，她就传过来：你能不能在1997年毕业后的9 月份来这里做一个个展？我快要毕业的时候，她问我要展览的计划书。我那时有一位很好的老师叫Roni Horn，我对他说好像我的作品不大适合在那种盈利的画廊展示，他说没有关系，反正你有这个机会去纽约，你就做做看吧。如果你觉得不适合你，你还是可以照样回加州。现在你有这个机会就应该去试试看，不要还没有做就说不行。我很感激他，他是个很好的艺术家，他讲话非常精准，一个字都不多讲。
后来我就去了纽约，第一次展览我们合作的很愉快，这个太太真的是让我自由的去做。也是因为这个展览，惠特尼美术馆的馆长看到我的作品，就请我去惠特尼做一个报告。

李牧：你当时展出了“晚餐计划”，还有什么作品？

李明维：还有“水仙的一百天”，是一个录像。当时我的外祖母去世了，我很难过，我就种了一盆水仙花，每天24小时带着它，跟着我生活，跟着我走。还有另外一个作品是“金钱与艺术”，那是用一美元的钞票折的不同的形状放在60多个小格子里，那是很抽象的形状，你要想拥有这个作品，你必须要跟我交换一个东西，你觉得等值的是什么东西，就放进小格子里去。
在惠特尼做了报告之后，他们就说希望能和我合作。很幸运，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跟美术馆合作。我和这个画廊没有签约，只是口头上的约束。第二次在这个画廊的展览就是“睡寝计划”，第三次是做“补裳计划”，关于补衣服的作品。

李牧：这些作品有销售吗？

李明维：有一个很棒的台湾收藏家收藏了“补裳计划”。他收藏了桌子和线，就是形式上的收藏。比如说今年的雪梨双年展要借这个作品，他会让双年展做一个展览拷贝。这个桌子做完了还是一个桌子，就不是李明维的作品了。他收藏的是这个权利，他可以让人家去做这个展览。台湾有三个非常前卫的收藏家，有一个收藏家在70年代就开始收藏谢德庆的作品了。

李牧：你和谢德庆有来往吗？

李明维：谢老师！有，可是每次给他讲话我觉得好像雾里藏花，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能是因为他的观念太前卫了，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不过他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大家都是台湾来的，他比我长一辈，他差不多六十多岁了，很哲学的一个人。

李牧：你从来不担心你的作品不好卖钱吗？

李明维：我在做作品的时候，试着不去关心卖不卖钱的问题。如果这个影响我做作品，就很难做下去了。我不要去担心那些，也没有必要去担心。因为好的收藏家是跟着艺术家走的，并不是艺术家做东西为了让他们去收藏。我很幸运有这三个台湾的收藏家，对我的作品很期待，他们的期待并不是希望我做什么样的作品。每次做东西出来，他们会说，怎么会是这样子？好啊，好棒。这些收藏家都非常开放。
我那个画廊跟我讲：没有不好的作品，只有不好的画廊。哈哈，太好了！我觉得这样的画廊很少，尤其是在纽约。

李牧：在纽约这样的画廊很少吗？

李明维：有一些，这样的画廊算是少数。他们的口碑很好，他们都是做一些不好卖的作品，他们从93年就开始这样做了。

李牧：那说明他们还是卖的不错的。

李明维：我希望吧！我也不问他们。你知道中国有个很有名的艺术家曹斐吗？也是我们画廊的艺术家。

李牧：啊，我去年去过一次这个画廊，那时是曹斐的个展，在切尔西。

李明维：是啊，画廊叫Lombard Freid Project.在我们画廊的艺术家里，我是最元老的了，当时和我一起展的艺术家都已经没有继续合作了，我就死活赖在那里了，呵呵呵！跟他们合作很愉快，比如说他们希望带着我的作品去参加香港艺术博览会，我说你们千万不要把我放到那里去，我会死的很难看的，我不要参加。因为我曾经去做过演讲，我看了一次，我觉得好可怕，要是我的作品在那里，我会很难过。都是钱，这和作品的精神离得远了。他们就说，ok，好，没有关系。

李牧：你以前在台湾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李明维：没有哎，没有宗教信仰。我的祖父、祖母信仰佛教，禅宗的佛教。我爸爸是医生，算是无神论者。我在美国上的学校都是天主教学校，我很喜欢他们的圣歌和祷告。

李牧：在你的世界里，艺术替代了宗教的位置，是吗？

李明维：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教徒，所以我也不大知道是怎么样的替代，如果是替代的话，就是说我生命里面重要的东西是我的家人，朋友。音乐对于我来说也非常重要，我受过12年的小提琴训练。中国古典文学对我很重要，这些是我的灵感的泉源。

李牧：你已经在美国几十年了！

李明维：是啊，我14岁来美国，我已经48岁了，算是非常西化的台湾人。
当我回台湾的时候，我的美国的这一部分比较凸显出来，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的台湾或者说东方的这一部分比较凸显出来。比如那天我穿着长袍……

李牧：啊！我正要问你，那天你在讲座上出场的时候为什么穿着长袍呢？那天看到你我有点诧异，对于你而言，可能那是很“中国”的衣服。实际上现在的中国没有人会穿这种衣服了，除了说书的和唱评弹的。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李明维：第一，它穿起来很舒服。第二，在台湾有一群几乎快要凋零的老艺师，他们以前在中国大陆都是最棒的手工做旗袍的，还有长袍。这一位上海的老师傅，他的老师是以前给溥仪做那种满洲的衣服的老师傅，那种手工的传承很有意思，他叫我少爷，他说：少爷，你是我们最年轻的客人，老一点的那位已经84岁了。他说都没有人要穿这种老东西了。我觉得好可惜，这是旗人的东西，不是汉人的东西。长袍是旗袍里的一支，是男人穿的旗袍。我在台湾从来没有穿长袍，演讲的时候我都是穿西式的衣服，可是我在西方去演讲或是去听音乐会，我一定要穿长袍。因为我是艺术家吧，我喜欢跟别人不一样。传统的衣服穿起来不只是很舒服，视觉上也是蛮典雅的。那个老师傅的眼睛都要瞎掉了，他一针一线的这样缝出来，每次看到他我都觉得好感动。我请这位老师傅做了二十多年了，我有二十几件不同的长袍。
在台湾的今天也没有人穿了，可是你到台湾大学，那种老学究还是会穿那种靛蓝色的长袍，他们都是跟着蒋介石一起过来的一群老学究。可是女生还是在正式场合要穿旗袍的，非常正式的旗袍，像我妈妈来我的开幕式，她都是穿旗袍。


2012年3月  纽约



李明维是出生于台湾，现居纽约的艺术家。他的作品通过艺术家和参与者一对一的互动来探讨关于信任、私密以及自我觉醒等主题，而观众则通过观看艺术家以吃饭、睡觉、行走和对话等艺术语言来探讨这些主题。李明维的艺术项目通常从他自己的日常生活出发，通过陌生人的参与而被带入不同的情境中，随着时间的进展，他的作品将在展览上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李明维1997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并取得艺术硕士学位。他曾经在纽约现代艺术美术馆、惠特尼美术馆、布鲁克林美术馆、 伊莎贝拉嘉纳艺术博物馆、洛杉矶国家美术馆、克里弗兰当代艺术馆、台北当代美术馆、昆士兰美术馆等机构举办个展。他还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里昂双年展、利物浦双年展、台北双年展，越后妻有三年展、惠特尼三年展和亚太艺术三年展。
目前，他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悉尼双年展、深圳雕塑双年展、东京资生堂画廊以及欧洲文化之都2012的项目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