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遆存磊|《牛鬼蛇神》: 臃肿叠加叙事的“牛头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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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8 16:24:2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不写小说二十年的小说家马原重新出山,拿出了新作《牛鬼蛇神》,不免让我们有所期待及悬着一颗心。期待显而易见,提着心不免有些复杂,当年马原搁笔不写是因为遭遇了创作瓶颈,无法突破干脆放手,这多年后难道觅寻到解决之良策,再起炉灶?《牛鬼蛇神》既然端出,显然为作者所认可,大方公之于众接受品评检验,结果如何,且交予人说。对此一作品,我不得不讲,早前悬着的心算是搁下了,不是“放心”,而是失望。马原欲在《牛鬼蛇神》中解决先前的困境,欲净却未净,且增加了新的问题,致使叙事臃肿堆叠,合力不继,徒剩“牛头蛇尾”,鬼神之说仅为玄虚而已。
  
  马原崛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事实上是作为一个“搅局者”而声名为众人所知,若进行文学史书写亦会在此。马原的意义在于对“意义”的反动,不理不睬苦大仇深的“意义”叙事,自顾自述说着“我叫马原,就是那个写小说的汉人”,很有一种精力充沛的顽童心态。自然,早有文学批评家为之命名为马原的“叙事圈套”,区别于以往人人遵循的“意义”叙事。当过往几十年如一日的信奉“文以载道”,无“意义”不成活,这所谓的文学沟渠里充溢乌烟瘴气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叫马原的人斜刺里跑出来,耍弄一套抽离“意义”的玩意儿,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不由得喝起彩来。尽管不能就说马原的意义即无“意义”,但其作品对“意义”的疏离却不可否认;形式的革命固然重要,可“圈套”的变化毕竟有限,初看眼花缭乱,多玩几次不仅内行读者了然于心,连始作俑者自己也耍不下去了,马原九十年代初的搁笔即在于此。
  
  《牛鬼蛇神》,形式感犹在,而此时的马原已不再逃避对“意义”的追寻。不过,此“形式”似是而非,新鲜感不再;“意义”也不是召之即来,想有就有的。小说中的章节计数并非顺序,而是第三章、第二章、第一章、第0章,以及小节3210,估计很多读者要以为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叙事的玄奥所在,但读之会发现情节与颠倒的数字有何关系?作者自己说,“这根本是一个顺序小说,但我的章节是从3-2-1-0这样倒着排列,这是归零的方法。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也看到有生于无。而‘0’在汉语里经常和‘无’重合,我用归零的方法,实际上是想暗示我的读者,到‘0’的时候忽略它也没有损失,故事还在继续。”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读者读不出,须作者郑重说明,然后再读,还是没发现这层玄奥意图。是读者理解力不足,还是作者拿煞有介事做真有其事(何苦又扯上老子)?还有每一章最后的0节,都是与故事并无关系的作者所发议论,涉猎很杂,天、地、人、外星人、生与死等等,表面洋洋洒洒,实质卑之无甚高论,马原的表现欲很强,大大方方地将这些议论编入小说里,似乎以为会造就小说奇特的形式感,但事与愿违,自恋的赘疣终究升华不成叙事的奇葩。
  
  经过二十年的沉淀,马原似乎意识到了“意义”的意义,他不再刻意抽离或间离“意义”,而是倾情投入对人生与生命的思考。《牛鬼蛇神》讲的是东北的大元和海南岛的李德胜之间的故事,他们结识于大串联时期的北京,从此成为莫逆之交(李德胜属牛,大元属蛇,是为书名的由来)。小说由此讲述李德胜在海南岛的生活与大元在西藏的经历,以及两人的交集,最终大元离开拉萨,游历于海南、上海,在爱情与病痛的喜悦及磨难中收获良多。马原从来是个很自我的小说家,虚构与真实没有清晰的界限,以前在作品中频繁述说“我叫马原”,那现在我们可以大致说大元就是马原,他在阐述自己的人生与生命的体验。任何人说到此处,笔触一定会认真、踏实起来。自然,马原也不例外。
  
  但我们遗憾地看到,每个作家都是有其局限性的,马原的局限是擅虚不擅实。当年“那个写小说的汉人”马原玩耍玄虚轻巧的叙事圈套时,何等挥洒自如,技惊四座;但一旦将文字落到实处,欲勾画剔抉出内里的深厚沉重来,马原的笔力有所不逮,叙事方式很是不适,支撑不起这样一个纵深感极强的故事来。或许是马原错把创作的冲动当作创作的可能性与实绩,未考虑好自身的短与长,致使出现了臃肿与拼贴的叙事构成。
  
  自身经历的坎坷、丰富与沉痛,与叙事文本的精妙优异是并不必然划等号的,这需要敏锐的感知与好的书写手段。在一定程度上,马原把情节的臃肿叠加当成了小说的厚重,这种错觉造成整体结构的失衡。从海南岛李德胜的故事,到拉萨的大元及朋友们的故事,作者挨个讲来,章节与章节之间的粘合说不上必然与圆融,人物进进出出,断尾巴蜻蜓时见,还经常有一些旁逸斜出的故事(是直接剪贴自马原早期的小说片段),更增添了拼盘感。马原会把文本的驳杂当丰满厚重,表面看是个奇怪的事情,一个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如何会有这种错觉?不妨推测一下,当年的写作瓶颈就在于剥离“意义”的叙事圈套用到了劲头,马原自己的认知与评论家对其的批评,两者构成的压力形成了心理暗示:欲脱困境,要放弃轻巧,追求混沌与厚重,而作品的“意义”不可再逃避,须包涵于厚重的文本中。于是马原要用多多的故事使文本充溢,一扫形式主义的阴霾,不过事与愿违,他实际的做法不是建构结构完美、内在肌理润泽的恢宏建筑,而是将众多材料堆砌叠加起来,结果只能形成一个臃肿的、松散的作品。
  
  马原的失策还在于,他把仅属于自己的情感宣泄当成了普泛的人性共鸣,致使文本的流向有了奇特的双面:叙述者愈沉痛与沉醉,读者愈不耐。大元经历本就丰富,而中年后又遭逢严重的病痛,且于患难中更显年轻妻子的真情,他体验了人生的大波折,对生命有深的感悟。这本来是好事,不乏真切的意义,但马原的平铺直叙毁了这一切。小说家的本职是将内化的生命体验以艺术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曹雪芹之于《红楼梦》),不是将原材料照搬上纸页上就可以了。而马原误将流水账式的叙述当成简洁大度,导致相关章节平平无奇,情绪漫漶不可收拾,正所谓主人公越投入,观者越急于跳过。其实这也源于马原对“意义”的寻求,欲以内容压倒形式,讲求厚重感,不过完成度实在离设想太远。
  
  如果马原是一位新作家,我们大约不会有如此苛求。但对于停笔二十年后重操旧业的马原,大家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集束于此,于他而言,这是幸亦是不幸。我们无奈地看到,昔日跳脱精怪的马原终于愿意脚踏于实地,却尘埃满身,轻盈不再了。《牛鬼蛇神》似乎是“长考出臭棋”,作者的艺术感觉不再敏锐,欲寻突围之径却再失方向,不得其门而出。马原早在二十年前就说过“小说已死”,不过终究忍耐不住写作《牛鬼蛇神》,这只是向我们表明小说其实并未死去,他的名言只不过用在了自己的身上。

【黑蓝1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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