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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在此错过，就象法国新小说那些才子们所阐述的一样，虚拟中的时间和现实中的时间迥然不同。在虚拟的世界里，时间可以颠倒，可以无序；现实中却不可以。当然，时间做为一个概念，是人为定制的，格林威治在1928年之前不过是个平凡小镇，1675年才开始兴建天文台。如果时间不能扭曲，小说这个文本就是一堆呆板的狗屎，只能简单复制毫无趣味的生活。试想下，假如物理学家们的虫洞理论真的能够成立，那现实社会就不过是滑稽的堆砌，丧失掉一切存在的意义。当然，这就是盛行一时的穿越小说诞生与存在的基础；没有这一理论，就象诸多短篇小说里丧失掉巧合这一因素，从而不再存在一样。 如果单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小说就是一种虚拟文本里的场景重构，就象孩童手里的积木，或者可以不停旋转的魔方，没必要强调现实情景再现，没必要强调逼真的真实感，没必要重新旋转成单调的统一体，更没必要将现实中的时间线性与机械复制；当然也没必要苛求人物姓名的借用，以及人物身份的真实。因为小说做为一种语言艺术，不需要绝对复制。如果要真实，依仗发达的现代社会，足可以拿部摄像机，走到大街上，随便拍下一组又一组的生活场景；当然，那也许会成为一门艺术，摄影艺术，却绝不会是文学艺术；当然，小说这种文字形式，或者说这种文本，进化至今，也俨然有着各种不同的流派，这就象西洋画与中国画的区隔一样，写意与写实是需要不同技法来实现的，每一种技法都各有千秋。但在当代中国文坛，各种不同流派之间的似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境界，每一个流派都圈起个围栏，宣布自己的领地，拒绝其他物种跑进来，瞎乱搅和；万一哪头不知死活的野牛闯进来了，就要群起而攻之，而不是科学地探讨，分析与研究；因为一旦承认对方的优势，就等同于这个流派的消亡。例如，某一流派提倡客体，提倡作者隐身于文字后面，不允许作者以第三只眼，即上帝之眼的形式评论，不羼杂作者自己的意见，就会把其他形式的写作手法视为垃圾；其实任何一种讲述形式都是为了同一目的，那就是如何把文字组合成最为优美的旋律，没必要相互鞭挞与排斥，更没必要急着去贴标签，以分敌我，以便口诛笔伐，或者拉拢安抚；这些跑马圈地者，似乎只分别记得梵.高和齐白石，死磕着教条不放，却偏偏忘记还有个刘海粟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大师。 在我看来，这些倡导者和某些家庭主妇们没什么不同；那些家庭主妇们仅仅凭借个人喜好，或者凭借自己钦佩的美食家们的喜好，就将某种食物定义为好吃与不好吃，并且从此将其他食物摒弃，完全没有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包容精神；当然，这种比喻粗俗一些，但恰如其分。任何文学形式的创新都会承受着保守派别的攻击，欧洲中世纪之前，或者中国大明朝之前，小说家并不能登堂入室，他们不过是些没落文人们无聊时的消遣，和‘雅’截然相左，没有读书人的志向，体现不出儒家治家治国的精神；在当时儒家，以及读书人眼里，写小说的人，大致都是脑筋不正常，没什么才华，或者是个很浪费才华的蠢物，否则也不会放着正经事儿不做，写什么下里巴人喜闻乐道的小说；那时读书人的正经事儿，是研读经史，经天纬国。大致到了异族人统治的大清国，曹雪芹也不被认为是个才子，只承认他有才华，却不务正业；即便当时在他那个小圈子，他被认定为才子，也不是因为一部《石头记》，而是因为他的诗，以及宗学。 脱离正统，走入平凡，无论如何都是种罪过。曹雪芹的罪过，以及他不被当时的上层建筑所重用，完全是因为他不务正业，有晦更有误于人家子弟的缘故；一部《石头记》，哪怕再怎样出神入化，在上层建筑那些大人物的眼里，都《西厢记》般有伤风雅，不如八股优秀，更不如太白诗仙；所以，当臣下诚惶诚恐地将它编入《四库全书》时，会有意无意地篡改一番，会有意无意遗失一些；只有贾谊、韩非、孔孟等等那些正统的文字，才可以全身而保存；而小说，不过是供贩夫走卒茶余饭后消遣的读物，治不了国，烹不了鲜。 物种在进化，正统也在改朝换代；不过现在的正统，比过去的更为复杂；最起码，帝王国家事的时代，帝王与儒家才是正经八离的正统；现在的正统却无论怎样都分辨不清，现在小说做为文学形式之一，不仅登上了大雅之堂，还俨然成为重要的文学形式，不再被鄙视；于是，主旋律、纯文学，以及网文，正史与野史般不那么泾渭分明，主流的主旋律们宣扬政策，美化当权者；非主流的网文们沉浸于虚拟或真实的背景进行着穿越与玄幻的阐述；而介于两者之间，洁身自号的纯文学才子们拒绝网文的同时，又在抗拒着主旋律。当然，针对网文，主旋律和纯文学都号称正统，只是前者高蹈，后者遁世而已。 主旋律的高蹈，有其上层建筑的一系列理论基础；任何艺术都需要为上层建筑服务，这是政治家们的需要，更是维护那个阶层的统治工具，就象那位高高在上的伟人所述，如果鲁迅活着，如果活着的鲁迅不为政权服务，那就让他下牛棚，到人民群众中接受洗礼去。这里，并非说主旋律没有精品，没有可以传世之作，但在主旋律的大旗下，必定会使宏大叙事体系遮盖住私人叙事体系，从而将个体湮灭，这实际上是个悲剧。 而纯文学在汉语语境中的出现，虽然有着必然的因素，有着特定的历史烙印，但随着时代车轮的滚动，已经不知不觉蜕化，变质。原本，主旋律足可以号召一切；但一直吹奏主旋律的号角，有时会适得其反；文人们既然能从文字里拥护一个朝代，也能从文字里诋毁一个朝代，就象太史公完全可以用笔来消灭掉一个西楚帝国一样。纯文学进化至今，已经俨然成为上层建筑，或者某些上层建筑的支持者、豢养者吆喝文学远离政治的一个工具；其它任何挑战者，如果轻率地发出挑战，那结局不外乎有两种，或者丢到深山里，永远不得出头；或者干脆阉掉了，将其抛到末入流的行列中，尽情嘲笑，批判。 当然，貌似与前两者大不相同的网文也是同样的可悲。网文是不被纯文学与主旋律文学承认的，是一种更为低贱的文字，只有末入流者才会投身其中；前两者抵制与敌视网文写手们，就象当年作协诸位大神小仙们拒绝才子王小波一样；哦，不仅仅是当年，即便现在这位才子也被作协封杀，不予承认。更恐怖的是，网文写手往往被扣上商业化运作的大帽子，虽然事实上在文学这块蛋糕上，网文写手最为可怜，连个面包渣儿都得不到；看看那些文学大奖，基本上将网文隔离在外，似乎网文压根儿不是什么文学形式，而仅仅是下三滥的玩艺儿；这种情形颇象当初那些熟读经史的古人对待新兴文体小说的态度。再换句话说，主旋律们是贵族，纯文学是爆发户，网文写手们是一群削尖脑袋往名利那座山峰上攀爬的蚂蚁，是一个个永远都不被承认的小三儿，甚至连小三儿都不是，只不过和那些出卖肉体的娼妓归于一类，都是些玩票儿的，都是些商业化炒作，写不出什么正经八离的东西；其实，说句良心话，在商业化大潮面前，没有所谓的纯文学净土，不论是主旋律，还是纯文学，抑或是末入流的网文。 不，我的比喻显然不当。网文写手们辛辛苦苦，是希望在用自己的劳动获得报酬，虽然这报酬与劳动完全不对称，甚至是义务劳动；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些网站名义上标榜着文学，其实台前幕后的运作者都是商业人士，他们恨不得将每一行文字间都穿插进财源滚滚的广告；没有了广告就没有收益，网站才不在乎汉语文学会不会兴旺，他们只在乎能不能赚到大把的银子，只会利用网文写手赚取最大化的利润；所以，把网文写手归于没有脚镣的奴隶行列里，应该恰如其分；至于另两种作家，在我眼里，依傍主旋律的文人，才是货真价实的婊子，迎合着上层建筑，讨得一口饭吃；至于假借纯文学大旗的文人，则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专门搞绯闻的戏子，又要立牌坊，又当婊子；更有一群挤不上政治盛宴的无聊文人投身于所谓的纯文学当中，自以为醍醐灌顶，得到了真谛，便大肆抹杀其他形式的文字，和主旋律们争夺正统；无论哪一种，其实都已沦落为一种厚黑学意义上的统治工具。 既然成为一种工具，既然是愚民，或者被别人愚弄，就要表演得精彩，就要划个圈，圈片地，来放养牲畜，吃草儿，喝水。地是自由的，扎上篱笆就不自由了，就象我前面说的，任何偶然的闯入者，只要非我同类，都要受到笔诛口伐，或者用更高明的厚黑术，将之冰封，凉拌，评价之浮华与浅表，从而使之不为众人所知。哦，在那些圈地管理者面前，任何不能入其法眼的玩艺儿，都注定要受到嘲笑，松散、臃肿，或者某些词性的用量多寡，以及某些舶来的，内定的理论词汇，都可以虚弱地套在被毙者的头上。 偶尔，我在想，如果汉语文学缺少了王小波，会怎么样？大概有人说，缺少了谁，汉语文学都会照样光辉灿烂，博大精深。但事实上，王小波已经成为汉语文学不能绕过去的一面墙，这面墙就是一面不朽的丰碑，因为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在他的小说里，人物明显是虚构的，王二，或者陈清扬可以更新至任何一个时代背景；当然，陈清扬不经意地活在了那个特定的时代。 不可否定，小说就是一个虚幻的大谎言；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圆最起初那个谎言，就象生命之初那个混沌的宇宙，其后所发生的一切就不能由我们做主了，我们只能用一个又一个谎言来不断圆谎了。照此类推，既然小说是一种虚拟，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在意其描述的真实，为什么要注意到那么多细节性的东西，又为什么不能让古人存活于当代中？ 时代只是个背景；被隐藏的时代同样也是个背景，更何况现代小说的某些支撑点就建立在反对题材与主题意义上的时代性，反对那些以刺激读者为目的的小说，反对以提供生活方式为目的的私人小说，并且更深一步地认定一个好看的故事仅仅是小说的一件华丽外衣。在这点上，《玛格丽塔与大师》的时代背景，也许多少说明一些东西，写出此书的才子其多舛的人生经历更能说明一些东西，所幸现在大多数人都能容忍他的文字，以及他独特的构思；魔鬼可以从彼多拉的官邸穿越到牧首塘公园，成为布尔加科夫脑子里的一段情节，为什么苏武和老曹就不能屈尊至一个被虫洞扭曲的现代社会里，做一把十三家小院的小市民，为什么一部小说不能彻底抹杀掉其存在的时代标志，在年代上进行一个虚化的处理？ 既然小说原本就是个虚拟的情节，再将它虚拟至彻底，有何不可？这就象某些现代派画作，完全可以将达利的脸映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刻；因为达利的历史地位，没人会指责他，而只会欣赏；迪伦马特可以把爱因斯坦和牛顿这哥俩儿写进剧本，倜侃一番，也不会有人觉得讨厌，反倒个个声称咀嚼出耐人寻味的道理来。但一旦哪个凡人敢把历史人物从真实的历史背景里扣出来，填装进当代社会的炮膛里，就一定是不伦不非，非牛非马。 名字不过是个符号，环境只是个借用；谁能说清曹雪芹讲述的哪朝哪代的逸事，谁又能说清他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哪里？一切都无据可查。既然如此，做为现代人的我，为什么不可以把某一特定场景转换，将时间与时代做个偷梁换柱般的处理？《石头记》做为古典小说，其实它远远超越了现当代许多文学作品，它的高度是无人能及的，哪怕是整部《人间喜剧》，或者全部的莎士比亚戏剧的总和加起来也无法望向项背，它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许多技法即便研究到现在，也无法穷其尽头。曹雪芹精心营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他当时所生活的社会似是而非，完全是青梗峰下虚拟的场景，完全由贾化（假话）和贾雨村（假语村）言；这部小说与当时，以及之前的小说迥然不同，就象书中所说，无年代可考，无大贤大忠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可曹雪芹偏偏要不拘拘于朝代年纪，更无需胡牵乱扯些满纸才子淑人之旧稿，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硬生生挥毫出一部旷世奇书。 人物，环境，以及所谓的家世背景，不过是为了渲染与衬托，所以我私下认为，一部满纸荒唐言的小说，不必要拘泥于那些俗套，非得按部就班地进行，非得要遵循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进行创作；既然小说其实质就是一种想象，就是一种艺术再创作，为什么不可以将时空腾挪，把某些历史人物借用到现代场景中，尝试一下让他们生活在现代生活环境里，看看这样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我感觉，这颇象桃花源中避战祸的秦人，他们一旦重新闯入世俗，会是什么样的，无所适从，还是迅速融合？一切都没有定论，只能顺着那些谎言的发展而发展，进而演绎成一连串貌似真实的故事，就象一枚硬币的两面，必须不停地翻炒，抛在半空中，让阳光在它的镍面上熠熠生辉，才能品味出某些严肃之外的意境。 任何一部小说，都有其独特的语言切入点，不朽的巴达缪以一句‘我根本没有想到，委实没有想到，事情就这样开场了’，进入角色；神经质的尤索林以一句‘初次见面就满心欢喜；尤索林头一回见到随军牧师就狂热地喜欢上了他’，步入读者的视野。在后现代诸位大神们的笔下，小说早已成为一场叙述的冒险，语言不过是叙述的承载工具，需要他们凭借自己的感知去精致地组合，这就象蚌在分泌壳中的珍珠，每一粒珍珠实质上并不相同，每一位大神的语言也都具有其独特性，因为每一位写手，无论其是不是大神，实质上都是手工匠人；也正因为这个特点，一个人的语感不可以传递给他人，也就是说，每一位写手都是个独自存在的个体，其语感上的个人体验只是他个体的经验与常识；偶尔，我在想，这种对语言的感知，或者和六朝时期华丽的骊文类似，强调本体，回归向语言的自我功能。当然，当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时候，这种对于语感的体验就不可避免地扩散到受众，也就是读者的思维中；但是小说以哪种人称叙述，其实那个无所不在的我都隐藏在其中，否则又是谁在叙述？只不过，以第一人称做不叙述主体，只是为了能取悦读者，增加其貌似的真实性而已，所以无论以哪种人称去进行叙述，都不过是个表层现象，实质不过是在维持一个小说本体与叙述语感之间的平衡。 无论哪种主张，其实从深层次上都在考虑读者，都试图让读者抵达本体层面的纯粹欢娱；因为小说写出来，就是为了让阅读者阅读的，而不是置之高阁，放于庙堂之中的。而小说里所谓的真实，不过是本能的虚构与想象，精心营造的文字迷宫，不过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与方法解释现实在意识中的投影。既然都是虚构与想象，为何不能模糊掉时代的烙印，为何不能做个尝试，又为什么不能舍弃掉那些攀篱般的理论，而做个无拘束的写作，就象安德烈.纪德那样，忘记一切所学？ 我想，这种尝试一定会遭遇到某些传统力量的反对，甚至是漠视，就象鲁滨逊被丢弃到荒岛上。想要尝试，就要付出代价，任何追索之旅，都没有捷径，甚至要付出不菲的代价，就象那个被缚在火刑柱上的布鲁诺，除非不去追索，只是沿着前人的路不断咀嚼；可咀嚼那些没味儿的东西，绝不是我的个性，也不是我想要的。这个时候，我忽然感受到莫大的孤独扑天盖地地袭来；我只能躲在黑暗的一隅，翻阅起那些大师们的文字，聊以自慰。 我无限钦佩那些敢于突破樊篱的大师，例如我崇拜的曹雪芹，例如罗布-格里耶，例如勒•克莱齐奥；曹雪芹从小说内部进行了一次被忽视了的文学形式改革，将小说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罗布-格里耶创造了非人格化语言，颠覆了传统，成功地将情节淡化，从而使小说进入文学的‘哥白尼’时代；勒•克莱齐奥更进了一步，索性将‘物’的概念更加延展至一个新的高度，这位新寓言派大师成功地将‘人’与‘物’的界限模糊起来；甚至在他的《战争》里，摒弃掉了三元素，以及三元素所构成的事件，仅仅以物做为叙事主体。当然，新小说派众神里，我最欣赏的是那位传奇大师布托尔，尤其是他的《度》，一部羼杂着雄心与执拗的作品，一部试图打碎时间与地点的伟大之作，试图鸟瞰全部的三十一名学生和十一位教师的整个儿日常生活。这部伟大之作理所当然地被埋没，以至于鲜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但在我心目中，它绝对是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甚至要超越过《人间喜剧》，以及其它类似的大作。 卡佛这位被曲解为极简主义的短篇小说大师，不经意间打破了后现代迷宫，将小说重新回归于现实主义，他将庞德的那句话‘陈述的基本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奉作圭臬，在艰难的生存窘境中持续地创作，他的成功不在于削去语言丛林中的杂草，而在于描述普通人的笔触，就象他的前辈耶茨一样。 阅读这些大师，我感觉文学艺术在大脑中单独存在一块自主区域，它可以仅仅凭借语言的刺激，在神经中枢诞生出另一重与现实截然相左的世界；这就是传承千载的虚拟社区，属于某个人，从而也和其他人彻底隔离；写手，或者所谓有小说家所要做的，就是把这种隔离墙拆除，通过语言，将原本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私人体验传递给大众，从而扩展为集体体验，虽然这种扩展很多时候会姗姗迟来，就象某位才子以怨妇般的口吻述说的那样，一流作品常常会受到三流的待遇，而三流的作品却常常受到一流的吹捧，这实质上是真正艺术的缺憾与倒退，也是中国人情式社会的弊端。 在中国这个大社会里，政治是个以人情做单元的小圈子，文学是个以人情做单元的小圈子，演艺界更是如此，还有以授业解惑为口号的教师们也如此；这些小圈子相互交融，又形成一个大圈子，圈住整个社会；圈子以处的人休想进入到圈子里面，否则这个入侵者就会被PS掉，被癌变的瘤般切除，摘掉，这就象某句话的变形，圈子里的人不想出去，圈外的人休想进来；当然，在这些貌似争执得你死我活的圈子之争的后面，其实是利益共享，其乐融融的事实，大家都靠此发财，谁也不用说谁吗。 如果有幸在某个圈子里，无论其文采如何，哪怕烂到极致，也会被推手们炒作成某某体，从而盛行一时。当然，商业化的现代社会，文字也俨然成为一种商品，炒作的痕迹比比皆是，浮躁、功利充斥其间。我不是不赞同商业化炒作；因为假如没有美地那家族的支持，就不会有欧洲文艺复兴；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反对文人进行商业化运作，为什么偏偏要让文人在苦苦写作的同时，惨淡经营文化事业？缺少物质财富的文人永远不能承担起这样的重任，文学与艺术的振兴是需要庞大财富支持的，假如没有魏玛王室，歌德恐怕早已席勒般地早夭了，《浮士德》也只能成为虚无的泡影。再换句话说，文学与艺术不过是依附物质财富而存在的寄生虫，或者说，文学与艺术一直都在向物质财富强颜欢笑。 其实，仔细推敲，几乎所有成功流传下来的文字，都是经过不同时代炒作才得以脍炙人口的，袁枚大约是这方面的先行者，《随园诗话》的刊行就是商业运作的奇迹； 这种奇迹不啻于范蠡退出仕途后的骤然暴富所造成的传奇；就算历朝历代的主旋律丛书，例如由帝王钦定的《四库全书》，其实也是在名人效应下的成功炒作，只是炒作的手法与目的各有不同罢了，他们在不同方向、不同程度保护与发展了文化。 但我讨厌它市侩般唯利是图的嘴脸；无论多滥的文字，总会有推手与水军在幕后操纵，点击率和广告利润等同；也正是在种种所谓的利益驱使下，优秀的文字往往遭遇到被埋没的厄运，就象怀才不遇的卡夫卡与爱伦.坡，就象许多孜孜不倦追求理想的写手们，尽管他们内心里装填着不凡，却不得不屈从于这优胜劣汰的商业法则；而糟糕的文字在商业利益与人情世故的掩护下反倒可以盛行一时，甚至是一世。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必须承认自己没有师承，大概也不会有人承认我继承了什么。如果强制地硬给我加上一个，王小波算一位，曹雪芹也算一个，布托尔也算一个，因为我本身就是土做的，经过生活的雨水淋浇，已经形成一个四不象的烂泥巴；而泥巴是扶不上墙的，只能堆在一边，等等阳光暴晒，自生自灭地回归于大地。基于此，我又不得不承认，我没受到什么正规的教育，尤其是文学方面的。在我的记忆里，阅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聊斋》，还是白话版的；除此而外，大约就是《西游记》了。至今。我也搞不清楚那位大唐僧人带着四样宠物到西天做什么，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或者仅仅是一连串貌似不断重复的经历，抑或是为了一种艰难的信仰？ 《石头记》大致是我初三时的读物，那个时候，周围的同学似乎都在找书看，有的看金庸，有的看三毛，也有的看汪国真和琼瑶；我则阅读了《石头记》在内的一堆古典名著，什么《城堡》、《福尔赛世家》和《巴黎圣母院》这些没人愿意看的晦涩读物；也正是在那个时期，我了解到巴尔扎克以情节推出人物，屠格涅夫以人物牵出情节的两种迥然不同的写作方式，而另一个法国人在自己的意识流动中追忆着逝水年华。 传统教育告诉我，《聊斋》是折射着善与恶的鬼故事；但在我看来，那不过是经过加工整理的民间传说，不过是经过一位高人的脑子过滤，形成的又一部旷世奇书，它本应该和另外四大名著比肩而立，却不知为什么被排到四大名著之外，我私下揣度，这大概是因为它不是一部长篇巨著的缘故。后来，渐渐长大，读过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后，我私下认定，马尔克斯和鲁尔福一定阅读过这册《聊斋》，从而形成他们属于自己，又异于西方一切文学理论的四不象。不过还好，这些改革者们比我幸运，也比我有才，因为他们成功了，而我依旧归于尘土，继续游走在玩票般的网文范儿的边缘，因为我坚信，终有一天，无欲无求的网文范儿会成为文字创作的主流，尤其会占据小说的统治地位，它现在所缺少的就是一位集大成者，缺少一群敢于破除一切陈规镣铐的开拓者。 最后，要说的是，我不想，更不愿复制，或者模仿什么人，我只想写出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如果只是一昧儿地复制或者模仿，哪怕再怎样成功，再怎样优秀，也仅仅是别人的影子，没有自己的灵魂。我想拥有自己的灵魂，想让大家知道，我就是我，所以必须有一个一眼望过去，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标志。这一刻，我又不自觉地想到另一个严肃问题，小说的目的性；其实，许多东西并没有什么目的，就象那位曾被刻意丢弃的才子王小波，他写作的目的只是为了写出一种美，一种潜伏于他心中曾经无人理解的美；我想，大概我也一样，谁让我欣赏他呢，仅此而已。 ——此文非理论，敬请阅读者原谅，同时欢迎斧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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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6 12: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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