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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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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0 17:44:37 |显示全部楼层
                         ——试论米兰.昆德拉笔下的背叛者群像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多次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对小说家来说,一个特定的历史状况是一个人类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他探索他的基本问题:人类的生存是什么?”(1)他认为小说“这门受上帝笑声启发而诞生的艺术,并不负宣传、推理的使命”(2)而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人的生存究竟是什么?其真意何在?”(3),一句话,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在创作实践中,昆德拉一直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在思考,思考人类生存中的“善与恶”、“轻与重”、“灵与肉”;思考青春的含义;思考神秘的偶然性;思考“永劫回返”的重复;思考存在于人类境域中永不消除的矛盾和对立......
西方评论家常把昆德拉同奥地利作家海尔曼.布罗斯相提并论,认为昆德拉的小说深受他的影响。昆德拉本人也曾多次提到过布罗斯,在接受美国记者露易丝.奥本赫姆的采访中,昆德拉把布罗斯誉为中欧伟大小说家中的四名人之一,认为布罗斯“让小说变成诗和知识的最高结合,给予了小说在文化整体中的应有地位”(4)尽管他一再否认布罗斯对他具有某些影响,称“我与他们处于同一美学观念的屋脊下”(5),但影响还是显然的。布罗斯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现行秩序持否定态度,认为当前的时代是一切价值和人性崩溃的时代,现存的一切都应处在怀疑之下。昆德拉则从特定的环境出发,通过对人的存在的分析,对人类生存的境况作出了大胆的怀疑,并且强调,“被提出疑问的不仅仅是那些特殊境况,全部小说都不过是一个长长的疑问。深思的疑问(疑问的深思)是我的所有小说赖以建立的基础。”(6)因此,怀疑和背叛一切传统价值观念,揭示人类生存中的两难窘境,无疑是昆德拉小说的基本主题。本文以其三部长篇小说为主要立足点,试分析昆德拉笔下的背叛者群像及其美学意义。
昆德拉一生著书甚丰,除了诗集《人,一座广阔花园》、叙事长诗《最后的春天》和诗集《独白》之外,还有理论著作《小说的艺术》,通过对欧洲历史的考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小说审美范畴。然而他最大的成就在于小说创作,从1967年开始,他陆续创作出多部引起轰动的长篇小说。《玩笑》一版再版,《生活在别处》获1973年度法国梅迪西斯奖,《为了告别的聚会》获得1976年度意大利蒙德洛奖,《笑忘录》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更使他蜚声文坛,他那把高度理性化的艺术用一种稍带理性色彩和自觉意识表现出来的手法以及把动人心魄的语言及想象形式注入最基本原理之间的想象力量,使他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获得了崇高的声誉。
昆德拉的早期作品具有浓重的抒情意义,哪怕是无法忍受的军人控制,哪怕是被人剥夺了行动甚至说话的自由,他的反抗和怀疑也是透着淡淡的愁绪。如在一首题为《我在离去》的诗里,五.一节庆祝游行只是一曲“沉闷、忧伤的大合唱”,人们手臂的挥动“象一架风车/翼板在转动/完全听命于风车的指挥。”在这里听不到“人性”的声音,惟有翼板如泣如怨的吱嘎声。昆德拉面对这种完全失去自由的捷克人民的命运,他的抒情态度又是什么呢?也许可以从《玩笑》中的卢德维克和《生活在别处》中的雅罗米尔身上看出来,他们无论是在历史的选择还是现实的迷失中,无所作为,也无可奈何。
很有意思的是,当我们试图分析他笔下的背叛者形象,并力图找出他们背叛的基础时,我们发现,昆德拉的大半生也是在不断的背叛中度过的:从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到怀疑党的思想、方针和政策,直到最后脱离捷克共产党,其间经历过什么样的大反思呢?也许可以用他为《玩笑》所作序言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被乌托邦的声音所迷惑,拼命想挤进天堂的大门,可是当门扉在身后呯的一声关闭了时,他们却发现自己在地狱里”。他不断的冥思使他的思想更加深邃,从政治走向哲学,从捷克走向全人类,从对斯大林主义的背叛上升到对存在于人类境域中的青春、善良,以至于辉煌的轻松提出了怀疑。反映在作品中,形成了一条“直线性向前进化”的创作心理流程。
这里先对《玩笑》作一个简单分析,便于我们真正理解昆德拉创作中的背叛者世界——背叛的基石是什么?背叛的目的又是什么?《玩笑》在对这两个问题的暗示中无疑具有启发
卢德维克因一个玩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开除党籍、学籍,在压抑、痛苦中度过了十五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见了当年带头批判他的党小组主席才曼内克的妻子海伦娜,长期积压心头的仇恨使他决定骗取海伦娜的感情,以报复才曼内克。但当他如愿以偿,确信已狠狠地羞辱了才曼内克时,却发现海伦娜早已同丈夫感情破裂,才曼内克不仅另有一个比海伦娜年轻十岁的新欢,而且已摇身一变,成为反斯大林主义的英雄,为青年学生所崇拜。
虽然昆德拉反对人们把他的小说同某种思想联系起来,称“《玩笑》是一本爱情小说”(8)但无庸讳言的是,它具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这种政治倾向性体现在昆德拉的两种抒情态度中,一是从一个“玩笑”对人所产生的悲剧性痛苦来反思那段梦魇般的历史;一是对现实的失望和茫然。卢德维克在报复中又一次陷入了生活的罗网之中,他吃惊地领悟到在年轻一代的眼里,他和才曼内克都属于那个“黑暗、遥远的年代”里的“一个混乱的整体”——一个“被过份的政治化思维和难以理解的术语败坏了的整体”。无论他和才曼内克有过什么样的矛盾和仇恨,无论他的冤屈有多深,在年轻一代的眼里统统消解了,不见了,十五年的痛苦和压抑、甚至仇恨,变得比鸿毛还轻,成为毫无疑义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也无法永存人们的心中。卢德维克、才曼内克或是其他所有经历过那场危机的人,他们的生命在年轻一代看来,永远只具有现在时态,没有过去,似乎也无所谓将来。那么,“我是什么?通过什么我能被捉住?”(9),《玩笑》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昆德拉对青春抒情意义的否定和对历史与现实的怀疑态度,还为自己的小说艺术提出了一个探索自我之谜的美学范畴。
这正是昆德拉“背叛”世界的起点和基石,而探索自我,寻找自我存在的编码也成为背叛者个人内心生活的真正历史。
昆德拉怀疑一切的艺术态度以及对自我探索的极大热情,使人很容易找出他与存在主义的某些渊源。——这样更能有助于理解昆德拉小说中的“背叛者”群像。既然只有自我的存在才是惟一真实的存在,那么,人为了确定这个惟一真实的自我,在一个过于沉重的规定性里,他的态度是什么?他以怎样的方式来找到自我存在的坐标?我认为只能是背叛。因此,背叛成为昆德拉小说探索自我之谜的独特方式。这和乔依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的方式显然不同,但却具有同样伟大的意义。
雅罗米尔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自我失落在母爱的无限中。母亲玛曼占有性的母爱使他深感压抑,男性的骄傲在母爱的阴影下变得如此萎缩。不敢大胆地恨,也不敢大胆地爱,他的生活是一种绝对的不真实。但我们无法否认诗人内心的喧哗与骚动,他的诗往往以独特的意象象征性地探索彼岸的世界,怯怯的,同时,又有一份执着。这似乎给了我们某种预示:一旦诗人在彼岸的世界里发现了自我的另一半影子,他最终必将以毁灭性的抒情态度来背叛一切障碍,来捉住自己的这一半。从雅罗米尔身上可以看出昆德拉体系中的第一种背叛:背叛非我,以寻找自我。
小说叙述了雅罗米尔和玛曼的生活态度,一个是诗人一个是诗人的母亲,这样的联系很容易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诗歌身上,母亲把儿子培养成一个天才的诗人,强迫他生活在诗歌之中;雅罗米尔则从诗歌的实践中试图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他的背叛也是从诗歌开始的,诗歌的发表使他部分地走出母亲的阴影,局部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被冠之以诗人的头衔,并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荣耀和尊重。他以诗歌这种方式建立了与自我的联系,而为了加强这种联系,使自己的诗歌更多地发表出来,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声誉,他将诗变成了赤裸裸的政治口号,以迎合某类需要。与外界的第一次交往是相当成功的,他感到生命中似乎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热烈而且浓郁,他的内心产生了对女人的骚动,他背着母亲去约会,并顺水推舟地接受了红发姑娘的爱情,在爱情的疯狂占有中更强烈地感受到自我的真实存在。但值得深思的是雅罗米尔的抒情态度,红发姑娘一次偶然的失约使她大为愤怒,她不得不用并不存在的理由来搪塞他,而他则将此作为自我追寻道路上的绊脚石,为了扫清障碍,他向当局告发了他的哥哥。
我们根本无须理会红发姑娘的理由真实与否,也不用论证雅罗米尔是否真的相信。红发姑娘的哥哥会不会越境叛逃他的祖国在雅罗米尔的个人生活中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她竟然没有赴约的原因是因为她的哥哥。
想想吧,我们曾经对这样的事实感到如此惊讶!一个多愁善感的忧郁的诗人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崇拜杀气腾腾的国家机器?他怯懦柔弱的心灵为什么勃发着如此疯狂的占有欲望?这种困惑变得这样的脆弱,革命强权所拥有的生杀予夺的权力,以及占有别人所隐含的对独立和荣誉的肯定,其内涵弥补了雅罗米尔心灵的缺憾,而更重要的是,他籍以维护了自己的某种权利。在雅罗米尔的生活中,只有同女人的爱情才能使他走出母亲的阴影,才能使他感到自我的存在,“我愈做爱,便愈想革命”,他越是革命,便越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和存在。这和他看重“诗人”头衔后的荣誉和声望具有相同的意义。弗罗姆和尼采对“荣誉”的论述也许能使我们理解荣誉与自我之间的联系,理解雅罗米尔背叛诗歌、母亲和青春——青春是一种崇高的情感,它决不试图去毁灭一个和自己同等价值的生命——的真正内涵。弗罗姆说,“名誉与埃及金字塔、基督教信仰灵魂不朽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可以使一个人虽时时处处被限制、受干扰,却还感到万事如意。假如一个人的名字在同时代人中已无人不晓,并且还有望能流芳百世,那么他的生命籍着别人对他的仰慕,也获得了意义”(10),尼采也认为“追求荣誉”也是出于权力意志,他认为“追求荣誉就是追求对周围人的支配,虽然是一种间接的支配,而且仅仅只是感觉中或梦想中的支配”(11),对雅罗米尔来说,荣誉就是母爱之外的自由,是精神的超脱,是对别人的支配和自我肯定的权力的意志,那么,这种“籍着别人对他的仰慕”而“获得意义”的荣誉一旦受到侵犯,在他自己的规定性里,他的可能性是什么呢?由此看来,无论雅罗米尔崇拜毁灭还是渴望占有,都不过是为了使自身的价值获得意义,使自己的存在以刻露的方式显现和得到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生活在别处》用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了一个精彩的梦境,在雅罗米尔的这个梦中,背着书包流浪的泽维尔具有崇高的理想色彩,他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施仁爱于柔弱者。拯救者泽维尔实际上就是雅罗米尔在梦中的化身,用昆德拉的话说,是“另一个自我”。昆德拉用如此大的篇幅继续雅罗米尔的这个梦,决不是无意识的,这种被称为“小说的智慧”的表现程式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弗洛伊德认为梦的一项重要作用就是“满足愿望”,象征性地满足我们内心具有的欲望。雅罗米尔渴望得到满足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泽维尔——另一个自我那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去流浪,带着男性的强壮和骄傲去扮演一个拯救者的角色,他带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疯狂在革命和青春的世界里寻找自我存在的本体,但他的探索无疑是与青春的含义相悖的。这里就存在一个悖论:雅罗米尔为了获得永恒而背叛了永恒的自由法则,为了自己独立于外的内心自由而不惜采用极端的方式剥夺他人的自由。那么,即使他体验了青春的这一种内涵,找回了自我,这个以背叛青春的另一半内涵为代价的结局又有多大意义呢?可以看出,昆德拉怀疑的不仅是“进步和革命”,不仅有青春和母亲,甚至还有人类自身。
如果说《生活在别处》中昆德拉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记叙的是探索生命本体的过程及其失败,那么稍后出版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则是把自我作为一个存在的对象,从生活的表象中探索的内在历史。在这里,背叛的对象不仅仅是非我,而且还有自我,尽管这样的背叛多少还带点道德色彩。在“诸神的谋杀与拯救”中体现出他们对生命本质的怀疑和对自我价值的否定,从而构成了昆德拉的第二种背叛:对自我的背叛。
山西的张志忠曾对《为了告别的聚会》做过一番寓言学研究,他从对小说的读解中找到了一个诸神生活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住着“裹着一圈蓝光的圣者”巴特里弗,“沦落或回归的超人”雅库布,“生命的魔术师”斯克雷托和“三只枪管之下的猎物”茹泽娜(12)。他们在各自的自我表现中体现出自己的生命价值。昆德拉正是从他们对个人内在历史的探索中,让每个人对自己进行了心灵的审判。
要深刻地理解这部小说,必须把茹泽娜之死放在中心位置上,几个主要人物都和茹泽娜有密切的关系,茹泽娜之死必然成为他们道德自我审判的契点。是雅库布把玩着淡蓝色的毒药,并下意识地将它送到茹泽娜的手中,他无疑是一个直接谋杀者。斯克雷托呢,他提供了毒药,从某意义上讲是谋杀的参与者,只有巴特里弗,似乎是一个地道的拯救别人的圣徒,帮助茹泽娜从尴尬局面中逃出,并使她的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他对检察官一再证明自己对茹泽娜的死是无辜的,但最后还是妥协了,以一种和解的口吻表示自己是愚蠢的。道德的天平于是倾斜了,尤其是当天平掌握在“裹着一圈蓝光的圣者”手里,这种倾斜具有更加强烈的情绪化色彩。他尽管没有参与谋杀,但认同了这种谋杀,参与和认同又有多大差别呢?很难说认同谋杀不是一种堕落。
堕落源于背叛,就背叛主题上看,小说的重心移向了雅库布、斯克雷托和巴特里弗,这三位都曾经以超人、天使和圣徒的面目担当过拯救者的角色。雅库布“热爱崇高和优美”,他有着“一个崇高和优美所造成的骄傲”,他在承受政治的无端迫害时的坚贞操守,他对奥尔加父亲般的关怀和义务,使他超脱于世俗之外,成为一个崇高的受难者,他在现实的诸种假象——曾被冠之以真理的头衔——面前显示出蔑视和憎恶的崇高伟岸。他和奥尔加关系最能说明这种超人精神,奥尔加的父亲为了“某种更高的东西”背叛了自己的道德准则,将他的朋友雅库布判成死罪,在这样的个人历史背景下,雅库布对奥尔加的父亲般的爱体现出自己高尚的人格力量,正如斯克雷托说的那样,雅库布否认自己的“正常仇恨”,抑制自己的“正常憎恶”,“只是为了对自己证明是多么高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奥尔加的父亲般的关怀只是出于怜爱,因为“由于父母的政治态度”,奥尔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就被赶出了她的家乡城市”,和她的母亲生活在一个山村里,而那儿的人也不敢同她有任何往来,很长时间不准她读书。无论是斯克雷托的分析还是雅库布的自我辩白都使我们看到这个超凡脱俗的拯救者,有着一幅高傲的、睿智的超人态度。斯克雷托虽然也具有“上帝”的品格,但这个拯救者与雅库布迥然不同,雅库布是受难者和拯救者的合一,具有很强的人道主义色彩。斯克雷托呢,他生命里追求的全部内涵就是创造一个人人“生活在兄弟们中间”的世界,他利用自己的职业方便,用自己的精液为许多不孕妇女授精,并取得巨大成功,这个具有喜剧色彩的“上帝”孜孜不倦地创建自己的王国。他认为政治不过是浮在社会表面上的肮脏的泡沫,因此经过了剧烈的社会动乱和政治危机的人们产生了对社会、个体及自身的怀疑,而只有生命的创造才是生活切切实实的中心,他承认自己“总梦想着有一个世界,在那里,一个人将不是生活在陌生人中间,而是生活在兄弟们之间。”他的乌托邦给许多人带来幸福,却又似乎潜藏着一种神秘的暗示,我们简直无法预料其远景。张志忠把斯克雷托喻为“白日梦者”,认为在他的圣洁背后,似乎有着“一种强权主义——生命的强权主义”,(13)但我们不能无视斯克雷托的崇高理想,任何对他的指控在这种崇高的拯救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第三个圣徒则是美国佬巴特里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圣者形象。他具有一种超脱于尘世的雍容华贵和从容不迫,“爱”就是他全部生活的历史,爱男人、爱女人、爱小孩、爱一切受难的人,这既是兄弟之爱、灵魂之爱,又是一种慈父之爱、肉体之爱,似乎他的准则就是使别人满意。如,他虽然并不赞同克利马的爱情观,但还是尽心尽力地帮助他摆脱因茹泽娜怀孕造成的困境;他以慈父之爱和肉体之爱使茹泽娜接受了新生活的洗礼,并使她的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他满足了斯克雷托要求被他收养为义子的愿望,从而部分地摆脱了现实对斯克雷托的压抑。因此,我们与其说他是此岸生活着的智者和超人,不如说他是更多地属于彼岸的福音和灵光。
昆德拉曾经很形象地打了个比喻,用以说明人和世界的关系。他说“人和世界的关联就如蜗牛和他的壳:世界是人的一部分,壳是他的维度。”因此,“随着世界的变化,存在也在变化”(14)。在《为了告别的聚会》中,无论是雅库布,斯克雷托还是巴特里弗,其存在的变化不正是由于个人生存境况的变化?雅库布已经摆脱了政治的迫害,取得了出国的机会,并且在和奥尔加的作爱中摆脱“义父”的角色。斯克雷托和克利马进行了几次非常愉快的合作演出,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从这种合作的成功中看出两人之间的联系远比替死去的茹泽娜负责——这里并不是负什么谋杀的责任,而是担负起道德和良心的责任——重要。巴特里弗的生存境况也同样发生了变化,他以慈父之爱和肉体之爱的双重奉献使茹泽娜获得了生命从未有过的辉煌和轻松。因此,他们的变化及背叛是必然的。雅库布不能忍受生命崇高的价值,“由坚贞的殉道者和推已及人的慈爱者堕落为这个充满迫害者与受害者的融合世界之同谋”(15),他将自己一直坚信有致死能力的毒药给了一个陌生人,并且没有真正试图去救她,这一下意识的偶然举动,其唯一的意义是使他看到自己是一个杀人犯,看到自己对存在于自我世界中的高尚和优美的背叛,从而使自己从一个超凡脱俗的超人世界里回归或沦落到肮脏的世界中来。昆德拉在小说中安排了茹泽娜与诸般人的极为复杂的关系,安排了茹泽娜极其偶然的死亡,目的并不是想说明这些人对她的死应负什么样的责任。我们甚至可以更深刻、更大胆一点地说,即使是一个人有意识地去谋杀另一个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对他的态度也不应肤浅地追究这个人的责任,换句话说,我们对任何的死都不负责任,但我们应该在上帝、良知、道德及其他一切约定俗成的价值标准前进行心灵的自我审判。雅库布是这样,他想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期柯夫尼科夫,同是上帝的造物,一个人有没有权力去毁灭另一个人?尽管雅库布深信没有,但他对此却没有一点悔恨和痛苦,因为“雅库布热爱崇高和优美,但是他认识到这些不是人类的特性,他非常了解人,因此不喜欢他们”,他认为自己给他们毒药是出于崇高的目的。至此,我们发现,雅库布曾经引以自豪的怜悯之心已经消失了。他心安理得地实现了对自我世界价值体系的背叛。斯克雷托也是这样,虽然他前后的言行中并没有多少明显的不同,但我们从他对茹泽娜之死这件事上,同样可窥到某种背叛。他在茹泽娜死后说:“我们实在不必十分强调正义”,“正义不是一件人类的事,有盲目、残酷的法律的正义,也可能还有一个更高的正义”,他承认自己总是“生活在正义之外”,在他看来,他和克利马建立起来的友谊——不如说它是通过合作演出建立起来的利益——远比“残酷的、法律的正义”重要。我们发觉,在斯克雷托的身上,他和雅库布一样,背叛的不仅仅是他们曾经拥有过的崇高的品质,他们的行为是对人类及其自身的一次彻底的大背叛。巴特里弗是带着圣人的光环而沦落为道德的被拯救者的,虽然他不但和茹泽娜之死毫无关系,而且还以自己的奉献使茹泽娜获得生命的最后一次辉煌,虽然他继续以拯救别人为已任,但依然无法抹去他的同谋嫌疑——不是行为的参与,而是心灵的认同。
和《生活在别处》相比,《为了告别时聚会》中的背叛更有现实意义的敏感。如果说,雅罗米尔的背叛非我、背叛青春的含义是为实现对自己的超越并试图找到自我存在的编码,以获得和另一个自我的合一,那么,雅库布、斯克里弗的背叛则是通过对自我的否定以试图寻找自我之外的东西,这个自我之外的东西是什么呢?他们背叛高尚、正义和自己的拯救者角色,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应该注意到雅库布和斯克雷托的两句话,一是雅库布认为“崇高和优美”“不是人类的特性”,一是斯克雷托对正义的评解,他说“正义不是一件人类的事”,他认为自己所处的正是一种“盲目、残酷的法律的正义”。我们不难理解他们对人类价值体系的背叛实际上是对人类自身的反讽,并通过自己的背叛找到了各自与之和谐的生存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他们拥有自己的正义和道德价值标准。
我一直不能忘记这样一个人,他的本子上记满了女人的地址,他在追逐女人的过程中怡然自得,只有追求的欲望,而无占有的事实,只有败兴后的沮丧,而无占有的中止。他追求的不是结局,不是对女人的占有,而是追逐女人的过程。他的捕猎很像斯特恩说的“行动的阻滞中断。”(16)然而正是从中断行动的无限反复中,马丁的生命才获得了超常的意义。昆德拉在这篇小说中将帕斯卡的一句明言作为引言:“他们不知道自己追求的,并非追求的对象,而是追求本身”。我想,昆德拉也许是一直鄙视目的的,所以我也一直不把寻找自我和探索一个和谐的生存境域当成是昆德拉的文学目的。他只是把这些当作一个研究的对象来探索人的自我之谜,探索人与世界的荒谬。雅罗米尔一生致力于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但最后偏偏和他的另一个自我泽维尔反目成仇,他的内心依然充满了永恒的矛盾。而在《为了告别的聚会》中,“自我”作为一个对象,被雅库布、斯克雷托和巴特里弗背叛——这种背叛无法褒贬论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继续奏起背叛的金色号角,背叛的对象既不是人,也不是某类价值体系,在这里接受判决的是人类生存的境况——这正是雅库布、斯克雷托和巴特里弗背叛自我世界中的价值体系所要寻找的东西。
1985年,昆德拉在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会上发表了题为《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的演说,表达了自己对小说艺术的看法,他认为,小说艺术担负着延续文明的使命,而要使文明从否定独立思想和个人创见的思潮中拯救出来,必须与“对各种思潮生吞活剥”的愚昧作抗争,小说艺术的使命就是“英勇地与媚俗的潮流作抗争”(17)。什么是媚俗语呢?昆德拉认为媚俗就是“不择手段去讨好大多数的心态和做法”,就是“把这种有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将它乔装打扮”(18),媚俗存在于人类生存的境况中,一切宗教和政治运动都依赖于媚俗。昆德拉对我们生存着的环境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深刻的批判。他赋予小说中的人物以绝对的怀疑和反叛的灵性。
萨宾娜视媚俗为死敌,学生时代,她就千方百计逃避参加五·一游行,称之为“当局媚俗作态的样板”,对待祖国被入侵的周年纪念游行的态度也是如此,她认为“在所有占领与入侵的后面,潜藏着更本质更普遍的邪恶,这邪恶的形象就是人们举着拳头,众口一声地喊着同样的口号齐步游行”。她的一生是由无数次的背叛构成的:背叛家庭;背叛父亲;背叛清教徒似地约束她的共产主义;背叛丈夫——她和丈夫的结合也曾是她生命中的一次背叛;最后,背叛真诚爱着她的弗兰茨。我们不必过多地列举出萨宾娜背叛的对象,不管她背叛的对象是什么,都可以用几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媚俗以及媚俗的生存境况,她曾大声宣称自己“并不反对共产主义,我反对的是媚俗。”托马斯也是一个拥有绝对困惑的人。我认为他的形象具有三重性:既是媚俗的反对者,又是道德的参与者,同时也是一个精神的孤独者。他将性与爱独立开来的观念,使他一方面忠诚于特丽莎,一方面背着特丽莎进行性冒险,以寻找和体验众多女人间那百分之一的不同,他曾经撰文谴责那种以“无知犯罪”为开脱的人,并拒绝在声明书上签字为自己开脱,同时也拒绝在向当局的一封抗议书上签字,他的反媚俗同萨宾娜不同的是,萨宾娜的反媚俗具有美学性,而他的反媚俗则具有实用性,因为他认为既然签上自己的姓名“救不了政治犯”,那就没有必要冒着去伤害特丽莎的危险去做这种媚俗的事情。第二个不同之处是萨宾娜排斥了道德存在的可能性,她对弗兰茨的背叛就是这样。托马斯恰恰相反。上帝用草筐将这个涂着树脂的孩子漂送到他的床榻之岸——“孩子”这个语词具有象征性意义,它预示了特丽莎必将以一个柔弱的易受伤害的形象左右托马斯的一生。事实也是如此,尽管托马斯一直认为自己的另一半并不是特丽莎,而是生活在梦中的另一个女郎,但他却无法承受特丽莎的弱小、温暖和忠诚,以同样辉煌的忠诚和她生活到生命的结束。他曾留下一句话:“惩罚自己不知道做了些什么的人是残暴的。”这和耶稣的话很相似,耶稣以宽容之心教谕他的信徒,“原谅他吧,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们从这种相似性中看出托马斯的理想是“要在人间建立上帝的天国”,即“一个由正义统治的世界”。不难理解他和萨宾娜的差异,萨宾娜为了背叛而背叛,托马斯背叛这个媚俗的世界则是为了建立一个仁爱、宽容和正义的世界。这个圣徒和《为了告别的聚会》中的三位圣徒形象又是迥然有异的,这是一个既不媚俗又名符其实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拯救者,因而他必然又是一个精神的孤独者,因为他的理想只是一个“乌托邦”,是规定性之外的不可能。当昆德拉接受记者采访、被告知西方对小说开头以大篇幅思考尼采的永劫回归观感到意外时,他说:“从小说的第一行开始,这个思考就直接地把一个人物——托马斯的基本境况引了进去,它把它的问题摆在那里:在没有永劫不复的世界里的存在之轻”(19)。在永劫不复的世界里,历史只能给托马斯一次机会来与媚俗的潮流作抗争,来比较生命中的轻与重、忠诚与背叛,那么,他的背叛有何价值?不都成虚无了吗?萨宾娜在怀疑了一切、背叛了一切之后,最终并没有得到任何欢乐和充实,她一生不为任何传统观念所束缚,身上没有任何负担,无比轻松,然而这种辉煌却使她感到比大气还轻,失去了生活的重量,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她一生的背叛又有什么意义呢?
张志忠还有一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读解小词典”,他认为弗兰茨有一种和萨宾娜相悖的背叛。萨宾娜背叛的是“东方的群体意识、社会认同对个人生存的巨大压迫”,是“重”。弗兰茨背叛的则是“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轻”(20)。他曾就读巴黎,天资不凡,二十岁那年就确立了学者生涯。从二十岁起,他便知道自己一生将会被局限在大学办公室,一两所图书馆或两三个演讲厅里。想到这种生活将把他窒息,他总是期望着走出自己的圈子,象从屋里走向大街。住在巴黎期间,他参加了每一次可能的游行示威,去庆祝什么、要求什么、或抗议什么。他感到自己的书本里的生活不真实,他“渴望真实的生活,渴望与人们交往、肩并肩地步行、渴望他们的呼叫。”终其一生,我们不难觉察,他一直在寻找一种重量,寻找摆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方式。他曾经借助于音乐和游行把自己从孤独和内省中解脱出来。他真诚地爱着萨宾娜,仿佛要和她一起分担她祖国的苦难。“伟大的进军”这一媚俗作态的行动使弗兰茨终于从一个梦想家变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发现自己唯一真实的生活既不是游行也不是萨宾娜,而是他的情妇。他发现萨宾娜再也看不到他的退却了!他发现自己已经抛弃了柔弱和伤感”,他曾经为萨宾娜而背叛了自己的妻子,现在又终于对这种背叛进行了背叛,“漫漫迷途终有回归”,弗兰茨在生命的全部过程中体验到了什么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而对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人物特丽莎来讲,用“背叛”一词来形容她的生命显然是不恰当的,她生命中无数次的“没有选择”反映出人类生存境况中的“非如此不可”,她被六个偶然性送到托马斯跟前,没有选择;她在梦中被迫歌唱,没有选择……但正是这些现实生活中的无选择性才使她在与动物构筑的童话世界里勃发出强烈的有选择性,她对受伤乌鸦的精心护养,她对卡斯列的爱,使她从一个现实的世界里向一个形而上的精神世界升华,在这个形而上的时空里,人和动物是平等的,人没有屠杀动物的权力,人应该对“曾经切入餐盘的小牛肉片”而“对牛有所内疚和忏悔”。尼采离开他在杜林的旅馆,看见一个车夫正在鞭打一匹马。尼采跑上前去,当着车夫的面,一把抱住马头放声大哭起来。小说中的特丽莎就是朝着尼采的空间上升的。但是,无论是卡列宁,还是受伤的乌鸦,都具有对应的象征意义。被剥夺了精神自由的人、被奴役的人,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和动物在人类秩序中的地位不正是一样吗?特丽莎对动物博大的爱毋宁说是对恐怖年代里成千上万个被屠杀者崇高的仁爱。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特丽莎通过和动物的精神联系提出了对现实世界的怀疑与否定呢?她所要建立的不正是托马斯也梦想建立的理想王国呢?
上面我们分析了昆德拉小说中的三种背叛,一种是雅罗米尔背叛非我及寻找自我的抒情态度,一种是三位圣人对人类价值体系、道德准则的背叛,归根到底,是对自我的背叛,第三种背叛则是对生存境况的怀疑和否定。这条“直线性向前进化”的背叛旅程无疑是昆德拉探索自我存在的一次大冲刺。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在广袤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的历史及人的历史——背叛者的精神悲剧不光拥有现实意义的敏感,而且富于人类历史积淀的深沉意味,自我在历史的长河中迷失了方向,失去了维度和向度,在沉寂的黑暗中寻求一线光明,内心吹响起进军的号角。但漫漫长夜,何时才有尽头,漫漫征途,何日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昆德拉笔下的大悖论,无非是西西弗神话的历史重演,一次又一次地否定,一次一次地探索。人类探索自我的悲剧,将在经验和愿望的不和谐中,永劫回复……
西方评论界总是把捷克斯洛伐克文学划入中欧文学之列,而对我们来说,将昆德拉文学现象纳入“东欧文学”范畴也许更有意义,根据社会性质来类分比根据地理位置的类分更能体现出文学的某些渊源。东欧位于西欧与苏俄之间,是连接两大文化的接合部,那里的作家“东望十月革命的故乡彼得堡,西望现代艺术的大本营巴黎”(21),经历着激烈而复杂的思想文化双向冲击,他们既接受了西方欧洲文明的熏陶,又经历了苏联革命的洗礼,以西方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和以东方个性内敛的群体意识相互融合、相互冲突。尤其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这种冲击更加激烈。捷克地处欧洲中心,布拉格自中世纪起便是欧洲文化名城,因此欧洲各种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潮都迅速地传到这里,在思想界和文艺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国也产生过象胡斯这样一位颇受后人敬仰的宣扬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大思想家。欧洲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巨匠里尔克和卡夫卡也都出生在这里,卡夫卡短暂的一生几乎是在布拉格度过的,他们虽然不能算捷克作家,但他们的创作及成长与捷克的文化环境密不可分,同时又反过来渗入这种文化环境,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
昆德拉就是其中一位,他说在他“自己的小说历史上,是卡夫卡开辟了新的方向”,他认为卡夫卡探索的并不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内在动机”的因素,而是提出了一个根本不同于其他人的问题:“在一个外界的规定性已经变得过于沉重,从而使人的内在动力已无济于事的世界里,人的可能性是什么?”(22)《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萨姆沙,他在过于沉重的规定性里的可能性只能是变为甲虫,这是以寓言的形式冷酷而又忧伤地探索人被异化的悲剧。昆德拉的小说也表明了这样存在的荒谬性。在国家和文化遭到无理的侵略之后,这种环境中的人失去了行为选择的可能性,人的内在动力也变得无济于事,如雅罗米尔的死,萨宾娜的轻,弗兰茨的虚幻,特丽莎、托马斯的无所作为等,他们存在的可能性是什么?捷克建立的社会主义革命秩序所表现的超理性化给人的生命打上了强烈的悲剧色彩,当局对人的自然天赋的蔑视和人的存在的无理干涉、毁掉了千万人生活中的信任、自信心、了解,甚至忠诚和自觉。确实只存在了一种“盲目、残酷的法律的正义”,“崇高和优美”也不再是人类的优点,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困惑面对雅库布、斯克雷托对自我价值的背叛呢?特别是苏军入侵捷克后,捷克人民所面临的就不仅仅是民族主权的丧失,文化遭到破坏,捷克人的生命忽然间也失去了保障,变得沉重而虚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存在的可能性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只能是背叛,因为只有背叛,才能体现出他们在集体意识的淹灭中个体生命的意义,也只有背叛,才能感觉到自我的真实存在。
由此看来,这一系列典型的背叛者形象出现在捷克文坛和昆德拉笔下,决不是偶然的,他们是昆德拉在一个自我消隐迷失的世界里向前探索的必然选择,他们的出现本身也具有巨大的社会和文学的审美意义。
雅罗米尔,这个病态的背叛者,浑身带着现代主义病状的累累伤痕,孤独、绝望、痛苦和焦虑不安,他在自我探索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疯狂和残酷不可避免地危害着别人的存在,他自以为找到了自我,泽维尔对他的背叛却使他绝望,但这最后的结局决不是荒谬的,死并不是荒谬的必然结果,而只是一种逃避,它想消除荒谬,但荒谬却永远不会消隐。雅库布、斯克雷托和巴特里弗自甘沉沦,是一种辛辣的伤怀和自嘲,他们在试图建立的世界里只承认一种道德,那就是与上帝不能分离的道德:“就是自我决定的道德”(23)。他们在自己梦想中的秩序里拥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和生活原则。这些荒谬的人在自我世界里呈现出“零散化”倾向,聚会之后的“告别”,正是“零散”的表现。萨宾娜,她背叛一切后所面临的无可讳言的不能承受之轻在现实世界看来是一种病态,因为她的背叛完全排斥了道德的干扰,也完全失去了功利性,她背叛现实所要进入的是一个虚妄的世界——一个失去了空间度向的世界。因此,她的背叛在人类的经验体系中会成为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和没有结局的神话,萨宾娜本身于是也成为一个永恒的悲剧。她的行动是荒谬的,她所处的生存环境也是荒谬的,但萨宾娜对荒谬的清醒认识既给她带来了痛苦,同时也造成了她的胜利。应该认为萨宾娜是幸福的。弗兰茨背叛过去的生活所面临的虚幻是从萨宾娜的反方向证实了存在的荒谬,他是一个英雄,失败的英雄,同时也是荒谬的英雄。
托马斯和他们都不一样,他属于另一个类型,他的背叛具有崇高的感情色彩,他既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冷静的理想主义者,他敏锐地看到社会的现实与矛盾、先进与落后、文明与罪恶是那样剧烈地在自己的周围碰撞,他对现实的背叛显示出道德的力量,他用俄狄浦斯的故事奉劝每个人正视自己所犯的罪行,但又以极大的宽容态度为那些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的人辩护。托马斯形象具有很重要的社会意义,尤其是在那个人被剥夺了自由和生存权力的时代里,人的自然天赋得不到满足,到处充满着怀疑、跟踪和追捕,到处充满着陷害和无辜的暗杀,道德准则不复存在,完全被某种功利的原则所取代。在这种背景下,托马斯形象无疑给人带来了一线希望,支撑起人的存在,使人的存在在一片朦胧遥远的信念光照中显示出不朽的价值,这是不难理解的。我认为,托马斯形象是崇高的,他的背叛具有两个内容:一是为了追寻自我存在的最佳位置,第二点,也是更为可贵的一点,就是他将“自我”的外延扩大到了同一境况下的所有的人。因此,可以这样说,托马斯形象的塑造是昆德拉“自我”探索深化的必然选择。但我们从托马斯身上仍可看出世界的荒谬性来。
加谬认为荒谬取决于人和世界,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 人一旦在平庸无奇、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提出“为什么”的问题,那就意识到了荒谬,荒谬也就开始了,而人也就清醒了。托马斯一方面看到了这毫无意义、杂乱无章的非人的世界是希望的对立面,一方面又深含着对幸福与理性的希望,荒谬就产生于“这种对人性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24)的对抗。他和特丽莎的无所作为以及他们在乡下自我穷尽的生活状态是伟大的,他们对生活说“是”的背后隐藏着一种不甘堕落的反抗,这种沉默的反抗,赋予了荒谬世界的意义。
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背叛之旅途。
(1)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序言    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
(2)米兰·昆德拉《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韩少功译  载《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
(3)同(2)
(4)露易丝·奥布赫姆《米兰·昆德拉访问录》段怀清译  载《当代外国文学》1991年1月
(5)同上
(6)《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关于小说艺术的对话》孟湄译  载《文艺报》1989年1月7日
(7)同(4)
(8)转自杨乐云《他开始为世界所瞩目——米兰·昆德拉小说初析》载《文艺报》1989年1月7日
(9)同(6)
(10)弗洛姆《逃避自由》P70  陈学明译  工人出版社    1987年版
(11)尼采《曙光》
(12)参见张志忠《诸神的谋杀与拯救》 载《批评家》1989年6月
(13)同(12)
(14)参见《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关于小说艺术的对话》
(15)同(12)
(16)转摘自米兰·昆德拉《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17)参见《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18)同上
(19)同(6)
(20)参见张志忠《<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解读小辞典》   载《批评家》1989年2月
(21)韩少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前言》
(22)同(14)
(23)加缪《西西弗的神话》P85   杜小真译  三联书店  1987年版
(24)加缪《西西弗的神话》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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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0 17:47:34 |显示全部楼层
一位旧朋友二十年前写的论文。因为SHEP说这里象冰窖,我先放过来。因为我打算过几天开始写昆德拉的怀疑,就找了他的旧文出来看——没有发表过,所以不涉及重复之类。我大约写不到他这么认真,也不会去找那么多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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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0 17:51:21 |显示全部楼层
先支持一下吧。
大萝卜的也赶紧写。
Thought is already is late, exactly is the earlies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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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0 17:57:48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会出现米兰.昆德拉吗?或许早已被碾死了。但愿能灵魂安息,于天国得到上帝赐予的光亮。

点评

镇州大萝卜  目前的中国难道不是以怀疑和混乱为主流吗?所谓的主流其实已经是众人皆知的虚伪,事实上的主流就是功利、怀疑、混乱。我并不准备宣扬昆德拉的怀疑,我恰好准备中肯地对待它。  发表于 2012-11-10 18:03
镇州大萝卜  昆德拉的怀疑,包括那些关键词“媚俗”、“生活在别处”,正好是我准备写的部分。对我来说,昆德拉的怀疑算是温柔的,不具有颠覆性的。昆德拉对抒情性的批判,在抒情性和极权结合时才成立。  发表于 2012-11-10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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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0 18:22:13 |显示全部楼层
大萝卜,昆德拉所批判的抒情性,亦就是现今中国文坛随处可见的现象。那些无关痛痒的、如同嚼蜡的文字,无非就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

点评

镇州大萝卜  昆德拉批评的抒情性,是指指向极端和毁灭的抒情性,伤害他人的抒情性,使诗人和刽子手共存于一体的抒情性,当然它具有多种变体。  发表于 2012-11-10 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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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0 18:48:32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镇州大萝卜 于 2012-11-10 18:51 编辑

就象媚俗可以有变体,五一劳动节游行和美国议员指着孩子说的“幸福”,特丽莎的梦境和布拉格街头的苏联坦克,一直到萨宾娜在美国的“家庭生活”,同为媚俗。最后一样特殊出来,因为萨宾娜同时清醒地知道那是她的媚俗。好啦,我还是留着写吧,难得我写评论。
另外我对政治和社会现实一向兴趣不大,通常只做思辨和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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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0 19:22:11 |显示全部楼层
因为你提到了社会现实,因此我申明,如果我表达一种并不成熟的思考,首先要做的就是切断它跟实证的关系。当基督教能弄出宗教裁判所,尼采的思考可以跟纳粹扯上边,那么,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打个并不恰当的比,有谁穿着巴黎时装发布会(我指的是概念化发布会,不是指销售发布会)的那些衣服出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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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0 22:58:55 |显示全部楼层
镇州大萝卜 发表于 2012-11-10 19:22
因为你提到了社会现实,因此我申明,如果我表达一种并不成熟的思考,首先要做的就是切断它跟实证的关系。当 ...

事实上,昆德拉先生正是经历了布拉格之春并因此产生被压迫感,所以才写就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玩笑》等巨著。如大罗卜先生所说切断社会现实与实证关系,那么昆德拉就只好对着勃列日涅夫画像敬礼或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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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0 23:25:23 |显示全部楼层
斌斌 发表于 2012-11-10 22:58
事实上,昆德拉先生正是经历了布拉格之春并因此产生被压迫感,所以才写就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玩笑 ...

其实上面那篇评论写得很清楚了。

我只是想辨析一些概念。至于对社会事实的批判,大可以放在社评版。而对社会事实的变革,大可以实际行动践行。其实应该说我们探讨的根本不是一件事。

我说的是我要表述的跟社会现实无关,不是说昆德拉跟社会现实有无关系。论文里已经说得很清楚,关于昆德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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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0 23:34:38 |显示全部楼层
我只是不想落入某种愤世嫉俗的媚俗,虽然事实上媚俗不可避免。但是至少在我准备辨析这个词的时候,我应该尽力保持理性而非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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