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的怀疑

镇州大萝卜

昆德拉的怀疑

弗朗索瓦-里卡尔评论昆德拉的怀疑是“撒旦的视角”，然而否定才构成颠覆，怀疑是一种悬置。不巧的是，肯定或者否定都会形成确定状态，因此妥斯陀耶夫斯基的季洪长老说：“无神论是最靠近信仰的第二级台阶。”，在这种意义上，怀疑成为另一种颠覆，并非对既存状态的颠覆，而是对确定状态的颠覆。

尼采说出“上帝死了”时，并非他谋杀了上帝，他只是宣告了一个事实。当上帝被他在地上的代言人变成宗教裁判所、出售免罪符的营利组织以及跟世俗政权结盟的权力机制，他就不再是全知全能，不再是真理和道路。当神的信众以忏悔或者购买免罪符的方式，或者把自己托付给救赎者耶稣基督，完全放弃自己的精神和道德义务时，信仰也就不再是精神追求。深有责任感的思考者尼采惴惴不安了，为了替代已死的上帝，他提出了超人意志，然而之后伴随的是另一次深重灾难。此时审视和怀疑，变得如此重要。

和谐美好的“乌托邦”从哲学家的理想里往外扩展成社会实践时变成屠杀和灾难，与之相似，怀疑和审视在思考者那里是为了求真辨伪，落入社会时，演变成一种不负责任的不作分辨的人云亦云。时常听到有人说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媚俗”或者“生活在别处”，而用法和含义，与昆德拉作品所述风马牛不相及，甚而完全相悖。

“生活在别处”出自兰波的诗歌：

在红色的城墙上
将阴森的光线抛向高高的天穹。
在那片野性与皎洁的黑色大陆，
诗人在星光下，
去寻求采集完美的神所撒下的花朵。
诗人
生活在别处，
在沙漠/海洋，
纵横他茫茫的肉体与精神的冒险之旅。
洪水的幽魂刚刚消散”
《生活在别处》里提起众多抒情诗人（尤其是浪漫派诗人）：雪莱、拜伦、济慈、莱蒙托夫、波德莱尔、兰波、哈拉斯、布勒东、马雅可夫斯基、邦维尔、沃尔克。诗歌与革命有共性，两者都力图冲破旧有的沉闷、腐朽、没落和桎梏。诗歌与信仰有共性，同样渴望崇高、完美、永恒。诗人与英雄有共性，区别只在于前者使用才气和想象，后者使用力量和行动。

应该承认《生活在别处》的初次阅读相当令我不快。我始终会更倾向另一位怀疑主义者萧沆对诗歌和诗人的表述：“诗人的力量来自于所有他不曾做过的事，来自于那些他满腹“不可企及”的时刻，诗歌表达的是我们不可能拥有之物的本质。诗允许一切，你大可在其中倾注泪水、愧疚、狂喜。诗人是一个破坏性因子、一种病毒、一种伪装起来的疾病，活在诗人的势力范围内，就是梦想一个贫血的天堂，并且会听到血管中，有泪水在流……“在萧沆这里，他承认诗歌的破坏性，然而因为诗是“不曾做过的事”，不仅不构成实质性伤害，并且甚至有这种意义：“要一个人不带任何信念，漫步于真理之间，这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个圣人之所能；可有时候一个诗人却做到了……”

萧沆对抒情性的理解侧重在语言和形式：一切灵感都来自于一种夸张的能力：抒情手法——还有整个比喻世界——若是没有这种使词汇膨胀到快要炸开的情绪，就只可能是一次拙劣的激动……美所有的真都惯以夸张为生，而在一丁点分析面前，它们就会露出其可怕又可笑的本来面目……谎言啊，这泪水的源头！这便是才气的骗局与艺术的秘密。将一点点莫须有的东西膨胀直至上天……在一切才气中，都共存着一个马赛人和一个上帝。

而昆德拉对抒情性的批判从艺术扩大到现实，从形式扩大到情感。《生活在别处》里的雅罗米尔和一众抒情诗人，都是人格发育不完全，成长有限度的孩子，背后总有一位控制欲强烈的长辈女性。抒情性不再是通灵或者在真理中的漫游，远方不是不可企及的无限，而是带有欺骗性的自我满足，为了弥补自己个性或者生存环境的缺陷。名誉和高贵变成了虚荣、幻觉和表演。如果美曾经指出过道德的欺骗性，革命曾经指出过传统的欺骗性，此时，我们不得不面对美和革命的欺骗性。

“生活在别处”是诗意对现实的否定，它同时包含有两种可能：一、用诗意将我们从琐碎庸俗的日常生活中拯救出来；二、用激情蒙蔽我们的双眼，使我们对现实失去判断。

至此我们还可以为抒情诗人们以及我们对他们的热爱进行辩护，“生活在别处”的兰波和“生活在别处”的雅罗米尔仍有区别。虽然兰波的激情同样伴随着毁坏性，虽然后期他提起诗歌就会说荒谬、恶心、可笑，然而毕竟他是天才，他有创造力。对于一个有创造力的天才诗人来说，“生活在别处”是一种真实。而对于他的追随者，他的模仿者，把他的创造当成标语口号刷上墙的激进青年们来说，“生活在别处”只是一种识人牙慧的自我欺骗，在这种自我欺骗中他们不惜为了激情伤害他人。

然而昆德拉把一个更彻底的怀疑扔了出来：“但是，我们应该嘲笑雅罗米尔吗，只因为他在滑稽地摹仿莱蒙托夫？……难道安德烈-布勒东不也是在摹仿他自己心仪的高贵东西吗？滑稽摹仿难道不是人类的永恒命运吗？”
顺便提一下，雅罗米尔不是唯一一个把激情和诗意用来掩盖近乎刽子手的行为的人物，雅罗米尔还令人同情，并且令我们每个抒情诗歌爱好者联想起自己。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和《绝望》中的两个恶棍，同样“生活在别处”。比昆德拉更为狡黠地，纳博科夫以罪犯本人的口气用诗性语言和唯美视角叙述着罪恶的过程。
而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所表现出的怀疑的激进性，丝毫不逊色于他所怀疑的抒情诗人的激进性，或者革命者的激进性。

在对信仰、荣誉、革命、激情、美都进行了讽刺和颠覆之后，昆德拉总算留下了一盏善意的小灯，一点温情：一个成年男子、田园诗人馈赠给一个姑娘的一段小憩，而接下来将是她人生的漫漫角逐。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昆德拉的怀疑渐趋温和。这部小说里反复提到了“媚俗”这个词。媚俗是什么？“媚俗是一种美学理想，其根源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把人类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视野之外。”“是心灵的一种专制，拒绝理智的反对。”“媚俗是掩盖死亡的一道屏风。”

从这些句子来看，媚俗是一种情感，因为理性向我们揭示的是真实（虽然我们的理性并不足以揭示全部真实）。那么我们能因此将人类任何情感都称之为媚俗，或者将对生命的任一认同都称之为媚俗吗？显然不能，如果这么做，我们就落入对生命的绝对否定。对粪便的否认是媚俗，而非对美好的承认都可称之为媚俗。问题在于，我们如何鉴别真实的美，和面具作用的美。

接下来昆德拉作了如下解释：“媚俗让人接连产生两滴感动的泪滴，第一滴眼泪说：瞧这草坪上奔跑的孩子们，真美啊！第二滴眼泪说：看到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真美啊！只有第二滴眼泪才使媚俗成为媚俗。”

第一滴眼泪我们或可称之为人的真实情感，当人正沉浸在美或感动中时，他并不知道对象是美的或者自己是感动的。第二种眼泪更接近观念情感，美国议员看到两个奔跑的孩子，会从自己的记忆中调动起更多概念性的想法，“同时也是对一个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女人所表示的理解，因为参议员认定，在她的国家里草不长，孩子也不奔跑。”与之类似的，我们看到一张母亲保护孩子的照片就感慨“母爱是无私伟大的”，提到“初恋”两个字就有“刻骨铭心”感。观念性情感的缺陷是容易让人离开具体对象，离开个体，凭印象得出概括性结论。比如习惯了“母爱无私伟大”这一观念的人，面对一对不睦的母女时，固有的观念受到挑战，也就产生反感。要么，他对这一对母女视若不见，把她们从脑袋里的“人类”中去除掉。要么，他把双方中的一方归入过错方，并且是难以原谅的错误方。而即使他面对的确实是一位无私伟大的母亲时，他也未必真的去了解她，他仍然可能是把她作为自己观念的投射而喜爱，这种喜爱感是疏离和空泛的。昆德拉说“人类的博爱都只能是建立在媚俗的基础之上”，博爱就是观念性情感，并且是要求最多人一直到“全人类”共同分享的，而人的自然情感是分亲疏远近的。说出事实，并不等于反对博爱，博爱作为观念本身不是错误，然而它会有误用和被利用的可能。

反对媚俗，反对的是将美作为面具自欺或者欺人，尤其是政治家和商人都深谙媚俗的效用。“在某个政治运动独霸整个权力的地方，人们便一下置身于极权的媚俗之王国”，反对媚俗，不是反对任何一种主义，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左还是右，集体主义还是个体主义。如果集体内每一个人都是出于独立思考（包括足够的教育和充份的信息）和真实感受而得到的相同观念，即使人数众多，也不能称之为媚俗。而出于用于感动自己和他人的哪怕是个性化，也是媚俗。

“在极权的媚俗之王国，总是先有答案并排除一切新问题。所以极权媚俗的真正对手就是爱发问的人。……只是，那些反对所谓极权体制的人几乎同样不能用疑问与怀疑来作为斗争的武器，因为他们也要拥有一份坚信和简单化的真理来得到最大多数人的理解并感化他们的整个集体。”同样，我们也可以以此审视怀疑本身，如果确有个体经过怀疑之后形成坚信，或者确有个体简单或者天真，一定要求他归入怀疑的集体，或许亦是媚俗。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逻辑学家哥德尔说：一个完全不自由的社会（即处处按“统一”法则行事的社会），就其行为而言或者是不一致的，或者是不完全的，即无力解决某些问题，可能是极端重要的问题。在困难的处境里，二者当然都会危及它的生存。这个说法也适用于个体的人。

媚俗可能避免吗？如果它是掩盖死亡的一道屏风，那么任何关于生命意义的观念都有可能是媚俗。我们的一切信念、追求、理想都逃脱不了被怀疑。按萧沆的说法，“活着的意思是相信与希望——也就是撒谎和对自己撒谎”。我们所能摆脱的，只是媚俗的专横。

终生与媚俗为敌，背叛家庭、祖国和爱情的萨比娜，内心深处的梦想却是看到宁静、温馨、和谐的家。走在美国的墓地里时，“她恨不得跟弗兰茨呆在一起”。曾经阻隔在他们之间的厚厚的误解辞典，并非象她最初以为的那样不可化解：“假如他们相处的时间更长一些，也许他们就会渐渐开始理解彼此说的话。他们的言语会象非常腼腆的情人一样，羞涩地慢慢相互靠近，而他们的乐章会开始与对方的融为一体。”对萨比娜的媚俗，昆德拉温柔地说：“媚俗一旦失去其专横的权力，它就象人类的任何一个弱点一样令人心动。因为我们中没一个是超人，不可能完全摆脱媚俗。不管我们心中对它如何蔑视，媚俗总是人类境况的组成部分。”

和萨比娜相反，平静地生活在瑞士的学者弗兰茨，充满了各种观念性情感，在他眼里，萨比娜是个“女人”（某种价值），艺术意味着狄俄尼索斯的狂醉之美，他参加游行，甚至参加左派在柬埔寨的“伟大进军”——并非为了政治，仅仅因为那是一个跟萨比娜的祖国一样被邻国占领的国家，他认为萨比娜会高兴他那么做（事实恰好相反，萨比娜自己都不会为了祖国去游行）。然而，昆德拉说：“我不想就此而论，说弗兰茨是一个媚俗的人。”因为弗兰茨是一个天真的梦想家，“他们生活在纯属想象、不在身边的人的目光下”。他甚至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跟萨比娜之间的误解——因此他也就从未看清过真正的萨比娜，然而并不能因此说他的情感不真诚。

在众人的死亡之后，昆德拉再次提起媚俗：“在被遗忘以前，我们会变为媚俗。媚俗，是存在与遗忘之间的中转站。”

尖锐和宽泛的怀疑之中，包含着的，竟然是深厚的宽容：即使我们都不是纯粹的美，即使我们都有人性的弱点，仍然让人心动。

“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在《为了告别的聚会》中，以雅库布和拉斯柯尔尼柯夫为对比，“拉斯柯尔尼科夫是探讨一个杰出的人是否有权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一个劣等人的生存，可是，……雅库布对探讨一个人是否有权牺牲另一个人生命的问题不感兴趣，相反，雅库布坚信没有人有这样的权利，事实上，各种各样的男人女人心安理得地硬说他们有这种权利，这使他感到恐惧。雅库布生活在一个人的生命为了抽象的思想而被轻易地毁灭的世界里。他熟知那些傲慢的男女们的脸：不是邪恶的而是正直的，燃烧着正义的热忱，或者闪耀着愉快的同志之情，脸上表现出富于战斗性的天真单纯。还有的人表现出虔诚的懦弱，咕哝着歉意而又孜孜不倦地执行着他们都知道是残酷和不公正的判决。雅库布熟知这些面孔，他憎恨他们。而且，雅库布知道所有的人都暗暗希望一些人死，只有两样东西阻止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对惩罚的畏惧和进行谋杀的体力上的困难。雅库布知道，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力量在远处进行暗杀，人类在几分钟内就会灭绝。因此，他认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实验完全是多余的。

……拉斯柯尔尼科夫打算用斧子杀害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时，他意识到他正处在一个可怕的门槛边缘，正处在违背上帝戒律的边缘，即使这个老太婆是一个邪恶的造物，她仍然是一个上帝的造物。雅库布感觉不到拉斯柯尔尼科夫这样的恐惧，对他来说，人不是上帝的造物。雅库布热爱崇高和优美，但是他认识到这些不是人类的特性，他非常了解人，因此不喜欢他们。雅库布是崇高的，所以要给他们毒药。

拉斯柯尔尼科夫杀害了高利贷的老太婆后，不能控制他良心上爆发的可怕的谴责风暴，雅库布深深确信一个人无权牺牲别人的生命，却没有感到一点悔恨的痛苦，可是，那个被他毒害的护士无疑是比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高利贷老巫婆更加可爱的一个人。

　　他试图假设那护士果真死了，以此来考查自己。

　　不，这个念头不能让他充满任何有罪感。……　　拉斯柯尔尼科夫所经历的谋杀行为是一个悲剧，并在他行为的重负下犹豫不决。雅库布惊奇地发现，他的行为没有重负，容易承受，轻若空气。

　　他不知道在这个轻松中是不是有比在那个俄国英雄的全部阴暗的痛苦和扭曲中更加恐怖的东西。”

这一对比可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一部第二章里的句子来概括：“重便真的残酷，而轻便真的美丽？”“重与轻的对立是所有对立中最神秘、最模糊的。”

对拉斯柯尔尼科夫来说，他的形上思考使他把自己往神的地位上升：他在修改神的戒律。自由从来都是沉重的，正是戒律本身使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行为具有“意义”，倘使没有戒律，也就没有对戒律的叛逆和侵犯，如果杀人是被许可的，那么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行为没有任何形上意义可言。拉斯柯尔尼科夫以挑战固有的“正义”来追寻“正义”，他是英雄，但不是超人，也不是神，因为后二者都知道：没有人有权杀死其他人。

而在把毒药给茹泽娜之前的雅库布，是以超人自居的，他知道人无权杀死他人，并且憎恨寻求杀人权利的人以及杀人的行为。那么想到茹泽娜的死之时，他的轻松相当难以解释。如果就个体心理分析，昆德拉在小说里给出的理由已经足够：他太了解人类，他对人类已经失望和憎恨，对人杀害他人已经见得过多以至麻木。除了他之前保持的“崇高和优美”，生活并未让他有多少愉悦，而除了怜悯之外，他对其他人也没有太多情感。包括与斯克雷托的友谊，就友谊的忠诚而言，雅库布并不全然相信斯克雷托给他的药片真是毒药，而斯克雷托不会欺骗朋友。然而个体心理的分析对文学来说，始终是次一等的分析。

兰波在《地狱一季》里说：“地狱伤不到异教之人”，拉斯柯尔尼科夫是有信仰的，因之信仰对他构成约束，叛逆对他构成意义。而对雅库布来说呢？“正义不是人类的事情”。此时的雅库布仍然是超人吗？他的轻松来自于他摆脱了超人的重负。他既不承受戒律的约束，也不承担超人的意志，此时他是一个普通人，跟他所憎恨的所了解的人一样。就此我们应该怀疑的并非超人意志作为思想是否成立，而是人性是否真能负担起超人意志。雅库布的行为确实跟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有关，即使如此，同样说明人性无法在承受严酷时保持神的高度或者超人的意志，或者说，人能否保持“崇高和优美”视乎外界压力有多大。我无意就此得出结论，雅库布只是昆德拉的一个实验对象，在昆德拉的实验室里，我们至少看到失败的可能，和失败的后果。

雅库布的行为，既不是加缪说过的哲学掩盖下的罪行，也不是《生活在别处》里激情掩盖下的罪行，雅库布根本不为他的行为寻找意义，它顺理成章地出自他一时的好恶——甚至不是加缪的局外人受到感官刺激时的一时失控——他有足够的时间找到茹泽娜并拿回毒药。他对茹泽娜没有好感，他不了解她也没有了解她的兴趣，他视她为他熟悉并且憎恨的人类的一份子，“那些人”中的一个。

当一个人的生命变得如此轻飘，谋杀也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此时，轻比重难以承受得多。雅库布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后加入的一个。一个生命轻得可以不经思索就被结束的社会，比背负沉重戒律的社会可怕得多。

而这一切的起因或许是既没有灵魂的末日审判，也没有永恒轮回，我们相信我们只此一生，“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预先被谅解了，一切也就被卑鄙地许可了”。“若法国大革命永远地重演，法国的史书就不会那么以罗伯斯庇尔为荣了。”

对于作为反叛出现的个别的对戒律的侵犯，和普遍施行的罪行，加缪在《The Rebel》中也曾论及：“But as soon as a man, through lack of character, takes refuge in a doctrine, as soon as he makes his crime reasonable, it multiplies like Reason herself and assumes all the figures of  the syllogism. It was unique like a cry;  now it is universal like science. Yesterday, it was put on trail; today it is the law.”（抱歉这本书我只有英文版，我认为我的译文可能比原文难懂，所以原文奉上。）如果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有尝试他的“重”，雅库布能得到他的“轻”吗？

而对于只有一生的人，媚俗，作为一种理想，作为掩盖死亡的屏风，只要不与极权结合，即使是谎言，也许也好过虚无。承担戒律或者承担自由，承担虚无或者承担意义，要求的是同样的承担。


（未完待续。实在不能认为这是文学评论，但是鉴于之前说要来冰窖的，就还是来了。）

陶北

先登记

镇州大萝卜

另一对轻重对比人物是萨比娜和托马斯，在小说的开头，与其说他们俩是情人或者性友谊关系，不如说他们是一对知己。这是两个任性的人，无法强迫自己服从虚伪的道德或者是虚假的情感，当托马斯明白“他要付钱给母亲才能得到儿子的爱”，他决定这辈子都不要再见到儿子，理由是“用不着别人以什么父爱的名义，让他去争什么做父亲的权利”。在跟情人的关系上，遇见特雷莎之前的托马斯拒绝感情的投入，目的在于拒绝他人干涉他的生活和自由。这种令情人憎恨的拒绝，只有萨比娜欣赏：“你是媚俗的对立面。”

特雷莎是托马斯的转折点，六次偶然让托马斯感到“非如此不可”，这种强烈的来自内部的同情——虽然可能部分缘于一个中年男人长期拒绝情感后渴望的一场爱情戏（托马斯清楚地怀疑着这一点），虽然可能受到贝多芬强劲有力的交响曲的感染——最终让托马斯接受了一个与他“共眠”而非“做爱”的女人。在特雷莎的病床前，托马斯清醒地意识到“她如果死了，他也活不下去”。感觉是可以转瞬即逝的东西，如果此后，托马斯远离特雷莎，爱情就只是某一刻的疯狂感受，也就成为了托马斯自言自语的那句德国谚语：enimal ist keinmal（一次不算数，一次就是从来没有）。

特雷莎成为把他拴在大地上的沉重铁链，她以弱者的形态控制着他，她在睡眠中紧紧握住他的手。因为特雷莎，托马斯放弃瑞士的工作回到捷克，放弃城市去到农场。倘或这中间，托马斯仅只是迫不得已地服从丈夫的责任（托马斯不是负责的丈夫，我们看到过他如何对待他的第一次婚姻，以及在第二次婚姻中的肉体背叛），这种重也就没有了“非如此不可”的意义。特雷莎不是托马斯梦想的中的“另一半”，不是他的理想世界，但是即使他梦到自己完美的另一半，他仍然会背叛天堂和爱情的“非如此不可”，回到他现实的“非如此不可”——并不来自道德和责任，而是来自内心的对特丽莎的理解和共感。正是托马斯的“非如此不可”，使他和特丽莎之间成为爱情，甚至超过理想的浪漫爱情。他用一生的现实重复了某一刻的“她如果死了，他也活不下去”。二十年前阅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托马斯和特丽莎的婚姻生活让我对婚姻和爱情感到恐惧和绝望，我看到的只是人和人的彼此折磨。二十年后，再看到托马斯，我看到的是：在这么多的彼此折磨之后，他仍然“非如此不可”地爱着她。在他死后，他的旧情人旧知己萨比娜（以她的背叛方式她不会想象以他现实生活的困苦），将他还原成了她的画中人物：前面是唐璜，而裂缝中透出隐藏在后面的特里斯丹，并且作为特里斯丹死去。在她眼里他仍是传奇，正如在托马斯儿子眼里，他父亲要尘世间的上帝之国。

托马斯负担了些什么呢？他不是英雄、圣徒或者超人，他只是普通人，他没有伟大的建树和崇高的举动。但作为跟“崇高和优美”的雅库布生活在同样的社会之中的人，他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真实，一直站在媚俗的对面。他没有象雅罗米尔那样，出于自身需要，不断地呼喊和修改口号，从而获取现实中多数人的认同。他也没有象雅库布那样，把自己视作和其他人不同的人。出于真实想法，他表达了对俄狄浦斯的同情并因此失去了工作。儿子来找他签“请愿书”时，他很清楚自己的行为于社会的无能为力，“签还是不签，结局都完全一样。这不会使他的命运有任何改变，政治犯的命运也不会有丝毫改变”。签名将使他重新获得儿子的爱，然而当他听到儿子和儿子的同伴所表达的，并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想法时，他还是说：“很抱歉，我不签名。”托马斯令人感动的不是他坚持了“正义”或者他坚持了“异议”（象村上春树说的永远站在“鸡蛋”一方），而是他坚持了自己的真实。

在托马斯一日日背负上现实生活的重担时，萨比娜一直往西走，“越往西，离波西米亚越远”。她深知弗兰茨是她遇到的最优秀的男人，却仍然不肯停止行走。“可是一旦旅程结束，又会怎样？你可以背叛亲人、配偶、爱情和祖国，然而当亲人、丈夫、爱情和祖国一样也不剩，还有什么好背叛的？”虚空是否就是一切背叛的终极？老年时的萨比娜背叛了自己，她想起了父亲、波西米亚的墓地、托马斯和弗兰茨，但是“为时已晚”。萨比娜承受的轻，不比托马斯的重更易于承受。跟托马斯一样，她也坚持着自己的真实。

镇州大萝卜

昆德拉小说里的人无法消除其生存孤独感，因为他们是个体人。《笑忘录》中的杨和爱德维奇在荒岛上散步，看到海滩上裸体的人，爱德维奇想到人类解放的天堂，而杨想起走向毒气室的犹太人。杨提起达夫尼斯，爱德维奇说：“很好，应该回归到他那儿。回到人还没有被基督教戕害的那个时代。你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吗？”杨说“对”，但是他想的是自己永远无法回归达夫尼斯，只能逃离。萨比娜和弗兰茨之间隔着鸿沟，他们彼此热切地听对方倾诉自己的人生，“他们完全明白彼此的话语在逻辑上的意思，却听不到话语间流淌着的那条语义之河的低声密语”。萨比娜和弗兰茨共度的最后一晚，两个人都驶向远方，但是是各自不同的远方，萨比娜“再度听到远方响起叛逆的金号角”，而弗兰茨以为“她在向他显示她的欢悦、激情、允诺和与他共度一生的渴望”。“他们都沉醉在令自己获得解放的背叛之中，弗兰茨骑着萨比娜背叛了他的妻子，而萨比娜骑着弗兰茨背叛了弗兰茨”。托马斯的嫉妒对特雷莎来说是奖项，而特雷莎的嫉妒对托马斯来说是烦恼。甚至当他们俩和他们的狗卡列宁在一起时亦是如此：“他们站在两旁，俯身看着卡列宁。动作的一致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和解。恰恰相反，他们各自一方。特雷莎和她的狗为一方，托马斯也是和他的狗为一方。”
纳博科夫的小说里也写到类似的孤独，但是通常感受到这种孤独并渴望沟通的一方无法承受爱情之天堂的破灭感，而昆德拉笔下的人物似乎在进入天堂的时候，进入的也是各自的天堂。

在这种隔阂之中除了个体的不同经验，对词语的不同形象记忆和想象，不同的感受性，其更深刻的意义，弗朗索瓦-里卡尔在《大写的牧歌和小写的牧歌》中已经进行了论述，我就不赘述了。

昆德拉后期作品里对人物的“同情”比前期要多，在特雷莎的身上，依稀可以看到茹泽娜的影子：生活在底层而怀着梦想，与其说爱上某个男人，不如说想通过“爱情”改变生活。性格紧张略为神经质，缺乏安全感。但是昆德拉给了特雷莎一个神经质的母亲和不幸的少年生活，使她的神经质和渴望改变命运能令人理解。同样作为弱者，茹泽娜以怀孕（并且她自己都不肯定孩子的父亲）胁迫克利马，而特雷莎不失尊严地夹着一本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到了布拉格，把自己的行李箱寄存在火车站——这个细节表明她无意胁迫托马斯，她只是自己在冒险。在生活的不如意之下，茹泽娜忽略其他人，变得自私坚硬——根本原因也许是自卑。在《为了告别的聚会》中，她的地位确如书中明确指出的“三根枪管之下的猎物”，一个完全的受害者，甚至（在小说中）其令人同情之处更多的是她的受害而非她本身。而特雷莎对“被遗弃的世界的怜悯”（萨比娜是发现了被背弃的世界的美），使她把小乌鸦捡回家，收养奄奄一息的小狗卡列宁。她跟萨比娜、弗兰茨和托马斯是同样的“人”，不比他们任何一个人更低。

昆德拉说：“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作为思辨性相当强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并不提供认知，而是提供形象。解读昆德拉，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思考人类命运，也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不断地以极端方式矫枉过正地冲破旧有的陈腐，总会伴随动荡和破坏，而停留或者回归到古希腊人的“黄金均衡”或者古代中国人的“节制中庸”，又心有不甘。人类始终会持有对幸福、和平和安宁的向往，可是，“天堂在下一个街角”。

蓝风

天堂在下一个街角，这话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