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篇：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作者：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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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发现爱情，发现大海那样，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不过晚年的博尔赫斯重新认识了陀，“年轻时，我曾认为陀是最伟大的小说家。但是在十年之后，我回头再读他的书时，我感到大失所望，发觉他笔下的人物是不真实的，而且都受到主题的约束”。）
　　
　　“我们每个人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发展而来的。”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谁谁谁
　　1.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
　　无论从那种意义上来讲，这两位作家都是最具可比性的，早有先贤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详见其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这里摘录其中的一段话，梅氏的喜恶便可见一斑：
　　“如果说托尔斯泰的生活宛如地下涌泉般纯洁的清水，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就像火一样——这一股火焰从原始地下深处喷射出来，却混合着岩浆、灰烬、令人窒息的恶臭和浓烟。”
　　2.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基尔凯廓尔
　　传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个名叫茨威格的作家和一个名为布贝尔的哲学家彻夜无眠，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促膝长谈，多少个名字从他们眼前流过，尼采、托尔斯泰、左拉、雨果……茫茫黑夜漫漫，一颗颗流行划过天际。直到第二天早上，第一缕曙光照亮这阴暗的角落，两人紧紧握住对方的双手，梨花带雨的讲出两个名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基尔凯廓尔，人类的两个思想领袖。
　　3.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波德莱尔与福楼拜
　　1821年，上述的三位作家降临在地球之上，这是一件缘分啊，就像同年死去的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一般，有了命定的某种姻缘。三位作家如生前就商量好一般走上了不同的路径，各自开启了一个文学的新天地，福楼拜消隐在他的作品中，第一次实践了作者的消亡；波德莱尔的强烈情感在自己的作品中无处不在，如怒目金刚却又冷眼旁观；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一人分饰诸角，藏身在作品中彼此对话，各自碎碎念。
　　4.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夫卡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的作品中同样环绕着一种幽暗的微光，这微光的黑暗之中躲藏着两个驼背小人的影子，而这黑暗中的一点微光更是培育了两人那彻底的孤独感和失败感。本雅明在论卡夫卡的时候提出，“理解卡夫卡的作品，除了别的诸多条件之外，必须直接地认识到他是一个失败者。一旦他对最终的失败确信不疑，每一件在途中发生的事都如同在梦中，再没有什么事比卡夫卡强调自己的失败时的狂热更让人难忘。”
　　陀思妥耶夫斯基亦是如此，他不断地强调缺乏时间让他写出一部巨著，他对自己的作品一直有着强烈地不满意，生活上的落魄乃至一度因为赌博而破产。他在1870年给伊万诺娃的信中说道，“您信不信，我有十分把握，如果能像刚察洛夫，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那样保证我有两三年的时间来写部长篇小说，那么我会写出这样一部作品，即使过一百年也会有人谈论它。”现在，距离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出这句话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他的几乎全部作品仍在被有心人津津乐道，如同卡夫卡在最后的遗嘱中要求销毁自己的作品现在却成为了经典。
　　他们在这种孤独感和失败感的包围中，养成了一种比常人更敏锐的神经，使得他们探索灵魂深处和生存危机的工作变得更为便利。于是，卡夫卡找到了人类的变形，而陀则深入到人类的异态，但是卡夫卡显得更为残酷，而陀的残酷中有着更多的怜悯。如果说卡夫卡还挣扎在苦难与人生无解的泥潭，孤立无援地望着触手可及却又不属于他的希望，那么陀已经在泥淖中净化完毕，在死亡的洗礼之后，开始和希望过招。倘若用但丁的《神曲》来比喻，那么卡夫卡仍然沉浸在地狱的火焰之中，而陀已经到了净地和天堂的交界，当卡夫卡把自己囚禁在阴暗的城堡时，陀已经化身为阿廖沙开始了普世之旅。当然，这两者并没有高低之分，只是在不同的领域书写着人类的思考和困境，就像在地狱第一层的那些先贤们，又怎么会低于净地中乃至天堂里的大多数人们呢？或者说其实他们的光辉更加灿烂。卡夫卡和陀同样是伟大的人类的探索者和思考者，作家这个词对他们来说已经过于狭隘。
　　5.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尔维诺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尔维诺，看起来是如此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作家，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一个如火山灰里刮起的沙尘暴，一个如在真空中悬浮的羽毛，如果说卡尔维诺的小说就像是满天繁星般令人眼花缭乱，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就是笼罩繁星的无穷夜幕，沉沉地遮蔽一切。
　　卡尔维诺珍视的轻快精形繁，似乎只有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有所体现，这也是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唯一提到陀的地方——“还有一种多样化的文本，它以繁复的题材、声音和世界观取代一个思考的我的单一性，其模式是巴赫金所谓的对话体或复调或狂欢式的写作，其历史可从柏拉图下溯至拉伯雷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谦谨的卡尔维诺虽然表明自己更偏爱轻与快，但也同时珍视重和慢，轻快精形繁似乎要将整个文学宇宙吞噬其中,细节的细节的细节，从无穷大到无穷小的转化。
　　在叙述方式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神经质般的唠叨、呓语和永无止境的长篇大论，似乎注定挑战着作为读者的卡尔维诺，但事实也许未必如此，因为这些看似冗长的叙述或议论，随意的用词看似和精确毫无关联，但却内涵着一种模糊的极致，文字的世界在这里变得摇摆不安。而这种模糊，也正是卡尔维诺所珍视的一种文学特质。天枰座的卡尔维诺善于用羽毛称量灵魂的重量，天蝎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狠狠地咬住阿波罗儿子的脚踝，绝不松口。这也是为什么卡尔维诺可以精妙的遣词造句，轻松自如地驾驭着语言的重量，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常常不择手段地抓住一个事件或一个思想毫无节制的铺张开来。
　　在小说的技巧方面，似乎是卡尔维诺的完胜，卡尔维诺的小说既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实验品，如《看不见的城市》；又是一个浓缩智慧的益智玩具，如《宇宙奇趣》；或是一次文字的历险，如《寒冬夜行人》……但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结构和技巧，虽然新奇的形式能让人享受阅读过程中的愉悦，但也有自我束缚的地方。坦白的讲，卡尔维诺虽然是一个天才般的作家，但是却难称伟大，部分症结恐怕也在于此。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信马由缰的结构，虽然看起来粗糙，但却是一种灌注全部生命力的载体，《少年》里看似荒唐的无数巧合却支撑起一个少年的成长史，进而让人可以原谅或者忘却他的种种近乎拙劣的布局谋篇。我想，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用《命运交叉的城堡》那精巧的结构，来讲述《卡拉马作父兄弟》的思想，也不可能以一个寒冬夜行人的口吻讲述梅什金或斯塔罗夫金的癫狂，形式过于突出，就会掩盖内容的魅力，终要有一方退居幕后，甘为绿叶，什么事情都要适得其所才好。
　　如果非要寻找二者的交集，那便是两人都有对人类完整性的诉求，在卡尔维诺那里是树上的男爵，是裂成两半的子爵，是不存在的骑士（见《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则是看见了第二个“我”的韦尔西洛夫和伊万•卡拉马佐夫，卡尔维诺更像是继承了柯勒律治和博尔赫斯的想象力遗产，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为后来的卡夫卡埋下了伏笔。同样是面对人类的不安定状态，或者称之为精神分裂状态，卡尔维诺希冀的是一种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分裂极限后的完整，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寄托于神性的完整包容着所有分裂。孰优孰劣，难以定论。
　　要是比深刻，没有一个作家可以斗得过这个古怪的俄罗斯老头，因深刻而沉重，因沉重而令人敬畏。但如果比得是轻快，恐怕谁也追不上飞跑起来的卡尔维诺，轻快而令人愉悦。卡尔维诺就像是哆啦a梦一般，让人永远猜不透他下面拿出来的是什么，也永远不知道他神奇的口袋里还装着多少神奇，他头戴自己的竹蜻蜓“慢慢追赶”赫尔墨斯的飞脚，轻盈飘逸。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像极了背着沙袋的我爱罗，每个人都知道他袋子里装的什么，但是当他下起漫天沙雨或使出大招砂瀑送葬，人们还是要惊讶于他的不可捉摸与深不可测。在卡尔维诺那里读者就像是平庸的大雄，期待着卡尔维诺从口袋里掏出的神奇，并且乐于享受。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读者更像是被砂瀑埋葬的路人甲，合上书本就会满嘴沙子的从沙堆里伸出一只求救的手，感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大仇深与普世光环。
　　陀思妥耶夫斯基汇聚了全部生命，写的是同一本书。
　　卡尔维诺则编织了轻盈的蛛网，绵延着想象的极限。
　　（题外话）——两位作家都是我所喜爱的，毫无孰优孰劣一较高下的意图，本就是完全不相同或者说处于两个极端的作家，放在一起比较只是为了更能凸显两者的特点，两位作家的文学就像是卡尔维诺所谓的银杏叶：“漫天纷飞的银杏叶的特征在于：事实上，在每一刻，每一片正在飘落的叶子，出现在与其他叶子不同的高度，因此，视觉感官所坐落的空洞而没有感觉的空间可以区分为一系列连续的平面，在每一平面，我们发现一小片叶子在旋转，而且只有单独一片。”（出自卡尔维诺《月光映照的银杏叶地毯》）
　　
　　（二）        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
　　“为什么呢？什么原因？”
　　“原因……什么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
　　（借用《奥博洛莫夫》那段精彩的问答格式。）
　　关于陀，我们实在不应再纠结于他那看起来高深奥妙的心理分析，正如他自己百般强调的“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这不对；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我描绘人的内心的所有深处”。纳博科夫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缺乏品味，他对那些患上前弗洛伊德情结的人物的单调处理，他沉溺于人类尊严的悲剧性厄运的方式─所有这一切都是令人难以欣赏。”我想，纳博科夫也是中了前辈研究者的毒，仅仅聚焦在精神分析的领域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品质，这也难怪，谁让纳博科夫本身是一个出色的文体学家，而不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呢。同样徒劳地就是像托尔斯泰和巴赫金一样争论陀的小说究竟是复调还是单调，事实上巴赫金的复调说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美妙，他的学说对于解读陀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贡献，更像是在为自己的理论寻找一个载体，这一点和弗洛伊德对陀的分析别无二致。但愿，所有这些都已成为过去，但是有一种东西却是历久弥新，越发闪耀出它无与伦比的光泽，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
　　其实，本雅明早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如果由于一个作家笔下的人物的心理学而对他加以赞赏，这种赞赏就是无耻的越界行为，而正因为此，批评家和写作者大多惺惺相惜，因为水平一般的小说写作者讲的都是陈词滥调，而批评当然都能将这些陈词滥调叫上名来，正因为能叫上名来，就加以赞赏。这一范围正是批评所必须规避的。如果以这种概念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评头论足，就是无耻和错误之举。与此相反，应当把握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造意念中，民族性及人道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现状，又何尝不是一种警醒？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是一种源自基督教，脱胎于人道主义，在俄罗斯信徒身上存在的伟大而深沉的爱，即对众人的爱。陀描绘的一切阴暗，残酷，痛苦，罪恶，死亡……只要忏悔，就能在这种普世之爱中得到救赎。这种普世之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核心，并向外部辐射开来，信仰，虔诚，忏悔，祈福，助人……一切美好的品质，都脱胎于此，都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注脚。
　　陀不是一个先知（本雅明倒更像是一个先知，用手中的权杖指引着方向），他是一个深沉的思想者，一个虔诚的爱的信徒。陀在自己作品中表达过，如果真理与上帝相悖，他将毫不犹豫的选择上帝而放弃真理，这里的上帝更多地是作为普世之爱的一个完美的形象替身，所以一旦上帝和爱发生冲突，相信陀一定会站在爱的一边。众多评论家或是因为《宗教大法官》而把陀当作一个反上帝论者，如尼采，或是简单地把陀当作一个虔诚的基督信徒，单纯地从宗教的角度去衡量陀的思想。实际上，陀信仰的是爱的宗教，只不过这里爱和基督得到了暂时的重合，但是分裂一旦发生，陀自然会背弃上帝而选择爱的哲学。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佐西马长老之口说出，“爱能赎一切罪过，爱能拯救一切”。
　　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喜欢称呼陀为残酷的天才，喜欢对他变态的心理描写孜孜不倦地探究，并将之称为俄罗斯的精神毒药。索洛维约夫这样评价“读他的书很痛苦，正像生活很痛苦一样，他是俄罗斯文学的黑夜，充满了令人不快的幽灵和杂乱无章的幻象，黑夜笼罩着这个狂人狂热地发出梦呓。”实际上这种说法只是看到了陀的细枝末节而已，陀的确善于刻画人类的各种异态行为，《罪与罚》里的拉斯柯尔尼科，《群魔》里的斯塔罗夫金，《地下室手记》里的退休公务员……处处充斥着犯罪，流血，变态，神经质等等。但是我们不应该将这些理解成陀的重点所在，因为从根本上讲，陀甚至未曾对谁残酷过，除了对他自己。他并不是徘徊在善与恶的两端，他不是俄罗斯的波德莱尔，他的恶之花不过是用来点缀善的装饰品。对陀来说，善与恶就如同阳光与林间的树叶，树叶永远遮挡不住太阳的光芒，只能将这光芒更加聚焦，令其更加纯粹，在陀的世界里，善就是这阳光，而恶不过是林间的叶子罢了。
　　充满理性的米兰•昆德拉之流怕是理解不了这种爱的伟大，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夸张的姿态、黑暗的深刻、富有侵略性的伤感的世界，都使我很不舒服。突然，我感到一种对《宿命论者雅克》无以名状的痛切怀旧……一个一切都变成了情感的世界。换句话说，在这儿情感被拔高到了价值和真理的地位……人不能没有感情，但是当感情本身被视作价值、真理的标准，以及各种行为的正当理由时，它们就会变得令人恐惧。最高尚的民族情感随时可以为最恐怖的东西辩护，而心中充满抒情激情的人会以爱的神圣名义犯下种种暴行。”显然，他影射了后来在苏联发生的事件，期间他还做了一个蹩脚的反讽，我只能说这种反讽只是显现了他在某个方面的无知，而且他也无限地误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因为陀的情感，陀的爱，并不是排斥了理性，而是超越了理性，其间有着无数的摸索和磕磕绊绊，流血和牺牲，他直面了恶，用整个生命与之搏斗。这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又怎么会“以爱的神圣名义犯下种种暴行”？米兰•昆德拉并没有能够理解陀的爱，而是将其视为了智化未开的野蛮人的爱，这是多么可悲的误解！
　　其实，歪曲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又何止昆德拉呢？我们曾经从苏联那里学到了太多太多革命和暴力，却对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爱之信仰视而不见，在大学教堂里盛行的文学史是这样对他们定义的：“软弱性，阶级局限性，落后的封建贵族意识……”话已至此，夫复何言？
　　（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少年”
　　还是要引用本雅明的一句话，“要表达不朽性的生命，最精辟的词就是：青年……读陀的作品，总能清楚地看出，只有处于儿童的精神状态，人的生命才能从民族的生命中纯粹而充分地发展起来。”
　　陀对少年的偏爱是在作品中常常见到的，少年的纯洁性和可塑造性都是成人世界所匮乏的，对牧人神学来说，孩子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就意味着基督所说的“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就不得进入天国。”少年状态，也是陀探索的民族性及人道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一性的一个解答。《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人》中的小女孩，历经无数的苦难，却愈发散发出圣洁的光芒，成为了一个灵魂的摆渡者；《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郭立亚，在善（阿廖沙）与恶（拉基津）之间摆动，而最终选择了阿廖沙的善良；乃至《死屋手记》中的少年，也被陀描绘得比其他人更为美好……陀关注的不仅仅是少年身上的美好品质，也关注他们这些原初的品质该被如何引导，倘若在人类的伊甸园中这或许无需引导，但是在这个人类文明社会又该何去何从？这也构成了《少年》这部小说最主要的议题。
　　关于少年的独像和群像，陀和福斯特有着同样的见解：
　　陀：“他们分开时一个个都是天使；可是凑在一起，尤其是在学校里，往往就没有同情心了。”
　　福斯特就更加决绝地延伸了这一观点：“这些恶作剧本身都是区区小事，算不得什么，不过，听任这些荒唐的事情沆靡一气，继续下去，那你就会生活在一个成年撒旦都不能设计出来的地狱里。”
　　（如果想更深入地了解这个人间地狱，请参阅野岛申司的日剧——《人间失格》。）
　　实际上，少年性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一个分支。少年思想者的形象在诸多作品中更加唤醒了主人公内心的良善，在陀的笔下他们绝非是弱势群体，而是强有力的输出者：他们不想有意识地影响他人，却无意识地比那些不纯洁又不坦率的成年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一个离群的，走向死亡的人想在周围的人中寻找一颗他立刻能亲近，交融而不感到见外的心，这便是孩子们的心，孩子始终对世人一视同仁，这也是普世之爱的一个变体。
　　有评论说“阿辽沙是个起点，是个纯净的起点，人必须走过伊凡、地下室人那样的怀疑，经历邪恶，经历怀疑，然后才能真正的找到上帝，成为佐西马长老。”而这个佐西马长老，仍然需要经历最后的回转，再次回到阿辽沙的样子，才能最终进入天国，这也就是上文所说经历万恶而达成至善的途径。
　　“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应恰如其分。”——这是托马斯•曼的话。
　　虽然他的评论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恐怕，我也没有。这终究只是我个人一时的看法，或许哪一天我也会像博尔赫斯一样，恍然发现之前的迷恋蒙蔽了自己的双眼，于是一个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便重新出现，邂逅陀思妥耶夫斯基真的像发现爱情，因为爱情也没有那么靠谱，而我心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必将经历更多的转变终至变成了另一个，不过那已经是一个新的人，一个脱胎换骨的人，一个渐渐获得新生的人，渐渐从一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的人，认识至今不为人知的崭新现实的人。这可以构成另一篇评论的主题——不过，我的这篇评论已经结束。
　　
　　
　　（年轻时总是容易犯下很多错，现在看来这篇文章也是漏洞百出，虽则总体的思想没有改变，但是细节之处实在太多纰漏偏颇等等。想必过段时间再看，只会更加惨不忍睹，所以想到诸多作家的“早期风格”，到了晚年都会不禁莞尔吧。）

柏仙妮

有时真的会很为难，很茫然：在形式和内容之间，我更偏向于表达内容，但这似乎过时了。但我还是坚持认为，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应该还有第三条路可以走！

我想，一定会有的！

shep

这篇在总体的判断上，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