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装

井井回

与玛格丽特·杜拉斯一起假装爱上彼此

2013-08-22 世相


这是世相（thefair）的第105篇文章


（Sayings：这会是一次有趣的阅读。文字如何抚慰，便如何欺骗。人如何宣示爱，便如何背弃爱。所以别试图通过文字了解别人，尤其是当你知道，杜拉斯写情人，写浪漫偶遇，写至死不渝，但她大概只爱她自己的幻觉。这次阅读会是有趣的，27岁的青年遇见了70岁的人间老客，开始演相爱的人生戏，一个热爱虚无的精神，一个也热爱虚无的精神，杜拉斯死后，杨在接受访谈时与其说是悼念和哀伤，不如说是继续强化那从不曾存在的爱情幻觉。这爱情之不存在，杜拉斯却在她死前几年就说的清清楚楚了，爱情遥不可及才美好，只有冷酷无情的人才会这样说。


坦白讲，我从来没有发现过杜拉斯的心灵，当然，她的文字有心灵，对那些如痴如醉的仰慕者来说，作者有心灵是一件暴殄天物的事，只要文字的心灵坦荡美丽，作者哪怕是一只狗，也无甚大碍。


此外，记者在历史长河中不会轻易消失，唯一的原因是他们会提问，哪怕是蹩脚地提问，再记录下来，都可以成为珍存。不信，看看下面这些蹩脚的问题吧，凭借他们你可以拼凑一个美妙的不堪入目的故事。）



扬 · 安德烈亚的三篇访谈录


第一篇：囚徒，是的

作者 让-弗朗索瓦  · 若斯兰


他的脸上带着孩子气，让人怎么也想不到他竟有那么疯狂的爱情故事。这种爱情，肉体之欢是有限的，总的来说是悲剧性的。他很乐观，好像天生如此，赤着脚，踩在他的出版人马朗  · 塞尔女士办公室的地毯上。他不叫扬 · 安德烈亚，这个名字是玛格丽特 ·  杜拉斯给他创造的，而且是一下子创造出来的。


扬：她用我的名字和我母亲的名字组成了我的姓。她取消了我父亲的姓。我的老家在布列塔尼，所以她又在我的姓名后面加上了“斯坦纳”。于是我便成了扬  ·  安德烈亚-斯坦纳。这与其说是一个人的名字，还不如说是某本书中，某部电影里的一个人物。


记者：1980年夏天之前您在干什么？


扬：康城马莱伯中学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的学生。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漫不经心的人。我研究哲学，我对学说和观点比对文学更感兴趣。我略懂罗兰  ·  巴特。我很喜欢他。后来，我读到了《塔吉尼亚的小马群》，然后便给她写信。就这样。但我早就在这本书里面了。那个懒散的躺在垫子上的家伙就是我。后来，我又躺在了床上。在电影《大西洋人》中。我们的一见钟情在我们认识……在我们见面之前就发生了。


（他笑得很厉害，也许是在吼叫。与其说是道歉不如说是在自我掩饰。他的目光中有一种可爱的、温柔的、梦幻的东西。）


当时我二十七岁。我很腼腆。一种病态的腼腆。我忘了自己是谁了。我变得一钱不值。她让我明白了肉体仍在。她在具体的生活中，在思想而不是在推理。她不作分析，从来不作分析。


（他谈了一点她写作的情况，很不乐意，经常停下来。那种喜剧演员常用的沉默已经很出名了，他用得炉火纯青，使对话者产生动摇。）


她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专制的灾难。但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是否继续生存的问题。这一切都和贫穷，和童年有关。她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记者：不过，《情人》出版之后，她变得很富有了，不是吗？


扬：对她来说，这不是钱的问题。钱，她不感兴趣，只是她不时地给银行打电话。“我还有多少钱？”她问。人们给了她一个振奋人心的数字。她叫着我的名字：“扬，您听听这个数字……”当我们超过十万法郎时，她高兴得像个小女孩。但她仍然觉得自己很穷。贫穷感依然如故。


（他不想或者是不能谈他自己，话题老是回到杜拉斯身上。）


记者：您会不会有时觉得或感到身不由己？


扬：会。我经常失足，在这个地狱里，她没有给我钥匙。她常说：“各自的路各自走。”


记者：她说得没错。您成了一名作家……


（他显得有点慌张，但也很高兴。）


扬：不！不！而且，她经常这样跟我说：“扬，您，您没必要写作……”也许这会妨碍她。她很刁钻。总之，她从来不允许我坐在她写作的位子上。


记者：您的家人对这些事怎么看？


扬：我母亲完全接受这一事实。她没有鼓励我，但她发现我身不由己。我不能打电话给她，不能去看她。杜拉斯的妒忌心可怕极了。她恨我母亲，恨我的姐妹。我没有权利看别人，看女人……难以想象……她对我丝毫不放松。我整天干活。洗碗、打字、陪她看电影、开车陪她兜风。白天，黑夜，永远没完没了……所以，当我母亲来巴黎时，我只能偷偷地去看她。我害怕。我老是看表。我浑身上下不自在。我觉得自己是在犯罪……


记者：杜拉斯的朋友们怎么看您？


扬：没有人看我。她不让别人看我。我没有一个可说话的人。她尤其不愿意我跟别人谈论她。事实上，她这样做是对的。我现在发现，她的这种苛求保护了我们的关系。


记者：说到底，您是一个囚徒。拿让  ·  热内的话来说，是一个爱情囚徒。


扬：又是又不是。囚徒，是的。她到处把我带在身边……有时，这显得很滑稽。有一天，她在餐厅里点了一些牡蛎。她问侍应：“您知道我是谁吗？”“当然，我知道您是谁。”侍应回答说。于是，她对我说：“您看，扬，一切都没完。吃！”她感到很宽慰。为了感谢侍应，她在菜单上给他写了一篇很美的文字。


记者：这场爱情究竟是不是一场美丽的艳遇？


（他摇摇头，不再笑了。他盯着您看，目光炯炯，就好像是杜拉斯的目光一样。）


扬：不，这不是一场美丽的艳遇。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神秘的事情。一场相遇。我总想起《广岛之恋》中的那句话：“我喜欢你，多了不起的事啊！”


记者：您的书把您解放了出来……


扬：啊，不！这本书，是我寄给她的一封信。我重新开始做1980年夏天之前我做的事：还在给她写信，永远给她写信。


来源：法国《新观察家》周刊1999年9月



第二篇：用不着装模作样，必须以身相许


记者：《事件》杂志发表了菲利普  · 索莱尔斯的访谈录后，我们找了您三个月。索莱尔斯在谈话中把杜拉斯描述得很可怕。那篇东西引起了您的愤慨。


扬：菲利普 ·  索莱尔斯的话如此中伤她和我，我得奋力反驳。那场谈话最让我惊讶的是索莱尔斯的痛苦……


记者：索莱尔斯没有谈论自己，而是谈论玛格丽特 ·  杜拉斯。一个痛苦的女人。生活过，写作过，为了痛苦和让人痛苦。


扬：他说的是他自己，索莱尔斯的痛苦。他应该这样问：“为什么杜拉斯没有爱我？”索莱尔斯用自己的痛苦——他无法掩饰这种痛苦——来攻击一个叫杜拉斯的作家……索莱尔斯试图毁掉杜拉斯，但没能做到。理由只有一个：杜拉斯，她写作。而索莱尔斯，他还不懂得什么叫写作。他还没有入门。这既让人可怜又让人惊讶。


记者：对杜拉斯来说，写作意味着什么？


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在问自己什么是事实。不是真实，而是事实……她自己并不重要。“杜拉斯，无足轻重。”她曾这样说。在《黑夜号轮船》中，她引用了托马斯  · 曼的话说：“作家，什么也不是。”……她根本不自我陶醉，她不存在……她什么都要，什么都不要。这是一个曾经生活过的人……必须自由。绝对自由的人，就是玛格丽特 ·  杜拉斯。自由得直至疯狂，直至厌恶——厌恶自己，厌恶别人，厌恶世界——夹杂着对人们的爱，爱一切，爱动物、植物、音乐、食物、牡蛎，还有我。


记者：既厌恶又爱。


扬：是的。同时。就在这时间和空间里，某种东西诞生了。某种东西出现了。


记者：当您接近她的时候您就预感到了这一点？


扬：没有。1975年，玛格丽特  ·  杜拉斯来康城的吕克斯电影院推介《印度之歌》，我当时在康城读哲学。我问她能不能给她写信。“可以。给我写信吧，寄到圣伯努瓦路五号。”她给了我地址。我惊呆了。


记者：从1975年到1980年，您给她写了一大堆信，却没有再见到她……


扬：没有。而且没有回音。我则读着她的作品。别的什么也不干。借助于第三者我们才相遇。这个第三者就是作品。玛格丽特极为孤独。她重新制造一切。她就像一个绝对神奇的新作者一样写每一本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她就生活在这种永恒当中。她就是以此为代价写作的……她极为迫切地保持真实。我有时见她骂人，但她从不蔑视别人。她平等待人……一种十足的难以做到的民主。杜拉斯的狂热就是试图得到它，试图不杀人，不自杀。这是一种生命的赌注。她与金钱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比如说，她在饭店吃饭从来不给小费，哪怕一个法郎。有时我悄悄留点钱，假如她发现了，她就会骂我！……为了找一个背心纽扣，她三次去廉价市场。为了要稿费，她给《解放报》打了十个电话。性格不好。在1984年出版《情人》之前……她手头一直不宽裕。玛格丽特  ·  杜拉斯确实是个穷人，她惟一的财富是她的名字。她的作品，她把它们送给了大家。送给您，送给我……


记者：她对权力很感兴趣。据索莱尔斯说，当密特朗成为共和国总统时，她把自己当作是“爱丽舍宫的大预言家”。


扬：不对。使她感兴趣的不是总统，而是弗朗索瓦  ·  密特朗。她是直呼其名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她从来不叫他总统先生。


记者：他们猜到过各自的命运吗？


扬：她的才华和想象力使他感到佩服。她则被那个男人迷住了，欣赏他的忠诚和组织能力。一个首领，一个领导人。她见过他协调他的抵抗组织网络。那时他才二十五岁。杜拉斯对男人的魅力也很敏感，就像密特朗对女人的魅力很敏感一样。他们应该可以生出一段故事的。她只跟作为元首的密特朗作过一次官方旅行，那是去庆祝美国独立二百周年。她当时没好衣服穿。我给她烫了裙子和背心。黎明时我们开着从朋友那儿借来的一辆破车前往奥利机场贵宾室。在铁栅门前，警卫拦住车子。玛格丽特  · 杜拉斯摇下窗玻璃，“乒”的一声，玻璃掉在了地上。她对警卫说：“我是玛格丽特 ·  杜拉斯。去参加约克郡战争。”她只去过爱丽舍宫两次。


记者：密特朗跟她谈过她的书吗？


扬：没有。她知道密特朗喜欢读书。这样说吧，他是个传统的读者。他喜欢《抵御太平洋的堤坝》、《塔吉尼亚的小马群》。他们的感情是在她丈夫罗贝尔  ·  昂泰尔姆身边建立起来的。密特朗、马斯科罗、博尚和杜拉斯把他从德国人的集中营里救了出来。杜拉斯在《痛苦》中讲述了这场营救。杜拉斯和昂泰尔姆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尽管他们生活不和。她没有参加他的葬礼，有人为此指责她。对她来说，这太痛苦了。昂泰尔姆是惟一一个她总向我赞不绝口的人。对她来说，他是她生活中的榜样。


记者：为什么？


扬：因为他善良。玛格丽特  · 杜拉斯也差不多同样善良。但她忍不住要反抗、痛苦、让人痛苦。迪奥尼斯 ·  马斯科罗（她跟他生有一个孩子，她惟一的孩子，名叫让）成了昂泰尔姆最好的朋友。玛格丽特是这些男人之间的链。她让马斯科罗、昂泰尔姆、布朗肖和其他熟悉或陌生的人在她圣伯努瓦路的厨房里吃饭。她给布朗肖买干酪，因为布朗肖总是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而干酪能给他以安慰。今天，这些人都去世了，除了他。


记者：她最后一次见密特朗时您也在场吗？


扬：是的。我们当时在公爵饭店吃饭。突然，我看见密特朗走了进来。我什么话都没说，我想让她静静地吃饭。吃完饭后，皮埃尔  ·  贝尔特走过来对她说：“总统想跟您打个招呼。”“让他过来。”密特朗过来坐在她的对面。她抓住他的手，一言不发。突然，她说：“弗朗索瓦，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对你说……”“玛格丽特，我在听呢！”她十分严肃地说：“弗朗索瓦，你知道，我现在在世界上比你出名得多。”席间一阵沉默。密特朗回答说：“没错，玛格丽特，我知道得很清楚……”玛格丽特说：“除此以外，一切都好吗，弗朗索瓦？”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相遇。一年半后，他们都去世了。他在1月，她在3月。其实，她的意思是，文学比政治更重要。是玛格丽特告诉弗朗索瓦作品、犹太人和书籍的重要性……弗朗索瓦过了十五秒才完全听懂。


记者：据接近她的人说，她常常心血来潮，和她一起生活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惊讶和神奇，这是真的吗？


扬：我从来没有像跟她在一起时笑得那么多。快乐极了。一旦条件允许，灾难便随时来临。她吃呀，笑呀，日常生活中节约到了极点。为了不死掉，为了活着。


记者：您还记得起那些狂笑吗？


扬：我可以写上十本书。凌晨三点，她把我弄醒。我比她累得多。我从来没见过她休息。她半夜三更对我说：“咱们去奥利机场看飞机吧！”她好像只有十八岁。她从来不问我想去哪儿。她对我说：“右拐，左拐……慢点……”


记者：她对您做了些什么？拐了您？


扬：1980年8月28日，我们约好一点钟在特鲁维尔见面。她在为《解放报》写专栏。从六十年代末起，她什么人都见，却生活在巨大的孤独之中。我们说了一会儿话，后来她对我说：“睡那里吧，你不用付旅馆费。你没有钱。”她关上门，我就再也没有出去。


记者：她在《扬  · 安德烈亚 ·  斯坦纳》一书中说，她是跟您一起才重新开始喝酒的。


扬：她对我说：“带瓶波尔多来。”我那时不知道她已戒酒。我们喝了又喝。


记者：1982年，她接受了长时间的戒酒治疗。您利用那段时间写了您惟一的而且挺美的一本书《玛  ·  杜》。


扬：她在治疗过程中说胡话。我把她说的话记下来，让她看看。康复后，她读了这些记录：“啊，我说得挺好的嘛。（笑）扬，你得把它们写成一本书。”


记者：二人世界的生活在继续，但您的伴侣老让您吃惊……


扬：玛格丽特更吃惊。这场必要而偶然的巧遇使她大为惊讶。我指的是她和我之间的相遇。在《广岛之恋》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喜欢你，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啊！”我们互相爱恋。我是她最喜欢的人，她也是我最喜欢的人。有时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让人受不了的事情她可从来不省。


记者：每天都可以离开，但您呆了十六年。


扬：她让我这样继续生活下去。有时，是我走；有时，她在特鲁维尔把我的手提箱从窗口扔出去。


记者：为什么？


扬：因为她再也受不了了。


记者：她对您说：“我不懂你做人的准则。”


扬：是这样。“别以为你是个英雄。”她补充道。某个人，或者是她本人的做人准则，本身就是一个谜。于是她一条道走到黑，直至想毁灭，以试图弄清别的什么事。


记者：不停地说、写，她多么爱您。


扬：是的，一点不错。


记者：她想要您。


扬：她什么都想要。具体的东西也是。肉体。读读《坐在走廊里的男人》。她想要我的肉体。


记者：您想要她的吗？


扬：用不着装模作样。必须以身相许，做爱。在这一点上她很平等。她经历了男女之间的这种不一致，带着一种激情和一种疲惫。因为她知道失败了。这显然是一种失败。但她尝试着做什么事，创造，写作。玛格丽特魅力无限。


记者：她也知道您喜欢男人。此事她念念不忘。在你们之间，这是战争吗？


扬：随时有战争。有一次，我在吵架中太投入了，出走了一周。回来时，她已写了《大西洋人》。我对她说：“要是我明天死了，你会写一本关于我的小书。”“不，扬（她大笑），是一本大书。”她基本上相信男女之间的区别……


记者：如果您对她漫不经心，她会打死您吗？


扬：哎呀，很可怕。我和她都永远必须是对方最喜欢的人。面对菜单，我不敢吃与她不一样的东西。在十六年中，她从来没问过我喜欢吃什么……


记者：你们的关系有一段时间应该都维持不下去了。您没有反抗吗？


扬：有那么回事。有时，我说：“我受够杜拉斯了。”这时，她便看着我，说：“不，扬，永远不会受够杜拉斯的。”（大笑）


记者：您出走后，她曾到旅馆去找您……


扬：是的，她在巴黎找我，我后来才知道。不跟她在一起真难以忍受……


记者：您跟她生活在一起差点自杀？


扬：没错。好多次。她在我身上感觉到了，她不希望我自杀，想要我跟她生活在一起。有一天，她救了我。我知道她不想让我痛苦，所以谁都不恨。我们坚持活着，我们之间有一种平等。生活中也有喜剧，夏天的喜剧。是虚构的伟大爱情。但她做得很好，比任何人都做得好。当我想走时，她对我说：“扬，你跟一个出色的女人生活在圣日耳曼-德普雷——巴黎最好的一个区。你还要去哪里？”（笑）事实上，回去三天后，我就又厌烦她了，她生活在欢笑、愤怒和幽默当中。


记者：您是她的第一读者？


扬：是的，因为我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判断力。她可以什么都写，什么都对我说。她开始考验自己，考验我。在一年半中，她向我口述了她最后的作品《全在这里了》。我从中发现她不仅是一个作家，她的思绪完全乱了，老想着自己要死。但就在这种以为生命走到尽头的表面的混乱中，她一边口述，一边修改。写作止住了混乱。这种情况转瞬即逝，非常迷人。


记者：就在她去世之后，您掉进了您自己所说的那个“洞”中。


扬：她临死时我陷入了一种狂热之中。她去世两周后，是的，我和她一同去了那个洞穴。我觉得自己活着是有罪的。理智上，我知道她会死，但我的肉体不知道。我发现我不但喜欢那个名字，而且那个名字已化为肉身。没有了她，没有她的存在，我突然觉得这种丧失太残酷了。


记者：这种发作就是爱情。


扬：是的。我幻想自己与她融为一体。但当她最后去世时，这种结合，尽管是幻想中的，被破坏了。这是我不能忍受的。（沉默）一天晚上，散步回来时，她说：“世界无望了。你是头号蠢货。——一切都完了。”为了摆脱这种困窘，我想装出内行的样子。我对她说：“尽管如此，爱情还在，我们还在，你和我。”她看着我，说：“你对别人说去吧！”我们开始大笑。


记者：当她明白自己不能再写作时，她便停止了生活？


扬：是这样。她死于3月3日早上，八时左右。在这之前的几天，她对我说：“杜拉斯，结束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问：“为什么你这样说？”我很蠢，我也这样问。她扫了我一眼，意思是说我撒谎。当她明白自己真的要死的时候，她只考虑这个问题。她不接受这一点，她想活下去。她试图找到解决办法。她没有放弃。


记者：既不放弃您，也不放弃写作。


扬：既不放弃写作，也不放弃我。晚上，她点燃了所有蜡烛，穿过套间，来到我床边坐下：“说一会儿话，没有坏处……”她说了好几个小时，真是不可思议。


记者：她说了些什么？


扬：理智的胡言乱语。说到底，是瞎编的事。仍然是这样。作品。早上，五六点钟左右，我对她说：“我想睡了。”她“砰”的一声关上门，说：“和一个隐居者一起生活，我受够了。该换人了。”（笑）一种巨大的活力，一个疯狂的故事。她让我相信她是永恒的，免得我将来伤心。这真了不起，让人感到宽慰。


记者：后来呢？


扬：2月29日星期四。她两次出现浅昏迷。救护车来了。生命走了。她说：“我看见自己的头在太平间里。我看见自己的身躯解体了。”救护车到达时，她躺在自己床上：“我没有请你们来！”血压不错，她呼吸着，但医生说：“我们无能为力了。”她失去了知觉。心机械地跳着。她最后终于让步了。她抓住我的手和臂，力气大得让人不敢相信，甚至把我都抓疼了。（沉默）请原谅……我想补充一句，说穿了，索莱尔斯和别的人骂杜拉斯，诽谤她，像她所说的那样，这是正常的。她所引起的爱与恨也同样。我只想说，必须读她的作品，继续读。并且要更爱她。要爱她，只需读她的书。我，是的，我曾经是她“永远的、从未有过的”最喜欢的人，但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最让人喜欢的人。2月29日星期四，她同意离开我。她拥抱了我们，我和雅米娜，一位来自阿尔及尔的医生。她对我说：“我爱你。再见了。”


来源：法国《事件》杂志



第三篇：她是我的寡妇

作者 菲利普 ·  朗松


1996年3月3日，玛格丽特 · 杜拉斯去世了。十六年来，扬 ·  安德烈亚一直是她惟一的朋友，她的“助手”，她的司机。他献身于她，由于喜欢她的作品，后来是喜欢这个女人。他和她生活在一起，“什么都不干”。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形单影只了。他办完丧事后，很快就消失了。在这几天复出之前，他出了一本书，献给那个使他孤独的生命变得充实的女人。


记者：杜拉斯去世后，您怎么样了？


扬：我垮了。她星期天去世以后，我得忙葬礼、墓穴这些东西。我见了很多人，身不由己。我已经想到她马上就要死，但当这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时，我还是感到突然：某人有形的躯体消失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我感到害怕，我感到耻辱：这场爱情结束了，而我还活着。


记者：您做了些什么？


扬：我穿过了马路。我住在她家里。我提着我的两个手提箱，来到马路对面她留给我的单间公寓。在两年当中，我没有出过门，我企图自杀，但没有行动，这是因为我并不想自杀。我最终明白了，那是开玩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8年7月30日。那天，我打电话给我母亲，她把我带回了家。


记者：杜拉斯的书您有没有不喜欢的？


扬：她的书我全喜欢，越来越喜欢。我全都重读了一遍。她说得对，她没有说空话，就是说没有玩虚的：她写的都是事实。


记者：十六年中，您没有读过别人的任何作品。现在呢？


扬：离开蜗居之后，我首先读了于连  · 格林的《青春岁月》。那本书棒极了。我本来可以给他写信的！可他当时正奄奄一息……现在，我读圣奥古斯丁和皮埃尔-让 ·  茹夫的作品。也读《圣诗》。


记者：您最后还是回到巴黎来了？


扬：是的，1998年11月16日，我回到了巴黎。我母亲告诉我，11月16日是圣玛格丽特日1。


记者：人们经常在花神酒吧看见您。


扬：这家酒吧离我的住处最近。可以在那里看书看报吃喝，不吃可以说话，不说话可以做您喜欢做的事。那里既不大，又不小，有镜子和白色的长凳。乡下的酒吧间里几乎什么都没有。


记者：但您以前和杜拉斯去过那里。大家都认识您吗？


扬：别人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们。


记者：您还喝苦康巴利吗？


扬：不喝了。或者说，只有在夏天才喝。现在我喝潘氏香槟，加一片黄瓜皮。


记者：杜拉斯死后，您系着一条瓢虫图案的领带。您不是不喜欢彩色领带的吗？是不是变了？


扬：没变。我仍然不系彩色领带。那条瓢虫领带，我非常喜欢，可后来坐出租车时丢了。


记者：杜拉斯的那些戒指去哪里了？


扬：她临死之前，手指细了，我把戒指摘了下来，应该在她儿子那里。她曾对我说要送我一只，但没有送。这没关系：我受不了戒指，它使我有压迫感。我买了戒指，又把它们送人了。她还有一个小小的银手镯，但那东西，我坚持让她带走了。您知道，我几乎没有她的任何东西，甚至连我写给她的信也没拿回来。


记者：您是文学遗产继承者。您将成为百万富翁。


扬：根本不是那回事，遗产继承刚刚办妥。有许多版税要付，我只得百分之十。


记者：您曾经给杜拉斯开车。您现在还开吗？


扬：我又开车了，开我母亲的车。至于行走嘛，我也在重学。当我出了我关了两年的蜗居，我都忘了走路了。况且，跟杜拉斯在一起，我已失去了走路的习惯：我们去哪儿都开车。


记者：杜拉斯曾说，您真的什么都不干。除了这本书，您还是什么都不干吗？


扬：啊，是的。我没干什么大事。我写信。我给人写信，随便给人写信，但决不给作家写信。杜拉斯她不停地写，但我没有这种需要。我看着大海。我走路。我不会对自己说：“天哪！我得写作了！”


记者：您怕永远成为杜拉斯的鳏夫吗？


扬：不，我不是鳏夫。倒是她是我的寡妇。


记者：这话是什么意思？


扬：也许是她更需要我，而不是我更需要她。她的聪明之处是让我以为恰恰相反。否则，事情不会这样的。我不仅仅是侍者。或者应该说，她需要我这样的侍者。


来源：1999年9月2日法国《解放报》



杜拉斯访谈录

作者 阿莉埃特·阿梅尔


从五个月昏迷中苏醒过来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又沉浸在另一本新书的创作中，她谈起病床上的噩梦，写作，上帝以及爱情。


“她写作，玛格丽特·杜拉斯。玛格丽特·杜拉斯，她写作。她有的只是用来写作的铅笔和水笔。除此之外，她一无所有。”这是1988年玛格丽特·杜拉斯接受吕斯·佩罗访问时在题铭中所说的一段意味深远的话。1990年5月，也就是她住院九个月之后，这段话再次得到了验证，长达九个月的昏迷在作家的脑海中留下了一些深刻的痕迹和印象。“她写作，玛格丽特·杜拉斯，她写作”，而我们为了推出这一期关于她的专刊，不得不打搅了正埋头笔耕的她。


阿：您的《情人》有多少读者。


玛：在法国，目前应该有两百万。并且人数还在增长！（笑）《情人》是匆匆写成的。我个人的经历正是一团糟。用以创作的这三个月带给我莫大的乐趣。如您所知，我是个彻底的自恋狂。这是一本能够影响读者的书。我已经收到了堆积如山的来信。所有读者都说他们将这本书读了好几遍，并且都谈到了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小说情节间的联系。作品的风格可能会成为阅读严重的障碍：我任意地改变时态，老是把主语放在句子结尾。我把主语当作宾语放在句首，接着再说它的变化，它的状态。现在就连官方文件都开始模仿这种风格了。（大笑）


阿：是的，您经常这么做。这在《夏雨》中更为突出，因为是那位母亲这么说的：她的语言十分混乱，与维德里人的生活用语十分相似，而这种风格形式把倒装重新纳人文学的领域。


玛：人们说话的风格有时也是文学味十足的。我记得有一位老门房说起话来就跟我写的一样。大家经常在一起聊天。她早就认得我们，我有点儿像她的女儿。一天，她对我说：“我要买张床。”我问她：“为什么买床？”她回答说：“为我，我儿子，睡觉，等他到巴黎来的时候。”这是杜拉斯式的回答。


阿：何谓“杜拉斯式的”回答？


玛：就是随意地用词，当一个词在脑海中浮现或闪过时赶紧抓住它，并且迅速把它记下来，这样才不会忘记它是怎么来的。我把这叫做“紧急文学”。我继续推进写作，但不会打乱语句的自然次序。要达到完全松弛的状态恐怕是最困难的。写作像微风般自由吹拂。您知道《情人》这股风已经吹走了一切。《夏雨》也是如此。


阿：曾一度那么接近死亡，您最终还是从昏迷中苏醒过来，难道您不觉得重新发现了在您书中普遍存在的一个观点吗？这种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死亡是一切的开端。《平静的生活》以舅舅的死开始，《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以一匹马的死开篇。在《八O年夏》中，您说人们总是描写世界上的“死亡之躯”，爱情的“死亡之躯”。在《情人》中，有一处表现那位年轻女孩与另一位夫人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之间的关系，您谈论的仍然是死亡，"死亡的情绪"，一种如此惨烈以致全城的人都知道的死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您难道不是把死亡看作一切的开端了吗？


玛：是的，这是对其他一切的否定，我们以死亡为起点，就如人们在给钢琴调音前得先找着调子。


阿：您不觉得在住院的九个月里您重新发现了一些您已写过的东西，一些您早已"会"了的东西？


玛：我没发现什么。一切都很新鲜，稍纵即逝。现在这一切又在我记忆中重现。我不明白怎么可能经历过这一切，昏迷是如此清晰可辨，它发生在我病得很重的时候，医生已经就是否结束我的生命征求了扬的意见。这同我在《物质生活》结尾所说的不是一回事，震颤性檐妄症，尽管表面上有些相似。第一个画面，昏迷中印象最深的一幕是我在医院里遭遇到的，有人闯了进来。是一个来自古巴的陌生人干的。我没有被强暴。只知道在一名护士的帮助下，那个男人把我的手脚用绳子绑了起来。我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牢牢抓住，那滋味比死更难受。这种事发生了三次。有一次，我听到这个男人侵犯了他的小女儿。我听到孩子的哭声，男人为了压制她向她拳脚相加，还有一种嘶哑的呻吟，那是孩子父亲故意压低的声音，听起来像是由于极大疼痛而发出的呻吟。当然，所有了解"深度昏迷"意味着什么的人都不免对“灵魂”，对生存提出了质疑。即使是有着哲学和医学头脑的人也难免考虑这个问题。生活——也许就是记忆，对自身经历的回顾以及表现--或许是某种类似于“核”的物质的残余，从不消逝，或者说几乎从不消逝，它总是在最后的时间里再次抓住一个自由的形体，将它永恒的活力灌注在那个人身上。被所有宗教描绘得阴森恐怖的地狱，也许就是这个核，而不是墓地里那些迷人的黄萤。我用了一年时间才摆脱昏迷，而直到现在——大约一个月，一个半月前——我才接受了这一切都是梦境的事实。甚至……我几乎可以说我还不是完全肯定。我感觉不到梦魔与现实之间的任何差距。现实的瞬间从梦境，从充满暴力的梦境中苏醒。那些梦对于我而言总是很可怕的，但它们与生活有着同样的现实性和真实性。而且现在，我问扬“我是不是曾经陷入这样或那样的状况？”就像说请把盐递给我一样。他回答说：“没有”。有时他对我说：“等等……有过类似的情况……”但他找不出是什么。所有昏迷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在一次昏迷中我和克罗德·雷吉闹翻了：我和他是彼此欣赏的好朋友。在一间小酒吧里，他站在我身后，我听见了他所说的话，他也知道我在听，而他恰好藉此机会尽可能地说我坏话。后来，我又担心我们无法彻底忘却这段记忆。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显得很轻松，我说：“我不再认为你曾经说过伤害我的话。这一定是我在昏迷中的幻想。”不过我仍然心存疑虑。“我最后问你一次，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吗？”他说：“是的”。


阿：可是他怎么知道您是在做梦呢！


玛：当我醒来之后，是我逼得他说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再给我打电话了，“我们之间是完了”。这种幻觉根深蒂固。我整整六个月都沉溺在被侵犯的感觉里。


阿：您奇怪性的描写使一部分读者感到尴尬。我想性本身并不使人尴尬，只是因为书中有您的出现。


玛：别的书里关于我自己的描写还要多呢，到处都有。在《蓝眼睛黑头发》的第二部分里，当事情发生以后，失望的情绪比《死亡的疾病》中强烈得多，只是它内含更丰富。这种失望就好像失恋一样，而《死亡的疾病》中的同性恋就显得冷漠，孤僻。这两本书完全不同。《死亡的疾病》当中没有故事情节。我把人物放进书里，让他们彼此接近，但他们之间毫无理解可言，也不存在一丝情感。这本书是情感的沙漠。书中没有情节因为书中没有人物：男的注定要死去，女的是妓女。同性恋，也许是死亡的同义词。我就是这么想的，并把这想法写了下来。相反，《蓝眼睛黑头发》就很贴近生活；我们可以用小说中那种充满矛盾的方式享受生活，寻找一个情人，和他相爱。在意大利，我的书是最畅销的。不过那儿确实有些署名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书压根不是我写的。在美国也开始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死亡的疾病》还是有点道德寓意的，尤其是结尾。既抽象又有现实意义这一点在《蓝眼睛黑头发》中就没有体现。《死亡的疾病》中对爱情故事和传统观念的排斥十分突出：男人的性无能或许就是爱情产生的原因。这本书就是要向大家说明这一点。


阿：您是想说无论如何都不会有真正的爱情？


玛：不，但或许就因为爱情的遥不可及才显得弥足珍贵。《死亡的疾病》摒弃了传统的人物行为，尽管长期以来它一直被当作惟一的评判标准。我觉得较《死亡的疾病》而言，《蓝眼睛黑头发》里有更多值得读，值得谈论的东西，更多的高潮。在《死亡的疾病》一书中，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爱，有的只是同性间的爱。则《蓝眼睛黑头发》所描写的就是一种正常的爱。


阿：同样是遥不可及的爱吗？


玛：是的，但这不是我想表达的主题。女主人公不是妓女。书中惟一模糊不清的地方就在于一开始用阿拉伯语喊叫的声音和那个年轻男子所带给我们的疑惑。我们可以猜测那是一个女人的喊叫。这女人在城里有个情人，她同他做爱，却把她的快乐交付给她的真爱，她所爱的男人，一个同性恋者。在我眼中《蓝眼睛黑头发》写的就是这些。然而，在《死亡的疾病》中，那个男人或许可以径直。粗暴。孩子气地占有这名瞧不起他的妓女。而大部分时间里女人都心不在焉，她几乎睡着了。并且嘲笑那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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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虻

太喜欢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