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动乱，既使建安诗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慷慨”一词，为建安诗人所习所用，如曹操《短歌行》：“概当以慷，忧思难忘。”……还有“悲风”这个意象，在建安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时代特色。

    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粲、徐干、应玚、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丁廙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刘桢《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长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阮瑀《诗》）。第二种是概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园景光未满，众星灿似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第三类虽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等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傅玄上武帝疏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诗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锺嵘《诗品》）；王粲和刘桢的诗：“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在诗体的运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在诗歌语言方面，曹操、阮瑀、陈琳诸人较为质朴，曹丕、王粲等人则较秀美；曹植既有风骨，又富文采，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

    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建安诗歌带着浓郁的悲剧色彩。其诗“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与哀思”（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曹操诗“悲凉”（锺嵘《诗品》），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平原侯植诗序》），王粲诗“发愀呛之词”（锺嵘《诗品》），刘桢诗“感慨深至”（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及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赢得不朽的名声。

    以上所举各点，就是“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

    ——摘自《中国文学史》。袁行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