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午我们上了一堂体育课。整堂课，我算得上快乐而活跃。我们先是跟着女老师做了二十来分钟的广播体操，接着又玩了十几分钟的丢手绢游戏。还剩十来分钟下课的时候，她宣布解散，让我们自由活动。我本来打算和一群男生一块去追逐一只软塌塌的橡皮足球，但三个女生邀请我打羽毛球。我从来没打过羽毛球，有点胆怯，何况还要和三个女生在一块。于是我打算再去找个男生来。我扫视四周，瞅见了蹦蹦，就跟她们说我再去叫个人来。蹦蹦在兵兵球台那边看人打球。说实话，他在哪里都只能做个看客。我隔老远就喊他，见他回头，又朝他挥手。他一蹦一蹦地过来了。他腿短，走路步子小，跟蹦一样。
　“什么事？”他的脸庄严地紧绷着，像是准备接受什么重大使命似的。
　　“去打羽毛球吧。”我竭力笑得客气一点。
　　不出我所料，他果然说道：“我不会打。”
　　“我也不会。学一学嘛。”
　　我同蹦蹦过去时，她们已经开始打了。正在打的黄佳和肖婷两人看来也都是新手，基本上是谁发球谁赢。我细心地观战，倒不是在乎她们谁输谁赢，而是想尽量多学一点经验。不久，黄佳败下阵来。她把手中的拍子朝着我和蹦蹦一扬，大声地说道：“你们谁打？”蹦蹦猛地摇起了脑袋，我只好硬着头皮接过拍子。
　　我照着刚才学来的方法，先将球在前面抛起，然后将拍子重重地击打过去。球顺利地过了线，可立马传来了肖婷的抗议声：
　　“这不算！你发球不能朝地上发！”
　　看她那认真样，肯定以为我是故意的了。我忙说好咯，我重发。
　　这回我把球尽量地往高拍，结果球连中线都没过。这下我的水平是暴露无遗了，羞得两颊发烫。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发球，只是接球时老把球击向两侧。
　　打完四点，我把拍子朝蹦蹦递去，他还是摇头。
　　“怕什么啰，打个球嘛！”我觉得自己和蹦蹦比起来，真是勇敢极了。
　　“没时间啦，他不打就给刘海燕吧。”黄佳在一旁喊道。
　　于是，蹦蹦又一次成为了看客。我多少有了点自信，不再怕丢丑，所以也懒得去管他了。
　　早上十点多钟的太阳照得人暖融融的，鼻孔四周游弋着一股干爽的尘土气息。正当我沉浸在打球的兴奋之中时，无意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通过大道边的台阶走到操场上来。她明确地朝我走来，我忙把拍子递给刘海燕，迎了上去。
　　“姑妈。”我先喊了一声。
　　“在打球啊？”她一脸微笑，好像是感染到了我的快乐。
　　“嗯。”
　　“中午来姑妈家里吃饭，记得不？”她来找我，通常都是叫我去吃饭。
　　又简单说了几句她就走了。这时，我发现蹦蹦坐在大道边绿化带的侧沿上，两手捧着腮帮呆呆地看着这边。我走了过去，问他还打不打球。
　　“都快下课了。”他懒洋洋地答道。很明显，他并不想打。
　　一时间，我也觉得打羽毛球没什么意思了，就建议一块回教室去。
　　我们这个年级的教学楼就在操场附近，是一栋没有贴瓷砖的老楼，两层，六间教室。我们年级一共五个班，楼里有一间教室还空着。
　　我班教室里已有十几个人，都在看书。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像约好了似的，连头都没人抬一下。我很快又退出了教室，蹦蹦也跟了出来。
　　在教室外的空地上溜达了会，我见旁边那间空着的教室的门开着，就跟蹦蹦说进去看一下。
　　里边的格局和我们教室的差不多，但一张桌椅也没有。估计很长时间没人打扫了，墙角结着蜘蛛网，地上散乱着废纸、砖头、从桌椅上脱落下来的木板。从窗口射进来的光柱里，可看见无数的尘埃在飞舞。我在里边走了走，想象着坐在这间教室里的情景——透过前边的窗户，可以看到科教楼前的那片小树林；后边那一排窗户则映现出小坡上老篮球场的一个篮板，多有新鲜感啊。
　　“听说教师子女都保送进高中部。”出来的时候，蹦蹦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我没理他，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班里的人差不多都回来了，教室里有股阳光和汗水的气味。一小部分活跃的人还在教室后边喧闹，他们在狭窄的空间里用足球玩过人和射门。曾今，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份子，可自从我的座位换到了教室的第一排之后，和他们的关系就显得疏远多了。班主任在每一次大考（期中和期末考试）之后都要按成绩排一次座位，前十名坐在讲台下的那两排前端，其他同学分散在四周，如众星拱月。后七名的全坐在最后一排。这样的排座方式已经实行过两次。第一次我坐在讲桌下第一排的左侧，第二次是右侧，也就是说，我的成绩从第一滑落到了第二。蹦蹦就坐在我右手边的位置。他个子矮，成绩既进不了前十，也跌不进后七，所以永远都坐第一排。
　　上午的最后一节课是历史。铃声响后，年轻的女老师甩着马尾优雅地进来了。班长喊声起立（声音在我身后洪亮地响起），她是第四名，哦，还是教师子女。我们参差不齐地起立，又参差不齐地喊了声“老师好”。
　　我们学校建在一个小山坡上，进了大门之后，大路一直往上，两旁先是操场，接着是教学楼，然后是食堂和教工宿舍，最顶上是足球场。下课后，我投入大路上汹涌的人潮。去食堂的人大多用行走的姿势奔跑。因为怕排长队，所以要跑；因为学校禁止去食堂时打冲锋，所以得保持行走的姿势。过了大食堂，路上的人就少了许多。再往上还有个小食堂，饭菜好，价格高，去的人少一些。这两个食堂还有一点不同：大食堂破败简陋，连饭桌都没有；小食堂鲜亮雅致，有连在一块的塑料桌凳。
　　我没有直接去姑妈家，而是一路走到了足球场。上边空荡荡的。看台那边的一棵大泡桐树绿意盎然，蒲扇大的树叶在轻风中抖动。太阳直射在涂了红漆的球门上，有的地方发亮，有的地方模糊。一只黑色的鸟儿突然从这边的树林飞到了球场那一边，让人疑心鸟儿惊起的地方有人在活动。我死死地盯了一会，什么也没发现，不由感到一阵失望。
　　估计已经有人去了姑妈那后我才往回走。每次去姑妈那吃饭，都能碰到一大帮子人，大多是姑父那边的亲戚。他们都比我大，是高中部的。若是我第一个进去，姑父的目光难免会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积了一肚子的问话，也难免会从我这儿开始倾泻。
　　他们家在一楼。走上几级台阶，一转身，就看到了敞开着的正门。我闻到了白菜的气味，还听到一片锅铲之声，之后就见到系着围裙的姑妈端着一盘白菜从厨房里转了出来。她见到我，就要我往桌子那边坐。
　　那张圆桌周围还剩下三个空座位。姑父，还有三个我曾见过的高中生坐在那里。
　　“张岩啊，来得这么晚，做什么去了？等下我可得批评你。”姑父拿一双筷子指点着我，神态严肃得像是在课堂上。
　　我也像是在课堂上受了训斥一样，羞愧地低下头，拉出一张凳子来坐下。
　　“吴晨阳，你又是最后一个！”姑父的筷子又举了起来。
　　我转过头，看到吴晨阳嬉皮笑脸地进来，说他们的英语老师又拖堂了。我和他还比较熟，就朝他笑了一下。
　　“都到齐了，好，吃饭！”一说完，姑父便把面前一个小酒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也不叫他们喝饮料！”姑妈这时已脱下围裙，把桌上的一瓶雪碧拿过去拧开。吴晨阳忙说交给他来倒，姑妈说不用，就给我们的饭碗逐一倒满。
　　姑父一喝酒，话就特别多。还好，几乎没有涉及到我的。我两三口就喝完了雪碧，之后尽量斯文地吃饭。也许是我不太习惯这种吃饭方式，表现得不够自然，因而引起了姑父的注意。他突然朝我说道：“张岩，怎么秀气得像个妹几了啊？”
　　我的脸又红了。突然想到进门时姑父说要批评我的话，大概，这场批评正式开始了。
　　“重夹一点。在我家还讲客气？”
　　我嗯了一声，还点了点头。这又引来了姑父的说辞。
　　“你的胆子怎么越来越小了？记得以前你不是这样的啊！难怪你们范老师跟我说你变得内向了——”姑父似乎还有话要说，在此停顿了一下。但后边的话，似乎经他几秒钟的权衡之后被放弃了。
　　范老师说过我内向吗？他为什么要跟姑父这么说？他还说了些什么别的呢？我一时有点懵了，感觉脑袋里不停地冒出疑问，却一点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了。
　　“他很活跃的呢，我在足球场经常碰到他。”吴晨阳在一旁笑着道。
　　姑妈先是和姑父对视了一眼，然后才朝着我说道：“今天上午我还见他和同学打羽毛球。”
　　“那你是，怕我？”姑父用左手指了一下自己已经泛红的鼻子，“怕范老师？”
　　我感觉姑父爱用刁钻古怪的问句把人难倒，并且，我还在为刚才的一连串问题绞尽脑汁，因而并没有做出什么回应。
　　“快点喝你的酒，唠唠叨叨，饭八百年也吃不完！”姑妈提高音量说了这句话，姑父的话才少起来，且再也没和我有关。
　　我第一个吃完饭，把筷子搁在空碗边，说了声我吃饱了。我说得有气无力，而且，按风俗，说了“我吃饱了”，还得接一句“大家慢慢吃”。无疑，这将更使人觉得我有点内向，甚至是忧郁起来。啊，也许，这是真的。
　　姑妈要我去看会电视。我走过去，见电视旁边有一摞杂志，最上面的是一本《读者》。我拿起它坐到沙发上，翻开目录，见中间有一个标题是“埃及金字塔中的秘密”。我们上午的历史课讲的正是金字塔，我便翻到了那一篇文章。可是，文章的内容我完全看不下去，虽然字都认识，它们的含义，却像漂浮到十万八千里之外去了。
　　不觉间，他们都吃完了饭，有人已经往门口走去。我也站起来，朝姑妈看过去。她也正好朝我看过来。她走到茶几那边抓了把糖递给我。我接糖时她小声地说道：“你们范老师也没说什么，你别放在心上，好好读书就是。”我嗯了一声。快走到门口时，姑妈的话又响了起来：“要记得给你爸妈写信啊。”我忙回了声“好的”。
　　从姑妈家出来，我匆匆赶往宿舍。十二点五十到两点二十是午睡时间。路面上空荡荡的，午睡的时间应该快到了。
　　我们的宿舍和教室是同一年代的老楼，只有一层，在一栋五层的宿舍楼后面，与它一同被围了起来。大门已经关上，门里边还有一个小门可以进出。门边传达室里的肖老头正把一块写有失物招领的小黑板挂到墙上去。我匆忙扫了一眼，没有见到熟悉的名字。
　　走到我们那栋楼前，一个挂着“执勤”牌子的人（应该是高中生）一直盯着我，待我走到他身边，他突然发出沙哑而低沉的声音：
　　“哪个班的？”
　　我打了个哆嗦，忙答道：“初三56班。”
　　我本以为他会说我迟到了，要记下班级、姓名，扣操行分。可他什么也没说，面无表情地往大门那边走去了。
　　我们全班的男生都住在一个大宿舍里，分内外两间。每间五张床，十个床位，大多数床位都睡了两个人。
　　门已经掩上了，我轻轻地推开，一股混杂着汗臭、脚气、腐败的垃圾等的热乎乎的难闻气味立马扑鼻而来。睡在门边下铺的李松树抬了抬上身。他眯着眼看了我一下，又躺了下去。所有的人都在床铺上了，只是有的还在看书或用毛巾擦脚。
　　我睡在里间。同铺田文炎裸着胳膊，盖着一张薄毯一动不动地仰躺着。我们上铺单独睡的胖子竟然已发出了鼾声。
　　“吵死了！我要把袜子塞到你嘴巴里去！”紧挨着胖子那个铺的彭建阳尖着嗓子说道。
　　这时胖子的鼾声像抗议似的猛地高了几分，没睡着的人几乎都发出笑声来。
　　“都给我睡觉，再出声扣分！”寝室长肖宏雄的声音大得可以把睡着的人惊醒。效果立竿见影，再也没有人故意发出声音了。
　　从姑妈家出来时我就觉得困了。到了寝室时全身软绵绵的，连衣服都懒得脱，甩掉凉鞋就倒在了床上。眼睛酸麻，一直在微微地抖动。没多久，我就进入了迷糊状态，但一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处在进入睡眠的过程之中。我感觉意识像一块被绳子绑着的石头，将要沉到水底去，却始终沉不下去。水底明晃晃的，并且，那明亮正在一点点地上升，当它完全把我包围起来的时候，我睁开了眼睛。
　　思维在那一刻变得异常清晰。我一下子明白了睡不着的症结所在，不是白天的光亮，也不是胖子的鼾声，而是我在姑妈家就开始思考的那一长串问题。我不停地回忆过去范老师针对我的一些言语和神态。不管怎么想，都得出一个结论：他对我有意见了。
　　我再也没有睡着。闭着眼，听着两间宿舍里此起彼伏的鼾声，我感到自己就像我经常在作文书里看到的——一叶在风浪中颠簸的小舟。
　　下午三节课，我一直处在昏沉的状态，头还隐隐作痛。课间，我不时地看到（感到）范老师的脸贴在窗户的玻璃上，看我们有没有违纪。当上第三节课的英语老师——一个老头，摇着八字步走出教室，我长吁一口气。发了一会呆，不知做什么好，见旁边的蹦蹦正埋头看一本杂志，我猛地碰了他一下，并小声地说道：“范老师来了！”
　　只见他迅速地把杂志往课桌里一推，然后垂头做出翻找的样子，结果从里边抽出一本《数学》出来。
　　他马上意识到了我在骗他，朝我笑了一下，又拿出那本杂志摊在腿上看了起来。
　　“看黄色书啊？”我凑了过去，看出是一本《故事会》。
　　“好看不？”
　　蹦蹦点了点头。
　　“看完给我看好不好？”
　　蹦蹦嗯了一声，眼睛一直没有挪开过杂志。
　　他才刚翻到头几页，我感到无趣，就离开座位到教室后边去。
　　教室后边的黑板上贴满了纸张。有成绩排行表、操行分表、公共区卫生打扫分工表等，还有一些“优秀作文”。期中有一篇是我的，叫“山里人的话”，写的是山里人不同时代说不同的话，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我们的语文老师——班主任范老师曾对它赞赏有加。可是我越来越不喜欢它了。作文里提到的几个方言字词，什么呷，什么老倌，真是土到掉渣，尤其班里的人还爱在我面前故意说起，使我脸红。每次看到它的时候，我都想把它撕掉。
　　“岩哥，今天怎么没跟我们踢球啊？”坐在中间最后一排的杜刚把他的长腿搁到我脚前。
　　我听出他话里的嘲弄味道，可还是回答道：“打羽毛球了。”
　　“嘿嘿，一挑三，过瘾不？”
　　我没再做声，从他脚上跨了过去。
　　我从放扫把的角落里勾出足球，之后就在旁边小幅度地颠球。往往只颠了三四下，脚就够不到球了。眼看着球又要脱离我的控制，我喊了声“他妈的”，把它狠狠地往扫把堆里踢去。“哗”的一声大响。很多人都朝我这边看来，可我毫不在意，平静地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第四节课的铃声刚响，范老师就走进了教室。他的脸阴沉着，一声不吭地站在讲台上。后来，他从中间的那条过道走到了教室后，不知什么时候，又出现在了前面。我的心越来越慌乱，疑心他看到了我在教室后表演的那一幕。这不是什么错事，他不好批评我，可是，他不是认为我内向吗？这又是一个根据。我几乎不敢抬头看他。偶然地，我扫了一眼蹦蹦，他整个上半身差不多都扑在了桌子上，两手夹着腮帮，眼睛在只隔着几厘米的《数学》书上溜来溜去。
　　范老师在教室待了十来分钟才走。他一走，整个班就好像影碟画面从暂停按到播放，动作有了，声音也有了。有的人伸了伸腰，有的人故意咳嗽，还有的人故意把书翻得哗哗响。蹦蹦的腰直了起来，他把《故事会》用《数学》盖着，看一点就把《数学》移动一下。
　　我跟田文炎一块去吃晚饭。他是我们隔壁镇的，我们那个镇的，全班只我一个人，全年级也才两个。刚进学校时，我和田文炎就通过方言上的接近而凑到了一起，睡一个铺，一同去食堂吃饭。
　　“中午你睡好了没有？”在路上时，我问田文炎。
　　“一般般，胖子打鼾吵死人！”
　　“你也打鼾啊，不过没胖子的声音大。”
　　“我打了吗？我一点都不晓得。”
　　“你听没听过我打鼾？”
　　“没有。一般胖的人才打，你这么瘦。”
　　田文炎自己也很瘦。但我转移了话题。
　　“你觉得范老师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
　　“为什么？”
　　“你没看他刚才进教室时黑着个脸。”
　　“我没注意看。”
　　“哦。”
　　我们随着吃饭大军涌入了大食堂。一进大门，所有人都全速奔向打饭窗口，若稍慢一点，就可能在排队时落后几位。大食堂里共有十二个窗口，每个窗口前都有一条长长的“尾巴”。排了十来分钟的队，我们各自打了份一块四毛五的饭菜。饭四毛五，三两，菜一块。食堂里没有坐的地方，大家都是找块空地蹲着吃。若是不喜欢食堂里飘散着的浓郁豆腐白菜气味，也可到外面去吃，但不能走出一定的界线。在界线上，有很多挂着“文明监督岗”牌子的人。
　　我们端着饭钵出了食堂。钵子里躺着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两块黄皮豆腐，一点白菜和带有碎肉的土豆丝。食堂前是一个老篮球场，四个篮球架还在，但已改作排球场用，场中间拉起了两道拦网。球场两侧有石阶看台，可以供吃饭的人蹲着或坐着。我们就在石阶的某处蹲着把饭吃完了。
　　洗完钵子后回教室。到了球场出口那儿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料到会被一个“文明监督岗”拦住。他的个子比我还小一点，估计是初二的。
　　“你的校徽呢？”似乎是为了弥补因个头丧失的威严，他的声音特别的响亮。
　　我垂头一看，一直挂在胸前的校徽竟然无影无踪了。我又在各个口袋里摸了摸，还是没有。
　　“丢了。”
　　“哪个班的？学号多少？”他的手中突然出现了一只圆珠笔和一个小笔记本。
　　“丢了，又不是我故意不戴。”我气恼地说道，同时，我猛地往前冲去，轻易就突破了他的防线。
　　“呵呵，真是搞笑！”我对跟上来的田文炎笑道。但笑得相当勉强。
　　“他跟上来了。”田文炎回了下头。
　　我也回过头去，见那人果然跟在身后，就停下了脚步。
　　“你想怎么样？”我狠狠地说道。
　　“丢了校徽就应该及时补办，你不知道校规吗？”
　　我讨厌他那副训斥的口吻，忍不住发火道：
　　“补办你妈！”
　　“你是不是想去政教处？”他也作出了凶狠的样子。
　　我这时候还怎么会屈服呢？别说是去政教处，就算是要把我开除，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我也绝不会把口中的那口气咽下去。
　　“随，便，你。”我把字一个个缓慢地咬出来，之后扭头就走。
　　“他还在跟着。”田文炎又对我说。
　　“管他呢！”我觉得身上没有一丁点害怕，倒是涨满了怒气。
　　“文明监督岗”一直跟到我们教学楼前，看到我进了哪个教室之后才离去。
　　进了教室不久，田文炎就过来问我去不去打乒乓球。
　　“我不想去，你去吧。”我的激动在一点点消散，情绪又低落了。
　　“你放心吧，不会有事的。”他安慰我道。
　　怎么会没事呢？那个“文明监督岗”肯定是到政教处告发去了。紧接着的，肯定是对我的训斥、扣分，甚至还有处分。一想到这些，我便又气又怕。
　　田文炎见我没有理他，默默地走出了教室。
　　教室里还有不少人，大多在嬉笑打闹。有三四个人就在我身后玩着在纸上画圈圈的五子棋。但我仿佛被人抛弃在了一个荒凉的孤岛上，眼中所见的一切，都如海市蜃楼般飘渺和遥远。而深深刻印在我脑海里的，是从教室前门照射进来的黄昏的阳光，它们将栗色的木门切成了明暗两个部分。明的那部分的面积大概是整体的三分之一。更多的淡黄色阳光似乎是以那扇门的底端为跳板，扑进了教室，直到讲台旁边。它们似乎是调皮的，恣肆的，可又是那么柔弱和胆怯。它们越来越柔软，越来越稀薄；它们，几乎就要化为一滩浅黄色的水，流出教室，流向草坪，流向遥远的漆黑的夜幕。
　　行政楼在操场上方，和我们教学楼只隔着从学校大门往上的那条主道。它的形状是一个“T”字，但大家都称它为丁字楼。
　　快要上晚自习时，政教处的小刘——当然，我们得称他为刘老师（私下里，我们都叫他大兵，他退伍后进了我们学校）才在那个“文明监督岗”的陪同下来到我们教室。我立马被指认了出来。
　　大兵把我唤出教室，瞪着眼，抬起下颚道：
　　“你觉得自己很牛逼是不是？”
　　我倒是觉得他很牛逼，并且还见不得别人牛逼。我故作强硬，咬着牙不出声。
　　“我还治不了你了！走！”他推了我一下。我知道他是要带我去政教处，避是避不了的，我只能做出视死如归的样子，昂着头朝丁字楼走去。
　　进了丁字楼大厅，正中竖立着一面长方形的大镜子，上边左侧写着“人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正走到镜子那里，那后边猛地闪出一个人来，竟然是范老师。他经常在行政楼里出没。
　　“他又犯什么错了？”他的眼睛眯着，语气懒懒的，一副漠不关心的神态，仿佛我只是一个与他无关的别班的学生。这使我感到诧异，但更诧异的，是他为什么要说“又”。
　　“了不得，不戴校徽，还骂人。现在带他去办公室，范老师你也来一下吧。”
　　“呵呵。”范老师发出一声冷笑，“这个你要去找他姑父啊。”
　　“哪一个？”
　　“吴平如。”
　　“哦，那麻烦你去说一下。”
　　我被带到了政教处中的一个办公室。政教处还有一间是主任室，补办校徽、失物招领等都在那边，我去过多次。而这一间，我还是第一次来。
　　里边有两张相对的办公桌，一张的旁边有一个上了锁的木头柜子，据说那里边有一副手铐。
　　“文明监督岗”在路上时就走开了，办公室里就我和大兵两个人。他要我站在门边，自己坐在了有柜子那边的办公桌旁，之后从抽屉里找出一个笔记本摊在桌上。
　　“把灯打开。”他的声音没有刚才那么生硬了。
　　开关就在门边，我一按，窗口上方的一盏日光灯就发出了微弱的光亮。白天的光线还没有完全消散，我还能清晰地看到窗外一棵石榴树上小小的微红的果实。但更远一点的操场上的人影，看起来就模糊了。
　　我以为大兵要给我“录口供”了，谁知他什么也没做，只是把桌上的本子翻来翻去。后来，他把手上的本子放回抽屉，又拿出另一个来，还是翻来翻去。我猜测他是在等我姑父来。这使我就踏实多了，此时对于姑父，竟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来。我甚至想象起如何向他倾诉，得到他的体谅和安慰。
　　我数着大兵办公桌上一个小闹钟的滴答声，越来越镇定。期间，我听到了上晚自习的铃声。平时，这铃声总会引起我的紧张和不安——害怕迟到，害怕坐在教室，被范老师无处不在的眼睛笼罩，但这一次，它听起来简直可以说是悦耳而欢快。
　　我站了十几分钟，天几乎完全黑下来的时候，姑父终于来了。他的身影一出现在门口，我立刻激动地喊了一声：
　　“姑父！”
　　“你胆大包天啊你？当面一套背地一套，鬼名堂越来越多。你来这是读书还是惹是生非的？早晓得就不叫你娘老子送你过来了……”姑父那硬邦邦的声音猛烈地朝我撞击过来，它们击毁了我身上所有的……啊，所有的幻想、倔强、勇气，哦，还有自尊。我仿佛是赤条条地站在那里，脆弱得如一条刚从卵里爬出的毛虫。
　　我梗咽不止。姑父那硬邦邦的声音还在继续，可是我什么也听不到了，我只听得到自己胸腔里的撕扯和喉咙里的喘息，眼前雾蒙蒙一片。
　　不知过了多久，一只手推着我往门外走，走过狭窄的走廊，走过立着镜子的大厅，直到丁字楼前的过道上。
　　“你是不是对你们范老师有成见？”虽然声音不大，我却清楚地听到了。
　　“因为他上学期叫你把标兵名额让给了张志明的女儿？”
　　我什么也没说，继续朝前面走去。
　　初三教学楼那儿灯火辉煌，却一丝声音也听不到。整个学校都是，明亮而宁静。夜空低低的，没有星月，但看起来并不黑，也许是因为灯光的映照。我闻到了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味，鼻子此刻是多么的灵敏啊。我知道那棵桂花树在哪里。沿着初三教学楼与丁字楼中间的大道往下走，不一会儿，走下通往科教楼的台阶。穿过科教楼前的草坪，便来到了那片只有百多平米的小树林。樟树、松树和枞树稀稀拉拉地排列着，在围墙边，单独挺立着一棵桂花树。但到了这里，桂花的气味反而没有别处浓烈。在微弱的光亮下，我看到脚下铺满了小小的白色落花。我找了一张石凳坐下，凳子依然温热，吹过树林里的风却有了凉意。坐下之后，我再也不想动弹。长久地，我盯着初三教学楼那边，什么也不想，却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真的有点内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