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文学在存在主义思潮的濡染中形成了独特的性格，那就是以对战争及人性反思为出发点进而关注个人或人类“存在”。萨特关于人的存在的论述对战后日本影响尤为巨大，在许多战后与传统文学风格迥异的作品中我们都能清晰地听到这种回响。比如，在对于存在的体验上，萨特在《恶心》中表述为“偶然性”，而contingence（偶然性）与absurde（荒谬的）在萨特的词汇中是同义词。通过焦虑、孤独等感觉人体会到存在的偶然性，这种感受在萨特的《恶心》中表露为荒谬、是厌恶，这是人在个人体验范围所发现的对异化世界的否定，以及由此预示选择自己行动的可能性。“我懂得了‘厌恶’，我占有了‘厌恶’”是萨特笔下主人公对存在的荒谬感的经典表述。而在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个人的体验》里也可见到这样的词句：
他那副“鸟”模样将保持到什么时候呢？难道从十五岁到六十岁，他就是只能凭一张脸，一种姿势活着的人吗？假如真是这样，那么，“鸟”现在正望着橱窗玻璃里那个已经走过一生的他自己呀。一阵切实而具体的厌恶感向“鸟”袭来，他简直想吐，浑身震颤了。
如果把这种厌恶感这视为纯粹艺术上的模仿未免有失偏颇，正如“存在主义是一种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的感受”一样，用厌恶感对现实世界的荒谬进行否定在许多现代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所表露，只是在战后日本作家心灵中这样的情绪得到了较大回应。如果说这是模仿的话，那么这种模仿也是基于历史心境的模仿，对于缺乏西方深厚哲学基础的日本而言，这样的借鉴延续了其借鉴并创新的历史传统。
安部公房也常常被评论者简单地归类于在对于卡夫卡、萨特等人的创作手法的模仿，但从对存在体验的刻画来看，他的作品不仅对存在的荒谬有深刻的揭示，而且用人与人的“疏离”、人与社会的“疏离”这一较为明晰的概念进行表述。“疏离感”是安部基于日本社会现实对“存在”的一种认识，人意识到存在的荒谬是由疏离感而产生并激化的，可以说，人的存在与现实世界之间产生的不协调、被疏离的感受是安部“存在”认识的基点之一。他“着眼于现代疏离状况的形象”【注1】，对于人，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面临被制度异化危机的人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与热情。
以安部的《闯入者》为例，这部作品描写的主人公“K”是个安分守己的小职员，按照社会的准则小心翼翼地生活，而一天夜里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件——一群素不相识的人闯入了他的房间，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将K变成了实际上的奴仆，K在经受了屈辱之后决定反抗，但他发现他是孤立无援的，文章最终以K斗争失败并“安息”而告终。
文章的寓意可以解释为对美军占领日本或对战后日本民主制度的嘲讽，持这类观点的日本评论家居于主流，但文中对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往往为人所忽视。在他的住所闯入了打着民主的旗号而蛮横无理的人群之后，K“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懊恼，竟没有同大楼里的邻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注2】，他寻求房东的帮助，遭到的只是“我的房间不是租给人，而是租给钱”
的冷酷回答。他发现原先熟悉的世界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变得非常陌生，除了事件本身的荒诞，人与人之间也在一夜之间显现出冷酷无情的真相。被孤独与屈辱袭击的K决心与闯入者斗争，他想：“这一切得法律解决。不管是谁，看到这种不正当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是荒唐透顶的行为，难道不讲句公道话吗？社会准则还是有的”。他先去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一老一少两个警察，仰在椅背上，正在呼啊呼啊抽香烟，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我正要讲到事情的要点，那个年轻警察堂而皇之地扭转身子，翻着他的笔记本，一下子象想起什么要紧事似的，动手在那上面记下来。那个老警察不时点点头，象是说：“我在听着，我在听着。”可瞧他脸上的表情，完全是心不在焉。……（略）他碰了壁，不久他的情人S也背叛了他，站到闯入者的一边。他去了律师家，而律师的家也正被一群闯入者占领，律师表示他也无能为力。
分别时我握住这位患难朋友的手：
“咱们交个朋友吧！”
他悲哀地摇摇头：
“不，请你再别来了！”【注3】
K最后的尝试是用传单呼吁：“我们应当团结一致反对这种非法的多数”【注4】，结果是不仅被闯入者发现而被禁闭在逼仄的阁楼，而且当局最后还通过一项法律：禁止散发传单。
K与《恶心》中的洛根丁都在生命中以某次偶然的事件体验了存在的荒谬。K在认识到现实社会“疏离”的真相和荒谬之后，选择的是抵抗而非屈从，从某种意义来讲，他是个孤独的英雄。而他所对抗的是依据多数人意志所建立的制度与规则，这注定了他在荒诞世界中荒诞的命运。
在安部另一篇短篇《赤茧》中，我们也可发现其中的“疏离感”，《赤茧》中所体现的较多的是如卡夫卡在《骑桶者》中所描写的那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没有归属感，人与社会的疏离感受。《赤茧》的情节很简单。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日暮时分忽然觉得自己可能只是忘记了自己的家，于是他向人们询问，但遭到的是惊诧和冷漠。在彷徨之际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的腿和身体逐渐变成丝瓜纤维般的东西把自己缠绕起来，最后他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空茧——家终于有了，而想回家的“我”已经不存在了。
首先，在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安部与存在作家卡夫卡一样“重心始终是人，人的生活”。《赤茧》与《骑桶者》都是通过生活中的具体需求——栖身之所、御寒的煤的矛盾来体现一个物质化的社会对于人的存在的蔑视，在资本主义现实社会里没有钱意味着丧失了所有的身份，甚至人的身份。《骑桶者》中向煤店老板娘苦苦哀求的“我”与空煤桶轻得象空气一样，“一条妇女的围裙就能把它从地上驱赶起来”。金钱的匮乏使人在瞬间变得无足轻重，被原先熟悉的世界抛离，剥夺了存在的权利。
《赤茧》结局是主人公变成了一只茧，内部永远被夕阳的红色光线照着；《骑桶者》的主角在要求被拒绝之后骑着空空的煤桶“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不复再见”。两位作家都提供了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逃遁可能，这样的结尾暗示在现实中人在被社会疏离，存在权利被褫夺之后剩下的只有黯淡结局。
存在主义文学常常是“着力描绘或揭示人在阴暗、荒诞的周围世界中无以自拔、无能为力的处境，意在使人震醒”。在日本战后文学的许多作品中贯穿了这一主题，即通过极端境况揭示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背后的“疏离感”，展示人存在的荒谬。安部公房早期的作品中那些代号化的主角“几乎都是受害者，或被告发者”，他们的存在权受到威胁，企图超越现实的“墙”的奢望都归于徒劳。在异化的世界中消亡的个体象征的是一种人类处境，人必须首先认识到存在的偶然性与荒谬，才有可能去追求真实存在。在《闯入者》和《赤茧》中，极端体验使人“驱向于一种赤裸裸的存在，即存在的零度，而从这个零度出发，一切都是可能的”。而这就引出另一个话题：超越性或自由选择。雅斯贝尔斯说：“唯有超越性，才是实在的存有”，所以面临“存在的零度”的人必须选择是被异化的世界同化还是反抗异化，进行超越或自由选择。
注１：〔日〕佐佐木基一：『解説』，『壁』，東京：新潮社1981年版，第256頁。
注２：同上书，第368-369页。
注３：同上书，第384页。
注４：同上书，第3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