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尝试着看了Jean Cocteau和Hans Ritcher导演的A Chess Sonata in 8 Movements。说是先锋派吧，说实话有些看不下去。总之断断续续的就是没有看完。但是电影开头的部分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简单来说一盘象棋被一个人背了起来，他企图把棋盘上所有的象棋都扔掉，重新定义游戏规则。西方文学对象棋的偏爱尤其是在奇幻类的题材里是屡见不鲜的，第一个让我想起来的就是路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其实电影里的情节有很大嫌疑是向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致敬。卡罗尔对游戏的偏爱贯穿在爱丽丝的整个故事中，仙境里是扑克牌打阵，镜子里是象棋。象棋的棋盘是典型的二分法，非黑即白，你死我活。它的棋子是典型的西方阶层在历史中的反映，所谓的“规则”也就构建在了这两个典型思维模式之上，象棋是对哲学和历史的寓言。

　　童话或者寓言总是企图用一套符号形成的故事来表达“另”一层意思，这个“另”字不是空穴来风的。Allegory的词源取自古希腊的allos，词义既有虚构也有另一个。为了发扬光大寓言作为一种正当的不比史诗、小说低级的文字形式，早期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就企图用allegory来体现文学作为虚构的文体的价值。他认为寓言是一种“被掩饰起来的语言”，是“真实与人为的虚构相互的交织”，是对真相的探求的延宕和错置。很多人会不懂为什么这个给孩子看的文学形式要被这位文学家如此的推崇，看看纳博科夫是如何把卡罗尔的语言游戏演变成他华丽无比的叙事圈套的。说他的文字是小说，不如说是二十世纪最精心最充满幻想的寓言。在寓言里，文字变成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媒介，故事成为首先朝向文字本身的主体，寓言是“元小说”的源头，是文学自反性的直接体现。而象棋在这里就体现了某种企图用一个拥有精心设计好的多重语境堆砌起来的的文化产物来掩饰、错置、扭曲故事的含义，它的黑白棋盘成为了读者不能跨越的一道屏障，只有在理解了它的“游戏规则”和作者意图下的“游戏规则”的关系之后，作者真正的文字游戏才算是开始了。 这当然也是两位先锋派导演的意图，可惜我看得时候注意力实在太不集中，草草过了30分钟，也没有太多感觉。象棋作为这样一种文化产物当然不仅仅存在于文学的范畴，我更关心的是它在其他使用文字的领域里是如何迁移它的含义的。象棋的含义不仅仅局限于它自己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本身自然是一种人的自由受限的象征，好比电影里面的木偶人一般，是什么就只能走出什么样的步子。象棋本身作为一个精心的以符号及其之间的关系构建起来的体系落入了符号学的寓言之中。索绪尔对语言（langue），言语(parole)和口头表达（langage）的区分，使得他在语言学的领域中引入了社会语境，文化规则的影响等等。这时语言成为了一个由符号的任意性，反面性和区别性构建出来的具有隐性规则并亟待语言学家去挖掘的巨大的网络，这个网络的开放性和对符号规定的细节程度有关，当这些刻意的规定被逐渐的习惯和纳入更加顽固的习俗和文化之后，语言就变成了那个象棋游戏，人们根据默认的规则——任意的棋子和走法之间的联系，不同棋子之间的区分在于两者的对立等等——而建立起一套交流的准则。作为寓言的象棋就是那个从人类历史中传承下来的看似平凡而又不可解的符号体系。

　　象棋作为语言的想法自然已经使得这个游戏具有了象征性的含义：文化、传统、贵族、智力。加上它典型的黑白格子，它被许多文化研究的学者用来批判某种对文化之间界限的界定。当然这里只有一个例子，Trinh T. Minh-ha是越南挺出名的理论家、电影导演，她对于所谓文化的本土性的观点是一针见血的。她突出想要突破所谓本土和异乡，所谓西方东方，所谓黑人白人的规则性界限，我们第一点要认识到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后殖民的语境下依然变成了一盘象棋，黑子跟着白子走，跟着一整套规矩走，弱势文化的本土性始终被强势文化的“他者化”驱使着。相反地，她认为要从根本上打破这个限制性的象棋游戏必须打破这种二元性的思考方式，“没有一个文化是没有被玷污过的表现”，也就没有文化是真正的本土，或真正的他者。我是他的一部分，反之亦然。这确是让我想起了达利的最经典的超现实主义短片中那个钢琴的镜头。钢琴和象棋类似，有着自己的一套发音体系，是一种文化传统的象征，更是充满着黑与白的隐喻。把钢琴、死猪、教士等等捆绑在一起，从本质上就是在消解这种传统意义上的二分法，腐烂和精神共存，就好象钢琴上的白键不能没有黑键的支持一样。

　　拿象棋和历史说事的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就是本雅明。在他很著名的《论历史哲学》的开头，他就提起了一场象棋游戏：“据说有一种能和人对弈的机械装置，你每走一步，它便回应一手。表面上看，和你下棋的是个身着土耳其服装，口叼水烟袋的木偶。它端坐在桌边，注视着棋盘，而一组镜子给人一种幻觉，好像你能把桌子的任何一侧都看得清清楚楚。其实，一个棋艺高超的驼背侏儒正藏在游戏机里，通过线绳操纵木偶。我们不难想象这种诡计在哲学上的对应物。这个木偶名叫“历史唯物主义”，它总是应该赢的那方。只要有神学助它一臂之力，它是必赢无疑。只是神学如今又小又丑，必须被藏在视线之外。”象棋在这里变成了一场书写历史的游戏，它至关人类记忆与现今的关系，是一场救赎的游戏。输了，过去就永远地被埋葬在所谓的进步的阶梯之下，它的碎片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木偶要拯救的对象，而为了本雅明的这场游戏，神学必须充当那个棋艺高超却必须躲在木偶体内的驼背侏儒。是的，在本雅明看来历史的书写是一场强势与弱势，主导阶层与劳动阶层抢夺话语权的游戏，说是游戏，并不是因为它是多么轻松的过程，而是和文化之间的互动一样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推推搡搡也好比一场象棋。

　　象棋作为寓言是一场社会文化符号的纷争，是某种历史传统下的构建出来的价值体系的结晶体，是二分法的后果，更是对社会权力结构分裂的隐喻。象棋作为寓言不用太多的联想，它就是那个操控与反操控的心理战，是一切宏观冲突的缩影，否则中国的象棋又为何要以楚河汉界作为它永远的背景呢。人类的游戏从来都是对自己的反思，游戏从来都是社会的寓言，它就是那一套被掩饰了的语言或者符号体系。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文字或图像如此精巧复杂的体系被文学家们和艺术家们一而再再二三地英雄般地操控，为得不是屈服于这个体系或者象棋的规则之下，而是企图在它的范围内颠覆它。在颠覆的同时，一些不够资历的被规则所吞没，变成人人鄙夷的笑柄，一些运气的把规则当成他自己的游戏，规则被解构。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和跨域的尝试中，语言成为非自然非纯粹的社会产物，艺术成为非原创非独特的复制品，而人类就在沉浸入这套符号体系的同时打开了了解自身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