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南京西郊。暖暖的阳光里飞舞着来往机车扬起的尘土，圣划美术馆门前不大的篮球场上，孤零零矗着球架，好些天没有孩子来玩，静得很，我来参加这里的一个当代艺术展——下一站，静悄悄的开始，静悄悄的结束，可它的确实实在在的呆在那里。
　　我参展的其中一件作品是《幸福日记》，就是把一年来使用过并签署了时间和名字的安全套装裱在精致的画框中，依时间顺序排列在艺术馆的墙上。布置这件作品时旁边的女孩疑惑的问：“这些都是你用的吗？”“当然！”记得我回答的相当坚定且不容置疑。展览开幕，当很多人严肃、仔细的端详作品时，我在旁边观察着每一个人的表情。一个农民摸样的人在作品前揣摩了半天又看了看标签，就笑了起来并且很认真的对我说：“这个作品有三个意思，第一……”。 那个展览上有一件挺棒的作品，就是小苏用带尖的钢筋折成的弯曲阴毛，远看是一大堆很柔软的毛，走近才发现它的刚硬和杀伤性。当时也说不出原因，就是挺感动的，以至于一直都不能忘记这个作品。当然，随着我们的成长，回头看这些作品时，觉得无论从观念到视觉形式上都没有多少新意和突破可谈。可回想起来时总觉得作品里埋藏着当年的冲动和热乎乎的激情。

　　大学四年级，偶然的机会看了红门画廊的一个叫什么“后物质”的艺术展览，对那些枯燥的录像作品却有莫名的好感，马上就觉得这很有意思，我也能做。我从朋友那里借了摄像机（用大录像带的那种模拟机），做了我的第一件所谓的录像作品：在天安门前，从夜里零点到第二天夜里零点，固定机位，记录下了24小时内天安门前的风云变幻，然后压缩成两个小时的影片，取名《万岁》。记得剪好后马上揣着带子到一哥们家的电视上去放，才十分钟，那哥们就失望地说：“这什么呀？咋就什么情节都没有？”于是我一个人很认真很认真地看了两遍。现在想来，就觉得当时挺傻的，什么也不懂，可就是那么执着。后来再没好意思把那个录像作品拿出来。
　　“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外，地上撒着无数把钥匙，观众必须从中找到唯一的那把才能打开空间，感受空间中由于镜子的反射而形成的无数洗手的影像空间。”这是我为“九百二十公斤”展览提交的作品方案。似乎一切都在自己的计划之中，真正到现场布展时，我才发现现场和想象中的空间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作品中人为设定的障碍在巨大的空间中显得罗嗦而多余。装置艺术非常强调和现场、空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一个装置需要适合它的空间；另一方面，不同的空间会刺激艺术家产生新的想法，利用现场构成作品。我们不断地参加展览，其实也是在不断增强我们对现场的驾驭能力，你永远无法知道将会面对怎样的空间，这将对下 一个作品形成新的未知，这是从事装置艺术最吸引我的一个因素。于是我的作品就成了后来的样子：在去往二楼的必经之地，我强迫性地构建了一个新的空间。观众将走进这个由四壁镜子映射出向四周无限延伸的空间，方圆几公里，无数只手在哗哗的流水声中歇斯底里地反复搓洗……。这样强行构成的空间在强调作品自身强迫性的同时，也重新划定了展览的空间，打破了熟悉展厅的观众对空间的惯有经验。事后有人对我说：尽管这个作品视觉上产生了很大的空间效果，但仍是封闭、私密的。很多时候，我只愿描述作品，而不愿意讲述作品表达了什么。作品形成一个视觉的场，这个场在讲什么，需要用你所有的器官去阅读感受。每个人的感受不尽相同，而这种不确定性也是我所追求的。

　　2005年底，我构思了两件新的录像作品方案：1．女孩用尖利的指甲，在一个男人背上写字。每写一个字，就由男人猜测，直至写得血痕斑斑。写的内容是李清照的宋词《一剪梅》，也就是这个作品的名字。2．身着节日盛装的女孩躲避砸来的奶油蛋糕，在嬉笑声中，玩笑逐渐转变成恶意的攻击，直至女孩不再躲闪，奶油和蛋糕将其淹没。
　　作品要表达什么，我还是觉得难以言说，如果真能说清楚，我也就觉得没必要做它了。

　　　　　　　　　　　　　　　　　　　　　　　　　2006.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