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批评家。我老了，我这种人就像恐龙，应该住在自然博物馆里。我的一些好朋友已经去世了，现在也许只有英国的法兰克·克穆德的学问跟我差不多。”记得几年前，布鲁姆在耶鲁的讲堂上说这些话的时候，几束冬天的阳光笼罩他凌乱的白发，仿佛这才是唯一适合他头脑的王冠，听众们一片肃然。他的神情里有一种非常奇怪的魅力，笑意里透着狂气，同时又有几分悲悯和惆怅， 眼光中还点缀着可爱的顽皮和幽默，这一切奇妙地融合在一起。他不是克穆德那样宽容厚道的学者，而是喜怒皆形于色的性情中人，稍不如意就会忿忿然像一只爱发脾气的老猫。他早就习惯了用最权威的语气说话，对敢于挑战他的行为，他会感到很可笑，“有些人不喜欢我，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也不会去喜欢他们。”几十年前，奥登面对年轻的布鲁姆的时候就感到过一种威胁，他说，“哈罗德，你知道我为什么居然会有点喜欢你，因为你是个疯子。”布鲁姆一辈子都对奥登耿耿于怀，这里面有诗学观念上的分歧，也有意气上的对抗。

　　布鲁姆并不是一般的学院派批评家，他是一位研究浪漫派出身的犹太拉比，一位绕到西方正统思想背后的灵知派。对新批评，各种法国的理论批发商，以及所谓的“憎恨学派”，布鲁姆的攻击手段经常显得过分霸道，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欣赏他，甚至爱他。上世纪70年代，他与同样有浪漫派背景的耶鲁解构批评家结成短暂的联盟，这决不是因为他认同保罗·德曼或米勒，而是因为他要打击反犹的艾略特，以及受艾略特影响的新批评的干将们。他的“影响的焦虑”看上去并不复杂，不过是把诗人的修辞策略与心理对抗机制结合起来，以弗洛伊德家庭罗曼司的戏剧化的方式重述诗歌史。但实际上，“影响的焦虑”是以一种最有效率的，近乎铁腕的方式把诗歌的历史紧紧地收拢在他的批评意志之下，“影响”作为一种特殊的理解诗歌的语境已经被高度强化，读者在反驳他的观点之前就已经落入他设计好的修正与对抗的悖论之中。所以，诗评家克里斯托弗·瑞克斯会说，“我们都是布鲁姆的受益者和受害者”。然而，布鲁姆几十年来都在坚持这一种诗歌理论，几乎不探讨格律也不分析语调，很多人都对他的这种做法都表示过疑惑，其中包括约翰·霍兰德，海伦·文德勒，丹尼斯·唐纳休等人。

　　那么，布鲁姆读诗的具体经验是什么样的呢？在他的课堂上，我曾看到他花两个小时研读一首华莱士·史蒂文斯的十几行的短诗，每一个词都被深深地挖掘过，史蒂文斯当年用的是什么词典，他作为荷兰人的后裔有什么特殊的语言习惯，当时的中产阶级的修辞偏好，英语与法语交叉的双关之类都被揭示出来。正是有了这番硬功夫，布鲁姆才有能力对大诗人们进行“强力误读”。现在，如果我们要了解布鲁姆对每一位重要的英语诗人的一些具体诗作的看法，不妨去打开《最佳英语诗歌——从乔叟到弗洛斯特》这部巨著。在这部接近千页的大型选本中，布鲁姆与读者们分享他几十年阅读诗歌的经验，并且为这部书写了一篇总结性的导言——《读诗的艺术》。去年，这篇文章与布鲁姆的最佳英语诗歌选目另出了单行本。

　　布鲁姆对诗歌的定义已经返朴归真，“诗本质上是比喻性的语言，集中凝练故其形式兼具表现力和召唤力。”他不关心政治正确还是不正确，他承认天才的存在，反对将诗歌历史化，拒绝把诗歌变成哲学观念的附庸。换句话说，布鲁姆只站在诗歌一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把他看作当今最伟大的诗歌辩护士的原因。布鲁姆并不否认诗歌背后有复杂的政治因素，但诗歌首先是诗歌，是一种高级而古老的艺术，它通过修辞产生意义，扩张人类的意识，帮助人们生活。不论人们怎样从各种批评角度质疑诗歌史背后的美学意识形态，诗歌本身并不是政治，不同的诗作在美学价值和认知水平上仍有高下之分。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化地认为布鲁姆是患有歌颂莎士比亚强迫症的病人，或把诗歌史当英文系晚会的文化独裁者。

　　在对诗歌细部的切入方式上，布鲁姆避开了新批评派的循环论式的细读方式，他为自己找到的批评前辈是肯尼斯·勃克和欧文·巴菲尔德。勃克几乎是美国本土出产的最有创造力的文学批评家，他的批评遗产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布鲁姆在修辞观念上深受勃克的影响，有时候他甚至用模仿的方式向勃克致敬。巴菲尔德则是英国的一位语源学家和思想家，他把语源学研究应用于诗歌解读，启发过很多诗歌研究者。据诗人奈莫洛夫回忆，巴菲尔德的诗歌理论曾经在美国诗歌界的一些内行小范围内被当作“圣书”。在批评界已经为时髦理论而走火入魔的今天，布鲁姆仍然推崇那些功力深湛的老前辈，同时也没有忽略最新一代的批评家中的能人，比如英国人詹姆斯·伍德。

　　值得注意的是，布鲁姆对待艾略特的态度经历过戏剧性的变化。布鲁姆在其早期著作《叶芝》一书中直接否定了艾略特的诗，当时他认为时间将证明艾略特是个次要的诗人。但后来他有了不同的看法，他把艾略特变成了一个“秘密的浪漫派”。通过对艾略特的诗歌中的典故的研究，布鲁姆断定，“艾略特说自己的先驱者是但丁、波德莱尔、一个相当次要的角色拉福格，还有他的师友庞德。然而他真正的父亲是惠特曼，他的诗中还混入了很强的丁尼生的音调。”以这种判断为前提，布鲁姆把艾略特纳入了他的二十世纪大诗人的名单，其他几个人包括：托马斯·哈代、W.B.叶芝、D.H.劳伦斯、罗伯特·弗罗斯特、华莱士·史蒂文斯和哈特·克兰。同时，布鲁姆也承认，作为一个浪漫派的追随者，他也欣赏英语诗歌中的“智巧的传统”——邓恩、本·琼生、马伏尔、德莱顿、蒲柏、拜伦。但这并不意味着布鲁姆对艾略特式的诗歌史观念作出了退让，比如，他认为艾略特本人对马伏尔的解读虽然有名，他们的诗却相差甚远，把马伏尔看成是“玄学派诗人”对欣赏他的诗歌并无用处。现在看来，布鲁姆对英语诗歌传统的理解已经相当完善，对英语诗歌史上开宗立派的大诗人和有个人特色的次要诗人，他都提出了独到而透彻的看法。

　　这部选集对具体诗人和作品的选择多有别出心裁之处，读者常常可以发现诗歌史上的奇花异草。比如，这部选集全文收入了刘易斯·卡罗尔的长诗《追猎蜗鲨》，这在任何其他英语诗歌选本里都是看不到的。像《追猎蜗鲨》这样的神妙之作，以前很少有人提及，但它的崇拜者中包括了最杰出的诗人和作家。它就像一个诗歌史上难以解释的神秘现象，让卡罗尔有几分天外来客的风度，当它被布鲁姆的选本经典化，我真不知道应该为卡罗尔高兴还是惋惜。对发疯几十年的农民诗人约翰·克莱尔，布鲁姆也予以相当的重视。在他看来，克莱尔的诗“进入了一个幻象的领域，在那里，感官和理解力的对象充溢着一种强度，我们可以辨识出这种强度但却无法置身其中”。

　　实际上，布鲁姆本人的文字也时常会出现一种特殊的强度，而且它总是伴随着一种天然流露的自大狂。但真正热爱诗歌的人早晚都会喜欢上布鲁姆这样的自大狂，即使看他强词夺理也很有趣，远胜过去读各种文化庸人们的陈词滥调。这是因为，布鲁姆自己的精神被各种伟大的诗歌的力量激发出了最富于人性的品质。他已经76岁，伏在讲台上就像一头憔悴的狮子，但仍坚持用余生之力激发学生中的天才。他才高一世，却也会自我调侃，说自己朗诵乔叟的诗的时候，观众们会觉得他是伯格曼电影里的人物。他会坦白地说，“我毕生热爱哈特·克兰的诗，可有些段落我还是没读懂，你们帮帮我吧。”他嬉笑的时候，常自比莎士比亚笔下的福斯塔夫，但他也会突然放射灵光，变成威廉·布莱克式的先知。像这样一位人物，既是伟大的批评家，也是关于自我的艺术家，正是这双重的魅力，让我们既敬畏又亲切，有时甚至痛惜他的老去。

　　The Art of Reading Poetry. Harper Perennial (March 1, 2005).
　　The Best Poem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rom Chaucer Through Frost. Harper Collins; 1st edition (March 1,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