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酷刑与戏剧性——正义、真理的展示
Michet.Foucault的著作《SURVELLER
ET PUNIR》，应该说是《疯癫与文明》的一个继续。当福柯把早年的《疯癫史》改编为疯癫与文明的对话后，事实上，该书的后半部分就引出了现代社会规训和惩罚的主题。人们把疯癫转换为疾病、特别是精神类疾病；人们认为疯癫属于生物病理学的范畴；以及疯人院的粉墨登场，都成为了现代社会体制的一个标准观念。如果疯人院是为了对付那些患精神疾病的疯子们——致力于使他们不会威胁到社会的话，那么——如何对付那些刑事罪犯、特别是那些带有叛逆性的犯罪实施主体呢？
怎样看待社会，这在很多思想家那里是截然不同的。正统思想往往认为：社会存在着合理性，人生固然有不少坎坷，但你要承认，人生总的来说依旧是美好的，是值得为此生活下去的。巴库宁曾说“国家无非是一种规范化和系统化的掌控和剥削”，这无疑不是一针见血的。的确如此，而且还不止如此。作为社会管理机构的国家行政体系，完全是符合社会需要的。而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革命”，其真相仅是一个王权政府已经不能满足工业生产型社会的要求了，所以资本主义才会出来。假使贵族专制仍能提供一个新社会所需要的东西，那么君主立宪制就会出炉。所以，专就国家行政结构与其社会特性的关系上，总是这样的：社会性行政缔造了国家形态，国家形态的功能只是维持这种社会泛意。
以此为前提，在社会上充当权力角色的政府，在对待疯子、犯人的态度上，惊人的相似。对于疯子，行政当局无法用其理智判断，但放任这群家伙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上游荡，显然又不可能。所以，当局采取了收容政策，把他们和小偷、麻风病人关在一起——这些人，都是社会所不需要的。而福柯在他的后一经典中这样描述了当局是怎样对待犯人们的。所谓“犯人”仅是那些破坏了社会秩序的人，他们冒犯社会权威、进而冒犯了行政当局；肆意的践踏社会规则与当局颁布的法律。所以他们犯了罪。罪行，从它第一次露面就意味着违反了一种规则逻辑。比如始祖的原罪是偷吃了上帝的禁果，但在神学中从来没有人反诘“上帝有何资格给人类制定规则？”从一开始人类就处于饱受虐待的境地。人类必须遵守神灵的法则。而如果这不算是绝对的专制，那么什么才算是专制？马克思把宗教看作早期的人类政府与梵蒂冈的主教们始终认为自己有权利行使统治权一样都是符合宗教本质的，那是一种行政统治。而犯罪为什么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的惩罚，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人去探求。
那么回到福柯的话语，就在达米安（Damiens）被处死后十二年，即1772年，弗朗索瓦。比亚尔，前高级邮政官员因杀害自己的妻子而被公开处决，他戴着头罩以让人看不见自己的脸，然后他当着观众的面忏悔自己的罪行。这种忏悔和罪犯自我公布犯罪事实，在福柯的“古典刑罚”时代是相当普遍的。然而人们通常会看到这种情况：罪大恶极的犯人在被处决前，有义务自我宣布自己有罪。请注意和牢记这种情况，因为这种自我认罪和激起自我意识的有罪判定，成了后来温和的现代惩戒制度的主要模式。现代人往往认为（事实上也是）监狱仅仅是对犯人们所犯罪行的一种惩罚手段，犯人必须认罪（即使在现代辩护制度已到达几乎完美的今天）——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法庭审判变成了公诉人与犯人的辩论。双方各自提出种种证据、理由，相互攻讦。那么为什么在古典时期，法庭审判并没有承担这项工作呢？诚如福柯所言，因为古典时代的西方乃至东方，关于认罪的程序并不在法庭上出现，它实际上转移到了刑事审问的领域。而这种审问，大多数（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对肉体的拷问。请回想更加久远的年代，在很多神话中人们相信：用极为残酷的试炼，就可以判断犯人是否说了谎。诸如用油锅浸泡手臂、对人体的某一部分实施酷刑等等，都成了甄别“你是否认罪”的手段。当然，在启蒙思想家和近代法学家看来，这无疑更像是在考察某人的意志力。是完全没有丝毫“科学性”的、不符合法理精神的。专业术语称之为“有罪推定”假定。仿佛社会审判制度从一开始就认为“人人皆有犯罪的企图和可能”。与之对立的现代文明社会则转而赞成“无罪推定”假定，“任何罪行都必须有充足的证据加以证明”。但我们应该看到，当法庭审判貌似科学的尊重客观事实的时候，监狱制度却转而继承了“有罪推定”的逻辑——很简单，难道一个进监狱的家伙是无罪的吗，这对于监狱体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凡是进入监狱的，都是罪犯。在监狱的现行逻辑下，是没有误判的，甚至在实际上根本就是误判的情况下，监狱也不能对这名犯人视而不见。因为，监狱的职责仅仅是：监禁他，管理他和改造他。故此，当现代审判—惩罚制度把自我认罪遗忘了以后，单纯的惩戒就大行其道了。如果说自我认罪具有戏剧性，是“法律要求的它的牺牲者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其受到的酷刑的正当性”的话，那么在取消了酷刑、取消了自我认罪、忏悔和警告世人的“最后遗言”之后。犯罪的受体——某人的肉体就进化到了单纯的境地——仅仅是为了后面将要进行的规训做一个物质条件上的准备。
在关注这样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的时候，读者和学者们都感到无比惊奇。为什么少数的自我认罪和忏悔，是一些犯人发自肺腑的呢？源自公开展示罪犯的这种行为，自然都是为了告诉大家，犯罪是要受到惩罚的。但游街和穿越法国的铁链囚犯队、给放在马车里到处表演的“小型犯罪马戏团”。比较而言，《水浒》里的少数被流放充军的罪犯们是比较幸福的，因为在欧洲典型的犯人大游行常常具有危险性。比如有时候人们特别激动，如“在沃吉拉尔，妇女的情绪最为激愤，她们高呼：打倒可恶的牧师，打倒残忍的德拉科隆日！”因为他把怀孕的情妇大卸八块，但他是一个牧师所以免受死刑。人们对此十分愤怒，按照福柯所摘录的某些记录，甚至妇女们在看到前往监狱的囚犯队伍时，表现的就像名副其实的泼妇，他们攻击德拉科隆日牧师，谩骂和投掷石块。这位一举成名的牧师在途中愿意接受人们的凌辱，这样会让他的良心好受一些。这个队伍经过一个个城市，德拉科隆日也接受着越来越多的凌辱。后来押运官员担心他的安全，后来进行了化妆。以至于后来人们错把同车的另一个犯人当成了德拉科隆日，那个叫弗朗索瓦的犯人被误认为是德拉科隆日，或许是受到了这种气氛的感染，他索性就假扮成牧师，向人们展示自己的“犯罪过程”，并夸张的为那些观众祈祷祝福。而真正的德拉科隆日就在他附近。心理学认为这是一种进入角色并表演的模式，往往只有在观众热情高涨的情况下出现，那个冒牌的牧师所以愿意扮演这个角色除了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而产生出一种迫切的表现欲外，人类所特有的受虐精神也发挥着作用。就像“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所展现出的一样，在一段时间内饱受虐待之后，受害人反而适应了这种虐待。在那些没有出狱可能的犯人身上，更是如此。而当犯人在某种强大的精神压力下公布自己罪行，他在受人凌虐的同时，内心深处却感到了某种快感，故而这种自我认罪便发展下去，造成了普通民众的另外一种心理：通过对犯人们的无情攻击、肆意谩骂，剔除了自己身上的罪恶。民众总是积极地加入这种宗教仪式中去，如同新年里驱逐魔鬼的节日活动一样。但当社会气候发生了不利于当局的变化后，民众对于罪犯的同情就取代了他们对残酷虐待犯人的特权，福柯说在大革命的前夕，民众救援死刑犯的例子就很普遍。
那么，犯罪到底值得同情，还是应该被诅咒呢。似乎这要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具体的犯人相联系。对于社会的行政当局来说，惩戒犯人是必要的，但若能让犯人在心理上自我认罪、承认自己罪大恶极，则是所有古代、近代和现代司法制度梦寐以求的最终目标。宗教对人的严厉审判和司法体制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惊人的相似。任何人都是潜在的罪犯，但他们只要忏悔和改正，他们就还能回到天堂/社会中去。为此，在经历了多次的监狱改革之后，思想家们、公共知识分子和精明的当局技术人员发现：只有把整个社会改造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监狱，才能最大限度的消灭社会犯罪、改造现行和潜在的犯人们。
此时，那些古老的戏剧性酷刑已经必须被修改了。而带有极为变态婚礼（第四部分、第二章：这是铁链上的节日和仪式，“他们在铁链前亲热……”）性质的强制手法开始退缩。现代社会的犯罪越来越普遍和广泛了，但这并没有造成社会的崩溃。显而易见：社会已经取代了专业监狱，在看不见的铁栏下，现行和潜在的罪犯们生活着。
二、什么是规训：儿童是最危险可怕的敌人
这本书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对儿童规训史的整理了。虽然还不完整，但已初露端倪。现今世界的社会发展史是从启蒙开始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曾经质问理性劳动，曾经视启蒙为神话的反动。奥德修斯为什么流浪而找不到自己的家乡……等等，也就是说偏激的从启蒙所展示的一种成人世界的眼光，从来没有发现儿童。不论是对《奥德赛》怎样争论不休，不论怎样看待启蒙的反动意义以及其后出现回归新教伦理直至当代新保守主义企图为自己找到宗教的解释。在这里，在整个法兰克福就其自身认识的基础上严厉的批评启蒙的反神话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特别的期待人们能认识到被埋入地下的神秘主义能够复苏。按照战后的一种悲观看法：资本主义的复苏是不可遏制的，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自身顽疾——马克思曾乐观的预言的那种最终的崩溃——在戴上正义面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转移了自我灭亡的命运。通过两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对立统一体的厮杀（不能形象的认为仅仅是英美与纳粹的对决），在非常戏剧性的过程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终于过去了。诸位应当能联想到纳粹德国和美国几乎都是在备战中反复不停的去刺激几乎瓦解了的资本主义经济。然而即便是历史学家也不能说纳粹主义政权是与资本主义无关的暴政怪胎。因为诸如沙本、克虏勃等战前德国的大资本家、大工业家都是融入纳粹政体之内的。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里所披露的希特勒在上台前与德国经济界的秘密会谈，是有根据的事实。那么，资本主义灭亡的阴影无意间在恶魔希特勒发动的战争中被转化了，转化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就这样历史选择了让启蒙的继承人、奥德修斯的继承人继续生存下去。而特别有趣的是：历史把新时代神话的缔造者——纳粹，送进了坟墓。我们可以毫无道理的说：当代社会和历史的直系祖先世界大战选择了成年人而不是新纪元的儿童。理性对神话的胜利；科学逻辑是不可动摇的。而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被思想所忽略的就是儿童。
让·皮亚杰一辈子都和儿童打交道，他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发展心理学。但他和其他人一样，将儿童看作怪兽——从法国大革命以后（甚至可能更早），人们就普遍的认为：儿童从某些方面说是极端危险的。首先，启蒙在自己的地盘上推行它的伟大教育观念。与神话相反（且往往喜欢神话的是孩子而不是成年人）在社会中儿童一方面被母爱与“我们的道德”所保护，但另一方面儿童又必须毫无条件的接受理性的改造，这在文学作品中简直如过江之鲫。《雾都孤儿》在承认不能受教育的儿童的悲惨生活后，含蓄的告诉我们：对孩子最好的帮助莫过于树立一个优良的榜样（假使主人公没有沦落为城市流氓的手下）。楷模具有示范作用是人们的共识，但人们也清楚必须把儿童投入更加严格的规训体制下才行。因为：多动症、精力充沛、富于冒险精神以及对世界认识的懵懂，都统统是非常糟糕的，在“爱护儿童”的辞藻之后则暴露出成年人那种极为复杂的危机意识。所以，我们现在通常认为孩子是需要管教的、需要教育的。但这种理念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而是很早的时候，或者说是人类生活进入社会时代后，就存在了。当原始人在河边捕猎的时候，扒着山洞窥视这个自然世界的儿童们就已经是在他们群体的严密监护之下了。一个动物心理学的观点将之解释为本能。哦，当然如果你还记得小松鼠找妈妈的故事——一个迷路的小松鼠一开始觉得喜鹊是妈妈，但不会飞；后来又以为自己是狐狸的孩子，一直到被妈妈找到……等等——在别人的故事里小松鼠又变成别的什么小动物。总之，儿童没有判断力，乃至不知道自己是谁。反过来，那些狼孩儿的故事则反证了这一事实：若一个儿童没有接受人类社会的教育，那么他（她）就不能生存下去（这里的判断句其实是有意的省略了定语：社会。完整的句子应该是，“那么他（她）就不能在社会中生存下去”），仿佛在接受了好心的野兽的抚养后，这些人类的孩子就不能在自然中生存下去了一样。但理智告诉我们，野兽抚养的人类孩子依旧能在自然中生存——并不是靠我们这种社会赋予的特殊能力——在福柯《疯癫史》中他引述了近代观察家对疯子的看法“失去了理智的这些野兽，更加接近自然，好像更容易获得自然的馈赠”。完全不错，在疯子这个特殊体的身上，某种野兽属性复活了，比如说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家伙”在大雪天里在户外裸体，但不感到冷。福柯说他们“获得了另一种能力”。这被叫做僭越。然而在儿童身上则不然，他们似乎代表了一种与成人世界格格不入的梦幻，傻气而不现实的幻觉。
学校的出现，并未被划入人类伟大壮举的行列，这很不幸。但教育制度从希腊和夏商周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当然它是为了培养贵族而存在的。希腊与中国最相似的一点恐怕就是在贵族学校中，教师有时并不出身贵族这一点了。但他们的学生无一例外，都是贵族子弟。自然如果试图通过动物学的自然史和人类史来阐释“学习模式”的话，那么注脚都是相当乏味的。不过社会在进步，教育制度从高高在上走到了普及。这或许人类诸多不幸中的一个，因为仔细考察现代和近代学校制度，简直就是在接受如何惩罚和训练儿童的残酷教程。在这里，福柯的叙述比不上《简。爱》中那位学校校长。通常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欧美寄宿学校的普遍印象，就是由一位撒旦般的校长以及他的助手们所组成的一幅阴森恐怖的学校教职员工姓名表。虽然通过现代媒介人们试图改造地狱学校和魔鬼校长、教师的形象。但如果自由思想家们变成侏儒并被送进学校，那么他们必定要在自己的论文里这样写道：“仁慈的上帝啊，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一座监狱，我至今仍记得教我们语法的汤姆森小姐发出的咆哮和校长恶魔一样的狂笑声……”此外还有古老的体罚所造成的男童在走廊上发出的，震耳欲聋的惨叫。那么维多利亚时代寄宿学校到底和纳粹集中营那个更加恐怖，几乎是无法分别的了。检查制度在福柯那里尤为重要。他说“学校变成一种不断考试的机构”，这在今天已然还存在着。而且考试制度（据西方人称这是从中国学来的）伸向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充斥着考试、考核。
好吧，现在就把那些非常调皮、好动的孩子们扔进学校。倘若你已经了解了福柯的“监狱社会”或“监狱群岛”的概念，那么如果我说学校则是另一种监狱呢？它实行暂时性的禁闭——上课期间，学生不得离开学校；它的禁闭制度是经过精密计算的——每节课之间都有一小段放风时间；它实施全面的检查制度——学生们要完成他的作业和接受定期和不定期的各种考试；近代学校几乎全是寄宿制的——它照搬了监狱的收容性质和长期羁押的习惯。此外，学校制度越来越趋于低龄化。现在年满三周岁的儿童就要被送入托儿所或者幼儿园，这种现代儿童福利机构主要是为了将儿童送入小学做准备的。应该说它只是整个学校制度的前站，是预备役学生的兵营。幼儿园或托儿所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定点饮食，它规定幼儿必须在一定的时间用餐，除此之外它不提供任何食品和零食——较家庭抚养制而言，它是比较严格的，甚至可以说是规训性——比如室外活动时常采用训练新兵的方法：列操、排队等等。然而为什么学校教育制度在现代已经把幼儿纳入其中呢，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从对自然理性的自发学习转而发展到工具理性的自觉学习是需要逐步培养的。也就是说在现代工业社会，由于生产因素的扩展和延伸，它的触角深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绝不是希腊“学园”时代所能想象的，在“学园”时代学习是自发形成、属于个人对完美的追求，且往往求学方式是自发的，而没有集体性。但进入了现代工业社会，启蒙许诺很多与带有神话色彩的封建国家所没有的种种东西，但启蒙——奥德修斯的流浪都是暂时的，是为一个机器时代做铺垫的过渡时期。所以，当工业生产终于代替了手工业、拖拉机撵走了牧羊人后，原来启蒙所许诺的美好前景就已经被资本的生产周期所取代了（即使当代资本生产越来越趋于金融化，但依然没有改变工业资本的基础地位）。工业资本的社会生产，它的经济特点造就了后启蒙学习制度。一言以蔽之：当工业生产呈现为程序化、分工合作、技能水平等特性后，社会人就必须接受一种更加专业的知识教育——这些知识是为了一个人能在他的人生道路上适应他所身处的社会环境。请看：从幼儿园到小学，只是培养一般性的简单常识、额外的一个目标则是训练儿童的身体，使之具有纪律性（这是潜移默化的）；中学阶段则是社会借助检查机制（各种考试和考核）进一步对未成年群体实行群体划分，那些资质很好的聪明孩子会被送入大学接受抽象化教育，而剩下的人则分到技术性职业学校——因为这时候，他们就已经加入了工业生产的后备军之中；大学阶段通过更加精密的考试，进而提炼出一些具备专业抽象思维能力的人，他们将被塑造成知识精英。而比较平庸的则转而变成高级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
这种前景尽管有点叫人不舒服，但我觉得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可是，福柯并没有忽略异化问题。当我们看到的这种理想教育制度已经确立以后，一个令其措手不及的问题出现了。随着人口的不断更替，制度本身已失去了原来的职能，它不仅教育了社会后备军，而当这些社会后备军变成主要人口以后，制度加速的将之纳入自己的体系。流水线上的亚当与夏娃必然是要生产后代的。那么当第一批改造人已经有了后代，并且其后代也准备加入这一制度以后，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就已经被制度自身的逻辑所取代。层级检查完全囊括了全体社会人，可以推想：从理论上说，教育体制完善了人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学生会变老的、老人也曾经是学生。可以说，在经过三四代的人口更替，制度已经是不需要管理和修改的物自体了。启蒙和它背后的资本生产不再是那个有识之士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反过来，它彻底控制了人们、它取代了所有的价值观念、取代了全部的审美需求。
这里我不愿着重突出福柯关于近代军人培养制度对规训权力所产生的巨大效果，因为这个特殊群体总给人特殊的感觉（即使军事训练手段和等级分配制极快的就从军营流向了全社会）。然而，应当看到这一点：福柯曾说“首先是在兵营而后是在监狱、学校……”但这不是说他认为社会被军事化，而是现代社会的价值判断取向与军事体制内部的等级荣誉（价值）观念，是极为类似的。只不过，在军队那里这种等级制度和荣辱观表现为极端、无限的被放大了而已。
这可不是现代工业社会军事化的依据，因为两者并没有同化，而是：在两者的功能上，它们的那种功利色彩——为了某一目标而遵从规训权力。或者应该说是具有实现某一目的的做法。那么现代教育不同样是为了达到改造儿童为工业生产的后备军为目的的规训吗？这就是规训的实质：为了达到使人（儿童）适应工业社会而实施的必要的训练。纪律性、技术性是它所追求的目标。而规训权力本身不管怎么变幻，也都具备了形式的完整、逻辑严密、功能主义、奖惩结合的特征。那么每当你看到这些东西蹦跶出来时，规训权力也就来临了。
奥德修斯不再流浪了，他将受到教育并被直接送进工厂。无论他的新职业是什么，他始终都属于这个工厂和工厂的规章，他为之效劳并且奉献自己的一切。
因为，神话时代已经结束，它被定义为荒诞疯狂，它是理性的对立面。
三、全敞景主义（Panopticism）；与信息社会的机器主体
这个词，是福柯自造的。我发现他对隔离、禁闭异乎寻常的着迷。因为在本书的第三章，他几乎是在阐发《疯癫与文明》中很多实际内容一致的东西。比如十七世纪欧洲为了应付瘟疫和传染病而创造的，行政的封闭性空间。不过这比后来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初中国首都的一场瘟疫，在隔离制度上执行的更加严格。因为那时候医学很不发达（事实上到如今，也不算很发达），没办法治疗。遇上了这种事只能坐以待毙。作为以后一种实用的知识权力——防疫学、传染病学都在欧洲的黑色世纪（从十四世纪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各种传染病随着蒙古西征而扩散了；心存恶意的说，这就是全球化的弊端之一）里大放异彩。自然，行政体制事实上也发明了“隔离制度”。这种体制首先具有一定的医学意义，用福柯的话说，就是“阻断传染的渠道”（这既适于对付精神病人也同样适于罪犯、传染病患者）。
传染病被描述成死神、恶魔。但它已混迹在人们之间，所以就必须相互隔离。换一种方式说：对于犯罪同样需要隔离，几乎所有的文明国家，不论古典还是近代的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隔离方案。那么说，监狱、医院、学校和后来的兵营、工厂都是把人们的共同生活环境相隔离开来了。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社会就是一个被各种各样隔离建筑所圈出来的，而人们还在不断在公共社会生活的外面建造更广阔的一道围墙。以色列的“隔离墙”并不怎么刺眼么，当代犹太人只是在把恐怖分子与自己隔离开罢了。当然，其代价仅仅也就是自己也被隔离在内而已。用哲学语言说，即是脱离了与自然的接触，将自己变成非自然的状态。
所以边沁（Bentham）的全敞景监狱——一个环形建筑、中央有一个了望塔的那种东西，一经问世就没有造成思想界的震惊。相反，人们普遍相信这种建筑是行之有效的禁闭手法。囚徒是可被观察的，其单一的可见性与不可观察其他的属性往往造成空间孤独感的出现；而监视者则小心翼翼的不要被发现，这样一来它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人化”了，无形中罪犯自始至终都能感觉到权力的无时不在、不处不在。无独有偶，路易十四时代的设计师勒沃同样设计出了一个类似的全敞景式的凡尔赛动物园（参见本书的刻板插图）。不过，新式牢笼里人们并没有退化为动物，他们反而在无形权力的审视下迫不及待的改造自己的罪恶思想，“不再偷窃、不再行凶了”。犯人们觉得自己不能容忍这种可怕的环境，它比那些肮脏的地牢更可怕——来自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日子多了以后，这种建筑又成了危险试验家的可怕工具，“他们打算重新实践对孤儿的隔绝教育”，为的只是看看，通过完美教育的这些孤儿在进入社会后，有什么表现。（这里已经接近科幻小说的情节了）
全敞景时代在信息社会并没有消失，而是彻底走向了监控主义。当然，现在我们不需要边沁这种结构复杂而落伍的建筑。我们有了实时监视仪器、摄像探头、高空卫星，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悲观主义的科学幻想已经基本兑现了。这是一个资本主义横行无阻的时代（我记得这是一位二十世纪初的思想家曾说过的一句话），福特汽车的生产线，只是一个工程师发明的。他无非是利用了古老的时间表，排除了工人们故意怠工后的结果。想想吧，资本生产的流水线只要求每个工人完成一部分的工作，在这种：最小专业技能、合作组装生产的方式下，工人只是一台机器。结果机器人果然已经代替了那些拧螺丝的，笨拙的粗人。
如今我们不需要全敞景主义的监督了，因为机器代替了我们的“被监督的位置”。应当说，首先是工具异化了人们，规训权力似乎已经把人从可怜的地位上拯救了出来，他们用机器人代替了工人，社会生产完成了从“人—物”到“物—物”
的转换过程。但是，当我们从生产的奴役中被解放出来以后，社会制度仍然没有放弃对人类的迫害——学校反而越来越多（为的是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人，以便管理和维护代替我们劳动的机器人）；组织机构铺天盖地，各种民间团体、社会法人组织蜂拥而起（为的是更好的填补机器福利社会的其他领域）——当然，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自动机器买票、无人驾驶的汽车飞机也会出现，但人们并没有消失，而是跑到了这些社会机器的后面；一方面接受它们的服务，一方面尽心竭力的照看那些机器。全敞景的规训权力将主体和客体完全转移到了机器的身上，但人们则需要对其负责（机器的故障往往是人为造成的，且维护机器的也都是人类）。无形权力在信息社会制造了机器主体，人却变成了机器所限制的被观赏动物。
现在，我们没有电视就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没有交通工具就无法出门；没有食品加工厂就无法吃饭。人虽高尚但已失去了主动权，机器虽不能思考但已成功的控制了我们。
监视制度，已然面目全非。因为监视功能被“媒介的延伸”（见麦克卢汉）
所取代，我们获得了很多，所以我们已不再是我们。
结语：这是一个科幻世界
THE MATRIX的构想是机器人控制了人类。但在现实中，人类将会主动要求被机器控制，不需要忙碌的维生活动就可以活命，一切理想、欲望都能在电脑模拟中实现。
恐怖的异化就这样轻而易举的实现了。规训权力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它首先用启蒙教育人们如何在工厂做工，然而物质进步必然彻底取得最高地位，将来会怎样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不用上班——甚至连各种组织机构也都交给机器掌握。解放全人类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机器。那么古典时代所要其的程序化的死刑早就不是问题了，因为一切都程序化了；且我们还会从这些程序中解放出来受到它的照顾。
规训权力的告诫、惩罚改变了人们，改变了世界。这只是一个开始，现代社会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