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威治子午线》的书稿辗转到午夜出版社的编辑手中之前，让·艾什诺兹被一次又一次的退稿打击了，他选择的出版社越来越小，越来越不起眼，最后，“既然已经这样了，那么，干脆也给午夜寄一份吧”，他想。两天，或者三天后，午夜出版社给他来了一封信，和他商量签出版合同的事。
到《我走了》，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1999年，《我走了》获得龚古尔文学奖，这对于已经在新小说派中确立了声誉的艾什诺兹来说，或许已经不那么激动人心了，起码与他内心的历险相比较，是这样的。
这依然不能完全等同于他对历险小说的偏爱：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和其他有着“历经”记录的文本。在一次访谈中，艾什诺兹坦言这些是滋养了他的文学传统。
在这本100多页的小说中，他证实了这一点：艺术品经纪人（同时也是画廊主）的生活、对女人的不可遏制的采猎（不完全是性）、极地探险（为了一艘沉船和其上的极地艺术品）、艺术品的被盗（另一条线）、侦破（几乎没有戏剧性），这些，托他的福，没有组成一部推理小说。
他曾经喜欢做卡片，如果在以前，《我走了》在前100页中的两条叙述线索，完全可以用两种颜色的卡片来交替和叠加，红色卡片：费雷，不停地移动的费雷（选择要推出的新的雕塑家或画家、去极地探险、从一个女人转向另一个、为了获得贷款走遍了所有的银行）；蓝色卡片：本加特内尔，不停地移动的本加特内尔（盗窃极地艺术品、在不同的旅馆中给妻子打电话、辗转在法国西南部然后去了西班牙）。这两种卡片，对艾什诺兹来说，仅仅是“方便我翻看对两个人物的叙述，用颜色区别开使我不至于弄混淆”。
历险、漂泊、寻找。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么，如果非要叫真的话，传统是什么？或许是他在格里耶、西蒙之后（继续）背叛了的东西；或许只是我们内心不确定的一个貌似强大的敌人，与它结合在一起的阅读、选择、评价与判断，曾经统治了文学。但是在《我走了》之中，这种背叛，因为厌倦而产生的背叛，并不那么突出而强烈。相反，用艾什诺兹自己的话说，是对传统的一种汲取，是“对所谓文体的一种敬意，绝不是那种滑稽的戏仿”。与此同时，用以标明他的“新小说”特征的对细枝末节的描写、物的特征、牺牲故事情节来进行词语试验，也纠缠着存在于这部小说里。而且，这种存在是拔高了的，是“恋物癖”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同他对细节的偏好，也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容忍他对故事的割裂——实际上，故事即将不存在了——哪怕我们在非常大的程度上还不能摆脱也不愿摆脱对故事的依赖。
在格里耶们开拓的道路之后，艾什诺兹走向了一个不能明确标志的方向，这个，倒是可以暂时忽略。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个时间，在文学依旧被当作工具、奴仆和玩意的时间（但是，但是，也千万不要再转而寻找意义了），我们可以沉溺在艾什诺兹的历险中，沉浸在费雷经历的一百五十个描写雪花的词语、大得出奇也多得出奇的极地蚊子、法国风景以及充斥在房间、街道和小说各个角落里的物体中。在此刻，它们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