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年岁渐长，我的阅读方向和价值认同都回归到中国童年。那些“子”系列才令我心向往之。但也仅此而己，因为，“子们”是真正的人中龙凤，我一个蠢蠢凡愚区区庸鄙，不管是从智慧能量还是人格档次上，都难以和他们成为对称的交往者。
以降，就到了宋代的苏东坡。这是因为，一，他是个世故的大滑头。他说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宋代收容鳏寡孤独者的福利院）乞儿。眼中无一个不好人。”因此，即便是他鄙薄我，也不大会给我脸色瞧吧。二，他的一生累遭贬谪，直至到了当时尚未开发的广东和海南岛。我自己现在就被迫生活在广东的一个海中小岛上。这种从思想到生活都游离于主流之外的生存状态，使我能更为深刻地理解他的诗、词、文、书法。我完全可以和他谈他的创作，相信他会发出“知我者唯阿也”的感慨。三，苏轼大概是古代唯一个赞赏锻炼和健康的文人。在他眼里，农夫野人风里来雨里去，食物简陋肤色粗糙，但却身康体健。相反，士大夫们雨有伞寒有衣，夏天要消暑日常要养生，但却一副病恹恹的样子。真是令人叹服。他没有注意到的是，文化人身体的病样影响到了他们精神气质的软弱乃至艺术的孱弱。特别是在现代，简直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了。──当然，他的政治思想较为操蛋。中国就是被他们这一类缺乏实战经验的知识分子搞坏的。
我是一个派出所小警察，应当考虑到我们之间的社会等级。于是我设想我们的交往在他的黄州团练副使任上，而我呢，是一个衙役，拄着水火棍，不声不响地观察着他。看他写《赤壁赋》，看他书《黄州寒食贴》，看他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苏黄州。我还设想，苏轼没准会注意到我，他想：“这个衙役有点特别哦。”
鲁迅
秦晓宇快人快语：“我发现你有点世故。”他跟我见面还不到一天吧，人的第一印象往往出奇的准确，再加上他的诗人感知方式的敏锐，“世故”应当是我的不容辩驳的人格特征。
鲁迅也曾被称为“一个世故的老人”。嘿嘿，我有点大言不惭吧。且说鲁迅，他经常以“世故”自嘲，这自然是想表明自己并不“世故”。其实我和鲁迅的生活经历大不相同，阅读谱系也相差甚远。在“世故”这一人格特征的习得上，只能称之为殊途同归。人类有文明以后，具体个人的生活其实并无大的区别。阅读人世多了，就都免不了世故。不管你在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要你在中国。
我很想结识壮年时代的鲁迅。表面上看，他阴冷、乖戾、易怒、浑身是刺，但内骨子里，他又热情、幽默、有胆、学富五车。这样的人其实很好交往，而交往起来，也会相当愉快。我近来在学书法，突然觉得鲁迅的书法其实相当好相当耐看。有点稚拙味，可能跟他浸淫魏碑多年有很大关系，这其实是另一种“天真烂漫”。我在书店翻看过一些书坛大家的评论，他们对鲁迅书法评价不低。很令人高兴。
鲁迅很有趣但也很较真。正因为较真，才会有一大批文学青年给他添堵。我有点怀疑，这些人其实只是出于恶搞的精神，要逗老头子玩。倒不一定真是脑子缺弦，只是脑容积没法跟他比，再有就是年轻人天生爱好恶作剧。不把他们当回事就行了。我若和鲁迅交往，得把这一点告诉他，没准老头子能多活几年。还有一批青年怀着赤子之心视鲁迅为父。我有时觉得，关于人生这部大书，较之鲁迅他们的领悟能力要弱很多。真诚善良未必能弄好文学。因此，鲁迅在享受他们所带来的温暖的时候，其实总有一点“弦断有谁听”的淡淡的惋惜。鲁迅应当有许多话没对世人说。没人能听懂，一个世故的人就会选择沉默。
王小波
王小波是一个大悲剧。基本上可以断定，他就是被六根不全的中国文坛给弄死的。始终不被认可、始终自认有才的王小波必须以一种较之常人更为艰苦的写作来达成心愿。你可以从其写作中辨别出一条加速度运行的热流，裹胁着自己都不能察觉的焦躁，与词语进行旷日持久但永无胜利可言的角斗，不猝死才怪呢。我认为他死得不值。比如一个勇士，却像武大郎那样死于烂女人之手，他觉得憋屈，旁人也会觉得他窝囊。他应当将节奏降下来，在写作和生活两方面--也许这本来就是一回事。
王小波和我父亲属同龄人。老实说我父亲那一代人很不堪，王小波另类的豁达、智慧非常难得。其实，从精神谱系来说，王小波不像是我们的父辈，而像长兄。这话也隐含着无父时以长兄为父的儒教看法。这话只对我自己适用。对写作而言，父辈可以影响你，但长兄只能鼓励你。那些“门下走狗”们才真正是以王为父的，而我呢，可能是他们的二大爷。嘿嘿，玩笑。
1996年11月，在“很投入地做了两年警察”（我一朋友的原话）之后，我打算写作一部长篇小说。写到97年春，成了约4万余字。毕竟与文学绝缘太久，一些技术问题始终难以解决，也缺乏朋辈和圈子里的支持，总之热情不高。98年过年前后的一天，我上夜班，在别人的桌子下边发现了一本《白银时代》，我将脚跷上桌子，想随便翻翻就睡一会。--其时王小波火得不行，而我素来厌恶文学中的一切流行。谁知一页没读完，我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我的天……早上来接班的哥们正是书的主人，他说：“送给你吧！”我想与他交流一下，他评价了四个字：“九不搭八！”--翻译成普通话就是“神经病”。
三天之内，我就读完了《黄金》和《青铜》。我将这三本书码在案头，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王小波要影响这部《穿裤子的云》的写作是不大可能的。我已构思了一年了，结构、章法、叙述语言、处理悲剧的方法都已大致明了。我只是缺乏写的心劲而已。而王小波以其磅礴的精神气质给了我巨大的鼓励，码在案头的书每在我兴致不高的时候都会说道：“兄弟，写吧。怕个卵！”于是我就写。两个月不到，在我27岁生日的那一天，终于完成了小说最后的十五、六万字。我给一朋友发了电报，八个字：“吾诗已成，休、改即寄！”──这是学王小波的。
2001年我在公安网上连载中篇小说《中秋革命计划》。一位浙江女刑警评价道：“初看以为又是'走狗'，越看越不像了。”有这样的读者，就得认认真真地写下去。
王小波的小说不怎么样。他重复到家了，每一部的风格都雷同得可怕。你可以把《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拆散，然后做些外科手术式的修补工作，就可以拼凑成一部超级长篇小说《一切时代》或是别的；他的理工科气质也有害，书房里的思辨气息太过浓厚，生活的本质是混沌和粘稠，没法条分缕析，小说正是稠人广众的艺术。还有，他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文学概念”而不是某一部血肉丰满的小说的作者被人提及的。他的小说始终炫烂有趣但终将归于模糊。但是，与他相处，以父兄侍之，将是爽得不得了的事。
北岛
以下谈些活人。死者长已矣，只能神交。而活人，总存在面晤的可能。当然，谈及交往可能会存在怪味。文坛风气如官场，我一个未名者，想结识这些大豪，恐难免钻营之讥。再者，文人以文名世，人与文可能完全两类。见了人恐怕再也不想读他的作品了，这也未可知。
我为北岛写过三篇文章：《论北岛的小说》──写于1994年，大学的毕业论文；《解读诗人北岛》──写于2001年和2003年。李陀先生的稿约。但未能发表，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写给新出版的<北岛诗歌集>》──写于2003年。发在当时的文学自由坛上。为其流通略尽绵帛之力吧。于是就有诗人调侃我说，没准以后北岛会委托我为其写传记。这不大可能吧。嗯，若论写传记，三皇五帝的传我也敢写，但能否写好、能否写成传记典范则不能不让人三思而后行。北岛其实主要是在西方语境中被阅读和阐释的，而我对这一语境很陌生，并且，外语差不多忘光了。就算是勉为其难写成，也不过是骗文学爱好者的钱罢了。
当时北岛已经回国，当时文学自由坛的版主康赫和他有交往。在电话中康赫对我说：“北岛有一电子信箱，他嘱咐不能随便给人。不过你……”我没吭声。我对北岛艺术的热爱已在文章中表达得清晰明了了，写信又能谈些什么呢？自然有一点想让他提携的想法，但我担心适得其反，将双方的好感破坏殆尽。──这里有一个掌故。一个诗人对我讲过，他曾在德国笔会上见过北岛，并将自己的诗集作为礼物相赠。但是北岛离席时却故意将书忘在椅子上。这个诗人很惭愧，“我当时捡起书追上去塞给了他。现在回过味来，或许人家根本不想看。强塞给他，没准惹他厌恶吧。”北岛有点自闭，恐难交往。但不见上一面对我来说总是憾事。
张承志
张承志像盗跖一样，具有美貌、博学、勇悍三德。（见《庄子·盗跖》）所谓美貌，并非如庄子所描绘的“身才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齿如齐贝，音中黄钟”，古人对同性面貌的赞美，在现代是很难为人接受的，何况张承志也未必如此。但若说他相貌堂堂，却也是中肯之论。他的眉宇间绝对没有为文者孱弱的气质流露，确为翘楚人物；说博学，从其文字中约略可知，他能用日语、蒙古语写作，对突厥语系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能听会说，对伊斯兰文化了解极深；至于勇悍，他曾骑马穿戈壁而行三百公里。对一般作家而言，开车三百公里大概都得歇歇胳膊腿。可以称他为“巴图鲁”吧。他的文字也有勇士的凛然难犯之色。
他的小说较为粗糙，但散文却扎实有力。我常读他的散文，只为“养吾浩然之气”。哪怕不写文章，只在世上活一遭，这种浩然之气都不可缺少。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张承志身体力行的学问之道。--这是一个较大的学术方法论问题，我希望能另文详述。
和张承志交往，当然也存在很大的障碍。第一，他是伊斯兰教徒。伊斯兰世界很排异，民族禁忌总让人缩手缩脚。我有一哥们就是回族，有时双方都很难堪。我总认为有一种圆满的处理方式，但这不是一个人能做得到的。第二，张承志以胡人自居，对游牧文化情有独钟。在其《匈奴的谶歌》一文中，他很不负责任地痛斥农业文明。而我呢，恰恰正是一个农业主义或曰田园主义者。我的身上可能流有皈化汉人的南匈奴的血，但我认为茹毛饮血、以杀戳为耕作的游牧文明没有任何优胜之处。假如坐在一处，我没准会大谈卫青霍去病。只是一旦动起手来，身单力薄的我未必是这老家伙的对手。
贾平凹
贾平凹是镶在“废都”西安的城墙上的一粒钻石。他是真正的天放之才。他的书斋名为“静虚村”，应当来自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而我的笔名网名，同样出自老子。这就是我想结识他的思想支撑点吗？当然不是。
贾平凹是道家。道法自然，于是乎他是一个纯粹的自然世界的讴歌者。他是庄子所说的至人，天真稚拙。他以返朴归真的内美而求宇宙天地的大美--这正是艺术的本质，也是艺术创作主体论的核心。贾平凹始终与地气相交接，所以他的创作绝不会呈现出枯、衰、晦、躁等特征。
我一点也不喜欢《废都》，但非常喜欢以“废都”来指代我的家乡西安。太准确了！我喜欢他关于陕西农村世界的一切写作，希望有朝一日能随着他到那里的每一个角落细细地看一遍。中国的城市文明也就这个样子了，与其赏这里的恶之花，还不如去乡村嗅一下泥土香，操着土话和我的那些可亲可敬的乡党们好好谝谝。
1999年，我为长篇小说《穿裤子的云》的出版而深深苦恼。家里一位老人说：“想不想见贾平凹？咱拿稿子叫他看看嘛。”大概在这些老西安看来，见这位城市名人没什么难为情的。我想贾平凹也绝对不会忸怩作态的。但我摇了摇头，拿着手稿去见他，总有点走门路的意思。我干不来。交往得有平等的基础。
我有预感，可能在还活着的几位当中，我第一个能结识的就是贾平凹。
王蒙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是一个蔫不拉叽但叛劲十足的浑小子。我的外曾祖父、祖父留下了不知几大箱子的马恩列斯毛，有精装有平装，甚至还有油印小册子。这些书归我父亲--长子，自然就归我--长孙，但我不等我爹龙驭归天，就自作主张把这些书卖给收破烂的了。被卖掉的还有50年代初印的几十本陕西民间戏曲曲本、地方志，大开本，毛边纸，可能是专给省里的大干部特印的。我现在后悔死了，操，肠子都悔青了！
无论如何，马、毛主义都是中国的一笔精神遗产。它们已然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且在将来，没准还会如巨鲸上浮般露出其意义之浑圆阔大的背来。因为上述渊源和认知，虽然我自己的思想越来越倾向儒道，但不愿意对其视而不见。
顺便说一句，中国据说有所谓新左派，在我看来，他们只满足于求得一种惹人眼球的姿态而已，表现出来的，无非是做作和虚伪。他们跟儒者“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身体力行在道德上是两个层次的。
王蒙是将宏大的马克思主义和个人的主体构建结合的非常好的一个范例。他不语怪力乱神，他关心国计民生，他的政治学从来不曾妨碍他以艺术的角度来从事文学写作。我将他的《淡灰色的眼珠--在伊犁系列小说》读了不下十遍。作者的胸襟、气度、与社会的和谐令人叹为观止。王朔曾称王蒙“老奸巨滑”，这应当是赞之至哉的一种表达吧。假如和王蒙交往，我很想将“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这句话写成条幅送给他。但这得有三个条件：一，我们有机会结识；二，我书法练得可以写条幅了；三，他不拒绝我的赠礼。王蒙已经70多岁了，高中时读他的小说的感触现在依旧鲜活，仿佛就在昨天。时间过得太快了。看来我得加劲练书法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