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海外汉学著作《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
提起“无政府主义”，真可谓一个让人百感交集的语词。
作为一种现代激进社会哲学中最持久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无政府主义始终命运坎坷。从诞生起到现在，从欧洲到世界各地，它势不可挡，以充满激情的姿态蔓延传播，但始终以纯真而虚妄的双重面目给人以别一番滋味。在中国，它的潮汛虽早已成历史，但留下了长远的影响遗迹，譬如，回溯来看，从眼下配合重视农村工作政策组织合作社开展支农支教，到九十年代诸如实验戏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等民间思想的存在，再到建国头几十年实验改造年代的一连串时潮运动，以及对战争、革命年代里献身精神的追溯，等等，我们无不可以看出无政府主义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或显或隐的痕迹。美国历史学教授、著名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的专著《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专门研究了中国无政府主义作为思想和运动集中产生、发展的历史，即二十世纪中国最初的三十年1900-1930年。1929年无政府主义遭到其短暂的合作者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后，运动基本停止，退出中国历史的舞台，之后作为一种开放包纳的思想精神而存在。
本书既是一部现代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运动史，又包括深入的思想研究，其中有思想史脉络的爬梳，还有思想要义的分析。不难看出，作为民主思想源泉，作者本人对无政府主义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作者一方面以自己鲜明的倾向性统领了该题目的研究，同时又努力扩展历史爬梳的深广度，可以说，本书中对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倾向性和确定性并未冲淡历史研究的客观性，而是保证了对研究视野、层次和深度的驾驭。
无政府主义倡导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反对政治和政治手段，认为政治权利机构破坏人之间的天然的社会合作性，对于社会只产生负面影响。现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基本有两个来源：古代中国的乌托邦思想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潮流。而作为一部国别史研究，本书也有助于丰富对无政府主义思想本身的理解。它的纯真性，它的直接导出社会亲和力的悟性和灵感，在经历了共产主义运动及冷战年代的今天看来，都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及现代主义思辨哲学所缺乏的，虽然常常被视为孱弱，因为对现实的无力而被不屑一顾，但其思想的本色芒锋穿越了时空，至今犹存，它的透明和执拗的力量也是浑浊僵硬的现代集权历史相形见绌并无可奈何的。
本书把无政府主义置于中国激进主义发展的线索中加以考察，充分论述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话语形成、革命思想建构和推动社会革命运动上所做的贡献。晚清革命运动已经在无政府主义里发现了与自己相似的观点和能够表达自己激进思想的语汇。1906-1907年巴黎和东京分别成立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前者由李石曾、吴稚晖领导，受克鲁泡特金影响，提倡科学主义未来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实施工读计划，提出知识与劳动结合的教育理念；后者由刘师培、何震领导，主要受列夫·托尔斯泰影响，关心妇女与农民问题，美化中国古代的乌托邦思想，提出农村公社等设想。在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之前，无政府主义是中国革命思想及话语的核心，历史上许多后来被归纳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思想言论，最初是通过无政府主义的渠道被提出和传播的。本书被认为是目前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方面的抗鼎之作，而通过这一充分肯定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历史存在价值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新的对历史脉络的理解：自发开放的社会运动由晚清革命思想倡导，进而在五四时代成为时代变革的核心，而结束于国共两党崛起、合作和分裂对峙之后。也就是说，国共两党作为两大现代党派占据时局中心，等于宣告了广泛的开放性的对未来具有多种可能性意味的社会运动的结束。无政府主义运动受到国民党的镇压而退出历史，托派在共产党阵营内被批判，中国革命及社会革命思想日益具像化、窄化。笔者认为，中国无政府主义属于晚清产物，在晚清、民初呈上涨趋势，与当时的社会变革、文化革新、政治革命乃至大乘佛教等思想同属一个背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乃至国民革命之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播和运动的开展在达到高潮的同时也开始走向结束。梳理时代主流思想脉络，可以说，晚清对应无政府主义，五四时代对应新文化，中国共产党诞生、国民革命之后的历史阶段对应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从中可见，主流思想脉络基本由上述这些对于社会、文化、政治各有侧重的激进主义思想连贯构成。历史进展中，人们逐渐强调思想对于现实社会、政治、军事的直接实际作用，而压制和窄化了一些更纯粹、彻底、更体贴具体实际的幻想。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并未形成气候，那么，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则更在于其思想理念的传播、渗透和体现。无政府主义内涵宽泛，内部纷争复杂，晚清有革命民主人士马叙伦所说的“天然自由”、张继对无政府主义暴力手段的关注、蔡元培的乌托邦幻想作品，以及巴黎和东京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成立；民初刘师复领导的广州无政府主义团体体现出纯粹性和忠诚性特色，江亢虎的国家社会主义主张人道主义和非极端主义，但作为无政府主义被批评为不纯粹，僧人太虚的纯粹社会主义也自认为等同于无政府主义，但被批评为本土主义和国家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无政府主义作为激进主义的核心得以广泛转播，北大教师中的三个团体之一即为无政府主义组织，与《新青年》派和保守派并列，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语言学家钱玄同、倡导过“新村运动”的周作人都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五四爱国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重要参与者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匡互生即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之后，随着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党由合作、论辩到破裂，与国民党由合作到被镇压，无政府主义内部的分裂、论争加剧。与前者，无政府主义者主要在革命手段与目的的辨证关系上与之产生分歧，认为违背目的的手段最终会使革命背离初衷；而当国民党当权者对群众运动由起初的提倡改为压制，无政府主义与之个人关系的维系成为一种靠不住的力量。或许无政府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理想是否能够实现，它的道路是否能够在现实中行得通，而在于无政府主义作为思想的深远存在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独立的批判视角。此外，对于通常的现实秩序，无政府主义也提供了一种改造至少是提醒改造、清洗腐化思想、输入新鲜元气的途径。
“可以说中国有无政府主义运动吗？我想是可以的，只要‘运动’这个词不被证明为由一个有形的中心决定的活动——这种限制的规定性正是无政府主义者挑战同时代其他社会革命运动的目标。”毋庸置疑，无政府主义的内部统一性很小，但其基本主导和精神实质当然有迹可寻。它的存在基本围绕着思想传播和社会活动两个中心，并随着革命运动命运的变化而改变着自己的定位。无政府主义是现代民主思想的产物和源泉，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是其两个核心主张，二者皆为改造社会的手段，与政治革命泾渭分明。本书开头，作者便对无政府主义的涵义进行了廓清，“无秩序”是人们一般对它的错误理解，“反政府”的理解也过于简单化，作者强调无政府主义的真正意思是“无统治”，“实际上就是乌托邦”，它反对政治，始终如一地批判霸权。无政府主义革命思想的特色表现为对实现民主的复杂性的充分认识，强调革命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反对运用违背革命目的的手段，因为革命最终要在过程中达到目的并被保证成果。革命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过程中设立性的社会机构结构，形成新型社会诞生的基础。作为社会革命的目的和手段，无政府主义者提倡文化革命。教育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巴黎无政府主义团体为代表，无政府主义者把教育视为改造社会的最重要手段。教育的目标是“创造一种新型的中国人，即在精神劳动和手工劳动方面都同样熟练的‘完人’。”他们把解决文化和社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完人身上。无政府主义者提倡知识与劳动的结合，强调人的天性中“互助”和“合作”的天然性社会倾向要超过竞争性和分裂性，认为团结是比竞争更重要的法则，强调社会评价劳动才能、成果的公平性。这些主旨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内容，对于现代社会，其具体建设意义至今仍在。无政府主义运动进行了一系列改造社会的实践，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如工读计划培养了后来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许多重要领导力量，工农联合、农村公社成为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设计来源，一些实验运动提供了促进社会变革的多种方案。作为历史上遗留下的问题是，早期无政府主义为什么不具备直接形成作用于社会的行动模式的能力，而只在局部试验上突显灵感和才干？如果说反对政治组织、军事主义使其难以积聚实际力量取得政治上的权力，那么，文化上为什么也难以达到新文化运动铺展开来的气候和实际效果？这的确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阿里夫·德里克教授生于土耳其，在美国担任教授，致力于中国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毫无疑问，作为一部汉学著作，《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在研究的方法和深度上，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贡献颇大。就无政府主义主题本身而言，也是时下人们感兴趣的思想话题之一。在个体追求自由空间和多种生活可能性的“后”时代，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民主性和纯真性愈加受到关注，历史上受过这方面影响的作家、学人再度成为研究对象。目前，社会变革也是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从教育、就业、社会组织形式、互助机制到人们的生活方式、感受方式、新的伦理规则、思想意识的形成上，社会生活均呈现出变革的节奏和势态，回顾现代中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实质和脉络，就像面对一道纯真爽利的剑影，尽管虚幻、稚弱，在后来的权力镇压下一闪而逝，但其纯真性和深远性却长久地留在人类的良知当中（越到历史的后来越可发挥作用），它或许还可以继续赋予我们清明的方向感和动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