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家在上海虹口区山阴路上，这条路虽然没法像从前那样清静，也还过得去。路两旁的梧桐长得寡淡而谨慎，像患青光眼的日本剑士。第三中心小学门前一段，还在梧桐下铺设了花坛，种一些高高低低不等的植物，带给社区文明和谐的面貌，其中以棕榈显得最为滑稽。
　　里弄沿街和洋楼的外墙都照旧的样子修缮一新，店铺都挂着新做的老式样的招牌。路口内山书店旧址，现在是个银行。银行的旁边，现在是个书店，店内的五分之三卖中小学生教材和参考书，五分之一卖折扣很大的名著，靠门最近的五分之一汇聚陈列着各种世界上最难看的书。往路的里面走，还有一个豪华的书报摊和一个书店。豪华书报摊的斜对面，路的拐弯处，原本还有一个书报摊，被它挤垮了，现在是个钟表眼镜小铺，从前是一对老夫妻开的烟纸店。钟表眼镜小铺的旁边是另一个钟表眼镜小铺，它从前就是钟表眼镜小铺。有一回我从抽屉里翻出一只停了的漂亮女式金表发现停了，就拿到那里去。在那两个店间作出选择只是凑巧，因为我太腼腆了，不好意思把表从口袋里拿出来、和掌柜的说话，从前是钟表眼镜小铺的钟表眼镜小铺的掌柜正好候着我对他开口，既不早也不晚，既不远也不近，既不冷淡也不热情，我就能自然地把表递过去了。他给它换了电池它就走了起来，于是我又把它扔回了某个抽屉。
　　钟表眼镜小铺边上一直有一个修鞋摊，但过去修鞋的老头已经不见了，他准是死了，开烟纸店的老夫妻也是，他们是不会从这条路上消失的，除非是死了，因为我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都已经相当老了，可是一点消失的迹象也没有。继承修鞋摊的也许是修鞋老头的儿子，鞋摊就是那个鞋摊，我认得那个鞋摊，鞋摊不是全都一个样的。附近居民的家中或许都堆满了旧鞋子，不少是徒然放旧的。像我家这样的房子，很适合堆积永不再用也不会丢弃的东西，它们很容易在那里找到一个容身处，然后就陷在那里不动。附近的人家大概有许多在上学戴眼镜的小孩，家中这儿那儿到处藏着停了的钟表，有些是早年收到的礼物。
　　恒丰里和兴业坊都是我八岁左右穿着旱冰鞋在那儿晃来晃去的地方，有时和英英，有时独自一人，而即使和穿着我借给她的另一双旱冰鞋的英英一起，我们也会在那冷清的石库门弄堂里失散，或相互离得很远，尤其是那些背面的弄堂，人们不从那一侧的门出入，只从那一侧的楼上窗户向外看看。偶尔一小片窗户开闭的反光掠过，那里没有别的动静。我们在那儿时，旱冰鞋在水泥地上磨出很响的声音，叫人难堪，我总是穿那双轮子稍软的旱冰鞋。兴业坊深处，曲径通幽，花藤盈架，住着我表姐杜小撰的小提琴女教师。杜小撰从未学会那种乐器，比我的钢琴弹得更糟，拉小提琴这一技艺就像她读写汉语的能力一样早年没掌握多少时就丢弃了。恒丰里的口上原来卖最好吃的生煎馒头，虽然是有肉馅的小包子，我们都叫馒头，就像小笼包也叫成小笼馒头。现在没有了，滋拉滋拉冒得半天高的、带葱花芝麻香的热气被连根揣走，像雨后一朵淡黄色、底部焦黄的蘑菇被从湿松的黑泥里采掉。三中心小学校门左手边的南翔小笼馒头店还在，生意兴隆，杜小撰说那是最好吃的小笼馒头，她有个男朋友，是韩裔孤儿，她带他回中国旅游时据说还去吃了那里的小笼馒头，当时我在莫斯科大学里过着天堂般又简单又清静的日子，大家在谈论他们时都不避讳地表示认为孤儿是件好事。
　　第三中心小学是我上的第三个小学，自从我进了三中心，就在山阴路连续待了十三年。小学同学的家沿着山阴路一个个排过去。大同餐厅老板的儿子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的班主任叫他三黄鸡小老板，因为大同餐厅卖三黄鸡，到现在玻璃窗上也贴着“正宗三黄鸡”几个字，店里看上去总是他们自己人在开伙、聊天。我小学同学的母亲当年就在日本不回来了，留给他一个日本小学生背的黑漆皮硬壳书包。他追过我，不过他那时像发情的小公猫，追过所有脸上有笑意的女孩。
　　我家的前门和后门分别正对着鲁迅故居和茅盾旧居，我爸爸提到这件事时总伴着哈哈几声笑，他愿意别人接受他关于我家也可能有一个作家的暗示，游手好闲的女儿在边上每每面无表情、心里憎恶。
　　总之这条路上有很多不可移动文物。中共江苏省委旧址和尾崎秀实旧居，瞿秋白旧居，三中心小学附属幼儿园，还有我们住的大陆新村。所以即使这些砖木房子内部千疮百孔，鼠类安居乐业，电线老化，有时短路，从潮湿腐朽的护墙板后“噗”地冒出一阵青烟──那时水龙头里会流出带电的水，也不会被推倒，我们也不会遇上拆迁。

　　连乖乖宠物之家也在山阴路上──开得很早、老资格的宠物商店兼诊所，不像另外一种宠物商店──玻璃箱里装着或湿润或干燥的忧郁的热带，变色龙和鬣蜥待在那儿，十分静默，只茫然转动眼珠；还有几只陆龟；水里的石头河豚似的鳄龟是唯一对外界有反应的东西，向点在玻璃缸壁上的手指头冲过来咧牙大咬。也没有陷入迷狂的豚鼠在那发了疯的世界上踩滚轮。那是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店门两边都是能让人从外面街上看清楚店里的大玻璃窗，左边是上下两排笼子，关着各式各样小巧玲珑的狗，一些刚生不久、沉醉在梦乡里的小崽儿，当他们睁开眼睛，懂了一点点事之后，就撅着屁股扒在笼子上要吃的，或希望被放出去，没完没了吆吆吆地尖吠。右边是神情疲倦的年轻姑娘熟练地帮洗完澡的狗用电吹风和梳子打理长毛，似乎还有小狗坐在烫发的罩子下面翻阅画报和杂志，但可能是我记错了。公主狗的耳朵被染成粉红色，可怜极了。中间的店堂出售狗粮猫粮、各种喷剂、胸绳、项圈、玩具、一筐狗衣服。
　　门诊在一扇小门后，那扇门一般关着，除非年轻的男医生刚要进去时被人叫住，把门开到一半说话。和我同学最久的女朋友的猫就是在那里做的绝育手术，那是只浑身雪白、只有一条尾巴是乌黑的硕大公猫，从前的人管这样的猫叫“雪里拖枪”，让人想到林冲。而我的猫可能是“踏雪寻梅”也可能叫“金背银床”，别人简称它“黄猫”，它的鼻子、脖子、胸腹和四足都是白的，像在雪里嗅得太深了。它的黄色是带虎斑纹的。它的确又轻又软，并且有股香味。它也是在那扇小门后接受的绝育，我从北京回家一个多月后带它去的。
　　它快满一岁了，而且春天将要到来。更关键的是，我们回来了。

 

二

　　我常常回想住在北京时的情景。在东南二环，广渠门桥下租着一个小区里的屋子，仅18平方米，但是很新。隔音一点也不好，然而安静。大概因为我的邻居们都早出晚归地上班，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也不看电视。真好。我每天都从全城空无一人的错觉里彻底醒来，最吵的是那只猫，早晨六七点钟时它睡饱了，要发泄一通它那旺盛的精力，就在屋子那头的地板上像打曲棍球似的把饮料瓶盖拨来拨去，它们来回撞在墙壁和橱柜上噼啪作响。或者蹦上蹦下把东西碰得稀里哗啦，玩一阵后它就轻轻回到床上来和我一起睡觉，把它的脑袋挨着我的脑袋，把腰也挨着我的脑袋，睡一会儿就得意忘形地四脚朝天。四脚朝天时它总是露出无比幸福和甜美的笑容。
　　想起来实际上是有其它声音的。比如住在我隔壁的那对年轻男女──男的好几次晚上回家时敲我的门提醒我钥匙挂在门外忘了拔，而我开门时他几乎总已进到屋内，我把写了“谢谢”的纸条贴在门上，第二天下面多了画着笑脸的“不用谢”──我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他们之间也很少交谈，只能听见他们开关电灯，或把一只插头插进靠我这边的墙上的插座。星期六、日上午楼下有小孩呼叫。深夜偶尔有人在小区内露天的铁的健身器械上弄出一声一声吱呀，像有个秋千在摆动，或有人用井台上的绞盘把水提上来。情人们争吵，狂躁的男人，女人嘤嘤哭泣并诉说，我住在那儿时发生过两三次，一个女的不让男的上楼，并从窗户朝他丢东西，大概是这样的。那个可怜的男人伤心地咆哮。异乡人们在首都辛苦地谋生，还要面对失败的恋情，再没别的，直到年华殆尽。这块有一个派出所，夜里常有警车呜呜，提供的是安全感的一种幻觉。一天夜里十点出头我按网友的建议去药店给我呕吐不止的小黄猫买胃复安回来，在距小区门口及保安五十米处被暗中蹿出来的两个年轻人抢劫，先是一个人，后来又上来一个，我已经松手，但包的长带子缠绕在手腕上拽不走，他们踹我的小臂，还掏出了一柄钝小刀，我第二天发现包带子断了两处才知道有刀子。他们最终一无所获地逃跑了，我打电话报警，描述了那两个人的大致模样：瘦瘦的，比我高不了多少，什么也没抢走。我损失了五块钱香瓜，塑料袋扯烂了，瓜摔碎了一地，说明那些瓜又熟又甜。当天夜里我老忘不了那些瓜，在地上，在灯光下汁液横流，闪闪发光，我越想越渴，仿佛非吃上又湿又凉的东西不可，半夜两点，我又带着那只小包走到外头便利店买冰激淋代替水果。此外每个工作日早晨都能听到外面那条街上一所学校操场上扩音器里高亢的女声，伴着难听的进行曲和广播体操的音乐──我上过的三个小学两个中学里，教师南腔北调，口音驳杂，这个声音却一模一样，就像有全国统一的女口令员二十年如一日地指挥监督着集体出来晃动手脚的未成年人。还有就是火车了，铁路在我西边约摸两百米处（也许一百五十米），两幢老楼房背后，从它们中间能看见呼啸的火车经过。有时火车鸣笛，还有铁轨上克列克列的声响。可是听起来一点也不响，这些声音仿佛反而更增加了安静的感觉。可能是北京干燥的关系，它们传来就显得内敛，途中劳顿，不怎么愿意出声。 声音在潮湿的空气里被放大，在上海家里的傍晚，飞机从头顶轰鸣而过，带来一些含预兆的气氛，其实却不会发生任何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如果我碰巧在二楼床上，就会觉得是不存在的四楼那儿开了一个滚轴溜冰场，人少时照看场子的男孩并排滑出一个大的扇面，排轮在木地板上隆隆作响。深夜轮船的汽笛清晰地从远处抵达，像从用长长的轻颤着的一股绞起来的蛛丝连接的两个纸筒电话里听到的，像一个戴永远不能摘除的铁制牛面具的人来到窗外站住，发出一声深叹，身上有一种由沥青、油漆、湿漉漉的缆绳、涂了油的铰链和咸腥的风混合的气味。
　　声音都像是用水分饱满的笔在吸水性好的纸上画出来的。
　　午夜已过，黑暗里扫垃圾的人把角落里的垃圾带走，塑料袋悉悉簌簌，像有几个身材很小的黑色塔夫绸神秘女郎在那里碰头，有人来了她们就一声不啃，有副骄傲且卧薪尝胆的神情。牛奶和酸奶的玻璃瓶相互碰撞，也和木箱子碰撞。
　　天尚未亮时，第一只鸟睡醒清了清喉咙，但听起来它那一觉睡得很好，让它神情气爽、心情愉快。然后仿佛是几只鸟叫醒了水龙头，同时一扇窗子被打开，一股水流通过曲折的年老的水管沿着墙角流到地下。窗上的铁插销被拔起来，铁搭扣支上。收音机响了。另一只闹钟也嘀嘀嘀响了，过了一会儿被按掉，人没起床。燃气热水器轰地一下点着火，热水也蜿蜒而下，水和水在老水管里碰出汩汩声，类似有许多话被咽下肚里。水当啷当啷掉在钢盅面盆里，接着变成碧里卜罗地掉在水里，接着从盆沿稀里哗啦地溢出来，或“哗”地整盆泼掉。铜的窗帘圈一齐滑过铜窗帘杆，唰啦一声，含着一种令我不舒服的粗暴，我为那些窗帘圈感到痛苦。一只被关在狭小空间内饿肚子的猫喵喵叫起来。猫在相信那样做有用时会持续不停地叫唤。
　　楼上的鹦鹉跟着很快醒来，尖啸两个由低至高的滑音亮亮嗓子，讲一句上海话：“讲来讲去这两句话。”我没见过这只鹦鹉，我不知道楼上邻居的房间模样，但我当它是绿色的。它讲来讲去都是那句“讲来讲去这两句话”和另外我没能听明白的四个字，已经很多年。鹦鹉都顽固而促狭，尤其是绿的。它的声音在弄堂中间就听得到。在收录机的刺激下它会格外兴奋，嗓门变大，尖叫频频，一门心思只讲那两句话。它的主人跟我说它很早以前会说很多话，我觉得现在这样不错，我喜欢它的幽默感。
　　最近楼上很早就开始放基础英语教学录音，一个男声念一句，接着一个女声念一句，间隔足够长，显得他们很沉得住气。它的响亮让人不由得冒出“学龄儿童真讨厌”的想法。而且那个儿童并不跟着念，而是在地板上咚咚咚地快步移动，最后在房间一头拉开嗓门大叫：“大舅妈──！”有学基础英语的年纪的小孩拉开嗓门大叫的那么响，大舅妈在这头喝斥她：“不要叫！”跟着又是一声：“大舅妈──！”
　　只要耐心等半个小时这些就会过去，背书包的小女孩咚隆咚隆下木楼梯，趧里趿拉下水泥楼梯，吱呀一声拉开木房门再哐地把门碰上，天地恢复宁静，只有鸟啼虫鸣，睡得意犹未尽的人又能重返梦乡，连凑过了热闹的鹦鹉也重新睡着。不时有一串急促的嘟噜嘟噜嘟噜的门铃声，有人在弄堂口的铁门外等待应门，铃声在楼上、前弄堂和后弄堂响起，也可能是我家楼下的铃在响，有给我送快递包裹的人，但铃声不干扰我。
　　和住在北京时一样的是当啷、当啷，一下一下的收废品的人摇的铃铛，他们并不死命摇，摇得很舒服，就像有脖子上挂铜铃的水牛悠然走过。我喜欢收废品的铃铛，也喜欢卖废品。但卖废品不用候铃声，在北京，我有成天坐在小区门口的收废品人的名片，打他的手机就上楼来。
　　很早以前的吆喝声没了，不需想起也不会忘记的吆喝“啊有啥坏呃棕绷修伐──藤绷修伐”，接着一句：“修沙发”。我现在睡的还是棕绷。还有“削刀──磨剪刀”──末尾那个字像一把钝刀剁在湿砧板上。有一天我到邮局去，经过三中心小学时，看到一幢房子的脚手架上有很鲜艳的红白黑布幅：“禁止不戴安全帽进入工地”，底下是天蓝色的儿童自行车，还晾着一条裤子。回来的时候从恒丰里后头穿进去，黑铁花门窗，蔷薇和电工在长青苔的老墙头上爬着，一个磨刀的老头坐在窗户底下磨刀，我经过看他，他也看我。我想起从前走过这里就是去找我的女同学抄作业，或她也没做，我们就一起早早到学校去抄。但想了一会儿，发现这是另一条弄堂，通往另一个男同学的家。一个穿得非常干净整齐、戴一顶体面的呢帽的老爷爷站在石头门楼底下停了半晌。门楼上的字全磨没了，长了些春天的草。出到山阴路，另一个电工蹲在坊口一边的墙头抽烟，走神了，像只狮子。
　　直到傍晚时分，大把带着水的蔬菜被扔进热油锅溅得兹拉兹拉乱响，像我所藏身的信式睡袋的尼龙搭扣被撕开。新闻又来了，叫人想想忽然要打一个寒颤的没有腔调的普通话腔调，一个国家领导人亲了一个小孩的脸，令我对那个小孩心生同情，仿佛他往后的一生都被这个吻给弄得不得不沮丧了，他却暂时还蒙在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