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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
母亲半卧在那张黄胶皮的破沙发上，疲惫得象一块大青石。沙发已经腐朽的四只木脚一截一截地矮下去，矮下去。我坐在母亲腿边的小板凳上。我们膝盖碰着膝盖。十年了，或者还多，我们好象都是这样坐着，膝盖碰着膝盖。她就这样喂我饭吃，教我写字或者讲些聪明人的故事来打发我满身乱爬的瞌睡的虫子。她希望我是个聪明人。
老堂屋的门虚掩着。雪亮的阳光从门板风干的裂口里插进来，在灰暗的泥地上挖了几条浅浅的光的小沟。小沟一直延伸到母亲的脚上。母亲在沙发里睡着。隔着一个小茶几，另一只沙发空着，父亲不在。他很早出门，被邻居喊去拆屋了。这对沙发是他早年的光荣。现在这“光荣”的弹簧已经崩断，乌黑的棉花撑破了胶皮。十年了，或者还多，胡子都变软变花了。
门吱呀着被人推开，留生娘从外面进来。我起身迎上去，叫着“婶子”。她却剧烈地笑起来，天然弯曲的头发撑破头巾。她说：“傻小子，辈分都论不清了。”我忽然记起我应该叫她“嫂子”的，嘴不知怎么变的忒笨。母亲醒了。留生娘一屁股砸进那张空沙发里，对母亲说：“大婶子，我那哑巴闺女要生了，我真担心呐，要再是个哑巴那可咋办哪？”母亲说：“真是个哑巴也得要啊。”留生娘说：“要是得要，可哑巴生的还是哑巴啊。”
我来到大街上，遇到拆房子的父亲。父亲停下手中的铁锨，指着我，对邻居们说：“看，我儿子。”干活的人都停下活看我。我瞪了父亲一眼。他嘴唇上落满尘土，尘土被汗水浸湿，他朝我笑了。真是奇怪，我居然敢瞪他，他居然也愿意冲我谄媚似的笑了，而且笑得那么傻。邻居们都在看我，葡萄架倒了，他们也没发觉。父亲说：“干活吧，没什么好看的，小的时候经常被我揍的满地爬，有一回……”人们不再看我，都听他讲故事了。
我继续走。看见村子后面的山整个的透出红色，红得象一块大熔岩，烤得整个村庄都红了。过不多久，人都会烤熟的，我想。遇见一个侏儒，他叫了我一声，我才看见他。他说：“要发大水了。龙山变红，就快发大水了。”我说：“那快逃跑吧。”“没人愿意走。”他摇摇头，说着哭起来，“你们都不会淹死，我那么矮，淹死的只会是我！”我想安慰他，但他跑远了，他没命地喊着：“别拆屋了，求你们别拆了，留着好躲大水呀！”我的父亲和他的同伙没人听他的。
我继续走。另外两个长得和我一样高的少年伙伴走过来。他们都光着身子，头上不住地滴水。他们的阴毛还没有长出来。他们和我亲热地打招呼。我们一块坐在十年前的沙丘上。他们依然在上面打滚，身上沾满泥沙。我说：“刚洗干净，怎么又弄脏了？”一个说：“要发大水了
，早晚得再洗。”我问：“你们不怕吗？”另一个说：“只有矮子才怕呐！”“发了大水，该能逮多少鱼吃啊？”“还有王八。”“还有老鳖。”“老鳖就是王八。”“老鳖不是王八！”“就是！”“就不是！”两个人争执起来。
我看见村后的山更红了，红得象猪血。
母亲站在穿衣镜前，镜子里的母亲在发呆。我走过去，但镜子里没有我。母亲说：“我看着像是生病了。”我说：“您就是累了些。”她笑了，但镜子里的她却没有笑。这时父亲回来，还没来得及坐下，又走了，还留下一句话：“拆房拆出好几条蛇来，怕是真要发大水了。”
母亲重又半卧在破旧的沙发里，我还是坐在板凳上，我们膝盖碰着膝盖。母亲说：“留生娘的哑巴闺女生了。”我说：“不是要发大水了吗？”母亲说：“发大水也得生孩子啊！”刚才还是雪亮的阳光此刻变成金黄色，那些光的小沟开始向我的脚上延伸。
除夕
除夕之夜，我在半空里看到我家的老屋。虽然是土坯结构，但它在黑沉沉的夜晚却通体透明，放射出亮黄的色调。而我们一家人在这亮黄的老屋里，又一次团聚，围拢在快要熄灭的铁炉子旁边。我听不到我们在说什么，母亲和父亲都将手插进袖口里，胳膊肘撑在膝盖上，低着头等待。守岁的钟声早已经响过，我看见妹妹已经哈欠连连，歪倒在奶奶的双腿间，而奶奶搂着我那已经熟睡的妹妹，嘴里哼着没有词句的歌子，她的眼皮也沉重的难以抬起了。我正拿着火钩子一下一下敲打着炉条，炉腔里不时有几粒细碎的火炭掉下来，发着红红的光，但很快就黯淡成黑色；而整个炉腔却被炉条上面的炉火照亮了，随之而来的是炉膛里的火重新欢实起来，以至于有呜呜的火的鸣叫窜到铁的烟筒子里去；而衔接炉子的那一段铁筒子则被烧得通红。我将一个大白馍放在上面，不一会就烤焦了，伴着糊了的面粉香，生出几缕烟气。
蜡烛的火苗在八仙桌子的一角上跳跃。桌子正中央香炉里的三支香快要燃尽。一盘皱了皮的苹果，一盘硬帮帮的腊肉，一盘用油炸得异常结实的鱼，还有一碗早已经冷了的水饺摆在桌子上。那盛水饺的碗上斜搭着一双崭新的筷子。筷子主人所在的位置是一个像框。像框里是一个形容瘦削的老头儿的画像，他的眼睛不知道看向哪里。他是个斜眼，这一点，细心的画师注意到了，并且忠实地描摹下来。父亲站起身，重新续上三支香，再摆三棵点燃的香烟，三杯新续的茶水，三盅新温的白酒，并且将那白酒也点燃，三个酒盅里于是升腾起三个蓝色的小火苗。我好象是从半空中降落，从虚掩的木门逢里向屋里窥探。我看见画像里那老头儿的眼神，仿佛是直直地向我射来。我打了一个寒战，却通体温暖。刚才在夜空中漂浮的寒冷顿时减去大半。我再看看我自己，已经按照奶奶的教导，规规矩矩地跪在八仙桌子前面，给画像磕头。我看见我强忍住困倦重新坐到炉子边上去，我知道在过两个钟点就可以跟着父亲拜年去了。
我们家的老屋发着温暖的橘黄色的光，而庭院里那些树木都还是老样子。我还想起以前自己试图在老槐树的枝杈间给自己做一个小窝，每当惹父亲生气时，可以躲到那里去。我决定给他们开一个玩笑，轻轻地叩动木门上的铁环，然后又轻轻一跃，跃到那院子中央的老槐树上去。我在光秃秃的枝杈上蹲伏，不怕被父母发现。
只听见父亲说：“有人来拜年了，快去开门。”母亲站起身，去开那木门。
奶奶
困难时期的家庭生活，无非是围绕着吃展开。
以前家里没什么吃的。一茶碗棉油炒菜要用一个月，一小碗猪油——我们那里叫腥油，要吃一个冬天。说起猪油，我小时也吃过不少，白白的，凝结在小油罐里，炒菜的时候用勺子挖一点放油锅里，味道特别冲；冬天，用猪油冲开水泡煎饼吃，很香；直接把白白的猪油抹到煎饼上，嘎巴嘎巴地吃，也很香；又或者把粗盐用猪油炒了，泡粗盐水喝，也是很香的。在没什么可吃的年代，人们总会变着法儿弄出许多“美味”来。
我奶奶怕腥，从不吃猪油，自己用棉油开小灶。冬天很冷，奶奶要等到太阳晒满院子的时候才起床，而爸爸妈妈早就起来弄饭吃了。奶奶半卧在外屋的床上，看着爸爸妈妈吃完，才下了床，棉袄半披着，也不系扣子，自己开始在小炉子上做饭。因为有气管炎，妈妈怕她害冻，忍不住提醒她系上棉袄扣子，她却听不进，还说敞着棉袄坐炉子跟前，胸口才暖和。她自己做饭炒菜，倒不怎么吝啬用油。菜熟了，也不起锅，直接拿筷子在里面叨着吃。吃完了，锅里还剩下一些油，再添点水，打个汤，喝下去。
等妈妈怀了我之后，奶奶才准许妈妈也吃一点棉油，因为孕妇吃猪油很容易拉肚子。结果一茶碗棉油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于是就发脾气，妈妈只好还是回来吃猪油。夏天，奶奶用粮食换了一个西瓜，偷偷在自己房里吃。小姑回来之后，要给孕期的妈妈送去几块。奶奶大声说：“还是你自己吃吧，别给你嫂子那屋里送了，你嫂子吃西瓜会拉肚子的。”
家里有只老母鸡，每天下一只蛋。奶奶总是候在鸡窝旁边，一俟母鸡下完蛋，立刻把鸡蛋拿走，为防止被家里人看见，还把拿鸡蛋的手藏在长襟褂子里面，好像地下党揣着手枪吓唬人似的。攒上四五天，就是四五个鸡蛋，也正好到村里开集的时间，奶奶就用手绢包了鸡蛋，赶集去卖。家里谁想吃一个都不成。那时的鸡蛋，是乡村里的硬通货。
爸爸有朋友来，妈妈忙着烙油饼。奶奶走到灶边，抓起一张来就啃。烙饼是死面，妈妈担心奶奶吃太多不消化，但又不能说不让她吃。只好看她能吃多少。终于，没吃几口就吃不下了，转手将剩下的油饼递给妈妈：“你吃吧。”妈妈接过饼，又好气又好笑，趁她没注意，悄悄放回筐子里。
奶奶的床头上，常年放着很多中药丸子，都用蜡盒封着。按说中药丸子这东西，人没病，谁也不会吃那玩意；可有一次我看奶奶把一粒药丸放在嘴里，嚼得很香，于是也想吃。她就给了我一个，黑黑的，比乒乓球小一点，塞进嘴里一嚼，果然甜丝丝的，还有香味，于是大嚼特嚼。药丸子变成她哄孩子的小点心。也不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好吃，有一次我把整整一盒子药偷出来，给街上的小伙伴们分了。
奶奶的气管炎很厉害，每天都吐很多痰。妈妈给她准备了一个原先盛罐头的小玻璃瓶，好让她晚上吐痰在里面。但冬天冷，她总是懒得拿床下的罐头瓶，习惯将口里的痰吐出，然后捏在手指上，“啪”的一下甩到靠床的墙壁上。日久天长，墙上满是风干的痰迹，光线暗下来的时候，满墙的痰迹都会亮晶晶的，发出银色的磷光。妈妈一为这个埋怨奶奶，奶奶就笑笑说：“我这是给你们安电棍（就是最早的日光灯）呢！”
奶奶只有一只脚是小脚。我对她那只脚很好奇，只有大拇趾是伸展着的，其它的四个脚趾都弯曲着，紧紧贴着脚心。小时候我不知道女人缠脚的事，经常为此纳闷，以为所有女人变老以后，脚都会自动卷曲起来，变成小脚。我姥姥两只脚都是小脚，于是就问奶奶那只脚什么时候也变小，她就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挨骂，还是纳闷，然后又多了一份担心，我担心的是我妈妈有一天老了，脚也会变成那种奇怪的样子。奶奶的脚很臭，但她自己却很爱闻，喜欢先用手摸自己的脚，然后把手放到鼻子上去闻去。我很小就跟奶奶睡，不免也要闻她的脚臭。
除了脚臭，奶奶的臭脾气也是远近闻名，没人敢来招惹她。奶奶很会骂人，一大家人打起架来，她那一张嘴可以当万人敌。我爷爷的四叔那一支人口最多，势力最大，常常把一大家的旁支整得很惨。我们这一支虽然人单力薄，爷爷又是出了名的好性子，可是因为有奶奶在，他们也不敢怎么样。
我爷爷二叔家的一个兄弟，选了一块好地方做宅基地，要给儿子盖房娶媳妇，地基都打好了，结果这块地也被四叔家的人看上。他们弄了许多树苗，趁夜里栽在那块宅基地上，算是霸占了。爷爷二叔家那个兄弟不敢跟他们争，可也不甘心就白白让给他们，于是把那块地转给我爷爷。这一招儿很灵，他们都知道我奶奶的厉害，一夜之间，把栽的树苗全拔光了。我爷爷于是在那个打好的地基上起了五间大屋。重新在房前屋后种了许多树：杨树、椿树、槐树、榆树、梧桐树，满满一院子树荫。
再后来，四叔那边有个儿子也要盖房子，见我家树多，就给我爷爷提了借木料的事儿。我爷爷满口答应，支援他们两棵树。碰巧我二姑家也盖新房，也缺少木料，我奶奶就让人杀了两棵树送去。杀树的人里正好有四叔那边最小的儿子老六。老六边杀树边对我奶奶说：“二嫂，二哥也答应给我三哥两棵树盖房子，那两棵树什么时候杀啊？”我奶奶不动声色地反问了一句：“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这事。”老六一听这话，不敢再吱声。
等盖房子的老三再见到我爷爷时，就说：“二哥，以后说不定的事别乱许人。”我爷爷问怎么回事，他就把老六的话转给他听。爷爷很生气，跑回家就骂起我奶奶来。我爷爷说：“‘不睦也劝人盖屋’，给他两棵树怎么啦？”我奶奶说：“他那一窝子没有好东西，给谁也不能给他们！”
两个人你来我往吵了一整天，没有结果。只不过老三最终也不敢来杀树。
奶奶骂人虽然很厉害，但也有心存忌惮的人，比如她就从来没有当面骂过我妈妈。妈妈的温良恭顺和做事周全使她没有机会，也不好意思，只是心里还是疙疙瘩瘩的。有一次，爸爸请来一个木匠打家具。那个木匠恰好是我妈妈庄上的，奶奶就对那木匠说我妈妈的一些闲话。她说：“你别看她很老实的样子，其实谁要得罪她，她也是个很眍（KOU，阳声，方言，泼辣、厉害、狠的意思）的人。”
我爷爷我奶奶脾气不合，斗争了一辈子。
当时一大家人过日子。爷爷的父亲是大家长，爷爷的父亲有兄弟四五个，这些兄弟也孩子一大堆。爷爷跟他的叔叔们出去做小买卖，卖个酱油醋什么的，回来钱都要上缴，一分私钱也不敢往家里带，而他的叔叔们却常拿钱给自己的孩子买吃买喝。这让奶奶很恼火，等我爷爷得了绝症躺在床上不能动的时候，奶奶就对她的孩子们说：“老头子要死了，你们谁也不能哭，谁要是哭，我就用麻线把你们眼睛和嘴全缝上！”
照顾爷爷吃喝拉撒的事只有落在我妈妈身上。我奶奶一个人睡在堂屋里，我爷爷则躺在一间很小的西屋。奶奶好几天都不去西屋一趟。我们都在西屋里陪爷爷吃饭，说话，她则在堂屋里自己做，自己吃。偶尔也到西屋来，不过是躲在门口，只露出半个脑袋，往屋里瞧。一看见躺在床上的爷爷，就骂起来：“哎哟，这个老头子可恶心死我了，这么臭，可熏死我了！”说完就不见了。
等我的姑姑们都来看我爷爷的时候，都说我奶奶的不是。我奶奶就说她闻不了爷爷身上的味，太熏人。我的姑姑们就不高兴。她还不依不饶，又翻起些陈年旧帐，说一辈子没得他好之类的，最后又对她们说：“老头子要死了，你们谁也不能哭，谁要是哭，我就用麻线把你们眼睛嘴全缝上！”
爷爷死的时候是冬天。那天晚上，所有人都围在床头。爷爷突然睁开眼睛，四处打量人，嘴里已经说不出话。我妈猜他是想见我奶奶。可我奶奶已经搂着我妹妹在另一间屋子里睡了。我妈于是去叫她起来。奶奶却一点也不愿意起，说一起来，被窝里进风，会冻着我妹妹。爷爷于是很不甘心地闭上眼睛。爷爷的死，奶奶没有掉一颗眼泪。
我那时也小，不知道爷爷已死，还以为爷爷又出门做小买卖去了。想爷爷的时候，就问奶奶：“天一霎黑一霎黑的，怎么我爷爷还不回来啊。”奶奶说：“你爷爷下东北了。”我问：“什么时候回来啊？”我奶奶说：“哼，那个老头子，挣了大钱，不回来了！”
我妈妈说，奶奶从小是孤儿，带着弟弟四处要饭长大，世界上根本没有值得她悲伤的事情。
卖猪崽
父亲母亲刚结婚的时候，生活很艰难。为了维持生计，总要想点赚钱的办法。
当时的农村，人们能想到的不外乎猪下崽，鸡下蛋之类。父亲母亲也决定养一头猪。当时刚刚包产到户，粮食虽然不是特别丰裕，但东拼西凑，养头猪还是不成问题。
他们花了些钱，买了一头半大小猪，精心喂养，猪长的很快，没几个月，就长成一个又肥又壮的大母猪。他们又找到一个专门喂养种猪的人，花一些钱，给猪配种，一窝小猪崽，很快就生了下来，总共有十四五个。刚生下来的小猪，个个黑油油，肉嘟嘟的，很惹人喜爱。
它们的个头天天见大，猪圈里盛不下，父亲母亲就将半个院子用矮墙围起来，当作它们的新家。等他们长到10斤20斤左右的时候，就可以运到集市上去卖了。母亲喂的那些小猪崽，都很争气，在生长上一点也不懒惰，很快就长成又肥又大的半大猪崽了。当时整个农村都在大兴养猪致富的事业，所以，猪崽的销路很畅通。邻居家养的小猪都不如我们家的生长得快。
第一窝小猪很顺利卖完了，父亲母亲尝到养猪卖猪的甜头，很快便决定再养一窝。他们将猪圈里里外外都打扫一遍，准备迎接新一窝小猪。但是这一窝小猪从一开始准备就显得很不顺利。给母猪配种的时候，换了好几头种猪，折腾了近一个月，母猪才怀上。怀孕期间，母猪忽然有一个时期不吃不喝，象是生了病。母亲请兽医来给它打了一针，才勉强开始吃东西。终于要生产了，却只生了10个小猪，其中还有一个怪物，全身无毛，白白的，鼻子很长，象一只小象，生下来就死了。父亲接生完那些小猪，将死去的“小象”扔在了猪圈顶上。母亲说应该将它埋了，但父亲实在不愿再看见那个怪物。幸运的是，这窝小猪的长势却不比第一窝差，而且因为个数少，喂养起来还减轻一些负担，个个长得比第一
窝小猪还壮实，还肉头，更加惹人喜爱了。
又到了卖猪的日子。父亲挑选了几头比较大的，装在地排车里，拉着车，步行到15公里以外的梁村集市上去。父亲走的很早，到达时集市刚刚开始。那里已经有几个卖猪的车子了。父亲拉着自己的猪崽，打眼瞅了一圈，心里有了底：他们的猪崽看上去都不如我们家的猪崽个头大，肉头。许多买 猪的都在父亲的车前转悠，询问，都对我们家的猪崽感兴趣，却又都不肯立马购买。
快到中午的时候，父亲还没有卖出去一头猪，再看看别人，都卖的差不多了。父亲心里暗暗着急。集市快要散的时候，来了一个人。那人围着我家的车子转了一圈，连声夸赞一通之后，忽然问父亲：“这猪崽怎么不大活动呢？”这一问提醒了父亲。果然，都快一天了，猪崽们一直趴在车子上，来买猪的人打它们几下，也不见有什么反应，都懒洋洋的；而别人的猪，都很活跃，人踢上一脚，就满地跑，并且“吱吱”叫得欢。父亲摸了摸自己的猪崽，说：“也许是太阳晒的吧，都困了。猪都是这样的。”那人只是笑了笑，走开了。
直到日头西沉，集市散去，父亲也没有卖出一头猪崽。他拉起地排车，怏怏走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村子，他停下来在路边休息，遇见一个熟人。那人听父亲说完这天的遭遇，也很不解。这时，车里一头小猪突然站起来，吱吱叫着，不知道要干什么。那人催促父亲快将那头猪从车里放出来。那只猪崽在地上走来走去，突然撒了一泡尿。父亲看到猪尿竟然是红的，大吃一惊。那人催父亲赶快回家，找兽医给小猪医治。
兽医检查了半天，说：“猪瘟。”实际上他也不能确定，只好每头猪都打一针，每天都来打。打上一针，猪崽就看着好了些，吃的东西也比平时多，尿也不再发红，还能跑来跑去的。但是，没几天就死了一头。母亲很是心疼，在一边掉眼泪，父亲更是焦躁，弄来一些石灰粉，撒在猪圈和院子里，希望能杀灭猪瘟。兽医每天都来，每天都打针。只这笔开销，家里就承受不起了。
展眼又是一个集市，父亲死活也不肯去卖猪了。他不忍看着猪一个个的死，但更不忍看着猪一个个没人要。母亲再也坐不住了，说什么她也要将这些猪崽卖掉。她约了我本家的一个叔叔，和她一块去25公里外的杨店集去卖猪。
那天天还没亮时，母亲就给那些小猪喂饱食，又请来兽医，每头各打上一针。让那叔叔拉着车，她在后面跟着。到了集市上，母亲的遭遇和父亲上次卖猪的遭遇一样。但是母亲坚信能够将猪全部卖出去。
集市快要散时，来了一个人。那人也是围着车子转圈，觉得这猪很好。
“你的猪崽很不赖呀。”他跟我母亲说。
“那当然，”母亲说，“你看这个儿头。”
那人点点头，沉吟半晌，问：“你今天卖了几头了？”
母亲赶忙说：“卖了好几头了，就剩这些了。”
“怎么剩这么多？”
“我拉来的多。”
那人“嗯”了一声，又沉吟了一会儿，说：“你的猪怎么都不动呢？”
母亲笑了，摸了摸自己的猪崽，说：“一天没吃东西，都饿了。”
那人也点着头笑，象是很理解。他摸着下巴，又问了一句：“你这猪没病吧？”
“没病。”母亲回答的很迅速，几乎是喊了起来，脸色也很不好看了。
那人大吃一惊，感到自己说错话，连忙道一声歉，说：“我是真想买你的猪，可我不放心哪；再说我也不是买一头两头的事儿，万一都赔进去，我就惨了。”
母亲想了想，说：“你买我的猪，绝对可以放心。我向你打包票。”
那人笑了：“你打包票有什么用啊，到时候不还是找不到人。”
母亲说：“你不信我也没办法。”
那人说：“这样吧，你要能找个打包票的人，这猪我就敢买。”
母亲这下犯了难，在杨店集很难找到一个认识的人，即使找到，谁又肯给打这种包票呢？她只好说：“我找不到人。”
那人摇摇头，看着车里那些猪崽，恋恋不舍地要走。
这时，旁边一个人突然说话了：“嗨，别忙走啊。”
那人转身，看是谁。母亲也看他，发现并不认识。
他对买猪的人说：“你认识我吗？”
买猪的人说：“不认识。”
他说：“难道一点印象也没有？”
买猪的人仔细端详他一会儿，又说：“好象在哪里见过。”
他哈哈大笑了：“还好象在哪里见过呢，就是在这里见过！”他又回头看着我母亲，朗声说道：“我就在这个集市上，那边开茶馆的就是。街上人不认识我的人还真叫少。”
母亲赶忙陪笑，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买猪的人倒是忽然醒过神来似的，一拍脑门，连说：“怪不得，怪不得。”
那人说：“你是经常来赶集的人，所以我对你有印象；她一看就是很少来赶集的，又不是买卖人，所以不认得我。”他低头打量了一会儿车里的小猪崽，点点头，又问买猪的人：“你要买猪？”
“是啊。”
“那为什么不买她的呢？”
“心里不大有底。”
“你刚才说什么来？”
“只要有人敢打包票，我就敢买。”
“好，今天我来打这个包票，如何？”他的眼睛先扫向买猪的人，又扫向我的母亲。
“那敢情好。”买猪的人笑呵呵地说。
母亲却没有说话。
“你不愿意吗？”要打包票的人问我母亲。
“愿意是愿意，可是……”母亲说。
“怎么？难道你的猪真有问题？”
“没有，没有，”母亲赶忙摆手，“绝对没有。”
“这不就完了么？”
买猪的人于是从车里挑选了5只小猪崽。为了保险起见，他只付了定金30块钱。如果两个集市的日期过去之后猪崽没有什么问题，他会再来这个集市，等我母亲，将剩下的钱补交了。母亲接过那30块钱，吩咐我的叔叔，拉着剩下的猪崽就要走。但买猪的人却拉住车子，“话还没说完呢。万一这些猪出了问题，我那30块钱怎么办？”他说。
“对啊，你得留下地址，好去找你。”打包票的人也说。
打包票的人从自己上衣兜里掏出一管钢笔，又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母亲。母亲没有接，回头对我那本家的叔叔说：“兄弟，你写。”
我那叔叔接过纸笔，想了想，还是将它们交给母亲：“嫂子，还是你写吧。”
“行，”母亲暗暗吸了一口气，接过纸笔，在纸上写下地址和人名，交给买猪的人。
接过那30块钱，母亲和叔叔拉着剩下的猪崽，慢慢往家走。过了很大一会儿，我那叔叔说：“嫂子，你胆子真大；要是我，可不敢这么干。”
母亲说：“我写的时候，心也是跳到嗓子眼了。”
母亲一路上都没再说话；一回到家，就对父亲说，她做了一件一辈子良心都不安的事。父亲问怎么了？
她说，她在那张纸条上写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名字。
畜类
前几日父亲从老家回来，说：“何畜类快要死了。”我就很吃惊，觉得不太可能。可是父亲说他瘫痪了，动不了了。他是我爸爸远房的叔叔，人们之所以都叫他“畜类”，是因为他这一辈子做了太多猪狗不如的事情。
“坏人活百岁”，他怎么可能这样就死呢？
他的所有子女都不在身边，收到他快死的消息后，传回的话也很一致：人不死，他们就不回；还有一句让邻居们放心的话：绝不会让他臭在家里不管。
他有“五男二女”，乡下人认为这是天下最有福人的一个标志，可他却不屑于这种福分，将这七个孩子依次打出家门。余生也晚，当我记事的时候，他的五男二女已经被他驱逐的只剩下两个了——他最小的两个儿子：四国和小五。
小五和我一样大，但我都和四国一起上学了，他还整天光着屁股在街上跑。那时候七八岁的孩子不上学，光着腚满街跑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还记得我们在教室里上课，小五领着一群光腚猴子在教室门口乱瞧的情景。
有天他在池塘边上放羊，不小心被羊抵下池塘，淹死了。何畜类得知这个消息后赶来，一脚就把那只羊踹到池塘里去，然后捞起光腚猴子小五，晾在池塘边上，又回家抬了一个破了底的小瓮出来，把小五光着屁股的尸体装在瓮里，拉到北河滩埋了。小瓮太小，根本装不下小五的身体，许多人都看见小五的两只小腿在瓮口搭拉着，像两根鼓槌，敲打着残破的小瓮。
在他这么多孩子中，可能只有四国对他最忠心，怎么揍都揍不跑，即使腿被打瘸了，脸给打肿了，眼珠子被打斜了，几天不给饭吃，冬天不给棉衣穿，下雪被罚站在雪地里，四国都赖在家里不走。
四国比我大两岁，算是跟我年龄最相仿，虽然差着辈，也是很好的伙伴。上学放学，都形影不离。有一年冬天，天还没亮，我们顶着呼啸的寒风，踩着黑洞洞的小路去上学。四国表现的很兴奋，他告诉我他爹昨天晚上被戴大盖帽的人抓走的消息。让他感到兴奋的倒不是他爹被抓，而是他看到了那些人别在腰里的枪盒子。
他是因为打老婆太厉害太狠才被抓的。他老婆我虽然只见过一两次，但印象很深，是一个极端温顺的女人，瘦小，白皙，一双眼睛乌黑透亮，虽然有神，传递出来的却只是恐惧和无助。我去她屋里玩，虽然她极力想表现出一种长辈式的疼爱，却不知道该如何表现。她总是袖着手，蜷坐在他们家黑洞洞的小屋里，不敢到外面去，甚至连看一眼外面的勇气都没有。
她是个小脚女人，有着所有乡下小脚女人一样的打扮：头发往后梳成一个髻，穿着一身斜襟的青色长褂，不论是坐着或者站着，都无法表现出一种安详。按辈分我叫她奶奶，同时也觉得她确实是个奶奶级的人了。事实上，她那时相当年轻，不会超过35岁。
她的丈夫把她打回娘家，再也不敢回来，就在娘家住下，一直住到死。她的丈夫在监狱里只呆了两年就回来了，生活照样继续。
何畜类这个家族算是我们本家中最庞大的一支。因为他们家人口庞大，关系复杂，所以兄弟之间经常会发动一些彼此合纵连横的战争。每次打仗都极有气势，各人领着自己众多的子女沿街站好，开始彼此或言语或肢体的攻击。每场大战都能从早晨持续到掌灯。那时的农村夜里没有照明，都喜欢在户外活动，所以，“兄弟夜战”常常是夜间户外活动的保留观赏节目。
然而随着何畜类家庭内部的非战术减员，这样的大战于他来说是越来越力不能支。到最后他身边只剩下一个四国的时候，干脆就闭门不出，玩起空城计。
那一次，他的三弟携着自己如狼似虎的三个儿子，还嫌阵势不够大，又借了他大哥的两个儿子一起来挑战何畜类。从中午一直骂到晚上，而何畜类却坚壁不出。直到后半夜，他们都声嘶力竭，筋疲力尽了，畜类才命儿子四国一个人出门迎战。四国一个人瘦小的身躯孤零零地从门缝里挤进来，舌战群雄，声音颇为洪亮，一时竟不落下风，及至后来终于开始肢体冲突，四国才被他那五个叔伯兄弟打个半死了事。
四国最终也是逃了，像他的哥哥姐姐们一样。他们在外地的生活状况，自然要比家里好许多，起码再没有无来由的皮肉之苦。倒是何畜类此后的鳏居生活颇值得研究。
他似乎有点经济头脑，一个人经营着家庭众多人口的口粮田，生活稍有富裕。先后盖了两出大院落，还霸占着另外三出宅基地，名义上都是为逃跑在外地的儿子们留的。他在那些宅基地上开辟菜园，种植葡萄，还搞水产养殖，俨然一个勤勤恳恳努力奔小康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他似乎没有什么朋友，至少没有永久的朋友。偶尔你会发现他在谁家喝酒，但那些人都不愿意承认是他的朋友。
在他建好的那所最完整的宅院里，沉重的木制大门从来都是关着的，他进出都走一个小门。小门是在屋子山墙上打出来的一个狭窄得不能再狭窄的门洞。大门因为十几年未曾有人出入，渐渐腐朽了，还有老鼠啃啮的洞，以及雨水浸泡出来的网孔；多年堆积起来的泥尘把那门的底部彻底掩埋了。如果不是能从墙外看到他满院子绿油油的葡萄架，人们还以为这座宅子里，早已没有活人居住。
他的大片的庄稼地永远是最后一个收割。每到秋天，别人家已经收割完毕，深耕完毕，播种完毕，他家的玉米还兀自在旷野里站着，在秋雨秋霜的打击下，枝叶灰白颓败，在秋风中瑟瑟缩缩，像一群无人认领，无家可归的弃儿。
每当本家人提起他时，都无一不是极为厌恶地皱着眉头，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却一直想找个机会，与这个“畜类”做一次亲密的接触，就好像小时候去他家玩时那样。
我还依稀记得小时候去他家的零星经历，那时也并没有亲眼见过他的残暴。四国也只是用身体上的伤疤来展示，而从来没有用语言描述过他的父亲。这就已经足够骇人听闻的了，但并不妨碍我去他家找四国玩的频率。我的印象是，虽然他很粗鲁，强硬，不讲理，但对我实在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
如今有时做梦，还常常会梦到他的菜园子，他的葡萄架。在我的印象里，他只不过是一个观念上的残暴者的影子。对于闯入他的菜园这件事情，不论是在梦里还是在生活中，于我并没有太大的恐惧。
现在他要死了。虽然做了一辈子的畜生，但邻居们似乎并不愿意看着他再像一头畜生那样死去。善良者的观念是：他出生时是人，死的时候也应该像个人。所以，当我在百里之外得到这个消息，还是有一点点莫名的感伤。
乡村摄影师
摄影师是我们村第一个买照相机的年轻人，第一个摄影“个体户”，最早富起来的人。
他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巷，赶大集跑码头，上矿山进学校，干得风风火火。人们总是喜欢让他拍照，却又总是说他手艺不好。胖了说被拍瘦了，高人说被拍矮了，俊人说被拍丑了。说归说，生意却是好的不得了。
当时拍照流行挂布景。就是在一块像电影幕布那么大的白布上，画满亭台楼谢，青山秀水，绿柳红花什么的风景。到一个村子，先把布景挂起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放电影的呢。我父亲就曾经给他画过布景。父亲多才多艺是全村有名的，不但给摄影师画布景，谁家新打了家具，还请他去油漆家具，并在家具上作画，无非是一些松鹤延年，高山流水；我上幼儿园的时候，那些年轻的幼儿园女教师也常跑到我家去，缠着父亲给她们画一些小鸭子，小兔子什么的。记得当时我们家也是高朋满座，夜夜笙歌。其实笙歌是没有的，有的是二胡声和口琴声，当然是我父亲的二胡和口琴。如今，口琴是找不到了，二胡大概也被母亲当作了烧柴，只有那20年没换的旧家具还在，上面还有父亲的高山流水，松鹤延年，沾满灰尘的墙上还挂着父亲的陈年笔墨。
还是回来说摄影师。
小学的时候，我和几个朋友曾让他拍过一个合影，但几天过去，迟迟不见照片。我们便决定去他家索要照片。我预先知道了他有个哥哥在外地被人打死的消息，猜测他家正忙着办丧事，一定是无暇冲洗照片。但几个朋友不管这些事情，认为交了钱就该按时拿到照片。结伴去他家，走到半道就听到了哭声；勉强往前走，到了门前，看到那些白纸白花，哭天抢地的场面，便再也没有勇气往前走了。我们只好像逃跑一样溜走。
小学毕业的时候，拍毕业合影。拿到毕业像之后人人都很喜欢，个个爱不释手，重要的并不是相片照得有多好，关键是我们终于也有自己的毕业照了，不用再羡慕那些高年级的同学。班主任是个酒鬼，晚自习的时候，又跌跌撞撞跑到教室里，命令大家将毕业照统统烧掉，或者撕成碎片。有些人害怕他那酒后的样子，只好撕掉，或者烧掉还没有看够的毕业照。他说这不要紧，大家还可以重新再拍一次；他说已经跟摄影师说好了，因为这次拍得很模糊，重新拍一次效果才好。“我还没给那小子钱呢，大家尽管撕，烧！”于是又有一些同学撕掉了照片。从那时开始，我们热切地盼望能再拍一次毕业合影，但直到离校的那一天，班主任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情。我的毕业合影并没有在那一天撕掉，而是离校之后，因为厌恶这个说话当放屁的班主任，耻于与这个酒鬼为伍，才愤怒地撕掉了照片。现在，我当然已经后悔了，因为我再也找不到自己那时的影子。
摄影师大概有4个哥哥，两个妹妹。他是老五，我们都称他马五。他的小妹妹就是我曾经的大班长。大班长陪我们读到五年级之后，考上初中，到初二时就退学了。又过了几年，嫁给了我们村牙医的儿子。牙医的儿子，上学比我还矮两级。
他的四个哥哥，相继在壮年死去。大哥养蜂，在外地放蜂的时候被人打死。二哥押车，路遇大雾，翻车摔死。三哥娶了一个恶妇，不堪忍受，跳井淹死。四哥会些拳脚功夫，与人斗殴，被人捅死。5个儿子接连丧失4个，老父亲心神俱伤，但总算还有个老五在，只是拍拍照片，又不干危险活，又不惹是生非，还算有个依靠。
马五有点小钱，先给自己建了5间大房子，娶了新媳妇，生了胖小子。
几年过去，照相的生意渐渐不怎么好做了。那时村里最赚钱的职业是倒运河沙。更多的年轻人买三轮车，拖拉机下河，赚了很多钱。摄影师马五一狠心，卖掉摄影器材，也买了一辆拖拉机。刚学会开车就下河去了。
结局是这样的。那一天他特意让人多装了一些黄沙，从河床底部往河堤上猛开，开到那段陡坡一半的时候，迎面下来一辆大卡。这本来没有什么，各走一边就可以了，但他不知怎么回事，硬是一拉方向盘，车头拼命往路边的沙堆上撞去。车头像疯了一样开向沙堆，整个拖拉机突然直立了起来，然后人们看到车头开始坠落，拖拉机拦腰折断，车头狠狠地跌在盛满沙子的车厢里。在另外一个沙堆上，他5岁的儿子看见了这一幕，异常兴奋，对那些忙碌的人们说：“快看我爹！他又在玩杂技！”
瓮中女
冬天天冷，要穿很多衣服，所以人都显得胖。老张家的闺女本来很瘦，到了冬天，突然胖得厉害。开始老张婶还以为是闺女怕冷，棉袄穿得多，后来闺女说自己肚子胖得太快，很不舒服，要老张婶带她去看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给闺女按了按脉，问老张婶：“这是你闺女，还是你儿媳妇啊？”老张婶说：“是俺闺女。”赤脚医生就让闺女到屋子外头去等，对老张婶说：“你闺女有喜啦。”
中午老张婶的儿媳妇从地里回来，只见老张婶一个人在屋里，就问小姑子哪里去了。老张婶说她打发闺女走姥姥家去了。儿媳妇也没在意，过了十天半月，也不见小姑子回来，就对老张婶说：“小姑子在姥姥家还真住下了，也不知道姥姥家粮食够不够吃的，要不要送袋棒子面过去。”老张婶赶忙说：“不用，不用，你姥姥家粮食够吃。”儿媳妇又说：“也不知道姥姥家有什么好吃的，惹的小姑子到现在也不回家，该不是把自己家给忘了吧。”老张婶说：“是我让她在那里多住些日子的。”儿媳妇说：“哟，也不知道您是心疼咱家的粮食不够吃，还是心疼您那闺女，让她多在亲戚家住几天，好少干点活，少挣点工分！”老张婶说：“都不是，就是你姥姥想她外甥女了。”儿媳妇说：“都是一个姥姥，咋就不想她外甥小子跟外甥媳妇呢？”
又过了一个多月，还是不见小姑子回来，儿媳妇又问，说地里的活干不过来，得让小姑子快回来当帮手。老张婶也不理会她。儿媳妇说小姑子再不回来，她就去姥姥家叫去。老张婶赶忙说地里活多，真是挣工分的时候，还是她去叫吧。过了一天，老张婶从娘家回来了，小姑子没跟着回来。儿媳妇问怎么回事？老张婶说姥姥家里事多，已经离不开外甥女了。儿媳妇说，可真担心姥姥家的粮食，一入冬就觉得小姑子饭量惊人，肚子胖得厉害，到了姥姥家，还不知道有多能吃呢，可千万别把姥姥家的粮仓吃空了，咱家可赔不起。老张婶很生气，说就是吃空了，也不用你赔。
从此儿媳妇就不管小姑子的事了。不过她觉得婆婆老张婶的行为越来越可疑，没事就老往西厢房里跑。西厢房是盛粮食的地方，屋里有好几个盛粮食的大瓮。因为生产队里收成不好，家里也分不到多少粮食，所以瓮里的粮食都盛不满，一敲都是咚咚空响。小姑子不在家倒是有一件好处，就是粮食省下了，本来还担心不太够，这下还有了点节余。想到这里刚想欣喜一下，儿媳妇又疑窦顿生：老婆子每日都去西厢房好几次，莫不是想偷粮食换香油果子吃？儿媳妇故意观察了几次，结果发现老张婶总是往西厢房里拿东西，出来时却是空着手，没有偷粮食的迹象。但她还是不放心，趁老婆子不在，进去检查了几次，发现瓮里的粮食也一点没少。
心是放下了，可儿媳妇以后的日子却过得越来越不安稳。白天会莫明其妙的心惊，就好像有人在心口突然捏了自己心脏一下子那样；这可把她吓坏了，以为得了什么了不得的病，整天心事重重的，也不敢给丈夫和婆婆说。晚上呢，就失眠，睡不好觉，听觉异常灵敏，老是听见西厢房里有人把瓮敲得当当响，一开始还以为是闹老鼠，后来觉得老鼠没这么大动静。有天晚上实在控制不住，决定去西厢房看一看。举着蜡烛，一打开西厢房的门，就看见一个人影弯曲着，没有脑袋，屁股对着她，撅得老高，把她吓得是魂飞魄散，赶忙跑回屋去。她第一个念头就是“有鬼！”并且把这两个字喊了出来，结果被在床上睡得正香的丈夫啪啪甩了两耳光。
回头再看，老婆子从西厢房里颤颤悠悠地走出来，在院子里高声说：“没事没事，是我是我。”儿媳妇几乎是哭着问了一句：“三更半夜的，您跑那屋去干啥？”老婆子说：“耗子闹得厉害，我去瓮里赶耗子了，不然粮食就全让狗日的糟蹋了。”又过几天，儿媳妇失眠不那么厉害了，开始能睡觉了，可是一睡觉就做梦，一做梦就是恶梦，老是在恶梦里听见有孩子哭，那哭声又好像是从西厢房里传出来的。她就老是揣着纳闷，但又不敢对丈夫说，怕再挨揍。
转眼过了冬天，到了春天。天气暖和起来，空气也湿润起来，儿媳妇因为那次惊吓落下的病也好得差不多了。不失眠了，不做梦了，每天都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到自然醒。一听见布谷鸟叫，就起床下地，干活也有了力气。她早忘了那些莫明其妙的噩梦，去西厢房也不觉得有什么异样，甚至连小姑子这么长时间不从姥姥家回来的事情也忘得一干二净，快不记得还有个小姑子这件事情了。
这天晚上，她像往常那样洗漱完毕上床睡觉，很快入梦乡，不一会儿就被尿憋醒，才想起睡觉前水喝得太多，准备操起尿壶来撒尿，突然听见院子里有响动。从窗户里往外看，发现老婆子正提着一桶水匆匆往西厢房里跑。这回儿媳妇学聪明了，蹑手蹑脚走到西厢房门口，从门缝里往里看。
一个光屁股的女人躺在屋地上，大概肚子疼，不停地翻滚，却一点也不叫，原来她嘴里被塞了一块布。一声突然惊天动地的婴儿初啼从屋子里爆发出来，旋即被老婆子用另一块布捂住了。只见她用那块布包住婴儿的头，使劲勒住婴儿的小细脖子，使劲摁在地上，过了足足有十分钟，大概是把婴儿的脖子扭断了。
儿媳妇看得发呆，定了定神，才发现自己手里原来还提着那个尿壶，于是又蹑手蹑脚回到自己屋里，解开裤腰带，朝尿壶里狠狠撒了一泡尿，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布谷鸟一叫，她又自然醒了，伸了个懒腰，起床穿衣，草草洗了把脸，拿起锄头又要下地。这时她看见自己的婆婆也已经起来，一边提着裤腰带，一边往茅房里走。
儿媳妇问婆婆：“俺那小姑子是不是快从姥姥家回来了？”
婆婆已经蹲在茅坑上边，说：“是啊，前两天你舅舅托人捎来信，明后天的就回来了。”
儿媳妇说：“那我得好好看看小姑子如今什么样了，要是胖了还行，要是瘦了，咱可不愿意，得找俺姥姥舅舅的说道说道，别是在姥姥家住这么久，不给吃不给穿的，光受虐待了。”
婆婆说：“哪能呢，你姥姥舅舅的疼她还来不及呢！”
儿媳妇说：“是啊，她那么能吃，准是把姥姥家的大瓮都吃空了。咱家粮食可也不多了啊。”
婆婆说：“不多也得有她那一口。”
儿媳妇扶着锄头，站在院子里，没什么话说。老张婶又提着裤腰带从茅房里出来，抬头看了儿媳妇一眼，发现她正拿眼睛瞪她，就很恼火，说：“也不看日头多高了，还不下地去！”
儿媳妇这才回过神来，扛起锄头走出家门。
春天一下子让树叶子全从树枝上伸出来，浓绿的树荫遮盖着通向田野的小路。布谷鸟在树荫之上高高叫着，生产队的牛车拉着一车农家肥慢慢往田里走，经过路边墙上一个又一个红艳艳的大字：农－业－学－大－寨。许多和她一样的妇女都扛着锄头走出家门，有说有笑。今天生产队里又要展开一次劳动竞赛了，看谁锄草锄得多。以前这种活都是她跟小姑子一起干，能比别人多挣好几个工分。
她慢慢回忆小姑子，慢慢想起小姑子的好来。也许不用到明天，她就能看到自己的小姑子了。 还别说，虽然以前都是别别扭扭的，这么长时间没见面，还真有点想。锄草的时候，她依然控制不住地想，不知不觉锄断不少庄稼，被生产队长发现，扣掉了一天的工分。
一气之下，扔下锄头，一溜小跑，跑回家去，直接冲进西厢房，揭开大瓮，看见小姑子蜷在半瓮麦子上，半张脸埋在麦子里，整个人又白又瘦，像是刚从酱菜缸里捞出来的一根萝卜条儿。
叫花女
一天，老李婶在门口坐着喝咸粥，打胡同口过来一个女乞丐，穿得倒不怎么破旧，像是个新入行的。一看见喝咸粥的老李婶，就说：“大娘，给俺也喝一口吧。”老李婶是个善心人，一看要饭的就觉得可怜，回头到家里给她盛了满满一碗咸粥。“俺还想吃馍。”女叫花子说。老李婶就给她拿了一个馍。“俺一顿得吃仨。”老李婶就给她拿了三个大馍。“有咸菜没？”老李婶给她从咸菜缸里捞了块咸菜疙瘩。
吃饱喝足，女叫花子又说：“大娘，你给俺找个婆家吧，俺想嫁个人过日子。”
老李婶打量了一下这个女叫花子，长得倒还不赖，就说：“俺儿还是个光棍，你要不嫌弃就嫁给他吧。”女叫花子说：“你儿多大了？”老李婶说：“俺儿刚刚四十五。”女叫花子说：“岁数有点大了，唉，就将就着吧。”
老李婶的老光棍儿子和女叫花子结了婚，第二年生了个大胖小子。老李婶整天含饴弄孙，心情甭提有多好过了。
这天，胡同口进来一个男人，看着老李婶抱着孩子在门口晒太阳，就走过来，说：“瞧这孩子，多好玩啊。”老李婶就笑呵呵的，也不说话。
“老人家，这是你孙子还是外甥啊？”
“孙子。”老李婶无比幸福地说。
“孙子好啊，有孙万事足。”
这时儿媳妇从屋子里出来了，在院子里没精打采地走了一圈，见了人连头都懒得抬一下，又进屋了。
“老人家，这人是谁啊？”男人继续打听道。
“俺媳妇，孙子他妈。”
“噢，怪不得呢，看着就有点像。”男人看着女人进屋的背影，发了一会呆，又说：“老人家，你知道我是她什么人吗？”
老李婶一听这话，吓坏了。她本能地想到这人有些危险，但也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我是她舅舅。”男人笑呵呵地说，“哎呀，你可不知道啊，我们一家人找她找得多苦啊，谁知在这里找到了。你知道她有多大吗？她今年过了年儿才十六呢！”
老李婶听得手心冒汗，但不知道该说什么，人像傻了似的，坐在那里。
“真的感谢你啊，老嫂子，替我们收留了她，还给你们生了孩子。你不知道，这孩子在家里可难缠了，好吃懒做不说，什么人都管不了她，一生气就跑出来。我们一家人正愁她将来嫁不出去呢，这下可好了。”男人说得兴冲冲的。
“她在你们家表现还好吧，是不是就知道吃，什么也不干？”男人继续说。
“吃倒是很喜欢吃，我们家的鸡都被她宰着吃光了；不过这不生了个小子嘛！就是干活不大愿意干，一下地就病病恹恹的，不然就口吐白沫，我们不敢让她下地干活。”
男人点点头，什么也没说，转身走出胡同口，消失了。
过了几天，一帮人热热闹闹地来到老李婶家，带了一大堆彩礼，是那个男人带队来的，说是来认下这门亲戚。老李婶高兴坏了，张罗着这群人好吃好喝，打发回去。
后来一天，媳妇突然不见了，遍地找不着。老李婶也不觉得缺什么，反正孙子已经有了。
一年后，媳妇回来，抱着一个孩子。老李婶问她在外边都干啥，她说要饭吃。老李婶说家里有饭吃啊，她说家里做的饭不好吃。
媳妇吃了几天家里的饭，又腻味了，将新生的孩子扔家里，又走了。过了一年，又抱着一个孩子回来，扔给老李婶，没几天又消失了。第二年再回来时，还是抱着个孩子。
老李婶觉得这样下去可不行，心想你出去要饭吃就算了，干吗还生孩子啊，这么多孩子也不知道都是哪里的野种。这可怎么办呢？等这个女人再次抱着孩子回来的时候，老李婶想了个办法，几个人把她绑到卫生院里，做了结扎手术。
女人养好身体又出去要饭，一年后却没有回来。两年三年也没有回来，四年五年也没回来。十年八年也没有回来。留下的那帮孩子都一个个长大了，整天围着老李婶要东西吃。
黄金时代的劳作
秋天，收获完花生、玉米和大豆，土地被犁铧翻过，彷佛小刀挑破皮肉，湿润而松软的新土露出地表，散发着潮湿而腥甜的气味。我们重新找到埋在地下的石灰标记，拉起长长的缆绳，从土地的这头到那头，拉紧，拉直；然后背起手，低着头，双脚踩在那贴近泥土的缆绳上，从这头踩到那头，将缆绳拉出的直线深深印在新鲜的泥土上；然后我们拿起铁锨，沿着泥土中的直线，修起长长的垄坝，平坦无边的土地被分割成一块块平均的畦垄；然后，人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播种。人们播种小麦，小麦很快发出嫩芽，在冬天到来之前生长茁壮，好准备严寒冬天里的睡眠。等到春天苏醒，夏天收获，之后就是另一轮播种的开始了。人们又要种上花生、玉米和大豆。
现在我只说播种小麦。播种小麦需要一种工具，叫做耧。耧的使用至少需要三四个人以上。一个人在后面扶耧，一个人在前面驾耧，还需要两三个人在驾耧人两侧拉绊儿，叫做拉耧。只有这样，耧才能真正工作起来。拉绊儿的人越多越好，越多干起活来越轻松。一个小小的三口四口之家，只有两个三个劳力，不可能独立使用这种工具。这就要搭伙。两三个家庭联合，共同使用一个耧，共同将各自的土地播种完毕。这是80年代中国北方农村最常见的劳动协作方式。这样的劳作方式，仍然保留了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劳动的那种“人多话多，干活不累”的热闹气氛。大家互相开着玩笑，充满了农民本能具有的对劳动的热情和喜悦。在那种劳作气氛生长起来的孩子，被这种气氛所熏染，至今仍对那个农村社会的“黄金时代”抱有怀恋之情。这种怀恋又因为“童年”这种暧昧光晕的笼罩而加深。
收割玉米的季节
秋天，父亲和母亲拿着砍刀去田地里割玉米。玉米已经成熟了，花生叶也在露水中生出铁锈一样的小斑点。我跟在他们后面，去捉肥胖的大豆虫、草稞里的蟋蟀和蚂蚱，顺便给他们打打下手，把玉米掰下来扔到一个指定的地方呀，把砍下来的玉米秸一堆一堆的捆扎起来呀，把嫩一些的绿秸秆咬在嘴里，尝尝还有没有甜蜜的汁液流出来呀，等等。我到田地里去，主要是玩耍的，父母肯定也是这么决定的；他俩亲密的走在前面，根本没把我当成一回事。
与我们相邻的那块地里，年轻漂亮的女主人头扎方巾，也在埋头忙碌着，虽然我闹不清她忙碌着什么。她的儿子才有3岁大的样子，可是已经光着屁股在泥土里乱爬了。这个调皮的孩子爬上了他们家笨重的拖拉机，站不直的小罗圈腿还是那样嫩，却已经站在驾驶座上，握紧了方向盘，引擎不知道是怎样发动的，反正我看见这个婴儿已经驾驶拖拉机突突突突前进了，一直开到他们家土地的边界。这个时候一个穿牛仔装的男人从后面追上来，手里拿着一个庞大的有天线的东西，看来不是一台收音机，就是一个遥控器。他对着那玩意大吼一声："停!"机车上的孩子听到了，迅速从还在高速前进的驾驶座上蹦了下来，滚落到旁边湿润柔软的泥土里。那个英俊的男人也不知道是孩子的父亲还是漂亮女主人的情夫，只见他再次对着那带天线的玩意轻轻呢喃一声："停。"那笨重的拖拉机于是缓缓停下了。
母亲在前面掰着秫秸上的玉米，父亲在后面砍断秫秸，而我在最后面，什么也没有干，兀自发着呆。忽然想到要撒尿，但不愿意当着父母的面去干这件丢人的事情，瞧啊，我已经有了羞耻心哪！北风从树林后面吹了过来，我背对父母往一个隐秘的地方跑去。我迎着北风跑，大风吹弯了我嘴上叼着的雪茄。天哪，我什么时候叼上了雪茄，而且是父亲最珍藏的哈瓦那雪茄呢；不过，在撒尿的时候抽一根雪茄真是一件再惬意没有的事情了。雪茄燃烧的那头，红的火头一明一灭；猛烈的北风里，整支雪茄正慢慢地弯曲下去。我先跑到东面有玉米地遮挡的地方，回头看去，仍能看到父母；又跑到西面的玉米地里去，那里还有大片的玉米没有收割，钻到里面去，一定不会有人看见。
我钻进那片大大的玉米地，朝着一个方向猛钻，不一会儿，在前面显露出来的是一片广阔的花生地。我正要往花生地里踏上第一步，一阵猛烈的呵斥声借着北风传过来。在上风向，几个高大的农民纷纷回过头，对我怒目而视。阳光忽然很强烈，我一下子看清了对方，他们几个是我远房的叔叔，我想他们一定是误会了，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我再往花生地里迈出第二步。他们愤怒了，纷纷举起铁锨，准备往这边走来。他们边走边喊："你们这些捣蛋鬼，还敢偷吃我的花生！看看你们的脚下吧，已经光秃秃地一大片了，都是你们这些老鼠变的东西挖去的！"我想他们是误会了，他们怎么会不认识我了呢？我可是认识他们的呀，我大声喊着辩解，可是我在下风向，他们什么也听不见。眼看他们举着铁锨走过来了，我很愤怒，但并不害怕，我要跟这些叔叔们对抗到底。他骂我什么难听的，我同样回骂他。我们在骂声中僵持着。这时一个女人从他们后面绕过来，拦截住他们，对他们说了一些什么。他们于是不走了，也不骂了，而是羞愧地低下脑袋，转过身去，有的还偷偷回头看我。瞧，他们也知道害羞呢！那个女人向我跑过来，大约到我能够听见她说话的距离，停下了。但她并没有张嘴说话。
也不知道那泡尿撒在了哪里，我往回走，找我的父母。经过了一片荒地。荒地里长着几棵白杨树，全都高大无比，每一棵我都无法用胳膊合抱过来。我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在每棵树下面流连，久久不肯离去。我抬头往父亲母亲劳动的方向看去，大片的玉米地已经收割干净，土地立刻显得坦坦荡荡。在青青的玉米秸秆倒下的地方，并看不到我的父母。他们一定是躺在了秸秆上，在阳光的照耀下，亲密的亲嘴呢。
父亲在深秋田野里的一场比赛
父亲们在深秋的田地里劳作。
我们自然不会关心；深秋的田野，有更奇妙的东西让我们着迷。
大豆的枝干上隐藏着肥大的豆虫，等大豆成熟，枝干变黄，它们也变得空前肥硕，身体露出诱人的油黄。我们生起篝火，将豆虫扔进火堆，不久，就有诱人的香气钻入鼻孔。我们都知道豆虫是多么好吃的东西，但同时扔进火堆里的，还会有新鲜的花生，大豆，红薯和玉米……我们还会去挖田鼠洞，破坏田鼠为过冬准备的储藏；我们还会带上狗，去追逐野兔，追逐獾，追逐萤火虫。我们能在田地里找到一些野草的果实。我们能找到紫色的“天天奇”，一串串的，犹如微型的葡萄。我们还会找到“酸泵”，它的果实隐藏在一层薄膜中；撕开薄膜，就会露出它珍珠般的脑袋。它的味道，是另一种酸甜。如果用力拍击那层薄膜，它还会发出“嘣”的一声脆响；但那薄膜的形状实在又像一个小水泵，我们于是命名它为“酸泵”。我们甚至还能找到一些野生的小甜瓜和长得根本不像样子的小西瓜。
可是这一天，我们对这些都失去了兴趣。我们发现自己已经厌倦了孩子的身份，而想让自己变成大人。是的，我们谈到了大人，尤其是男人，然后又说到各自的父亲。不知怎么回事，我们后来竟为各自的父亲而争执起来。
毫无疑问，我认定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棒的男人。
事情惊动了正在劳作的两个父亲。
他们决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各自儿子的观点。
这时太阳已经落山，黄昏的微光从西边的地平线上弥散过来，从已经发黄的玉米叶子上反射出醉人的迷蒙之光。那些依然翠绿的花生叶子
已经合上对称的叶片，但沉重的露水却随着温度的降低从那叶片上生出，坠开了叶片的闭合。叶尖上的露珠在坠落到地面之前发出最晶莹的亮光。暮霭尽管是弥漫的，但在你站着的地方向四周望去，它仍然像一层薄纱，缠绕在田野的四周，距离你好像还远；它好像是缠绕在田野四周高大的白杨树树干上的，它好像是缠绕在那些阡陌纵横的田间小路上的。
伙伴的父亲飞快地在花生地里连续做了三个侧身翻，引来伙伴们的掌声；但我的父亲并不慌张，他也给我们做了三个侧身翻，所不同的是，他的侧身翻一点也不快，可以说是缓慢之极的。但这种缓慢是可怕的缓慢，我的父亲只是将那人的动作按照电影慢动作的方式重新演绎了一
遍。可以想象，当他的身体在空中旋转的时候，速度是缓慢的，当他双手撑住地面的时候，速度是缓慢的，当他一手撑地，另一只手离开地面，身体斜侧，双腿准备落地的时候，速度也是缓慢的。世界上还有比这厉害的控制能力和技巧么？至少从身体的耐力上，我的父亲已经胜过了他的父亲。
但伙伴的父亲并不服气。他又做了一些别的动作，诸如卧倒啊，起立啊，拿大顶啊，俯卧撑啊，仰卧起做啊，三级跳远啊等等等等，凡是在田野里能做到的运动他都做了。可是，我的父亲依然是依葫芦画瓢，统统按照慢动作来处理。就说俯卧撑吧，他能做三百个，而我的父亲就
能用慢动作，或者说分解动作做三百个；我父亲卧倒之后还能迅速弹起，拿大顶的时候身体能够像陀螺一样旋转，三级跳的时候能够随意控制身体在空中滞留留的时间，他想什么时候降落就什么时候降落，不想降落就不降落。
最后的比赛是长跑。秋天广袤无边的田野，正是最好的田径场。哨声响了，伙伴的父亲率先冲出起跑线，而我的父亲却不慌不忙地往前走着。这时候我有些担心，难道我的父亲依然要按照慢动作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比赛么？但我无法提醒我的父亲。
很快，伙伴的父亲已经无影无踪。而我的父亲信步穿过一块又一块还未收获的花生地，有时还会被高大的玉米淹没身影，但很快又在另一片田垄中出现，终于也慢慢消失在业已浓重的夜色里。
田野里寂静下来，篝火在静静地燃烧，蟋蟀在悠闲地弹唱。乌云从天边涌起，但另一半的天空却出奇的蔚蓝，秋夜的星空低垂到极点，我们躺倒在草丛中，以为伸手就可摘到星辰，闭上眼睛，以为自己就在天上。
篝火边只剩下我和那个伙伴。
我们不知道父亲长跑的距离究竟有多少，也不知道他们会跑到哪里去，更不知道他们何时才能返回。我们只是知道，我们要等。
他们总会有回来的时候。
我所参加的葬礼
在我们鲁西南的乡村，如果一个人快死了，就要将他(她)连床带人一起拖到正屋里，头朝南，脚朝北的摆放好。要将正屋里八仙桌，老式椅、条几之类的全部撤掉，还要将墙上悬挂的中堂、像框、美女图反着挂，背面朝外。大小亲人都围着床站一圈，就等人一死，便嚎啕大哭。为了给跪在地上哭的人有所铺垫，要将一些干净的柴草或者麦秸提前铺好。还要在死人床底下放一麻袋玉米，那麻袋要倾倒在地上，麻袋口要开着，要有一些玉米粒散落出来。为了防止四角动物横穿床底，最好下面塞满东西，或者哭的人要时刻警觉，防止老鼠、狗、猫之类的动物从
床底经过。这是很不吉利的，万一发生这样的事，就有可能“诈尸”。“诈尸”据说是很恐怖的事情。
等床上的人吐出最后一口气，最亲近的人要用调羹往他(她)牙缝里塞一点稀饭汤(吃了饭才有力气上路)，然后将事先拴在他(她)脖子里的一枚铜钱(或者穿了线的硬币)塞进嘴里；如果死人还睁着眼，要想办法把眼皮给他(她)抹下来；然后摸摸死人的裆部，看有没有屎尿排出体外，着最亲近的人清理干净之后，给他(她)“穿衣服”——就是穿寿衣，在穿好新的寿鞋之后还要用麻绳将两只脚系起来——这是为了防止他(她)“诈尸”后逃跑，所以我们看到鬼片中的“诈尸”都是双腿并在一起，一蹦一蹦的走。这一切停当之后，最亲近的人还要回过头来给死人洗脸(如果发现刚才先把铜钱放嘴里，妨碍了洗脸，也不要紧，先拿出来就是了，等洗好脸再放进去)，洗完后照镜子(死人左照照，又照照，觉得洗得很干净，很满意)，照完镜子之后，拿镜子的人会将镜子“啪”的摔碎，然后带领大家嚎啕大哭。
这时有人已经在死人的床头上放一个板凳(乡下很少有香案)，上面放一个煤油灯(长明灯)和一些酒之类的供品；有人会在他家大门上挂一把草纸；有人会分头去给死者的亲戚们报信。
停尸一夜，活着的人彻夜不眠(也不是这么严格，完全可以轮流守侯)，如果是夏天，天气炎热，防止尸体变味，也不必非得过上一夜，当天就可发送到火葬厂。一般情况下，人都是在半夜里死，所以往往是第二天一早就可以发送了。发送时自然各路亲友都要请到，邻居街坊也要吊唁一通。有专人在院子里吆喝，说谁谁到了，屋里面的孝子便嚎叫一阵，表示迎接；而来吊唁的亲友中女亲属要进屋陪着孝子孝女们哭，男亲属只要在外面喝茶就可以了；有交情的女邻居们也要在外面板凳上坐着，佯装哭一会儿，送些草纸完事。起灵时，孝子们要拼命阻止，然后被人架着出门去送，长子还要摔盆子(新买的花盆)，烧衣服；大家每人一支香，围着那火堆转圈，将自己手里的香扔到火里。眼看着拉着尸体的马车(或者别的什么车)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发送仪式算是告一段落，只等晚上骨灰盒着人送来。
当天晚上就要商议如何发丧的问题。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发丧一般都要隔一天，第三天举行，所以叫“过三天”。这个商议程序的晚上，需要由孝子来委托一个德高望重的外姓人主持，这个人叫做“总理”。这个人除了有德高望重的优点以外，还要具有老成持重、遇事镇定，思虑周全，办事妥帖，不会出什么纰漏的秉性和才干。孝子全权委托此人之后，此人就要尽快组织一个班子。班子主要有这样几个部门：负责外面采购的，负责厨房里搭锅起灶的，负责大厨掌勺的，负责烧锅炉供水的，负责搭饭棚的，负责接待客人的，负责出殡抬供桌的，负责记帐的，负责收钱的，负责写挽联的，负责接受花圈布匹的，负责借桌子借凳子借筷子借碗的，负责组织吹鼓手的(现在只要租一个大喇叭就够了，但也要有专人看守)，负责上坟带路的，负责一路撒纸钱的，负责放炮仗的，负责挖坟坑的等等等等。这些人里面的骨干一般早定好，余下打杂的基本不用召集，都是自愿前来，这一方面要看主家平时人情交往如何，一方面村里总会有一些闲散无聊的年轻人喜欢凑这种热闹。总理除了运筹帷幄的工作以外，人们最常看到的，就是他时刻站在院子的显要位置，眼睛四处巡视，不时训斥这些表面来帮忙，实则来为讨酒解馋，偷懒耍滑的家伙。
第二天一整天都会在这种忙乱中过去。但忙乱是他们的，与孝子们无关。孝子们只需要呆在屋里，盘腿坐在铺满秸草的屋地上发呆，单等第三天的到来。第三天的主要任务是埋葬骨灰盒与喝酒吃饭，基本上将第一天的程序再演一遍，不同的是亲友们此次有备而来，带着花圈，青帐布匹或者床单，还要带上一些钱，交到登记处。亲友会齐，出殡之前，要开个会。总理主持会议，有人致悼词(一些乡村秀才不免有了卖弄的机会)，无非说些死人的好话；有人宣读亲友和他所带来的东西的详细名单；然后是亲友敬显花圈，孝子们则跪在一旁哭受；然后亲友致辞(一般没有亲友肯上去罗嗦的)，然后出发去墓地。至亲的人都要去，一般亲友则开始喝酒吃饭，这就是流水席。以前一个家族都还有固定的墓地，如今墓地基本是自由选择。有的选在自家田地里，有的选在山坡上，有的选在河堤边，反正都些不轻易被人改动的位置；不管怎么样，风水一定要好。
埋掉骨灰盒，回家吃饭，送走亲友，这一天算是结束了。晚上总理进行卸任前的述职，主家自然酬谢一番。记帐和收钱的核对完账目，将其一并交于主家。主家收好帐本，单等亲友家有同样事由时参照行事。有关帐本内的收益，如果孝子是兄弟一人，或者还可一夜无话；倘若是兄弟几人，分帐起了异议，弄不好就会打个头破血流，几夜不得消停。
“三天”过后，又开始过“七”，一二“七”小过，三五“七”大过，此后还有“百天”、“周年”、“清明”、“鬼节”等等等等。春节就更不用说了，除夕之夜便要将死人像供出，一直供到正月十五，天天有香火。
我参加的第一个葬礼，死者是我的爷爷。当时我最多有四岁。
我爷爷死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时农村生活都还很单调，没有什么娱乐项目，谁家结婚娶媳妇或者死人，都被当成“重大娱乐事件”。人们不管手里正忙着什么，都禁不住诱惑，放下活计，争先恐后前去观看，惟恐落到最后连根毛也看不着，落下好几天的失望。那几天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节日。因此，我们家的院子虽然很大，但我爷爷发丧的那天，还是没办法装下那些爱看热闹的邻居们，我们家的鸡舍都被他们踩塌了。不但如此，前后左右的屋顶上、墙头上、猪圈上都站满了人；我们家院子里树多，那些树的枝枝杈杈上，也都象结果子似的挂着许多孩子。
很多亲人都在哭，尤其是我的父亲母亲和我的亲姑姑干姑姑们，都跪在堂屋的中央，哭得伤心极了。而我奶奶只是坐在床沿上，抹着鼻子，半天擦一点眼泪，照看着我不要乱跑。我那时那么小，哪里肯听话呢？看热闹的人挤破了我们家的门框。而我象个小猴子一样，从他们的腿缝里挤出屋子，在腿的密集丛林里钻来钻去，上窜下跳。我不知道怎样，竟也爬上了我们家的老槐树。老槐树底下同样站满了伸着脖子的人，不过他们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能向前面的人打听屋里的动静。我在数上充当起他们的解说员。
发完丧几天之后，我看见父亲将一个镶着我爷爷相片的小盒子放在中堂后面的窗台上，那个窗台正好被这幅中堂遮盖起来。他还将我爷爷睡过的床抬出门去，一直抬到我们家屋后池塘边的树林里，扔在那里。我每次去池塘边玩耍的时候，都会看见那张床，它被翻了个个儿扔在那里，原先铺在床上的，用高粱秸编成的垫子散落在地上，下过几场雨之后就朽烂了。我和一些小伙伴经常在那里活动。我们常常抽出垫子上的一根高粱秸，作为马鞭，鞭打我们想象中跨下的战马。那张床在树林里呆了那么久，也没有人搬走。我原以为父亲不要那张床了，谁知几个月之后，他又将它搬回了家，照旧安放在爷爷当年休息的那间屋子里。几年之后，那间屋子成了我的卧室，那张床成了我的睡床。
第二个葬礼，死者是我奶奶。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
有一天，我正在学校上体育课，突然一个邻居来，要我跟他回家。我隐隐约约知道是什么事，于是跟老师请假，却不知该如何跟老师说清楚。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因为我不会讲大人们用来修饰“死”的那些词语，而我更害怕说出“死”这个字时，会被人笑话(“这个孩子真不懂事，竟然说他奶奶死了”)。为难了老半天，老师也没听懂，但还是准许我回家了。我上了邻居的自行车，不一会儿就到家，看见奶奶也像爷爷一样，被人抬到堂屋里，父亲母亲正在大声哭喊。住在我家上中学的表姐也从学校回来，扶在门框上哭。
我的三个姑姑也在，都围在床边哭泣着。她们已经在我家住了许多天。自从奶奶一从医院回来，她们三个便都住在我家，轮流照看奶奶。我的三姑职业就是护士。她负责给奶奶吃药、打吊瓶和吸氧气，大姑和二姑则陪在床边说话。每天晚上，奶奶的床前点着一盏跳跃不定的煤油灯，三个姑姑，还有我的父亲母亲，还有我的表姐和妹妹，我们围在一起，围在奶奶的床前，找些话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最幸福温馨的时刻了。我觉得我们家一下子有这么多人，真是太棒了。
奶奶被抬走火化的第二天，是我们家最忙碌的一天。姑姑们虽然都回各自家去，但更多的邻居来到我们家。有帮我们买菜的，有给我们拾掇院子的，也有给我们送筷子送碗的，送椅子送板凳的；更令我吃惊的是，还有人给我们家送来好大一块猪肉。劈柴的劈柴，生火的生火，炒菜的炒菜，做饭的做饭，等吃完饭后，还有人帮我们洗碗刷筷子。这真是我见所未见的事情。那么多人在我家里杀猪宰鸡，生火做饭，喝茶聊天，而我的家人们却跪在屋里，不吃不喝，强行哭嚎。我一个人在院子里走过来走过去，兴奋的不得了。我想帮那些人削土豆，他们朝我瞪眼睛，我想帮那些人添柴火，他们拿棍子吓唬我，终于遇到一个什么也不干的老头子，见我在院子里晃来晃去，就对我说：“你应该到屋里跪着去。”我于是很郁闷的回到屋里，看到我的父亲母亲蹲在屋子里，什么也不干，连话都不说，只是呆呆地坐着。我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母亲也不理我，只让我老老实实在屋里呆着，除了上厕所，哪里也不让去。我想既然有好东西吃，还什么都不用管，那就在屋里呆着吧。
到了第三天，我们家的人更多。三个姑姑还有好多亲戚都来了，花圈布匹，纸房子，纸家具之类的摆满一个院子。大家重新嚎哭起来，仿佛隔了昨天一天的安静，又有了无穷的力量。我的三个姑姑哭得尤其强烈，引来众人阵阵赞叹。“还是闺女多了好啊。”许多老太太都很羡慕我奶奶有这么多女儿。是的，我奶奶的确有很多女儿，不但有三个亲生女儿，还有两个干女儿，再加上一个我叔伯大爷家的一个姑姑，总共6个闺女助阵一哭，其声势自然不可小觑。但这些都不是我所关心的，我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吃饭。我一边看着大人哭，一边看着旁边大师傅抡着大勺子的情景，焦虑万分。我和哭泣的队伍一起走出大门，扶着哭得已经站不住的爸爸，回头看着后面，妹妹扶着妈妈，表姐扶着大姑，依次走了出来。走走停停，边走边哭，还要烧奶奶生前穿过的衣服，还要摔一只新买的连用都没用过的花盆，一直走出村子老远，又在一个荒地上哭一阵子，才回来。等回到家，看见许多客人已经吃完了饭，抹着鼻子离去，心里才真正伤心起来。
在荒地里，我看见父亲拿出两个盒子，其中一个就是以前他放在中堂后面的有爷爷相片的那个。他们将两个盒子埋在一起，培成一个土堆。在这之后，我和父亲母亲每年都要去那里，给那个土堆培土。但是土堆却一年比一年小，终于有一年，我们再也找不到它。
参加第三个葬礼的时候，我已经上初一了。
这次死的是我的一个姑姑。这个姑姑不是我亲姑姑，而是上文提到的我叔伯大爷家的那个姑姑，也就是我大爷的姐姐，但也并不是他亲姐姐。就象《红灯记》痛说家史一样，事情说起来有些复杂。我大爷原有个亲姐姐的，但亲姐姐订婚不久，没过门就死了。那没过门的姑父只好重新订了一门亲事，并且结了婚。这边我大爷的母亲却又十分想念死去的女儿，便产生认那个姑父的新婚妻子为干女儿的想法；没想到人家还真答应了，于是就有了如今这个姑姑。这个姑姑果真象我大爷的亲姐姐一般，每年都来这里走娘家，反而将自己的亲娘家疏远了。我们这边也将这个亲戚当作原本的亲戚走。我父亲也特别愿意认这个姐姐，觉得和她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只是这个难得的姑姑寿命不济，不到50岁就死了。
我还记得当年我奶奶发丧的时候，大家吃喝完毕，各回各家的情景。我的这个姑姑被我父亲母亲送到门外。她嘱咐我的父母不要太伤心，然后说一声：“我走了，你们别送”，便拿起手帕遮住脸面，大哭着我的奶奶，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远去了。
事情相隔竟还不到两年。
我随着父亲母亲、大爷大娘和诸位叔叔婶子们一起去参加她的葬礼。葬礼上，由我们行的礼节过于隆重，甚于其正牌的娘家人，竟惹来他们很大不愉快。当时气氛异常紧张，据说差点就动手。然后大家一块去遥远的坟地。他们家的坟地确实遥远，父亲母亲和几个大爷叔叔都不辞劳苦跟着去了。我们几个同辈的小兄弟却没有去，而是到院子外面的池塘边去玩耍。我们等着他们回来，好带我们上桌吃饭。饭是早已开了的，不过那是给一些没去上坟的客人开的，我们只有等到父亲他们回来才能轮到。终于等到天快黑，他们才回来，但父亲却不让我们与他们一起吃。原来因为两个“娘家”来的客人都不少，人家特意将两方的孩子单独列出来，组成一桌。
那几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我认识，和我一个学校，还是一个年级的。尽管早就认识，坐在一起吃饭，却是头一回。我本来觉得小孩一块吃饭可能会更随意些，想怎样便怎样，不象那些大人，吃一会，停一会，还要说话，还要抽烟，还要喝酒，还要你谦我让的，让人拿着筷子干等，十分难受。我倒是愿意和大人分开吃的，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我目瞪口呆。
还没上菜呢，那家伙就开始吆三喝四的，敲着桌子要酒喝，要烟抽。等菜一端上来，还没落到桌子上，就被他们兄弟几个一哄而上，抢了个精光。开始几道菜我这边的兄弟们竟连根毛都没捞着。他们则一边抢，一边大呼小叫，拍桌子打板凳，站着吃的也有，蹲着吃的也有，坐在桌子上满桌子胡捞的也有，惹的周围桌子上的人们纷纷回头来看，笑着指指点点，却并没有人来制止他们。跟着大人来之前，我接受到的警告是，出门在外，要注意礼节，行有行的礼，坐有坐的礼，吃也有吃的礼，不能在礼节上遭人嘲笑。我们是很注意礼节了，可那帮小子却不管这些啊。眼看着他们如狼似虎，气焰嚣张，而我的兄弟们仍傻眼似的干坐着，真让我感觉是“秀才遇到了兵”。我的小兄弟们已经开始拿眼睛看我了。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他们吃不饱啊，于是，我暗地里给他们使了个眼色。这时伙计又端了一盘菜向这里走来，我们没等他靠近桌子，便半路杀了上去，夺下盘子，大快朵颐。菜上齐了，别桌的客人们都还在不紧不慢的喝着小酒，而我们这里却只剩下一堆空盘子，和满桌子的汤汤水水。我们和他们互相瞪了一会儿眼，便都离开这张桌子，又分散到各自大人坐的桌子上去了。我们在新的饭桌子上又吃了不少。虽然到最后仍觉得吃的不太满足，但也只好如此。吃完饭之后，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身上新换的雪白衬衫，经过那场激烈争夺，已经是油渍斑斑，战绩累累了。这是我参加过的所有葬礼中唯一感到耻辱的一次。
参加葬礼真正让我感到荣耀，是在此之后的又一年。我被邻居临时借去参加一个陌生人的葬礼。由于死者很年轻，并且辈分小，他们家实在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年轻“男人”，可以向死者家属敬献花圈，只得临时将我借了去。被当作一个“男人”而不是“孩子”来看待，13岁的我浑身不可抑制地发抖。那对我来说是一次成功的表演。据后来该邻居描述，当时敬献花圈时，所有的客人都只是放下花圈后迅速离开，惟独我还向死者的遗像深深鞠了一躬。他们说“只有我是最懂得礼节的”。他们对我这一个鞠躬的肯定，树起了我以后热衷于参加葬礼的“雄心”。
很快，本家的另一个伯父，喝酒喝成肝破裂。
在他死去那天的下午，我以一个晚辈的身份去做例行的探望。为使那个破裂的肝脏不再继续撕裂，他已经无法平躺，而只能半卧着，后背垫了两床棉被和一个枕头，但即使这样，他那颗木瓜一样的脑袋依然高不过他无限肿大的肚子，那是即使临产的孕妇也不可能拥有的肚子。大抵是那场致命的醉意还没有从脸上散去，那张过早衰老的中年男人的面孔依然泛出深深的酒红，而这酒红的沉淀物却象烟尘一样布满皮肤。也许明天我就可以跪在他的床前大哭了，我想。我将和他的两个儿子一同跪在他的床前，陪着他们哭嚎，我也将和所有死去先人的孝子一样，披麻带孝，故意不把鞋子提上，而只是弯曲着双腿，踢踏着鞋走路，眼睛红红的，具有无上的哀戚和可怜，又具有奇怪的凌然不可侵犯的尊荣。我坐在他的对面，这样想象着，脸上竟然洋溢出笑意。我仿佛一个诡秘的偷羊人，在实施盗窃的前一天，公然跑到被偷者的家里，边和他拉着家常，边去他的羊圈里数一数，他还有几只羊。
他混帐无耻地度过自己短暂的一生，就这样死了，留给两个儿子巨额的债务，留给妻子一把无形的刻刀，供她在后来的孤独岁月中每年往自己的脸上来那么一下，而他的脸却将永远红润光滑。最后留给他母亲的一个深深的丧子之痛。我坐在他的对面，这样想着，有一刹那被自己的慈悲感动了。
在进门之前，我看见他的母亲，按辈分，我叫她奶奶。这个老人，正在他儿子的窗外逡巡，她的儿媳和两个孙子拒绝她去看自己的儿子最后一眼。她默默地踮着小脚，拄着拐杖，朝儿子的房间里张望；她不能弄出哪怕一丁点声音，她不能让快死的儿子看见自己；她这样不安的走动，鬼魂一样。
当天晚上，他果然就死了。正是炎热的夏天，不等停灵，便很快拉到火葬厂。我陪着他的两个儿子大哭了两天。三天后出殡，路途遥远，场面却异常冷清。问题出在他的两个儿子，还是两个光棍。如果他们各有一个老婆的话，或许还会好一些，毕竟，女人才是出殡队伍中用哭声来壮大声势的主要力量。可惜的是我那两个堂兄，光棍两条，哭起来毫无生气，只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姐姐在路上拼命扯着嗓子干嚎，却没有一个可以回应的哭伴，愈加衬托着出殡场面的萧条。
一般的说，女人在出殡的队伍中，自然是越多越好，她们的哭嚎彰显着出殡的声势；但她们并不是毫无章法的乱哭，这里面也有个分声部的问题，就好象唱《黄河大合唱》一样，一个声部唱完，另一个声部要有所回应，一唱一和，此起彼落，才会绵延不绝，保证哭喊的连续性和长久性。而我这个堂姐就因为缺少了多声部的配合，早早的筋疲力尽，喊哑了嗓子。至于男人，你不能指望他们在哭喊中有怎样的作为。他们所要做的，仅仅是尽量让自己表现的更邋遢，更埋汰，面容更萧索，体质更脆弱，鼻涕一直拖到下巴上，双腿象两根面条似的弯曲，必须有两个人搀扶着才能勉强站立的样子。而我的两个堂兄在这一点上做的也是潦潦草草。他们大踏步地走在出殡队伍的最前面，甚至甩掉了象我这样搀扶他们的人。
刚刚送走我那短命的大爷没几天，他的母亲果然就不行了。但她的死因从表面上看和他的儿子并没有太大关系。那一天天气不错，是村里的大集。老太太家就在集市边上，出门就是人来人往的市场。这天她正在门外坐着晒太阳，忽然看见人群中有一个老太太，是自己多年前的旧相识，于是上前拉住她，攀谈起家常。说话便要留饭，兴冲冲出去买菜，还没走出院子，便扑倒在地。我只得又一次陪伴她的两个亲孙子披麻带孝，嚎哭三天。照例又是杀鸡宰猪，煮酒烤肉，大宴亲朋。出殡时，队伍经过集市边她住过的院子，供桌突然翻倒在地。
第七个葬礼的死者是我姥姥。我的姥姥心地善良，勤劳持家，从20多岁开始守寡，辛苦一生，死后却也没有得到一顶点的安宁。我有一个号称“小诸葛”的干舅舅，自以为精明能干，办事周到，在主持这次出殡大礼的时候，一味替我的亲舅舅们省钱，结果闹到最后客人上桌吃饭时，厨房里竟然没有菜肴可做了，就连馒头都不够吃的。当时正下着暴雨，客人们都淋在雨地里，屋里的孝子们乱做一团，不知道该怎么办。几年前，我将这件事情写成一个小说，叫做《一个穷婆子的死》(发表在2002年《今天》的夏季号)。在这个小说中，我这样描述了那天的情况：
雨下得大极了，花圈和纸钱之类的东西没办法烧，任由雨水打烂。正像人人都说得那样，老太婆一辈子穷命，死了都没有上路钱。仪式草草结束，被雨水打懵的人群慌不择路，夺命狂奔。我也被沿途的荆棘划破了手脚。
家里，厨子老胡正敲着炒锅骂街(已经没有饭菜可做了)，但是每个人都还站在雨地里，等着上桌吃饭。临时搭起的饭棚突然被吹来的狂风刮倒——这个时候，我听到一声老气横秋的叹息。我揉着湿漉漉的耳朵，听到这发着哮喘的声音：“棉被还在屋顶上，棉被还在屋顶上。”我迅速找到梯子，爬到舅舅家正屋的屋顶上去，看见一条青色的棉被，正像一块巨大的膏帖平整地贴在这个漏雨的屋顶上面。
第八个葬礼，死者是我的姨父。
要讲我的姨父，必须先讲我的姨妈。在我的印象里，姨妈是个和我姥姥一样的老太太。她们都把发髻束到后脑勺，戴一顶乌黑的绒布小帽；穿扣子钉在一侧的青布大襟褂子；一对小脚打着长长的裹布，套在一双尖口的黑色条绒布鞋里面。姥姥活着的时候，每年正月初七过生日。连拜寿带拜年，所有的亲戚都在那一天去姥姥家。每年我都会在姥姥家见到姨妈。她总是和她的母亲坐在一起。看着这两个打扮完全一致的老太太，我觉得她们应该是一对老姐妹才对。
姨妈16岁出嫁，被一个比她大十多岁的男人用一只小轿子抬走。这个男人就是我的姨父。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每年去给我姥姥做寿的时候，总要喝个酩酊大醉，大耍酒疯，与他的那些小舅子们有扯不完的陈年旧帐。每次都是被我父亲拉住，拖到我家去，在我家住上一天半天的，又能喝上一顿酒。有意思的是，他到别人家喝酒从来不怕喝多，一旦回到自己的家，就很舍不得自己的酒，生怕别人喝多了。
姨父死了，亲人们都聚集在一起商量着如何发丧。姨妈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因此充当孝子的只能是我的两个表姐夫。一辈子都没有什么主张、只学会顺从的姨妈突然怪异起来，要求一切事宜都听她的安排。
那一天，天气一直很阴沉，直到黄昏日落，夜幕大垂的时候，她才准许出殡。两个女婿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后面依次是抬着棺材的人，两个拼命号哭的女儿和三三两两一些亲友。我自然也是行走在这个队伍里。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听见有哭声。整个队伍的人都拼命做出悲伤的样子，都张开大嘴哇哇大哭，但我却听不到一丁点的声音。我跑到队伍的前面，悄悄询问我的大姐夫，他告诉我这正是姨妈的主意。
街上亮起鬼灯。原来这天晚上竟有许多送葬的队伍，正从各条道路上走来，向村外的坟地里走。我们实在没想到竟有这么多死人在同一天出殡。为了不造成队伍混乱，姨妈命令我们的队伍绕行小路。
那条小路需要穿越一个幽深的树林，而这个树林平时都没有人敢走进去。走在最前面的两个姐夫虽然有些为难，但也只得照办。道路隐没在树林阴暗的草丛中，打起灯笼都很难看清。这支只做样子不出声的送葬队伍在树林中盘桓着，丝毫没有发觉自己已经迷失了道路。一开始还只是草地和沙地，后来竟延伸到不断上升的山路上去。山路上碎石遍地，随时都会硌疼行人的脚掌。大家忍受着磨破脚的危险，勇敢前进，终于走进一条狭窄的胡同。这条胡同的两边是石头垒起的高大墙壁，无法测量它们的高度，我们也不知道两道墙壁的那一面究竟有什么。在两道墙壁之间，勉强可以容纳两个人并行。两个表姐夫并排走在前面还凑合，而那些抬着棺材的人就很有些困难。棺材在这个巷道里显得异常宽大，不时地磕碰在两边的墙壁上，磨掉棺材周身许多新鲜的油漆，造成一块又一块的伤疤。
终于走到胡同的尽头，又有一截矮墙挡住了队伍的前行。我的两个表姐夫相互看了看，抬起脚，一块站到矮墙上，然后纵身跳下去。我当时正趴在矮墙边，几分钟之后，才听见两件物体落地的沉重回声。我吓了一跳，不知道矮墙的下面竟然是一个陷阱。队伍于是停下，许多人打着灯笼，伸着脑袋，往矮墙下面张望，什么也看不清楚。我吃力地沿着矮墙上石头的裂缝，攀缘着下到陷阱底部，看到趴在那里的两个表姐夫。其中，二姐夫已经摔的血肉模糊，再也分辨不出手臂和大腿；而大姐夫似乎还有一口气，看见我下来，便举起那只向前伸着的血淋淋的手臂，让我看他那受伤的肘关节。我摸了摸那个伤口，摸得满手是血。
乡村里的死者
上小学的时候，我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女同学，有一天看见抱着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死婴到课堂上去。那个死婴用草栅子包着，整个身体冻成青紫色，象一个干枯的茄子。如果当时我们围着那个女生，将死婴当作沙包在空中抛来抛去的玩耍也算一种仪式的话，这才应该是我参加的第一个葬礼。
有个童年伙伴，跟着他叔叔的马车上山采石头，马车受惊，被马踩死；他是他们整个家族里最后一个男孩。
有个婶子，很年轻，突然就喝了敌敌畏，在喝药之前，还很理智地将正吃奶的孩子送到娘家去。
有个叔叔，一辈子不停地给自己盖房子，房子盖了拆，拆了又盖，人还不到40岁，就因为右臂患一种肌无力的病，早早死去，到死也没住上让自己满意的房子。
村里有个会计，死的更为蹊跷。据他老婆讲，那天中午吃完中饭，他就牵羊上坡了，他老婆在家里收拾家务，碗还没刷完呢，他又回来了。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说，一心往床上跑，趴在床上就可着劲儿咳嗽。老婆跟着他进屋，嘴里一个劲的念叨：羊呢羊呢。他好容易才翻过身来，直挺着身子，突然要喝面叶。他老婆就觉得刚吃完中饭，喝什么面叶，没给他做，照旧去洗碗。她以为他不过是哮喘病又犯了，也没当回事，只给他倒了一杯水，便到邻居家打牌去了，直到后半夜才回家。一进屋，见床上没人，以为他也出去打牌了，就准备先上床睡觉。睡前去茅房时，才发现他的丈夫正趴在茅坑边上，屁股冻得发青，已经没气了。
还有一个年轻人，刚刚21岁，有一天和朋友喝醉酒，躺在一个陌生人家门口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被人家发现，要他们交过夜费。他们中有人上前理论；他也跑上去，结果被人敲破脑袋，三天后才被发现。他刚新婚，蜜月还没过，结婚时借了很多钱，买了很多高档家具，千方百计才将媳妇娶回家，结果是人一死，媳妇又带着嫁妆跑了上高中那一年，我初中时一个最好的哥儿们死了。他是在外出打工时，给人押车，车翻在沟里，被一车的木材压死的。那个周末我回到家，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正好我们初中一起玩的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商量着怎么办。我们能怎么办呢？除了悲伤、流泪，我们还能怎么办呢？但我们隐隐约约地感到还要办一些事情才能对的起死去的哥们。我们聚集在另一个朋友的家里，想了一个晚上，结果什么也没想出来，决定去他家看看。这已经是深夜了，我们几乎找不到他的家门。一进他家的屋子，他的母亲一看见我们，便呜呜的哭起来。他的奶奶也哭，妹妹也哭，一屋子的人都在哭，弄得我们不知所措，只好也陪着哭。但我们又想我们不能哭，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不是来劝解他们家人的么，可是我们怎么反而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呢？他父亲拿着我们上学的合影给我们看，我们都不敢再看了。我们反倒成了被安慰的对象。又过了一会儿，我们终于坐不住了，灰溜溜地逃跑出来。第二天就是他的葬礼，但我们却无论怎样，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友谊。
一个人从一生下来的那天起，就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危险：被人当弃婴冻死，儿时得破伤风死，被人打死，被车撞死，从树上掉下来摔死，成年后上吊死，喝药死，投河死、割腕死、抹喉死，抑郁得精神病死，虐待死，疯死，看病误诊死，身体各种病因死，老死，老而不死，死而复生，早晚又死…………我曾经写到乡村人的种种死亡，却没有一次可以穷尽那些死亡的离奇方式和原因。
这条河……
经济半小时报道：山东肥城肖家店癌症高发之谜
这篇报道让我痛心疾首，可能因为此地和我老家同属一个地区的缘故吧。
它实际上说的是大汶河的污染问题。其实，肥城市肖家店村还不是汶河真正的下游，我的老家东平县那一段汶河才是下游的下游。每年的东平湖遭到污染、发生死鱼事件事实上就是整个汶河的污染事件。沿河各县市，不论上游中游还是下游，都有推脱不掉的责任。而真正的受害者是无辜的百姓，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汶河两岸的人民。
肥城、东平这块地区是有名的食道癌高发区，这是当地人都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我耳闻目睹过许多被食道癌夺去生命的人。当年曾在美国打赢过一场很轰动的医疗官司的于保法博士，也是东平人，他回国后很快在老家东平建了一个肿瘤医院，据说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和救治当地高发的各种肿瘤病，回报故土。
不过该地区作为食道癌高发地区，似乎在80年代大汶河开始污染之前就是了。当地人将这归结为水土不好。我有个小学同学，兄弟三人，他的父亲还在我们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84年左右，就因为食道癌死掉。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恐怖的场景，得了这种病的人被视作瘟疫，不敢有人靠近。我的同学也因此休学，直到他父亲去世。我那时听大人说食道癌就是吃不进东西，最后活活饿死，我想他的父亲就是被饿死的吧。我们那时出于同学之间的热心，曾经结伴去探望，却被那个同学生生拦在门口。后来人们将他父亲的死归结于他的母亲，认为他的母亲有克夫命。再此之前，她已经嫁过一个人家，也生了孩子，但丈夫不久就病死了（是否食道癌不知道），然后又嫁给这个男人（我的同学可能是上个男人的孩子），然后这个男人也死了。她找先生算命，被告知她这辈子必须要克掉5个丈夫的命，到第6个时才会将自己的克夫命去掉；同时还被告知，她必须不停地结婚，不然对自己不利。不久，她果然又找了个男人，嫁到外村去，扔下这些孩子自己活命。我不知道她那个丈夫后来是否也死了。就我知道的癌症死亡病例，我们家族中至少有三例，其中我爷爷是肝癌，我爷爷的哥哥很年轻就死了，也跟癌症有关。
我的老家也是汶河边的一个村落。汶河进入东平，先经过戴村坝，然后往西，再往北，水流直冲北面的丘陵地带之后又拐一个弯，继续往西流入东平湖。在80年代初，河水还是清澈浩大的，两岸的植被绿化也都很好。我记得在河床和村子之间有一个庞大的树林隔离带，树林中有一条高大的河堤将树林分割成两半。那些树林多是些洋槐、白杨和一些灌木，树枝遮天蔽日，灌木幽深茂密，需要在里面走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听到汶河嘹亮的水声。与村子隔岸而望的是一座像屏风一样的丘陵，汶河也许正是因为这道屏风的遮挡，才又从南往北再折向西。那座丘陵山上曾有合抱粗的大松树，都在八十年代初的工厂建设热潮中被砍伐。后来，村庄和河流之间庞大的树林隔离带也都被采伐干净，这是我上小学和中学再到高中这几年间缓慢然而持续发生的事情。现在再回去看，当年的隔离带全都被改造成收成不高的贫瘠田地，或者重新种些稀疏的树木，但都再不复当日的茂密。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生态平衡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任何企图挽救的措施都被自然宣告无效。
我还没有提到更可怕的采沙。东平县漫长的汶河河床成为一个巨大的矿藏，经过20多年的挖掘，如今的汶河河床已经面目全非。东平县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这些河沙。沿岸的每个村子都建有沙场，大卡车源源不断地从各地赶来，又都个个不堪重负地将沙子运走，似乎这些沙子是永远采之不尽的。当年高大的河堤被大卡车压扁，树林被砍伐，一些人因此而暴富，更多的农民并没有为此得到多少利益，反而要承受大自然的报复。我们村每年冬春之交，都会有自己特有的沙尘暴小气候，那是河里的沙尘吹进了村庄。村民们20年前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风沙，然而20年后，对这些已经慢慢习惯了。那些树是他们亲自拿着斧头去砍伐的，那些沙子也是他们亲自拿着铁锨装上车的。后来，他们分到了可以做劈柴用的树根，他们还从沙场承包者手中接过微薄的劳动所得。
那些沙场承包者为了获得一个村落的采沙权，各种手段都使尽了。沙场承包一旦到手，养狼狗，雇打手，甚至私藏枪支，更是气焰嚣张。有时候，村里的头头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承包费，还会耍将同一个沙场同时包给两家的把戏，让两家相互争执，吵闹，械斗，最后上法庭。我认识的一个沙场承包者承包了另外一个村里的沙场，赚钱很多，引起那个村人的嫉妒，村里当初和他签合同的那些人于是默许另外一些人在他沙场的上游另开一座沙场。这不但违反合同，还截留了上游来沙，这位承包者深感自己的权利遭到侵犯，想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无奈当地的法庭办事效率低下，根本就是个添不满的无底洞，又想找媒体来介入此事，但是媒体当时正在高度关注河沙的过度开采问题，他的沙场恐怕又对此摆脱不掉干系，因此左右为难，忍气吞声。
现在，这些沙场已经走向没落。我曾亲耳听一个沙场的承包者说，这些沙已经没几年挖头了，他们正在把钱转投向别的产业。沙子帮他们完成了血淋淋的原始积累，如今，他们要将这些钞票上血汗渍擦干净。是的，沙子终于快没了，他们曾寄希望于再来一次大水，从上游再冲下一些沙子，然而，上游的沙子也很少了。从汉代就建成的戴村坝岿然不动一千多年——历史界和书法界著名的“张迁碑”就是在那里发现的——如今也终于裸露出当时的地基，前年的一次大水，差点就被冲毁，虽然经过政府补救，但戴村坝还能坚固多久，已经成为很大的疑问。
我们曾经在清澈见底的河水里游泳嬉戏，摸鱼捉鳖，光着身子不知羞耻地在夏日滚烫的河滩上奔跑。那时的大汶河也是温柔的，她河床平坦，水流温顺，一公里长的河床，我们可以从南岸走到北岸，又从北岸返回，我们经常一整天都在那里玩耍，甚至游过河去，爬对岸翠屏一样的丘陵山上去。
报道中记者问：“河水是从哪年开始变浑的?”肖家店村的支书说：“从1985年以后污染加重，造纸厂、农药厂都往大汶河里排污水。”是这样的，从1985年以后，我们就在被污染过的发红的水里洗澡了。我们小孩和大人们会一边洗澡，一边谈论这水。我们都知道，这么红的水一定是从造纸厂里排放出来的。我们还庆幸，它至少不是从化肥厂排放出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化肥厂的污水不但发黑，还有能熏死人的恶臭。我们村子西南不远就有一个化工厂，它的污水环绕在厂子周围，每次经过那里，人们都不得不掩鼻。我们在造过纸的红色水里洗澡，没有感到什么不正常。
大学毕业那年，我差点在汶河里淹死。因为经过20年的采掘，我已经完全不熟悉这条河了。我还以为它的河床依然是平坦的，但我一脚下去，却再也摸不到河底。我水性不好，想拼命往上串，往岸边游，都无济于事。后来据说是一个小孩子伸手拉了我一把，我才回到岸边。我没敢将事情告诉家人，怕他们担心。但是，第二天，在我落水的地方，淹死了一个小孩。这个孩子和我在一个胡同里居住。
桐城派文人姚鼐曾在《登泰山记》中开篇这样描述：“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汶水西流”曾经是泰山上最著名的一个景观。在没有进入工业化的时代，在泰山上，往北可以看到“黄河玉带”，往南可以看到“汶水西流”，往西可以看到汶水怎样与黄河交会。但如今，再也不要企望能在泰山极顶看到汶河，更不能奢望走到汶河岸边，还能看到清水之下的平坦河床了。在污染的想象力已经超越了人类想象力的时代，在月亮和太空都遭到污染的世纪，一条河的污染又算什么呢？
这条河，对我这种喜欢怀旧的人来说，至少还有回忆；而对那些被恶疾夺去生命的人来说，他们还有机会说“至少”吗？他们或许至死不会将自己的疾病与这条河产生联系，他们或者临死仍旧喜欢这条河，或者根本想不起有河这么一回事儿。
最后又想起前几天看到的一个段子。说一个地方因为某工厂，环境污染严重，当地领导向百姓承诺再允许它生产三年，三年后一定搬迁工厂；然后有人就站出来问他：如果一个杀人犯向人们承诺，允许他再杀三年，三年后就改邪归正，那是否可以答应他呢？
郈城
郈城，春秋时期鲁国所谓“三都”之一，其他两个分别是费城和郕城。大家都知道当时鲁国的首都是现在的曲阜，而这“三都”不过是当时三个当权贵族在各自封地上建筑的城堡。这三个权贵就是鲁国有名的“三桓”。因为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后代，故称。
鲁桓公是个很窝囊的人，治国才干平平，因为老婆文姜和小舅子齐襄公私通而被害于齐国。文姜和其弟弟齐襄公的不伦之恋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这里不多说。鲁桓公虽然无能，但是生了四个很能折腾的儿子，分别是子同、庆父、叔牙、季友。记住这后面三个人的名字和他们的关系，对阅读下面的文字很有用处。
子同就是鲁庄公，他又生了公子子般。鲁庄公临死向三弟叔牙询问谁继承君位合适，叔牙举荐庆公，而四弟季友则表示誓死支持子般。为了除掉异己，四弟季友派鍼季送毒药给他三哥叔牙，威胁说：“喝了他你在鲁国还有后代，不然，死且无后。”叔牙不得不饮鸩自尽。季友于是将叔牙的后代立为叔孙氏，封邑郈城。
鲁庄公去世之后，子般即位。没过多久，子般的叔叔，也就是庄公的二弟庆父派人刺杀了子般，支持子般的季友只好逃跑到陈国。庆父另立了庄公的小儿子为鲁闵公。第二年八月，在鲁闵公的请求和齐国的支持下，季友返国。这年冬天，齐国派人考察鲁国内乱，回去后说：“不去庆父，鲁难未已。”鲁闵公二年，庆父又杀了闵公。但此时鲁国国内的舆论对庆父很不利，他不得不逃到莒国避难，而季友则带着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姬申从邾国回来，立他为僖公。鲁僖公是一个很有政治才能的君主，不比他的那几个被人利用的兄弟。
季友贿赂莒国，把庆父弄了回来。庆父派弟弟公子鱼去找季友，请求宽恕，被季友拒绝。公子鱼哭着返回，庆父听到哭声，叹息道：“奚斯之声也。”奚斯是公子鱼的字。庆父于是就自缢了。季友于是立庆父后代为孟孙氏，封邑郕城。
季友辅佐鲁僖公励精图治，鲁国渐渐强盛。季友去世后，其孙被立为季孙氏，封邑费城。
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合成“三桓”，在政治上互相支持，联合执政，而大权则落在季孙氏的手中。
好了，回顾完“三桓”的历史，继续回来说“三都”。这“三都”就是所谓“三桓”在各自封地上建的城堡。但是他们本人并不住在城堡里，还是住在曲阜。于是这三个城堡就成了三家家奴的天下。这些家奴的势力越来越大，不服管束，气焰嚣张，引起“三桓”不满。“三桓”如果连自己的家奴都搞不定，又如何能控制整个国家呢？他们决定除掉这些家奴。
恰好这时孔子在鲁国当官，说话有一定的分量。他主张削弱“三桓”的权力，还政于国君，认为只有国君有实权才是国家的正统。这时候他就给当时的鲁定公提了个建议，名义上是替“三桓”征讨家奴，强壮“三桓”的威望，而暗中通过拆毁“三都”来达到削弱“三桓”的目的。叔孙家的家臣侯犯首先在郈城反。在齐国的帮助下，鲁国好不容易平定了这场叛乱，也乘机拆了郈城。接着费城城主公孙不狃又发难，率部下进攻曲阜。孔子主持了守城还击，打败公孙军，费城也成功拆除。拆毁郕城的战役是以失败告终的，最后拆不拆的，也就不了了之了。这就是鲁国历史上有名的“堕三都”。“三都”是都“堕”了，但是“三桓”的势力似乎并没有减去多少。孔子的计策也算只成功了一小半吧。
现在说说这三都的具体位置。费城就不用说了，就是山东的费县。郕城在今天宁阳县境内，《史记》集解杜预说：“泰山钜平县东南有成城也。”《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兖州泗水县西北五十里。”估计现在也是宁阳县的一个村子。
郈城就在今天山东东平县城东南，现在是一个很大的村落，叫后亭。什么时候郈城改名为后亭还有待考证。现在的后亭有文字查到的历史也只是说从明代建村，也就是说当地人早就不是鲁人的后代了，都是从所谓山西洪洞县那棵有老鸹窝的大槐树下迁来的移民。真正的郈城遗址究竟在哪里，我作为在那里出生的人一点也不清楚，从没人向我提起过这些事情。这些材料都是我凭兴趣查找到的。我的父亲好像编撰过村史，但他从没有向我说过，我只好像隐约听他将“郈(HOU)”这个字念成“GOU”；由此可见，他所了解的事情未必比我多。我有个初中的语文老师编撰过镇史，他好像是把我作为我们村第一个本科生写进镇史里去了。
如果郈城埋在如今这个村子正下方的话（我觉得方位应该不会差太多），那么这里确实算是一个鲁国的边境要塞了。它的南面是鲁国广阔的平原，北面就是齐国的丘陵山地。我不知道春秋时汶河是否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是的话，它自然的就是齐鲁之间的一条国境线了。那么，郈城北面是汶河，汶河对面，在一片丘陵的环抱之中，也有一个著名的城邑——无盐，无盐丑女钟离春的故乡。至今那个村子还是叫无盐。
无盐和郈城的距离不过四五里，却隔了一条大河。因为这种地理关系的想象，大学的时候我曾构思过一个家族奇幻小说，给这隔河两岸的城寨虚构一个复杂的传奇故事。可惜当时野心太大，又没有心力，写成一个简单的半提纲半小说的东西之后给我尊敬的一个老教授看，结果老先生说没看懂，但还是大肆鼓励了一番。
说起郈城的历史，那么，据郈城沿汶河而上几里之外汉朝戴村坝的历史就显得不值一提了。但是戴村坝现在还有，依然发挥着其不可取代的水利枢纽作用。汶水西流，流进东平湖。东平湖古称巨野泽。巨野泽可能算是梁山八百里水泊的前身吧，那么东平湖就是梁山八百里水泊的后世了。虽然已不及八百里那么夸张，夏天去湖泊一隅划船游玩，仍觉天高水阔。
郈城对岸，无盐村东南有山曰龙山，有“大云禅寺”遗址。记忆中好像是宋代所建，不敢确定。寺内现存有饭王太子殿遗迹，殿很小，仅供三四人进，却很高，已经没有顶子，里面有释迦牟尼的浮雕造像。另外还有一个山洞，里面有两个龙眼，其实就是在墙上凿的两个洞。当地人有习俗，每年正月十六“走北病”，意思就是如果这一天往北面走一走，一年就不会生病了。往北走的终点就是过河爬龙山，然后进那个山洞摸一下两个龙眼，再摸自己的双眼，这一年就不会害眼病了。寺院还有一口井，早已干涸。这口井很怪异，在半山腰，井深却不足几米，远在地平线以上，如何会有水呢？传说井中原有一块神石，曰“吸水石”。因有这个石头，井水长年不涸；后来石头不知所终，井里也就没水了。也有闻寺院下面有所谓“龙山书院”，不知道那些断壁残垣，瓦当石刻，哪些是属于寺院，那些是属于书院的。
这些地方都是幼时游玩胜地。最神往的还是每年正月十六的“走北病”，此风俗现在依然存在于后亭的远近村庄。这和“三月三”踏青的风俗有些相类，实在是少男少女恣性玩耍，冶游乱交的圣节，无聊困顿的乡野生活由此展现出它烂漫旖旎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