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性描写“独步于古今中外”[1]，可谓是世界性文学的翘楚。性描写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属于普遍现象，只是程度轻重不同。《红楼梦》是意淫；《水浒传》是诲淫（指二潘事）。就连中国短篇小说的精华——三言二拍，也充肆着不少淫秽描写。不过，我们不能将这些作品一概斥为淫书，其主旨不同决定了作品的含金量。明人凌濛初曾经说：“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亵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2]由此可观，大量涉及“性写实”的《拍案惊奇》与“亵秽不忍闻”的色情书还是有根本的区别。
“亵秽不忍闻”的性描写主要见于明清以来的艳情小说与淫秽小说中，在凌濛初的眼里，《金瓶梅》或许属于此类，不过，《金瓶梅》并非是仅仅满足人们性心理的色情书，而是主意刻画世情，其艺术价值与文学品位有目共睹，至少算是艳情小说，而非淫秽小说。而《肉蒲团》、《痴婆子传》、《昭阳趣史》、《绣塌野史》、《灯草和尚》等则纯属淫秽小说了。其淫秽程度难分轩轾，只是意境有深有浅耳。在本文中，笔者所说的“放荡的小说”，指的就是这类淫秽小说，仅换其名曰“情欲小说”而已。
单较前近代东、西方性文学而言，西方性文学远逊色于中国的性文学。莫泊桑的许多短篇淫荡之极，但对于性交还是虚化处理，全不似中国小说的性实写，毫不避讳地大谈生殖器与性交场面。这里就有文化差异的问题，容笔者慢慢道来。
情欲小说是如何放荡的？
林辰先生将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性描写归纳为17种：（1）写生殖器；（2）写性交全过程；（3）写性交方法；（4）写性交姿势；（5）写性交时的淫声秽语；（6）写采战术；（7）写春药及其使用；（8）写性交工具及其使用；（9）写性欲与兴奋心理；（10）写骗奸、诱奸、逼奸手段；（11）写性生活设施；（12）写同性恋；（13）写多人聚淫；（14）写偷听与窃视；（15）写经验传授；（16）写口交（作者补：肛交）；（17）采阴补阳的导养术。[3]这大概就是情欲小说放荡的全貌。
在中国的情欲小说中，写生殖器是相当直白的，阴户与阳物是两个最常用的基本词汇。稍含隐喻的是“玉茎”与“尘柄”，这些隐喻词汇用得多、用得频了，便转化为固有名词，最终流于直白；性交之全过程，无庸赘举，通篇皆见，多为直接描绘，也时见稍带隐喻的描写，多将性交比作一次激烈的战斗，阳物是“丈八长矛”；阴户则是“金玉火钳”；写性交方法与写性交姿势可合二为一理解，多有具体招式，这一传统当来自《素女经》中的记载。见诸小说的常见招式有：老汉推车、隔山取火、倒浇蜡烛等等。有些小说还会借此对传统道学嘲弄一把，例如《肉蒲团》中说：“要做‘隔山取火’（女背对男），就说犯了背夫之嫌。要做‘倒浇蜡烛’（女上男下），又说倒了夫纲之礼。”[4]写性交工具及其使用，常见有一种人造阳具，即“角先生”，外配备有春宫图助兴；写性生活设施，主要是说帮助性交的机械装置，如《迷楼记》中的御童女车与转关车，多类似于《大内密探零零发》中周星弛发明的那些古怪玩意儿；写同性恋，多指男性的龙阳之好，此为古代中国社会的普遍风气，不可视作个别人的性反常行为。女性同性恋见载不多，李渔的《怜香伴》则以此为主题；多人聚淫是指小说中常说的“连床大战”或《肉蒲团》中的“盛会”；描写性偷窥则是小说家深化放荡情节的一种处理，有“观风景者自成风景”之妙；口交也多见于古典小说，隐喻说法是“品箫”，另外还有肛交，舍前而取后。上述列举的描写事项全为实写，采取何种姿势、抽动数量、性交分泌物以及对淫声秽语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摹画，无不绘至穷极。如果把小说家的笔比作镜头的话，他拍出的片子无疑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毛片。
除此之外，情欲小说也兼以虚写，旨在提升意境。多数非情欲小说的风月作品则以虚写为主。其中隐喻生殖器的词汇很多，文雅些的有：石榴、芍药、竹笋、后庭花等；粗犷些的是：长矛、火钳、腰间仗剑等；而女人的胸部常比作桃子、葡萄等。描写性交过程，常云“被翻红浪”，有“白云深处有人家”的意境之美；描写性高潮，《西厢记》云：“露滴牡丹开”，《济公传》云：“可惜十年甘露水，流入荷花两瓣中”。后句实际上是写实与写虚的结合，因为“荷花”正是小说中当事人的名字；性交完毕，则说“云散雨收”。
就文学品位而言，性的虚写要比实写更有力量。以《红楼梦》为证据，清人将《红楼梦》斥为意淫作品，官家亦列为禁书。是书绝少对性行为的实写，而清人陈其元却将《红楼梦》目为天下淫书之最，说它奇淫无比。这是因为《红楼梦》通篇描摹痴男怨女的情感瓜葛，其字面却不露一个淫字，如同遮遮掩掩的三级片，令人目想神游，无限地沉溺不拔，大盗不操干戈，杀人于无形。有这样一则故事，足证《红楼梦》的杀人于无形的大盗风范：清代有一个杭州商人，他有一个聪慧美貌的女儿，文学造诣相当高，不知何时却成为《红楼梦》的拥趸，其“酷嗜”《红》书到了无法自拔的程度，是坚挺贾宝玉的一个“玉米”。不久，“玉米”生起病来，父母看着痛心，将《红楼梦》投诸于火，“玉米”抚床大哭道：“奈何烧杀我宝玉！”登时气绝。[5]
既然虚写要比实写更有力量，为何情欲小说大量地选择性实写呢？这就涉及到一个严肃问题，即小说的功能。小说之所以放荡而不作收敛，并非是供人悦心纵目，撩发人的情欲之思，而是“以此回之奇淫”，“起下回之惨报”[6]，主旨在劝戒。这也就是虽然存在大量比《红楼梦》淫荡得多的小说，例如《肉蒲团》、《痴婆子传》，却将《红》封为天下第一淫书的原因。
此外，性行为的写实最突出的特点是“寓性于兵”。将性交比作战斗源自道教的房中书。在道教传说中，向黄帝传授房中秘术的女人，除素女外还有玄女，素女以《素女经》中解答黄帝提出的男根大小、粗细、软硬之优劣的问题而为世人熟知。而玄女则以军事专家著称，这可能是借用军事术语谈论性交的契机。历代小说家继承这个传统，将淫书作兵书描写，性交演化成“两军对垒”，“大整旗枪”，“冲锋陷阵”，“捣其巢穴”；性器官变成了兵器谱，“短兵薄刃”比喻阳具之微小；“长枪大斧”、“丈八长矛”则形容尘柄之巨伟。基于这个传统，甚至有小说家别出心裁，将“寓性于兵”颠倒过来，模拟性交过程来描写打斗场面，例如《后西游记》中，使金箍棒的小行者与使玉火钳的不老婆婆的一场打斗可作为“寓兵于性”的典型：
不老婆婆睁眼一看，只见那棒：既坚且硬瘦还长，知是阴阳久炼钢。直立不挠浑玉柱，横担有力宛金梁。捣通虎穴锋偏利，探入龙窝势莫当。任有千魔兼百怪，闻声见影也应降。
那不老婆婆果是惯家。东一摇摇开，西一摆摆脱。……（小行者）因将铁棒攥紧了，凝一凝，先点心窝，次钻骨髓，直拔得那不老婆婆意乱心迷，提着玉火钳如狂蜂觅蕊，浪蝶寻花，直随着铁棒，上下高低乱滚。……（小行者）使到后来，情生兴发，偏弄精神，越逞本事，将一条铁棒就如蜻蜓点水、燕子穿林一般，专在他钳口边忽起忽落，乍来乍去，引得玉钳不敢不吞，不能不吐。[7]
乾坤覆载，一幅大春宫
总体而言，情欲小说的性描写，实写多而虚写少。由此，我们不禁要问，向来含蓄的中国人何以狂荡至此？是谁给了我们这样的力量，让“阴户”、“阳物”满纸飞？是谁给了我们这种“毫不知廉耻”的态度，一定要将言情片鼓捣成三级片，又将三级片鼓捣为毛片？
一言敝之，给我们力量的就是我们的传统——性爱有理、性爱无罪的传统。纯粹的写实需要勇气，但在中国人看来，性的写实与勇气是无关的，因为性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小说是“往来应酬之细故”皆可入书，性无疑也是“细故”之一。
在我看来，这个坦然言性的传统是中国人生殖崇拜的遗留思想。在五经中也不回避男女阴阳交感的创世说，《易》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礼记》则说得更透彻：“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昏，万世之嗣也。”[8]阴阳交感的男女之事是生生之德的基础，“夫妇之道乃是天地阴阳之道的精巧复制”。[9]在道家那里，“玄牝（即元牝）”是生我之门，是天地之根。另外，根据高罗佩的解释，《诗经》中“维士与女，维其将谑，赠之以勺药”一句，指的是青年男女在河岸上相互求爱，竞争角逐，然后进行性交。[10]而其中的“芍药”一词，成为后来色情文献中女性生殖器的代名词。
中国人没有来自于宗教原罪上的性压抑，精神上对肉体是不拒绝的，是坦然面对性的。“行周公大礼”与“敦伦”被喻为合乎儒家规范的性行为。在儒家看来，只有节欲、纵欲之分，而无禁欲、绝欲之说。表现在生活上的实践就是要“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男人与女人都有充分获得性满足的权利与自由（理学世界是一个例外），但不能过度追求性娱乐，这会导向“纵欲”。不论儒家还是道家，都是从生理上来考虑这一问题的，儒家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圣人顺民情而为之度”；[11]圣人度民情的办法就是：“血气未定，戒之在色”，道家则言采战与养生，总之是要过有节制的性生活，“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12]，对这句话最好的注解来自于李渔的《肉蒲团》：
据达者看来，人生在世若没有这件东西（指性交），只怕头发还早白几年，寿还略少几岁。不信单看世间的和尚，有几人四五十岁头发不白的？有几人七八十岁肉身不倒的？或者说和尚虽然出家一般也有去路，或偷妇人或狎徒弟，也与俗人一般不能保元固本，所以没寿这等。请看京里的太监，不但不偷妇人，不狎徒弟，连那偷妇人、狎徒弟的器械都没有了，论理就该少嫩一生，活活几百岁才是，为何面上的皱纹比别人多些？头上的白发比别人早些？名为公公实像婆婆？京师之内，只有挂长寿匾额的平人，没有起百岁牌坊的内相。[13]
“乐而有节”追求的底线是：不要让“生我之门”变成“死我之户”就可以了。略显呆板的是儒家，它有将性生活看作“继宗嗣”的倾向，将人视作种猪。总而言之，性欲在中国，是有节制的自由，而非禁绝与罪恶。因此，中国人中没有《巴黎圣母院》里自虐的教主，也绝少喊口渴的加西莫多。
西方人的头顶上有“上帝”，原罪感是非常强烈的，它排斥肉体，肉体变成沉重的精神负担，在多数宗教看来也是如此。不过道教是一个例外，儒学不为宗教，也没有这种负担。因此，西方人写性，多是虚写，描绘性感受，避而不谈肉体的淫具。这是基督文化中带来的禁欲思想遗留。日本作家荻原朔太郎就曾俏皮地说，耶稣是单身青年，不了解女人是怎么回事。在世界上所有的圣贤中，只有耶稣宽容女人，不曾贱辱过女人。在这一传统下，西方人理解的女人是圣洁的化身，她们有感受，或许有情欲的心，却断然不能将她们的性器官诉诸于笔端，大白于纸上。让一个西方人赤裸裸地写：“（妇人的两只脚）自上床时节已高高翘在半空，献出阴户，只等阳物进来”[14]，这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此就前近代的西方小说而言的。
情欲小说为何要放荡？
大量放荡的小说产生于明代，鲁迅以及茅盾对它产生的社会背景都有论述。明自成化后，朝野竞谈房中术，“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一些干进之徒房术而骤贵，以丹铅而得幸，为世人所艳慕。[15]然而，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明清有一种说法，视大汉盛唐为“脏唐臭汉”，存留着多少后宫乱伦的奇闻逸事，历代皇帝有几个不淫？隋炀帝、武则天、元顺帝未必不胜过明宪宗、明世宗。这一股淫风，说到底不是明代才刮起来的，它已肆虐了2000多年，何独以明代淫逸的背景作为情欲小说大量产生的背景？
茅盾将淫秽小说的出现归结为两个原因：（1）禁欲主义的反动；（2）性教育的不发达。[16]其第二个原因属无稽之谈。试想我们的现代社会，性教育已然发达，为何淫书色图、黄片毛带却屡增不减？不过，茅盾先生提出的“禁欲主义的反动”是站得住脚的。遥想文革当年，色情小册子《少女的心》以手抄本的形式又是何等得流行？“性爱贫弱的时代最爱谈性爱”[17]，这一说法既是对“禁欲主义的反动”观点的继承，又是人们认识性压抑心理的直观感受。
林辰先生也总结出三个主要原因，比较客观全面，令人信服。其一，对“禁欲主义的反动”的社会原因。他直接继承了茅盾的观点，认为宋代以来“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导致中国禁欲主义的出现，道学家们谈性色变，如小孩子放炮仗，对性欲是又爱又怕。而多数中国人则不喜这种禁欲主义，他们希望回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时代，坦率地承认自己是食人间烟火的饮食男女。这就是“反动”。不过，林辰先生进而提到要从“中国娼妓史”中找原因，却是不得要领。娼妓之风在中国很盛，年头久矣，但却与情欲小说一样，只是社会淫逸风尚的表现，而不是原因。在“中国娼妓史”中找原因无异说“米是从米缸里生的”。林辰先生提出的第二个原因是：“解颐论和善恶悉载论相结合，构成了产生艳情小说和性行为描写的主要的文学自身的原因”。所谓解颐论，就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娱乐性功能，在于博人欢笑，解人愁闷；“善恶悉载”即孔子作《春秋》“彰善瘅恶”的惩戒特点。解颐论和善恶悉载论相结合，就是以小说的形象话语结合惩劝世人的教育功能，林辰认为这构成了其产生的“文学自身的原因”。其三，书商牟利。明清社会渐入商业发达社会，产生了大批的市民阶层。人口多了，科举指标有限，印刷业也空前繁荣。大量读书人要糊口吃饭，有些做了幕僚，有些就写这类小说赚钱养家。市民阶层乐观淫书，书商便愿出淫书，书生也就好写淫书。说到底，这仍旧是一个社会问题。[18]
林辰先生提出的三个原因都是正确的，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呢？笔者根据多年观古典小说的皮毛经验，也试着提出两个原因：其一，情欲小说的产生受到道教“采战养生”说与佛教“以淫度人”的影响，以彰显在情欲中修身，最终摆脱情欲的劝戒意义。其二，在创作思路上深受孟子说政与枚乘《七发》的影响，以风流为道学，寓教化于淫逸。这两个原因虽同样指向情欲小说的劝戒功能，但与林辰的“文学自身的原因”分析角度不同。
在情欲中修身房中书常讲“采阴补阳”，女人是取之不尽的阴气宝藏。与女人交合可以避免男人的阳气一味亏损，达到滋阳的功效。唐代传奇《神女传》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汉武帝常在柏梁台祭享一个仙女。当将军霍去病生病的时候，汉武帝劝他祈祷仙女，求除其病。仙女变成一个美丽的姑娘出现在将军面前，求与之合，被霍去病断然拒绝。此后，霍病益重，不久谢世。后来，仙女向汉武帝禀告原委，说将军阳气亏损，她本想以自己的阴气补其阳气，无奈遭拒，以是致死。[19]这个故事反映出，女人以拯救男人的角色出现，其拯救的办法就是“求与之合”，达到滋补男人阳气的效果。这是一个出现于唐朝的道家故事。它的核心宗旨就是：女人可以通过与男人交合来拯救男人。
佛教传说观音有三十六身，其中一身为“鱼蓝观音”，她度化凡人，劝人悔过的办法就是“求与之合”，交合过后，男人就可以翻然醒悟。我们不妨叫做“以淫度人”。在唐朝三教合流的大背景下，佛教的这一思想很可能与道家的“采阴补阳”思想合流了。
明清时期的古典小说里，常常出现“以淫度人”的形象，例如《灯草和尚》之灯草和尚，何谓“灯草”？燃情日月，终有寂灭。意在劝化世人，人如灯草，沉湎情欲过盛，无异灯草自燃，终有油尽灯枯之日。以“和尚”作男主人公，亦有深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佛教本已言之。灯草和尚十足一个男人版的“鱼蓝观音”。再如，《肉蒲团》这一书名，内含着主人公未央生在情欲中修身的寓意，“请抛皮布袋，去坐肉蒲团”，这也是“以淫度人”思想的一种体现。内中的孤峰长老不再是落手落脚去“以淫度人”的和尚，而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领路人。在是书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佛家劝戒意义则体现得更为明显。因此，《肉蒲团》一书的别名是《觉后禅》。
发乎情，止乎礼情欲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风流为道学，寓教化于淫逸。通过极尽淫荡污秽的性描写，来衬托主人公后来的悲惨结局。不极奇淫，便不达惨报；不达惨报，便无益劝戒，这就是此类小说的一个基本逻辑。其具体的创作思想所受佛、道思想影响固然深远，但就创作思路而言，儒家“发乎情，止乎礼”的观念对它的影响却是决定性的。孔子尝言，吾未见有好德如好色者。既然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不如就用“好色”两字来启发人们的好德之心。《肉蒲团》这样说：“不如就把色欲之事去歆动他，等他看到津津有味之时，忽然下几句针砭之语”。[20]
以好色来启发好德的第一个具体实践者是孟子。孟子对齐宣王说王政，齐宣王是声色货利中人，王政非其所好，对孟子的王政之道只是随口叫好。孟子就问：“王既然觉得好，为何不照着做呢？”齐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如果孟子是一个道学先生，厉言正色地规谏，说什么纣王爱妲己以致亡国的话，齐宣王定然听得不高兴，便可能回复道：“这等，寡人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用先生不著了。”[21]孟子却出人意料地来个逆向思维，大谈太王在走马避难之时，尚且带着姜女。太王与姜女行乐之时，一国的男女也在那边行乐。最后落实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的问题上。听到此处，齐宣王自然肯去行王政，不好意思再找“寡人有疾”的理由。李渔的《肉蒲团》也引用了这个故事，这说明“发乎情，止乎礼”的儒家观念对情欲小说的影响。
在孟子之后，汉人枚乘继承孟子做思想工作的办法，创作了《七发》。描写楚太子有疾，吴客用七事来诱动他。七事是指音乐、滋味、驰马、游观、打猎、观涛、妙道，其中虽未具体言及美色之好，前六事也皆属官能嗜欲，最终归于“妙道”，将楚公子从享乐引到修身的正途上来。《七发》的出现，立即引发了一股仿作之风。此继踵者有傅毅的《七激》、崔铟《七厉》、陈思《七启》、王粲《七释》、左思《七讽》等等，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体——七体。情欲小说的文体自然不属七体，但在创作思路上受其影响是很明显的。其叙事结构都是“虽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22]不过，七体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大量的篇幅讲享乐嗜欲，只在结尾处以寥寥数语劝人归于正道，如同挠痒痒一般，属于严重的比例失调。其导致的结果是，人们自然舍后而趋前，爱享乐而不识正道。扬雄对此就大骂道：“整首歌是靡靡之音，快完了才唱两句主旋律，这不是开玩笑嘛！”[23]
情欲小说直承“七体”的创作思路，自然也沿袭了七体的弊端。人们指责此类小说挂劝戒之名，行宣淫之实。官府将它们列为禁书，原因就在这里。《肉蒲团》的劝惩功能尚属比较强的，作者也一再强调“愿普天下的看官买去当经史读，不可作小说观”[24]，然结果是人们至今把它看作地道的淫书。
话说回来，客观效果掩盖不了它的主观意愿（很多淫书的主观意愿就是追求感官刺激，此处暂且存而不论），《肉蒲团》一书中的隐寓之处是相当多的，正如评书人所言，未央生割狗肾以补人肾，说明其将来所行之事皆为狗彘之事；第三回记未央生与大盗赛昆仑结盟，且以兄事之，盖言其人品、志向犹出盗贼之下也。[25]
才子佳人小说的结局莫不是和和美美，以大团圆结局；而情欲小说则大多以惨淡收场。归根结底，这是儒家的中庸之道，讲求“乐而有节”，其核心宗旨自然不同于现代性的纵欲主义。这里面凸现出一个“道”，即“发乎情，止乎礼”的圣人之道。只不过情欲小说追求的“道”，范围要小一些，只是被窝里的圣人之道，即发乎淫情，止乎节礼。孔子作《春秋》，善恶俱载，使得天下乱臣贼子惧。夫子由是感喟：“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26]《肉蒲团》的评书人也不忘拿孔夫子此话解嘲一把：“知我者其为《肉蒲团》乎？罪我者其为《肉蒲团》乎？”[27]
作为全文结尾，有必要谈谈对情欲小说认识的正确态度。林辰先生提出一种“删节观书法”，即：如果删掉具体的性描写，作品没有减色便是艳情小说，是好作品；若删掉后只剩一个故事空壳，便可归为低级趣味小说。[28]“删节观书法”作为判断一部古典小说的优劣的办法，颇可取。然只能作阅读方法观，决不可当真大刀阔斧地删之削之。当下这个时代，比及旧时不知开化多少，但古典情欲小说的命运依旧多舛，“删节观书法”一变而成“删书法”，出版之时动辄加个括弧，曰略去多少字，或是以方框框代之，这不仅伤害小说的整体意境，也坏了览书者的兴味。
2006年8月18日作于昆明拾香斋
【注】：
[1] 茅盾：《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见张国星主编：《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百花文艺1993。
[2] 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序》。
[3] 林辰：《艳情小说和小说中的性描写》，见张国星主编：《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百花文艺1993。
[4] 清·李渔：《肉蒲团》第3回。
[5] 清·陈其元撰：《庸闲斋笔记》卷8“《红楼梦》之贻祸”条。
[6] 清·李渔：《肉蒲团》第17回评语。
[7] 原文笔者未见，此转引自林辰：《艳情小说和小说中的性描写》。
[8] 《礼记·哀公问》。
[9] 荷兰/高罗佩著、李零等译：《中国古代房内考?译前导言》，上海人民1990。
[10] 荷兰/高罗佩著、李零等译：《中国古代房内考》，第22页。
[11] 南朝梁·沈约语。参见《宋书》卷41《后妃列传》。
[12] 《汉书·艺文志》。
[13] 《肉蒲团》第1回。
[14] 《肉蒲团》第10回。
[1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1973，第155页。
[16] 茅盾：《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
[17] 鲁德才：《古代性爱小说的性心理意识》，见张国星主编：《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百花文艺1993。
[18] 这三点原因参见林辰：《艳情小说和小说中的性描写》。
[19] 荷兰/高罗佩著、李零等译：《中国古代房内考》，第271页。
[20] 《肉蒲团》第1回。
[21] 《肉蒲团》第1回。
[22] 刘勰：《文心雕龙·杂文》。
[23] 参见《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原文为：“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
[24] 《肉蒲团》第1回。
[25] 《肉蒲团》第8回评语。
[26] 《史记·孔子世家》。
[27] 《肉蒲团》第20回评语。
[28] 林辰：《艳情小说与小说中的性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