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早已成为当代文化批评领域里的一位全能型的劳动模范。这位天主教徒出身的左派理论家，经历过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洗礼，调和过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探索过维特根斯坦的隐秘世界，在莎士比亚的社会学研究里试过锋芒，编写过最流行的文学理论教材，解构过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到2003年又在《理论之后》一书中感叹文化研究的琐碎化，呼吁人们关注当今世界上最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这是一位辩才无碍的左派神学的党代表，他吸引、鼓动读者大众的说辞异常具有煽动性，在他手里，各种理论手势和学术行会的切口都被操练到了化境。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他已经习惯去做当代文化批评的人工湖里手把红旗的弄潮者，但也不忘扮演事后诸葛亮，在学术意识形态的一潭深水前发出旁观者恶意的冷笑。

　　在发表讨论悲剧的《甜蜜的暴力》一书之后，伊格尔顿又在“恐怖主义”这个本世纪以来最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上跳起了危险的理论踢踏舞。对许多人来说，伊格尔顿本人就具有某种“恐怖分子”的色彩。在他的笔下，经典作家和同代竞争者都难逃黑枪：创办《标准》杂志的艾略特是一个性向暧昧的，反犹的，皮里阳秋的政治反动派；叶芝则更不堪——奥登说他“像我们一样傻”，实在是太客气了。实际上，叶芝这样习惯性发神经的巫师要比我们所有人都傻很多。浪漫派的复兴者哈罗德·布鲁姆“曾经”是一位深刻的批评家，如今却已经为普渡大众读者而变得陈旧乏味。后殖民主义的干将斯皮瓦克写的别扭句子能够结合黑格尔的哲学术语和庸俗杂志《Hello！》的文法，但她搞的其实是老套的主题批评。读者反应批评的大家斯坦利·费什居然被认为是左派，这种现象是美国知识界智力崩溃的表征。类似刻薄的刀笔中夹杂了很多调侃，比如，他会戏用菲尔丁的话去攻击对手的观念——它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它是错的。就这样，伊格尔顿娱乐了他自己，也瓦解了他的批评对象的庄重姿态，让读者觉得学术界是在上演黑吃黑的活剧。然而在学术领域之外，他还发出过更严厉，更坚决的指控——“他的双手沾满鲜血”——在世界范围的悼念约翰·保罗二世的高潮中，他在《卫报》上撰文揭露教皇在冷战期间的政治老底，并宣布这位波兰右派神甫是“查尔斯·达尔文以来基督教会的最大灾难”。

　　让这样一位自负掌握了政治的真理，在话语争斗中不择手段地寻找快感的批评家去写恐怖主义，其结果是什么呢？伊格尔顿说，那是一种关于恐怖主义的形而上学或神学。《神圣的恐怖》一书正因为这种理论创意而自动地与关于中东局势，宗教文化冲突的种种流行著作区别开来。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的理论视角中包含的雄心：“左派在帝国权力和游击战争的理论方面如鱼得水，但却在整体上受困于关于死亡、罪恶、牺牲、或崇高的思想问题。但它们以及其它相关概念和那些更加世俗和物质性的概念一样和恐怖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像我近年来的许多著作一样，这本书试图扩展左派的语汇也同时挑战右派的论调。”这正是伊格尔顿的长处所在，他运用谱系学的方法而不是一般的历史的方法去追溯恐怖主义的起源，从古代仪式，中世纪神学，崇高的观念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构造出恐怖主义的前历史。 在伊格尔顿看来，现代恐怖主义的开端是法国大革命有组织的国家恐怖活动，但恐怖的历史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的意识，它跟人性一样古老。恐怖来源于宗教观念，如今的恐怖主义仍然如此，而宗教总是与狂喜与灭绝的两种力量紧密相关。伊格尔顿从狄奥尼索斯的形象写起，他认为神圣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力量，既赋予生命又周旋死亡。狄奥尼索斯变化多端，追求刺激，沉溺享乐，性别不明，身处边缘而又惯于越界，看上去几乎像一个后现代的发明。但同时他也因此成为恐怖和血腥之神，他的酗酒和嗜血是一致的，都体现出齐泽克所说的“秽亵的享乐”或“可怖的高潮”。 在狄奥尼索斯的兽性和神性同一的狂欢状态中，人们肢解身体器官，进入一种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死亡崇拜之中。由于这种生死交缠的两面性，对上帝的体验必然地包含他作为神圣的恐怖分子的形象。伊格尔顿由此把某些中世纪神学纳入讨论，上帝是不可认知的虚无的深渊的观念，来自一种创伤性的体验，它呈现的是一种暴力的虚无。这种神学观念的后代之一就是心理分析，它所提出的问题与中世纪神学家的问题是一致的（比如为什么我们没有作恶就会有负罪感），但回答的方式是把上帝置换为欲望。在现代，来自于宗教神学的崇高观念是灭绝和更生的代名词，在世俗的美学领域里充当上帝的角色，让人们沉湎于对永生的妄想，跟死亡作捉迷藏的游戏。而比崇高更重要的现代观念是绝对化的自由，它为身体服务的同时要冲破身体，渴望让一切归于虚无，这实际上等同于“邪恶”。在当今美国所谓的对“邪恶”的战争中，这个词被用来排除任何历史的解释，它的作用几乎相当于十八世纪的美学家所说的“品味”。跟“邪恶”一样 ，牺牲品或替罪羊的形象在现代的国家社会中仍然发挥着古代宗教中的作用，牺牲意味着让无价值的东西变得神圣，这本身要求剥夺生命，替罪羊则成为“有罪的无辜者”。至此，伊格尔顿勾勒出一系列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思想观念，他把恐怖看作人类的死亡冲动的产物，由此贯穿宗教，政治和美学意识形态。

　　这本书充满文学教授的高蹈精神，这里没有对基地组织的训练营的猜测，也模糊处理了极权国家的屠杀，有的是对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剧作细读，对萨缪尔·理查森的《克拉丽莎》和D.H.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的解码，以及更多马戏团杂耍般的旁征博引，尽显学者气派的玄虚术语的插花艺术。这让人想到类似的理论著作的一个倾向，当代的高明的批评家往往像一些不停地参加现场演出的爵士音乐家，他们挑选一些简单的构型（或曰框架），稍加变动然后进行复杂的即兴演奏，用繁复的手法不断回到一个最基本的调子。贯穿伊格尔顿此书中几乎所有分析的是一种带有弗洛伊德味道的悖论观念，即恐怖与神圣是同源的，它提供给我们一条左右逢源的思想路径，但也在诸多观念的联系中掩盖了许多似是而非之处，其中包含的或隐或显的诡辩术也让我们常常怀疑作者是在进行观念游戏。如果一位批评者否认这种内在逻辑，那他就大可斩断那些精细编织出的分析脉络，用伊格尔顿惯用的手法对作者的政治动机进行质疑：作者是否有意为恐怖主义找出更多人性上的根据，或者说，作者是否是通过对恐怖根源的研究而重复了一种原罪观念。

　　Terry Eagleton. Holy Terr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November 1,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