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英国人埃里克·布莱尔已经身心俱损。盟军在二战中的胜利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希望和安全感——欧洲已经分裂为两大阵营，原子弹随时可能毁灭一切。妻子过世之后，他独居在一个与世隔绝的苏格兰小岛上，贫病交加之中开始咳血。他的笔名是乔治·奥威尔，两年后他写好一部小说，题名《1984》。 这部书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要一个未来的画面，请想象一只皮靴践踏在一张人脸上——永远”。

　　写过电影评论的奥威尔很可能记得一位名叫里根的美国演员。1984年，里根在电视上发表讲话，预见一个不同的未来——会有一天，当伊万和安娅遇见吉姆和萨丽的时候，他们能够互相理解，他们会讨论各自的孩子，他们会一起去吃晚饭。事实上，冷战在奥威尔在世的时候已经开始，在里根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也没有显示出要结束的迹象，但到90年代初，它从地球上消失了。

　　讲了这两个著名的故事之后，耶鲁大学教授约翰·加蒂斯开始梳理冷战的历史，并试图回答为什么是西方世界最终赢得了胜利。作为美国的主流学者，他对冷战的回顾明显流露出对当年用和平战略取得胜利的怀旧情绪。加蒂斯研究冷战已经有30多年，被誉为“冷战研究的学科主任”，他的《新冷战史》是目前的同类著作中最权威、最简短、最文学化的一部。这本书只有三百多页，加蒂斯以往的著作用同样的篇幅只能写到1962年，但新作无疑青出于蓝，它在简洁的历史叙事背后利用了大量苏联和东欧的解密档案和学术界的新成果。同时，这本书写法相当不拘一格。比如，为了强调朝鲜战争的危险性，加蒂斯在事先没有告知读者的情况下，直接以小说的形式写了一次核大战，手法逼真得让人有些难以接受。这样的做法正是权威人士的特权，有效地震惊了读者但又不至于被指为哗众取宠。同样出格的是，加蒂斯在另一段文字中想象哥伦布出场评价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这种假设历史和有意为之的时代错乱，反过来证明了加蒂斯其实是冷战期间文学大师们的崇拜者：在他的书里，奥维尔，冯尼格，索尔仁尼琴等人的言论受到的重视不亚于政治家们最有效的修辞。

　　所有冷战研究的核心都是核武器的问题。从广岛和长崎开始，核战争的威胁不但存在于外交和军事领域，而且渗透到了一个时代的人类感性之中。正如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所说，“原子弹进入我们的生活来毁灭我们”。因此，二战宿将艾森豪威尔总统成为加蒂斯笔下的第一位冷战英雄，“冷战中最复杂、最冷酷的战略家”。他比当时美国国防部的战略研究专家们更早理解这场新型的战争的实质特点——核武器的存在使和平和全面战争之间不再有中间地带，核战争并不是一个总体的战略计划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一旦爆发就是毁灭性的。艾森豪威尔最早提出的削减核武器的计划让加蒂斯感到了很大安慰——毕竟是美国人更爱人类。

　　但实际上，这本书写得最出彩的人物是赫鲁晓夫。尽管苏联在1949年就已经试爆过原子弹，在冷战初期，苏联的核武器还不能与美国抗衡。赫鲁晓夫曾夸口说，要把核导弹像香肠一样扔出去，但他也知道当时苏联的导弹在精确性上存在很大问题。赫鲁晓夫的儿子是个火箭工程师，他告诉人们，“我们曾用不存在的导弹威胁别人”。1956年11月，赫鲁晓夫就玩过这样一次空城计。当时苏军正在匈牙利镇压起义，英法和以色列军队在没有通知美国的情况下占领了苏伊士运河。赫鲁晓夫马上发出核战争警告，扬言要使用“火箭武器”。艾森豪威尔得知以后勃然大怒，立即要求英法和以色列撤军，否则就对这些国家进行严厉的经济制裁。从1957年到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国力增长的同时反复使用这同一招数，佯称苏联的导弹力量远远超过美国，所以不惧怕打核战。比如，有一次赫鲁晓夫接见一位美国来访者，当对方说自己来自明尼阿波利斯市，他温和地笑了，并在地图上用蓝色铅笔把这个城市勾了出来，“这样我就不会忘记，等导弹乱飞的时候，我会下令放过它”。其实，赫鲁晓夫远没有斯大林那么热衷于战争，在威胁西方的同时，他也没忘记宣扬“和平共存”，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为苏联带来了很多战略上的优势。

　　在加蒂斯笔下，赫鲁晓夫1959年的访美之旅带有很多喜剧色彩。为了让美国人心虚，他乘坐了一架巨大的，还没通过安全检验的新式飞机。在白宫，这位工人出身的领导人竭力掩饰自己的粗鲁习惯，随时提防被资产阶级看不起。当得知自己无法去游览迪斯尼乐园的时候，他却终于忍不住发火。这次访问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它让美国人见识到了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苏联领导人，对他究竟有多危险完全没有把握。相比之下，卡斯特罗是个货真价实的好战分子。在古巴导弹危机过去几十年后，卡斯特罗仍然自豪地宣布，自己在核灾难中也一样视死如归。加蒂斯认为，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的真正用意至今仍然是个谜。最可能的解释是，他当时完全被卡斯特罗的革命热情感染，以至于让自己的浪漫主义泛滥，超过了他对现实可能性的分析。尽管如此，赫鲁晓夫还是达到了他的一些目的，肯尼迪总统秘密承诺拆除部署在土耳其的中程导弹，同时美国放弃了古巴，而卡斯特罗至今安然无恙。

　　在六七十年代的紧张对峙之后，逐渐出现了一些加蒂斯所谓的“现状的破坏者”，包括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撒切尔夫人和里根。这些人的共同信念是，美国为了和莫斯科之间保持和平状态而让全世界付出了过高的代价。关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已经多有论述，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约翰·保罗二世这位“冷战教宗”。我们以往对冷战的理解往往忽视了宗教发挥的作用，而加蒂斯明确地把他1979年回到波兰作为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开始解体的开端。巧合的是，约翰·保罗二世和里根在成为领袖以前都做过演员，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动，很多人都不敢想象冷战会在20世纪结束。最终，对冷战结束起到最大作用的人物是戈尔巴乔夫。加蒂斯认为，为了避免战争，戈尔巴乔夫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国家，这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然而，戈尔巴乔夫很有自知之明，他曾经感慨，在历史变化的背后，真正的力量来自于那些普通人——那些跨越铁丝网的示威群众。

　　由于使用了苏联和东欧的一些解密档案，加蒂斯的研究中有很多吸引读者的新材料和戏剧性的细节。但对于冷战的后果，加蒂斯的结论显出美国人常有的过分乐观。他认为，冷战让人们认识到核战争必须避免，而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一种时代错误；奥威尔在《1984》中预见的“独裁统治世界”并没有实现，冷战的进程让人们不再信任独裁者；最终，民主的全球化进程让冷战结束于“希望的胜利”。这些结论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判断之上——我们（西方世界）是冷战的胜利者，我们用民主战胜了独裁并挽救了世界。这是类似好莱坞电影的逻辑。

　　正如约瑟夫·布罗茨基所说，反对恶并不能自动地让我们拥有善。如果说美国学者们在冷战中看到了高度的理性和克制的外交，那是因为当时的对手过于强大。可是，在苏联解体以后，民主的全球化进程主要是通过战争进行的，民主本身缺乏示范。尤其是911以来，美国领导人不断地为民众制造的恐惧心理，让反恐怖成为发动任何战争的借口。在《良好意图的政治——新世界秩序的历史、恐惧和伪善》的作者大卫·朗西曼看来，这样的结果并未超出奥威尔在《1984》里对未来战争的预见。用同样戏剧化的方式来说，如今詹姆斯·邦德不会再跟前克格勃间谍打斗，如果他能够独立思考，肩负起反独裁的使命，他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小布什的黑人保镖。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The Penguin Press HC, (December 29,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