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右手，食指跟中指都是僵直的。它们不能像其它手指那样灵活运动，甚至不能做简单的弯曲。它们就那么僵硬地伸直在那里，要是抬起手，它们就会指着什么地方，这里或那里，垂下去的话，就不声不响地指着地。如果从一生的角度来看，它们刚好就相当于生命的一个特殊的转折点。当然你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他这个人的缩影，既是对其个性的概括，也是对未来的某种预示。它们继续坚定地占据着自己的位置，固执而无用，等于什么都没有占据。然而任何时候他出现在你面前，你都难以无视它们的存在，即使是他的整个手都在发抖，它们看上去也仍旧保持着那种倔强而又旁若无人的状态。
在我还在读中学时候，我曾问过他的老师，也就是我的母亲，高昆的手怎么会那样？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有些含糊其辞，她好像不大想让我知道什么似的。后来我只好直接去问高昆了。他眯着眼睛看了我一眼，低头用拇指跟无名指熟练地捻碎旱烟叶，均匀地把它们洒在左手拈着的弯成弧形的卷烟纸上，然后转动它，卷成一枝头大尾小的旱烟，掐去纸尖，叨在嘴里点燃，烟头冒出一小团火焰，随后又变成了一股浓浓的白烟。他的回答简单明了，在机修厂里上班时被机器挤了一下，就成了这样。对这个答案，我很怀疑，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过了两年，忍不住又去问他。他想都没想就给了我另一个答案：摔的，翻墙的时候，右手撑到了地，弄伤了这两根指头。说完还冲我挤了挤眼睛。我明白了，要是过些时间我再去问他，答案估计会变，说不定会是打仗时被击伤的，也可能说是冬天里伸到外面冻坏的……。他也知道我不信，就有些勉强地笑了笑说。看来你比我还关心它们啊。后来我大了，终于知道了它们之为它们的原因。那时他差不多也老了，思维迟钝，说话也有些结结巴巴了。
母亲的那些学生里，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早，也最为深刻。他从上中学开始就经常没事到我们家里来玩。我六岁那年的除夕，一家人正在包饺子，他跟一个同学带着满身寒气进来，说了几句话就走了。过了没多久，很多人在我们家院子外面敲门，大声叫嚷着。我们紧张地跟着父母出去，开了门，只见外面密密压压地站了几十个精壮小伙子，手里都拿着木棍铁锹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些手电筒，向我们晃来照去。母亲什么学生都教过，什么顽劣的弟子都修理过，上百个学生斗殴的场面也见识过，所以就显得镇定自若。她心平气和地问他们，“你们是哪的，干什么，来抄家么？”那些人里，有几个很快就认出了她，“这不是韩老师么？您家在这儿啊！我们的灯笼被人偷了，跑到这边来了，那我们就不打搅您了，就当先给您拜个年吧。”手电筒的光从我们这里移开了。母亲也看出了说话的人是什么人，“哦，是你们啊。”随后，一群人乱糟糟地唿哨而去了。临走他们还不忘大声向别的地方丢下狠话：小子哎，听清楚了，别让我们抓着你们，抓着了，打断你们的腿，当灯笼挂树上……
后来高昆跟那个同学又溜了回来。我母亲道，“是你们两个小子干的好事吧？”高昆得意地撇了撇嘴，歪了歪头。北河后街的那帮人，一向是以好勇斗狠闻名的。他讲起刚才的惊险场面，他们跑到北树林那边去撒尿，那群追出来的家伙也到了那里，没等他们把裤子提起来，就给人堵住了。“他们问我们从哪过来的？我们说从东城。‘有没有看到两个拿着灯笼的家伙？’我说我们刚过来时，碰见两个人提了两个大灯笼从炭素厂旁边钻到胡同里去了。那帮人就放我们走了。”想着他们在树林里连裤子都没来得及提上的场景，我既觉得惊险，又觉得好笑，就特别愿意挨着他。放完鞭炮，吃饺子的时候，高昆低声告诉我，那帮人里有个人曾经跟他打过架的，还挨过他一棒子，“竟然没认出我来，嘿嘿。”其实啊，母亲后来跟我们说，这个高昆，虽然看上去眼光凶，其实是个很稳的人，心里没谱的事是不会做的。
那时他还没留起小胡子，脸部线条很清楚，有股锋利的感觉。平时话不多，喜欢戴个半新不旧但洗得干净的军帽。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他常出没的几条街上，不少人都隐约有些怕他，怕他的眼睛，那双单眼皮下面透露出的光线有时会忽然变得很冷，远远的。那年代的年轻人整天无所事事，有事没事打架斗殴是常有的。在三十中学的那些年，高昆其实没打过几次架，但每次打得都很出彩，因为对手都是把打架当成家常便饭且名声在外的家伙。他从不打群架，每次都是单挑。他学过武术，很会打架，出手是又准又狠。被他打败的那些人，没有恨他的，都很服气。有一回，跟他单挑过的两个小子被一大群邻街的小子追打，经过他家门口，眼见着就跑不掉了，正在门口的高昆拦住了那些人。“差不多就行了，”他抽着烟，拎了一块砖头，站在路中央，面无表情口气平和地对他们说道。那些人有点意外，你谁啊？“我高昆。”那些人没听过这个名字。他把烟掐了，很随便地蹲在地上，一边用那块砖头慢慢地敲着地面的冰，一边半抬着头，斜着眼睛看着那些人。那些人给他的这种作派镇住了。其中的一个领头的，打量了他一会儿，说我今天就给你个面子，高昆是吧，记住你了，有空到南马路这边玩，找我，我叫李春。
这个李春，就是后来一把铁锹砍翻了六七个人，警察围追了一整天才抓住他，后来被重判了十年。他弟弟叫李秋，是个瘸子，脚筋被人挑断过，整天拄着根拐杖，可仍旧是个出了名的狠角。高昆跟他们兄弟喝过两次酒，聊得也可以，但始终没混到一起去。李春生前对他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高昆，你呢，跟谁也混不到一块儿去。他不知道高昆不混在那种人里，是有原因的，一是因为他老爸，老爷子是当兵的出身，脾气暴烈，他对我母亲保证过，老师你放心，高昆敢迈错哪条腿，我就打断他哪条腿。二是因为我母亲，她对高昆说过，你小子要是混到那种人里，就别说是我学生。三是因为一个女生，跟高昆是同班同学，名叫陈什么敏，长得很清秀，我母亲说她有点像林黛玉，平时不喜欢说话，是个冷美人。高昆一直很迷恋她。她也挺喜欢高昆的。他们不声不响地恋到九年级毕业的时候，高昆把她带回了家，让父母看。母亲觉得这姑娘面相不好，是苦相，会克夫败家，颧骨高，眼光冷清。说什么也不同意。他父亲没表态。陈姑娘什么都没说，就跟高昆分手了。她知道高昆是个孝子，不想因为自己让他背个不孝的名。后来，她跟了一个比他们高几届的男人，再后来呢，她没结婚就怀孕流了产，还住了院，而那个男人却不管她了。当时不少人都拿她当作笑谈，可高昆不管这些，径直去医院里照顾她。
这事被人们一传，就变了味道，高昆成了事主。而那个丢下陈姑娘的男人，倒成了受害者。生活作风的事，当时对于任何正派人家来说都是门面的事。高昆的父母觉得颜面扫地。他父亲拿着棒子就去医院清理门户。见到高昆别的没说，一棒子劈头盖脸就打了下去。高昆下意识地抬手一挡，棒子打在他张开的手上，打折了那两根手指。高昆什么都没说，就是那么默默地看着父亲的眼睛，垂着受伤的手。他父亲极力要挣脱劝架人的一堆手，可是挣不脱，只能怒目而视，骂他是畜牲。据说当时他们父子两个就这么对视僵持了十多分钟。陈姑娘把被子蒙在头上，不声不响地哭了。……后来，到了冬天里，数九寒天的时候，高昆结婚了。对方是他父亲老战友的女儿，一个身材高大、性情开朗的姑娘。而那个陈姑娘，则一个人离开了这个城市，嫁给了一个部队连级干部，做了随军家属。她在我的印象比较模糊，只是个隐隐约约的一个形象，皮肤白净，眼睛安静而明亮，没有声音。
高昆的理想，是做个车工。中学毕业后，他顶了他父亲的班，进了机修厂。右手坏了，他就练左手，把它练得跟右手一样灵活。我父亲那时也是车工。他看过高昆干活，是这样评价的，“悟性好，胆大心细，手法利落。”手艺固然是好的，但在为人上，他跟他的那两根手指头一样不灵活，尤其不懂怎么跟领导相处，再加上平时惯于独来独往，不苟言笑，把自己弄成了边缘人。而且他的脾气变得大不如前，发作起来比他父亲还火爆。若是惹火了他，就算是领导，他也照骂不误。也正因如此吧，后来企业改制，他是车间里第一个被通知买断回家的。买断之后，他的脾气更差了。整天哪都不去，就闷在家里。他的妻子倒是个乐天派，虽说没什么文化，却是个对什么事都看得开的人，任凭高昆那张冷脸如何阴晴圆缺，她都不往心里去。用她的话说是，你不理他，他过了那个劲头，也就那么样了。不过，后来高昆开始酗酒的时候，她撑不住了，就来找我母亲，让她出面说说高昆。
我母亲很了解高昆，见到他以后，也没劝他，只是聊起以前在学校时的事。聊着聊着，自然就聊到了那些往日的同学现在怎么样了。随后就聊到了那位陈姑娘。前些时，母亲在沈阳遇到了她，现在过的挺好的，跟她男人转业到了地方，找了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人也白白胖胖的，生了个男孩，都九岁了。“她还问起了你，问你过得怎么样。我说你也过得不错，就是脾气不怎么好。她说你是个孝子，是个讲义气的人，可就是不懂得心疼自己，还说要是赶上好环境，你应该能有点出息的，因为你很聪明……”话没说完，高昆的眼圈已经慢慢地红了，什么也没说，起身就走了。从此以后，他似乎不再像以前那么固执了，脾气也好了些，平时除了安心做自己的事，就是跟妻子、女儿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但在喝酒这件事上，始终都没有改。他原本就是个酒量大的人，每天晚上要是不喝上半斤白酒，连饭都吃不下去。酒精的负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他的那只灵活的左手，就是喝酒废掉的。他得了手抖的毛病，发作起来，有时候拿着钥匙连门锁都插不进去。这样一来，想再继续做车工也做不成了。
转眼有很多年过去了，我几乎把高昆这个人忘了。所以前年春节回家，初三那天见到他的时候，就感觉有些意外。他一个人拎着两瓶酒和一些熟食到我们家来拜年，顺便跟我父亲喝酒。他的变化之大，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整个人都老了很多，头发留得长长的，干枯而凌乱，而且在脑袋后面扎了个小辫子，胡子有点像老山羊的，脸庞瘦削露骨，眼睛看上去也暗淡无光，眼角还有很多细长的皱纹。他笑嘻嘻地看着我说：“你胖了。”我说你可是瘦多了。“我老了，”他的右手还是那样，中指跟食指伸得直直的，微微有些不自然的颤抖，指着地面；左手端着酒杯，也在轻轻地抖着。我有点没想到的是，他已经四十八岁了。如今，他在自家附近的街角开了个配钥匙的小店，生意不温不火的，但也足以维持生计。母亲担心我多问什么不该问的话，就示意我不要再说了。他呢，也不再说什么，默默地喝完了酒，然后就走了，神情有些沮丧。但在临出门的时候，还是冲我努力笑了笑，“你真的是长大了，我都认不出你了。”我也笑道，我都三十多岁了啊。
他走之后，母亲跟我慢慢说起他的一些事。他的妻子一直在跟人合伙做煤炭生意，去年认识了一个做服装生意的男人，一来二去的，不知怎么的就好上了，一起去了趟广州之后，回来就跟高昆提出离婚。高昆呢，也没说什么，离就离吧。他也确实是没喜欢过她。他现在是自己带着女儿过呢。他女儿正在读高二，学习成绩不好，性格也是古怪不驯，整天跟一帮不着调的孩子混在一起。他也懒得去管她，觉得这孩子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了，从性格到容貌，一点都不像他，也不像她母亲。不过他自己也知道，“这也不是愁的事，人各有命吧。谁都管不了谁的。”他父亲前年得了中风，在家里瘫了一年多，又在家里挨了半年，去年冬天死的，死前一直都是高昆在照顾他。
2006年11月17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