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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令狐楚(七六六——八三七),字壳士,《唐才子传》说他是敦煌人,后迁宜州华原(今属陕西省)。刘禹锡《和令狐仆射相公题龙回寺》诗注云:“相公家本咸阳,有乔木之息。”亦作咸阳人。《少年行》三首: 三、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 (《唐诗选》,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本选集共收入令狐楚的诗歌三首,其实《少年行》共四首,在《全唐诗》里题目也叫《年少行》: 令狐楚和唐代的很多诗人都有唱和,论关系,应该和刘禹锡的关系最为密切。在《全唐诗》中,可以找到刘禹锡有六十多首诗是与令狐楚相关,或唱和、或赠送。而且在《刘宾客文集》(197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影印版)中可以找到两篇比较重要的文章:卷二《彭阳侯令狐氏先庙碑》和卷十九《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令狐楚和广宣以及李逢吉、白居易等也有唱和。《唐诗大辞典》(2003年,凤凰出版社)中如下记录:“广宣,生卒年不详。诗僧。俗姓廖,交州(今越南河内)人。德宗贞元间居蜀。宪宗元和间入长安,初住大兴善寺,后奉诏住安国寺红楼院。以诗应制供奉十余年……有诗集《红楼集》,又有《僧广宣与令狐楚唱和》卷,皆不存”,可见广宣和令狐楚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李商隐年轻时深得令狐楚赏识。李逢吉《望京楼上寄令狐华州》《和严揆省中宿斋遇令狐员外当直之作》《送令狐秀才赴举》等作品和令狐楚《游义兴寺寄上李逢吉相公》《游晋祠上李逢吉相公》《节度宣武酬乐天梦得》《春思寄梦得乐天》等作品也都充分说明令狐楚和这些人的关系。
这首诗题名《皇城中花园讥刘白赏春不及》,更能体现出他们之间的密切,洛阳才子指的是刘禹锡。(刘禹锡是洛阳人,也有彭城人之说,不做细究,不过这也似乎为“刘禹锡是洛阳人”添了一个佐证,因为白居易怎么说也不会成为“洛阳才子”)。令狐楚和这么多人都有干连,可是他的里籍却多有争议。《文学遗产》一九九六年第四期《令狐楚生卒与里籍考》作者姜剑云先生力主“太原说”,《文学遗产》二零零六年第五期《唐五代作家考辨二题》作者尹楚兵先生力主“咸阳”说。其他的说法笔者在文中会提及并作出解释。 令狐德棻和令狐楚的关系 令孤楚,字壳士,自言国初十八学士德棻之裔。祖崇亮,绵州昌明县令。父承简,太原府功曹。楚兒童时已学属文,弱冠应进士,贞元七年登第。桂管观察使王拱爱其才,欲以礼辟召,惧楚不从,乃先闻奏而后致聘。楚以父掾太原,有庭闱之恋,又感拱厚意,登第后径往桂林谢拱。不预宴游,乞归奉养,即还太原,人皆义之。(《旧唐书》) 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人,隋鸿胪少卿熙之子也。先居燉煌,代为河西右族。(《旧唐书》) 令狐楚,字壳士,德棻之裔也。生五岁,能为辞章。逮冠,贡进士,京兆尹将荐为第一,时许正伦轻薄士,有名长安间,能作蜚语,楚嫌其争,让而下之。既及第,桂管观察使王拱爱其材,将辟楚,惧不至,乃先奏而后聘。虽在拱所,以父官并州不得奉养,未尝豫宴乐。满岁谢归。(《新唐书》) 让人有些奇怪的是,新旧唐书竟然都没有对令狐楚的里籍给出一个较为详细的交代。《旧唐书》说“自言国初十八学士德棻之裔”乃“春秋笔法”,意即是否属实未敢妄断(姜剑云语),而且从其行文来看,“祖崇亮,绵州昌明县令。父承简,太原府功曹”也皆有“搪塞”之嫌,可见后晋刘昫等人并不能肯定令狐楚的里籍,字里行间隐约要告诉读者的是“令狐楚或许是宜州华原人”。 姜剑云《令狐楚生卒与里籍考》中提到“卞孝萱先生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甚至谓楚为‘宜州华原(今广西宜山)人’,则又何啻谬以千里哉!”,这样的错误出现是有其“理由”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者可能混淆了“宜州”与“宜州华原”,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查过《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图集》(198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宜州在南朝梁、西魏时指湖北宜昌市西北,在唐至南宋时指广西宜山,在辽至金初指辽宁义县东北。其实宜州华原应该指的是下面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显然和广西是搭不上边的。 华原:旧宜州,领华原、宜君、同官、土门四县。贞观十七年,省宜州及土门县,以华原、同官属雍州。宜君属坊州。垂拱二年,改华原为永安县。天授二年,又置宜州,领永安、同官、富平、美原四县。大足元年,废宜州,县还雍州。神龙元年,复为华原县。(《旧唐书·志第十八·地理一》) 《新唐书》和《旧唐书》比较,《新唐书》省去了“自言”二字,看似准确,实则草率。就现存的资料来说,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令狐楚是令狐得棻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应该是一个。 令狐氏出自姬姓。……四子:元保、整、庆保、休。整,周御正中大夫彭阳襄公,赐姓宇文氏,生熙。(《新唐书·宰相世系》) 相门才子高阳族,学省清资五品官。谏院过时荣棣萼,谢庭归去踏芝兰。山中花带烟岚晚,栈底江涵雪水寒。伯仲到家人尽贺,柳营莲府递相欢。
令狐熙,字长熙,敦煌人也,……少子德棻,最知名。(《隋书》) 令狐峘,德棻之玄孙。登进士第。禄山之乱,隐居南山豹林谷。(《旧唐书》) 令孤楚,字壳士,自言国初十八学士德棻之裔。祖崇亮,绵州昌明县令。父承简,太原府功曹。(《旧唐书》) 令狐楚生于776年左右,安史之乱已经平息,而令狐垣生活在安史之乱中,因此令狐垣和令狐楚的父辈或者祖辈应该年龄相当,假设令狐楚是令狐德棻的后裔,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应该不是很远,而令狐楚以及他的儿子都是比较有名的,在编撰史书的时候当不会忽略令狐楚和令狐德棻的关系。而《旧唐书》中“自言国初十八学士德棻之裔”甚为含糊。因此,令狐楚应该不是令狐德棻的直系后裔。刘禹锡称令狐楚为“高阳族”,令狐氏出自姬姓,令狐德棻是令狐熙的儿子,这样看来,令狐楚和令狐德棻是一族,但不是直系后裔。况且,《隋书》中令狐熙是敦煌人,《旧唐书》令狐德棻是宜州华原人,《隋书》的编撰在前,《旧唐书》编撰在后,父子的里籍并不统一,可能是编撰者的角度不一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某人是某某地方人,这个某某地方应该是他的出生地,即里籍。
太原说 姜剑云《令狐楚生卒与里籍考》力主“太原说”,不看他的证据,首先来看看文中的两段话: 唐人向来以郡望相矜,刘禹锡始终以敦煌为令狐楚之郡望,盖因令狐氏确实一度是“河西右族”,所以一直呼楚为“敦煌令狐公”,以至目之为“敦煌人”,这便给后人造成了误解。 不过,刘禹锡所言亦有前后矛盾之处,其《和令狐仆射相公题龙回寺》自注云:“相公家本咸阳,有乔木之思。”这一脚注不仅既推翻了“敦煌说”,又否定了“宜州华原说”;而且连谓“楚为咸阳人”之说也一并否决了,因为既言“家本咸阳”则说明至楚之时家已不在咸阳。 其实,这句话本来没有矛盾之处,刘禹锡和令狐楚是同时代人,而且关系很密切,应该对令狐楚的家世等情况了如指掌,怎么可能犯下像姜剑云先生所说的“矛盾”呢。很明显,刘禹锡也知道令狐楚不是敦煌人,敦煌是令狐楚的郡望而已,更重要的一点是“敦煌令狐公”和令狐楚的里籍推断基本不着边,我们再来看看刘禹锡的另外几首诗的题目:《和汴州令狐相公到镇改月偶书所怀(二十二韵)》《和乐天洛下醉吟,寄太原令狐相公,兼见怀长句》《和宣武令狐相公郡斋对新竹》《和郓州令狐相公春晚对花》,难道我们看到这些题目,就非得说令狐楚既是汴州人,又是太原人,还是宣武人和郓州人吗?因此,姜剑云先生拿出的证据《盘鉴图铭记》中的“太原令狐楚”也就不足为凭。 元和十三载二月八日,予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夜直禁中,奏进旨检事。因开前库东阁,於架上阅古今撰集,凡数百家。偶於《王勃集》中卷末获此《鉴图》并序,爱玩久之。翌日,遂自摹写,贮於箱箧。宝历二年,乃命随军潘元敏绘於缣素,传诸好事者。太原令狐楚记。(《盘鉴图铭记》) 姜剑云先生说“太原是令狐楚里籍”的原因是令狐楚于公元826(宝历二年)年写此文的时候,令狐楚不在太原。事实上,《全唐文》中《盘鉴图铭记》的写作时间令狐楚并没有自己标出来,姜剑云先生也没有给出证据,我还看到姜剑云先生的一篇文章《令狐楚年谱简编》,文中也写到《盘鉴图铭记》作于公元826年。单从文本来看,“元和十三载二月八日”“ 宝历二年”等也皆像追述之语。另外,按《全唐文》中令狐楚的“标明时间和地点”的习惯,假设这篇文章真是宝历二年所写,应该会标有类似“元和十三年八月,华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令狐楚记。”的文字。因此,这样的证据很缺乏说服力。 《令狐楚生卒与里籍考》文章还有证据,就是卢纶的《送尹枢令狐楚及第后归觐》: 佳人比香草,君子即芳兰。宝器金罍重,清音玉珮寒。贡文齐受宠,献礼两承欢。鞍马并汾地,争迎陆与潘。 作者靠“鞍马并汾地”推出“显然这已告诉我们,令狐楚家在太原”,这其实不能作为里籍是太原的证据,只能说令狐楚这个时候在太原居住和生活。 假设令狐楚是太原人,刘禹锡应该是很清楚的,因此在刘禹锡的诗中不应该没有任何体现,和汴州、宣武、郓州等地同等对待。《令狐相公自天平移镇太原以诗申贺》《和白侍郎送令狐相公镇太原》这些诗中看不出半点令狐楚里籍是太原的迹象。《旧唐书》中还有“楚始自书生,随计成名,皆在太原,实如故里。”之语,“实如故里”背后的意思不言自明。 咸阳说 尹楚兵《唐五代作家考辨二题》列出的证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中的“公名楚,字壳士,敦煌人,今占数于长安右部”,另一个是刘禹锡《和令狐仆射相公题龙回寺》的自注“相公家本咸阳,有乔木之思。”“占数”就是“占籍”的意思,咸阳又在长安西部,古代以西为右,这两条证据是相合的。考察古代人的里籍,同时代人关于他的记载应该是最准确的,而且刘禹锡和令狐楚关系非同一般,因此尹楚兵先生举出的两条证据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下面笔者还找到一些辅助性的证据可供参考: 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 这是《少年行》第三首。其中的第二句是否有所影射呢? 寒光照旌节,关路晓无尘。吏谒前丞相,山迎旧主人。东瞻军府静,西望敕书频。心共黄河水,同升天汉津。 这是刘禹锡《和令狐相公入潼关》一诗。“山迎旧主人”一句是不是也和令狐楚的里籍有点关系呢? 其实,“咸阳说”的证据也不够确凿,因为证据都来自刘禹锡一人,但是,相比之下,几种说法中“咸阳说”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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