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层面而言，所有的阅读都是私己的，一本书对一位读者的意义，常取决于他（她）当时个人的处境——情感上的，精神上的，智性上的，以及环绕个人的外围世界——文化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套用某著名诗人的诗句“所有的了解都是误解”，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阅读都是误读。”而这种阅读的“相对论”，用在“禁书”的范畴里——书之所以被禁，禁书的强烈诱惑力，与潜在导引出的某种阅读形态——就更彰显了一些值得令人玩味的现象。
一
原籍伊朗的英国文学教授纳飞滋（Azar
Nafisi），今年在美国出版了一部引起不小轰动的书：《在德黑兰读洛丽塔》（Reading
Lolita in Tehran）。书中细述她如何在八十年代，霍梅尼政权当政的恐怖统治下，聚集了七位女学生，每周会面一次，秘密地共读几部被禁的西方小说。
这本书引起巨大回响的原因，也并不全是因为美国现今卷入恐怖分子的争战，使一般读者对中东文化产生好奇。这本书引起注意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不寻常的体制，混合了回忆录、传记、文学批评、历史以及政论于一身，作者透过不凡的文学笔力，以数本西方文学的经典之作为经，几位年轻回教女性的生活为纬，交织出了一个耐人寻味且意义深远的故事。
纳飞滋生长在伊朗，却在西方受教育，对西方文学作品熟读甚深。她在八十年代回归祖国，却正逢伊朗革命，王朝被推翻，狂热的宗教分子掌权，开始实行严厉的回教教条，把已现代化的伊朗，推回了中古时代。在这些教条下，受制最深的当然是女性。为了使男性免受任何诱惑，或被激起非分之想，女性必须仔细地将自己的每一寸肌肤紧密包裹。黑色的长袍与头巾成为女性唯一合法的装束。习于西方自由作风的纳飞滋，自然无法接受此种无理的束缚，而终因拒戴头巾而被她所执教的德黑兰大学革职。
在失业与被压抑的苦闷中，纳飞滋有了这个读书会的念头，也算是对专制政权—个微弱的抗议手势吧：穿着可被控制，思想不可。她亲选了这七位会员，都是热衷文学的女学生。她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有的出身保守的宗教家庭，有的则来自开明而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庭。在讨论文学作品的同时，她们也倾吐了个人在极权压制下的苦闷，以及在爱情与事业上的挫折。久之，读书会成为每个人精神生活上的绿洲。这—周—次的聚会足她们唯—可以脱去叫人窒息的黑衣，露出个人原色的机会。所以这样违法地读禁书，虽然十分危险，她们却也都敢冒风险，定期出席。
纳飞滋所选读的西方作品包括了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洛丽塔》（Lolita），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傲慢与偏见》，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的《伟大的盖滋比》（The
Great Gatsbv），以及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的《华盛顿广场》（Washington
Square）和《戴西·米勒》（Daisy
Miller）。
在这些书中，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很明显地占了中心的地位。并不仅是因为纳博科夫是纳飞滋最为心仪的西方作家之一（她著有专书研究纳博科夫的小说），更是因为她认为《洛丽塔》—书所透露的信息，正贴切地描述了伊朗人民，尤其是女性，在高压政权中的处境。
二
《洛丽塔》讲述的是一位中年男子如何痴恋十二岁的女孩洛丽塔的故事。因为有着“恋童癖”这样敏感的主题，使得《洛丽塔》这本书从1955年出版起，就一直是一本很引起争议的书。纳飞滋认为，《洛丽塔》—书的中心主题，是在显现为圆自己失去的梦想，一个人可以如何残酷地“征收”（confiscate）另—个人的生命。《洛丽塔》的男主角韩伯（Humbert
Humbert）幼年时的情人早逝，所以他一生都在寻找那个逝去的影子，直到他遇到了洛丽塔，疯狂爱恋，不惜假意和洛丽塔的母亲结婚，以接近洛丽塔。最终洛丽塔的母亲识破真相，羞愤自杀而死，韩伯因而占有了洛丽塔。在纳飞滋的解读下，《洛丽塔》一书是在谴责韩伯为了满足自己回到从前的梦想，而扼杀了洛丽塔的天真，抢走了她的童年。把《洛丽塔》的意义引申到受集权政府统治的伊朗，伊朗的人民就是洛丽塔，他们的生命被“征收”了，就因为那些原教主义分子要圆他们想回到原始教义的梦。
纳飞滋的解读当然十分合理。读者把文学意义演绎到自身的现况，本就是多数人阅读的动机与原始的解析冲动。但这种阅读的方式当然也有它先天的危险性，那就是因为自身状况的迫切，这样的读者常摒除了别种可能的解读，而盲目且自以为是地拥抱着私己的诠释，并认为那是唯一合理的读法。更有甚者，则是某种程度地扭曲了：硬要把圆形的小说塞到自己方形的苦难里。
纳飞滋把《洛丽塔》中的小女孩与被压迫的伊朗人民挂钩，本也无可厚非。但她的解读当然不是《洛丽塔》这一本书的全部意义。一位复杂如纳博科夫的作家，要写的难道只会是这样一个毫不晦涩，黑白分明的，老色狼侵害小女孩的故事吗？任何好的文学作品必然会有拒绝单一阅读的潜力。所以我们会本能地怀疑，纳博科夫在创作这部小说时，真只有那样丁点的野心，或是已成为经典之作的《洛丽塔》，只能被这样清清楚楚地化约成一度空间的意义。其实，光是观赏由《洛丽塔》所改编成的两部电影，我们就已然可以触摸到完全不同的质地（1962年由库布力克（Stanley
Kubfick）执导的电影有轻淡的讽刺性，而1997年由导《致命的吸引》的林恩（Adfian
Lyne）执导、杰诺米·艾恩斯（Jeremy
Irons）主演的电影则充满了情感的淋漓），这也透露了《洛丽塔》这本书所富含的各种解读的可能。
所以当我读着纳飞滋这本精彩的书时，使我一再觉得震惊的是，像纳飞滋这样一位优异且有深厚文学训练的读者，为何会从头到尾强烈且坚持地对《洛丽塔》做这样—度空间的解释。她不仅在书中一再重述这个观点，甚至对持不同看法的文评家，产生几近敌意的驳斥。比如认为《洛丽塔》是一个爱情故事的学者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就被她指出而加以反击。其实，就是最粗心的读者也可以读出，在《洛丽塔》这本书中，十二岁的洛丽塔绝对不是一个单纯被动的受害者，她是一个早熟，而深知自己性诱惑潜能的小女孩。她对韩伯的有意挑逗及操纵，也是这个故事的一大部分（但是，我们又必须考虑，全书完全是建立在韩伯的叙事观点上的）。故事结尾时，面对着身陷囹圄且心碎成灰的韩伯，读者几乎难以判断到底谁是真正的受害者。当然我们可以说韩伯的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但那好像已不是小说家真正要追究的问题了。在伤逝情怀笼罩全局的这部小说中，纳博科夫着墨甚多的是生命中无法追回的失落，以及人类情感的不可测所带来的危险与毁灭性。它的诉求是叩击着存在的层面，而不是道德的层面。像纳飞滋这样研判是谁刻意地“征收”了谁的生命，好像就成了—种从外强加的道德批判，离小说的神髓日远。
三
当然，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在于反对纳飞滋的诠释，也不在于探讨《洛丽塔》这本书的真意。我想陈述的，只是纳飞滋在解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个有趣的阅读形态：如纳飞滋这样以反抗“禁锢”为职志，且自以为自己思想绝对自由的文学家，在攻击极权政府的急切下，是否也不自觉地掉入了某种心灵上的禁锢？她信誓旦旦地抗争着伊朗回教保守政权，因为他们用了文学以外的道德尺度，而狭窄地为西方文学加上了不道德的卷标，并将其列为禁书。但是，纳飞滋在护卫这些已成为禁书的西方文学作品时，她所持以辩护理由的，事实上也是文学以外的、外加的道德上的计较。更重要的是，以一个异议分子的身份批评集权政府的狭隘时，纳飞滋是否也反讽地自愿关上了自己心智上的门窗，而把含义繁富的文学作品，强制地纳入了同样是十分狭隘的“自主／奴役”这样过于简单的二分法的辩证框架中？在“不自由毋宁死”的强烈诉求中，纳飞滋是否也无心却意外地“征收”了文学作品本应繁富的生命？
纳飞滋这样几近一厢情愿的解读，也不仅用在《洛丽塔》这一本书上。在阅读其它几本西方名著时，她似乎也非常一致地着眼在“抗争压迫”这样的题旨上。比如在阅读詹姆士的《华盛顿广场》时，纳飞滋几乎是过于用力地称赞着女主角凯莎琳·斯洛普（Catherine
Sloper）抗争父权与黑心男友的勇气。但是《华盛顿广场》真正叫人读来战栗的，并不是凯莎琳?斯洛普最终的“胜利”，而是她所谓的“胜利”中所包含的冷冽、苍凉却又黑暗的复仇心理。“胜利”及“英雄”本来就不是詹姆士文学作品的质地。
我列举这些充满反讽的现象，并不是要指责纳飞滋的虚伪，更不是要批评她智性上的不足。我想刻画的是，纳飞滋这样一位敏感的读者所表现出的诸多矛盾与狭隘，其实是集权政体下的另一种伤亡，虽不如那些外在的禁锢与限制（如书禁、言论限制、穿着条规、行为规范等）显眼，却真正应该叫人心悸。由于极度的失去自由而产生的抗争心理，将万事万物都只化约到“压迫与解放”的思维上，连意义繁富的文学作品也只能有一度空间。这种禁锢的内移，将人的思想导入只有—线前进的轨道，不论是顺服或是反抗，都只沿一条窄小的轨迹，目不旁顾地前行。
《洛丽塔》一书中最叫人震动的片段是在书末，韩伯因犯谋杀罪而为刑警追捕至山崖边，听到山谷小镇上传来孩童的声音，他想像着他们嬉耍、追逐，却又猛然想到洛丽塔，以及她那因他之故而失去的童年：
我站着听那乐音在山壁上的回响……突然了悟，叫人绝望的不是洛丽塔不在我的身边，而是她的声音不在山下，不在那童音的合唱里。
套用韩伯这段无奈的悲语，也许我可以这么说出我对《洛丽塔》被禁锢在德黑兰的感怀：“叫人绝望的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而是那反对的声音，不自觉地，也自我禁闭在另一种狭隘里。”
选自《万象》200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