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的《两地书-序言》
鲁迅是一位不大喜欢坦露自己内心世界的作家。这一点，通过他的散文、随笔，尤其是书信、日记的内容就可以验证。一般情况下，他很少谈及自己，可以略谈些家世、经历，但不会多谈个人的真实感受与想法，偶尔要有所触及的时候，也总是会很克制地点到为止，甚至是悄然擦过、不露痕迹。这种情况，多源于他向来的谨慎与内敛的风格。当时的社会，不仅世道多艰、道德沦丧、人心难测，翻云覆雨、反复无常、乃至于因言废人的事情也是常有发生的。如果不知谨慎、内敛的重要，只知痛快表态、批判，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就未可知了。
面对邪气横行之世，像鲁迅这样性格抱负之人，是不可能心平气和地为人处世的，尽管多有谨慎、隐忍，但也必然会多有愤慨、失望的情绪，二者相交汇的结果，就是抑郁深蓄、孤寂怅然、无以言表的心境了。过去我们常喜欢形容鲁迅的杂文是投枪和匕首，如果仔细去分析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这两种武器虽然锋利但已含着绝境的意味了，试想，投枪出手后手中即是赤手空拳了，战斗到要使用匕首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得不拼死一搏之际了。再往更深一层面上讲，以投枪与匕首进行战斗的人，必然是孤军奋战的、常常要面临绝境的人。所以大量写下杂文而不再写小说与散文的后期鲁迅，其实就是有大抑郁、大孤寂与大无可奈何的鲁迅，尽管他始终都如真战士一般力战不退，但实际上也时常会在孤独中游走于绝望的边缘，无论沉默还是爆发，都不能一尝痛快，有的只是心痛不已的现实，他能做的，至多也只是心里如冰、冷眼相看了。
写《两地书》的那四年，是鲁迅一生中看到黑暗最多的一段时间，同时也是他体会温情最为深入恰切的四年。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发现自己也可以爱。这样的想法与感触，对于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感慨万千难以形容的状态。但他还是保持着异常谨慎的基调，即便在与许广平的往来书信里，也是含蓄、克制得令人不免感叹。单是一个“广平兄”的称谓，他就用了近三年多。他知道，在那个密探检查无所不在的年月里，很难说有什么秘密是能保留的，尤其是往来的书信，不但不保密，还能可能为己为人招来祸患。所以在《两地书》里，我们是看不到任何对时政的批判的，也很少明明白白地论及当时具体的人与事，谈的大多是各自的日常生活，而且就算如此，在出版前，鲁迅还是对书信的内容仔细编辑过的，这样就把《两地书》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洁本”。谨慎之余，鲁迅并非没有话要讲。这番话也可以说是不得不讲，要是真的不讲，鲁迅心里一定会更不痛快，因为这些话关乎死亡、友情、爱情、悲伤与怀念。于是就有了1933年4月上海青光书局版《两地书》的这篇序言。
作为文章大家和写序的高手，鲁迅在这篇一千多字的序言里，把自己的沉郁、从容的文风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高明在于，在这篇序言里不是做文章，而只是一种“且述其实”的状态。说的都是让人无法轻松的事，可是用的笔调却是平和冲淡的，读来真的很像是那种抽烟闲聊、点到即止的状态，但读过之后却又是一种苦从衷来、绵绵无绝、一切惘然的味道。“这一本书，是这样地编起来的——”开篇的这句话，真的很重，它的重，不在这话本身里，而是在有这话之前的时间里，只要慢慢地体会这句话，就可以清楚地感觉得到，在写下这句话之前，作者的心境有多么的复杂，仿佛是想了很久，才淡定地说出了它，而还有很多的话，被省略掉了，究竟那会是些什么样的话语，你得从这个短句里去仔细地想了。同时，它之所以会有重的感觉，也还是有可以说的原故的。这些可说的原故，就构成了这篇不长的序言。
首先就是与死有关的消息，其本意是要引出书信的话题。韦素园病殁于北平，是韦丛芜、台静农、李霁野等友人来信告知的。然后就想到了死者的来信恐怕都被毁掉了，尽管这些信都很珍贵、难以再得。而且毁信已是作者的习惯，不说特殊的信，就是平常的信也是“随复随毁”，这种习惯也是谨慎所致了。“但其中如果有些议论、有些故事，也往往留起来。直到近三年，我才大烧毁了两次。”说明这三年，比以往的年月都要险恶许多。五年前目睹广州的清党，两年前因签名自由大同盟而离家出走，再到一年前柔石被捕，几经风波之后，他把能烧的信差不多都烧光了。这种不得以而为之的状态里，是有大悲哀的。朋友逝去，竟然念之无痕，连个寄托哀思的书信都因被毁而无从找寻，还有比这更令人痛心的事么？然而，无尽的哀伤里也是有些许的慰藉在的，“翻箱倒箧”没能找到朋友的旧信，却翻出了“在枪炮的交叉火线下，躺了二三十天，也一点没有损失”的“两地书”，就像在无尽的黑暗中忽然看到了一点点亮色，一点点微火，虽不足以照明周遭世界，却也聊胜于无，毕竟其中有深深的爱情与亲情在。先写所失，后述所得，这一转，可以说是转得自然而且微妙。关键是在这不多的所得中，鲁迅想到的恐怕是人生于斯世可贵之事物已所剩无几的感觉吧。
在谈到《两地书》本身的时候，鲁迅指其特点为平凡，称其于他人未必有什么意义，表面上看起来那话说得颇有些自嘲的意思，但最后落到“平凡”二字上，却又确实是别有些意味深长的感觉。一切历经劫火焚难之后，所剩之物哪怕是最为平凡的东西，也是最可珍贵的。这《两地书》毕竟是要出版的，所以谨慎有加的鲁迅也怕它会成为那些“正人君子”所诟病的把柄，定要自己先把防护加上再说，先把退路留出来：说自己虽然是左翼中人，但自己并不是想借革命之光卖些下货，因为这书中“并无革命气息”。其实这种说法，实属多虑的结果，说不说，关系并不严重，即便是说了，也不大可能起到止他人之谤的作用。终不过是令自己心安一些而已。而在这条退路上，他还不忘放个小刺，那就是明确告知读者，自己的信跟别人的信不同，是多有掩饰甚至是口是心非的，遇到紧要处，还要“故意写得含胡些”，这样看下来，似乎显得作者很不够坦诚，但他的话尾一转，“因为我们所处，是在‘当地长官’，邮局，校长……，都可以随意检查信件的国度里。”锋芒所指，仍旧是环境本身。虽然有着这些不堪的环境，但作者也并非处处含糊、掩饰，那就是不鲁迅的风格了，所以他接着又补了一句：“但自然，明白的话，是也不少的。”也就是说，避祸之余，真实的话还是不能少的，虽然也会时有隐约和含蓄的地方，但也并不能掩去真情实感。于此，作者已无需多说了，书中文字自会透露出来的。
在这篇特殊的序言的最后，回想六七年来的经历，鲁迅使用了这样的几个关键词：风波、挣扎、相助、下石、笑骂诬蔑、咬了牙关、含沙射影者、更黑暗，等等。平静的言辞间透露着对世事艰难的看破，还有对为数不多的却又已不在人间的“好意的朋友”――韦漱园与柔石的深切怀念与感谢。当然，这本《两地书》关键还是为了给自己留下记念，并且要把它留给自己的孩子，让他“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最后的这段话丝毫不复杂难懂，但其意味却并不简单。要知道，写此序言的时候，已经一九三二年的十二月十六日了，距离鲁迅去逝的一九三六年，只有不到四年的时间了。
2008年5月20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