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好的书中，写出的误解也是美好的。
——马塞尔·普鲁斯特
裹着皮夹克坐在出租车里，我经常会要求司机把电台广播的声音放大一些，这像是一个习惯，司机不是我的陪伴，我们之间如果想建立起交谈，要费一番周章，对于厌恶繁琐的我来说，听一听广播来排遣路上的暇余，算是再好不过的了。
也可以看路人，观察他们走路的样子，穿着，色彩；打几个电话，解决一些工作上没完的事。打给母亲，说些天气、饱暖的话。家里在装修房子，我的房间装成什么样，母亲总是要再来请示，书房的玻璃到底是毛糙的还是精细的花纹，要能摆下多少本书的书柜。我一一回答，我为她能尊重我唯一在意的一点事感到满意。
客人来时，我们可能坐在一起，如果是花圈里，常常会套上一件舒服的衣衫，坐在一角的精挑细选的椅子上，倒一点点喝的——不需要特别昂贵的饮料，沉郁时可以喝啤酒和咖啡，宁静的时候可以来一点南方春茶。很可能，话题会涉及文学和建筑，这不是一个标榜教养的习惯，却变成了生活里的必须，就像诗歌对现在的人来讲，用途越来越少，非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定期读一些诗，就只能含糊其辞，诗是必须。
需要一些见识渊博的朋友，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一般选择沉默，偶尔会点一下头，笑两声，不需要恭维对方的见识，这不过是礼貌。我跟朋友们都不常想见，相约一些纸醉金迷之所就更加的不合自己的胃口，我们保持神交、神秘和对彼此的敬仰，就像普鲁斯特描述的那样，“不乏殷勤交好之情，但是只要说出冷冰冰的再见，那种亲密殷勤就会告一段落”。
我只要出发去一个目的地，哪怕是赴一个约会，也常常不合时宜地带上一本书。精装简装都无所谓，只要不过重，过分花俏，变成一个耀眼的累赘。常会有这样的担心，如果两个人，在北京这样大的城市里相约一个目的地，谁早到半个钟头是平常的事情。一本书恐怕是就像有人出门要照一照镜子那样的，算作一个偏执的必要吧。我只要去到大学的校园里，一定找个安静的地方抽根烟，到自习室坐会儿，甚至跑到课堂，坐在后排听上一节……
做时尚杂志，常遇到男人如何消遣的问题。抽好烟、喝好酒、开好车、抠好女，这样的堆积起来的男人像是相互之间可以随意拼贴的模版。朱光潜感慨过，消遣就是娱乐，无可消遣当然就是苦闷。世间喜欢消遣的人，无论他们的嗜好如何不同，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有强旺生命力。依我看，这境界小了。消遣是人生的构成的全部。纪录这些消遣，就像书页上的细微得容不下一粒灰尘的小孔，吸进数不清的记忆。它们本身与生俱来，没有意味，积攒成厚厚的一本时，就变成昨日昨日、昨日之事了。
这次我去厦门大学，看了鲁迅纪念馆，一进门就是一副鲁迅的油画大像，捐赠人落款是：77级中文系。转眼一想，倘若是77级的中文系毕业时候送来的，这画也挂了近三十年了，比我的年岁都大，于是心生敬仰。
鲁迅。已经是个符号人物了，头发“倔强地”根根竖起、以笔为枪的超级赛亚人。之前基本没想过他的生活会有什么趣味，直到浏览到他与许广平的私密信件，才冒出惊叹来：鲁迅最开始管许广平叫“广平兄”，私下料想，许广平是个平胸，于是有广平胸；许广平称鲁迅为“my
dear teacher”，其中羞涩，颇有不伦之恋的意味。后来许广平怀孕了，两人之间信中称谓越发有趣起来，鲁迅高喊“乖姑”，许广平也“冲破封建藩篱”称对手“小白象”——鲁迅这种留日背景的，让人不得不想到跟日本漫画《蜡笔小新》里面喻作“大象”之物作为平行参照。
之所以会对鲁迅有兴趣，第一我是承认《在酒楼上》是一篇非常出色的小说；第二，我的母校一直悬挂着巨大的鲁迅喷绘，上书“北师大的老师，中国人民的导师”，从个人理解上讲，鲁迅就是我们北师大的，不光是北师大的骄傲，也是北师大各个校区的骄傲，不光是各个校区的骄傲，还是各个二级学院的骄傲，不光是二级学院的骄傲，还是各个附属中学的骄傲——但是事实上，鲁迅只是给北师大女子学院上过一阵子的课。
可我人在厦大时，分明感受到了“鲁迅是我们的人！”这般意味。纪念馆里面，陈列了鲁迅的信件，小说草稿，有记载还说，《藤野先生》等著名篇目，都是在俺们厦大写成的——不信你看，你看你看，这么多草稿，还有从他纸篓里捡出来的；俺们还有他用过的床单，没洗，现在还有汗味呢！
迅哥还在中山大学教过书，不用问，中大也一定是卯足了劲，想拿迅哥忆往昔峥嵘岁月酬的。
回去的出租车上，我打一个电话给一个20岁的小姑娘，正巧她老家是绍兴的。这可不得了，说起来鲁迅，就像说自己家的拐弯亲戚。“你知道吗？我们这还有那张刻着早字的桌子呢！”
桌子刻着“早”。这事我印象太深刻了，学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先生的那句“以后要早到！”刺激到的不光是鲁迅一个。几乎每一张课桌上，都有用小刀刻出来的“早”字。字体多样，七扭八歪，皆是我们幼小的自勉之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