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三月，天气闷得让人发慌，似乎夏天已经迫不及待地早早地到来了。当然这都无关痛痒，谁没过过夏天呢？夏季的长短对我这种人来说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可是今年，我不得不在乎它。我租的房间里空调坏了。这也没关系。更坏的是我被停薪留职了。比这更糟的是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如果不是在睡眠时间，让我在房间里呆上一个小时，我保证我会发狂。有时，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多动症。但医生却非常肯定地告诉过我，我非常正常。比正常人还正常。并且，告诉我说，多动症的主要患者群体是儿童不是成年人。并叫我对此放一万个宽心。我没事。医生彻底地打消了我的顾虑。我们厂里的医务室总是显得很忙，他们（一个男医师和一个女护士）每天除了打麻将之外还要消灭很多和我差不多的车间职工的顾虑。但是对此他们也似乎已经轻车熟路了，就像车间里的工人对自己手上的活儿一样，他们几乎是一边打着麻将一边给员工们看病的。并且那些忧心忡忡的工人们总是能一脸轻松地从那里走出来。
有必要说一下的是我（以前）的工作是在一家机顶盒生产厂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流水线上用电起子在一块电路板上拧六个螺丝钉，从早到晚重复着这个动作，简单而直接。说实话刚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最多只能拧三颗螺丝钉还感觉有些手忙脚乱。车间主任对此还严厉地批评过我，说我差不多把整个车间的产量落下了一半。现在则不然，我可以一边拧六颗一边跟旁边的工友们闲聊。产量恢复了正常，车间主任对我的态度好了很多。就连我和我对面的女员工开些像旺仔小馒头那样的玩笑被他撞见了，他也只是向我充满善意地微微一笑，没有任何一丝要责怪或阻止我们继续开玩笑的意思。我也像车间里的其他老员工一样变得肆无忌弹起来。但这并不影响我每年年底的优秀员工评选。我和车间里其他三分之二的老员工一样，差不多每年都能拿个光鲜动人的奖状回家。虽然奖金只有几十块钱（有时候能发到一百！），但大家都认为那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奖金嘛倒是可有可无。有点当然更好，晚上大家可以聚在啤酒广场上尽量把这笔意外之财花得一毛不剩。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还可以清晰地看到老员工们脸上挂着昨夜还没来得及抹去的欢快和神气。那些进厂不久的新员工们则没有。他们还处在昨天的愤愤不平和沮丧之中。所以谁要是想知道这个厂里谁是新员工，谁是老员工，只需要在颁奖典礼的第二天在工厂门口守着看看他们的脸色就能准确无误地分辨出来了。就在颁奖典礼的第二天我在车间门口一边啃馒头，一边喝着还差一天才过期的牛奶，那个有着一脸善意微笑的车间主任向我走来，和以往不同的是他没催促我快点吃完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而是耐性地等我把馒头啃完，喝完最后一口尚未过期的牛奶（我使劲地把那个空牛奶盒吸得丝丝作响，确实是没有了），我扔掉手里的空牛奶盒。就在我准备装模作样地跑着进车间去的时候，车间主任一反常态叫住了我。我吃惊地来了个急刹车。
你来我办公室一下，他缓缓地说。我迈着别扭的步伐跟着主任进了他的办公室。我都快忘了自己上一次来主任办公室是什么时候了。只是办公室里面的那个盆景换了，沙发也换成了松软且凉爽的真皮沙发。和上一次那个坐在沙发上不知所措的茫然的我比起来，现在的我却能明确期待着什么——昨天颁奖的时候我只领到了一个优秀员工的奖牌。当然昨晚的啤酒还是喝了，我花的是自己腰包里的钱。主任关切地问了我很多家里的情况。当然这些跟那几十块钱的奖金似乎没多大关系，我们去喝夜啤酒的时候是不会带上家人的。再说了，我的家人只有体弱多病的父母，他们还在乡下靠几亩贫瘠的田地过着饿不死的日子。我从未担心过他们的生活。主任倒是颇为感兴趣地追问了他们的情况。他们啊好得很，我说。主任几乎是放心地点了点头。然后他才委婉地告诉我我被停薪留职了。他跟我解释了很多，试图让我明白这一决定不是他一个人的主意，是董事会的意思，而且他还帮我在上面说了很多（没用的）好话。他差不多花了二十分钟来说明我停薪留职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只是工厂确实有（说不清楚）的难处。并且为工厂渡过难关是每个在颁奖典礼上手捧“优秀员工”奖状的老员工的义务。工厂并没有抛弃我，只是暂时地离开一段时间。等到一切都回到原来的轨迹上的时候，我也将所里应当地回到我的轨道上。说不定四月中旬，或者五月上旬我就又得坐在我的位置上用电起子拧属于我的那六颗螺丝钉。那个位置以前属于我，将来还属于我，只是现在，由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得不跟它暂别一（小）段时间而已。我需要的只是一点耐性，还有就是由于停薪的原因我可能得少喝几瓶冰啤酒。虽然这样一个炎热的三月少喝几瓶冰爽的啤酒可能让人有些难耐，但这并无大碍。他试图让我在这二十分钟里明白，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而不是羞耻。一切是运气好坏罢了，跟工作本身没太大关系。并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不准这是好事一件呢。我像进了一次工厂的医务室一样，一脸轻松地从主任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出门前，主任还主动跟我握了握手，并像大哥鼓励小弟加把劲一样拍了拍我的肩膀。
二
我刚开始以为事情真像主任说的那样只是少喝几瓶冰啤酒那样简单。但在我无所事事地在家呆了两天之后，我发现问题所在——我根本就呆不住。用个恰当的词来形容我的现状就是：度日如年（或者如坐针毡也行）。
和我遭遇差不多的还有我的朋友胡澈，我们都习惯叫他胡扯。他简直糟透了，他跟我说。他除了有一个凉爽的名字以外，其他都是滚烫的。他住在顶层，太阳差不多是直刷刷地刺在他的背上。他也没有空调，屋顶上倒是晃悠着一个时好时坏的吊扇，可一点也不济事，闷热照样快要把他逼疯。起初他还可以把自己完全浸泡在一个他从二手市场上买回来的浴缸里。现在却不行。整个小城都在缺水，人们恨不得把撒出来的尿再喝回去。他的浴缸也快要干得开裂。所以，他几乎是度日如百年。他说，除了看看满电视的旱灾灾情报道和金融风暴以外，在家呆着的每一分钟都让他感到不知所措。以前（上班的时候），每天起床后就应该是洗漱，然后坐公交车去工厂，在工厂门口买一两个馒头和一盒牛奶，吃完就回到车间排队点名，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一边拧螺丝一边跟身边的女员工讲成人笑话。下班后，回家吃饭，洗澡，看看晚间新闻，然后一起去啤酒广场上喝上几杯，运气好的话还能和几个漂亮的妞搭讪，运气再好一点的话还可以和她们上**什么的。这样的一天才是充实而美满的。
可是现在，我们的生活几乎已经失去了方向。
我们既不需要坐公交车赶往工厂，也不能和女员工们讲成人笑话。早晨的例行点名更是连我们的名字也不在名单上。晚上的啤酒广场倒是可以去，可是无所事事的白天怎么办，并且主任说过停薪留职肯定会影响我们去啤酒广场的频率。生活似乎只剩下一台黑白电视机和满屏幕的灾难以及与灾难抗争的画面。
胡扯中午的时候打电话过来跟我诉苦说：“老呆着也没劲啊！怎么办啊？”他把每一个“啊”字的尾音拖得跟日子一样漫长。
老兄，我也一样啊！我说。我们就这样啊来啊去，要知道谁也不是谁的上帝。当然，无话可说的时候我们也会谈起他现在的女朋友马诗诗，也就是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坐在我对面的女员工之一，她坐在胡扯的旁边。我跟她讲过很多像旺仔小馒头那样的笑话，也和她上过几次床。那是她成为胡扯女朋友之前的事了。我不知道她跟胡扯说起过那段往事没。反正我跟胡扯多多少少提起过一些，他才不在乎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她还跟车间主任也睡过呢，胡扯说，可那又有有啥关系啊？我还跟你也睡过呢！说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起来，电话里我们的笑声混在一起，分不出彼此。我们暂时忘记了时间被无限延长给无所事事的我们带来的苦楚。但是这样的时间不会太长。很快我们的大脑就会探测到我们的极度无聊。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马上就又回到我们的身上来，像恶鬼一样。我们也想到用徒步旅行这招来对付时间。可我们还是害怕在荒山野岭里迷路。
真希望我能去牢房里蹲着，最好是能一直蹲到厂里通知我可以去上班为止，胡扯无限向往地说。
我总是苦口婆心地劝他，我们或许可以想点其它法子。
他说，还有什么好法子呢？现在才发现打发时间真是需要点真本事。我恨不得能出去适当地搞点事儿，让我可以去牢房里度过这个该死的三月。或者开车闯红灯撞上几个人，估计也可以让我们忙活一阵子。
我说，我听朋友说过有的牢房也没有电风扇。但牢房里的缝纫机上的针却能毫不费力地穿透你的指甲。
当然，我敢肯定他不会开车去闯红灯。他有时是个环保主义者，并且他没有汽车，连自行车也没有。
然后我们讨论了一下《越狱》的剧情。说到各地的监狱，我们都觉得罗马尼亚的监狱不错，简直比我现在住的地方要好上千倍。然后我们又兴致勃勃地聊了一会近期的新闻热点。我们尽量避免讨论天气和工作这两个话题，也不讨论彼此的现状。我们尽可能地让自己觉得生活一直在那条轨道上，没变。所有的事情都在往一个不好不坏的方向发展。按胡扯的话说就是：生活，就那样呗！
但是挂掉电话，我们又立马被推到了严峻的现实中来，生活不再是那样呗，而是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一副我们无法适应的模样。虽然我们也在努力让自己去适应这种无所事事的新生活，但没用。
三
晚上，我、胡澈和马诗诗一起聚在啤酒广场上。可以前那种兴高采烈的感觉已经荡然无存。那种出奇的闷热并没有因为是晚上而得到缓解。我们坐在藤椅上，闷闷不乐地喝着啤酒。我们都没有心情去讨论马诗诗为什么也被停薪留职。更没心情谈起最近一团糟的生活。就连那个旺仔小馒头也不能提起我们任何兴趣。更别说令人发愁的天气了。以前我们可以在这种时候肆无忌弹地嘲笑一下那些新来的员工。或者埋怨一下昨天的加班。再或者我们还可以说起车间主任最近跟哪个女员工搞上了。现在却不行。我们所知道的这方面的信息都已是过期的罐头。说不定车间主任身边的女员工早就换了人。胡扯说，我们的生活显然已经褪了色，空白是迟早的事。马诗诗的中指与食指之间夹着一支懒散的香烟，看着桌子上歪歪斜斜的空酒瓶昏昏欲睡。我们就这样坐在那里连个可以讨论的话题也找不出来，甚至连个完整的句子也想不出来，哪怕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挖空心思地想找点东西出来谈一谈。我真想和他们谈谈海明威，又怕他们从中得到启发，做出些过激的事来。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讨论什么？乔伊斯吗？我们根本都不能理解他。我总不能在这种时候谈起马诗诗的床上功夫是如何如何了得吧？马诗诗准会向我翻白眼，然后义正言辞地从嘴里吐出那两个字：“无聊！”当然，实在不行聊聊不算敏感的政治话题还是可以的。但我主要还是想听胡扯谈一谈不久前（上班的时候）搞到的那个漂亮的妞。乘着马诗诗已经起身走了，现在正是讨论的好时机。当然即便马诗诗坐在我们面前也没关系。听说他和马诗诗虽然还住在一起，形式上他们还是男女朋友关系，但理论说他们早已经不再是男女朋友关系了。马诗诗也私下表示过自己有了新的计划和目标。但我还是对胡扯刚搞到的那个妞充满了好奇。胡扯却说，别提了。他越是这样，我就越是好奇得不得了。恨不得像从一本书里撕页纸一样从他大脑里把关于那个妞的那些片段撕出来。
想起她，真是让人心碎，胡扯说。然后是很长时间的沉默，像是在头脑中极力处理一些悲伤的情绪一样。他在克制自己。
他说，但是现在都好了。除了生活没能回到轨迹上，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之外，其他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以前我还整天想着如果遇见她，该如何教训她，然后让她偿还我应得的一切。我甚至连见面时的场景和对话都想好了。可是现在不想想那么多了，伤脑筋。一切过了就过了。人总得迅速地去适应新的生活。这样一来，话题又回到了令我们头疼的现状上来。
那么现在的我们究竟可以干点什么呢？或许现在的我们，这样的天气，我们什么也干不了。但总得干点什么吧？他们肯定也和我一样在心里早就把这句话重复了上千遍——总该干点什么吧？我们总不能老这样眼巴巴地等下去吧？工作、早餐、奖状、旺仔小馒头，一切都变得遥遥无期。
而胡扯他却一直在问，你说，我们该干点什么呢现在？
我怎么知道，我他妈的怎么知道现在该干什么？我他妈的也想现在就能跑到车间里，一边拧六个螺丝钉一边跟姑娘们调调情。可是我能么？
胡扯在一边嘿嘿地笑了起来。我真想将桌子上的空啤酒瓶使劲地砸到他的脑门上。我想这样肯定能把那些酒瓶砸得粉碎，因为初中的时候生物老师就跟我们讲过，人的头颅是人体最硬的地方。
四
后来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睡到胡扯的床上去的，我翻了个身去问马诗诗，她却义正言辞地说：“无聊！”。我只记得我没有用酒瓶去砸胡扯，相反我们还友好地干了几杯。但中途我去了一趟卫生间，我在马桶里吐得天昏地暗。稍稍舒服一点后，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在马桶里撒了泡尿。我撒尿时有意无意地去配合着外面的警笛声的节奏。我敢说这一次的尿是我有生以来撒得最爽最生动的一次，就像伴着轻快的节奏跳舞一样。洗完手，我兴致勃勃地冲出了卫生间，想要把刚才的经历跟胡扯说，然后让他以后有机会也可以试一试。可是等我从卫生间里出来的时候，却发现有点不对劲了。
那天晚上发生了很多事。
首先是胡扯当天晚上没能听到我关于那次最爽经历的描述，因为我出来的时候他刚才坐的座位上连个鬼影也没有。倒是有几个服务员已经开始在收拾桌子上的碎玻片和散落一地的啤酒瓶。这让我感觉不爽。要知道遇上这种事，跟身边的朋友说起的话，它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分享，而是一种炫耀的资本。刚开始我以为他也和我一样跑到卫生间趴在马桶上尽情地呕吐去了。所以没太在意。我还暗自嘲笑他原来也那么不经事。但是，胡扯后来一直没出现。我以为他一时冲动一个人付了钱就拍拍屁股走了。所以当时我也没太在意，估计是我在卫生间吐太久了。以至于让他以为我又像上次那样偷偷跑掉，让他一个人买单。说不定现在他已经开始到处找我了，我的住的地方肯定已经被他翻了个底朝天。我藏在床底下的那几本色情杂志和几包前不久我从超市里买来的手撕牛肉可能早就没戏了。当然，如果他没发火的话，那两瓶啤酒说不定还能剩下来。等我回家的时候，他就理直气壮地派我去附近的超市里买些酒鬼花生回来，然后我们一起把那两瓶啤酒喝完。
等我赶到家的时候，我才隐约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胡扯没来，色情杂志和牛肉干都完好无损。我打电话过去，也没人接。这不像是他在找我的样子，倒像是我在找他。我估计这一次他是真的发火了，想给闲慌了的我们找点事儿做。我只好匆匆地赶往他家去。我惊喜地发现突然之间我忙了起来。
说实话，那晚确实喝得有点过了。这是后来马诗诗在我家看电视的时候说的。马诗诗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在修那个该死的空调。天气越来越热，胡扯租的房子也到了期，马诗诗不得不从那里搬出来。我的房间不得不收留她。并且她向我保证她在全心全意地租房子，她每天都在关心巷子里的那些电线杆上的广告和租房信息。甚至连围墙上马路上的办证和放高利贷的信息她也没放过。并且为了双重保险，她已经在着手追她的新目标了。反正，马诗诗可以肯定地告诉我，她很快就可以从我那里搬出去了。当然这些琐碎的事情跟胡扯失踪这件事没多大关系。我关心的是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件事让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快就要脱离无所事事的困境，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我不再关心工厂和复职的事，这些事情跟胡扯失踪这件事比起来简直琐碎得不值一提。
寻找胡扯这件事逐渐占据了我们生活的大部分。所幸胡扯也一直没出现。我们忙了起来。我在胡扯一片狼藉的房间里找到了他的电话薄。我们（马诗诗没事的中午，偶尔会来帮忙）守在公用电话亭里，不停地给胡扯可能认识的每一个人打电话，问他们胡扯是不是在他家，或者有没有来找过他们。有的人会告诉我们他也正在找胡扯，胡扯的差他的钱都拖了好几个月了。有些人则对着话筒狠狠地说，那个婊子养的，别让我再见到他，否则我非把他宰了。有的则睡意朦胧，娇声娇气地说胡哥已经很久没来光顾她们了。总之在3月14日植树节这天以后谁也没见过胡扯。这让我们更加坚定了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的决心。除此以外，我们似乎也真的没有别的事可以忙的了。因为胡扯，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我几乎忘了我艰难的处境，忘了天气和新闻。我们每天都要打上几十个电话。必要的时候，我们会跟对方聊聊天，谈谈彼此的近况。并安慰他们，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用一种不可置疑的口吻告诉他们，胡扯既不像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也不像是一个想要故意拖欠朋友债务的人。所以，不必担心。后来还有人主动打电话来关心整件事的进展。人们开始都来关注起这件事来。要不是因为记者们怕我们穷得发不起红包，估计胡扯的那张缩着个脑袋的照片早就像遗照一样贴到了电视屏幕上，占据了原本属于旱灾新闻的位置。当然，我们并不想这样，过多的人插手这件事可能会让我们从原本必不可少的位置降到无足重轻的地步。那样的话我们将很快就会回到以前的困境中。每天闲极无聊地呆在家里，守株待兔地等待着工厂里来的电话。满怀期待地等着他们告诉自己已经复职了，明天就可以去上班。我们可不想这样，我们都在努力摆脱这些东西。并且，我们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现在，没有比胡扯这件事更提得起我的兴趣的事了。
五
马诗诗租房子的事一直没有动静。她的新计划也已经宣告破了产。我房间里的空调也基本无望了，被我搞得彻底散了架。那张破床也不能再睡人了。我们把凉席直接铺到了地板上。气温还在不断上升，我恨不得能像这个小城里的那些水池里的水一样变成无形的气体从这个世界上散发掉。工厂复职的消息也了无音讯。电视机的屏幕上已经完全没有了电视剧的位置，全是救灾新闻和性病广告。我生活中的很多东西在不断减少不断消失。而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的东西在不断地增加，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总的来说，我们除了继续找胡扯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所幸的是胡扯一直没有出现。不然我真不知道如果自己再一次陷入闲极无聊的困境中我会不会自杀。可是虽然胡扯一直没出现，但我们手上的事情明显少了很多。我们每天只能找到两三个电话号码来拨，有些甚至连胡扯是谁都不不知道，有些人则装作跟他很熟的样子。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已经感到心满意足，有事做总是好的。总比无所事事地像个傻逼一样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要好得多。幸运的是由于旱灾，大家手上的生意也都停了下来。所以我们每一个电话都能打很长时间。遇上健谈的人，我们能吹上几个小时。我们的聊天内容涉及面很广，近期社会新闻就不说了，单单是足球赛事、NBA、彩票、物价、房产、明星八卦、被允许讨论的政治话题等等都足够我们聊上好几个小时了。当聊天接近尾声的时候我都会顺便问一问他最近有没有见过胡扯。总之，我们每天虽然不是很忙，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事情可做。
事实上，我没有担心过胡扯。我相信他只是暂时性地离开了我们，溜出了我的视线。就像我们被停薪留职一样，属于我们的位置都还在。又如同水池里的水被蒸发到空中以后又变成雨水落下来一样。所有的事情只是形式上发生了一点点变化而已。
后来我们都顾不上胡扯了。我在打电话找胡扯的时候遇上了一个不错的妞，很健谈，床上功夫也不错。我们聊得很开心。要不是因为马诗诗一直找不到房子，我真想让她搬过来跟我住。那样一来，如果气温再高点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扇子给彼此扇风降温。并且她都答应了：我给她扇五下，她就给我扇十下。马诗诗则不行。她才不想做这种她觉得可笑的事呢。所以，我跟那妞约会之余，我就积极地帮马诗诗快点找到房子。我们又开始忙了起来。我甚至差点把胡扯这个人都彻底忘掉了。
要不是四月初的时候，我们收到一封胡扯的信，我估计我真的已经把他给忘了。我们不安地打开它，几乎是一字不漏地把三张写得扬扬洒洒的信纸看了上十遍。我们仿佛看到胡扯平躺在椅子上享受着不花钱的空调和矿泉水，一脸洋洋自得的表情。我们都暗自庆幸自己快要适应现在的生活了。不然胡扯的这封信肯定会抽掉我们生活的主心骨，成为我们的绝命书。
原来那天晚上胡扯遇见了那个骗他钱，更重要的是欺骗了他感情（胡扯在信中强调）的那个女人，也就是胡扯说的那个床上功夫很棒的那个女人。然后，满脑子的酒精和空酒瓶起了作用。
胡扯并没有因为除了那么大的乱子而感到沮丧。相反，他为此感到庆幸。判决的时候他都懒得为自己说上一句辩护的词。五年，他将五年内不用再为没有事干而犯愁。他将忙起来。五年时间足于让他等到我们复职的那一天。而在我和马诗诗身上则不可能有那么好的运气。虽然，我们现在手上还存着一些尚未处理完的事情。但是，它们迟早会完掉，很快就会被处理掉。
后来，天气已经不那么闷热了，还不时撒下几滴命运般的雨点来；马诗诗依旧没有找到房子；我和那妞也不得不宣布告吹；复职的消息依然石沉大海……生活像一串串无始无终的排比句。但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胡扯终于如愿以偿地坐进了牢房。稍稍有点遗憾的是，牢房并不在罗马尼亚监狱。
【论坛讨论】
chenyudemon：
生活像一串串无始无终的排比句。稍稍有点遗憾的是，牢房并不在罗马尼亚监狱。
蛮好的，“胡扯”这个人物的作用挺好，几个隐蔽起来的巧妙的转变，很喜欢。
“总之在3月14日植树节这天以后谁也没见过胡扯。”——像“3月14日植树节”这样的无厘头的词语的植入让屏气凝息地叙述显得活泼有神，还有那个扇扇子。
貌似“一”“二”这个部分有点多，使得停职前后的生活成为两截（随着后面的展开前部分我觉得有点无效），如果是“一”“二”被均匀地放置在后面（三四五）的进行中，不知道会不会有另外的效果^_^
亢蒙：
意识在，但是叙述插入的角度和频率还是追不上意识。结构前轻后重，最后一堆挤在小说屁股的部分，拉也拉不净，缩也缩不回。胡扯这个人物的出现和消失推动小说的前行，他消失又出现则阻拦了小说最后的冲刺及撞线。
黑天才：
亢蒙话说的虽然不好听，但意思是对的。
关于胡扯这个人物的出现和消失，仔细想想也只是文本最终要求的一个必然点，他的形象和作用决定了最后无论他是继续消失还是出现，都影响了整个文本的推进，在一个小说里设置一个这么唯一重要的角色其实是危险的，如果要我选择的话可能选择提都不要提，但那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对于这样的小说，我建议线和面多一点，它的张力才显现得出来。
亢蒙|追赶意识：阿基里斯与龟
我在阅读隐忍的《无所事事》时，一直有一种感觉和思索萦绕在心头。那就是作为这篇小说的作者，能不能成功的追赶上先于书写的意识本身。从小说的一开始，我就预感到这是一篇好读的作品。好读顾名思义，便是更简单、更通俗、更贴合日常的市井用语。小说分为几个段落，我在第四段的时候看到小说的意识开始模糊、散漫起来，隐忍的笔触随之消弭于痕迹之中。
如果做个比喻的话，在写作的进行中，我们总是要跟着意识奔跑。我们似乎没有辨别方向的能力，只能在意识后面，它跑向哪里、怎么跑，我们便跟着照猫画虎。意识是流动的，它跑向哪里、怎么跑、速度如何我们都很难去真的驾驭。意识更新得很快，这一瞬间你没跟上，你身前的领跑者就换了个人。隐忍在小说的第四段开始距离最开始的意识越来越远，他在“情节展开”上牺牲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小说的情节展开有时很必须，展开情节的小说会有一种过渡后的快感。隐忍在第四段的情节展开后，又进行了情节上的超展开。小说的重心开始由“我——胡澈”向马诗诗这个方向倾斜。倾斜了大约几分钟，小说又开始努力向最开始的正确体位上靠拢。但显然为时已晚，隐忍在自我感觉良好的错觉下别扭地填补了一个“切股补脸”的结尾。这结尾彻底让这篇小说追上最初意识的汗水白流了。
我在这篇小说后面的回复贴中说道：
意识在，但是叙述插入的角度和频率还是追不上意识。结构前轻后重，最后一堆挤在小说屁股的部分，拉也拉不净，缩也缩不回。胡扯这个人物的出现和消失推动小说的前行，他消失又出现则阻拦了小说最后的冲刺及撞线。
现在回头看看这个回帖，从整体上来说，隐忍的这篇小说的确结构不稳。结构不稳的原因是因为作者本身找不到稳固的小说支撑点（这其中包括语言、叙述和情节、人物等等），小说一开始轻松又戏谑的次轻量级到了最后变成了超重量级，想要把这些多出来的重量在结尾弄消失掉，是艰巨的任务。而隐忍的选择让小说看起来好像结尾升起来了，其实却只是他自己觉得轻了很多，他看不到小说整体的冗余没有被最后的局部削切所抵消。在胡澈这个人物的处理上，隐忍像是那个追赶乌龟的阿基里斯一样，看得到让胡澈这个人物出场的意识，却永远也追不上，只能无限的接近它。
对于胡澈最大的败笔是在他消失后，在他消失后隐忍几乎是大手大脚的吐沫横飞的在讲一个蹩脚的三流小报上的故事。他忘记了胡澈忘记了小说整体而只顾得保持写作的动作。这有点儿像一个人本来想给朋友讲个鬼故事，讲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说起了鬼故事里的主人公的恋爱往事，结果说完了恋爱往事，他以这个主人公后来当上了一家企业老总作为结尾。看起来一个人当上企业老总也挺恐怖的，但真这么想的人不是因为你而如此想，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本身应该是一个鬼故事而已。
2010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