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傍晚六点半，我把店门拉上锁好后，在商场外面叫了一辆电动三轮车。“去共和路，”我说。十五分钟后，我到了目的地。我并没有急于走进等会聚会的那家麦当劳餐厅，甚至还刻意绕开它走了过去，钻到了万达广场二楼的沃尔玛里。尽管头一天田抚云约我出席她的生日聚会时一再提醒我可以早一点来，“关了店你就来，”她对我说。今天白天她又打来了三到四次电话，我记不清楚，因为商场里到处有人在说话，我也不停地说着话。我的朋友都习惯了我一边跟客人有问有答一边接听他们的电话，他们理解我的工作就是这么回事。“我会提前一个小时到那里，你一来就能见到我。”她说。“为了方便你我才挑的那家麦当劳，那里离你商场最近了。”她在另一通电话里说。
我在沃尔玛里一直耗到聚会开始前十分钟，才姗姗赶往聚会地点。当我去到的时候，田抚云身边已经坐了几个人，我看到韦一辉也赫然在座，心里不由得诅咒了一句。我不动声色地走过去坐下，韦一辉也看到了我，我知道他脑里想的和我一样。在座的另外几人是清一色的女生，数目大概是五到六人，我应该都没见过。在我看来她们都长得差不多。田抚云大概是她们之中样子最好看的一个了，倒不是说她天生丽质，但她在服饰和化妆品上砸的钱可不是随便哪个女生能攀比的。三分相貌，七分打扮，对年轻女孩来说尤其如此。她今天就穿了一件在我店里买的连衣裙，我看不到桌子下面她穿着的鞋，但我大概能猜到是哪对。这时候她正装出一副生气的表情问我怎么拖了那么久才到。
“这不是八点开始的聚会吗？”我说。这时候应该还差几分钟到八点。
“你们商场不是六点半就关门了吗，你过来这里用不着十五分钟吧？”她说。
“关店后我给一个朋友送东西去了，所以来晚了。”我说。“对了，这是给你的礼物。”我把一个用彩纸包裹好的盒子递给她，里面是一件她在我店里看中但没买的长款T恤裙，价钱不贵。
“我可以马上拆开来看吗？”她换上一副高兴的表情。
“最好回去再拆吧，别人的礼物你都没开。”我指着桌面上的一堆礼物说。
“她们送我什么我早就猜到啦，我只想知道你送我什么。”她说。
“对呀，拆开来看嘛。”旁边那群女生也起哄道。
“现在拆就没有惊喜了，”我说，“想想看，你把好东西都放到现在，晚上回去后该有多失落啊。”
“现在开心就好了，”她说，“肯定是不怎么值钱的东西，所以才不敢让人看。”
“我的礼物可不能用钱来衡量。”我说。
“不用钱用什么？”她眯缝着眼大声说，“用心啊？”说完她身边的几个女孩陪着她一起咯咯地笑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又来了四个人，两对男女，他们是结伴而来的，看样子是两对情侣。田抚云招呼他们坐下的时候，我趁机琢磨了一下桌面上的礼物，全部都用看起来差不多的礼品纸包裹着，我猜不出哪一件是韦一辉送的。
我第一次见韦一辉的时候，他刚从一所汽车维修专业的技校毕业。对于自己为什么放下本行跑到商场里来卖女装，他是这样解释的，“汽车维修没什么搞头，南宁根本没有多少人开得起私家车。”他说。他的店就开在我的斜对面。他装修店面的时候，工人锯木头和敲钉子的声音骚扰了我足足两天。他们把木屑弄得满地都是。那次是我第一次跟他说话，我把他喊到我身边来，我对他说，“把垃圾弄回你自己的地方去！”这就是我们最初打交道时的情形。照我看他在学校里什么本事都没学到。
我和他刚认识时，相处得还不错。在我们那个卖女装的商场里，男的老板可不多，算上我和他，总共也就十来个而已。我和他的店贴得近，其他那些的店面都离我们比较远。平常和他聊天，也要比和附近的女孩子聊天有意思得多。和女孩子聊天无论你聊的是什么，她们总是拿星座来解释。“天秤座这个月的事业运有阻滞，难怪刚才你店里那个客人没买东西。”她们喜欢这样和我说话。或者，“天秤座这星期要破财呢，这就解释了昨天你的手机是怎么丢的。”——而我对星座学说毫无兴趣，这就是关键所在。有时候她们也会歇一歇，跟我聊点别的，例如台湾那几个当红主持人在他们的综艺节目里都说了些什么——我住的地方连电视都没有。韦一辉却不跟我聊这些。他最喜欢聊的是关于超自然经历的话题。我当然不会相信他说的那些鬼话，但我得承认，听他说这个要比听星座学说有趣得多，原因之一是他似乎确实相信这些鬼玩意。有一回他跟我说一件发生在他好朋友身上的灵异事件，“绝对是真的，”他强调说。“我那个朋友的爷爷已经死了好几年了，那天，我那个朋友中午在家睡觉……”听他说到这里，我几乎就能猜到后面的所有情节。不外乎就是他的那个朋友突然醒了过来，用一种只有他爷爷才懂讲的方言土话，和他的家人说了一些只有他爷爷才知道的往事。这类先人附体的故事到网上一搜多了去了。果然，他要说的就是这么回事。于是我调侃他说，“那么你那个朋友以后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压一压他的父母啦，他父母要是有哪里对他不好，他就再装成他爷爷来教训他们。”结果我的话把他给逗急了，“那怎么可能，”他瞪大眼说，“他清醒的时候根本不懂说那种方言啊！”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前，我们间不乏这种愉快的聊天。
晚来的那两对男女似乎只有女方的两人跟早来的几个女生认得，不过看样子也不太熟，因为他们很少聊到一块去。尤其是，刚才她们见到彼此的时候，并没有大喊大叫地问好。一般来说，相熟的女生在这种场合碰面，总是要先大喊大叫一番的。早来的那批女生似乎是田抚云的同学，她们身上穿的衣服大概还是父母替她们买的——最起码，是在父母的监督下买的。而后来的那两对情侣的打扮则成熟得多。
不过从样子看，他们所有人的年龄应该都差不多，十七八岁的样子，最大的也不到二十。我和韦一辉坐在他们中间显得有点突兀。何况，我和他之间还有些龃龉。
刚开始的时候韦一辉根本就不懂做女装。照他自己说，他之所以决定做女装，是因为他女友小霞在和他到广州玩了一趟后，忽然认为南宁的女孩子根本不懂打扮，假如让她到广州拿货回来南宁卖的话，一定能赚个盆满缽满。她说了这番话后不到半年，韦一辉的店就开张了。我和小霞也曾经混得挺熟，在韦一辉沉迷网游的那些日子里，多数是小霞来看店。此外韦一辉的妈妈和妹妹偶尔也会来帮忙。他妹根本就不相信他说的那些灵异故事，“我哥从小就爱胡扯，他自己还当真。”她对我说。他妈倒是个比较棘手的女人，对我处处设防，基本上我不能太相信她说的话。不过聊了几回之后，我还是拣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我知道她曾经在火车站那边做过布匹批发生意，不过已经是改革开放初的事情了。按照她的说法，他们夫妻曾经在这上面狠狠地赚过一笔。可是，由于后来轻信朋友，钱财又付诸流水去了。现在他们开了一家发廊，在那些“竞争手段很卑劣”的温州同行之间逆境求生。她客气地拜托我在生意上多提携她儿子，我也用客套话回答她，对于没说出来的言外之意，彼此心照不宣。她也曾向我打听我的情况：我的店开了多久，生意好不好，家人都是做什么的等等。同样的，我也没让她轻易能弄懂我回答了什么。“我觉得你的头发电曲一点更好看，”最后她对我说，“有空到我店里来，我亲手给你弄弄！”
说起来，我跟韦一辉那个店面的前一手老板——一个叫做彩凤的女孩子——的妈妈也打过交道。那差不多是一年半前的事情，当时彩凤还在念着大四，就跟她家人要钱拿了那个店面——也就是后来韦一辉拿的那个——卖起了女装来。开始的时候，她每个月才去广州拿一或两趟货，早上开店也总是无缘无故晚到，当她要回学校的时候，就由她表姐来看店。不过她的课也不多，或者她根本是不想去上吧。她妈妈来找我谈话的时候，我已经跟她彻底翻脸了。一切都是迅速发展的，没有虚与委蛇，也没有表里两套，我对她不须要。她妈妈是个老实人，跟我说话很和气，她来是想知道她女儿有没有受我欺负。我跟她说了很多。我告诉她这不是别的，而是生意，有它的一套规律，不能拿日常生活里的人情常理来衡量。这只是竞争，跟道德不道德无关，我说。只要我不犯法，做什么都是道德的，因为竞争的本质就是你死我活，我这样说。你女儿只是凭着兴趣爱好做事情，而且还比较任性，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经商，我怎么可能欺负她呢？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最正常不过的竞争手段，我最后说。她妈妈理解了我的话。或者说，她按照我希望的方式理解了这件事情。总之，麻烦都被我扫清了。彩凤被她妈揪了回家，她的那个店面也贴出了转让启事，上面留的是她妈妈的手机号。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韦一辉打通了那个电话，并且谈妥了店面转让费用。一个星期后，他找来的那支野蛮装修队把木屑全洒在了我店门外，于是我把站在旁边看起来像老板的那个东张西望的年青人——也就是韦一辉——喊了过来，并对他说，“把垃圾弄回你自己的地方去！”
田抚云忽然问坐在一旁的我，为什么那么沉默。还问我为什么不多跟韦一辉聊聊。她不知道我们翻脸的事。我本来觉得没必要告诉她，因为我没料到自己会身处现在这种场合。她既是我的熟客，也买过韦一辉的东西，不过说到底，她始终是跟我更亲近一点。我觉得我应该尽快向她透露情况。保不准韦一辉早跟那些和他更亲近的熟客说我坏话了，这样想的话，我就更不能耽搁。但我不能在餐桌上说翻脸就翻脸，那样太戏剧化了，我得找一个自然的表达方式。所以我说，“我已经跟他聊到无话可聊了。”田抚云没有听出言外之意，“两个大男人整天在商场里聊八卦，”她调侃道。我对她咧了咧嘴，韦一辉没有说话。
彩凤的生意几乎是一夜之间好起来的，事情就在我眼皮底下发生。在她的店半死不活地经营了三到四个月后，她终于忙完了她的毕业论文。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像生孩子一样痛苦。”她的专业好像是广告设计，要不就是企业管理，不过这不重要，因为她根本就没打算从事专业方面的工作。她爸爸正在筹备举家移民到新西兰的事宜，她已经有一个哥哥过去那边几年了，但办好这件事大概还得花点时间。在我看来，她正是为了消磨时间才跑来做女装生意的。
自从她彻底离开了学校后，她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生意上来。她很快就跟上了我们的步伐，变成每星期去一趟广州拿货。到底还是女孩子更懂得女孩子的心思，她很快就淘汰掉一些我一看就知道卖不出去的款式，然后，她换了一批又一批我看不出好坏的款式。结果证明了她很有眼光。她的店面迅速地旺了起来，快得让我感到诧异。不过，要我说的话，她似乎对此有点儿不以为然——或者说，掉以轻心。她在聊天的时候毫不顾忌地向所有人透露她的拿货地点——尽管她说不说结果都一样，但她说了可真省却我不少工夫。后来也正因为这一点，她妈妈才会找我谈话，因为她跟她妈妈哭诉，说她把我当朋友看待，而我却背叛了她。我当然不会把她当朋友看待，她的店就开在我的斜对面，彼此相隔不过十米，这就注定了我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敌人。但我自然不会这样和她妈妈说。我说，我们当然是朋友，不过是彼此竞争的朋友。
在彩凤跟我闹翻的过程中，我们之间有过大大小小的几次冲突。她试过破口大骂，甚至用手打我立在店门旁的模特——她到底怎么想的，对一块木头发脾气？真是莫名其妙。就像我说的，她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她家境好，又是家里最小的一个，父母和两个哥哥都特别疼她。在学校里，她也是一群女生中的领头人物，这群女生后来都成了她店里的常客。不过她要是以为我也会像她的父母、哥哥，以及追随她的那帮女生一样让着她，她就大错特错了。
在她向我发脾气的时候，我尝试过用一套信口自创的理论去说服她。我告诉她生意其实就是一种资本现象，哪里的利润高、周转快，资本就涌去哪里，直到这个利润点被耗尽，下个利润点冒起。我说，今天你这种风格的女装卖得好，大家都跟着一块儿卖，这是天经地义、合乎伦理的。下回别人发现另外一种风格好卖了，你也可以马上跟上去呀，我说。
我可以说费尽了唇舌，可是没有用。她疯了。要不就是跟女孩子根本讲不清道理——无论讲的是歪理还是正理——总之她们天生对道理反感。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给她好好地上了一课，在她刚踏出校门这当口。可是我想她未必能领会。不过我相信她一定会牢牢地记得我——最起码，在她去到新西兰之前不会忘记。
这会儿，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捧出一只小号的生日蛋糕，并且点上了一根蜡烛——他们没有按规矩点上十七或十八根，因为那只蛋糕小得承受不起那么沉重的岁月。不过尽管是一根蜡烛也不能被服务员发现。幸好我们的桌子贴着墙，所以我们所有人——除了田抚云——都肩并肩地围站在桌子外侧，挡着外人的视线。田抚云在大家的注目下，双手握着在胸前合起来，然后笑着眯起眼。她（大概）在心里许了一个愿，接着吹灭了蜡烛。于是大家又重新坐了下来。一个女生笑着问她许了什么愿。
“说出来就不灵啦，”她说。过了一会，她问，“我现在要去买东西吃了，你们谁来帮忙端？”
我连忙站起来说我去，不过她觉得应该多来两个人。“光我们俩可拿不了多少东西，要是你们都不想动，我正好可以省一点钱。”她对所有人说。因为在座一共只有四位男士，其中一位这时还不巧去了洗手间，于是韦一辉和另外一个男生也跟了上来。
我们站在柜台前的时候，我对田抚云说还是由我来请客吧。我是诚心实意的。不过田抚云不允许我插手。“说好我请就是我请，”她说，“你们送我礼物，我请回你们吃东西，这是理所应当的。”
我还想争取一下，例如对她说，“等你以后自己挣了钱再请吧”之类的。不过我又觉得说了也没多大用，她不是个喜欢让步的人。我觉得自己还算比较温柔体贴了，谁能说我冷酷残忍？韦一辉就杵在旁边，看着一个女孩子请客却无动于衷，不闻不问，难道他不冷酷残忍？可彩凤就说过我冷酷残忍。冷酷残忍。她说我除了钱什么都不认。这真是个笑话，谁做生意不是为了钱？她要不为钱，何不把衣服都平本卖给顾客？或者，我真忍不住想问她，“为什么你不待在家里逗金丝雀玩？”
我曾经有段时间请过一个女孩子替我看店，她算不上是个尽职尽责的人。她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发短信，尤其是在上班的时候。我偷偷观察过她，很难想象假如世界上没有了手机她还能活下去。哪怕客人在她面前直接把我店里的衣服拎走，她也决不抬头看一眼。这个打临工的女孩子原本也是我的熟客，刚好职中毕业，还没找到工作，每天无所事事地闲逛。我把她叫来，主要是看中她的朋友同学多。我怂恿她把所有认得的女孩子都叫来我店里买衣服，我可以给她们打特别的折扣。当然，我说的折扣只是一种修辞方法。在她身上我真不敢奢望更多了。不过就这么件简单的事，她也没给我办好。后来我才发现，尽管她认识的人不少，但在朋友圈里的口碑并不好。有一些关于她的流言，说她喜欢搬弄是非，甚至还说她抢过自己密友的男朋友。我用了她两个月，她都没帮我卖出多少东西，就是这样，我还是对她仁至义尽。每天晚上我来和她结账后，都请她喝点什么，有时候是五块钱一杯的奶茶，有时候是便宜一点的烧仙草。但她似乎并不知道感恩——除了口头上。很快我就发现了她在账目上做假。我的一个熟客事后告诉我跟她买过一条牛仔裤，报价一百五，怎么都不肯少。可是那天她交给我的钱是一百三。这种事情在商场里很普遍，我们请一个女工每个月才花几百块，不能指望她们都是贞女烈士。不过虽说如此，我还是辞退了她——我并没有戳穿她，我只是辞退她。甚至在此之后，我还请她吃过一次夜宵，她男朋友也来了，我也领了几个朋友，我们在共和路开开心心地吃了一顿，我付的账。
谁能说我是一个冷酷残忍的人？
谁也不能。
在我还没跟韦一辉闹翻的时候，我们也一起去吃过几次夜宵，甚至还唱过K。当然这都是在晚上，白天我要看店，他则要组队打副本。对于他打网游这件事，他妈妈和女友都极力反对，因为他玩得有点过火，经常通宵达旦，不能自拔。有好几次他想邀我和他一块玩，都被我拒绝了。但我帮着他隐瞒他妈妈，又在他女友小霞面前讲好话，我站在他那边。有一次我和商场里另一个店的老板发生了矛盾，司空见惯的那种，他同样也毫无犹豫地站在我这边。我们站在商场的过道上对骂，我和韦一辉一拨，对方也有两三个人，说各种不堪入耳的话。我们曾经要好过。那算不上是友情，但互助互利。我们甚至还常常讨论合作另外搞点生意，不过只是说说而已，彼此都没有太当真。
当初带我入行的小舅——他现在改做客物流生意了，手里有四辆长途大巴——他曾经告诉我，做我这种个体经营的女装生意，眼光一定要利，反应一定要快，必须有善变的本领，看到什么好卖就要马上改卖什么，“永远去克隆同行里顶尖的那个。”他说。“因为你的本小，必然利微，这是你的局限；但正是因为本小，就算不断地调整经营内容也没什么损失。灵活，这就是你优势。”他说。“要善于利用你的优势，否则它就会变成你的局限。”
我敢说，小舅的这些话我都听进去了。最起码，我在商场里的所有对手都没有我灵活，更没有我做事情彻底。为此我没少跟人结怨。有各种关于我的流言在商场里被人谈论，那个彩凤就似乎特别热衷此道，其中几则特别恶毒的流言我怀疑就是她散布出来的。我所看到的现实总是乱套的，就像一群蹩脚的演员在排练一幕闹剧。有时候我也会厌烦得要命。我曾经去追一个比我小十岁的女孩子，当时我还另外交往着一个女朋友。我像泼皮无赖一样死缠烂打，想尽各种办法，说各种让人脸红的话，去讨她开心。最后在她终于应承我后，我随便找了个借口甩了她。我已经忘记了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不过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我的生活早就已乱七八糟了。但是怎么说呢，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我跑来商场是为了讨大家喜爱还是为了赚钱？这样想，答案就很简单了。
正是因为我小舅说过的那些话，在很早以前就注定了，我和韦一辉会闹到最后那般田地。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当然不可能在某天的早上还称兄道弟，下午就兵戎相见了。事情的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关于具体的事件经过，以及内里的是非曲直，我觉得倒不很重要。而且，我也不相信有人能把这些都说清楚。大体而言，最初可能是小霞先开始猜疑我，然后他妈妈也变得处处提防我，这些都很容易察觉。他也慢慢地像变了个人似的，最初那种在初涉社会的年轻人身上惯有的漫不经心的习性在他身上消失殆尽了。最后我跟他完全成为了敌对关系，包括生意以内和以外。
虽然我常说，生意是生意，生活是生活，彼此不能混淆。可谁也不可能在晚上关店后和生意上拼个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谈笑风生。我也做不到。“今天你的销售成绩不错哦，但明天我会加倍努力的，绝对不会输给你，你也要加油哦！”——这种对白难道不荒谬吗？
在那天以前，我们之间其实就已经积累了各种矛盾和摩擦，所以，我们不是为了争夺那个客人而打起来的。那个客人先进了他的店，试了几件衣服，可能不喜欢，便没有买。然后她又进了我的店，就是这样。她心惊胆战地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就仿佛她是一段三角恋的女主角。
我当时问他——他尾随着客人踱到我店门口，正乜斜着双眼看着我——“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他反问我。
简直是不可理喻，我想。所以我用双手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一把将他推回到自己的店那边去。他马上又冲了上来，这次我们纠缠在了一起。他先撕破了我身上穿的T恤，我在他颧骨上留了一道血痕。还不只这些。周围的人都围上来看热闹，我们拳脚交加地打了足足五分钟。末了，他躲回到店里打电话去了，接着人就走了。我则换了件T恤（我有在店里放自己替换的衣服），然后到洗手间里洗了把脸，回来若无其事地继续看店。
但是，半个小时后他带了两个人上来，要砸我的店。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个时候再找人来帮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震惊，我生气极了，同时也感到害怕。那两个人都拿着两尺长的铁棍，其中一个好像还带了刀，但他藏在夹克里，我看不清楚。我从来不知道他交有这种朋友，不然我必定会有所提防。
幸运的是，在他们动手之前，商场的管理员带着一个保安过来了。他们采用了劝说的方法，呼吁那两个流氓不要动手。这当然不顶用，所以管理员最后说，他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要来。他早就该说这个。那两个流氓听后很快就走了。不过尽管如此，晚上我也不会一个人回家，我会多叫几个朋友来接我。
我本来以为，警察也就是随便问几句应付一下而已，可大概商场的管理员在报警时夸大其辞，那个警察竟然要我们俩都到派出所去一趟。在派出所里，他让我们坐在办公桌的一边，他则在另一边摊开了本子，准备做记录。
“谁带头闹事的？”他问。
“他。”我说。
“是你！”韦一辉反驳道。
“别吵！一个个说，你先来。”警察对我说。
“他刚才带了两个拿刀的男人进商场，说要砸烂我的店。”我说。
“他们没刀，也没说要砸你的店！”韦一辉插口道。
“怎么回事？”警察大声地嚷道，“你想在里面关七天吗？”他问韦一辉。
韦一辉没有吭声。
“继续说。”警察喊我。
“说完了，他找人来砸我的店，就是这样。”我说。
“他为什么要砸你的店？”
“他做生意竞争不过我。”我说。我看到韦一辉的眉毛跳了一下。
“那好，你说吧，是怎么回事，”警察转过头问韦一辉。
“是他先动手打我，你看，我的脸上都出血了，”他指着颧骨上的血痕说，“刚好这时候两个朋友来找我，所以他们就找他理论去了。”
“你打过他吗？”警察问我。
“那是他自己弄的，我只是推了他几下，但他撕坏了我的衣服。”我说。
“那就是说你们打过架对吧？”
“是打了。”我说。
“他先动手的。”韦一辉说。
“是你撕坏了我的衣服，我可没有撕你的衣服！”我说。
“你先打我我才撕你衣服的！”
“我没有打你，我只是请你别站在我的店门口！”我喊道。
对面的警察忽然用他的指节叩起桌面来，“谁叫你们吵的？”他说。“吵什么吵？再吵把你们都关起来！”
他训了我们足足一个多小时，然后让我们坐在大厅一侧的长凳上，让每个进出派出所的人都可以首先看到我俩，而他却忙起了别的事情来，好像完全忘记了我们。最后他甚至出去了一趟，大概是去吃了个晚饭，然后回来，他问我们，“怎么样，你们都想清楚了没有？”
我简直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让我想什么，我在这里坐了接近五个小时，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想。我呆呆地看着他，旁边的韦一辉也没吭气。“既然你们想清楚了，”他说，“那么现在可以回去了。不过，你们要是还敢闹事，或者为今天的事情互相报复，”他用手指了指里面，“铁牢等着你们。不信你们试试看！”他说。“我知道你们住在哪里，我也有你们的身份证号码，我随时可以找到你们。”他面无表情地说。
他的法子很管用，后来每当我涌起报复的念头时，脑子里总是同时想起他说过的话。当然，我想报复，我忘不了那两个流氓站在我店里时，脸上嚣张的表情，我不开玩笑，我想把他的牙都敲掉，我是说韦一辉，除非我不是个人。我想有朝一日我要离开南宁的话，临走前我会办这件事。
我没有胃口，所以没吃什么，不过桌面上的蛋糕、汉堡包、炸鸡翅和薯条都不见了。大家都在聊天，我也和坐在旁边的那对情侣说话。他们问我女装生意好不好做，又问租一个店面要多少钱，等等。他们说也想拿一个店面做做看。要是让我掏心底话，我会觉得他们不行，我觉得我有这看人的眼光。但是我说，“有人做得好，有人做不好，得看你们拿货的眼光。”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知道他们喜欢听这个。一般想做女装的女孩子都觉得只要拿货有眼光，懂挑好看的款式就能赚钱。假如没有竞争的话确实是这样。不过我犯不着打击别人的积极性。
“我也觉得是这样，我对自己的眼光还是挺自信的。”那女孩子说。
“光有眼光不够，还得做事够狠才行。”韦一辉忽然插话道。
我的视线停驻在桌面上那堆被吮个干净，甚至被嚼扁了的鸡翅骨上。我想起那天在派出所里的遭遇，我跟韦一辉闷声不响地各自坐在一张长凳的两边，途中谁也没开口说话，谁也没看对方一眼，一直从中午坐到晚上。我觉得身体里有股东西正蠢蠢欲动。餐厅里的桌子这时几乎已坐满，我看到田抚云正和另一个女生聊得起劲。我往后靠到椅背上，无意识地掏出手机看时间。
“为什么啊？”我听到那女孩子说。
“因为你不狠就会被人吃掉，”韦一辉说。“商场如战场。”
“我做我的，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女孩子说。
“你这样想，别人可不这样想。”韦一辉说。
我觉得喉咙有点干，周围的声音也让我感到难以忍受，我像忽然从别的什么事情上回过神来似的，说，“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生日聚会完了之后，我稍微绕了点路到金朝阳广场接我女友。她今天上夜班，在婚纱店。我先给她打电话，然后在店外面等她。时间挺吻合的，我没等多久她就出来了。我和她交往了快半年，她比我小两岁，也是来买衣服时认识的。她长得挺秀气，脾气也好，说实话，我挺喜欢她的。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我交往过的女友我都喜欢。
“今天怎么来接我？”她问。
“刚才去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在麦当劳里，刚结束。”
“在麦当劳里开生日会？”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我们并着肩往前走，我会先送她回家，然后自己再回家。睡前我还会给她发短信，一般都会。谁知道？
“你送了什么生日礼物？”她问。
“我在店里拿了一件衣服，”我说，“卖不出去的。”
“是女孩子？”
“嗯。”
“去的人多吗？”
“多，”我回答说，“她的父母和一帮同学都来了，有十几二十个人。”
“父母也来了？太搞笑了吧？”
“谁知道，”我说。“谁知道她在想什么。”
“你的衣领怎么了？”她扭过头看我。
“掉了颗纽扣，弄到了。”我继续往前走。
“怎么掉的？”她漫不经心地问，“怎么回事，好像还脏了一块？”
我觉得两只胳膊酸痛，胸口也像被开水烫过一样热辣辣的。已经过了十点，路上的行人似乎多了起来，走鬼摊贩纷纷从暗处冒了出来，正犹豫着张望着，随时准备把手上的东西摊到地面上。我忽然发现她的步伐落后了。我回过头，她正拿眼瞪着我看。我想她应该在等着我说话。所以我说，“你看蹲着的那个人，”我压低嗓门，“假如他写的经历是真的，他在哪儿找的粉笔？”
【特邀评论】
阿姨…别这样|阿穗式的四平八稳——评《为什么你不待在家里》
从《为什么你不待在家里》到《南瓜布丁》，阿穗所提到的“城中村”系列已初现端倪。社会、环境对于人性的挤压始终作为看不见却感觉得到的背景笼罩于小说之上，使得这个系列从一开始就不自觉地带有一种暗色调，一丝“沉重”的味道。这种背景下阿穗的两篇小说虽各有特色，但都似乎裁剪过于“工整”，使人有种“说不清楚哪儿不对但又好像是有点不对”的感觉。仿佛对真实生活的体验和回忆禁锢了阿穗，经典阅读的影响又使得他对写作的各个细节过于敬畏，这些作用力之下，他只能四平八稳地去写他所经历和感受到的生活，而他本来是可以逃离这种“平稳、工整”的。
《为什么你不待在家里》的开始部分，是我个人觉得最好的地方，“我”提早来到聚会地点，却磨蹭到约会时间将近才赴会，还强词夺理说自己来晚是因为有事。这时候的“我”看似行为怪异，实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我，生活中的我们不就常干这样莫名其妙的事情吗？比较可惜的是这样人物回归人物的表现非常短暂，见到韦一辉也在场之后，“我”就成为了故事情节里的我，一切言行都服务于故事，而磨损了人物该有的棱角。如果以“我”为基础来重新讲述甚至编造故事，而不是在故事的铺排中嵌入“我”，我觉得在细节真实性和读者对人物的认可感上，效果肯定会很不一样的。另一个逃离“平稳”的机会出现在韦一辉给“我”讲灵异故事那里，读到那里的时候，我真希望这是一个伏笔，故事最后能静悄悄地转变为一个灵异故事，让结局在“新奇”的诡异中爆炸开来，甚至让读者感觉受到捉弄。因为我实在是有点害怕读到最后，发现这篇小说其实是一个从头至尾都四平八稳的现实主义故事。虽然最后证明的确如此（一些结构的变化和精巧的小设置也难变本质），我在微微失望之后，也感觉这样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这是阿穗的小说，他想这么写是他的基本权利，我作为一个读者没有理由去要求他做任何事，甚至写下这些评论的时候我还害怕自己会给阿穗带来“杂音”，让他在接下来的写作中对自己熟悉的技巧产生疑惑，因为我深知自卑和自我怀疑对一个写作者而言是多么难受的折磨。
回头一读，我发现自己好像什么也没说清楚，而且也说不清楚。好吧，简单来说，我希望阿穗继续写下去，就照着目前的状态把“城中村”系列写完，但是心里要有这样一个想法：写这些，是为了以后可以去写一些完全不同的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