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01年10月

胡续东：谈谈你诗歌写作的风格渊源。就我所接触到的你的东西来看，你的渊源谱系是非常复杂的，很可能涵盖了现代主义诗歌中的大片风水乃至西方古典诗歌（尤其是英语诗歌）中强硬的一脉。用“某某的学生”或者“很像某某”来概括你的写作，尤其是出国以后的写作是不可能的。能否此问题倾吐一番。

　　答：在文学中没有谁是亚当，所谓的独创性都是有前提的。我最早的诗歌阅读经验来自中国古诗，那对我来说几乎是一种催眠教育。七个字一句，五个字一句，就象敲木鱼一样敲进我的脑子。读到什么东西要看缘份。我最早阅读《红楼梦》的结果是对小说情节没感到任何兴趣，到是把书中的诗和判词都背过了。第一次读《神曲》的时候，感觉简直是没办法读下去，但书中大量的插图我到是一见难忘在中学课堂上就临摹起来，觉得图上的维吉尔很可亲。后来再读维吉尔的时候脑子里就出现他的形象。

　　我阅读密尔顿的兴趣超过了阅读莎士比亚，当然后者更伟大，但我读的不是时候。哈罗德布鲁姆说《失乐园》现在读起来简直就象一部超级科幻在我最初的阅读经验里，那简直是我的恶梦。95年的时候当我半夜坐在黑暗的大海边，我看到自己体内发出了光，我几乎要和大海一起咆哮起来。就象庞德在诗中对惠特曼说的，现在我已经老得足够和你交谈了，言下之意以前我跟你那是瞎胡闹。有些伟大的作品对我们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那是因为时候不到，只要有缘，早晚会有正面的冲击，它甚至会彻底改变一个人。

　　我在上大学以后阅读了一些现代派诗歌，经常读读图书馆里的诺顿现代诗选，小波林编辑的当代美国诗选之类的书，但我本能的更加亲近那些能力更强大的诗人。现代派的诗人会对我有启发，但他们很难直接作用到我这个人对世界总体的想法，或者对诗歌的更根本性的认识。气质相近的诗人是可以互相吸引的，也许几百年前的某个诗人就在哪个地方等待着你一眼把他发现，也许他只对你说话，也许就说一两句，但却能够进入灵魂溶进血液。出国以后看得多一些，诗歌上总能找到知音，好诗人有的是。

胡续东：记得我在给你的第一本诗集《朋克猫》作序的时候曾经认为你是一个不依照蓝图开发诗歌楼盘的人，一个写作和学养上的双重机会主义者。后来发现情况有所改变，在你出国之前，每次我在图书馆外文书阅览室逮住你的时候都发现你的阅读其实相当的有序列性，而且看你出国后的文章，发现你的批评之眼越来越毒辣。一个在写作中大手大脚地挥霍而在理论习得上谨慎地养膘的人，一定是有大想法的人。谈谈你的诗歌理想。

　　答：我的诗歌理想有不少，有的朴素一些，有的华丽一些，但它们之间没有什么等级关系，很难说哪个更高。

　　比如我希望在将来，我能在诗歌中把城市和海洋连成一片，我现在做不到这一点不代表我以后做不到。比如我希望自己老来无事的时候写诗打发寂寞，家传诗集一册，我的后代一看到我写的东西就会面露笑容。
　　比如我希望我写的东西最终成为一个松散的系统，一旦注入能量，它就会密集地运转起来。我希望写作能进入演奏状态，而语言在演奏中进入一种希望状态。我希望一个词能让另一个词感到快乐和信心。
　　我希望想象力最终造出一个反球体，按照奇妙的曲率释放词语……
　　诗歌理想是可以不断的生产出来的。它是用来做梦的，不是用来强加给读者或者其他写作者的。

胡续东：虽然你实验过的风格很多，童话诗、轻松诗，具象诗，即兴诗，竖着的或者横着的电线杆一样的异形诗……但我发现你大多数作品（尤其是近两年来)基本上都可归为一种广义上的断片诗，一首诗里有N多个战壕，每个战壕里面都有一个王敖在把十八般兵器一一挥舞。但有人认为你聪明地避开了你不擅长的的东西……你认为你是采取了避实击虚的策略吗？

　　答：我们曾经谈论过电线杆的比喻，它们之间的电线已经扯断，诗歌也许不圄于一种意义的常规，但句子之间的电是通过最短的距离传导的。如果你去看史托克豪森的乐谱就会发现，那是精密计算过的横七竖八的脑电图画在一道高大的音响墙上。我在自己的写作中开放出了一块地域，我以为那是对节制的节制。在写作中我也不会把所有的词语都按照既定的想法全部扭一遍一般我会粗放出一些句子，它们的速度，密度与其他部份不同，它们并没有荒废，而是和其他的部份互相期待，也许会反扑，也许会从背后出现，如果我的状态好，它们就不会让我失望。

　　有些诗我知道大概是怎么写出来的，但我并没有去写。有些诗我现在还写不了，也就是说我认识到它的价值但我没有准备好去写。这样的情况在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特别明显，那时候我的作品很低调，甚至有意识避免涉及历史文化主题，哪怕东西写得一般，也不去写那些貌似宏大其实空洞的东西。写作是要不断学习的，没那方面的经验一上来就期待过高，那是自不量力。另外技巧也都是人发明的，技巧诞生于最直接的体会，卡夫卡不会觉得《变形记》是以技巧取胜的，因为也许他真切地感到自己变成了甲虫。兰波也不会觉得给元音上色是一种手法。吉米的时代，效果器还很落后，如果他想制造什么效果，他就会相应的发明出古怪的弹法。当我们掌握的技巧在写作中难以推进的时候，就有必要考虑自己发明一些，哪怕只是一点小变化，在别的场景中也许就是一大步。也许这发明在很多年前就有，但也许它未经强化，也许它们正在要求转世重生。

胡续东：谈谈你的写作习惯、癖好（比如有无特殊时段、特殊姿势、特殊特殊硬件要求)。

　　答：习惯有变化，以前我喜欢趴在床上写，后来我仰着写；有时候我把诗写在电子邮件里，有时候写在书的边角上。要有电池，如果写到一半电池没电，CD机或者随身听先睡了，我的情绪会受到打击。状态好的时候白天也写，但一般是晚上写。一般凌晨3-4点是我身心最亢奋的时候。

胡续东：起初我认为你我二人的写作都有享乐的一面，但后来我发现我的享乐更多的是穷快活，我喜欢像个流氓一样吃词语的豆腐、占语气的便宜，但你的享乐有很多天启的、谵妄的、极限性的成分。你是如何看待写作之乐的？

　　答：生活中我也比你严肃一些。我的享乐也许常常是突然感到快乐，正好象有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寂寞了很长时间。有时候是不自觉的笑起来，有时候是顺应了某种自然的节律之后的伸展。
　　我害怕自己变得迟钝，所以要经常提醒自己，最起码是个动物，而我们生存的社会是把我们当植物养的。

　　在写作中，我觉得享乐是与词语的亲密状态，也是我们头脑的自我拯救，它自己输出快乐供自己享受，当然阅读有时也是这样，但这并不是说写作仅仅是个人享乐的问题，它促使个人的观念发生变化，改造个人的精神形态并能通过各种渠道汇入群体精神并发挥不同的作用。

胡续东：不同于其他侨居海外的诗人，你的诗歌即使在你没有加入海外同人诗歌刊物群体的情况下，也能被你旺盛的网络夜生活喷射到国内诗歌的情境之中。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网络给你提供了比武招亲的擂台国内的很多诗歌月老才认识了你。
　　你认为网络和诗歌相遇带来了什么？
　　你有没有想到过它在改变国能内诗歌的人力资源状况和象征资本分配模式等方面会起作用？

　　答：我在国内的时候也没有成为哪本同人刊物的正式的核心成员。
　　参加《偏移》和《书》都是友情出演。我自己也不会成为同仁刊物的召集人。这是我的一贯原则。我有时会在官方刊物上发表作品，但我觉得那是做不做都可以的事情，尤其是有了网络以后。我也不想参加各种选本，朋友约稿我会支持，但我决不认为有人选我的诗是对我的恩惠。

　　网络本身是一种社会资本，它有它自己的权力结构。从文化生产的角度看，诗歌在网上流通的成本最低，各种文化水准的网友会按照趣味分层，而这些趣味本身是文化等级的产物。
　　通过网络中的交流碰撞，原来的文化等级造成的假象会渐渐暴露出来，这会促使写作者反省自己所处的位置。举个例子，我看到伊沙的诗在国内重要文学刊物上发表，那些诗在伊沙自己的作品中都算不上前列，而且《诗江湖》或者《唐》上的类似的水平的诗有很多，它们赢得二三十个点击就不错了，这些作者和伊沙同属一个想象共同体，分享了共同营造的快感和幻觉之后有人在网络外面赢得了象征资本。这不是伊沙的错，而是所有在网络上活跃的写作者共同面临的问题，诗人的等级是存在的，如果写作者没有自己明确的想法，建立不了自己坚实的品格，那他只能被归类批处理，伊沙是带着资本进来的，而他身边的人不是。象征资本在诗歌流派中的运作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有人说知识分子是坏的，知识也是坏的，所以大家应该只看我这种风格的诗，这是典型的以他自己的知识当霸权的愚民政策。

　　在网络上，大家应该能接触到更多的非中国本土的作品，中国之外不仅是所谓的“西方”，外国人不一定就是美国人，西欧人，日本人。西方也并非铁板一块，我们自己对中国的了解同样有很多问题。世界很大，网友可以自己寻找文化资源，对异域诗歌的了解不一定要经过所谓“知识分子”的转手。掌握一定外语的网友就可以自己修练出一套跟别人不同的阅读谱系，我希望在网路上看到刚刚化身出现的有真本领的妖魔鬼怪，而不是那些自己把自己供起来的玩政治的老人。

胡续东：前不久我和一个美国的诗歌教授聊了一次，他对中国诗歌几乎一无所知这和我们对西方诗歌（包括纽约派之前的美国诗歌）大范围、高强度的了解形成了剧烈的反差。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你到美国也有些日子了，你感觉这个该死的国家（请原谅我一贯的反美倾向和措辞）目前诗歌的状况如何？有哪些我们还不了解而又值得推荐的诗人？

　　答：这是一个有关后殖民的话题。文化间的不平等是很敏感。但我不觉得中国诗人对西方诗歌的了解是高强度的，我们的介绍很多但高水准的研究并不多，翻译水平不齐，而且往往伴随着误导。
　　而海外汉学家对我们古代文学的研究水平我们必须承认其高明之处。洋人对学术资本的配置是有他们自己的理由的。

　　美国很多好诗人都给体制收编了，但我觉得还是有不少人写得很好，我说好是因为适合我的阅读，对别人未必有实际的帮助。
　　但有一点，相对于美国人在文化艺术上的投入而言，他们的成就并不值得炫耀。

胡续东：这两年，我们这些在国内写作的朋友几乎是齐刷刷地走到了一个转折点上，如果说前几年还有一些通用的命题还可以把我们松散的联系起来的话，那么，随着这些命题的“边际效应”逐渐凸显出来每个人都开始朝自己未确认的领地开发自己的诗歌资源，有的以自己的方式“误读”中国古典，有的练起了古怪句式的蛤蟆功……你是既和我们相当亲密又能保持距离的最恰当的评估者，请你谈谈你眼中这些朋友的看法。你自己是否经过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或者有脱胎却换不了骨的恐惧之感。

　　答：从97年的偏移看，诸位的写作有纠缠在一起的倾向。当时我作为一个外来者的感觉是，你和姜涛是其中最核心的两个诗人，姜的作品更精密，而你的作品风格特征更清晰，后来觉得席亚兵的诗有了新变化，而周瓒的诗突然间更上层楼，出奇的稳健，冷霜仍然在火山休眠期中四处打探。
　　诗人的精神生长的速率是不同的。对于你们近来的变化，我也感觉到了以后会继续关注，并做出详细的解读和批评。

　　如果我有“脱胎换骨”的变化，那也不是来自诗歌，而是其他因素。
　　在诗歌中的变化是渐进的，从98年开始我就在尝试跟自己初期不同的写法，而99年没写，2000年重新开始写，是有98年的写作做基础的。

　　我的恐惧感比较少。

胡续东：你英文诗歌的阅读能力、阅读面都没的说，为什么很少从事译介活动，是个人习惯还是更深层次的考虑，譬如鄙视他人的翻译、怀疑翻译本身的有效性，否定翻译对写作的滋补作用？

　　答：我不想把别人的东西翻译得象自己写的，我的外文能力和中文能力都需要提高。对一些比较近的外国诗人，我觉得读者自己看原文就够了。
　　我觉得最好是翻译整个的诗人，而不是每人挑几首来个拼盘。
　　一定的人只适合翻译某些类型的诗人。我想我还是多学多看为好，翻译只能是练习，不宜随手散布。以后找我最敬的诗人整体的翻译并加以专门研究。

胡续东：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你身上的朋克性和猫性哪个占主导地位？

　　答：我是个间歇性的朋克，因为我不一定认同已经观念化的朋克立场，生活中我也没有把朋克两字写脸上。可以说我并不是朋克。我希望把自己的某些倾向发展到极端，就是所谓的朋克也拿我没办法。

　　我喜欢猫科动物是有历史的，我小时候直接把我爸爸看成一只老虎，现在我看到老虎也会想到我爸爸。所以我看到布莱克的老虎的时候，感觉自己似乎也有神秘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