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一股强冷空气正集结南下,预计未来一周将迎来大幅降温——几乎和电视台播布这条天气预报同时,严开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过两天搬家,问我有没空去帮忙。他在电话里有些吞吐,他说话一直是这样,尽管我认识他那么多年了,有时还是会吃不准他说的事情是不是确定的。但这次搬家不同,我知道这次搬家对于他的意义,我告诉他我会去的。
  搬家是一件累人的事,因为我们都不喜欢找搬家公司,所以在临搬前的几天里,所有琐碎的物什都得打包好,以求在搬的时候一气呵成。冰箱里的食物得先吃空,因为电源要提前一天拔掉,否则搬的时候里面的霜块化成水流得到处都是。书是最让人头疼的,所以往往最早被封在厚皮纸箱里,纸箱是在废品收购站买的,装满书后跟石头一样沉,谁也不想去碰它。衣服和被枕有时也用厚皮纸箱装,有时则用大号编织袋,这样可以提前自己拎到新房去,到真正搬的时候东西就减少了。我们可以说经常要搬家,有时是因为换了工作,有时是因为房东涨租,还有的时候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比如温剑峰有次搬家是因为他觉得那个房子的自来水里有股腥味。那次搬完后我们狠狠地宰了他一顿,因为他的理由过于娇气,有点像没事找事。温剑峰现在他已经不在这座城市了,他被公司派驻到上海,临走前他把带不走的家当都送给了我们,现在我屋里放着的微波炉就是他留下的,虽然我只在刚拿回来的时候用过两次。他是个客家人,喜欢自己在家里做菜,所以他对水质有讲究是情有可原的。他做的酿豆腐非常好吃,比我在别的所有地方吃过的都好吃。他是个很好的人,总是笑嘻嘻的,别人找他帮忙很少推诿,哪怕是对不熟悉的人,以至于让人觉得他软弱、谄媚。但并不是这样的。读大二的时候,有一次在学校篮球场,几个高年级的本校生在欺负两个初中生:初中生想回家,但他们的球被扣住了,他们不认识那几个本校生,不愿意把球借给他们。我们带着球来,看到这情况赶紧把他们劝开,本来这就应该没事了,但温剑峰不知为什么跑到那几个本校生面前,一定要他们给初中生道歉。几个本校生愕然地听完他的要求,互相看看然后笑了,我还在心里奇怪为什么他要跑去说那种话,他突然就一拳打在了站在他面前的一个本校生的脸上,把对方的鼻子都打破了……他去上海后我们就没再见过他,他在那边工作很忙,几乎天天加班,春节假期又要回老家,没时间来找我们玩了。我们这边的情况也差不多。工作了这些年,我们都交了新朋友,也互相介绍认识,一起去旅行或打球,只是除了搬家,我们几个像是约定过似的(实际上没有),搬家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从来没找过别人帮忙。
  严开搬家的那天早上,我七点一刻到了他家楼下,我先给他拨了个电话,他问我吃早餐了没有,我说还没,他说马上下来和我一起去吃。他住的是一幢有点破旧的单位宿舍楼,六层高,黄灰混色的碎石米外墙因为雨水和青苔的侵蚀已经斑驳不堪,抬头往上看,首先看到的是住户晾在栏杆外的衣服和生了锈的分体空调机底部,然后是各种伸出楼体的盆栽和爬墙虎之类的植物。这是一个有围墙但没门房的半封闭院子,离马路有一段距离,所以很安静。几辆单车随意地停在院子里,都是残破的单车。院子中间的空地上种了几棵四季常绿的洋紫荆树,桃心形的紫荆叶几乎完全遮蔽了楼间的天空,即使在烈日当空的夏天这里也让人感觉阴凉。忽然一只花斑猫在我眼前沿着墙角窜过,从平地跃上台阶,又跃到一户人家的铁皮窗顶雨棚上,然后压低身体戒备地扭过头来打量我。它已经占据了一个我碰不到的安全位置,但这仍没能让它放松警惕。它的样子像是我稍有举动就会立刻逃跑,但我故意一动不动,它看了我一会后拐过墙角跑掉了。
  严开下来时已过了十几分钟,他道歉说刚在整理东西所以拖了时间,我问他弄完了没有,他说都弄完了,可以一起去吃早餐了。我跟他出了院子,沿着围墙拐到街上,他套了一件深褐色的运动夹克,两只袖子是黄色的。北方来的冷空气已经在前一天抵达,温度明显下降了不少,但街上的行人似乎反应迟钝,有的人还是穿着短袖出来买早餐,也并没露出哆哆嗦嗦的样子。穿着校服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小学生,竟然也是短袖!现在的家长那么粗心吗,还是孩子太任性?我发现似乎越低年级的学生背的书包越大,这也可能是错觉,因为高年级学生个子比较高大,同样大小的书包背在他们身上便显得小了。不过我还是觉得小学生背着一个巨大的书包走在路上很奇怪。这个时候严开的手机响了,他接了这个电话,是吕光明打来的,他也快到了。严开告诉他到“兴记肠粉”找我们。吕光明知道那个地方,我们在那吃过几次东西。
  坐下不久后吕光明就来了。大概因为早起的缘故,他显得有点萎靡不振,眼睛睁得不开,肩膀也缩在一起,就像从很近的地方刚睡醒赶来这里,身体仍保持着被闹钟吵醒的那一刻的状态。实际上他已经坐了大半个小时的公交。这个城市太大了,人们的时间都浪费在交通上。严开已经帮他叫了一碗皮蛋粥和一碟牛肉肠粉,是他刚在电话里吩咐的。
  “今天就靠你们俩了啊,”严开边吃边对我们说。
  “黄浩力不来吗?”吕光明抬起头问。
  “他今天要加班来不了,我这次东西不多,三个人足够了。”严开说。
  吕光明听了摇摇头,“‘好力’的不来,我们没力的倒来了。”他说。我们都笑了。严开跟着又说:“昨晚我去找车,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厢卡,后来找了辆小车,估计得跑两趟,我们要抓紧点。”在之前的电话里严开已经跟我提过要搬到哪里,那个地方离这不远,我在心里掂了一下,就算跑两趟中午前也一定能搬完。
  “我们要在十二点前搬好。”严开又补充说,“时间肯定来得及的。”我们都明白他的意思。吕光明对他说根本不用弄到十二点,除非我们都只用单手单脚搬。
  车来之前,我们跟着严开进了他的“老屋”,需要打包捆扎的东西他都处理完了,他指着告诉我们哪些要搬,哪些不用,我发现实际上没多少东西。吕光明笑着对严开说,冰箱不是你的,洗衣机不是你的,电视机也不是你的,这真的是你家吗?——这里当然是严开的家,我们曾经有一段时期也常来这里打发时间,不过忽然看到那些熟悉的家私什具离开了原来的摆放位置,感觉还是有点异样——那些突兀地多出来的空间、那些原本被家具遮挡因而比周围更白的墙体,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就像是被我们遗失的那些时光的碎片。吕光明像开玩笑似的说,等会重东西都让他来搬,因为他工作太忙,已经好久没有运动的机会了。当开始动手搬之后,他果然很卖力,我们很快就装满了一车。严开找的是一辆单排微卡,后面的货兜安了全蔽式的帆布雨篷,里面空间并不大,吕光明先钻了进去,我也跟了上去,找到一个靠边的空位蹲坐下来。坐稳后我回过头,看着司机冷漠地把烟甩到地上,走过来把车尾的挡板打上,左右扣牢。他抬头看了我们一眼,但没有说话,然后走到前面拉门进了驾驶室。严开已经坐在副驾驶座上了,透过驾驶室后面的密封玻璃窗,我看到他给司机敬烟,但被拒绝了,司机对他说了句什么,我在后面完全听不到。然后司机拉了一下波棍,车就动起来了,在驶过院子外拐弯处的斜坡时车子经历了一次剧烈的震动,我担心起没放稳的东西会摔下来,但是并没有,很快车就驶进了平稳的马路。
  吕光明和我聊起了他公司里的女孩来,他可以把每个女孩都说得妙趣横生,把上班说得像演肥皂剧一样有趣,但我知道他的工作其实很枯燥,我见过那些女孩,实际上平平无奇,并且她们也从吕光明口中听了不少关于我的段子,误以为我有什么过人之处或最起码是个特别的人。这让我对她们有了惧意,我想我一定会让她们失望的。有一次我们去近郊远足吕光明也叫上了她们,同行的还有几个在户外论坛认识的旅友。我们一大早在龙洞森林公园正门集合,这里是我们的出发点。几个女孩都没有徒步经验,也没穿登山鞋(估计她们是没有),但看起来兴致很高。她们的样子我都记不得了。我们三三两两地走着,分得很散,我始终走在前面。中午我们在一个抗战时期留下的简陋碉堡里吃午饭和稍作休息,我们每次走这条线都在这个地方午休,碉堡是石砌的,建在一个视线开阔的山头上,前后有上下山的路,左右是被灌木覆盖的陡峭山坡,而今堡体已坍塌,没了顶盖,只余断壁残垣,因为旁边的树木茂密所以里面还算阴凉。我们上来的时候发现周围最粗的一棵树上新固定了一块木牌,出于好奇我们围上去看了看,上面用红漆写着:“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请山友们勿把垃圾抛弃在山上。”碉堡外面的一侧有几块黑灰色的大石头,从黄色的泥土地里伸出来,每块露出地面的部分都有小轿车般大小,人站在上面可以把周围起伏绵延的山体尽收眼底。这天天朗气清,能见度很好,极目远眺甚至依稀可见邻市的建筑群,那是个我没去过的城市。假如这里是个风景区的话,这个地方——巨大的石头和碉堡——应该会成为一个景点,可惜(或可幸)这里只是城郊的一片普通山林。于是大家在碉堡里摊开了各自带来的面包、饼干、水果、卤鸡蛋和双汇香肠等便携食物,堆在一起共同分享。这些食物虽然并不精致,但对初次参加远途徒步的女孩来说,能从喘息和肌肉酸软中暂时解脱出来似乎已经值得开心。人都围在一起后,吕光明又讲起了故事,这次他说了一件他小时候的真实经历——最起码他自己这样认为——这个故事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听他说过,但他只说过一次,可以猜想这并不是他常挂在嘴边的段子。他说他小时候生活在农村,那时他还没念小学,对门一户宗亲有个老长辈死了,就在头七那天,有一个住在十几公里外另一条村子的小孩来拜访这户人,这个小孩也是他们的一个远亲,他自称是那个去世的老长辈,并且以老长辈的口吻跟那些穿着丧服的儿孙们交代了些事情,这些事情有的只有那个老长辈本人知道,而且他说话的口音、语气也和那个老长辈一模一样。他说完话后就走了,当时没有人敢留住他,但事后那户人再去邻村找那个小孩,他却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而且口音也变回了自己原本的。这就像一个老套的灵异故事,想必那几个女孩和旅友会这样认为,不过吕光明在讲述时气氛营造得好,他们仍然很配合地表现出一副被吓到的样子。我想大概只有我意识到吕光明是在说真的吧,虽然我第一次听他说这个故事时也认为他是随便编的,但和他相处几年后,我对他说话时习惯的表情和语气更有了了解,我察觉他两次说这件事的时候都不像在开玩笑,我几乎肯定他自己信这件事。仔细想想,这真的很不可思议啊,一个我那么熟悉和亲切的朋友,和我有那么多共同的喜恶和观念,竟同时还笃信着鬼神一类的东西……伴随着咣咣当当的物件碰撞声,吕光明在车上说个不停,我只偶尔应一声,并非是我对他说的不感兴趣,我只是不太习惯把自己心里的喜恶表达出来而已。
  说起来大学毕业后我和吕光明还同住过一阵。当时我还没找到正式工作,而他刚去上班没多久的那家网游公司突然倒闭了。按照他的说法,那家公司的老板是个香港人,平常除了发不出工资以外,待员工还算不错。但有天他突然消失了。所有人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又照常工作了一个多星期,才意识到他不会回来了。于是大家聚在办公室里开了一个简短的声讨会,共同决定瓜分掉所有的办公用品。吕光明因为才新进公司,所以只分到一个粘满灰尘的路由器。事情的真实经过是不是这么戏剧化,我保留怀疑,不过我确实看到他带着的那个路由器。香港人的公司原本是管住的,工作没了之后,吕光明只好到我这来蹭住,准备等找到新工作后再租房子。在他的鼓动下,我们像比赛一样拼命地发简历,但面试的机会和我们发出去的简历数量相比少得可怜。尽管如此,我们平均每天花在找工作上的时间也还不到一半。我们都不是对待人生很积极的人,当时还不是。那段时候我们喜欢到住处附近的好又多超市里聊些缥缈的话题,因为当时是夏天,超市里凉快,而我们的住处却热得要命,白天根本待不住,因为我图便宜租了一间建在楼顶上的私建房,虽然房顶也是用隔热板材搭的,但就像站在瀑布下面打一把雨伞,完全不顶用。吕光明快人快语,搬来的第一天就叫它做“蒸笼”,后来又叫它“桑拿房”。
  有时我和吕光明也会去不远的干休所球场打篮球。我发现每天在那打球的都是同一拨人,估计都是在附近住的。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干休所是做什么的,只是猜测它是个和军队有关的部门。如果去到的时候人不多,我们就随便扔一扔,等人来得差不多后自会有人提出分组打半边场的“街球”,一般是三对三,人多的话就四对四。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喊着“组队!组队!”找队友。我和吕光明自然在一起,然后还得找一或两个落单的加入我们。分好组后有人会从大家带来的球里挑一个不错的用来比赛,猜拳赢的两队先上场。我和吕光明在学校时都不是打球特别好的人,因为没有系统地练过投篮,中距离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也没有一半的命中率,所以我们总是喜欢往篮底下冲。后来来了几个军人,比我们大几岁的样子,球打得很好,而且个子也高壮,都有一米八、九的个头。他们打起球来时上半身动作特别大,尤其在投篮时有吼一声的习惯,颇有些威慑力。他们在的话几乎都能霸占球场,所有别的组都赢不了他们,轮流上场就像陪他们练似的。而且他们在身高方面太有优势了,像我和吕光明这种身高不够又喜欢冲到内线的,遇到他们简直是找死,他们盖我们帽不是把球盖到我们身后去,而是一巴掌从上到下直接把球盖在我们面前的地板上,这样的情形发生过几次后我们就不那么想再去打球了。
  后来我和吕光明还经历了一次入屋盗窃。有一天早上我们起来发现窗户的防盗网被剪开了一个能钻进人来的洞,我们睡前放在桌上充电的两台手机和抽屉里的一些零钱不见了。虽然那两台手机都不贵,但再买新的也得花一笔钱,没了手机又没法找工作,这让我们又急又气。吕光明当即认为我们喝的自来水里被人下了迷药,因为他向来睡得不死,一点声响都会惊醒他,但那晚屋子被人进来搜索了一遍,而且还剪了防盗网,他却一点都不知道。我觉得他这种想法有点匪夷所思,后来在山上听他讲那个灵异故事时我也联想到了这件事,他似乎比较愿意相信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情。不过他接着说要找房东负责,这我倒很感激他,换我自己遇到这种事我肯定不会去找房东。当时我们的社会阅历还是太浅,不懂得该庆幸自己平安,我是很久之后回过头来才想到的,一般入屋行窃的贼人身上都带了凶器,如果屋主醒来反抗的话,往往反倒遭遇不测。
  吕光明听从了我的建议(因为我态度强硬),没有在房东面前提迷药的事,房东开始时还算同情我们的遭遇,甚至有了一点愧疚的神色,不过当说到要她赔偿我们的部分损失后,她就拉下脸来了。围绕着失窃是我们自己不够警惕还是她的房子建得不牢靠的问题,我们展开了一场辩论。到这时我才发现,这个房东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却是个斯文人,喜欢讲道理。我其实也觉得讲道理很好,但我不善言辞。吕光明倒不在乎,该说和不该说的他都说了,有好几次我都担心他说的话会把房东惹火——幸好没有。最后也是吕光明解决了问题,因为房东在楼顶上建的房间属于违章僭建,如果我们报警的话违建房子的事有可能被连带查处。这种威胁的话我可说不出来,而且当吕光明这样说的时候我还紧张得头皮发麻……似乎鲁莽的人更有运气,最后房东答应免掉我们那个月的租金三百五十块,作为失窃的补偿,并且找人加固那个防盗网。
  可是我们的钱还是在找到工作前花光了。吕光明好像从不关心自己的银行卡里还剩多少钱,我倒是心里有数,但也无可奈何。毕业以后我做过几份兼职,那些收入既应付不了这城市的物价也不稳定,所以我还是羞愧交加地找我妈救了两次急。只是这次我真的没有勇气再向她开口了。就是吕光明在好又多里听我说了这些的那天,他问我身上有多少钱,我当时有十几块,他全借去了,然后他跑进超市里买来两瓶喜力,他说他从来没有喝过喜力,一直想知道是什么味道,所以要和我干一瓶,说完他就把其中一瓶递了给我。我觉得有点心疼,毕竟这种小瓶装的喜力也要卖七八块,几口就能喝完,感觉不太划算,所以我说:“你还有很多钱吗,可以这样挥霍?”
  他对着我耸耸肩,“我也没钱了,和你一样,否则干嘛找你借?”他说。
  “我不是说你身上,我问你银行卡里。”
  “银行卡里也没钱了,我昨天在柜员机上查过,”他说。“余额不满一百块,提不出来了。”
  “没钱了你还喝喜力?”我简直震惊了,而且开始生他的气,“你有病啊!我们都要没钱吃饭了,你还买这么贵的啤酒,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
  “接下来你打电话回家要钱,我也打电话回家要钱,我们都有了钱,不就都解决了吗?然后我们赶紧找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
  “我操!”我对他瞪着眼,我不知道这时候还能说些什么。我手里还握着他递过来的那瓶喜力!
  “你别老是在那瞎紧张,我们床底下不是还有一箱康师傅吗?”他不满地对我说,“你觉得把这十几块钱省下来就能解决问题了?我只是在帮你面对现实。”他刻意换上语重心长的语气,“现实就是从我们现在的处境看来,我们非得找家里帮忙不可了。你紧张也没用,怄气也没用,唉声叹气更没用。”
  我震怒地看着他,不知该拿他怎么办,也想不出能怎么反驳,而且我心里也渐渐意识到:没准他说得对,我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又急又怒的表情一定很好笑。他看我不说话,便用自己手里的瓶子碰了碰我手上的瓶子,“面对现实。”他咧嘴对我说,“你要相信我,我们干了这一瓶,以后所有事情都会变好的!”
  吕光明是对的。那次之后没多久,我们就先后找到了工作,他先搬了出去,租了个离公司近的房子。不久后我也换了住处。那个免过我一个月租金的房东我再也没有见过,有时候我在翻手机里的电话本时会看到她的名字划过,我总是提醒自己这个号码已经没用了,回头得把它删掉,但每次过后却又忘记,于是直到现在她的号码还存在我的手机里。

  严开的新家在一条嘈杂的小路上,房子在三楼,上了楼梯后我们先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然后他拉开了一道长了锈的铁栅门,把我们放了进去,里面还有两扇木门,他用钥匙打开了其中的一扇。里面是一个一室一厅的套间,面积比他原来住的房子小,看样子他已经提前来打扫过一次,但墙上还遗留着半脱落的球星海报;房间里有一张旧木床,胶合床板的木皮已部分受潮鼓起,我猜严开得仔细刷洗一遍才敢睡上去。卫生间里比较脏,这似乎在所难免,我看到地上有一圈点完了的蚊香灰,应该是严开上次来时烧的。在屋里能清楚地听到楼下生意人的叫卖声,我推开客厅的窗往下看,我们的车就停在路的斜对面,司机正面朝我这边的方向站在车旁,用略带厌恶的眼神看着路边的小贩。
  中午严开请客,我们在路口拐弯处的一家小店里点了酸菜鱼和两个小炒,还有三瓶金威。啤酒端上来时已经掀了盖,瓶嘴上各扣着一只透明、软绵绵的一次性塑料杯。服务员把瓶子放在桌上就走了,并没有帮我们斟酒。这家店的酸菜鱼做得还不错,鱼肉很鲜美,酸菜也新鲜……说新鲜好像不大贴切,总之看起来很饱满,咬下去是脆的,后来我们还来吃过几次。酒足饭饱后吕光明说要回公司所以先走了,我则去帮严开整理东西。
  回到严开的新屋,我们先摆正了一张工作桌,他拿出笔记本电脑准备放点音乐,忽然发现变压电源漏带了。“我的笔记本电源漏在那边了!”他震惊地看着我说,好像我做了什么出乎他意料的过分的事。
  “怎么会这样啊?”我懒洋洋地问。听不听音乐对我来说无所谓。
  “我晚上还要用电脑,电池已经快没电了,你帮我去拿过来吧!”
  “为什么要我去?”我停下手里的事说。
  “我不方便回去,现在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严开焦急地看着我。“她已经在家里了。”
  “那又怎么样,你又不是去偷东西。”
  “她现在对一个偷东西的比对我还和气!”
  “你不方便我更不方便啊,东西又不是我的,她怎么会给我?”我推托说。
  “哎呀,你别开玩笑啦,这个时候,你又不是不认得她!”严开是真有点急了,曲膝做出要跺脚的姿势,但双脚并有没真的离地——我确实认识她,而且是在严开之前认识她的。“怎么会不给你呢?”他又接着说,“我去找她要她反而有可能不给我,但你去就不同了,她不好意思为难你的啊,对吧?你又没跟她翻脸,而且你帮过她那么多忙,她怎么会那样对你,你想想看是不是?”说到这他换了一副哀求的口吻,“没了这电源我晚上就没法工作了,我还有个文件要改的,明天就要用!现在我去电脑城买也来不及了,而且也未必找得到这个型号。你看我这样你帮帮忙啊,以后你碰上这样的事我一定帮回你!哎哟,谢谢你,谢谢啊……”

  我曾经遇过一个疯女人,我是说真正精神失常的。我当时的女友小倩在城北的一个商业广场里开了爿小店卖女装,有时她忙不过来我会去帮她忙看店。我并不喜欢那个地方,原因之一是封闭的商场里空气不太流通,我的身体对这比较敏感,主要是肺部,我会觉得胸闷;而且我讨厌人多的地方。那里一家店挨着一家店,密密麻麻,走道只有三米多宽,每到晚上和节假日客流增大的时候便会觉得拥挤。此外接待顾客对我来说也是件烦心事。我比较喜欢那些冷冰冰的顾客,她们进店后带着戒备心似的自己挑衣服,拿到镜子前比在身上看,甚至到试衣室里试穿都不需要我的招待。我喜欢这样,反正我就是招呼她们她们也未必搭理我,这种客人让我感觉安全,甚至亲切。我会在旁边观察她们,比如说当她们的手在拨着衣架,突然翻到一件上眼的衣服时,或者当她们在两件衣服间犹豫的片刻,每个人脸上的细部表情都有所不同。举手投足皆有性情。而那些初次见面就把我当老朋友似的顾客最让我头疼。我害怕对我热情的陌生人,但在商场里我无法躲避,那是我女友开的店,我不能耍性子,我只能硬着头皮以同样亲切的态度招呼回去,就像我和对方真是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似的。这让我感觉无地自容。
  那个疯女人来的那天恰好只有我在店里,她肯定来过这个商场,因为当她出现在远处,还没走到我这边的时候,附近的店主就已经在交头接耳了。“疯女人”这三个字我就是这时候从她们嘴里听到的,我还看到她们远远地看着她偷笑,但我并没有预料到这会和我有什么关系。小倩没有和我提过这个人,她确实叮嘱过我很多要注意的事情,比如她叫我千万别跟对面两家店里的女人说话,要找人帮忙就找挨着我们的美甲店的小妹。她跟我解释过原因,但听起来就像是她的主观臆想,她常常这样,所以我听过就忘了,实际上我对这些不太感兴趣。不过我知道她在我面前用“女人”来称呼的那些人,要不就是她不喜欢的,要不就是跟她有过节的,我知道这就够了。但她显然没料到我会遇上一个疯女人。当这个疯女人走进我店里来的时候,我从眼角瞅到对面的两个“女人”正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我心烦意乱地想象如果小倩在的话会怎样接待这个棘手的客人,但我想象不出来,我发觉自己并没有很了解她。但那种幸灾乐祸的表情我也在小倩身上看见过……在近处看这个疯女人其实长得并不难看,她应该不到三十岁,脸甚至称得上漂亮,但毫无轻重分寸的化妆掩损了她的容貌,同时暴露了她的精神问题。此外,她向上曲起的手臂上挂着一只土黄色的大号挎包,当她走动的时候,这只挎包摆动的幅度已经明显地影响到了她的步伐和重心,使她的举止更显得神经质。我以尽量若无其事的语气说了声“欢迎随便看看”——我当然很紧张,倒不是我害怕她,但外面聚拢过来的视线和我根本无法不去想象的旁人在此刻对我的窃议使我……不过我凭直觉判断她不是那种会捣乱的疯子,我只能这样相信,否则我能怎么样?她在挂牛仔短裤的货架前一件件地翻看着,仿佛为了让气氛变得更凝重,她看得非常慢,有几次她拎起一件来盯着思考好一阵,然后摇摇头,又挂回货架上。我盼望她赶紧走,不过,我绝不会驱赶她,我知道有人这样干过。忽然她拿起一条短裤问我可以试穿吗,我愣了一下后说可以,那一瞬间我发现她竟然比我还要紧张!当我还没有回答她的时候,她脸上倏忽出现一种像是自知做错事的孩子眼看要被家长惩罚时露出的将哭未哭的表情。她连鞋子都没脱,也没进试衣室,就在原地套上了裤子,因为她原本穿了一条短裙和深色的贴身打底裤,这样她只要撩起短裙就能拉上短裤,但她并没走去照镜子,而是弯下腰低头看,这样是看不到裤子的上身效果的,我提醒她里面有镜子,她就像没听到我的话。过了一会,她又拿起另一条短裤直接就往腿上套,可她并没有脱下刚才的那条短裤,两条短裤叠套在一起,第二条就拉不上去了,她也不介意,照样低下头来看了一阵,接着,她又往腿上套第三条短裤!这太让我难堪了,我仿佛听到了外面的窃笑声,而且我也不知道她还会这样做多少次。从让她试穿第一条裤子开始,我就清楚如果让小倩知道这事一定得教训我。我觉得我该打断她了,但我不知道怎样开口,憋了片刻我才说:“你别这样试,裤子会撑坏的。”(虽然我没有看镜子,但我觉得自己一定脸红了。)可她仍像没听到我说话,或者,她不以为我是在和她说话。于是我硬着头皮走到她身边,伸手把她提着裤头的手往下压,我并没有用力,只是做一个姿势而已。她猛地抬起头,惊恐地看向我,我也不知所措地看着她,她忽然痛苦地摇起头,五官皱在一起像马上要哭出来似的,嘴里发出一些没有意义的音节,她的样子就像在对我进行的缓慢的侵犯做出无力的抵抗。我没法坚持下去了,我能理解她的难过,而且我自己的眼眶也快湿了,一种痛苦的感同身受使我退缩——我看不得无辜的人难堪!我放开她的手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决定随她怎样都行,我决不会伪善地认为自己尊重她,我只是自怜而已。但经过了这一下波折,她似乎受到了惊吓,她把外面的两条短裤褪了下来,我看到她的手在微微地抖。当她身上只剩下最初穿上去的那条短裤后,她问我多少钱,我告诉她六十,这是小倩给我的底价。她听了之后犹豫了一下,我几乎立即担心起她会讲价来,这不是关于钱的问题,这关于无法避免的更多交流和更多伤害,而无论我们是否有意。稍稍出乎我意料的是她接受了这个价钱,她显得有点茫然地拉开那只大挎包,里面很空荡,她的钱就直接放在包里,没有用钱包装起来。她一张张地把钱数给我,都是些五、十和二十元面额的钞票,有些卷折了的她会先用手捋平了再递过来。我希望这一幕尽快结束。最后她没有把短裤脱下来就走了——她就在自己的短裙下面套着刚买的牛仔短裤走出了我的店门。
  我独自回到了严开的老屋,我发现里面的木门已打开,而外面的防盗钢栅栏门锁着,她果然回来了。四周很安静,我终于感觉到冷,是北方来的风。我有点紧张,门里边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也看不到她。在坐车来的路上,我回想了很多事情,也包括我认识她的经过和对她的第一印象,那时候她还不认得严开……我喊了她一声,声音很轻,但我觉得她能听到。住在这种安静的宿舍里是什么感觉?很快屋子里传出一阵轻微的声响,我的心立刻悬了起来,我害怕遇到自己应付不了的局面——是秦红,她从房间里转了出来,迈着镇定的步子朝我走过来了。我把双手在大腿外侧的裤子上蹭了蹭,手心是湿的。我静静地等着她给我开门,当我看清楚她的样子后,我悬着的心放下了。

  
2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