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胖子在后面，两个比他瘦得多的在前面。他们之间隔着一张黑色、有两朵花图案的玻璃茶几。二十分钟前在家私城我和老板娘唾沫横飞讲了半小时的价，她最终让我五十块钱。
胖子两手托着玻璃茶几的脚，嘴里哼出一股酒味：喝一点中午好睡。这怎么才到三楼？我瞅着一条缝钻到他们前面，打开门：到了。到了。
　　我睡不踏实。我干脆就睡不着。中午太安静。裁缝在客厅里量沙发的尺寸，我们打算给它加个布套。冰箱没有噪声，空调的温度刚好，水壶里有晾凉的开水，新买的茶几上摆着牛肉干、瓜子、杨梅和山楂片。但我还是睡不着。
　　我卧在小床上用弟弟的电脑看《女人香》，我抽他带来的黑色一品黄山，把胸脯压在床头，两只脚磕着床板。早上他在我还睡着时坐上19路公交赶往工业园区，去那里用车床做一些机械零件，在饭堂吃他还不适应的广东饭菜，和同事调侃，在走廊里望稀疏的灯火，用手搓一条松垮垮的短裤——昨天晚上他无论如何不肯换下来放进洗衣机里。
　　客厅里有一张全新的、黑色的、有花纹的玻璃茶几。我睡不着。我翻来覆去听范克上校教育查里。做正义的事，坚持自己的选择，不要买凯迪拉克——
　　我下楼。骑自行车到宿舍旁，坐在湖北小餐馆里要了一份五块钱的快餐：蛋白肉、蒜苔、土豆丝混在一起炒出的黏搭搭的东西。身旁是解放鞋、乌黑的衣领、皮肤裂开的手、滋溜溜吸汤的声音、粘在嘴边的饭粒、带四个喇叭、闪着彩灯的大屏幕手机。我扒着饭，两只腿在桌子下哆嗦。
　　我带着一包烟回到宿舍，已经快搬空的房间里还有几堆书，一只电风扇，一个烟灰缸和一地纸片。我把它们收好，关上窗，躺在地上。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