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时，阴差阳错去了吴文光的草场地工作站，吴老师在一个看着像乡镇工棚的小院子里组织导演工作坊，当时是村民纪录片计划的第一次放映，吴老把摄像机发给各地征集来的农民，让大家去拍自己的村子。这个计划后来衍生了出《我的村子》和《饥饿》两个系列。前者的群体全都是当了一辈子农民，第一次拿起摄像机来拍自己的村子，后者是一些学影像相关专业的学生，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寻找拍摄60年代饥荒的亲历者。
　　我在这第一次大量集中的听到从作者角度讲述一个片是怎么拍出来。后来的几年又陆续去过几次，直到自己开始拍片。那时长假黄金周的概念刚火没几年，每个五一和十一，进京的火车总是人满为患。那时候去草场地会有一种旁听生的感觉，虽然加起来并没有在那待多长的时间。当时吴老喜欢布置两个方向的练习，一个是自画像，一个是公共空间。这两个方向一内一外，其实包含了全部的世界。交作业时，看到在这两个题目下产生的那些作品，感觉一种在学校时没有的生命力。印象深的有一位湖北的橘农，一直在拍自己村里遇到的环境污染，希望为村里解决一些现实问题。老吴反复说服他，希望大家拍一些生活，不要总是像拍新闻一样去找一些“焦点”。但这位橘农的反应是，这个所谓的焦点，现在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一个学舞蹈的小姑娘章梦奇，拍自己和妈妈的一些故事，引发了一些观众甚至哭诉自己和家人关系的僵化，却不知如何去化解。包括一些欧洲国家的专题单元，还有比观片时间更长的集中交流，让这个短暂的工作坊似乎又具备了加油站和心理辅导班的功能。
　　2011年，南京影展第八届，草场地的一群年轻作者组团参加，我在这里看到了章梦奇扩充后的片子《自画像和三个女人》。还有其它一些在我看来都与寻根有关的影片。大量的作者回到家乡，去拍摄被主流媒体忽略或者是浪漫化的家乡。但这个每年十来部的作品数量，相对于这个庞大的国家来说还是显得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