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直叫我说个故事给你听，不要太勉强或者太牵强

两眉

亲爱的，太喜欢你了。继续。

恐怖爱丽丝

从我刚到莫斯科时说起。


     






                                  七十四日

                                                                      顾湘            


　　礼拜天——按照菲茨杰拉德的说法是：“礼拜天——算不上是一天，到更像其它两天中间的一个缺口”（《疯狂的礼拜天》）。很长的一段时间《费茨杰拉德小说选》是我手边仅有的四本中文书之一，另外三本是《世界旅游指南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卷》、《走遍全球俄罗斯卷》还有《西天》（我是为了校对带着它的，可为了那些被曲解强扭过来的字眼和被分开、删去的段落，看着看着就不怎么舒服）。我有这本费茨杰拉德的书还是因为在列宁图书馆买了原文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本书样子很漂亮，就和你一样），随后才请人帮忙带了中文的来。礼拜天，醒在枕头上，想起炎樱说的俏皮话：“两个脑袋总比一个强——在枕头上。”我在枕头上直接看天，天巨蓝无比，和昨日一样，天一再这么好，蓝得叫人心疼，用上海话叫“挖塞(se，四声)”，大约就是一个很小的小孩，穿得臃肿肥矮，两嘟噜脸蛋粉嫩粉嫩的，提着一个小桶一个小铲子摇摇摆摆走过来蹲下，开始铲雪，没心没肺随心所欲地挖窟窿，——在你心上，这种感觉——你看着他走过来，就知道他要下手了，心就微微揪起来。这样的小孩就叫做“Children are gay and innocent and heartless”（《Petter Pan》），以叫人挖塞为己任。心疼也比一年前这个时候一醒来独只有一个念头：“又是无事可做”眼睛也懒得睁又沉沉地一头栽回去、再次睡着之前眼泪洇一点出来那样来得强，我想想也是。
　　天好心要疼，落雨关节疼，落雪我就想你想你想得不行就胃疼，风太大又很硬拍得脑袋疼，我是不是很难搞。
　　窗台上原来有一盆草，早先也没有，后来有了，后来又没了。有时醒来还没有睁眼，听见鸟或雨或雨夹雪落在窗户外面的暖气管子上，踏来踏去，悉悉簌簌的，有点万爪挠心的意思，脑子里来回过那些俄语的字词句，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有的听着耳熟，人还忽悠着没全醒过来，26路电车叮呤咣啷在铁轨上开，报着站：施瓦勒尼卡街，或是在庞大的地下铁里，列车擦着发鬓呼啸而过，一霎那看清车厢里的每一个人，有人靠门边站着读一本书，有两个小孩手里抓着树脂恐龙做出它们相互撕咬的姿态，一个醉鬼，一个毛皮大衣女人和一条狗，两个姑娘，一个胖一个更胖——通体透亮的列车一霎那穿过胸膛，我跟前的人穿过我向我身后的人打招呼，地铁里的老女人在那里募捐和卖菜，瞥了一眼倥倥洞洞的我，说了句俄语：“人没有心就死呗。”幸亏我听不明白。我还稀里糊涂地记得一堆词，坐在电车上看见路边商店上的字，读过的俄语三百句……那时刚来不久，天亮得早，醒得也早，故能在床上独自迷糊一阵、缠绵一阵，通常是被亮光照醒的，十一月中以来，雪便一直没有化过，早晨开始赖床，赖五分钟、五分钟，以不迟到为前提，事实上我总是到得挺早，我是个好学生，塔吉亚娜这样认为，我也的确是。寝室至今没有窗帘，没有也没什么不好的，晚上总是看着对面1号楼一片灯，一格一格亮窗子，尤其我这边若关了灯，黑黢黢躺着，想他们还不睡觉。对面六楼住的也是中国人，据说每个屋子都有望远镜。没有窗帘就是能一醒直接看天，天好天坏，天灰天蓝，天晴下雪，穿什么衣服，哪双鞋，路上遇见谁，如何一点头一擦肩。
　　这里天很空阔，有时很蓝，晴空万里，然而短暂，一束金色的日光总是在很高的地方乍现——像那儿有条结冰的河，哗啦啦裂开条口子，阳光就泄下来，只因着实太冷，河面又迅速冻上了，还是那样若无其事地蓝，由蓝转白，由白变得比白更淡——那是什么颜色呢？我见到的第一眼莫斯科的天是九月底早晨六七点钟走出机场，并在出机场的车子上，又冷又疲惫，脸很脏，坐在暗的车子里，惊异地看外面的天，六七点，天完全是夜晚的模样，一点没有亮，颜色古怪地艳丽，竟然是孔雀绿的。小时候用的彩色铅笔，在那么多的铅笔里那一支孔雀绿色的总是刨得最短的，我曾挥霍地在许多画上许多地方都使用它，最后才吝惜起来。我看着天就那么亮起来，惊叹这么美这么美，一面又冷又疲惫，脸很脏——先是孔雀绿变亮，碧蓝湖水般升起，同底下截然分开，断裂处渗出一条橙色，橙色下面压着一道更细的浓浓的深橘红，颜色固然在变亮，却不变稀。我未曾见过这样的天，至于上海最好看的是凌晨四点略带一点点紫的蓝，清淡的，没有这么咄咄逼人的艳丽，也是偶尔才能见到的，很经常的夜里天都发红，像洗掉了色的不好的布。我总是不睡觉，因此对天色是有发言权的，在上海我熟悉二十四小时的天。这条施瓦勒尼卡街在市南，也不能算太偏，看得见姣美清爽的星空，使人一望而心存感激。极深的近乎黑的墨绿或深蓝色沉在下面，轮廓鲜明，很像不远处有连绵的山峦，知道其实没有，却不知道有什么。
   
　　每天早上我们坐嫩黄色车厢的26路有轨电车去语言中心上学，轨道在铺石子路的小树林里交叉拐弯，有点像儿童乐园。（二零零零年儿童节，郗闻和我在顶层画廊及踞那儿的男男女女当中晃了一圈，就到南京路步行街上吃麦当劳的圆筒冰淇淋来来回回坐小火车，放眼看去无一人不浮躁。）旁边有一花园，院墙上被人用蓝漆喷着“花园”一词，每隔一两步一个，字母“S”都写成“＄”，恶狠狠的，对有钱人很不满意。26路坐到那一头是大学站，乘红线地铁，是我最早会坐的地铁线。最早在那儿吃的土耳其烤肉沙乌勒马，肉紧紧地拍成硕大的蜂窝形状的一团，竖着串在转动的铁签子上烘烤，色泽近似于叉烧，很香，厨子拿刀一小片一小片削下来，用薄饼同大葱、洋葱、番茄和酸黄瓜等物什淋上酱汁裹一块儿成一个卷子，握手里大小温热都恰到好处，30至40卢布（1个多美元）。还有便宜又好吃的热狗，7至12卢布，现做的，热乎乎的，也兼卖茶和咖啡。26路另一头到沙博洛夫地铁站，我在那儿买了盆草、一袋苹果，走了一段，再上26路晃回宿舍（DAC）。草我起初把它放窗台上，离暖气太近，叶子烘得有点蔫了，撤远了也不管用，一片接一片打蔫往下掉，眼瞅着要死了，死在我手里，真是很不甘心。后来它长着长着又好起来，可惜和人争执，对方指草赌咒，怪蠢的，我跟着也脑子一热，亲手断送了那棵草的性命，可见脑子热是非常不好的。我现在踌躇着是否要再买一盆植物。
　　26路的途中经过国家炸鸡店、市场、语言中心、我们DAC、一个湖、一个公墓，闲着坐过来坐过去，看旁边的大的小的商店，广告牌。一个小的商店，门口挂着的牌子有一天写着“-50%”，我们就进去看，卖的衣服都是中国制造。我们到附近杂货店投五卢布两次抓娃娃，透明箱子里面满满的中国制造的毛绒玩具，尽是俗气闹猛的颜色。未尝不快乐。尤其有雪的深夜，穿过一条寂静的街，专门去抓娃娃。娃娃钓到顶以后总经不住撞一下又掉下去。小弟扬擅长抓娃娃，他给女孩子抓了一床的娃娃，附近的店都不肯给他换硬币了。水果蔬菜的摊子颜色也很浓艳，还有斑斓壮丽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它太漂亮了，自红场上突入眼帘，它从印象里的出现伴随着一阵依稀的俄罗斯方块之声，欢快不无凄凉，像我们生活里的大大小小全部的事情和遭遇这么辟里啪啦的掉下来垒着，垒在心口，而且越掉越快。
　　现在那个湖上冰已经结得很厚了，许多人在山坡上滑雪玩，有个小孩什么家伙都没有，就自个人反复地从坡上没头没脑地滚下去。我们在湖心的冰里藏了东西，浇上水再堆雪，东西就藏好了。
　　我和小弟扬还有老周在公墓里转的时候，太阳快下去了，树林后浸满了桔红色的光，照着密密麻麻的墓碑，乌鸦飞过，叫个一两声，在高高的枝上栖着看着下头。我觉得我们踩在雪上咯吱咯吱的声音在静谧里听起来十分的响，我走在最后，时不时停下来听些什么声音，老周说：“快走。”我拽起身后的帽子戴上说：“保护头。”过了一会因为影响听觉又把帽子掀掉了，非常冷。老周是我的同屋的女孩。

　　这会儿我的一个叫三儿的同学已经回到上海了，我兜里没钱，不想买电话卡，所以打不了电话，但其实我很想他。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往回打电话了。我很想戏剧学院的同学们。
　　前一阵我收到三儿很长的电子邮件，说他在克拉玛依。我到莫斯科之前，他去额尔济旗，一会儿又上了克拉玛依。真是有意思。三儿没有钱，他和我一样。中国是多么好多么辽阔的土地，你到处走。总觉得在明晃晃的日头底下。我触摸到一点中国西部落日余辉的温暖，他嘴角带着疲倦和善良的微笑，在墙根看老大爷，看小孩子满地乱跑，看大碗面被经过的拖拉机盖上一层灰土，对着北面一阵无意义的尘烟微微一怅然。——凑合着过吧，混口饭吃。我们笑笑。都在努力活着，——要幸福啊，大伙儿分手时候说。我们有多少年华可虚掷，如果你省下一些，也将是我的安慰。
　　我想我远离着你们了，不由得心头一酸。我会不会被抛弃在荒凉的雪地上——这里时间未晚就已变暗的黄昏，即使是新阿尔巴特这样繁华的地带，仍掩饰不了这种悲凉。我和一个人在这悲凉中行走，但谁也帮不了谁——这是归根结底的问题：归根结底我们谁也帮不了谁，并不知道未来如何。某一时刻我们感到年华已逝，将迎来的又是凶多吉少苦闷和无聊的十年，以至更多、更漫长。谁会在未来的多少年里想起我来呢？只是一瞬间。会有多少个那样的一瞬间，就在那转眼的一瞬间，一瞬间，我听见你说。中文在我脑袋里斡旋萦绕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大多数时候，甚至把它们挤没了，它们不再在我耳边絮絮不已，不再像溪流和溪流中的游鱼那样流畅和充沛，也许缺损只是一点点，但我感到很严重。在这里我同原来的人和事都有了一定程度的隔离，邮政通讯网络都很不方便，好比胳膊被稍长久地压住了，无数细细小小的血管子不疏通，就发麻。朋友们四下飘零，我抬头便可望见天上堆积的阴霾中映出他们的身影。而原来一块玩网络游戏的那群人还在原来那里扰扰嚷嚷。——我害怕我这一阵又一阵的麻痹的感觉，我害怕背离你们的轨迹，我不想同你们分开，——我忽然有一点知道母语是什么了，忽然领悟到更多一点的事。于是欣喜而略带担忧和惆怅往下过。
　　我还没有去看过爱森斯坦的故居和墓地，或更远些，去看一看黑海边、敖德萨阶梯，这些事都是我害怕被提醒的，一旦你明明白白地发现：一些你所爱的已经永远地失去了。
　　不这么说了。看雪。
　　雪还没积满路面的时候，在大街上，会被风吹到两边，街是黑色的，——十月底雨多，水在路上一滩一滩的，坐着车，有人解释说：就跟那个不沾锅是一样的。我们那会儿还在一块儿做饭的，我们就笑。那会儿我们用着新的特福隆的黑锅子，油用完了就不放油。一块儿做了没几天饭，分家是早晚的事。--风卷起干的雪，一层层小浪般地向远处推，宛如舞台上释放出干冰的烟雾，那种凉意使人一恍惚，如同坐在池座前排看戏，专心不专心地说着话，吃一点零嘴，酸甜的梅子，或握着手。你的手握着很舒服，我很喜欢。到处是教堂的金屋顶，冰凉而耀眼地发光。那天晚上我沿着26路的线一直走回DAC，不算长，在上海的时候，合着想走了，从鲁迅公园走到静安寺，也不觉得有多远。那天下雪，之后雪就再不化了，就在所能及之处堆积起来。走路蹒跚，心里是很平的，路踩多了变得很滑，小心翼翼地走，眼睛顾不上看多远。这就叫走一步看一步。到了后来，夜间，地上尽是闪闪发光的颗粒，像掺杂碎贝壳的沙砾一样，空中也开始飘钻石屑，细小稀疏时，仿佛错觉。有时雪花又密又大。
　　雪都不湿，打雪仗时攥不出一个硬球，雪人也堆不起来。我们大伙儿一块儿玩过一次雪，老周、小弟扬、两个女生，玩雪以前贺和我在中国楼吃饭，一个茄汁虾、一个炒空心菜、一个炒粉丝加一盆汤一千四卢布，就当在中国吃西餐，环境就和五号差不多。你在五号吃过饭就知道五号了，我连五号的电话号码也还记得，半夜饿了就打电话叫四鲜炒饭，顺便带两热水瓶开水上来。不过五号没电视，这里有电视，收中国频道，我看得津津有味。快吃完的时候温州人来了，贺叫我不要看他们，于是我就不看，贺说你管你慢慢吃不着急，他跑到外面去，大概抽烟什么的，我也不管，总要吃饱再说，看着电视。结账走了以后贺说，我不是怕他们，要不是顾忌你在，我点点头，心想你也不要嘴硬了。走到半道上买点中国进口货——辣椒酱、香瓜子、生姜之类——的当儿，背后有人招呼他：“小贺。”我们上山东大叔屋里坐着去，屋里煮着杂粮的粥--很好吃，还炕着饼，透着股实实礴礴、暖烘烘的生气。大叔问贺怎么不去集装箱了，好久没见他人，集装箱就是货柜市场，贺在那里帮着摆摊卖货，不拿钱。我们老听到传闻说：集装箱又死人了，光头党又杀了多少多少个中国人。今天死个人，明天又死一个，莫大主楼也死了个人，谁谁谁在哪儿挨了打。我看不见新闻，不知道是不是有那么回事，只是我的周围并没有觉察到不安全的因素。中国楼住满了跑单帮的中国人，还有越南人，楼道里写着中文：“严禁在楼里杀鸡”，发廊诊所推拿按摩应有尽有，全挤在一幢杂乱的大楼房里，穿睡衣裤的姑娘头发上戴着发卷子走出来买东西。我们没留太晚，出来了就在树林里玩，摔了两跤，一点不疼，回到宿舍又把人叫下来一起，我捧着块冰砖吃，摔了无数跤，后来就索性坐在雪地上。雪都是散的，大伙儿就泼雪，跟玩水一样，用帽子兜了，泼人一头一脸。要我平心而论，我说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很开心的。
　　我们去过维登罕，三次，其实现在只是地铁那站叫维登罕（BDHX），从那一站出来，就到了全俄展览中心，维登罕是它92年以前的名字，是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的缩写。这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公园，“一个苏联式的迪斯尼乐园，展示着一幅共产主义实现的景象”，如今各个纪念馆里都出售家电，纪念碑式的大门，方圆两平方公里，帕比里奥的建筑物、金色雕像的喷泉、石头花，东西与东西之间距离拉得相当开，非常非常的空旷，头顶上偌大一个完整的天。我很喜欢那儿，什么都喜欢。看得见540米高的黑黯的奥斯坦基诺电视塔，外貌显得很沉得住气的那么一个电视塔。还有一个大的摩天轮，我想那上面一定会很冷。海盗船、环滑车、碰碰车、卡丁车那些设施都不新了，欢声笑语就那样隐隐约约传来。路旁卖烤肉，肉块很大，洒着作料，熏烤得匪气而诱人，因为贵，乏人问津，只有断断续续的烟有一搭没一搭地飘。像那缥缈的乐声一样。有时是摇滚乐，有时是古典音乐，在空中绕啊绕啊地传到耳边，愀愀怆怆的。还下着小雪。小孩子骑着小的青骢马扬着头得得得地走过去。维登罕是个荒凉的地方，每一次我都想，和谐和解日里也是又热闹又荒凉，我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坐在长椅子上歇了好一会儿。
　　出了展览中心走近地铁站有很多的小店铺，服装店和卖冰淇淋、烟纸糕点、音像制品、书籍的一个一个小亭子，卖玩具、宗教饰物和用具、帽子围巾手套、巧克力及各种果仁的小摊子，沙乌勒马和鲜花，熙熙攘攘，人们呵的气都汇到半空，热腾腾的，人就回过神来，想回去是打车还是坐地铁。站在路边伸出手，私车公车都会停下，然后你就说：“施瓦勒尼卡街。”
　　我们到过夜晚空无一人的胜利广场，高峭的纪念碑顶端金色天使吹喇叭。我们去看马戏，大学站旁的马戏场晚上看起来像个发蓝光的未打开的蚌，一下子见到这么多美丽的小孩儿，像天使聚集的画片，爆米花、糖果的香味的升起一朵朵的云，云间蹦着彩色气球，看马戏就感到很快乐，很好。我们说去游河，可是坐着没动。我们几次说去克里姆林，有次坐地铁出来，下大雪了，天忽然很暗，只好去地下上网，遇到别人问：“你在哪呀？”我就说：“在红场呀。”我喜欢古姆里卖的冰淇淋，古姆是莫斯科最有名的百货商店，拱形中空三层，一百多年前建造，现在又漂亮又摩登，站在天桥和楼厅上看下面冰淇淋小车和贝纳通，人们喝着咖啡，周围有很多麻雀，跳在桌子上吃东西。自由广场中央骑骏马的尤里•多尔戈鲁大公的雕像白天看晚上看都很威武神气。我们去莫斯科最大的电影院普希金电影院看《甜蜜十一月》，座无虚席……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过座无虚席的电影院了……俗套得不能再俗套的爱情故事令我身边的姑娘抽泣不止，可是俗套也很好，幕布上的人说俄语，我知道他们说什么。圣诞节临近了，街上美金同卢布的兑换率都到30了，我们看见红场上的圣诞树。我们即使愉快，我也知道没戏，每时每刻都清楚，每时每刻都想对他说，说了他就不高兴。即使他不高兴，我也还是要说的。
　　下着雨，我们坐在119车站的小棚子里，正对莫大主楼坐着，主楼闪闪发光。我在想着前途渺茫。两个醉鬼来向贺讨烟抽。先头路上已经有三个人向他要烟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12-15 9:00:14编辑过]

恐怖爱丽丝

　　……最后他说：走走，可以？我没问上哪，就一直来到阿尔巴特。我喜欢这条街。
　　“裤腿肮脏的孩子和穿着礼服大衣的商人……一个注定要灭亡的贵族统治的最后数十载……地下印刷厂和贫困的艺术家……”波西米亚氛围的阿尔巴特夜里下着雪--往后直至春暖花开，背景里始终落雪，我们当渐渐变得习以为常，不再说起，视野便被沾湿……这里居住过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果戈理、布尔加科夫，还有拉赫马尼诺夫--拉赫马尼诺夫！我看到第一个画像摊子，第一个卖艺者吹竖笛，温润的视线抚摸过它们，又像一个人在黑夜里沿墙行走，随手拿打火机在墙上一路擦过去，到第七个画像摊子（从炭条的浓郁的忧郁，到水彩的夸张的喜悦），第七个卖艺者拉手风琴。我们没说话，走得有些前后，有一点点很小很小的微笑，连你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微笑小得像个闪烁着的打不开的小漆盒。小漆盒放在下面一排离灯光远，往上放着大一点的，再大一点的，一边乖乖站着从大到小一排一排的的套娃，不吵不闹。纪念品摊子都挂着灯，光晕晕的，又映在成串的琥珀上。琥珀、皮毛、红蓝两色的古杰利陶器和木制黑地绘红色或金色花纹图案的霍夫罗马餐具，刺绣和绘图的织物。那些东西就都放着光，酽酽艳艳的，像一个接一个小小的引人入胜的愿望。有些摊子上摆的是戏谑的列宁主义者体恤衫、苏联时期小玩艺和各式军用物品。街两边有服装店、异域餐馆、咖啡店、酒吧、珠宝古玩、旧书店、邮政局……“我打小就想卖艺，”我说，贺问想干什么呢，“走索。”我说。然后就继续没说话，走得有些前后，我开始假想正在阿尔巴特走索，因为是第一次，还是小心翼翼地低着头的（或许就在那时候我同你又错过了）。
　　我在这儿的麦当劳里遇见了罗曼，贺在柜台前排队，服务生的动作很慢。我看他给我的名片，就说：“你的名字，厚的书，非常厚，”我拿手比划一下。先前走路沉默了很久，一时半会缓不过劲来，显得矜持。他笑了：“你的呢？”我说：“河，家乡。”他又笑了：“你的家乡有一条河么？”恰恰是有的，“是的。以及——抱歉，我的俄语很糟糕，我只学了两个月，可能说英语？”“不能，法语呢？”“不，我不懂。”于是能说的话差不多了。“——能见到你真太好了。”——又想出来一句。他喝完咖啡一段时间了，于是站起来：“给我电话。”“嗯？”我一下没明白。他拿手比划一下：“给我电话。”“好的。”
　　“流利地说俄语”——我还会说的句子——“我不能流利地说俄语。”“流利地”和“自由地”是一个词，如果语言不通，便失去了被你明白的自由。总是这样，我拿着课本在厨房里一边小声念书，一边照看炉子上的汤，有个年轻人过来也看他的汤，“读俄语？”“对。我们的课本。”然后又挖空心思地说话，说不了几句，又忽然说不下去了，连中文的语言都在我心中忽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能说英语？”他笑着摇头，我也笑笑，我们就那么站着，汤的香味渐渐飘了出来，我们又那样的站了一会儿，然后就走了。
　　——“你也在这儿么？”——然后就过去了。又想起另一篇小说，严歌苓的，一个女孩子在美国，咖啡馆或是餐馆什么的场合坐着，记不清了，她一个英语字也不懂，只会说“Yes”和“No”，有一个年轻人来和她聊天。
　　经过那些音乐我都记得很清楚，比如这天走出阿尔巴特地铁站，有人弹唱的是甲壳虫的《Yesterday》。另一天一个女孩子怀抱为重建废弃教堂募捐的纸箱一面唱着圣歌。到莫斯科的第三天去看莫大接着到观景台，星期六，有许许多多对新人结婚，身穿礼服、骑着高头大马、手捧鲜花，有一个巴拉莱卡琴乐队，一对新人随着音乐跳起舞来，音乐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新娘子披白色婚纱跳舞的样子娇媚可爱非常，他们都开心死了，最后嘎然停下，簇拥的亲友们喊着：“戈里科！戈里科！”意思是“苦啊，苦啊”，新郎新娘就幸福地接吻了。还有我第一回去红场，从地铁站下穿到街对面去，很宽的街，很长的地下通道，忽然听到了音乐，是那种铺张的华贵的弦乐四重奏，迎面涌过来，推得我在心里一个趔趄，像突然间走到了水里，往前走见到四个艺人，可我显然就匆匆走过去了。有时我会莫名其妙地不好意思，譬如羞于流露出受感动。
　　唯独一次，我停住而且注视着那个男子，乐人的美非“英俊”可以形容，他的琴盒打开放在地上，同过往的妇女说着话，逗弄着一只小狗，我放慢脚步等他把小提琴架上肩头，然而没有，于是我便过去，走出十几步，琴声从背后响起来了，我折回去听，随后走过去弯腰往他空的琴盒子里放了一张五十卢布，我口袋里就这一张钱了。我听见他低声用法语说：“谢谢。”我站回原处隔着距离听他拉琴，只有我一个站着听，他拉完一节走过来，我用法语说“你好”。“你好吗？”“很好，谢谢，你呢？”“我也好。”他站在我面前，我说我讲英语，他说为你拉一支曲子好吗，然后就在我面前开始拉琴。老天我顶顶受不了小提琴，琴声叫人一阵一阵起冷痱子，他婉转又抑扬的样子惊心动魄的，我坚持站着，结束之后鼓掌。他说他去了很多地方，我想我要走了。
　　哎。时间过去太久了。琴声留下个印子，清泠泠的。
　　像风吹进庞大的地铁站，纵横交错的甬道，一瞬间化为乌有。这一瞬间，你却疑心了一下深邃的漫长的自动扶梯是不是到不了头了。
   
　　一天我在朋友朋友的宿舍坐着，他们都出去买东西了，听见外面楼层管理员挨个儿敲寝室的门，大声地喊话，我就听懂了到街上去，“街”这个词每天来回坐五站电车要听上个二十遍，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跟着很多人到走廊上，大家都往楼侧露天的楼梯下去，既然所有人都走，似乎屋子里谁都不能再待下去，我就也跟着下去，从十楼走到九楼的时候，看到腼腆的蒙古人站那儿，我去找过他的中国同屋，见他有一台电脑，埋头在那儿做MIDI，那时我还没买笔记本，看两眼就心很痒很羡慕。我问他：“发生什么事了？”“火。”他说。“那你为什么不下楼？ ——‘到街上’。”我说。“非去么（Must we）？”他轻轻说。他还是很腼腆，一点不巧言令色。这时候人都走光了。“并不是的。”我说。我想我们在一栋空楼房的第九层外面的楼梯上，悬在半空中，这栋楼房的某处在着火，我们不知道火在哪，我们没看见。街上有很多人，他们都仰着头看。我们也踩在栏杆上把身子探出很多去看，看到两扇窗子冒出滚滚浓烟，一会儿有消防水柱往上喷射，“很好看，”我说，“虹。”他点点头，这是个好看的蒙古人，穿着一双拖鞋。我们都穿得很单薄，从房间出来，没有做好逃命的准备，风大，他倒看起来不冷。过了一段时间人陆陆续续进楼了，看来火被扑灭了。我看到我的朋友从走廊那头过来找我，他忽然冒出来句中文：“我爱你。”我看他，他腼腆地笑笑，我也笑，问蒙古话怎么说呢？他告诉我，可是蒙古话很长，我学了就忘了。

　　塔吉亚娜是我们的老师，五十多岁，我知道这个是因为有天她对我说她结婚四十年了，她二十岁不到就出了嫁。我说我不能这么早结婚。她说她自己的事情都是由自己做主的，也许中国的父亲--我连忙说不不不，我的事情也都是由自己做主的。她把她给孙儿打的帽子和编织杂志带给我看，问我喜欢那个图案么，课间就去把它复印下来给我，然后我就去买毛线来织。那次是这样的，我们在去参观的路上，她问我怎么没有帽子，我说我出来时上海买不到这里适合戴的帽子，想到这儿再买来着，她过了一会儿问：你会织毛衣么？我说会呀，我做得很好。她说那么你可以自己织一顶，因为冬天来了。那我就问哪里可以买到毛线呢？她说：到处都有，有一处很便宜，只是离你太远了。没想到第二天她就把用剩的几团毛线和针带来给我，我就不得不自己打了个帽子，还有多余毛线，又打了条小围巾，后来我还针给她时回赠她两盒巧克力，她很吃惊，说那个牌子巧克力太昂贵了她不能要，我说那么一盒可以么？她就收下了，第二天说她和她的丈夫等不到节日，就把它吃了，非常好吃。俄国人说非常什么的时候，语音语调和神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塔吉亚娜的脾气好极了，即使班上的孩子一节课两节课那样地迟到，或在课堂上把点心摆在桌上吃，她也不发火。隔壁班的塔吉亚娜老是一个劲地说“坏的、坏的”，作业字写得不好她就不愿意看了。我想我们的塔吉亚娜是个性情温婉的女人，年轻时是文艺女青年。我们才学几天俄语她就发给我们玛丽娜•茨威妲耶娃的诗读，总是诗，诗读完了参观，又是诗又是画。她派给我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在寒假前的派对上读。她带我们坐火车去过谢尔吉耶夫镇，使我们见了圣谢尔吉耶夫三一修道院，修道院被16世纪建的城墙包围，内有14至18世纪建的众多教堂。在是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天才画家安德烈•鲁布廖夫的壁画前，一个身披黑袍的年轻修士落落大方从容不迫地为我们用英语讲解着，有种很吸引人的气质。塔吉亚娜要我们稍等，她排到信徒的队伍里，我抬头看，顶极高，光线很暗，长明灯照出四周装饰黯淡而惊人地华美，修士的男低音带领着众多女信徒的合唱充满了整个教堂。塔吉亚娜还带我们去看罗蒙诺夫贵族之家，还看了三次画：瓦斯涅佐夫博物馆、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她过节给我们带红色夹心巧克力，她很好。
　　起先我喜欢瓦斯涅佐夫的画，内容具体而神话：勇者斗恶龙，公主永远睡眼惺忪半梦半醒地靠着伊万，他们骑着灰狼穿越黑森林，一会又乘魔毯飞行于红色的云霞之上。我写信告诉我亲爱的扛铁锈步枪的小工兵的是一张《欢乐和悲伤的鸟》，两个身覆羽毛长着爪子的女子在一棵树的左边和右边，深色那只流着眼泪，亮色那只唱着欢歌，神色却未见有多么喜悦。他画的草原上的武士和尸体的铁剑铠甲都泛着莹莹寒光。在博物馆里，我看到锁子甲挂在木屋墙上。他的画，看久了就不满足。
　　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以其收藏的大量欧洲绘画作品--尤其是法国印象派--而为人熟知，单是说说那些名字吧：塞尚、马奈、莫奈、高更、马蒂斯和毕加索，更早的有伦勃朗、鲁宾、埃尔格列柯和波提切利，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则收集了12世纪以来俄国美术的所有名作……我坐在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门口的长凳上，一个男子在旁边坐下，于是我们打了个招呼。他说你在休息吗？我说那么多真迹让我有点说不出话来。他彬彬有礼地吻了我的手。
   
　　我知道有些人他会有一个层层包裹着的谜团，一个接一个，是什么人，什么事，某个不可名状的缠绕的的状态，一个城市，就像莫斯科，我摸不到地下的暗涌蜿蜒前行它的去向，“人们唯有笃信不疑”。
　　不是么？
　　那么你怎么想的？你想怎么样呢？
　　你想我怎么样呢？我们，我们怎么样呢？
　　我每天早上去语言中心餐厅吃一块两块小糕点，喝一杯茶；隔几天上一次网，带着写好信的盘；晚上饿了，写字，看书。我的护照、学生证、字典都丢了，过几天被人发现扔在六层楼天花板的窟窿里，被拿走了钱，Nikon F-601，连月票、地铁票和电话卡也拿走了，还有罗曼的名片，照相机包上挂的考拉玩具被留了下来，我想，这是个细心的家伙啊，始终有种奇怪的感觉。失窃那天天亮以后本应是又一个参观日，我整理了一个外出游玩的包，还心血来潮带了很多的美金想去兑换。我记得是凌晨六七点，一个人进了我的屋子。前一夜很乱，所有七七八八的事都凑一块儿发生了，我们真的生活在纷纷乱乱的世界上，自己也纷纷乱乱地没个完，心里有个长满蒲公英的山坡，可一丁点也飞不出去。我一直都没睡好，昏昏沉沉。六七点钟的时候，天全是黑的，跟半夜一个样，我睁开眼睛看见一个人站在床头，他安安静静地看着我，千真万确，当时有一种很安全的感觉，我又睡了过去。我不是很大意的人，我单独旅行都是很谨慎的。事后我说我见到那个人了，似乎很不好意思，但其实我觉得很奇怪。这个贼推开我房间锁受损的门走进来，然后很镇静地站着，我清楚地知道有一段时间他就那么站着没有动手翻东西也没有做什么，我忽然睁了眼，令我错觉的是那是个朋友，说不上是谁，我看了看他。天亮以后我发现桌上我和老周的包不翼而飞，老周那就是一书包书，除了丢护照很麻烦。我平静极了。那是个贼，一个贼，我应当从床上坐起来，安安静静地去拿一把刀子，说：你不要拿我们的东西，你拿了我怎么办呢？他点点头，退出房间。其实我什么也没想，我想，怪好玩的，该干什么干什么，把能补的先补起来，这家伙拿了我的护照，会不会过两天来讹诈呢。贼，圣诞快乐。
　　办警察局被盗证明，登报声明护照遗失，去语言中心说：有人进屋子拿走了包。补办学生证、月票、在学证明、临时身份证都很利索，办事的女人大声说：我们一再说小心！小心！因为这是在莫斯科！--莫斯科人总是很小声地交谈，他们排很长的队伍购买食品，不会做生意，女人都很美，无名烈士墓旁站岗的士兵长着蓝灰色的眼睛像寒鸦的翅梢擦过的一抹……这事使这层楼的中国学生不小地混乱了一阵，又说这事有蹊跷，我还是很稳，去大使馆补护照，遗憾的是我不能保持全勤记录了。可因为气温骤降10度，还穿那么点在外头走了一整天，回来就倒了，烧到40度，一时心有点软。第二天八点起床再去使馆，天还没亮，透明清凉的勿忘我颜色，有一个像个很薄很薄的瓷盘子那样纤巧脆弱的白月亮，我笑笑，想找牛奶喝，就想喝牛奶。早上过来的贺发现了，给煮了牛奶。他做得一手好菜，他烧的鱼香气四溢，可是我不喜欢吃。
　　这天很晴，119路公共汽车的窗户上结着奇妙的冰花，像用银的和透明的丝线绣着一种植物，我们看不见外头，所以坐过了站，知道坐过了，起初也不下车，直到经过莫斯科河上的一座桥。于是便看见了冰冷的金色阳光照耀下的结冰的莫斯科河、远远的克里姆林和莫大主楼、不知道名字的教堂，这是何其美好和开阔的景致，如此地动人。鸽子和麻雀在河面上踱步与觅食，十二月初，冰还没有结实，也不规整，一些地方还能看见水流，因此格外好看。我不在乎坐错了站，要不然怎么可能在这样的清晨来到这里、见上这样的一面呢。我喜欢莫斯科的天，往往那样地看一眼，便得到春天薄寒般弥足珍贵的安慰，人生只建立在这样的安慰之上呢。
                                                      
                                                                                          2001.12.9

恐怖爱丽丝

空隙

                                                             顾湘



                                                  1

　　25日星期二，我和老周、小马在大厨那儿吃饭，遇见张雪良，我随口说明儿上我们DAC吃饭去，张雪良说：“明天不行，明天出去玩。”“上哪儿玩啊？”我问，“哪儿？”没听清楚他说哪儿，过了一会儿他没地儿吃饭，我们让他来跟咱们一块儿吃。他对我说：“明天你去么？”我想了一下：“去。”又问：“新年能回来么？”“能。”我就说：“我去。”他让我第二天上主搂找他去，晚上的火车。我光听他说北边、北边，多穿衣服，免得冻着。
　　于是我就穿了很多的衣服，这样可以去西伯利亚转一圈，反正要再穿多我也没有了，穿得顶多顶多的。
　　24号晚上把我们都给冻坏了，我们坐三站26路到那个湖畔公园玩雪，从结冰的斜坡上滑下去，荡秋千，大厨推秋千推到180度，我抓了一把铁杠子手心就粘得生生地疼，我穿裙子，大厨说“裙子”，我以为是谁叫我，从前在游戏里一个弓箭手就这么叫我，我在每个游戏里都叫阿群。我们还玩瞎子摸人来着，小马眼睛上蒙着我的黑围巾，抓到女孩子就猜是我，其实他在那儿信口胡说。你知道我不戴眼镜，我没有梳辫子，我也在周围的雪地上站着笑着看你，可你不明白我在哪儿，因为我不出声。你触摸我时眼前漆黑一片，我不出声，你就摸我的头发和脸，你叫我，我就答应了。轮到我我却不觉得眼前是漆黑的，虽然蒙得密不透光，可是积雪的山坡啊小树林啊你们的轮廓啊立着的篮球筐这些那些都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似的。他手冻坏了，太不当心了，冻疼了也不知道搁兜里暖和一小会儿，第二天早上看见他打牌输了在脸上画的口红还在，他自个儿洗不了脸，像个大傻子部落的酋长那样坐床沿上，手指无法弯曲，接近生活不能自理，我们伙着嘲笑他。老周的耳朵冻大了一圈，大耳朵周在教堂对面的电话亭里拾到一张电话卡，她打电话回中国：“喂喂？”她的耳朵冻坏了。我的嗓子有点哑。衣服里尽是雪，那样地在雪地里摔呀扔呀爬呀，打滚。——我想有什么留下了——羽绒服的空隙里都是雪的气息。这衣服什么时候洗呢。件件衣服都蘸满了雪，有的洗了，雪的气味洗不掉，有的没洗，就堆在橱里。——那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我有很多心事，生活的空隙里都是雪的气息。
　　有时候心事全都不见了。

　　我到主楼，张雪良做烤鸡腿，我在黑屋子里戴着他的头灯玩，我一转过去对着他那束光就照在他脸上，“吃饭吃饭，吃饱点上路。”他啪的一下就把顶灯给打开了。
　　“那个，”我拿着《走遍全球》，“我们去的那地儿这书上有么？”
　　“没有。现在DAC还有谁在呢？”
　　“人都走差不多了。”
　　“都上哪儿去了？”他有点奇怪。
　　“都出去玩。——他们都回国啦，本来就剩我们几个了。老周还上课，他们开课不是晚么。还有的就去DCB住。还有个女孩——”我想了想，“平时也不熟。”——那是个妖怪，我忽然一阵悚然，不知道DAC会发生什么事呢？我有点放心不下。

　　沃洛格达。我到了火车上仔细看车票，票很漂亮，12月26日晚上9点18分从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发车至沃洛格达，是2001年的12月26日，“明年以前我要回来。”我说。张雪良点点头。我也点点头，然后就开始吃梨，一种是圆圆的胖胖的浅黄色的梨，一种是瘦瘦的长长的深黄绿色的梨，我一口气吃了两个，我的嗓子明显听得出很哑，在大学站那里伟伟叫我买点梨吃。伟伟是宝宝的男朋友，宝宝是伟伟的女朋友，宝宝长得像江美琪，伟伟长得像李小龙。伟伟去车厢外面抽烟，有个人对着他说：“布鲁斯李。”伟伟就对他摆攉了两下。他回来的时候，宝宝还在吃乐氏薯片，我还在看火车票，乘务员来了，他帮我们两个人各租了一套铺盖——火车上是这样的，同样是一个单元六张铺，在国内的是上中下上中下六张，在这里过道左边是上下上下四张，右边靠窗国内火车坐人的位置还有上下两张，这样挤得满满的，上铺十分低矮，人爬上去，往里一扑，把自己放进那个位置，只能不动，租的铺盖是一条床单和一条在盖毛毯之前先垫在身上的单子还有一个枕套，不租就不能使用褥子坛子和枕头，我们猜那是不换洗的。伟伟是个忙碌的友善的殷勤的小家伙，他忙个不停。车上的茶相当便宜而且茶杯和勺子很漂亮，我们喝了茶，伟伟帮我们铺好了床，便打发我们上去睡觉。而且旁边的高加索女人也示意她要睡了，她位置就在窗边我们正坐着，于是我们就上了铺。伟伟和张雪良坐在再过去一点过道顶头的窗边，那里没有人。
　　我热疯了。
　　这个时候，车里的人整齐一致都开始睡觉，只有一个小孩拼命在那儿哭，一边哭一边叫妈妈，他妈妈也不管他，由他哭，一直哭了三个小时。
　　我感到很热，并很干燥，闷得嗓子鼻子跟烟囱似的。我都快难受疯了。像这样难受疯了的情形我遇到过估计不下二十次，渐渐的心态就平和了，沉住气，忍耐，不动，练。
　　我开始想DAC，住了三个月的DAC相比之下是全俄罗斯最接近于家的地方。我想念DAC的老周和小马——小马在DCB住着了，老周今晚上哪儿蹭饭去呢，小马不晓得知不知道我是一个人走的老周没有一起，他会不会回DAC带上她。等我回去，他回不回DAC，说好了一起过新年的。没有小马，老周一个人又要吃糕点面包饼干、买八卢布一瓶的地产饮料了。自从他们放假回国了以后，我们在一起过日子。说是这样，其实是小马给我们做饭吃。我有点懒，老周比我更懒。他们回国以前，小马给他的同屋小弟扬做饭吃。实事求是地说小马是一个好邻居，安静、体贴、不打扰人、样子很不难看。有女孩子特别特别喜欢他，还不止一个。我以前和小马说的话不到三句，后来浴室坏了，漏得厉害，一直漏到楼下，楼下的就有意见，意见很大，话说得又多又快，直到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为止，就明白了我是中国人。有一个老头来修理，修了一个钟头之后浴缸等于是穿了，但他管我们要了钱，从此就再也没有人管，卸下的浴缸的板一直扔门厅里。我们只好去小弟扬和小马的屋子洗澡。小马看我和老周没人管的话就招呼我们过去吃饭，吃来吃去吃卷心菜和土豆，可是十分可口。我老在提吃饭，是因为我感到在一起吃饭是那样一件温情而又具体的、实在的、充填着生活的朴素的事，——吃什么？吃的时候问：下顿吃什么？睡觉以前说：晚安——明天吃什么呢？
　　我把手腕伸出去贴在窗户上，动脉挨着冷的玻璃，想凉快些。外面是时有微弱灯光的雪覆盖的村子，一个土地测量员也到了那里。我们说出的话和远处上升的暖气聚而不散，放假头一两天我和小弟扬坐38路电车，它与26路的路线在蓝颜色的钻石电影院门前分开，直到地铁无产阶级站。在冬天，幽灵也聚而不散。小弟扬和我买的电影票他忽然看不了，就给小马，我和小马完全不熟，就这么赶时间去看《The Score》。在电车上，车站上，总有老太太责备你：为什么不戴帽子？为什么竟令姑娘不戴帽子？要知道天是很冷的。那种感觉是很暖和的，我告诉老太太，我把帽子忘在家了，下次出门一定会戴的。微微笑地回答，有点不好意思，有点甜蜜蜜，就是这样愿意被关心着。我的奶奶去世得过于早了，她消瘦的手指也应该是冰凉的。送小弟扬上飞机前几个小时，我和他抢网上，他说他有重要的信发，我也说我有重要的信发，他就让我了，我就给他写了封信。他说你要乖，要好好的，我们很快就回来。我自己到风雪中的卢比扬卡前KGB总部，又走啊走啊，走到花园街大牧首池塘，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中魔鬼降临莫斯科，第一次便是在此露面。我左右顾盼，池塘是白色的，魔鬼也是白色的，模样像让•雷诺。
　　太热了，我的血都咕嘟咕嘟冒泡泡，要干涸了。我在被单里把里面穿的裤子都脱了，穿一件短袖爬下去，张雪良和伟伟在那儿坐着，他们也说热得没法睡。我向他们讨了几口啤酒喝，去厕所把头发、脸、手都打湿了，回来和他们坐在一起，额头贴在冷窗户上探看外边。
    我知道个秘密。
　　我心事重重，身体又火烧火燎，后来还是爬上热腾腾的铺死鱼一样躺着。
　　就像你知道沃洛格达有一条河，它画在地图上，就像龙雕在石壁上，可我们没见过活的，便想见见。这也是个秘密。
　　小马你不敢住在DAC，连我也害怕，我做噩梦，前一天晚上我还梦见一个女人趴在我的胸口，她的头发湿漉漉的，黑得像铁一样，披在我脸上，缠在我脖子上，死死地压着。
　　现在不会了，我已离开莫斯科，离开了你们，我想念你们，并且难以入睡，我想是我病了还是这车出了毛病，想着想着还是昏睡过去。

　　凌晨我们手持地图在沃洛格达走夜路，城很小，过去一辆公共汽车上满满的人，我们有些奇怪。终于不热了，也不冷，正是宜人的凉快。
　　“要找一个吧。”张雪良说。
　　“它们通宵营业么？我们先吃点什么。”
　　张雪良说：“巴尼亚。”
　　“什么？”
　　这是我头一次听见“巴尼亚”。
　　一个意大利人，让张雪良到沃洛格达，“如果你去了那里，去那个酒吧，找巴尼亚。”他说。
　　光听他说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是巴尼亚。
　　走了一会儿我们忽然认为巴尼亚也许是个女郎。
　　带着一些个秘密走着是件有趣的事，丁玲当啷，悄悄地响。天色未明，起初是黑的，在路上见到坦克，我们终于来到河边。河里是蓝色的雪，河两岸伫立着古老的教堂，很清高似的。我们从桥上走过去，之后便一直沿河而行。左边是河，右边是木房子。这里全是木房子，在黎明时分尤其显得清丽。有的木房子像被火烧过一样焦黑，黑很深很深，比夜还深许多，轮廓上铺着白雪，就这么黑白分明地躺着，房子里是空的，我们看得见它被破坏的里头。光线很美，天是深蓝的，周遭都不带烟火气。
　　我们摸索到青年旅社，管理员说已住满，没有空床位。“那么，还有没有便宜的旅店呢？”
　　“运动旅社吧。也许正在修葺。运动旅社，你们可以去看看。”她说。
　　“谢谢。”我想，即便在火车站过夜也无妨。或喝一夜的酒。其实我不那么能喝酒。
　　我们接着走，天渐渐地亮。我们终于过河了，先是从下到河面上，经过那些停泊着的黑色的优美的浮桥，穿过河，有些地方下面似乎还有流水，有些地方有嵌在冰下的铁索小桥，然后再往上爬。岸非常高，我穿的鞋子滑极了，我不断摔跤，我在一个陡峭处再上不了半步，有点泄气。我想我不该是这样的，换了一处，靠攀着那里繁茂的植物枝干在张雪良的帮助下终于上了岸。这时我已经说不出话了，我的嗓子开始剧痛，针刺一般，刺得我泪花一闪。我们在河对岸居民的屋子之间转来转去，一点不会厌倦。后来遇到一个女人，“请问，运动旅社往哪儿走呢？”
　　“那个，正在修吧？”她说。
　　“有别的便宜的住所么？我们初来乍到，从莫斯科来，是学生。”
　　“去我家打电话问吧？”她说。
　　她家就在五十步路内的距离，她正是在她的家门口被我们遇见的。她的房子也是木头做的，房间不大，有很多颜色鲜艳的装饰，可爱漂亮。她帮我们打电话给这家那家旅馆。“我们要便宜的，不要贵的。”我们只会在旁边说。
　　后来我们和她谈妥一百块钱一个人一晚上，我们觉得很便宜，她也很高兴。她让她的丈夫带我们去附近食品店买点吃的。我们就去了，店里有个非常好看的女孩子，头发恰好是我喜欢的那种短短的，别着三个亮晶晶的夹子，她站在柜台里，精神抖擞，笑意盈盈。柜台上还有一只大胖花猫，背景是很多酒瓶子，我看着它，它不闪也不躲，我很为它沉着冷静的气质着迷（好像很多年都在它安静的这种注视里），忍不住给它拍照。然后买了面包和肉肠回去，大家放开肚子又饱饱吃了一顿。女房主端上红色浆果，我自己也做过这种果子，我觉得好吃。
　　吃完后就出逛，这里没有什么出名的景点，走到哪儿算哪儿。
　　我什么也说不了，我也很安静，只微笑。一个要找巴尼亚的精力过人的旅行者，一个哑巴女孩，一个男朋友和一个女朋友，真是个有趣的队伍。看过克里姆林之后我们又下河了，河上有凿冰垂钓者和滑雪的儿童。只是我们不了解这条河，我们从这里下去，又从那里下去，不远处有两三条船就过去，其实这里没有人，这里的冰结得很薄，宝宝和伟伟站得很近时冰破了，我看见伟伟拖着宝宝，他已经掉下去了又似乎站住了，我站着犹豫了一下，脚底下的冰哗啦啦地裂开来，我就往岸边跑，兜里一卷拍完的黑白卷没放好掉出来往破冰的地方滚，我去追又踏裂一点冰，我马上停住，很短的时间，就看着胶卷滚进了河里。然后我们就赶紧回去换衣服，伟伟一时有点垂头丧气，他说他被吓坏了，这是宝宝闯的祸。宝宝说我们连冰窟窿都一块儿掉啦，这不很好吗？！——好得简直不能再好了，天气又暖和，伟伟的腿一点没事。

　　喝了女房主的日本茶，伟伟换上她丈夫的高筒毡靴，穿着半长的棉衣--有点当地人的意思了，他很快又活泼过来，然后我们去走了四个钟头的雪地，啥也没干，光是在林子中过膝的雪里一脚深一脚浅地一通埋头猛走，走得浑身是汗。尤其是，走着的时候，我开始想莫斯科，那里有一个中国的小姑娘，又幼稚又愚蠢，可是到了晚上就变得穷凶极恶、面目狰狞、无所不为，她住在我的身边，你说我害怕吗？你说她这么这么年轻，这么勇猛，巧取豪夺，跟画皮一样，我反应得过来吗？我都傻眼了。我真的傻了，不傻不行，我从来都傻。我还说不上话，甚至呼吸困难。我想我一定是那天夜里大口大口地喘，吸进了太多冷气，把喉咙都割坏了。我简直走得精疲力竭。有时候很绝望，因为不知道还走多久，走哪儿去，又不能停下。
　　回到屋子女房主给做了土豆泥和酸蘑菇，我们歇着时和女房主的孩子——两个年轻人玩牌，当我们笑的时候，忽然有东西堵住了我的气管，一霎那我无法呼吸，并产生一种恶作剧的快活：我就要这么着在这儿、他们面前猝不及防地死掉了，他们一定想都想不到，我还在笑着呢，都还在笑着，这么开心地说断气就断了气，多么有意思。我面泛诡异微笑，停在那一霎那，停顿了很长时间似的，长得有点吓人，我自己被吓着了。
　　天黑以后女房主带我们出去看沃洛格达的中心，那儿有一棵很大很大的纵树。天已经黑了，那些冷风都仿佛长了倒钩，经过一下就一道儿剐下去，痛楚万分，每吸一口气就好比吞了片刀子，那片刀子扯着一根线，怎么也吞不下去，也咳不出来，吊那儿。我咬紧牙，眼泪都迸出来了。为了不直接吸入空气我拿围巾捂住了口鼻，且一面走不断试着不吸气，疼厉害了就屏住一段呼吸，我心里笑话自己：这还怎么活，我小心翼翼一小口一小口一小口吸气，能不吸就不吸，我这样出得多进得少（像一道已知池子容积一面灌水一面出水问多少时间水能漏光的应用题），明摆着死路一条。我终于对张雪良说：“很抱歉，我不是这么差劲的，只是这次很不巧，真的很不巧。”我只能拽过张雪良的袖子在他耳朵旁边用气说话，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他说你能行吗？我说可以。我没让人看出来我这么难受，我想，挺住，亲爱的哑巴姑娘，你得守口如瓶，你有这个那个秘密——你有绝对的秘密么？我就这么对我的围巾充满了感情，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就对一件东西产生了感情，你觉得拥有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可以是相依为命般的，你们一起有过某段单独的经历，从复杂的情节到日常的琐碎的，然后有了默契，你们在一起，觉得亲近，彼此知道。一件东西或一件事，一个人。我说的是——
　　——我们。……
   
　　我们改变了主意，买当晚00：58的车票回莫斯科。在此之前，我们还有事要做：找巴尼亚。
　　尽管我快要死了——哪有这么容易就死，大不了坏一个肺，脸上常带有病态的绯红，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那样——我想起初夏时节我和郗闻笑嘻嘻地说：我气管坏了，一个劲咳嗽，他说咳嗽那是很酷很酷的病，拿一块大白手帕，咳嗽兼擦汗——还必须特别易出虚汗，猛一咳一口血，“一咳一个蛤蟆蹦出来。”我笑着说，笑厉害了就喘，喘了就咳，还笑，郗闻说我像个猫。我们依旧手持地图，先找那间吧，在那里找巴尼亚。“意大利人为什么让你找巴尼亚？”“没说。”“那他说了什么？”“就说一定要去。”“那就去。”我们还有大约两个小时。我们拼命走，真的，我真是在拼命走，满怀好奇心。你知道，我有时以为就是为了使好奇心和求知欲得到满足而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你呢？
　　最后我们来到那个吧。我们在它的周围转而找不到入口，我们听到二楼的鼓使这个大破仓库似的房子像个有心脏的低等动物，所有的楼梯口都被铁丝门封住，所有的门都上着锁，锁生着锈，我们站在那里一时间不知当去当留。“满是象征与隐喻”，我还在逗自己玩，和自己说有多神秘多神秘，嗨，打起精神来。我不能喊，我在心里喊：“巴尼亚——”怎知张雪良真的喊了：“巴尼亚——”突然就冒出来一了个老头，把我们都吓了一大跳。如果是墙角阴影里的一个醉鬼……老头一点没醉，他说：
　　“你们找巴尼亚？”
　　“巴尼亚晚上不工作，”他说，“酒吧倒是开着，也许你们能在那里打发时间。”
　　他的下文我们就再也听不明白了。他带我们找到入口，像一个机关办事处的入口似的，但接着楼梯上出现了体貌俊俏风流的年轻男子，他们鱼一样从我身边经过。
　　我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吞伏特加止咳，一个人过来搭话，我笑着摇摇头，他以为我不懂他的话，其实我懂了，只是不能说。又一个人过来，不说话，请我喝了一杯酒，酒喝到一半我把他的脖子揽过来在他的耳边说：“你知道巴尼亚是什么吗？”这样的耳鬓厮磨使人一停顿，怎么此时我会处在此地。我看到他笑了，我也跟着笑，越笑越开心，就像一朵昙花也是在夜间这个钟点开放的速度。“亲爱的，那是一个俄国式的澡堂子。”   

　　次日一早起来，我有声音了。晨9点，我坐上莫斯科的地铁，心里一阵踏实。

恐怖爱丽丝

2

　　31日晚上11:30左右我们来到红场时，我想念起同窗四年的人儿，我们一年只一次的舞会。人潮汹涌，我们就随着一起往里走，我抓着你，怕在新年的红场上走丢。烟火在头顶绽开，到处是金的银的乍现的眩目的想念利箭般划破天空刺穿心脏，像霓虹溶化在整条街的雪水中。古姆还是那么漂亮，你还是那么漂亮令我心悦诚服。大厨一个劲向前走，“你走去哪儿啊？”我们在后头叫他，一边跟着他走。在我看，走到哪儿都一样。大厨要看普京。……只要置身这美丽的广场人群中，我就感到安全，感到想念和寂寞在温暖牢固的包围中如同怀里揣了壶温酒悄悄荡漾，感到别人的快乐自己的快乐永不能摆脱缺憾的快乐，感到冷。真冷啊真冷。我们加入了一群人，跳舞、转圈、互相拥抱和亲吻，零点时分，我们说：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快乐。香槟喷在头发上，都结冰了，零下三十度。于是我就搂着你你搂着我我们一边扬起脸笑眯眯和他们说外语，有一次我喝醉了不停地讲外语，郁闷了也说，恼火了不知所措了也说，晕了也说，说的什么也不一定，就是满嘴胡说：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我还是在想你们，小马远不及你们，如果我可以再搂着你们就像四年里每一次搂着你们就像在保罗吃的那顿饭我们相互搂抱——可是我怎样才能抱到你们呢？我有时忍不住怀疑，怎么这就被困在同这么一大群人的感情里脱不了身也不想从那里头出来似的，所有新的欢颜都无法同你们这群乱糟糟的家伙媲美，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你们是被我爱着而毒害着我的么？还是过了保质期的青春，我在匮乏和饥馑中软弱、固执而颓丧地吃出了病来。新年快乐，我真的依依不舍，甚至舍不得过下去。当时我和小马在一起，空中烟火持续不断，强风卷起整个红场上的狼藉，酒瓶在砾石上当啷飞滚，撞过脚边，继续向缓坡滚去。因此周围有一种奇异的声音。这声音叫我想起《忧郁的热带》。
　　（一个人驾驶帆船来到马尾海藻附近停滞的碧绿海域，晨曦映照，浮光耀金，上百公顷海面上遍布无数个瓶子，从四面八方、远远近近的地方带着各自的分量和细微的波动飘来此处，这些希冀和失望暂时纠结在一起，撞击出声。第二天他陷入了险境，将这些瓶子做成了个筏子得以逃生。）也许我此时正停滞。我还想起《骑桶者》。（这个人提着一个桶去讨一点御寒的煤，被人用围裙一搧搧上了天，骑着桶飞没了。）我们一人系条围裙（有带蕾丝的、有彩色小圆点的和花卉图案的）神经质地搧个不停，耗费毕生精力，于是严冬奔丧似地往返于两极间。我们是肮脏的雪花在彼此搧出的寒风里飘零、晕头转向，直到落地入土，也不安宁。
　　——我没想，当时我没这么想，我只是觉得摸不着头脑，想不出猜不到无从判断，光是在想私事--尽是私心杂念。我想不起那些，若想起了或让它变具体，一个词句在脑海里泛出来的时候，会遭到我自己的嘲笑。算什么呢，太当回事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非那么说出来的东西，所有的。三十来次大鼠疫死了将近一亿人，五万个大电影院里的观众全走到广场上，仅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忧伤无非是低落的热情。——我只是惦记着怎么再能拉你的手，回去要喝点酒，要有点醉，要能继续那样想念你。
　　这天大家都睡觉了，他们在一屋子烟雾缭绕里睡过去。小马对我说：“我饿了。”我点点头。一会儿我们就烙饼去，一边说着话。后来老周醒了，其实老周有心事，在屋里一直没睡着，我们在屋外门厅里和面摊饼，老周在床上睁着眼睛，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新年伊始，我们三个一起吃饼，天都亮了，然后就睡觉了。
   
　　老周不知为什么很不高兴，当然她没有对我不高兴，可我有一点愧疚。我知道其实也许没必要。老周问我第二天去不去图拉，我有些错愕：那么急么？要透口气了……我觉得是这感觉，我刚离开过莫斯科不是么。这里俨然成了个大本营，我们暂时不会抛弃它，但有时会有少许受不了。同样我知道没有必要留下来，各人会有各人的事做。所以我就说去的，我也是想去图拉，没放假时已经一直在想着了。
　　我们1月2日一早7点不到摸着黑出门，到库尔斯克火车站买票，听人说有直接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意思是明亮的林间空地）的车，去了说没有，那我就说去买去图拉市。买的竟还是卧铺，上车后想跟人打听如何从图拉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坐位子上转来转去看不见好搭上话的对象。车开以后过来一个年轻人，看得出很想交谈，可是语速飞快。我就老笑，他也老笑，拿啤酒出来一起喝。老周打着盹，我说得了的话都说差不多了，这是我所遇到的最不理会我是外国人的俄国人，他兴趣盎然，又一点不尝试使我明白，也不想通过翻字典，想到什么就跟我说，好像我就能听懂似的，可我完全听不懂，至于这样，他也并没所谓。我们一起吃了他带的面包、香肠、装在瓶子里的酸蘑菇炖鸡就新年雪景，这是顿丰盛的早餐。随后我们拿他那只破破烂烂的随身听听土里土气的流行歌曲，一人听一个耳朵，兹拉兹拉的杂声像有个人在开着收音机的空房间煎荷包蛋，有人打电话到电台说：点歌，新年快乐。主持人问他干嘛呢，他说我做早饭呢。磁带到头了他把整个带仓拿下来换面，我们就特别开心地笑。
　　后来我坐累了，就爬上去躺着，躺着躺着睡着了。一觉醒来，发现出太阳了，外面太阳好得惊人，洒在雪地上熠熠生辉。我忍不住叫对面铺的老周：老周老周，声音不大，没叫醒她，我就自己一个人趴着继续看，盘算着用彩色胶卷和黑白胶卷拍出来的效果。
　　好日头始终维持。
　　到图拉做的第一件事是买了一个图拉的冰淇淋，走出火车站却一点头绪没有——并不是想的那样，车站门口会停着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巴士。售货亭并没有地图出售。我开始盲目地向当地人说我们想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我能使他们听懂而他们说的我听不懂，有一个女人指着5路公共汽车让我们上去，我只明确她了解了我们想去哪儿，就上了车。依旧是和人说：想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那个衣衫褴褛的老头跟我说了无数话。人们都很热情，只可惜我全然无法明白。在他的滔滔不绝中我唯一听到的词：广场。我和老周说：“逢广场下，要不行咱们就当游图拉市好么？”我觉得找着去那儿的路的希望渺茫，要去了再赶回来搭回莫斯科的火车这眼看着是办不到的。老周说好的，这就是老周好的地方。这让我不觉得那么头大了。车这么开，我们往外瞅着，果真见一广场，便赶紧下车，那广场也是很漂亮的，士兵和尖锐的直指蓝天的雕塑，我们在那儿拍照，过来一老头，形容略疯癫，跟我们纠缠不休，我只一个劲儿说：不明白，不懂俄语。又说：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就指不远处的车站。到了那车站再跟人一问，114路公共汽车。我们高兴坏了，这一来显然有柳暗花明的意思。本来天就这么好，在这儿天一好则什么都好，万事如意。在公共汽车上又受人指点，一下车，见一个牌子：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乐颠乐颠下车，就往那巨长无比往下的斜坡跑。天好看得像要把人吞了，云卷云舒，变幻无常。人都快晕了。
　　一路上见不着人。仿佛到了离什么世界尽头不远的宁静村庄，世外桃源。好像一路只管走，走吧走吧，其余全不用想。什么将来啊、前途啊、过去的爱人啊、什么什么什么统统都无足轻重。要是想流泪就流泪好啦。可是连流泪都想不起来似的。那段时间，只觉得幸福，像迎面而来的素昧平生的女人我们互相笑了，说新年快乐，就像我们熟识，像我的人生即是她的人生，我在此居住了很久很久，仍然满怀新鲜感走这条路，打量所有事物，所有事物像云一样在四面环绕的天上舒卷。那是不长的一段时间。我喜欢跟人问路：请问博物馆在哪儿呢？这博物馆说的就是托尔斯泰的宅邸。问路这事多愉快啊，说新年快乐多愉快啊，二零零二年，越活越不真实，越难以置信。我扑哧一下乐了，毛豆，郗闻，老徐，瞧瞧，难以置信的人生，瞧瞧，眼见为实，可不是么。
　　新年也有一些人到这里来，坐马拉的雪橇，或走进树林深处凭吊托尔斯泰的坟墓。那墓就在小路边静静躺着，盖着雪，非常非常朴素低调，我们是先看到放在上面的红色鲜花，然后再看到它。确实很美。
　　阳光一直都那么好，尽管最好的时候也是倾斜的，此时已斜得厉害，像从山坡上往下滑，我们已经说好不管时间了，掏出草莓浆蛋糕边走边吃，看到喜欢的就拍下来，事实上什么都喜欢，看到冻结的小河就说还得再来。
　　闲逛到山坡脚下停车处，我们想搭一辆车到大路口车站，因为到大路口还是一段非常远的路，结果人家把我们一直送到火车站。这天皇历上一定写着宜出游。到了火车站一看有十五分钟后去莫斯科的车，买了就往站台跑。顺利得不能再顺利。车什么站都停，三人座相对放，排列在通道两侧。车厢里有个乐队，其中一个年轻的长发男子又叫我想起郗闻，头发细软的、柔顺的，遮住一些脸，触手可及的削瘦和柔软暧昧的嘴唇，瘦高的，这样的男孩里郗闻是和我最亲的。他们唱歌弹琴，那男孩时不时要甩一下头发，时而戴上顶很乡村的帽子，似乎有干草垛的香味。窗外太阳正在从广袤的雪原上落下去，整个是很长很长一条十分艳丽的红色，像淋上樱桃汁的冰淇淋，满是眷恋的味道，像个缱绻的微笑，又倦意淡淡。这时我被困倦俘虏，同时想起D来。
　　车隔一会儿就停一下，车厢里人很多。到莫斯科时车厢那头响起手风琴声，是那个欢快的熟得不能再熟的越来越快的调子，拉的人很得意呢。我等演奏的人过来，结果来了两个小男孩，一个小，扛着手风琴，牵着一个更小的，手里提个袋子，他们都长着那种深褐色毛茸茸的眼睛，我把钱放在那个小的男孩的手心里，过道上一时堵着走不动，他就软软地握着你，软软地说谢谢。我想我要是个公主就好了，我就说：封你们做我的宫廷大乐师，可是那个稍大一点的男孩谢绝了我，这样会很美的。他们又往前走，我看不见，听见他们与那几个乐手相遇了，有人吹了一句轻快的笛子逗他，他们笑了。等下车时我看到是那个长头发的男孩在吹笛子，他拿着一支笛子想了想吹什么呢，还是没想出来，就没有吹，把帽子又戴上了。那样就像牧鹅的少年。


                                                  3

　　后来只剩下我们在一起了。老周跑到DCB去住，回来说去了一次圣彼得堡；一天晚上大厨来找我第二天去加里宁格勒，他兴致勃勃翻地图给我看，它在俄罗斯被白俄罗斯隔开的另一块领土上，挨着波兰和立陶宛，西边是波罗的海，可我犹豫半天，说我不去。他说我不放心小马，这很滑稽。大厨和那个女孩子去了，谁也没想到她会说去就去。其实她依旧是很简单的，所以会想怎样便怎样、以为怎样便是怎样。等到他们也都离开了，就一下子清静得不得了。我们有时想他们的路程，我坐在窗子边上看着外边的寂寥的景色，想象冬天的波罗的海会是什么样的，晚上我们一起坐着，有时也想冬天的波罗的海，会是什么样的呢，风是怎样刮过去的，浪是怎么样起伏和翻滚的，静悄悄地想想。很早就听说DAC附近走火车，拍过那铁路的照片，这时候第一次听见火车鸣笛，声音在风里被打散了，因此显得还要远些。街上是没有人的，Not a soul was to be seen in the street，许多店都不开门，一直要到8号，7号东正教圣诞节过完之后。我坐电车出去上网，那样走着，四周空旷无人，静极了，这当中除了回忆几乎没有更可以发生的事。想想竟已经是二零零二年，竟已经三年过去，一晃之间我还什么都没有做，可是，我到这儿来了。所谓似水流年，东西总抛到了身后去，被淡忘的，被沉淀的，被掩埋的，于是我不想一个人留着，你往前走，我也得往前走，顶好走得比你更远些。再一个人坐电车回来，看看小马回来了么，然后一起弄点东西吃。
　　小马炒土豆、卷心菜、青菜干，煮鸡翅，我也试着用电炉下的烤箱烤鸡腿和薯片，有时邓成冲进来问：你们想吃猪蹄吗？他花很长时间给我们炖猪蹄，茴香、花椒、王守义十三香和各种调料的香味慢慢慢慢飘了出来，炖得酥黏美味，我们便一起坐着用手抓着啃，一边喝水，说话，想心事，笑。邓成炖蹄子的时候，我们在屋子里等，过一阵子就跑一段路到厨房去看看，拖鞋噼里啪啦地响，又噼里啪啦地跑回来，有时我像小孩子，他们都摸摸我的头像摸小孩子那样，我演示天马流星拳是如何地难，需要技巧。小马说我很淘气，他跟我学上海话。我陪他在厨房里做饭，他翻锅子，我也学翻锅子，我们玩这个，零里零碎地简单地玩，就像小孩在弄堂里玩一些很简陋的东西，每天都玩，也不见玩什么、多有意思；小孩在路上不停地踢着一个石子玩，一路踢过去，也不怎么抬头张望。晚上又饿了就吃那种黄颜色一大包的饼干，有时我也下楼买个匹萨。饿了，渴了，困了，我觉得这样的了解和关怀是很深入的，同精神上的东西不相上下。有时我小小地消沉一下，无非是觉得有种位于自己允许和默认的模糊中的印象，但这消沉是非常容易被安慰或化为乌有的，我的确很快活。晚上我们在一起打发时间，直到互相说晚安，一个人轻轻带上另一个人的门。我们蜷起腿或盘腿坐在床上，看看不懂的杂志，关灯讲鬼故事。有天夜里风格外大，风声悚然，窗户怦怦作响。我们晚上越耗越晚，其实也无事可做，随随便便就凌晨三四点钟了。我们打发时间，如果有时间，就会多少留下痕迹，像水流过石头。我给伟伟剪头发，给邓成剪头发，小心打理耳朵上面一丁点一丁点的长短，然后他把一地碎头发扫出去。理发和烹饪一样，我觉得容易掌握，你能掌握一件事，便能掌握其它所有事，道理就是这样的。我的麻布睡衣上会沾上一点没掸掉的小头发，这里头很温情。这里头有一种像屋子里的气味一样挥之不去的友谊。后来老周回来了，我们仍旧很开心。
　　只是寒假眼看要结束了。人都要回来了。
　　他们回来，我们是不是得回去呢？
　　说时间也好事情也好，在进行中有中断的、错开的、停顿的消失无踪的，停顿的和运动的在一起，接口处是容易迷路的。也就是往往时差不止是时差而已。

恐怖爱丽丝

冬天的梦



                                                           顾湘

    A

　　今天早晨我梦见自己的手腕开了，白色的肉像朵海葵往外翻，血就那样咕嘟咕嘟往外冒。流了一地。手腕那儿疼，不很疼，小心翼翼不怎么敢动弹的疼，带点麻痹。我觉得看伤口就像坐在天台上看邻居家着火了，浓烟滚滚，消防车也来了，架上大梯子，水龙头往上堵，跟拿土堵水一样，人手拽着手站在齐胸深的水里头，随波飘来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尸首。我觉得我可能听到水声很大，我又觉得手腕断了的时候还是安静的，听到的是其它水声，比如说瀑布。这个星期我带着一种叫“瀑布”的气味走来走去，踩在融化的雪水里，满地都是，哪儿哪儿都是，分不出踩在结冰的地面提心吊胆和踩在脏水里哪个更好，但因为瀑布可以使假设置身南美，伴随着一个男子古怪的模糊的哽咽声，我们并不知道彼此的悲恸，我们确实在意，但做不到，我们听，可听不见，因为全是瀑布，全是他妈的瀑布车床般作响。就好像有时突然而至的倾盆大雨。我是个下岗纺织女童工，我觉得一个人该写些别人看得明白、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我保证下次再也不这样了，我说下次再也不会了，你站在墙角冷冷地看着，你信么？你不相信我，我觉得很没意思，没意思透顶。你觉得我比谁都狠毒，口蜜腹剑，成天扯瞎话。我觉得很没意思，我就不看你，我就想，今天早晨我梦见手腕开了。然后我一醒来，手指就摸到血，阴天可是窗外很亮很讨厌。其实血令人感到安全，躺在血泊之中意味着是被保护的。你想不担风险，你做梦。
　　然后手腕一直隐隐作痛。不仔细辨认就过去了，可是真要命，阴魂不散，痛得脑子发软，出现气泡。给照片压膜时不小心也会有气泡，我们就把它推推推一直推到边上，它要还出不去，就拿一根小针扎，给它刺破了，忽悠的一下一个小魂放出来跑了，其实它一出来一跑必死无疑，因为五步蛇咬了它，十二码一瞬间魂飞魄散灰飞烟灭。“群山之外是无边无际的明媚之疆”。这几天我一直在查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查过去，字里行间写上像最小号唐吉科德折了截秒针到处划的痕迹那样密密麻麻的小的东倒西歪的中文，我也不嫌烦，反正每个词都不懂，一行翻过去，就跟在街上铲冰的人似的。他们不光铲冰，还用力凿，拿锹撬。我不相信西尔里字母好比我不相信你你也不相信我一样一样。我们学文学、历史、地理，课上教的我无所不知，可我不一个字一个字查字典我就知道不了这书上写的我无所不知，这里头的重复表现了浪费的存在，不过可以寄希望于那是个操练，如同对付俄罗斯方块，在这种劳动中起码学到一个处理的方法，如侥幸能发现和得到一点什么。我在此没头没脑地掘地三尺，可那会是什么呢？我查所有触手可及的词。我们的塔吉亚娜病了，不知道是什么病？厉害么，还是我这样的问题，这个天暖和得不像样，我对生病的人感兴趣，生病的人生着病，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每天见到不同的老师，五花八门五颜六色，他们开始叫我作阿霞。过去四年我总从我最要好的女朋友的桌子上拿屠格涅夫这本小说，不过从没读下去。有时候我自己做了不好的事，还会很难过，还会委屈，你觉得我岂有此理，我的道理就是我本来不想那样，还有一点，我自己还认为那是不好的，我随便你怎么想，爱怎么想怎么想，你想象我的坏超乎我的想象，想象力一下子凋零成粉瀣时我只有一点失衡，失衡的表情就是没表情。其实我有表情，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偶尔还璨然一笑，迅雷不及掩耳盗铃间。
　　当年G他们在新西兰养鸡，后来全杀光了，漫山遍野的死鸟和青草还有茫然。我们上学的路很崎岖，去年十月底到现在的冰雪和泥在地上结成厚厚的一层非常坚硬的壳,如今一些地方融化剥离，露出一点地面，一些地方还没有，磨得很光滑,像大的卵石，低处尽是水，还淙淙流淌，跟走小溪里似的。宿舍到电车站那段路老让我想起杭州灵隐。我走路好比鬼进城那么小心，我摔了无数跤，还没有变成别的东西，已经不报希望，可是膝盖上总有淤紫，我看了很不快活。这提醒我那个时刻是怎样突然失去平衡的。我们决不掏心窝子，我们还有个“国内的恋人”，真可爱。“国内的恋人”样样都好，越想越惆怅，越惆怅越虚假。人喜欢假的，不喜欢真的。而你还嫉妒。你嫉妒D，你嫉妒的简直就是我的青春年少，根本没一拼。你嫉妒我还勾引了谁，你那么精明，我的小动作逃不过去。你还嫉妒那个酒吧里的土耳其人。那是你说的我们各找各的，有你这话我还原地待着么，稍等，我喝口果汁，抽支烟，你知道我一口万宝路就上头。你不知道我跳舞在行还不知道我接吻在行么？我见你闷闷不乐。宝贝儿，你打动我了，实际上我嫉妒那些你还没找的日韩美俄世界各地的姑娘。后来你终于开口，你冷嘲热讽起来可真厉害，你在乎吗？你问，我说我在乎，你就搂着我，连同一卷大被子。那倒像是真的，真像那么回事，想来想去我还是觉得。你急了的时候说话是很刻薄的。你永远那么刻薄。刻薄了不算，还不能忍受我冷静。“玩蛋去。”你最后索性由人转告我这么句话，我倒不郁闷了，我本来还觉得有那种温情，谢过。
　　嫉妒也好依恋呀什么也好都是真的，唯独没有爱。信就有，不信就没。我跟你像俩商人。我的那些伶俐啊咯咯笑得满床打滚啊淘气啊好奇啊你的胡天胡地玩啊闹啊较真啊忽然一下子特诚恳的样子统统统统都一下子收起来了。软弱也收起来。我们怀疑不止。经过一个冬天鸟好像都瘦了一圈。我甚至信赖手腕上的瀑布味道，一旦辨认不出它就感到无所凭依。我在哪儿，在一月底雨雪霏霏的城南。


    B

　　星期二，专业俄语、地理，三点放学，我的感觉越来越坏，但不剧烈。在网吧我发现我用的机器上有ICQ。一个女孩问我：“你想走一走吗？”我说好的，在我答应她的当口还有一个人和我打招呼，我说我得走了，我将给你写信。
　　在26路电车站，我从地铁图上找到她说的站，抬起头向四周望去，没有来的车，没有过去的车，这个时候没有人放学，走的早已走完，晚放学的还有五六分钟下课。我忽然感觉那几乎是什么都没有的景色。一列有轨电车破空而入。
　　坐车时有人上来查票。我掏出月票给他看。我想起很多次从红色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与索巴基纳塔楼间那道拱门下穿过走那个缓坡然后看见红场的情景。情况混乱不堪，包含着难以启齿和无节制的喃喃倾诉。
　　上星期六我在莫斯科河边溜跶，鞋带开了，我蹲下去的时候看到有个人在我身后站着，让我帮他拍一张背景带桥的照片，我就帮他拍了一张。他穿着很旧的衣服，头发乱糟糟的，空手，我想他是当地人。他接过相机道了谢就穿过马路走了。过两分钟我也想过马路时，发现路上汽车开得快如流星追月，无隙可趁。低头看到鞋带又开了，重新牢牢系上。站起来时太阳没了，天蓦地阴沉下去，风始终非常紧。那两分钟里我幻想他没有拿回相机而是从河堤上跳了下去，数小时后我再次见到他，他跳下河一会又游了上来，换了衣服，吃了热狗和油炸包子；还幻想我这样幻想后在我眼前他真的立即从这儿跳了下去。
　　在克勒波特金站站台上她一走出车厢便迅速认出我，走到我面前，她穿黑色长大衣，娇小，面容秀丽，棕色蓬松长发，我显然不好意思，也不知道说什么。她果断地往外走，出了站我发现那里是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和基督救世主教堂。这几天我两次过来都见到那博物馆门口排着很长很长的队伍，不知是否有特别的展出。我们绕教堂走了一大圈，她听和说英语比读和写更糟，她的鞋很滑，她滑了好几次，我专注在走路上头，并犹豫了一下是否要搀扶她。我并没有什么话说，即使没有语言障碍。这种状况是正常的，我没有丝毫不适或者不安。我有时腾出空来观察景物，教堂在不同的时刻显出不同的气质来。看时须格外留心脚下，这让我想起在国内爬山。我并不是说她在我身边说什么都无所谓我说什么都无所谓无所谓说什么根本无所谓她在不在，她在我身边那是温暖的。我找不到话说，琉德米拉因我说起那诗而背诵《璐斯兰与琉德米拉》，环境璀璨而萧条，我们总踩在水里，天气暖和，每每下雪然后融化，水和冰渣溅起来把我们的大衣下摆和裙摆打得一塌糊涂，这种细节也能让我为她动心。17岁女孩谈及那曾在莫斯科已回到东京的男孩，她想念她的亚洲情人想念亚洲试着辨认出亚洲的记号，她说你去过北京吗？她给我的感觉很强烈。透明发光，活生生，纤细，不迟疑而毫无强硬感。于是我开始说话。我说着话她不明白我听着遥远陌生，许多的英语，流畅的、下意识重复的、受阻的、我难以想象和不能控制，我们无方向地涉水而行走在融化的冰雪、沉沉夜色与回忆中。令我再次体验到一个旁人的质地。我一度这么走过路，17岁，或还要早些，13、14岁，或晚些，19岁。这都是些感觉强烈的数字。有时我还是有些害羞。
　　我想起我是如何在地下商场贝纳通及其附近与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三次相遇，她对我笑得妩媚得神乎其神，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笑得全是互相宠爱，一次更甚一次，当时我没有受宠若惊也不害羞，我觉得快活，我也年轻漂亮，我也对她笑，从肺腑到眼角眉梢天经地义地笑。我想起那小我一岁的男孩说没有爱，他的碎头发沾了我一身。
　　琉德米拉和我在地铁口出奇多的堵塞的人群里望着，她说希望再和你见面，人推着人往前进，我进去可她的地铁票的有效次数可能没了，她叫我等，她跑出去。我想起我卷在大被子里吃一堆红红绿绿的果汁软糖，先吃汽车，再吃船，最后是飞机。还是最喜欢飞机。我想起赌博机哗啦哗啦吐硬币。我等了很久，或印象上很久。
　　回去坐车时也有人上来查票。我掏出月票给他看。下车到蓝房子取照片，拍照这事大体上说可以自己带自己玩儿。我想起无能的力量，我们在一个缸里游过来游过去（或许是各自的缸更为恰当）。


    C

　　1）怀疑、不信任、渴望、防御、戒备、猜忌、嫉妒、关怀、游玩、温情脉脉、试探、有所保留、撒谎、掩饰、不诚实、怨恨、欲望、过于谨慎、回避、孤独、无安全感、阴暗、复杂、冷漠、残酷、善良、柔软、饿、破裂的孩提时代、伤害、伪装、记忆的锐利的碎片、性、物质、恐慌、轻浮、周旋、口径不一致、漂泊感、外国人、不能沟通、隔阂、线路中断、障碍、虚弱、闪烁、渗漏性的流露、一点光、不确定、惊惶、懒惰、秘密、协议达成、同僚、利益、实用主义、暂时的、算计、计较、痛处、翻脸、否定、纯洁的、羞耻的、欣赏、分享、头脑发热、熟悉、蓄谋、愚蠢、顾此失彼、登对、流放、寄生、龃龉、狼狈、听之任之、拿捏、言说、行动、堵、无聊、烦躁、愤懑、可笑、安慰、讽刺、嘲弄、尖酸刻薄、刁难、幸灾乐祸、自以为是、偏激、盲目、闭塞、滥、愤世嫉俗、稚嫩、童贞、茧、僵化、病变，（爱）。
　　2）他们说：看哪！她就是那个吃垃圾的姑娘！
　　3）我们示威游行抗议没有爱。

恐怖爱丽丝

笔记

    我每天都去上学，当然我说的每天是排了课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我即使愿意也无课可上。起初有段时间起床上学是很困难的，我困极了，尤其是寒假刚完，好几天我坐在教室里完全没知觉。到后来早晨就没有去上学还是不去上学的思想斗争了，有的孩子总不上学，或者不去上第一节课，老周一个星期没上课，我不知道她玩什么，就知道玩得很厉害。我觉得她在玩和上学之间选择玩，是说得过去的，我在上学和什么都不干之间就不能选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干是说不过去的。我知道没有足够的要去上学的理由，课是全凭自学的，要是课外什么工作也不做，上课什么也听不懂。我打上中学起就是自学过来的，因为我上课老是干别的，不爱听自然听不懂，听不懂自然更不爱听，到后来就完全不懂，考试前就要自学。但在这里是上课即使听，也听不懂，只有自学，才可能听得懂，但也有可能听不懂。总之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正因为如此我才每天上学，如果我今天不去，明天也可以不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要去上学，就再也不去上学了。就像一个匀速运动或静止的东西，你不能随便去动它，动了就很麻烦。倘若我认为说没有任何非此不可的事情——不是非得上学，也不是非得旷课；不是非活着，也非非死了不行——那就很麻烦。所以我每天都上学，如果我不上学，我也不用活着。这话显得有点滑稽，我绝不是说我是为上学而生的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明问题。为什么活着？这类问题已经没什么可想的了，俨然已经活着，连这都不能接受，还要钻牛角尖，那就很麻烦。我们得在一定程度上随波逐流，从随波逐流中确认到意义。
　　我没有和老周一起去玩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一块去玩的里头有我们一邻居邓成，我和他闹翻以来至今没有恢复邦交。昨天小吴弟弟说他看了我的英语信之后又在那儿骂我，说不知道我在写什么，我听了还很无所谓，我知道他必骂我无疑，必狗血淋头，必拎着那信，眉头皱着，不拿正眼看，说：这都写些什么呀，虽然有些个词我翻了字典写的，不过他必能认识，毋庸置疑我和他很熟吧，我再知道不过他冷冷的睥睨的那个样子，知道他怎么在人背后跳着脚骂的，他还是个孩子。昨天下午我想用英语写点什么，就给他写了个信道歉，这儿就他对英语有兴趣，他对我的信不屑一顾，可他其实对我说的啥怎么道的歉必有兴趣，用英语写信很能表示出诚意，同时也很不能表示出诚意，他就更火，我想都想得出来。而且他又有新的追逐目标了，他老在追女孩，每次都特别来劲，热情洋溢，董永遇仙。昨天我又想到为了他那次闷闷不乐我都没看艳舞，就看了一小会儿，那可是地地道道的美娇娘，我下次要看还要再花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
    我弟说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想我们俩屋也算经过不少事儿，最初我弟和邓成在我这屋都睡过，那时我用一本再生纸的本子写日记，弟很乖地在对面床上香甜地睡着，弟听我讲笑话就呵呵呵乐，乐起来特别可爱，然后跟人到处说去，他吃什么都很香，看着也很高兴。后来弟被邓成拐跑了，他说是我被一流氓拐跑了，其实那流氓拐不跑我，但那以后我和邓成之间就有意见。弟小媳妇似地进我屋来，委委屈屈地开口叫了声：姐，我拿那什么什么东西走，然后就安安静静地把东西拿走了，那本来就是他的东西，他这样子看得我特别恨邓成。我弟说话越来越像他，我和老周都觉得听着特别扭，不光我弟，还有别人说话也变得像邓成，他的腔调、手势复制到周围好些个人身上去，有时就像在哪儿都见到一部分邓成，有好些个邓成，而他的数量还再增加，这说明邓成具有影响别人的能力，而且他会说服人。可我们当时越看他们俩越别扭，当中应该还有一点点怨恨。我有一次喝多了酒，就去问邓成：“你对我有意见是么？”他当然说不是，后来他说他的确烦我，他觉得我根本不把他当事。因为当时有个人说要找人打邓成，邓成为此很恨我。老周刚来莫斯科，就喜欢我弟，我弟不喜欢她，他们之间也有过节。我弟和邓成往我们这儿一坐坑瀣一气一唱一和密不透风夹枪带棒，我们的气就上来了，就不说话。又稀里糊涂混了一阵，我们屋被盗，护照丢了，那正赶上邓成他们得意的时候，他们认识了卡尔梅克的姑娘，进而认识了成群结队的卡尔梅克姑娘们，于是走路的姿势都帅了一点，我们屋进贼那时他们正和姑娘们去迪斯科吧回来（也就是他闷闷不乐那吧），凌晨，我听到他们回来的声音，那几乎一定是不安静的，我还听到邓成说了一句中文：“你别这样行么？”第二天我就跟我弟说我听见他说这句话了，我问他跟谁说的，他那个稍微有点哀求的语气，我和老周越想越蹊跷。当晚上他们就按捺不住了，邓成一推开门就说：“顾湘你什么意思？”接着弟对着老周开始吼。我发着烧，躺被子里冷冷的，不说话，邓成说了那句也冷冷地边上站着，我就听见我弟吼。随后他们马上去了十几天卡尔梅克，这时我和弟上课时还说话。卡尔梅克回来，邓成就回过劲来了，我和老周都记得他上我们屋来，穿件红格子衬衫，剪了个头，和我们说新闻系要加一年的事。弟和我倒说话，就是一直都没上这屋来，放假前他问我要带什么东西，我说带两包QQ糖来，我送他上车还抱了抱他。他回来把糖拿来之后就好了，直到现在和我特别好，又挺亲的了。而且他知道我跟邓成这事儿。至于邓成在寒假里和我们简直亲到了不能再亲的地步。他是很有趣的。我们买了衣服就拿给他看，他看了就受刺激的样子，这就是对我们的鼓舞，我们就更快活。也许我们本来不在乎那些法国裤子意大利鞋，我们只是不够快活。我们不用怕他受不了，或者挨骂，因为他知道怎么个不快活，怎么样能快活起来。他最在乎的就是快活。我们在一起疯得起来，不是和谁都能像这么乐，都能表现出这么多真实的样子，他叫人感觉他了解、不会骂你、不会用那种觉得奇怪的眼神看你，看得你很羞愧，很没趣，甚至很难过，除了和你闹翻的时候。我的胆子不太大，很怕人骂我，或那样看我，所以很多时候多少是拘谨的，如果谁骂我了，或那样看我，我就更拘谨了，像把锈骨头坏伞收起来就打不开。普希金有首诗叫《友谊》：“什么是友谊？是飘然欲醉，是受了委屈的任意的谈吐，是分享虚荣，分享无所作为，或者分享受人庇护的耻辱。”我就这么看着，腾的一下进了我脑子的是那句“分享虚荣，分享无所作为”，也许，还有……“耻辱”。现在他怎么好玩都不关我的事了。我总是越来越冷静，面无表情，无动于衷似的。
    一月底有两天猛地冷了一下，我们屋窗户漏风，我往床上一匐，整个屋子有种萧瑟的味道，天冷就没有雨雪，即使不是特别晴也亮晃晃的，阴天也有种刺眼的白光，照得屋子显得大了一些，也就空了一些。有个星期六早晨我一骨碌起床，在睡衣外头穿了件长棉衣，把睡衣盖得严严实实，外头一点看不出来，穿条运动裤，没穿袜子，套了双运动鞋下楼到外面去。太阳像金沙一样簌簌往下洒，侧耳几乎听见那声音。我站那儿仔仔细细地看一棵树，那树的枝桠非常非常地清晰，清晰到了让人心里感到奇怪的地步，像是我的视力被调整了，或者我和树之间没一点阻碍——灰呀，尘埃呀，飞的小虫子呀，叹息呀，记忆的花粉呀，空气呀，什么都没了，不然它为什么这么这么明显呢，简直还发着光。我一点也不冷，但知道穿着睡衣在街上走呢，就有点梦游的意思，有点小心，生怕别人看出来，或有个什么锐物“突”地进来，戳破我置身的一个透明的膜吹出来的罩子，改变我与周围隐秘地隔绝着的状态。我买了鸡和果汁，然后回屋子。
    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白天晚上都是。我前几天一边写文章，一边觉得坏了，我写得越来越不像样。那样写是要写不下去的，照那样写下去，我很快就什么都不用写了。可是呢，已经写好了，而且俨然就是那个样子（就像俨然已经活着一样）。我想有的时候我忽然有这种需要，我开始修理我的中文词库，在脑子里扫描一圈，然后扫一遍英语的，再扫一遍俄语的。三圈扫下来精神就开始飘，有一点点疲劳而又不需要睡觉。一关灯，老周的闹钟就嗒嗒嗒走得大胆放肆起来，碰到我要是喝多一些酒，红酒和劣质伏特加的混合，头沉甸甸而且疼，我就想到鞑靼人的铁蹄凶残地踏过我的头和四肢，把我从山脉踩成平原，从平原踩成河流，我没有要睡过去的趋势，而是很清醒地记起那些历史的地理的课文里的词句，1237年铁木真的人入侵基辅罗斯，1240年基辅陷落，此后240年罗斯处于金帐汗国统治下。很早以前玩游戏《苍狼与白鹿》，很大一部分的乐趣来自于随着疆域的拓展一路虏来各民族的妃子，接着讨取她们的欢心，生育出优秀的儿女们。现在我们开始玩俄语的游戏，玩乌克兰做的《哥萨克》，我们一边玩游戏一边认字。我不喜欢那只钟，遇到上述情况我就把它塞到老周的枕头底下。我听到它就开始恨老周，其实老周没什么不对的，她十分年轻，也需要爱情。我们只是住得太近太近了，近得很少的一刹那会有他人地狱般的感觉，就跟那钟在屋子里走个不停躲不了似的，磨着它很小很小的尖牙齿，但它暂时没咬你。我想老周不可能没恨过我，不过这种恨很清淡的，微不足道的，很卑微。我又怕老周看到“恨”这个字，要误会我的意思。

恐怖爱丽丝

*       *       *

　　我对俄罗斯诗歌力不从心。把诗歌放在一边。
　　“……全世界得以以天才作家跨越民族的障碍，乃是因世上有天赋的读者不服从过于详细的冗长的而又有时代局限性的规则。这是他——聪明的、有独立见解的读者——重新解救艺术家于毁灭性的影响和势力——来自于皇帝、独裁专制、教会、假道学、市侩、邮政业务和好议论说教的人。让我为这样的出色读者画像吧。他不属于哪个特定的民族或阶级。没有一个社会的团体的监督人或图书俱乐部能支配他的心智。他的文学品味不会被迫接受年轻人的审美，那种审美迫使普通读者将自己与他们或者某角色混为一谈并‘节略和遗漏描述’。敏锐的、应得赞赏的读者不将自己视作书中的姑娘小伙的一伙儿，而是同那个有意创造他们的人站在一道。真正的读者不从俄国小说里获知俄国，要知道，托尔斯泰的、或契诃夫的俄国——那不是接近平均标准的历史性的俄国，而是个别的天才想象创作的世界。真正的读者对更大的主题思想不感兴趣：令他们感兴趣的是个体、独特性和细节。他们喜欢书并不是因为书帮助他寻得‘同社会的关联’（如采用庞大而可怕的进步学校的评论家的刻板公式），此外，他吸收和领会的是文中每处细节，怀着喜悦欣赏叫他们折服的作者、那些闪出光来的令人惊叹的形象、那富创造力的臆想者、魔法师、行妖术者、艺术家。诚然更好的人物--他成就了伟大的艺术家--是它的读者。……”（纳博科夫）
　　这使我想到关于戏剧本质的讨论。
　　“好的读者从小的阅读就回避译者、删节本、弱智的关于卡列宁娜的电影、任何姑息怠惰以及砍掉头和四肢的才华。”这是纳博科夫提出的要求。一线生机在于“艺术本能”（别林斯基所说：“深厚的艺术本能弥补了他（普希金）不能直接研究古代作品的缺陷”）。
　　我上课也在课本底下看文章，看到一段阿尔夫列特•阿别里的回忆：
　　“……纳博科夫突然中断了讲课，一言未发，沿台走向右面的墙，关掉了三盏天花板上的灯。随后他走下五或六级的台阶到礼堂里，踌躇地通过整条过道，两百个人惊讶地转过头去，他不做声，放下三或四个大窗户的帘子……礼堂陷入黑暗……纳博科夫返回讲台，上了台阶，走近开关。‘在俄罗斯文学的天空中，——宣布他，——这是普希金！’我们天象馆的远远的左边一角的灯突然亮起。‘这是果戈里！’礼堂正中的灯亮了。‘这是契诃夫！’右边的灯亮了。那时纳博科夫再次走下台，指着中间的窗揭下了窗帘，随之发出很响的声音：‘看！’就像是用魔法使一大片稠密的闪耀眩目阳光闯了进来，‘这是托尔斯泰！’——纳博科夫大声说。”
　　塔吉亚娜看到了（她还听到有人分发加葡萄干的面包片）问我可觉得有意思，我说有意思极了，我们就开始热烈地说纳博科夫，以两个女人突然燃起的爱恋般的热情，她突然说起了圣彼得堡，说他是那么地喜欢它。
　　我又问她莫斯科河上铜铸的站在船上的人是谁，她说彼得一世，接着又说是哥伦布，大约说那是送去美国的礼物，美国说：不需要，谢谢，它就又被弄了回来，本来是哥伦布，但因为这事比较没有面子，所以就说是彼得一世，它往河上一摆，造成了大量的淤积。她觉得那一点也不好。它看上去很荣耀。我在想我的尴尬是不是也很醒目，有什么记号显示着它，也遮掩和藏匿不了。但老实说我不怎么在乎。
　　天气有雾，下一点小雨，天有些黯淡，但是暖和，原以为二月还会冷，谁知往来于24号楼和18号楼之间--在街上这么走着--穿裙子和衬衫加一件外套就够了，连毛衣都不用。俨然已是早春的样子。感觉上莫斯科似乎比上海更暖和。我们从一幢楼走到另一幢楼去上课，中午到中间的一个小吃店吃东西。推门进去发现里头弥漫着烟雾，几步之内也变得模糊。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仿佛屋里比屋外更阴雨绵绵。大概因为一早上做了很多很多个土耳其烤肉卷。我们等我们的土耳其烤肉卷的时候，邓成也来了，在不远处坐着等，隔着大雾，跟赤壁似的。
　　午饭后塔吉亚娜带我们去看一座新造的桥，她也是头一回看它。那桥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地方，倒是桥内的新闻摄影展很不错。
　　我想为什么总有这样那样不伦不类的状况在生活里。（像我现在房间里电磁炉上煮的水，咕嘟咕嘟地滚起来了，先头我用同一口小黑铁锅子煮了通心粉吃，通心粉吃多了，真不好吃，我打开窗户和门通了一会儿风，我的好好已经不在人世了，就是因为没有人替他打开窗户和门，他自己也没有这么做。）一下子就要到春节了。我想，好吧，既然他们那么喜欢圣彼得堡，那么我就去那里看看，而不是等到夏天了。

恐怖爱丽丝

圣彼得堡


　　星期五晚上我走之前要去上网，琦就陪我去了。我们出发没有告诉小吴，和其他人也说得含含糊糊，因为我没有要和更多人出行的打算，但我弟本想和我们一起走。毕竟是春节，大家都要过得高兴一点。
　　我一心想去圣彼得堡。
　　我在网上看到了好好死去的消息。我觉得很奇怪。一九九九年我认识了好好，我们在网上玩，他那时的名字是“好好先生”，有时候叫“短刀”，有时候叫“十三郎”，他的真姓名是杨杨，他给我打电话，很重的南方口音，他常常很孩子气，忠心耿耿，他总是维护我，因为我是他的师傅。我不记得怎么就成了他的师傅了，我何德何能成了好好的师傅，我对他也不够好，很多时候我想着我自己的事，有时我什么也没想，百无聊赖，又有点漠然。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死掉。我和他认识的时间差不多和认识D的一样长，那时我们在恋爱。像小孩一样执拗和冲动的好好偶尔忧郁深沉。但他不说。这是我最喜欢他的地方。他陪了我很久，D不再和我们一起以后，他还是跟着我，其实好好我也是个孤儿，也许好好知道。我的好好有一颗善良的心，我带着我的骄傲和他和他的善良又那样游荡了很长一段时间，他那时叫“污七抹黑”。他们说那是自杀，开的煤气。二零零二年二月八日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瘦小的，风吹雨打的那样一个年轻人。
　　为什么呢？我一开始想。还想了一些没有意义的事。
　　事实就是好好死了而我活着，且要活下去的。多说无益。我得好好活着。我被坚固的事实牢牢摄住。

　　我买了出地铁站见到的第一束花，黄色菊花。
　　到列宁格勒站被告知当晚车票已售完。我想找个吧在那儿待到次日一早再去圣彼得堡，被琦拒绝了。她一定要走，哪儿都成，像那些金环城镇。我怎么都提不起兴趣，中世纪风貌也好，什么也好，总是那样的教堂，看多了不免乏味。去哪儿都差不多。我们买了最快出发的车票，是去雅罗斯拉夫尔的，那原是伏尔加河上的一个通商驿站，接待从白海阿尔汗格尔斯克来的英国和荷兰商人，13世纪和16世纪，贸易给它带来了财富。十分钟后车开了。
　　我抱着我的花爬上铺睡了三个小时。半夜三点，我们站在雅罗斯拉夫尔的某个位置，我认为河流在前方，出于谨慎还是向面包小店的人询问：“河在哪？”
　　“哪一条？”
　　“伏尔加河。”
　　伏尔加河就在前方，“步行？那很远的。”那人说。我说没关系。走去哪儿去我都不会觉得太远了。
　　街旁树上的鸟儿在那儿唧唧咕咕地叫，叫声古里古怪，像一些穿橡皮鞋子的小人儿在半空的场地上跑过来跑过去摩擦出的声音。菊花像剑那样在空气里生锈，散发清淡的湿漉漉的香气。每个路口都有四盏不停一明一灭着黄光的交通灯，我们走过很多个这样的路口，一个接一个。
　　我们推门走进一间小食品店，买冰淇淋，并再次问：“河在哪？”这时谢尔盖•加多夫科努朝我眨了一下他的绿眼睛。
　　我们回到街上，那人追了上来，还有他的另一个朋友。就这样他们把我们引到午夜的河边，经过潮湿的街道、生疏支离的语言、融雪的溪流、戏剧和灼热的长明火（火苗迎着若有若无的雨点舞动，他的手指梳理和引诱它，随后为我取暖），河是平静的。我又轻快又绝望。他把我抱过雪太多的路，一会儿我像羽毛那么轻，一会儿我重极了，他得费老大的劲儿才能不把我扔进水里。后来他拒绝说英语，他说他不会英语不会汉语也不会俄语，他拉我奔跑着赶上一辆林间开来的有轨电车。他念了很多很多的诗，令我非常愉快，我一个字也不懂。干杯的时候说为相逢为友谊为爱为中国新年为戏剧为黎明为骆驼。
　　（深夜，在玛格丽特手里拿着令人厌恶和惊惶不安的黄色花朵，她说，如若这相遇未曾发生，她便毒死自己，为她的生命是空的。）
　　（薇罗妮卡决定去死。）
　　（人们将称之为持蓝色勿忘我的疯女人。）
　　“为什么你拿着花呢？”他问。
　　为什么呢？
　　他给我念诗，亲吻，还有长久的凝视，转眼竟八小时过去。像舞台上的事，一辈子不翼而飞。“持续——瞬息。”（茨薇妲耶娃）。我脑子里盘漩着成千上万的事，像米格飞机坠海，“米格”——瞬息。跳舞时听到他说他爱我。我说不。他说他爱我：我爱你，为什么呢？求你了。我说不。他说了一堆话，说：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再说。我只好说知道。他忧伤地蹙着眉头，湿润的绿眼睛动人极了，他说你知道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爱你，然而为什么呢？”
　　我被我领会和辨别不出那样一个意义的力不从心感搞得有点懊丧，觉得被斯芬克斯式的谜语戏谑着，我为我这一生很不安。是真的。我为我这一生很不安。伴随着懊丧。有一部分为文学。异常的复杂性和迷惑性存在着，可我没法解析和提炼。心像一些拍坏了的底片冲洗不出来，如果始终是这样，我想我死不瞑目。
　　他赤身裸体躺在无水的浴缸里，手臂搁在池边上，手腕垂着，姿态孤单、宁静而驯服，百合般纯洁地袒露着欲望。
　　这遭遇处于衍生的附加的位置。
　　离开他们，琦和我发现我们是从先前在路上注意到的深邃的大拱门内出来的。我们再次来到河边上，沿河西侧道路往南走。河是灰白色，镜子般。
　　路尽头拐弯处的角上遇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面对伏尔加河分出支流的一片美景站着，她没有发胖，是美的，我和她打招呼，我们交谈，我们谈论宗教和精神的事，我说的她都赞同，她说你看空中云层裂开，太阳透出光来，那是他爱你，看这河，冰上栖息和飞起的水鸟，宁静的，明亮的，清澈的，温暖的，共产主义是什么呢？就是让你感到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我说爱和关怀，我才发现我向她打招呼的时候她的脸上挂着泪珠，她抬手抹掉，然后又有眼泪滚了下来，那非常美，她沾湿的睫毛嘴角皱纹，还有我们面对的景致。
　　我开始觉得雅罗斯拉夫尔也不错。虽然我原本想的是除非再往西到伏尔加河90度弯的乌格里奇，否则上雅罗斯拉夫尔意思不大。伊利亚•普罗罗克教堂和主显圣容修道院也的确不过是那样。
　　我们还是继续去往圣彼得堡，我很坚定。可琦不了，她为旅费担忧。结果我买的票不足四百卢布，她就继续跟我去圣彼得堡。
　　火车站里我们碰到一个坏人，他拿到我们的票就不还给我们，要求五百卢布，我毫无办法，琦把票抢了回来，我觉得这件事上多亏了她，她头脑简单，粗俗和浅薄（她脾气不错），这种情况下我显然那么软弱，斯文得甚至还有点假惺惺，至少是毫无必要的，我为此暗自羞愧。如梭罗云：“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品格，好比果实上的粉霜一样，是只能轻手轻脚，才得保全的。然而，人与人之间就是没有能如此温柔地相处。”
　　我在餐馆里给谢尔盖写了封信，看了会儿英译本莱蒙托夫的《我们时代的英雄》，这是找不到中文本又无法通畅地阅读原文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

　　早晨到彼得堡时落雨，我说先去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我想看那里的墓地。季赫温墓地中安息着陀斯妥耶夫斯基、茹科夫斯基、穆索尔格斯基还有自杀的柴可夫斯基。雨下得像清明一样。我手上没有花了，心里为非常疲惫的灵魂感到有点难过。
　　我们再转到涅瓦大街上，天却晴了，远处渗出丝丝清蓝。于是就沿着涅瓦大街走啊走，蓦地见到右手边基督喋血教堂，就这样我第一眼见它，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它有着蓝色和绿色的顶，和圣瓦西里大教堂一样不规整，漂亮极了，像它内部顶壁上金色和深蓝浅蓝描画的六瓣雪花一样峻俏秀丽。
　　回到涅瓦大街，继续往西。
　　一路上经过喀山大教堂（库图佐夫将军总是站在那儿，拍出的照片总带回在照片上才初次见到的人的模样，正面半圆形展开的科林斯式廊柱显得特别像布景）、文学咖啡馆和许许多多时髦的商店，名牌都在打折，不是名牌也在打折。剧院门口有人站成一排举着抗议的标语，“世界当无吞并、割地和赔款”、“自由车臣”。新纳粹分子就在熙来攘往的街上推倒一个迎面路过的亚裔男子，用硬底皮鞋往他头上踹了两脚后扬长而去，那男人没能起来，旁边和他一起的女人染色的头发很长，吓坏了。这个男人挨打前几分钟，我们也被这几个人频频回头看过。我觉得这糟透了。一幢建筑旁堆着鲜花，纪念900天围困中的列宁格勒的勇敢精神与英雄气概。青年男女们无所事事似地倚靠在陈列进口商品的橱窗上闲谈和抽烟，他们说着笑话，有的好笑有的不好笑，笑起来淡漠又疲倦，或有一种淡漠的欢快，他们看过往行人--彼得堡人、外地人和外国人，看站着不变换位置的彼此和自己的鞋尖，在那一点反光里分辨信仰或自己略施脂粉的脸和游移的眼神（在另一端我静止不动，衣摆微歙，橱窗、他耳廓上的银环和她下眼睑上睫毛膏的污迹、生动迷人的脸庞与灰烬像地铁那样擦身呼啸而过，短暂的年轻发出金属质地的声响）。并不像新阿尔巴特街有扩音器播放贯穿一致的音乐，那首流行歌：冬天冬天冬天--这里的音乐是游离的片断，像所能记起的过往岁月，摇滚乐或黑人的饶舌，无声源的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乐时隐时现，这也缘于我的唱片放机坏掉后我用没有音箱的笔记本电脑播放它，音质极其薄弱，轻的部分低得难能辨认，如黑白印刷在讲义上的列宾的《涅瓦大街》（马车轮子卷起一小股尘烟和温情主义的感伤，穿绸裙的女子悉悉窣窣袅娜走过，像铅笔草图，覆上一层薄的水彩）般概念模糊起来。
　　走到涅瓦大街走完了，冬宫广场就到了。纪念碑像眼下这个城市的其它景观建筑一样正在整修。淡绿色的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也不开放。这个广场没有什么可说的--没有什么可描绘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它只是和从电影里、图片上所见到的一样好。没有英俊的士兵队仗也没有谵妄疯癫的圣愚裸身跑过。像国王为之赐予诗人银镜的诗篇。我们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天不远处的另一边是娇媚的蓝与光亮。
　　此后沿涅瓦河西岸英国滨河大街南行，见到青铜骑士像，右转经中尉桥过河，然后在河的东岸往北走。天明亮的罅隙一直在不远处，并越张越大，在瓦西里岛同牛毛细雨一并淡金色地洒落。这一岸有埃及运来的狮身人面像，第二天还将看见大清的一对狮子。我穿着三年前的铜铁绿色旧裙子，已经很脏了。可是绿色真漂亮。这里到处都是绿颜色的，埃尔米塔日，教堂，每一座桥和桥下的倒影（桥的数量翻了一倍），每一个路灯，房子的墙壁和锌皮屋顶，船，青铜雕像和大理石雕像上布满的青苔，灯塔，还有草地（二月的青草地），货亭，热狗铺，汽车，甚至人们的衣着，深深浅浅风情万种的绿颜色纷呈眼前，宛如魔法，仿佛中邪的藤蔓爬满这座城，因而成为“这世上独一无二的美丽的悲剧之城”，忧郁而雅致。绿色之外，是天空和河水里闪光的蓝色与金色，还有飘浮的透明的冰，冰里又复制了闪光的蓝色与金色，与水为伴的金色是清脆的，而在屋顶上的金是深沉的，直到天边出现胭脂色，建筑的乳白、绯红、砖红、土黄、浅褐和灰始终同绿色协调在一起，无论是浓重的灰还是浅烟灰都不约而同是稠厚的。因魔法人变成了鸟，互相认不出，在浮冰上落脚之后又继续飞起来，翅上披着醉人的魅惑的浮光掠影，我感到一阵烟草带来的晕眩和分裂。我感觉我的衣服很脏，靴子也很脏，鞋帮上爬了一道白色的盐渍，像不肯退下的一道潮水同贝壳的碎屑一块儿固定在那儿。我的脸也脏了，因为风是湿的，这种湿冷的风让我感觉很熟悉。走进那些街道会发现互联网吧、按份量卖的冰淇淋和带着狗生活着的人们。
　　经宫廷桥回到河的西岸，阳光是一天中最绚烂华丽的时分，我知道它很快就要落下去了，天很快就会黑，像朵硕大无朋的金昙花，美仑美奂。光线以罗斯特拉灯塔为界划分阴阳，它疏而不漏地织成一张网，把惊讶与哀痛、叹息与欢狂、流离失所的和浮躁的魂魄、挽歌与赞美诗还有痴心妄想、暗送的秋波和很多事物的死皮统统的从一边拽下冰冷的河底，拽到另一边。灯塔上装饰着船头，在古罗马，人们将敌军的船头砍下用来装饰柱子以庆胜利。
　　我又一次想起鞑靼人是因为想起一本十分温柔灵巧的书《看不见的城市》，想起我去过的一个又一个五十五个更少或者更多的城市，它们都变得模糊起来。
　　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我的生里包含了那么多死去的人的影子以及尚且活在世间的人在死那一侧的倒影。
　　天黑时我们在涅瓦大街转悠，逛商店，吃忍者神龟吃的匹萨，买了一大堆我暂时没法看的书，卡片和明信片。我非常喜欢涅瓦大街上的书店，它们非常的好，要不是考虑到把书搬回莫斯科实在很沉我很想把某个架子上的书全买下来，那书装帧精美，价格也便宜，在莫斯科不知为何不曾见过这样赏心悦目的书店。
　　更晚些便开始找旅馆，依照旅行手册上的介绍找一个叫“恰依卡”（意思是“鸥”）的公寓式宾馆，位于“银白色林荫道”。可是我们到了少先队员站，全然摸不着“银白色林荫道”的方向，因为那并不是一条道路的名称，这时我还没有买地图。后来到了一间超市问一位大娘，她到处找人问，最后问一个买了东西出来的男孩，那男孩说知道，并能领我们去，“跟我来！”他会的几句简单的英语大概是从电子游戏或电影里学的，什么“我们走！”、“好运气！”，口气很可爱。他带我们走了长得惊人的一段路，然而“恰依卡”没有空房间。我们只能打车去最近的地铁站，我发现那地铁站名叫“黑溪”，也就是普希金跟人决斗的所在。附近的宾馆有房间但不营业，幸而值班的大娘让我们去她朋友的私宅的客房寄宿，也就是所谓家庭旅社，我们便以一晚六百卢布的价钱成交。房主给我们弄了俄式的果酱茶点，但住她这儿有点偷偷摸摸的，因为她似乎不愿让她的邻居见到我们，而又总有邻居上门。
   
　　次日晨直奔兔岛上“悲剧的象征”彼得堡罗要塞。前一日已在南岸见到金色尖塔倒映河上，叫人心驰神往。又听见敲钟，我们每到一处钟都会碰巧敲响。要塞内与设想的相比显得略为平淡无奇（也许只有进入特鲁别茨科夫棱堡前的院子有一些阴冷之感），教堂也不开放。可从一大门来到涅瓦河畔--那是同昨日所见完完全全不同的河畔--忽然见到它冷峻孤傲的面貌，为防瑞典人攻打彼得大帝“朝向欧洲的窗户”所建的厚城墙牢牢驻扎在涅瓦河最宽的河口三角洲地带，大的冰块堆积在卵石滩边，迅速漂来的冰块与之碰撞，或携带着碎片继续向前，或停留下来，冰和水在凛冽的风的作用下远远近近地漂移，而要塞是眼前唯一极为稳固的--好比代表那些恒定不变的事物的一个标记，至少相对“两片黑暗的永恒之间一道短暂的光的缝隙”这样的存在而言代表着可信赖和参照的恒定不变的事物，在世上不同时刻与地点会契约般地以不同形式出现这样的相似之处，它们传达某种暗示，有的万分显著，有的却很隐秘，这些时刻与地点毫无疑问是珍贵的。
　　要塞外河滩上我们见到提小桶玩沙子的小孩及其父亲、冬泳的老年妇女和玩球的老头，小孩站在冰上向我招手，而老头把一只绿网球不断抛向城墙弹回来然后接住，他让我想起了童话中在井边抛金球玩耍的公主。
　　往东走，看到阿芙乐尔号之后过桑普索尼耶夫桥和铸造桥又到河西南边，走过夏宫、夏花园（全都在修，只见到裸露的泥地、翻起和堆放的石板和石块、干涸凌乱的水池、孤零零的脏雕像和无精打采缺乏照顾的树）、天鹅运河（这里曾停靠着满载陶土器皿的船“——罐和盆，碗碟，带把的大杯子，——还常有玩具，特别是受欢迎的陶土制玩具笛。”）、马尔索洛校场（到哪儿都会见到的长明火渐渐给人一种难以磨灭的印象，又好似某个讯息一再重复，始终为了等待获知，延续着并延续下去）。
　　我们进一步领略了城市的细节，陈旧典雅的建筑为街道画出美丽的弧线，运河水道、支流与桥形成另外的弧线，石子路铺设其间，昔日皇帝的阿姆斯特丹的构想环绕着那些看不见的场面：木驳船占满河流，沿岸众多交易所出售由奥涅格地区运来的木材、陶器和木勺，马蹄脆生生地叩在路面石子上，并不如诗歌中所说“振聋发奎”，行家里手的马车夫歇息在拐角处装痴卖俏，一面朝女人们饱满的胸脯看上几眼。如今街上走动着牵着一条狗的人、推着一辆儿童车的人以及牵着一条狗又推着一辆儿童车的人，他们在相遇时相互问候，察看狗和小孩，狗和小孩同样也如此。这些人仿佛处于城市的支脉络中就不愿再回到主动脉，或那儿的人暂时与他们无关。
　　之后我把我的女同伴引到了大海路上——反正一直是我带路，我打算探访纳博科夫的故居，我知道她没有兴趣，只要不累也不会有意见，我告诉她已没有旅游者必去的地方了，可还有我仰慕之处，那里有趣且重要云云。我很感谢她大多数时候都很好说话，我得以来到大海路47号，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此长大。在博物馆陈列的书里我看到了那本厚的深蓝色封面的《不列颠蝴蝶与蛾的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 of British Butterflies and Moths》），还有一本英文版莱蒙托夫的《我们时代的英雄》。不过屋子里什么都没了，只有质地优良的木地板和天花板。对崇拜者来说重要的是仪式感。我感到我将羞于再提纳博科夫之名，假使非要，也必当是相当谨慎的。
　　相距不远的小海路17号，果戈里在此写了《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大部分内容。
　　我心里很满意，这一天我想看的都已经看到，所以见伊萨基辅大教堂非常高的圆顶了望台上站着细小的游客而提出登上去看看的建议被否决后，也没有多少不快。实际上这天是大年三十，但我们算错了日子，因而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甚至没有吃晚饭，买了次日开往莫斯科的车票返回住处，喝了茶便在房东的催促下早早上床，她第二天七点半要去上班，我们必须在这之前离开。

　　仅剩的一天，我已经没什么主张了，出门时天且是漆黑的，但街上人很不少，地铁拥挤不堪，我驮着书，里面湿的鞋叫人不愉快。哪里都还没有开。我说在此时先去逛一逛丰坦卡运河沿岸，其实是为了找阿赫玛托娃的房子，结果没有找到，丰坦卡运河在夜色中老是幽蓝幽蓝的。
　　坐了一次彼得堡的电车。下雪了。天气不停地在变，一会儿是雨，一会太阳，下雪，像什么征兆一样紧紧相随。雪最大时上了会儿网，看到确凿的消息，好好是没有了。逛书店又买了书，之后就坐在麦当劳一直看。情侣们都变成水滴，在整个城市穿过。
　　下午两点到了伊萨基辅大教堂，参观教堂内部之后登了二百六十二级螺旋形的台阶，在圆塔的台阶上转呀绕呀，手指间隐隐传来被纺锤刺破的疼痛。穿过顶端一扇窄而低矮的门，就看到了天。飞雪连天，扩音器播放的古典音乐从空中铺来。我站在那里看雨雾笼罩的低低的城，若有呼吸的起伏，一瓣一瓣淡绿米灰象牙黄屋顶微微扬起或舒卷，河上一片烟波，青铜天使不堪重负般垂下了翅膀，尘污沿羽翼流淌成为黑色凝固的沟壑，此时滴下一串串水珠，她们沾湿的卷发贴在额角，眼窝中积着泥垢，眼泪涔涔而下。这时候，我觉得很疲劳了，真的就是那样的一种疲劳，经脉肺腑和心上附着的一层薄薄的锈或蛛网或霜露似的东西，我发现它像珊瑚一样生长着包裹着。这就是在圣彼得堡高处的感觉。
　　晚上在涅瓦大街最后风卷残云地买回一堆衣服，事实上我已无法抑制对占有实物的强烈愿望。我吃着烤肉卷，却在想着脑力不济是否构成一个事实，是一个怎样的、何等程度的事实，这问题像鞋袜里的湿。
　　2月13日早上六时零七分，火车由圣彼得堡抵达莫斯科。

恐怖爱丽丝

或者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