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一种新的诗教传统（一）

陈诗哥

随想：一种新的诗教传统（一）
　　 陈诗哥
　　
　　一
　　读经很重要。它的意思是：读什么和怎样读很重要。
　　我不赞成让孩子读《弟子规》和《孝经》，但也不用苛刻的现代观念去否定它们曾经发挥的积极作用，因为语境不同了。
　　读经，读的是经典，古今中外的经典。中国传统经典也并非只有《弟子规》和《孝经》等，因为这些而遮蔽五千年文明的沉淀，未免太不明智。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不妨先从诗开始读起，诗经、唐诗、宋词、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泰戈尔的散文诗等等，以牧养人的心灵。至于哲学、政治等经典，包括数学，可从高中或者大学阶段读起，以培养人的理性。我的意思是，什么时段读什么很重要。不仅要因材施教，还要因时施教。
　　这些经典，包括文学经典、哲学经典、宗教经典等等，我称之为诗。当然，并非所有的经典都可称之为诗。
　　与读什么一样，怎样读也是十分重要。
　　古人读书，要沐浴更衣，焚香静心。大家不妨参考朱子读书法。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读书，或者学习，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情。
　　以一颗顺从的心，跟着大师大德一起运转，让大师调教自己，使心绪得到宁静、专注，使心灵、心智得到净化，受到滋养，从而生起虔敬的心。
　　古时候孩子读经，并不在于他一下就能读懂，而在于他一遍又一遍的诵读之后，他的心灵和精神得到专注和净化，然后“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也就是说，要先教学生无知，然后他们才可以无所不知。只有一颗纯洁、清静的心，才可以生出智慧。《圣经》上说的“凡事相信”和佛经上说的“无分别心”，说的大概便是这个意思吧。古时候孩子读经的方式和功效，大概跟小和尚念经差不多，跟老和尚专心挑水、砍柴、做饭差不多，跟信徒祈祷差不多，只有专注、宁静、纯洁的心，才有可能觉悟禅意，才能和神沟通。
　　现代教育教人知识，但不教人虔诚；教人动，但不教人静；教人急于发表意见，但不教人如何沉思；教人怀疑，但不教人相信。所以，现代教育可以教孩子很聪明，但未必很智慧。
　　若一开始就抱以一种怀疑的目光阅读经典，那就等于把自己升到大师的高度，或把大师降到自己的低度，那么，你读的不是大师，不过是在照镜子，一面哈哈镜。
　　并不是说大师和经典不能怀疑。但先信后疑，远远比先疑后信要好，至于后者，怀疑之后还能不能信，这是一个问题。
　　
　　
　　二
　　袁伟时先生认为，仁、义、礼、智、信应该建立在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基础上。袁先生的仁义礼智信是有两个背景词的：儒家和宗法社会。但就这些仁义礼智信的一般意义而言，我的感觉和袁先生的判断不一样，我认为后者应该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的。它们的位置很重要。
　　对于一个政府而言，它最迫切的、但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民主、法治的秩序，。但对于教育而言，它最迫切、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教会学生仁爱、虔敬和顺从，等等。
　　民主强调平等，这也就意味着取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但事实上，一个道德高尚的大学教授和一个道德高尚的农民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准确地说，是有高低之分。但民主的平等思想取消了他们两者之间的差异。当然，他们人格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这些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基本共识，无需再要证明的。这里主要是指在民主框架下的选举权平等、议事权平等等等。如果从更平等的角度来说，一个道德高尚的大学教授的选票应该等于十个道德高尚的农民的选票。但目前民主的平等思想，取消了这种差异。
　　又例如自由，自由是一个很美丽、但又很危险、甚至极具诱惑的事物，在自由思潮如此深入人心的语境下，在学校里，如果继续如此突出地宣传自由，自由会不会变成一副极具诱惑的春药？毫无疑问，人是有选择的自由，而上帝也许诺了这种自由，但人们应意识到：人究竟能不能承担这种自由。对于自由，我有过一个界定：自由就是神恩和重负，正如其他事物一样。这点决定了自由在其他层面上的含义。关于自由和多元价值，诸君不妨看看施特劳斯和伯林之间的论争，那是思想史上著名的一章。事实上，除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观外，还有一种自由，这种自由不是外在的秩序可以生起的，它是人在控制自己的欲望、清静自己的内心之后生起的自由，这类似佛教僧人抵达一定境界后，狂心顿息，自由自在；又类似于基督教的修道士把自己交给神后，专注于沉思默想，专注于祷告，不再背着肉欲的包袱而生起的自由和喜悦。这种自由并不一定要通过宗教来达成，它可以由教育承担这个任务。
　　建立民主秩序，宣传公民社会、培养公民意识，应该是政府的主要责任，当然也是教育的部分责任。再细一步讲，理性教育，包括公民教育，应该是在大学，起码是高中阶段推行的。在大学之前，应该让学生多读经典，读诗和童话，以牧养人纯洁的心灵，培养人高贵的灵魂，在这个阶段，不应急于培养学生的理性思辨。
　　现在的民主是代表着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并不区分对错，它代表的只是利益。多数人有可能意味着优秀的，但也可能意味着暴政。苏格拉底便是被民主政治判以死刑的。
　　我说这些，不是表明我反对民主，而是相反。但民主应该知趣，应该知道自己的不足在什么地方。这是很重要的。因此，政治哲学家的思考不应止步于民主，而民主也只是“一种不是最坏的方式”。
　　对于新儒家关于儒家现代化的思考，我不一定赞同，但我很欣赏这种尝试。
　　民主是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呢？在目前的语境下，我认为是的。但民主不一定是历史上出现过最好的政体。
　　民主政治最早是在古希腊出现的。那么，在民主政治出现前的政治制度是什么样子呢？神主政治，或者说贵族政治。
　　它的典型应该是古希腊的贵族政治。从神主政治（即贵族政治），过渡到民主政治并非一定是进步。应该要说明，古希腊的贵族和我们平时理解的贵族并不一样，它更多的是指精神贵族，贵族政治即是优秀的政治。在宗法社会，血统固然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些贵族们口中常常谈论的“何谓正义”、“何谓高贵”、“何谓美好”、“何谓智慧”。我的知识来源于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柏拉图作品。如俄狄浦斯出任忒拜的国王，并不是因为他的血缘，而是因为他的智慧。
　　贵族政治是以“优秀”、“好”、道德为社会的尺度和标准；而民主政治是以自由为社会的标准。
　　又如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有过光辉的文明，像现代数学、《一千零一夜》》，假如没有伊斯兰文明，也不可能把希腊的古文明通过阿拉伯文带到西方，西方的文艺复兴也就不可能。在伊斯兰世界，以前在西班牙，与犹太教基督教共处，就有过宽松和谐的氛围。伊斯兰统治印度时，也是如此。今天伊斯兰之所以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盛行，杜维明先生认为，与欧洲，特别是英美对伊斯兰的宰制，关系非常大。
　　
　　
　　三
　　袁伟时先生是主张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但袁先生欣赏的主要是西方的民主政治、法治精神、市场经济、科学技术、自由和平等，而这些仅仅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
　　如果袁先生仅仅是选择这些，那么何不再参照日本和韩国呢？日本和韩国采用的西方民主模式，但文化依然是东方色彩的。如果嫌远，那就看看台湾和香港吧。
　　而西方文化也未必只是理性的分析、自然界的逻辑化以及对精确科学及其方法的追求。科学理性也只是希腊精神的一部分，希腊精神还有古希腊悲剧和史诗中的诸神世界，还有前苏格拉底学派的神灵精神和奥尔菲斯教。国人更不应该对西方文化中的犹太—基督精神避而不谈，这个才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所在。
　　朱学勤先生比较法国大革命和英美革命，把英美革命以极小的代价取得成功的因素归功于工商文明，但他没有提及基督教的作用，未免有些可惜。如法国大革命和英美革命中的一个共同内容：废奴运动。废奴运动在法国几乎流血无数，而在英美，却几乎兵不血刃。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朱先生说的工商文明之外，我想，还因为英美的废奴运动是由威伯福斯为代表的、英美福音派运动所领导的，而法国的则是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影响下进行的。
　　袁伟时先生的自由、平等思想来自启蒙运动。但要理解启蒙运动，怎么能不理解欧洲中世纪呢？启蒙运动就是因应中世纪而生的。但在国人眼中，欧洲中世纪几乎是黑暗、蒙昧、专断的代名词，其实这是没有依据的，最简单的理由是国人对欧洲中世纪的理解是如此的贫乏。而我们拥有的这种观念，其实是来自启蒙运动的历史观。但欧洲思想界对中古时代的评价，并非只有启蒙运动知识人的“黑暗—蒙昧”一种；在R•尼斯贝特的《保守主义》一书中，欧洲各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就认为，中古时代的文化和社会形态是历史生活中的卓越典范；中世纪是检验文化、社会形态的理想标准。
　　人们对欧洲中世纪抨击得最厉害的，除了十字军东征、赎罪券之外，应该就是禁欲理念了，修道院的生活被视为扼杀人性的反面典范。这种观念也是来自启蒙运动的人性观。但并非所有现代思想家都认为中世纪的禁欲理想是反人性的。德国思想家舍勒在《道德建构中的怨恨》（这个书名就非常好），透辟地比较分析了基督教的爱观与现代的爱观，其中有对禁欲观念的精湛论述：中古时代是欲望的禁欲，以便把目光投向神性境界；现时代是精神的禁欲，以便把目光投在人之本性中最低下、最具动物性的方面。
　　在此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亲吻神学——中世纪修道院情书选》，它是圣多明俄的嫡传弟子约尔丹和他心爱的女子、女修院副院长狄安娜，12世纪伟大的神学家、本笃会会士阿贝拉尔和他倾慕的女子、博学的女修院院长海萝丽丝，加尔默罗会修女特蕾莎与她爱慕的男子、年轻的加尔默罗会神父格拉西安，利雪的特蕾莎与她的女友、同胞姐姐西利安•马丁等情侣的情书集。看完它，我想大家会对欧洲中世纪有一些改观。其实，没有收入这本书的著名情侣还有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与圣克拉蕾、诺德林根的海因利希与埃布纳、苏索与施塔格尔、撒肋爵的弗兰茨与尚塔的玛利亚、富科尔与邦迪夫人、德日进与尚邦等等。
　　因此，我说：且慢告别中世纪。这种告别的话语，其实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动不动就打倒、告别思想中的一种。
　　袁先生是赞扬市场经济的，因为它是民主、平等、自由的基础。但我们也要警惕市场社会化。杜维明先生警醒得好：“假如市场化的力量进入学术，那学术就腐化了；进入教堂或寺庙，宗教就被污染了；进入家庭，家庭就异化了。”
　　我也有这种忧虑。但这个不幸的现实是，市场化的力量不仅进入了学术、宗教、家庭等等区域，它已经进入整个人生的领域。“价值观”一词便是很好的证明，“价值”原是市场术语。人生竟然可以估价的……由此，赚了多少钱，做成了什么事，达到何种境界，便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有必要的话，人们也会给爱估一个价的。由此引申出：我们信仰的上帝也变成了一种可选择或可不选择的价值观了。
　　
　　
　　四
　　因此，民主政治应该知趣，应该学会谦逊。如何才能弥补民主的不足呢？
　　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宗教，但宗教比较敏感，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呢？我觉得可以通过教育弥补民主的不足。怀特海就说：“教育的本质即它是宗教性的。”
　　最好的教育，是诗教。但我说的这种诗教与中国传统诗教有联系，也有区别。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有着很好的诗教传统。所谓诗教，本指《诗经》“温柔敦厚”的教育作用，后来也泛指诗歌的教育宗旨和功能。孔子为何要亲自删定《诗》三百篇，我想，正是为了诗教。教育是儒家的重要主张。《诗经》的第一篇是《关雎》，孔子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诗三百的第一篇呢？《诗经》全本的结构安排是很有深意的，我们知道，《诗经》分风、大雅、小雅、颂四大部分，风居全经之首，包括两方面意思，一是执政者以君子之风来使天下潜移默化，此为“风化”；二是民众反映意见而使执政者纠正错误、弥补不足，所以风又分正风和变风，而正风又有两部分“周南”和“召南”，《关雎》便是“周南”的第一篇。为什么要把这首中正平和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诗放在全经之首呢？我想有两点：一，情是人生乃至社会、国家的根本；二，《毛诗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朱子在《诗经集注》中进一步指出：“淑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之妃，太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我想，以最高执政者作为典范，风化天下，从孔子的诗教角度来看，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
　　在《礼记》中有一篇《经解》，记载了孔子的几段很值得玩味的话：“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意思是凡亲身到一个地方，从那里的教育情况就可以看出来，凡是老百姓温柔敦厚的，那便是诗教的结果；如果老百姓不仅温柔敦厚而且很聪明，那便是学《诗经》学得很深入了。
　　林语堂先生也说过，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
　　中国的诗教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一直到新文化运动开始出现摇摆。从新文化运动至今一百年，中国诗教传统遭受极大的厄运，几乎中断，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新文化运动推行白话文，使诗失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根基——语言；其次，民主和科学的思潮涌起，人们极力追求理性，使诗中最具魅力的情感因素在社会选择中退诸二线；第三，百年中国都在做一个强国梦，诗便成为国家、社会、政治服务的工具；第四，百年中国历经多少战难、运动、革命，动荡不安的局势，使诗失去赖以呼吸的空气；第五，自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物欲横流，更是使人们无暇于无用的诗歌。此间，诗出现过几次小高潮，如天安门诗抄、朦胧诗、第三代诗潮、5•12汶川大地震的诗歌热潮等，但也只能以零散的面目出现了，犹如几声呻吟。
　　在古希腊，埃斯库罗斯也说过：小孩子由大人来教，而大人则由诗人来教。
　　古希腊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有一部剧作《蛙》。这出戏就是酒神觉得著名的悲剧诗人都死了，很伤心，决定去阴间把一个悲剧诗人请回来。到了阴间，他见了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是老悲剧家，欧里庇得斯是最后一个比较出名的悲剧诗人。究竟选哪一个回来呢？两个人开始辩论谁是好诗人。最后呢，选择的是把埃斯库罗斯领回来。为什么没有选欧里庇得斯呢？理由是因为欧里庇得斯的创作不道德。在欧里庇得斯戏剧里的女人总是为情爱所困，总是爱过去爱过来，要么爱得要死，要么爱得要失足，埃斯库罗斯认为，这类女人就不是道德的女人，而那些好的女人，就是被这些女人引诱得神魂颠倒，一个个服毒自杀。而这些现象，是民主政治下才出现的现象。
　　欧里庇得斯反驳说：可是我写的都是真实的啊！
　　埃斯库罗斯认为，诗歌不在于表达真实的东西，“诗人总是应该把这一类的丑事遮起来，而非引出来教人。对于那些个孩子们应该由老师来教，而成年人则应该由诗人来教。”
　　埃斯库罗斯的话其实包含因材施教和因时施教的思想：小孩子需要老师教，成年人也需要诗人来教。不要以为成年人什么都懂，有时候，成年人比孩子更糊涂，因此需要诗人来教。不过，这诗人恐怕不是现时代国内的那些诗人，甚至不是指抒情诗人，而是指戏剧诗人。我是读了古希腊悲剧，才开始懂得什么叫崇高和优美。这便是教育。戏剧在古希腊的教育里担当重要的角色，原因是它对公众开放（大家可以参考卢梭的《论戏剧》），不像我们当今的影视，是以娱乐为主。大概可以这样说，以娱乐为主的影视是当今教育的最大挑战。
　　埃斯库罗斯说的话意味着教育要分等级，必然是学识高的人教学识低的人，品德好的人来教品德还在成长、或者是说在德行方面困惑的人，这个叫做教育。但民主的问题在于不区分道德，取消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在民主时代，德行似乎已经不是教师的第一要求。我们看到，在古希腊从贵族政治过渡到民主政治之后，教育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化，教师的角色也由诗人转变为智术师。
　　智术师是那个时候出现的新知识分子，有些人翻译成“智者”。这批人聪明、懂哲学，同时又把聪明和哲学当成一种技艺，他们还好为人师，喜欢办班、收钱，什么专业都可以，与现在的大学教师相似。刘小枫先生说：“智术师就是新出现的一种教师，这种教师对于希腊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作用是非常大的，对戏剧的影响也非常的大，智术师也成为许多剧作诗人讽刺挖苦的对象。在这之前，古希腊城邦教育是与传统宗法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智术师出来以后就改变了希腊传统的教育理念，他们提出来了新的教育方式以及教育的内容。以前，通过学习优秀的诗人的诗作，得到道德滋养。可是现在呢，他们说不行，现在应该有新的理念。新的理念就是自由。”
　　这种自由跟现在的自由主义基本一致。例如诗人的创作是自由的，教育已不是诗的首要含义。如今的文学观念是反映现实，而不是引领现实。诗人把生活中的真实，包括阴暗面，统统揭露在公众的面前，但正如挪威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比昂松所言：“过于强调阴暗面对人生无益。”把阴暗面尽情地揭露出来，除了再次打击人类之外，并无多少益处。文学的功能，或者诗的功能是教育。当然，若一个作品中只有拙劣的说教，那肯定是一个拙劣的作品，这不能说是经典，更不要说是诗了。需要说明的是，诗的教育功能与言论自由、言论监督的关联。言论自由、言论监督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因为与民主政治一起滋生出来的各种问题需要言论来监督。但言论监督的主体应有所界定，它应该是成人，在大学里，除了继续接受诗教外，大学生还要对哲学和政治的学习，但在大学之前，学生应主要接受诗教。自由是一个危险品，警惕它的坏处比享用它的好处更有必要，无论就外在自由还是内在自由而言。
　　上面说的是民主时代的自由观念，那古典自由主义又是怎样的呢？据说，自由最早的涵义就是：“我有闲暇。”“闲暇”的希腊文，就是英文里的“school”——学校。所以，学校就是说有闲暇的人在里面过一种沉思的生活，沉思什么是好，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这便是古典自由主义，与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希腊古典主义教育，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古希腊诗教。

陈诗哥

　　五
　　我主张的诗教，与中国诗教传统和古希腊诗教传统接轨，但也略有不同。
　　它当然是一种教育。但它的教材——诗，与中国诗和希腊诗有些不同。何谓诗？
　　孔子说的诗，是指《诗经》，后来诗的范围包括唐诗、宋词、元曲等等，即作为一种文体的诗。
　　而埃斯库罗斯说的诗，其实是指戏剧。
　　我说的诗是指古往今来的经典。何谓经典？卡尔维诺有一个很好的定义：“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像最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所以，经典不是问你读过没有，而是问你读了多少遍。这样的经典，我们便可以称之为诗。诗不是一个文学上的概念，甚至不是哲学上的概念，它包含三样东西：伟大的心灵、伟大的技巧和最初的喜悦。伟大的心灵无需多说。伟大的技巧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像《战争与和平》《红楼梦》《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那样，它可以是单纯的，像《静夜思》、歌德的《流浪人之夜歌》以及泰戈尔、纪伯伦等人的诗那样。而最初的喜悦，就像春天你突然看到新长出来的嫩叶，早上起床时听到的鸟鸣，在公车上看着一个婴儿啼哭和哈哈大笑，那便是最初的喜悦了。所以，这些伟大的诗篇我想应该包括《圣经》《古兰经》《荷马史诗》《神曲》《诗经》《唐诗》《老庄》《论语》《金刚经》《红楼梦》以及泰戈尔、纪伯伦、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里尔克、鲁迅等人的作品。
　　在中小学阶段，最好是采用文学经典作用教材，也可宗教经典中节选优美的章节，例如《圣经》中的《雅歌》。在大学阶段，除了进一步用文学经典作为教材外，增加哲学、政治、科学经典作为教材。为什么要读经典，因为经典比非经典的可信程度高。并不是所有我们看到的经典都可作教材，必须经过严格的挑选。因为教育是一件令鬼神动容的事情，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不能不小心。
　　我界定的诗，可以说是来自刘小枫先生界定的古典诗学，只是两者侧重不同，刘先生侧重的是古典学问，我侧重的是诗性。两者都并非是文学上的概念，两者的共同目标都是重新梳理经典，厘清世界的根本，检查当今政治制度、文化生活的正当性。它们关注“何为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生活需要什么样的品质”、“怎样才能得到美好的生活”，这三个问题都很重要，但有次序之分，对于现代世界来说，第一个问题根本未明，或者避而不谈，而毛躁地急于行动，所以只能头痛医，脚痛医脚。这样的诗，正如刘先生所言，是所有学科的基础。诸君可参照刘先生的《古典诗学目录三十种》。
　　诗教，并非是一种宗教，但带有宗教性。在当今时代，并非人人都有宗教信仰，但每人都应带有宗教感。
　　在英王詹姆斯钦定版《圣经•约翰福音》中有两句话：“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和“the Word was made flesh”，这两句话有两种译法，一种是“太初有道，道成肉身”，另一种是“太初有言，言成肉身”。
　　个中的关键，是如何翻译这个大写的“Word”。对此，向来有许多不同的争论，是译成“道”呢，还是“言”呢？这个“道”或“言”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指“逻各斯”，还是指“一”呢？我的看法是：不是逻各斯，而是诗，上帝的话语。诗就是上帝的话语。诗和逻各斯有极大的区别，后者强调的是理性逻辑，而诗（即上帝的话语）又是如此神秘，很难说清楚，但我们知道，它直指人心，无法分别，或者分析。而诗是否含有逻各斯呢？我估计有的。但它跟我们平时理解的逻辑、分析、推理是不一样的。
　　In the beginning 为什么会是“Word”呢？原来，在《创世记》里，神是这样创世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神说，要有这个世界，就有了这个世界，神看世界是好的。这就是语言的本质，也是世界的本质：它是好的。它们的关系是如此的单纯、神秘。所以，上帝是用语言来创世的，也就是说，上帝是用诗来创世的。所以，上面两句话最好的译法应该是：太初有诗，诗成肉身。
　　诗人，即诗成肉身。因此，耶稣是最伟大的诗人，他由最高的诗化成肉身。
　　而德兰修女也是诗人（《圣经》上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她用生命写就一首诗。释迦牟尼也是诗人，薇依也是诗人，他们用生命写就的诗篇，是促使人性趋向完美的力量。我以为，这类诗人是人类当中最好的诗人，仅次于上帝之子耶稣。
　　数学家和科学家也是诗人，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如此奇妙，从而赞美神。但数学家和科学家写就的诗要低于释迦牟尼和德兰修女的诗，因为沉思、温柔、仁爱比逻辑、分析和知识更为人所需要，更适合安放人的灵魂。
　　商人有没有可能是诗人呢？很难。不是说不可能，而是说很难。逐利几乎是商人的天性，而诗与功利背道而驰。耶稣说：财主进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
　　而进行创作的诗人，也即某种意义上的上帝，他用词语进行重新创世，重新命名世上的一切。所以写诗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这样写出来的诗就是一道光，照亮世上的黑暗，使人们得以前行。而这样的诗，也就是我们在大地上的粮食。
　　我想再没有人比里尔克界定的“诗人何为”更传神的了：
　　
　　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我赞美。
　　但是那死亡和奇诡
　　你怎样担当，怎样承受？——我赞美。
　　但是那无名的，失名的事物，
　　诗人，你到底怎样呼唤？——我赞美。
　　
　　蔡元培先生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其实与中国诗教传统一脉相传。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审美精神，如老庄、禅宗、玄学、国画，中国诗，讲究超脱空灵，泊然无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超脱出现实，又诗意地返回现实，若碰壁时，又悄然隐去，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我主张的诗教，除了继承审美精神外，还有审美精神无法应付的绝望精神。
　　绝望精神是《圣经》的重要体现，典型例子便是亚伯拉罕的例子，神要让他献出他的独生子。这真是一件让人绝望的事情。在怀疑和相信之间，亚伯拉罕选择了相信。因为，怀疑神才是一件绝望的事情。最终，神让他用一只羊来代替他的独生子。但这是一件多么惊心动魄的事件，当中蕴含着多少“恐惧和颤栗”。如果一个士大夫听见神要求他献出他的独生子，他第一个反应肯定是他听错了，或者出现幻觉。但里尔克说：“但是那死亡和奇诡/你怎样担当，怎样承受？——我赞美。”人类经历了无数的灾难，如两次世界大战、奥斯维辛集中营、地震、海啸，这是普通人无法躲避的事情。对此，有人愤怒、有人哭泣，有人控诉，有人绝望，然而，绝望精神却告诉你：“我赞美。”
　　基尔克果在他的《恐惧与颤栗》《致死的疾病》《哲学片断》《不安的概念》等著作中，一再彰显审美精神有一个“欺骗性”的意图：审美精神是一种想像，但又不能说是幻想；也不能说它是一种低于基督徒精神的生存状态，毋宁说是另一种生命感觉。
　　但生命只是一种感觉吗？
　　在基尔克果的复调言述中，如此审美精神得到堪称极致的发挥，以便让它在撞上绝望时把自己的窘态暴露得一览无余：“每一种美的生活观都是绝望的，每一个按审美方式生活的人，无论他知道与否，都处于绝望之中。”
　　在绝望精神下，因信仰所生起的希望，是如此的纯洁、光明和专注。
　　诗教的首要任务是滋养一个人持续的仁爱、虔敬和专注，即使处身于绝望之中，仍然赞美，仍然相信，仍然热爱；诗教的次要任务是培养一个人的思辨、写作和行动，毕竟，这个世界需要明晰的秩序，需要有力的行动去解决生活中的不公正，还因为“人唯有劳苦，才能得食”。
　　诗教不直接为社会服务，正如科教不是为了兴国。但诗教培养出来的人，是可以很好地为社会服务的。
　　诗教包含宗教精神，但不是一个教派。相反，它可以成为各宗教的对话平台：让《圣经》《金刚经》《老庄》，而不是基督教、佛教、道教，在诗的平台上对话。这样的对话便可以破除历史性、民族性、自然性和教条性。诗是通往神的最佳道路。在我眼中，神不但是个客观存在，更是他含义本身。上帝是爱，关于爱的最好的定义，可参照《哥林多前书》第13章。爱是超越真善美的。只要认识了爱，我想他也就认识神了。认识神，便可以认识神的话语，即最好的诗了。
　　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关于诗，还有另一个类似的定义：诗歌即祈祷。何谓祈祷，按照薇依的观点，祈祷便是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人的存在。也许可以这样说，生命的本质，或者说诗的本质，是为了他人的美好。
　　
　　六
　　在刘小枫先生等人的呼吁下，国内的大学开始了古典诗学班的尝试，如中山大学的博雅书院。但中小学如何与大学接轨呢？
　　对于中小学，我有一个关于诗班的设想。
　　由于当今文教制度的限制，可以采用实验班、选修课或社团的形式。
　　诗班的宗旨是：诗成肉身。
　　每次课开始时先静坐5—10分钟。此举是为了调服学生的心性，使之安静，从而专注，进入一种沉思的状态。具体方法有些类似僧人打坐和修道士灵修，但不需要像宗教法门那么讲究，具体如下：盘膝而坐，双手随意安放，眼睛轻轻地闭上，心绪尽量不要想别的事情，可随呼吸的气流而动，这样可以让心放松，从而得到专注和洁净。在这个过程中，若脑海中出现别的一些念头，别在意就行了，因为一切想法都会消散的，就像天空的浮云。我有两句诗：“为什么云们像羊群一样撒野/却从不会把天空弄脏？”我的意思是说：人的心就像天空，而那些不断冒出的想法，就像浮云。好看的浮云你不妨多玩味一会，不好看的浮云你就让它随风飘散罢了。而你若“在意”你在想别的东西的话，则会打断你连绵的气息。当一个人的气息是连绵不断的时候，他就是有底气的，时间也会感觉变得缓慢和亲切。以这样一种状态进入学习，我想是最有效的。
　　教材便是上述反复界定过的诗。可按时段分别编订教材，如九年学校的教材可分五册，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七八年级和九年级分别各一册。以诗和童话、故事为主，可选一些哲学意味浓一点的故事，不在于学生一下就懂故事的深意，而在于播下哲学的种子。人物传记也要占一定的分量，目的在于给学生确立人类的典范。到了高中阶段，教材的思辨性逐渐加强。到了大学阶段，哲学、政治、文学、宗教等等经典便可全面开花。
　　教材编选的原则是突显灵性，而不臣服于血气；偏重感性多于理性。举一个例子：在《三国演义》里，常山赵子龙骑着高头大马，冲入敌群，取敌首级，如探囊取物。嗯，“取敌首级，如探囊取物”，这个修辞的作者看似豪情万千，实则冷酷无情。这便是血气政治的一种，而血气政治在我们国家占有很大的分量。编订诗的教材是，这点不能不注意。（编订教材是一件严格、浩大的工程，具体再待细细斟酌。）
　　课堂以诵读为主。尤其是低年级，以反复诵读为主。海外学人刘铭绍先生认为：读诗“除了复古，别无他法”，“复古之意，乃背诵也”。古人读诗便是用吟唱的方式，宋词和元曲更是歌词。小学阶段不适宜对文本进行具体的分析，主要让学生在反复诵读中自己慢慢体味作品的意思。
　　课后，要让学生养成沉思的习惯。释迦牟尼的森林中独自苦修六年，悟道后投入时间弘法四十五年，弘法期间仍然按时退出，就是每年有三个月雨季的休息与冥想；在积极传教期间，佛陀一天中也会有三次退到静处沉思。唯有静，才能为动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孔子也刚好有一句：“吾日三省吾身。”沉思是为了返求诸己身，检查自己的内心，以培养持续的、宁静的、专注的、虔诚的、仁爱的、为他人着想的、纯洁的心性。
　　关于“冥想”，不同的教派便有不同的法门。例如佛教有一种主张，对着佛像冥想，例如对着莲花生大师的像冥想，冥想他神秘的微笑。基督教也有冥想，如冥想耶稣的受难与复活。我自己也有一些冥想，很不讲究的，我既不冥想耶稣，也不冥想佛陀，有时候我会对着风冥想，冥想风给人们带来清凉；有时候我会对着一颗草冥想，冥想它给人们带来绿色。这些冥想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美好，有一种世界刚刚被创造出来的喜悦。
　　我想，在起初阶段，不妨让学生像我那样，就做这样一些简单的、不太讲究的冥想，这对学生来说，是相对容易实行的。至于之后他们想冥想耶稣，或者佛陀，或者某种法门，我想都是可以的。
　　诗班要注重实践，注重慈善活动，因为诗的本质是为了他人的美好。《论语》的第一句“学而时习之”，我们通常把“习”解释为“温习”的意思，其实不是，而是“练习”的意思。朱子的解释是：“鸟数飞也。”我们从“習”的繁体字便可得知，“白羽”，即是一只鸟儿在练习飞翔。考虑到“学而时习之”位于《论语》全书的第一句，更容易看出孔子的深意，这与儒家的入世主张是一致的。诗班的活动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持续。有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台湾的证严法师为建立一个慈善医院，号召人们捐款，每天捐五毛钱，天天都捐。有人拿着十五块钱去给证严法师，说：“这是我这个月的捐款。”法师说：“不，你还是每天捐五毛钱吧。”法师的用意何在呢？在于若一次捐十五块钱，培养慈悲心性的机会只有一次，而把十五块钱拆开，每天捐五毛钱，天天都捐，则可天天都可以培养持续的慈悲心性。在诗班，让学生进行持续的、小小的慈善活动，如随手捡起一张地上的废纸，扔进垃圾桶，这便是慈善的活动，因为它利于清洁，利于大家的健康，这便可以培养学生的慈悲心性。当今教育更多的是把这些事情当作一个任务来完成。
　　至于写作，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偷”，写作是读书和生活自然而然的结果。在班上可开辟出一道“诗墙”，让学生自己把自己的作品贴在诗墙上，大家共同交流。
　　一个班最好以20个学生为宜，学生中最好要有喜欢写作的、喜欢跳舞的、喜欢唱歌的、喜欢演奏的、喜欢画画的、喜欢发明的、喜欢发呆的、喜欢运动的，等等。他们都有喜欢的事情，便可从他们喜欢的事情入手，然后慢慢把他们的喜欢扩展到更广阔的地方，对生命的喜欢，对他人的喜欢，对宇宙的喜欢，对某种更高的神秘存在的喜欢。
　　这样的一个班，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共同体。规模小的共同体是最容易成为理想国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便是诗班共同体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了。
　　
　　这篇随笔，多有不严谨的地方。写出来，仅是为了抛砖引玉。毕竟，我追寻的不是学问，而是诗。
　　最后，我想用一个故事结束本文，这是我听过的最优美的故事之一：
　　以前，在北欧的一个小渔村，有一个老渔夫，有一天他把两个分别是十岁和十四岁的孩子叫到身旁，对他们说：“从今天起，你们必须面对两件事情，那就是爱情和死亡。”
　　这便是诗的教育。这样的诗竟是出在北欧一个寻常的老渔夫的口中，而在我们现在的国家，它甚至不是一个教授的话语。
　　
　　
　　2011年4月 安静居
　　

lexiaozhu

欢迎陈诗哥，挂起来大家讨论下。

陈诗哥

谢谢版主的好意。
文中的一些想法有些理想化，可能无法在大范围内实施，但人若能把自己教好，那也了不起的。

也也夕

你的诗歌更好看。

井井回

最好的教育是不让人感到身处教育之中，文学方面的教育更应该这样，因为文学的教育是不去培养标准化的东西，所以谈诗教不如多谈些对诗歌本身的认识，对有用的人自然会形成教育。

看到民主、自由，就再没往下看。在这个时代，民主、自由能和太多东西联系在一起了，联系到诗歌，从民主自由的角度，我觉得这太不给力，从诗歌的角度，这是一种躺着也中枪的感觉。文不载道。

陈诗哥

呵呵，把这篇文章看完、看懂，需要一些时间。
民主政制和贵族政制（即优秀的政治）对于诗歌、自由等等的界定有很大的不同，诸君可看文中埃斯库罗和欧庇里得斯关于诗歌的争论。诗歌本身有两种：作为文体的诗歌和作为本体的诗歌，如今两者发生断裂，前者只关注如何写的问题，现在甚至成为小资、中产自恋的工具。
既然井井回兄连文章都看不完，也已说了“文不载道”，其实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井井回

你这么说好像为我感到遗憾的样子。不要这样。有的时候本来觉得自己是有时间的，但当面对某个观点或某个表态的时候，经常会立刻感到自己一点时间也没有。


“诗歌本身有两种：作为文体的诗歌和作为本体的诗歌，如今两者发生断裂，前者只关注如何写的问题，现在甚至成为小资、中产自恋的工具。”

那你关心的一定是作为本体的诗歌了，我想表达的就是希望你能说一点对本体的诗歌的看法，在你思考如何对外进行诗歌教育之余。

陈诗哥

“我想表达的就是希望你能说一点对本体的诗歌的看法”
那就请你看这篇文章了，如果你真的希望知道的话。

井井回

我不是要知道你对本体的诗歌的看法。你这样想，也许是来自你对诗歌教育的热忱。
面对诗歌要关注此而不是关注彼，这是我要表达的。

“我想表达的就是希望你能说一点对本体的诗歌的看法”
——你不要只引用半句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