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三峡好人》

hooxi

<p>回边河老师：）</p><p>也是你说的“用心‘叵测’”让我有了这种联想。这涉及如何最低限度地谈论一部令人尊敬的电影。复述，或许是除了亲自看那个电影之外，唯一能做的事情。侯孝贤在《戏梦人生》里，有一场戏是这样的；<br/>乡下的私塾先生在教孩子们读唐诗，大概先生觉得这首诗太好了，于是二话不说，又把它吟诵了一遍。《枫桥夜泊》。复述别人，抑制自己，大概应算一种美德吧。但我不认为复述是容易的。所以也存在着复述引起的不敬。说到底，我认为贾樟柯的艺术最根本的在于自我的抑制，和对生活小心翼翼的“复述”。唯一“不敬”的地方，就是把那个难看的移民纪念塔给“强行”发射到文本外面去了。</p>

尚方翊剑

正在观看“好人”中，无论四川的还是三峡的，世界总不应少些好人。谁说“只有恶人是孤独的”，好人照样孤独。挺热闹的，看完再扯。

边河

<p>快点看，就等你了</p>

尚方翊剑

<p>问ＨＯＯＸＩ老师：片中有一情节处理挺有意思的，韩三明遇到那个编织袋里的被英雄本色误导的小青年。二人喝酒论“江湖”到手机铃声“上海滩”延伸到画外。韩三明出镜，飞行物出现，引出赵涛。而后赵涛又遇到一个想出去打工１６岁的小青年（女）。二者是前后呼应吗？感觉挺妙的，但分析不透，望指点。</p><p>对了，他们还分别与那个唱《老鼠爱大米》和《两只“蛾子”》的小男孩擦肩而过。这种表现手法，是克制的吗？</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25 16:13:33编辑过]

尚方翊剑

<p>还有一个细节的处理上，赵涛总是不停地喝水，比如工厂里接水，和东明找郭斌时接水，都用那个已没有标签的矿泉水瓶．贾樟柯是否认为此时的赵涛为了安抚内心的不平静而用水来“代言”？这个地方我觉得用“狠”了。也许就是太明显了？还是别有他意？</p>

尚方翊剑

<p>从刚看完的《赖小子》到《三峡好人》贾有点拉帮结派的意思。好人的副导其中就有赖小子的韩杰（方法上简直就是贾樟柯的徒弟，但徒弟总归是徒弟，虚有其表不扎实。还不如师傅《小武》实在）以及好人里从RMB里看风景，注意了没山西壶口瀑布的是50元，而奉节的是10元（看到这我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没别的意思），当然我牵强了点，但是贾不无“野心”</p>

骑老虎上天

<p>不无野心？</p><p>《赖小子》没看过啊 能看吗</p>

尚方翊剑

别看了，不如看他贾师傅的。

亲爱的1969

<p>其实赖小子蛮好的</p><p>韩杰那手提把这片子弄的蛮纪实也蛮电影的</p><p>红旗下的蛋也好真好放在那里真好</p><p>看一部中国的电影还要依靠英语字幕。。。。。。。。</p><p>最近真是方言当道</p>

边河

<p>首先不要走题。</p><p>然后我们继续说贾樟柯。昨天就有在这里回帖，或许可以说是幸运，网络出了问题发不出去。后来我就回家，看了《任逍遥》，这次看的比较认真，不同于大学第一次观看，只是想能从里面找点乐子。看完《任逍遥》我似乎又不认可昨天回帖时思考得出的结论。变得越来越难。</p><p>我发觉得他从《任》这部片子，开始往电影里面加进一些POP的东西到里面，这些痕迹你在很多年轻导演的片子里都会看到。然而我觉得贾用的不够自然，比如《任》中那个小男生跟赵涛在餐馆吃饭，小男生跟赵说起自己看的一个片儿，很显然是指的《低俗小说》，并且模仿里面的小南瓜台词，然后画面切换到他俩在舞厅，开场的音乐毫不避讳地加入低俗里面的那段耳熟能详的过门。另外就是蝴蝶的小插曲。这些都是很POP的元素——但是这两段却有一种脱离电影的状态，——我一直认为那些元素，那些所谓的手法，谁都“可以”去用，因为没有人拿“超现实”去申请电影手法专利——而是导演的把握，这种脱离出电影的状态或许是中国人生活的超现实，但是却是生硬凿刻上去的，凸现在文本之上，没有保持语言的连贯性。这是导演的POP，但是更要注意到了电影院它也是观众的。从《任》开始，有了变化。与《站台》和《小武》是不同的表达，对他的前两部，我就完全赞同Hooxi老师谈到贾电影的自我克制和小心“复述”，他在《任》里就已经在使用类似符号的情节：那个在火车站，在小巷里唱美声的都被斌斌碰见的男人。</p><p>说回《三峡好人》，包括尚同学在上面点出的许多问题，先是纯粹非生活的飞碟，升空的纪念塔；然后是生活中的想当保姆的16岁小姑娘和那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小马哥，接着是那个小男孩唱的通俗歌曲“老鼠爱大米”和“两只蝴蝶”（这两段画内音不是消融在电影里，而是逃逸出去了），最后就是水瓶，这些都是符号式的POP元素，是一种来源自生活本身土生土长的pop，这些都不是什么坏事，糟糕的问题不是他们本身，而是当贾在尝试着“放”，而不是“收”的时候，当他从《任》开始关注中国现如今社会那些世俗pop的客观存在时，不再像《站台》和《小武》那样有一种谨慎的“收”，而是让这些在现如今不单单是流行歌才算的上是pop的时代（我们知道流行歌是贾在影片里的一个惯常使用，完全成为了贾的标志性语言），贾的确看到了一些变化，于是把他反映到自己的荧幕上。这种发现必然会带来某些不适应，这首先反应在贾身上，比如说那两段真人在电影里演唱的通俗歌曲，显然成为了人物，即韩三明被“老鼠爱大米”，赵涛被“两只蝴蝶”放逐到了另外一个空间，一个尴尬的空间，人物尴尬的真实性，而且这个演唱的男孩被放置在镜头之内，成为一种刻意的界限。贾不再去不着痕迹，或者刻意抹去痕迹，而是反其道而为之，但是却成了这部电影的硬伤所在。这些硬伤是一种引入，从外至内，而不是电影本身的一种自造产物，从内向外对观众产生影响，从而达到一种浑然一体。</p><p>在看《站台》和《小武》的时候我的确能被许多静默，完全复制式的生活再现，持续的单镜头所感染。那些情节，比如王宏伟站在火堆旁的一个差不多近1分钟的场景，那种平凡世俗的勾勒无需再多着笔墨，镜头就这么放着就是最好的描述，这就是电影本身，人物本身所产生的东西，而我的感染就是它的“放”的过程（或许我们得说说蔡明亮，或许能有更多收获，台湾导演不能不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