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墙上的猎枪可能只是装饰”——关于小说故事性的看法 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标题便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当然,这属于经年累月的老生常谈的一部分;是当今文艺评论家们一说起来就头头是道且没完没了的东西。我不想重复那些个泛泛的“震惊和赞叹”。那毫无意义。我要说的是,今天的小说,可以缺少在文学传统中占有重要一席的故事性(或称戏剧性)。因为首先,故事性的含义就是完整;一个看得见的整体——故事有开头就要有结尾、一个人物出场然后过一段时间再退场……这是一种文学创作上的极致主义,譬如经典戏曲舞台上挂着“出将”和“入相”帘子的门,它永远都伫立在那儿一成不变,如果有一天变了那它就不是戏曲舞台——真的如此吗? 我是怀疑的。 而且事实也正是朝我所怀疑的方向这样发展的。小说现今越来越不依赖于陈述一个故事或刻画一个人物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对于普鲁斯特和德布林之流的作家,倘使能活到今天的契柯夫或黑塞会有多么的憎恨。是啊,他们浪费了多少素材,把那么多有用的材料全都弃之一旁不闻不问;至于像萨波塔和帕维奇那样的家伙,毫无疑问一定是怪胎……十九世纪作家是无法理解今天的。这并不奇怪,时代总是发生着变化,更主要的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已发生了改变并将继续发生变化;我们注意的方向也已经转移到的其他的方面。 就是说,像《作品一号》;《哈扎尔辞典》这样的小说,在今天是能够被认可的——当然,它们把所谓的“故事”搅得一团糟——但它们并不缺少十九世纪那样的深刻性,只是革新了表现手法。把萨波塔与左拉放在一起我认为并不过分因为事实上,不论是左拉式社会横断面还是萨波塔的“扑克牌”都是对法国;具体说是对生活在巴黎的法国人的有价值的见解,正如萨波塔自己所说的那样,“作者所关心的问题与他的表述手法是跟随时代变化迥然不同的”。实际上,我们应当这样看待十九世纪经典文学的表现方式即,她与初步工业化的社会变化密不可分;一方面封建等级社会走向瓦解而另一方面新兴工业社会等级秩序正在逐步建立。我们可以看到,处在这个时代转折点上的西方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具有陈旧的一面同时又有革新的一面。他们固然是塞万提斯和歌德的继承人,但他们既不能再让他们的人物和故事呆在绿荫湖畔嬉戏也不能打发其在伊比利亚的乡野上游荡。他们得有所作为。有所变化。但精神是不变的——只有永远追求崭新的表达形式才能真正适应并把握住这种精神即,对时代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是需要能够敏锐地抓住埋藏在时代变化中的那些个根本因素的能力的。否则,他就会被时代本身遗弃。 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之于十九世纪末的俄国,就是非常合适也是自然的。那里虽然已经开始了工业化,但还有封建地主、省城里的贵族,十二月党人的烙印已深深印刻在这些人的心里并时不时的发挥着奇妙的作用,至于“底层人民”不是流氓就是正教式的殉教者……可是我们看,几十年以后的布尔加科夫那里,高尚者、受难者依然出现,但其表达方式就不再是陀氏的套路。然而,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这两者之间在形式上的不同就断然否定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的就是俄罗斯,而布尔加科夫则不是。其实,我们不如说,后者完全在精神性上继承了前者的衣钵。 在这里顺便说一说中国的情况。事实上,我现在越来越倾向认为,我们认为的那些所谓的通俗爱情小说才是这一百年来中国文学上的主流。五四时代寓居上海的那批作家就不必讲了,甚至到了抗战时期,真正风行的也不是国防文学而是徐訏的谍战爱情小说。说实话,我对此是很吃惊的(或者说是后知后觉),但我不得不承认,这又是一个事实——小说永远都需要抓住读者,也就是大众;小说是离不开印刷机的。而且十九世纪西方和俄国的经典作家们已经向我们证明了,他们是能做到这点的。无论是巴尔扎克、左拉和福楼拜还是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都拥有巨大的读者群体。至于上面提到的普鲁斯特和德布林则已经为他们本国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精神遗产——民国时期文学创作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性和家族”问题上。这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爱情—性”问题是那个中国传统秩序土崩瓦解时代中表现的最突出;而且也应当看到,这个问题时至今日也没有真正地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当代爱情小说仍然占据主流地位的内在根源——我们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精神的社会秩序。因此,爱情还不能够按照它的本性和一定的社会道德去自然的发展。时下那么多的穿越实质上就是对这个根源问题焦虑的一个侧面的自然反射,因为,什么是中国的精神本身都还是问题呢。当然,我是不能从今天的爱情小说里看出有什么价值的东西来的,这是明摆着的事,爱情、性和家族(家庭)并不是根本所在。相反的,我认为最接近我们中国的精神的作品是《水浒传》,她跟三国红楼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两者本身局限太明显了。没有任何小说能比她更接近我们民族的内在本质;不论深度还是广度。她所蕴含的力量是直接的;没有修饰的,然而她几乎不从正面去阐述我们骨子里的思维本能;即使有也很吝啬,必需深入地去挖掘。但即使如此,她仍然是中国人的圣书——就像黑格尔说的“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圣经”那样,不可取代。 最后,谈谈“客厅墙上的猎枪可能只是装饰”的技术问题。 实际上,我从不把小说技术上的问题看的那么单纯。因为小说技巧本身就涉及到一种认识论;一种观感;对待事物的思维方式。它可没有那么单纯而且也不仅仅是技巧的问题。 我想,之所以契柯夫的说法放在今天是不太适宜的,就是因为作家们对其观察对象的认识方式已从十九世纪前辈那里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每一个素材都要有用武之地并且丝丝入扣(仿佛章回体那般)的写作手法自然是与那个时代作家的直观观感挂钩的。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世界是可以被理解的;一切自然和社会的现象是能够加以说明的(这在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中首先得到了印证)……这,才是摆在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眼前的事实,不要忘了,那是一个看起来正在进步中的初期工业社会——尽管,有很多作家都对此抱有怀疑、批评的态度和倾向。但他们是作家而不是《金融时报》的主编。事实上,自十九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强调的是一种怀疑主义式的质疑;这是通俗的城市小说、流浪汉小说走向严肃文学的必由之路。不过,无论十九世纪作家对新兴的现代工业社会持何种态度,但其本身却都受其影响——那些烟囱啦、新的技术革新啦等等。这种工业理性在左拉那里就发展为一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系统;而俄国作家则展示了时代变迁中那种新旧激烈交锋的对抗性。今天的人们决不能指望福楼拜像马尔克斯那样使用各种各样或瑰丽或不祥的寓言——否则,他们不就等同于一个人了嘛……因此,客厅墙上的猎枪成为与小说无关联的摆设便有可能。 我曾经说过并想在这里再重复一遍,西方小说从十九世纪的窠臼走向现代的拐点是一战后——当然,战前那些进行过各种革新尝试的人有很多,但不幸的是他们没有战后那些人更出名——这样说来,普鲁斯特是非常幸运的;他在大战前就已开始写作,但却是在战后成名。就是说他得到法国人的普遍认同;进一步讲则是他深深勾起了战后法国人对过往的和平时光的强烈共鸣。同样的,托马斯·曼、雷马克和德布林都唤起了人们的情感——工业化的战争再不是拿破仑、纳尔逊式的高尚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了(这一点,我们并不能切身体会到)——那不过一场单纯的、毫无目的的杀戮;理性和由此带来的工业社会第一次在人们的意识层面里宣告了破产。至此,很难想象战后的作家们还会拿起左拉的笔来继续从事“他未尽的事业”,即使深受十九世纪文学侵染的那些作家也不会这样干了:比如说,前陆军中尉穆齐尔,他的小说显示出明显的整体框架和严谨的结构与设计;人物关系呈对称性展开,可在内容上,他和左拉的自然主义迥然不同,事实上,在他那里不仅客厅墙上挂着猎枪,就连地板上和外面大街小巷里也都堆满了“猎枪”。 更能说明问题的,恰恰正是被奉为十九世纪经典之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固然,他全完延续了俄国的“故事—小说”的传统——在这一点上他和列斯科夫并无太大差别以至于,引起了托尔斯泰的小小不满。但另一方面,他又与列斯科夫决然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满足于展现一个复杂的故事和故事里各式各样的人物;他还要进一步地去解析他们,把他笔下的人物作为他的观察对象的一个典型并且不厌其烦地通过对话(主要是对话,而不是叙述)来直逼这些人物的心灵。他本人引起了一种小说写作手法的变革。他所以被人们(尤其是外国人)加以注意的当然不是他的写作方法,而是这一写作方法所传达出的思想和态度但,必须承认的是,正是得益于他的这种写作方法,才使得他的思想和态度为人们所知。 其实,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连以自然主义著称的左拉也为后来者开启了一扇全场景式写作的新门——正如契柯夫的“猎枪”完全可以启发我们意识到,当我们在小说中谈及到“猎枪”而后突然中止时,那种处处关联的逻辑就将会被一种无关联的、切断了的逻辑所取代。这就像把一个人物的故事引向死胡同时会引起读者的停顿和不适,但它恰恰又提供了一个顿悟的瞬间,自然,这属于技巧范围但又超出了技巧。因为它有意地打断了故事的连续性从而造成阅读上短暂的空白的出现。本来,这在故事类型的小说中会引起强烈的空虚感,会让人摸不着头脑,可它本身又是符合禅机的道理,只要运用的得当便能产生非常之好的效果。就是说,契柯夫自有他的道理,但那并不是小说写作的金科玉律。小说永远都是在朝着真理挺进,而不是将自己变成真理。 最后,我想引用萨波塔的自述来结束这篇短文:“现实生活总是在给小说家提供一些别人没有涉猎到的素材,如果不是非常必要的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拾人牙慧,而应当孕育出新的作品来。新颖的作品才可能激起人们广泛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