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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我在针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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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15 11:09:5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十九岁那年，我技校毕业，被分到离家很近的一所针织厂上班。或许是对小儿子工作环境的好奇，父亲执意要送我进车间，我至今记得他堆着一脸笑容给车间领导散烟的情景，那是一盒“玉笛”或者“桂花”，在父亲的习惯中，这种两块多的香烟差不多已经算是高级品了。针织厂那时已经很不景气，跟诸多中小国企一样，它在十余年后分崩离析。如今那里杂草丛生，几近于废墟。但在九二年，工人们还是会随着钟点上下班的，织造、成衣两大车间里每天机声隆隆，生产着一些高成本、低质量的坯布和汗衫。我被按排到机修车间车工组，上班头一天，主任领我熟悉环境，这个后来成为我师傅的人那天明显带点拘谨，也难怪，整体效益不好，车间已经很多年没有新工加入了。现实总是会跟想象有差距，甚至于背道而驰，择业如同择偶，到手的总不是当初所念。对于新的工作环境，我备感失望，比如车床型号太旧，有两台居然还是皮带传动，像是五、六十年代的产物；没有铣床，没有氧焊，车工们做刀具要拿个锯弓子自己开槽，之后放上刀头颤悠悠地夹到风炉里烧红、熔铜；很自然的，木结构屋梁上也不会按装起吊工件的行车，遇到大型工件，往往是几个人吆喝着往车床导轨上抬。一切显得非常原始，与之前设想的工业自动化大相径庭。我那时虚荣心正强，总以为当工人也要当的体面，钢筋水泥的区间、亮锃锃的机床、胸口印着红字的工作服之类。主任说：“别看地方不大，咱这里可是物色匠人的地方。”意思是能人聚集，做起活来个个都不含糊。我正心灰意冷，不愿对他的话做任何置疑。之后的生活即如我最初所预料的那样，毫无意趣的往复，乏善可陈，心绪坏到极点。厂门对面是一段旧城墙，黄昏下班时西沉的残阳正好停在垛口处，殷红如血，让人回忆起童年或是去之不远的学生时代，不由黯然。有段时间，我忽而生出逃离的念头，似乎已经有了些计划，但总是经不起清早起床时的那一刻回省，除了年轻，我再无任何可供驱遣的资本。头一个月下来，领了96块钱工资，别人都说可是不少了，我们刚进厂时才20多块一个月。我注意他们的工资单，也不过才一百大几，却是一户家庭的主力收入。九十年代，是国企职工纷纷退守的年代，随后的日子，情况会更糟。“从中兴到没落，”机修车间的工会主任仿佛有些文化，他对这一群落的集体性概括让我对自己的处境逐渐有了几分妥协和认同。次年11月间，我师傅不知从哪里搞了一批外加工活，全是铸铁件，那东西加工起来粉尘很大，既便如此，车工组的人依然很兴奋，工资之外还能赚点外块，这种优待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得来的。我和我师傅，还有组里年龄最大的李师傅搭班。为了遮尘，我们全都拿布蒙了脸，只留两只眼睛盯着工件。布是从成衣车间找的，黑T恤裁下来的边角料，远远望去，如同三个强制接受改造的蒙面大盗。有时轮换成夜班，我师傅的老婆，我们都叫她马嫂，半夜会送饭过去，揪的很小的羊肉面片汤，三个人分而食之。他们夫妻看起来很恩爱，那时也不过三十五六的年纪。我师傅说：“结婚时我这边穷，连家俱都是丈人给预备的。”“还好意思说，办事那天骑辆自行车就把我接家了，车子还是借的。”我饶有兴趣地听，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刚有小孩那几年，家里吃紧，快连奶钱也付不起了，我白天在车间上班，夜里就到东城机械厂打临时，有一夜实在瞌睡的不行，一刀吃进去12个毫米也没觉，楞把根粗轴顶飞起来，戳在墙上，要是落下来，能砸折我。”师傅放下碗，拿面罩抹了下嘴。马嫂在一边红着眼，颇有些嗔怪地看着他。这两年，她也闲在家了，她所在的袜厂已经倒闭，半个钱也捞不着，一家三口的用度都浓缩到男人身上，马嫂是很怜惜自己丈夫的。李师席地坐在一边，默默掏出一枝“仙客”点上，他那烟六毛钱一盒，车间里没第二个人能抽得惯。“猪肝一斤又涨了五毛。”他忧心冲冲地说，仿佛在评论国家大事。我们都笑，有关李师的那点嗜好，车间几乎无人不晓。他是个酒徒，手头又总是拮据，隔天中午，厂门口熟肉车子上割八毛钱的猪肝，回家让老婆切成纸一样的薄片，能下一瓷壶散装高梁白。“今年给孩子瞧病了没？”马嫂突然关切地问。李师摇摇头，不再作声。被问及的是他十三岁的儿子，不知为何就瘫了半截，生活不能自理。几年间东撞一头西撞一头地求医问药，花了不少冤枉钱，病情却始终不见好转。“你那烟酒也该戒了，块儿八毛也是钱，瞧人家锅炉房的老雷，因为供闺女上大学，说戒烟咔嚓就给戒了。”我师傅平日对李师总是不大客气，嫌他不脆利，嗫嗫嚅嚅的。“这才能花几个钱？”李师一摊手，“散酒五块钱能打一塑料壶，去太原找专家门诊排个号就得成百。”他忽而不再想争辩，低了头，只是叹气。气氛突然变得沉闷，我却想起了另外一个笑话，说有一年正月，李师中午拿开水烫酒，不小心把瓶子裂在了锅里，悔之不迭，箅了玻璃渣，一锅水喝了半礼拜。“那是瓶北方烧。”我向他求证，李师板了面孔，很认真地说道，“七块多一瓶哩，要不哪能？”我师傅拿眼角剜他，他总是瞧不上他的那点嗜好。马嫂收拾了饭碗，也不言声，很贤惠地走了。我至今记得她单薄的背影，以及那张特征明显的南方人脸型，她祖籍无锡，是针织厂72年从上海内迁时随父母定居到山西的。十余年后，马嫂得胃癌去世，我师傅不亏是搞技术出身的，马嫂患病期间，他从医院买了药，照着医书在家给妻子化疗，高额的医疗费是省了，不过马嫂的性命终究没能保住，据说她离世时，瘦得几无人形，其情状难以想象。那时，我已离开针织厂多年。那批外加工活半个月后做完，大家都很累，美美地放了一天假。当月，我领了约四百块钱工资，是在针织厂六年中数额最高的一次。那年春节，车间还破例给工人们做了一身西服，我记得我就是穿着那身西服去见胡云霞的。实验一中那年刚扩建了校园，教学楼前一个巨型的喷泉，颇有几分城市气派。楼的南侧，一个独立的小院，那时是中学的附属幼儿园。胡云霞们的宿舍蜷缩在院子一角，光看外表，与工地上的简易工棚没太大区别。如果把校园里的所有建筑比做一个大家庭的话，她们的住处则好比遭到冷落的领养女。宿舍当间一个铁炉子，煤灰从簸箕里溢出来。“我又来了。”敲开门，正了正眼镜，我嘻皮笑脸地对三个女孩子说。她们都笑，我对自己的开场白甚是得意。这是经朋友介绍认识后我第一次主动造访。“你们真懒，也不倒炉灰。”为了不显的拘谨，我没话找话。“知道你要来，留了一下午，还有一捆铅笔没削，早等不及了。”她们果真拿出一堆铅笔头来。之后相谈甚欢，看得出她们对我有一定程度的好感。这些农村来的女孩子，最先都在各自村小学里当代教，一中成立幼儿园时，她们进城经过一番短暂的培训，出色些的就留了下来，仍旧是一份临时性的工作，不过却移到了城里。我留心她们日常的一些言谈细节，无一例外，包括胡云霞在内，都渴望从自身做起把根扎在城里，农村在她们眼中是那样的不堪，甚至连回首都是错误。这是一种通常的趋势，仿佛越是喧闹的地方就越是先进的地方、越是文明的地方。爱情或者婚姻无可厚非地成了这些女孩子们手中的一张牌，她们也会有选择，只不过空间过于狭小。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只能实现胡云霞最简朴的要求，却无法帮她成就梦想。一份斯文的工作，一套面积相当的住宅，那时与我如同天方夜谭。曾经有那么几次，我试图说服这群女孩子放弃过高的追求，并提醒她们应当警惕以美貌换取优裕生活的危险性。但很快我便打消了这样的念头，因为我意识到这样做肯定会授人以笑柄，反落得自己更加无能。张楚的一首歌名叫《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可耻的看来并不仅止于孤独之人。腊月，落了些雪，窗玻璃上结满冰花，一个小女孩委屈地靠在床沿，因为天气的原因，她的父母没来接她。我翻看胡云霞的工作日记，起始一页写着：“沉默的孩子就象天上的星星，他们常常是因为无助才变得少言寡语，做为老师，我们应当更多地给予这些孩子关怀，让他们摆脱阴影，提升自信心。今天，王佳颖又尿裤子了，这次我没再指责她……。”我于是莫名地伤感起来。我们又何尝不沉默呢？最初的谐谑过后，冷冰冰的现实横陈在眼前，想不深沉都难。我大约已能预料到此后的结局，真的备感乏力。胡云霞打饭回来，安顿好了小女孩，她将快餐杯递给我，“就在这吃吧，怪冷的天。”她弯下腰，吃力地从床底探出一个玻璃罐来，是从家里带来的炖肉，扎扎实实地挑了一汤匙给我，便再不做声，静静地望着地面隆起的灰砖。那样的氛围很象是一个家庭，我不能确定她的感受，只是自己悄悄地在想。然而过多的思量无益，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彼此都无力承载对方，那一刻，我突然做了决定。“往后我不大会来了。”要出门时我回头跟她讲，忽然就觉得很滑稽，仿佛自己有多重要似的。身后没有回音，哪怕是闭门的声音也好。出了院子，眼角的余光告诉我胡云霞还在哪儿站着。仿佛一个节日离我而去，它永不再来，虽然我可以期待来年，但那已是另一片景象，另一个故事。前路漫长，飘荡的白云深处还隐藏着多少苦痛与欢娱，我们都懵懂不知情。人世就是这样杯盘狼藉的场面，对于二十多岁的我来说，仅仅是因为无望便觉得失去了尊严。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悲观地活着。晋中技校92年毕业回到原籍的一共七个人，我所熟识的有晓康和金源等。晓康会弹吉他，在校时已能熟练地演奏《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鸽子》等名曲，他被分配到农修厂，没两年，那个厂子倒闭了。我最近见到他是在一家煤站，他开辆“天目山”突突地往各处送煤，黑不溜秋地早没了当年文艺青年的气质。“还玩吉他吗？”我问他。他竟然不好意思起来，一摇发动杆，头也不回地走了。金源上学期间爱写诗，如果换了现在，我一定照流行的腔调称他为“湿人”。他的工作单位是火柴厂，这家全县最危困的企业有一段时间曾风传两户人家合买一袋面粉的新闻。金源在街上摆摊卖太阳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为的是躲城管。今夏的一个雨天，他在城门洞子里练摊，让执法队追的走投无路，跳到护城壕沟里才算脱逃。如果不至于太健忘的话，我想他一定会在浑水中想到李清照的名句——“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