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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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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9-3 11:33:02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搬    家  一     读者朋友们，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是我亲身经历的，那年我才十五岁。从我记事的年代开始，我的父母就是一对国有企业里的普通职工。父亲在全市最大的汽车站当司机，母亲则是棉纺织厂的一名会计，他们两人勤勤恳恳、不辞辛劳、十年如一日地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着。我们家并不富裕，可是也称不上贫穷，因为在当时80年代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还刚刚处于起步阶段，按劳分配和平均主义在广大人民的脑海里还是根深蒂固的，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还未形成一种模式化的发展政策，所以贫富差距并没有后来所呈现的那么严重。不单单是我们一家，几乎占全国四分之三以上的城市家庭都可以说是这样的形式。那时候的我和同龄伙伴们走到一起玩或者学习，并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傲慢或自卑感出现，我有的东西别的孩子同样能拥有，而他们有的东西我们也能买得起；就如同一对孪生兄弟之于他们的父母，谁也不会比谁好到哪里去。在那种单纯的环境里成长，我的心是快乐而甜蜜的。    这种平淡安宁的日子没过多久，几年后，改革开放逐渐深入人心，中国大地上刮起一阵汹涌澎湃的经商风，昔日被称作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东西今日却被大力推广、大幅度宣传，真是今非昔比。俗话说得好：“大河涨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一个国家为了发展将它原来的经济体制实行变革之后，势必会使国民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营企业的效益日趋低下，企业内部的矛盾愈演愈烈，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经过一番折腾后，许多企业都无一例外地走上一条破产或被兼并的死亡之路。存活下来的，多半是一些老牌企业或大规模企业，不过它们也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增加经济效益而大幅度地裁员。所以自从90年代初期，就有越来越多的正式职工加入了失业工人的队伍，他们曾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最终却被这个残酷的社会所淘汰。他们一定会感到心理不平衡的，可是糟糕的事情终究还是在我们周围上演，普通人民谁也没有能力改变它。    我是在日后读中学的时候才逐渐了解到这一政治常识的。在当时，在我还像其他孩子一样陶醉在童年的幸福生活与美好憧憬中的时候，是不曾想到人生的命运会如同大海里航行的帆船那样因遭受暴风而变得一波三折。直到有一天我知道母亲失业了，知道那个勤奋负责、任劳任怨的女会计由于企业破产而下岗回家的事实之时，我不能不说自己是处于一种伤心欲绝的痛苦境地。母亲的单位在破产后被一个私人企业家所垄断，他出资买下了旧厂房和旧机器，重新以自己的名字注册了一家公司，并进行了人员大调整：他吸收一部分自家的亲属朋友来公司上班，以各种借口赶走将近一半的老职工，发给他们一些经济补偿从此就一刀两断。恕我直言，我的母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强制失业的。那个畜生不如的老板雇佣了他弟弟的老婆来做单位的会计兼出纳，顶替了我母亲的位子，据说他还自称用家里人管钱塌实放心。    母亲失业后，曾经有点灰心丧气，好像受到了什么打击似的，总觉得对不起我们。虽然她口上不说，但是一看她的面部表情，懂事的我和了解她的父亲却能够心知肚明。我知道那些日子母亲委屈得很，也难过得很，她恨不得马上就能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还远远没有达到即将被这个社会所淘汰的地步。当她正在为自己找工作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时，父亲也接到了失业的通知，无独有偶，他的单位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走上破产的道路，之后几经周折变成了某位大股东的家族产业。呵，我们的生活真的很不幸啊，原来的双职工家庭沦落为双下岗工家庭。    古人说得对：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会直。人一旦到了这种希望濒临灭绝的境地，就会把全身所有的潜能都发挥出来，即使尚未看到光明的出现，甚至于还不能确定是否会成功，他们也会凭着自身的勇气去拼搏一番；不管怎么说，总比待在家里坐以待毙要好。也许当时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想的吧，既然上天要惩罚我们，我们就要积极地冲破这种逆境，用双手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经过他们两人三天三夜的商议后，一个伟大的构想诞生了。父亲决定让我们摈弃陈腐落后的铁饭碗观念，全家人团结一致去开店经商。我听到后几乎被吓了一跳，在我眼里看来，父亲一向是个保守谨慎的人，做任何事情必定是三思而后行，没有十二分的把握他是不会随便作出一项决定的。然而这次却事出例外，他竟然破天荒地向我们全家宣布了这个意想中的不成熟的决定，与我原计划的平淡生活背道而驰。要知道，在当时的90年代初期，国家对个体经济并不持鼓励态度，从事个体经营的人远不如十年后那么多；暂且滤去宏观方面的因素不说，单单就微观方面来说，我们也不具备自主经商的成熟条件，更不用说经商面临着风风雨雨，顺则金碧辉煌逆则一败涂地，是亏是盈谁也看不到它的结果。    不管眼前的困难有多么巨大，脚下的道路有多么崎岖，最终父亲还是决定做他自己的生意。说出去的话如同射出去的箭，想收是收不回的。既然决心已下，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吧，父亲就这样开始了他的经商之路，向亲友借钱投资租房子，跑工商局办理相关的证件，到劳动力市场招聘需要的工作人员。几天下来，事情就办完了一半多，这段时间内，幸好有母亲陪在他身边，所以才不至于使他累坏身体。虽然这样跑进跑出疲倦得要命，可是内心却暖融融的，好像一股春天的清澈山泉悄悄地流进了他的血管。看着我的父母没有被生活的重担所压倒，反而乐观地向困难挑战，开创了一片自己的事业。不知怎么的，我感到好一阵幸福，仿佛看到了美好的未来在前方向我招手。  二     在亲友们的鼎立相助下，我们家的小店成功地开张了。由于做的是餐饮业经营，为了日后将它做大做好，父亲把店面按照一家小型酒店的规模去装潢。酒楼设置为上下两层，正常情况下它能接待五六十余人同时就座。而且酒楼地处市区比较繁华的街道，人流密度大，据估计一天下来少说也可以接待十几桌客源。我们顿时信心百倍，父亲更加得意地说，这样下来用不了一年时间，就能够把欠下的所有债款都还清了。    于是就这样，我们走上了一条自主经营的商业道路。那时候我大概读小学四年级，除了沉浸在自我天真的游戏中以外，对外界所感所悟甚少，对社会上的一切事情还处于朦胧认识的阶段。我只知道，我们虽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是所走的道路在当时看来也算很有勇气，我们家经营的酒楼倍受别人的羡慕。后来每每当我提及此事，母亲总是不无感叹地说，感谢下岗救了我们，给了我人生第二次辉煌。    当我家的酒楼正处在起步阶段，笑容满面地迎接四方宾客的时候，几个身高体胖的男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其中一人喊了一声老板，我父亲就从他正在工作的厨房里跑出来，与他们当中的每一位亲切握手，同时还从怀里掏出一包烟递给他们每人一根，并点上火。接着我看到母亲代替他去厨房炒菜，而父亲一直站在店门口的位置和那群男人聊起来。过了好长一会儿，他们才停止谈话，继而他让母亲去做几盘丰盛的菜，留客人们在店里吃饭。    那回我有幸坐在他们身边与其共进午餐，分享他们谈话的内容。由于我年龄尚小，涉世不深，那群人根本无视我的存在，对我没有任何的躲避防范措施，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该怎样讲就怎样讲。他们吃饱喝足后，一拍屁股就走了，根本没有像其他顾客一样地自觉付钱——这点我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奇怪的是父母都没有谈起要他们付钱的事，父亲还在他们跨出店门的时候高声喊道：    “领导们，以后多照顾照顾。”    母亲从楼上走下来问他：    “这些人是不是工商局的？”    父亲压低声音说：    “是的，那个喝得红光满面的人就是局长。”    “你干什么这样款待他们？”    “我也是为了咱们的店，不这样做行吗？”    “你还怕他们了？”母亲反感地说道，“我们不是样样证件都已经办齐了？又不是非法经营。”    “你还不了解啊。他们真的要与我们过不去，鸡蛋里都能挑骨头，权利在他们手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们还是客气点为好。”    “如果他们下次再来光临呢？”    “我估计应该不会了。”父亲自信地说。    然而，父亲说的话并不是可靠的证据。那些白吃白喝的领导们又来我们酒楼光顾了两次，时间分别为一个星期后和一个月后。每次他们来的时候，总是这么一大帮人，而真正谈到要事的，据我观察只有局长一人，其他人过来都是只带嘴巴不带脑子的。刚开始父亲还把店里所有的营业执照给他看，可是一看到局长那副笑咪咪的样子，将红本本拿在手里随便一翻就还给他，好像是为了应付工作似的，他就明白了这些人此行的真正目的。于是在后来的几次，父亲一看到他们过来就忙着准备丰盛的饭菜，丝毫不提及证件检查的事。幸好事不过三，三次之后，他们就彻底地不再打扰我们了，我的父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清楚地记得，当他们最后一次离开我家酒楼的时候，父亲竟然跑到楼上一间无人的包厢里抱头痛哭。他手里拿着一本每天记帐用的收支汇总表，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又从最后一页翻到第一页，每看一页他都要流下好几滴眼泪。我走到他面前，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今天被那些人一顿白吃，他好心疼呀，要不是这几天生意较好，店里都差点要亏本了。我安慰他说，只要他们以后不再来打扰了，我们放心地做自己的生意，还是能把欠下的债还掉的。    也许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机会被我们碰上了，酒楼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兴隆，一大批陌生的客人好像是受了谁的委托或邀请，非要往我们的店里钻。看着顾客们高兴地进来，满意地离开，母亲的心里乐开了花，她常常在晚上结帐的时候对我父亲说：    “老马，你的决策挺英明的，当初我相信你真的没有错。”    父亲一边收拾东西一边笑呵呵地说：    “努力干，咱们争取尽早给儿子买幢大房子。”    为了承接更大的业务，原来招聘的十个餐厅服务员已显得人手紧张了，何况厨房的工作一个人更加忙不过来，于是父亲决定再次去人才市场招聘。这回他招进了一名厨师、一名会计和五个服务员，厨师姓范，他负责采购和烹饪的工作，同时父亲自己也做他的助手；会计姓刘，是个年轻美貌的未婚女孩，她主管店里的财务收支，也就是以前由我母亲做的那份工作。小刘嘴巴很甜，见了我父亲就叫他“马老板”，见了我母亲就叫她“老板娘”，甚至见了我都要亲切地喊一声“小马”，几次下来弄得我挺不好意思，脸蛋都羞得红红的。经过这么一番调整，母亲暂时空了些——她只要管好总帐就成了，所以每天她就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跑腿工作。所谓跑腿，即是指走出去联系客源，拉社会关系，向他们游说我们的酒楼是全市最好的。据我估计，她最擅长干这一行。  三     由于父母诚实经营、诚信待客，酒楼迎来了一个又一个高峰期，红红火火的生意引得周边同行的店老板都纷纷眼红。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就把欠下的债务全部还清了。到了经商的第二年，我们非但没有再向外人借钱，反而靠自己的勤俭持家，攒下了不少钱，这是酒楼走上正轨经营的很关键的一步。父亲的信心开始大增，在他的带动和鼓励下，酒楼的全体员工干得热火朝天。    我们的辛勤工作很快就得到了回报。两年后，父亲用攒下的钱在市中心黄金地段买了一套大套型的商品住房，而且所有房款是一次性付清的，其大方程度令售楼人员都吃惊得很。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搬家，读者朋友们，我想没必要向你们描述当时的我是处于一种怎样的兴奋心情吧，反正所有的人都能想象得出。一个曾经生活在旧时代阁楼屋檐下的孩子，一个曾经远离都市繁华与喧嚣的孩子，当听到即将离开（并且是永远离开）这间遏制了他成长与个性发展、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的老房子时，他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情奔向那种触手可及的生活啊？这种像喝蜂蜜一样的滋味别人体会不到，但是我却能乐在其中。    孩提时代的我是那么地单纯，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来，我都认为自己躲进了一座温暖的小屋，不管外面风吹雨打得多么厉害，都没必要再害怕。有一阵子甚至还很弱智地以为，靠着家里的这座“金宝盆”，我这一辈子可以衣食无忧、坐享安福了。    社会的复杂和现实的残酷性让我成熟了许多，于是那颗一味闭关自守的心灵终于因为它而变得勇猛、坚强起来，它帮助我探寻并认识生活中的种种变故，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去面对和克服它。    可怕的家庭变故就在两年后开始爆发了，呵，这个在我看来简直比黑夜里的屠杀更可怕的事件，就这么活灵活现地贴进我的生活，并且一直铭记在我心中，成为我成长中的一道透明的伤疤。我之所以向你们讲述这个故事，重点就在于叙述家庭变故时期的经历。    那时候我已经是个初中生，繁重的学业负担让我暂时忘却了童年的幸福与欢乐，也让我对自家酒楼的经营状况的关注程度有所减弱。在我的记忆里，父母还是像以往那样匆匆忙忙、马不停蹄，酒楼也还是像以前那样红红火火，周围的竞争对手丝毫没有对它的存在构成威胁。只是在乐观氛围的笼罩下，我听到了一个不怎么好的传闻，就是在小区里人所共知的关于现任政府领导贪污腐败的事情。后来据说传闻得到了某位业内人士的验证，证实了那帮猪狗不如的领导确实是那么一种情况，民间老百姓对他们的描述丝毫没有加油添醋。    当时我就听说了关于现任（指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份）市长周光富的多种多样的传说，其中有两个版本最广为流传。一是说周的岳父是房地产大亨，曾为城市的发展建设出资出力，政府部门每年的税收中有五分之一来自于他的企业利润；二是说周与包括原任市长在内的多位老领导有暧昧关系，这次的高层官员换届选举很大程度可能存在着暗箱操作。不过不论怎么说，人家都已经当上市长了，且不说他的身后有多么强大有力的靠山，单单就凭他几句锋芒毕露的话语，别人就不得不佩服他。周光富就凭着这样的实力在市政府第一把交椅上稳坐如山。    他的腐败作风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点点地展现出来，不仅是性生活糜烂，对金钱的渴求与强烈占有欲使得他手中的权利任人摆布，像一艘迷失在茫茫大海上的邮轮，找不到前进的正确方向。虽然周的行为作风为党纪国法所不容，但是对一个普通百姓来说，其言谈举止足足不会干涉到他们的正常生活——一般情况下人们都这样认为。读者朋友们，如果连您也这样认为，那就太令我失望了。您不曾想到，政府部门的领导模式是阶梯扩展式的，周市长不会干涉到我们，不证明他手下或下属的其它部门就不会干涉到我们，这一点很好理解。    我们家经营的酒楼在后来之所以走向衰败，很大程度缘于这股不正之风的影响。顺便介绍一下，当时周光富市长的许多亲信在政府管辖的各个事业单位任职，而且都是身居高官，不是第一把手就肯定是第二把手。说到这里，您可能会认为这很正常，纯属人之常情，任用亲信总要比间接地去提拔培养人才好，至少是对他本人更有利。倘若事情真的这么简单，那他是没必要做手脚的，反正任用谁都一样，只要有能力就可以。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凡是跟他有暧昧关系的事业单位各高层领导，生活作风都与其差不多，有几个甚至腐败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对于他们的行为，普通百姓都有目共睹，可惜他们没有一个人敢正义地说出来，只能把深仇大恨默默地埋在心里。  四     在周光富市长的所有亲信中，如果说到和他走得最近的、并且也是腐败作风呈现得最为厉害的一个，当数市财税局局长方国银，绰号“方不倒”。要说此人与周市长的社会关系，恐怕要用上一长串形容词才能将它讲清楚，远得只剩下一点细微的关系；但是他很擅长在官场里走动，曾经用自己的能力帮助过周的事业发展，所以一来二往地两人就混得熟了，现在反过来周也用手头的权利帮助了他，作为对他的回报。    还得费点笔墨讲清楚这个绰号的由来，方国银之所以被人叫成方不倒，完全是因为他的好酒量所致。他的酒量之大，喝酒耐力之强无人能及，据说他一次性连喝十瓶啤酒或一瓶高浓度白酒也不会醉倒，顶多是脸蛋变成了猴子屁股而已，“方不倒”的“美誉”自此而来。以我最简单最原始的推测来证明，这个方不倒在局长的任职期间肯定大肆地玩乎职守，以享受自我的奢侈生活为人生奋斗目标。他不计其数地跻身于豪华宴席的社交场合，跟酒桌间不同关系的人物屡屡拼酒、历经磨练，才培养出了他如今无人攀比的好酒量。您如果不赞同我的观点，认为他可能是先天性的擅长喝酒的人，那您就大错特错了。任何一个特长的形成，取决定因素的是后天的生活环境，而真正的先天性遗传只起到小部分的作用。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用在他身上就是说，频繁的社交活动为他提升自己的酒量做下了准备，一个酒量再好的人，如果长时间滴酒不沾，那么他的酒量也会逐渐下降的。不过传闻归传闻，难免会有些夸张的语句夹带进去，方不倒究竟喝不喝得了那么多酒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我想在这里说的是，一个国家领导人不把心思花在如何工作如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贡献上面，却把它花在如何提高自己酒量的问题上，这个社会不腐败才怪呢！    正如所有悲剧小说的结尾一样，我们经营的酒楼在一天天地走下坡路，虽然还有许多老顾客光临，但是昔日红火的景象已不再归来。在这里，我深有体会地觉察到，正是方不倒中庸腐败、以权谋私的行为害了我家的酒楼，害了父亲的事业，害了我们全家人。多年以后，当长大成人的我回忆起少年的往事，仍然对他恨之入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得详细跟您谈谈。众所周知，政府部门的税收主要来自民间和企业，而替它执行这些工作的恰恰就是税务部门（如财税局等），这么一来，身为财税局局长的方不倒自然就跟政府机关挂上了密切的联系；再加上他本人就是周市长的亲信（这点在前文已做了介绍），当然更受到上层领导的高度关照。可以这么说，他的前前后后都是靠山，看在这一层关系上，谁也不敢得罪他。而他又是个不自知之明的人，摆脱了组织上纪律的束缚，他变得越发不像样，大肆吃喝玩乐，拿手中的宝贵权利任意挥霍。    方不倒最初一次与我家酒楼建立联系，始于他走马上任局长的两个月之后。那时候的他还属于一个新官，刚刚接受组织的培养和人民的信任，社会经验远比不上老一辈那么成熟，但是他已经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很多官场的应酬技巧，比如对上阿谀奉承，对下以权谋私。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父母——那对饱经生活磨练的老夫老妻曾经以这样一种姿态迎接他。当他的小汽车停在酒楼门口的时候，父亲派服务小姐去为他打开车门；当他和手下的随从人员走上二楼的雅座时，父亲用最好的酒菜款待他们；当他醉醺醺地即将离开酒楼时，父亲还把上好的五粮液白酒作为礼物馈赠给他。而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并且是仅仅为了得到）一个善良的回报，即让方不倒和他领导的税务机关不要为难我们，当然他也不会非法地偷税漏税的。    方不倒真是个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比畜生还不如的人，我当时要是再长大几岁，真该去和他拼命也再所不惜。他第一次从我家酒楼离开的时候还装模作样地走到收银台去结帐，可是他的右手伸进衣服口袋里摸了一阵后，却丝毫没有摸到什么所谓纸币的东西。    “哎哟，真不好意思，你看我人上了年纪记性就是差，今天出来得太着急了，把钱包忘在办公室的抽屉里了，我真是要命。”    “您是说今天的帐结不了了？”刘会计问他。    “是呀，我真是糊涂。”他故意作出一副惭愧的样子。“要么这样吧，我先在你这里记帐，到下次来的时候一块结掉，你看可不可以？”    “这个我可做不了主，您还是去问问我们老板吧？”    正说话间，我的母亲听到了，她走过来对方不倒说：    “方局长，我们店虽小，可是店里有规矩，从来不赊帐的。”    方不倒一听，眉毛缩成了三角形，这使得本来就丑陋不堪的他变得更加丑陋，几乎比生理畸形的人还要难看。“谁说要赊帐了？老板娘。”他趾高气扬地说，“我方不倒有的是钱，有的是能耐，就你这么一家比蜗牛还小的店配我赊帐吗？”    他竟然在我们面前血口喷人，你说当时的我能不生气吗？幸好父亲听到了他的叫嚷，急忙赶了过来劝解。    “方局长，有什么麻烦你尽管开口。”    “还是你们马老板好说话。”方不倒蔑视地看了我们一眼，继续转向我父亲说道，“我没说不付钱，只是等下次过来光顾的时候一起付。”    父亲的心里有些不舒服了，这点我从他那忧郁的眼神里就能够读出来，毕竟这是一桌特别丰盛的酒菜，单价起码是普通酒席的两倍，如果被拖欠付款，可想而知我们店里的损失会有多大。做为一家之主的他，当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酒楼面临赔本的危险；可是也确实深知这个方不倒对他酒楼正常经营所构成的威胁，如果不配合他，那么吃亏的肯定是我们一家人，而不会是方不倒和他的下属。    “哦，暂且没事吧，您就先记上帐本得了。”    接着我看到方不倒紧紧地握住我父亲的手使劲晃了晃，说道：    “马老板，你那么客气，下次我一定还会来光顾你的酒楼的。”  五     其实我们早已识破了方不倒这种美丽的谎言，他之所以要耍把戏，无非是想白吃白喝我们酒楼的“丰盛午餐”。父亲虽然对他主动还钱付款的行为不太抱希望了，但是私底下还是可盼着他能再来我们酒楼，以把欠债统统还掉。说实话，方不倒来酒楼揩油之后，对我们的经营丝毫没有带来任何好处，该交税的地方还得交税，规定交多少我们还是照样得交多少，一分钱也不能省。这样做的目的只是少去了被他故意刁难或找麻烦的机会，换句话说，父亲是破财消灾。    假如事情的结果真的能达到理想的状况，花一点钱也是再所不惜的，毕竟这也是为了酒楼未来的发展。然而偏偏事出有因，方不倒就是要跟我们过不去。他多次带着他的下属光临我家酒楼，并且每次都捏造出一些各式各样的借口逃避付帐，有些借口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不要说我的父母，就算是学龄儿童也不会相信它，但是他硬要不知脸耻地把这样的谎言说出来，以给自己一个下台阶的机会。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方不倒屡屡走进了我们家的酒楼大吃大喝，用他那张曾经在机关会议上大肆骂人的嘴咀嚼着平民百姓一辈子也享用不起的丰盛大餐，用他那张曾经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丑陋之嘴品尝着我半辈子也喝不完的高档白酒，却脸不红心不跳脖子不冒汗，犹如在享用着一份本该属于他自己的礼物。能做到这一步绝非易事，不经过千锤百炼的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的熏陶是绝对不可能的，至少我是做不到。    终于有一天，当方不倒的小汽车再次停泊在我家酒楼门口的时候，父亲的怒火再也受不住理智的控制，像喷射的火山岩浆一样爆发出来。他再也不向方不倒卑躬屈膝地说着纯粹多余的客气话，再也不让店里的服务员站在门口为他笑脸相迎，再也不亲自把他请上二楼的雅座，并吩咐厨师为他做一桌热气腾腾的美味可口的菜肴。而是在他跨进酒楼的第一步就向前走过去拦住了他。    “方局长，不好意思，今天我店里人满为患。”    方不倒听出了话里的意思，知道我父亲是在阻挠他的光临，立刻变了一种情绪说道：    “马老板，今天我可是诚心诚意地来还债的，你不会就这样冷漠地把我们打发走吧？”    “还债？那好，现在就还吧。小刘，你把帐本拿出来算算。”    此时的父亲已经没有好心情对待他们了，他把这群人彻彻底底地看透了，只求他们以后不要再来打扰他即万事大吉。刘会计从收银台的抽屉里取出帐本，一页一页地核对过去，一边核对一边在计算器上做着运算。末了，她抬起头对方不倒说：    “一共是7524元。”    “能不能打折啊？马老板，我可是你店里的常客啊。再说了，你这么一家普通的小店能做成这么好的生意，也少不了我的帮忙呀，你说是不是？”方不倒假惺惺地说。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们的酒楼之所以能做出这样好的生意，完全得益于父母的辛勤劳动和诚信待客，他帮了我们什么忙啊？非但没有少征一点税（这在前文已经提到），而且还给我们添上一桩不明不白的债，父亲都差点气不过来了，还要感谢他？真是活见鬼。    但是聪明的人是不必向他做过多解释的，只要顺合他的话就行。    “那好，我就给你打折吧，算6000块行了。”父亲说。    “好，一言为定。马老板，叫你们的小姐上菜吧！”    他竟然还要点菜，我们都吃惊得瞪大了眼睛。    “不会吧？你还要……”父亲万分无奈地说，“方局长，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酒楼的生意好，二楼已经坐满客人了。”    我真担心他会带着一群人跑到楼上去看个究竟，因为作为自己人我清楚地知道，其实那天二楼根本没有人聚餐，这只是父亲的一个借口；幸好他们没有跑上去看，仿佛也在应和着我们的话。    “既然这样，我们就在楼下吃好了。”方不倒指着一楼角落里的一张圆桌说道。那张圆桌在一般情况下不招待客人，是供店内员工用餐的时候使用的，只有在座无虚席的情况下才用它作替补。而那天方不倒居然强行点名要坐那里就餐，我们的确是没有办法呀！    母亲也对他们提高了警惕，她对收银台的刘会计说道：    “你给我盯紧点，别让他们中途溜掉。”    那天酒楼的经济损失着实太大了，为了不让自己的“谎言”被揭穿，我们把二楼的高档次雅座白白地空了一个下午，有多少本来能赚钱的好机会被母亲婉言地谢绝掉；后来想想实在是可惜啊，那个下午起码损失了高达两三千的毛利润。    那群混蛋吃饱喝足后个个红着脸蛋伸伸懒腰，接着若无其事地走出了酒楼的门口。其他人走出去尚且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毕竟是局外人，不负责付帐的事情；然而可悲的是那个不要脸的方不倒也精神抖擞地准备离开了，要不是刘会计发现得快，他就要钻进那辆“甲壳虫”里飞快地奔走了。    刘会计那特有的甜美柔和的声音激起了他的记忆，但绝对不会挽救他那颗早已被腐蚀的良心。他灰心地走到她面前，问道：    “小姑娘，叫我有什么事啊？”    “你不会是装的吧？你说过今天要付帐的。”    “哦，不就是让我付帐吗？这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是我请兄弟朋友们吃饭，应该我来付帐。可不巧的是这些天上级领导正来我们财税局里做检查，所以单位里的钱暂时挪用不出。”    “局长可真会开玩笑，你吃饭难道还用公家的钱吗？”    “你这不是废话？我们当官的难道还要自己花钱不成？现在人人都这样，要不是为了权利为了享受，还不如做个平民百姓好呢。”    我看到刘会计很为难地一声苦笑，她说：    “不管你们用谁的钱付帐，反正是不能再拖欠了。”    我的父亲母亲都走过来了，他们和店里的几个服务员将方不倒团团围住，就算他长了四条腿或一对翅膀也逃不出去。好在方不倒并没有想逃跑的欲望，他知道那样做会太失自己的面子，也许以后还可能失去对部下同志的领导力和威信，得不偿失，所以干脆静下心来与我们绕弯子。他说：“马老板，我说的是真话，单位里真的拨不出钱。”    “方局长，我希望你能够说话算话。”父亲异常冷静的说，“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今天是来还债的，你要诚心一点。”    紧随其后，我母亲和刘会计也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他，纷纷向他大吐“口水”。方不倒见自己被这群正义的力量所包围，几乎使他脱不了身，于是借机找了个幌子说道：    “我先写一张欠条给你们，等过一段时间后你再来我单位里找我。”    说着他潦草地立了份欠条就匆匆地钻进在门外等候多时的汽车里。此时的我看着父亲，父亲看着母亲，大家心灰意冷到极点。  六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由于父亲一句稍微得罪人的话，方不倒竟然会对我家这个无辜的小酒楼下毒手。他沿袭了旧中国官僚主义的丑陋作风，采取明暗相结合的报复方式，对我们进行惨烈的打击。当暗中报复潜移默化地展开的时候，父母都还蒙在鼓里，而年幼的我就更加不得而知了。    “老板，给我们来一桌最好的酒席。”    随着一个嘹亮的声音响起，我看到一群身着制服的公安人员出现在眼前，说话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男人。就这样，在善良的我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场新的经济掠夺拉开了序幕，只不过剧中主人公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财税局局长方不倒改成了公安局某大队大队长王公孙。黑脸络腮胡子兼带嘹亮嗓门的王公孙初看不像是一个善于使用阴谋诡计对付别人的人，但也不排除他别具一格的险恶用心。果然，他是个办事比方不倒利索的人，他在吃完酒席后就和一群人扬长而去；换作是方不倒，还会与我们讲几句谎话蒙骗过场，他则单刀直入，那气派好像是明白地告诉我们，他们就是来店里白吃白喝的，看你还能怎么样？母亲飞快地追出去抓住他，王公孙竟然威胁地说道：    “我就是来白吃的，有本事你不要开店。”    这哪是公安人员呀？分明是黑社会的流氓土匪；哟，我倒是说错了，彻底说错了，公安人员与流氓土匪本来就是孪生兄弟，虽然他们表面上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可是暗地里呢，几乎常常睡在同一张床上，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见。读者朋友，这样的例子不胜败举，聪明的你们从报纸新闻上也看得多了，限于小说篇幅，我在这里不再熬述。只是有一点得解释清楚，警察之所以是警察，完全因为他们贴上了共产党的标签，而流氓土匪没有这样的标签；不是他们不想贴，而是共产党不肯给，毕竟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唯一保障，倘若连黑道白道都不分，社会就完了。    闲话说多了难以拉回到主题上来，现在让我言归正传，继续自己该说的故事。那个王公孙走后，我的母亲跑到楼上的房间里大哭一场，边哭边用手摔桌子上的玻璃杯，好几只杯子成了她手中的无辜牺牲品。这也难怪，这样的生意谁能坚持做得下去啊？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王公孙带着他的大队人马来酒楼光临了四次，每次都吃上一顿价格昂贵的“免费晚餐”。仗于他们的权利和威胁，我和父母都敢怒不敢言，只得痛苦地眼睁睁地看着一群披着羊皮的狼潇洒地践踏我们脚下无比亲切无比温存的土地。到了第四次，当王公孙带着这些畜生不如的东西再次出现在酒楼的时候，连一向寡言少语的范厨师也看不下去了，他“咣当”一声把勺子扔在地上，对父亲叫道：    “老板，不能再让这群畜生猖狂下去了。”    父亲走进厨房拾起勺子，难过得说不出一句话。范厨师从抽屉里取出一包粉末状的东西，托在手里给我父亲看。    “老板，这是老鼠药，我昨天晚上特意从街上买来的，只要你一句话，我就把它加到菜里去，立刻送这群畜生去见阎王爷。”    父亲一下子夺下了他手中的老鼠药，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范师傅，我知道你同情我，可是杀人犯法的事情我们不能做。”    “老板，你就甘愿吃哑巴亏吗？你对我那么忠诚，平时那么关心我，比我的亲人还亲啊，我就是为你去死也值得！”    父亲听了这话感动极了，泪水瞬间夺眶而出，他扑上去抱住了范厨师。“范师傅，有你这句话我就算日后亏了本也值得啊。你总要相信，上天是有眼睛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世界会给我们一个公平的答案的。只要我们睁一双眼睛看看，看他们以后是怎么死的。”    “恶霸横行天下，官吏腐败滋生，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去管管他们？”    “也许这就是社会吧！”    酒楼连续好几天出现了负赢利（即亏本）现象，再这样下去，我们怕是连老本也要亏掉了。为了挽回酒楼的正常经营，我和母亲，还有刘会计一起踏上了向方不倒取债的道路。我们连着往他单位跑了三回，结果一无所获，除了见到他那个漂亮的女秘书以外，什么人都没遇着，方不倒似乎在与我们玩着捉迷藏游戏。直到我们第四回光临，才在他的财税局里将其逮了个正着。可是他竟然泰然处之地问我母亲：    “老板娘，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还要去开会呢。”    母亲当时的情绪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了，她的脸涨得通红，恨不得使劲地往他的脸上扇巴掌，但是理智控制住了她的情绪。    “方局长，我希望你能够说话算话，别让我们白跑一趟。”    刘会计也站在一旁说道：    “方局长，求求你了，快把欠下的帐款还给我们吧。我们的酒楼已经好几天负债经营了，再这样下去，恐怕不到年底就要破产了。”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吃力是不是？”方不倒两手插腰，皱着眉毛反驳刘会计，“你们的酒楼即将破产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你们自己内部的因素，比如说马老板经营不善，或者是客人外流等等，怎么能一口咬定就是因为我欠你们的钱所引起的呢？再说了，我一共才欠你们多少钱？有一万十万吗，不过千把块小钞而已嘛，用得着这样大惊小怪？看看你们，还一大群人赶到我单位来了，这成什么体统？我这里可是事业单位，国家级的大单位，万一出什么事情你们负得起责任吗？”    “你还有没有人性？”刘会计也冒火了。    母亲义正词严地说：“反正你一句话，还钱还是不还？我们轮不到你这种社会败类来教训。”    “不还，你还敢杀了我不成！”方不倒终于脱下披在身上的羊皮，“王公孙不也是到你老马店里白吃白喝吗？他是什么人，只不过是公安局长手下的一个大队长而已，他都可以这样，我为什么不可以？你要算债先去他那里算清，然后再来找我。”    母亲解下了外套上的纽扣，刷得一下把外套脱了。她高声喊道：    “你要是不把钱还给我们，今天我就在这里不走了。”    我跟着嚷道：“我也不走了。”    “这一大一小的还在威胁我了。我可告诉你们，再不走我就要叫保安了，保安来了可就没有我这么温柔了。”    这个畜生果然叫来了那个穿制服的保安，保安的两只大手把我和我母亲像拎青蛙一样地拎了出来。刘会计紧随其后地跟过来了，她哭得比我还伤心，好像已把我的父母当作了她的亲父母一般，我们的痛心事也就是她的痛心事。当我们的脚步刚刚离开财税局的大门时，我看到方不倒握着皮包钻进那辆“甲壳虫”，呼啦一下飞走了。    我们满怀着沉痛的心情走回自家的酒楼，父亲正站在门口等待我们，他看到母亲的脸上刻满了心酸和受耻辱的痕迹，我和刘会计的头耷拉得比任何时候都要低，立刻就明白了我们空手而归的事实。他真正地到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地步了，他走到我面前，蹲下身子，用手抚摸着我的额角。我感觉到他从来没有以这种慈祥的力量抚摸过我，那一刻，我的灵魂突然遭遇了闪电般的刺激，我听到了一个温暖的声音响在耳边：    “好儿子，你要争气啊！爸爸要不是为了你，早就和那帮畜生去拼命了。可是我舍不得丢下你们，你现在还小，没有本事帮助爸爸，等你长大了，有本事了，一定要用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改变这个不完美的世界，用自己的才华去拯救社会底层的贫苦劳动人民。”    父亲的话讲完还不到四个小时，在那天晚上，一场恶梦般的灾祸降临到我家那无辜的酒楼里，横扫于我童年的痛苦记忆中。在那场惨无人道的战斗中，作为挑衅方的流氓地痞大肆践踏酒楼的每个空间，包括一楼的会客厅，包括二楼的包厢雅座，包括范厨师辛勤工作的厨房，也包括刘会计天天守护着的收银台。这所有的一切，能供我们家用于酒楼经营的东西都在半个小时内被毁于一旦。这群恶魔的卑鄙行径呀，简直比侵华日军还要令人发指，他们必定逃不出上天的报应。    为了让我们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领头的那个地痞说：    “别怪我们无情，我们是受了方不倒的指示前来砸你们的店的。既然收了他的钱，就不能不为他办事。马老板，对不起了。”    看着那群流氓地痞潇洒离去，我们一家人抱头痛哭。  七     我们承受着奇耻大辱走上了告状的道路。作为全市人民有目共睹的大贪官大无赖方不倒，理应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事情的结果却令我们瞠目结舌，令无数正义的人民拍案而起。读者朋友，如果我不告诉您事情的真相，您是否会想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上，竟然存在着如此腐败如此昏庸的官吏，而这种社会败类却用党和国家交给他们的无所不能的大权统治着善良的人民。唉！可悲的时代呀，但愿上帝能把我们从黑暗的禁锢中拯救。我是极不愿意向你们提起这样的事啊，然而悲愤的情绪却逼着我要把它说出来，让全天下的人们都知道那些败类的真面目。我们去揭发方不倒了，确实这样光明正大地去做了。然而法院里的法官却沉默如山，公安局的警察像庇护天神一样地庇护着他，甚至没有一个律师敢接这样的案子，好像审理的对象是他们的亲爹。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媒体的新闻记者没有一个敢做他的负面报道（我们曾经去报社揭发过方不倒，主编和记者态度冷漠），是为了手中的铁饭碗还是因为别的原因？他们做人的正义和良知哪里去了？    我们失望地咀嚼着别人的冷淡目光回到自己的酒楼，到了这样落魄的时候，有心人其实是无心经营了。正像我预料的那样，父亲提议把酒楼关门几天，一方面为了家人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也为了躲避那群流氓地痞的再度袭击（不过员工的薪水照样发放）。有了一段时间的关门停业，老顾客瞬间少了很多，等父亲再把店开回去的时候，客源已经减少到原来的一半还不足了，这给我们家无疑是当头一棒。自从遭受地痞的袭击后，店里的设施大部分受到了损坏，仅仅是更新这一项就花去了不少成本，酒楼的帐单上几乎出现了财政赤字。而开业后的几天内一度冷门，毛利润还不够支付酒楼的承包租金，我们口袋里的钱像流水似的哗哗流了出去，资金的缺口越来越大，我知道父亲已经快顶不住了。要不是为了这个家，他早就关门大吉了。    客观事实是无法回避的，不论我把酒楼的经营前景想象得多么美好，这种灾难性的结局还是不偏不倚地降临到我们头上。在父亲的苦心经营下，这个无辜的酒楼费力挣扎了半年，最后终于破产了。在拍卖行的交易下，父亲将它拍卖给了一个私人老板，而拍卖的价格只有原来固定资产的十分之一。我记得我们离开酒楼的最后一刻，哭得最伤心的是范厨师，他跟着酒楼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与它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看着它日后被别人经营，他能不痛心吗？    父亲的酒楼拍卖后，欠下了一大笔钱，由于支不抵债，他被迫卖掉了我们三人住了多年的大套新房子。而我们的新家，却是位于城市几公里以外的一座破旧的农民房，面积小得很，听说还是租来的——因为就凭破产后的资本，我们是再也住不起那么高档豪华的房子了。不单现在住不起，而是永远永远也住不起了。搬家的那一天，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一天。我看到母亲脱下了那套象征着富贵美丽的貂皮大衣，而父亲打扮得更像是一个穷苦的农民，他们就这样手牵手地坐进了搬家公司开过来的汽车，如同十多年前庄重典雅地步入婚姻的殿堂。他们全然不顾及身后的那间漂亮的房子，好像那已经成为别人的家，而他们只是来这里游玩的客人。我看到我的小床、父母的大床依次被搬上了卡车，客厅里的桌子、卧室里的椅子被依次搬上了卡车，还有一些最基本最主要的生活配套设施被分别搬上了卡车。剩下的家具就不要了，因为它们过于富丽堂皇，和乡下的破旧老屋足足不相匹配。等待了大约两个小时后，工人们完成了工作，他们用熟练的双手把我们要搬的东西和留下来的东西无情地分离开。就这样，我即将告别这个生活了十五年的城市。    司机发动油门，汽车缓缓地行驶了。我坐在副驾驶室的位子上，外面的世界仅仅与我隔了一扇透明的玻璃，仿佛十五年的沧桑生活都能在此时此刻映射于脑海里。起初的一段时候，汽车还是行驶在那熟悉的城市里，它沿着最热闹的大街以车辆所允许的最缓慢的速度行驶着，好让我多看一眼这个美丽可爱的都市。我这一走呀，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了，即便回来，也只能以游客的身份看看它的风景，少刻即要离开，因为这里已没有我的家了。我看到街道两旁矗立着高耸入云的现代化大楼，楼面镶嵌着晶莹剔透的蓝绿色钢化玻璃，里面裹藏了一代人的虚荣与喧嚣。我看到游乐园的旋转木马与翻滚过山车，它们承载了我童年的幸福与快乐，是我最难以割舍的地方。我爱城市，爱它的繁华，爱它的气质，也爱它的生活；这一切原来属于我的东西，即将从我的生活中抽离出去，成为我心头永恒的记忆。别了，我爱的城市；别了，生我养我的故乡我的家；别了，我幸福而短暂的童年生活。    过了城乡交界，司机加快了速度，汽车像完成紧急任务似的跑了起来。透过车窗，我看到一望无际的碧绿的田野，田里栽种着我认不出是水稻或是小麦的植物，有的密密麻麻，有的稀稀疏疏，全都是清一色的原生态。我看见过都市的高楼万丈，看见过复古的民间屋舍，却从未看见过如此贴近自然如此纯朴安详的景色。汽车开出了好几公里，而我眼前的画面却丝毫没有大的改变，除了几家残破不全的茅屋星罗棋布地点缀于公路的两侧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能给我留下印象的（包括水库和珍珠湖泊）。    汽车在一条羊肠小道的路口停了下来，我听见父母说我们的家到了，它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走过一段凹凸不平的泥路，我看到我现在的家了。那是一座怎样的房子啊，墙体脱落，古老的白砖片裸露在外面，木板门已被白蚁腐蚀出了一个个的孔；推门进去，更是一片破落景象，屋内仅有二十多平方米，没有房间间隔，雕花的木梁上贴着求神拜佛的字条，而屋顶的瓦片七零八落地铺放着，露出明显的空隙，抬起头能够看到明晃晃的蓝天。我的上帝啊！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十五岁的那年我会过上这样狼狈的生活，我没有想到生命会突然奇迹般地从人生的高峰直落到低谷。唉，我无法承受的心灵之痛啊，世间谁能将它拯救？    我没有去看那些家具是怎样从卡车里移进这个破落的房子的，而是直接从怀里掏出一支黑色钢笔，在门沿的红纸上端正地写下了几个字：腐败一日不除    国家一日不兴    然后我走了出去，在屋前的草丛旁边，我看到父亲和母亲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阳光照着他们的脸庞，上面的泪珠晶莹剔透。     十多年后，我成为了一名作家。当我回首往事，用笔记录下一段刻骨铭心的童年经历时，灵魂早已被它深深地震撼住了。我一如既往地创作自己的文学作品，试图从黑暗中找到一条光明的道路，拯救那些被野蛮势力所禁锢的人民。可是我终究发现自己力不从心，整个世界都沉睡了，一个民族还陶醉在梦里。伟大的上帝啊，谁能将我把它唤醒？ <chsdate wst="on" year="2006" day="28" islunardate="False" isrocdate="False">2006年11月28日</chsd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