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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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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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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58:18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人人叫我精神病 我跑几步，走几步，背上沉甸甸的包裹压得我气喘吁吁。我真怕自己晚点。客运站门口停着许多出租车，大的、小的，红的、白的、黑的、绿的，它们的玻璃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发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他们在哪儿呢？我在乱哄哄的人群里走走撞撞，忽然看到徐杰举着白白的小手冲这边摇晃。他们呢？我跑过去问。在这儿嘛！她大声说，指指眼前正在尖声吵嚷的几个女人。随后，她盯着我，慢慢敛起脸上的笑。嘿，前几天，她可是这么跟我说的：咱们初中同学去北戴河旅游。我还以为是一大群人，不是全班，至少也得几十人。可是看看现在，算我才十人。    她们停下来和我打招呼，我惊喜喊着她们的名字，那个又高又胖的同学的名字我忘了，没事儿，我想过一会儿我就能想起来。她们看上去比上学时还漂亮，个个穿着时髦的衣服。萧文最后一个走到我跟前，她还是那么矮，但比原来苗条多了，肿眼泡割成了欧式眼，脸蛋红润，皮肤细腻。她抓住我的手，嘟起厚厚的红嘴唇说：雅芳，你一点都没变。说完转身和别人搭话去了。    我觉得她们对我不太热情，带答不理的，可能因为等我太久的缘故吧？这种想法一出现，另一个想法紧接着跳出来，一个声音在我心里叫道：你们根本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我睁大眼睛，可不是吗？当初她们全是班里的差等生，一个都没有考上高中。上课时，她们只知道调皮捣蛋，传纸条，搞对象。除徐杰之外，我可很少和她们玩呀！     我去楼下的小店买精盐。张君给我五块钱，让我再给他买瓶高粱白酒，结果，还剩下五毛钱。我攥着那张沾满油渍皱巴巴的纸票想了一会儿，拿起柜台上的公用电话。我拨了徐杰家的电话号码。电话嘟嘟地响了一阵，传来女人的声音，问我找谁？我不能确定是不是徐杰？因为我在电话里谁的声音也听不出来，所有人都一个动静。我说，我是雅芳，你是徐杰吗？电话一下发出嗡嗡的声音。我瞧了瞧话筒，又贴近耳朵，还是那个动静。王姨扯着嗓子说：已经放下了。我又拨一遍号。电话又嘟嘟地叫起来，叫了半天。我把钱递给王姨。    没打通，不要钱。王姨用芭蕉扇忽悠忽悠地扇着风，衣角卷了起来，把我的头发都弄乱了。    我想问问徐杰什么时候再去玩？我说。多大岁数了，还整天玩儿玩儿的？不好好过日子！做中午饭了吗？她说，肥胖的身躯随着喘气一起一伏的。我拎着东西走了出去。我和她有什么好说的？她只知道过日子过日子，整天絮絮叨叨，除此，懂什么？    我头昏脑胀，感觉头发湿乎乎地贴在头皮上，就像密密麻麻的草一样捂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找出一把缠着花花绿绿毛线的皮套，把头发一束束地捆起来。现在，我头上有十一根小辫了，就像十一棵小树，它们一棵棵地挺立着，可爱极了。风吹来，它们摇晃着，树叶似乎发出沙沙的声响。    徐杰碰碰我的胳膊，她们已经进了一辆白色的中巴。我心里说不去了，不去了，却猫着腰上了车，挨着杰坐下来。车子慢慢启动，建筑物和人群都朝后退去，一会儿比一会儿快。她们又高兴地吵嚷起来，每个人似乎都有一肚子话要说，车里乱糟糟的，就像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在开会。徐杰侧着身子，和对座的两个人说着家里的事，说着说着就嘎嘎地笑开了。    我仔细听着，努力分辨她们的声音，过一会儿，那个又高又胖的人说：谁也别想管我，我自己说了算，我想什么时候关门就什么时候关门，想什么时候开门就什么时候开门，就像现在，我想去哪儿玩儿就去哪儿玩，嘿，我是老板……她们全是老板。徐杰不是，可她的老公是市长啊！    我推着自行车，走出围着铁栅栏的小区，经过一条两旁都是绿油油玉米地的小径，走到散发着奇特味道的铁轨前，东瞅瞅，西望望，迈了上去。前面是一个大下坡，我紧紧捏着车轧，慢慢走下去。到了平地，我往右拐，骑上自行车。我走在宽阔的柏油路上，经过无数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穿过熙熙攘攘的中心市场，从一帮等车的人们中间挤过去，闯过红灯，绕过一排排高楼，拐进一条铺着红砖的胡同，来到一扇涂着黑漆的巨大的铁门前。门敞开一条缝儿，我悄悄望进去，目光的尽头是一幢白色的三层楼，除一层之外，几乎所有的门都挂着透明的门帘。其实，后来我才注意到，通过高大的院墙一样能看清二楼和三楼的情景。一个白色的影子在二楼的一个纱窗前倏地闪了一下。我敲敲门，喊徐杰的名字。传来两声咳嗽，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走出来，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出来的？他穿着黑色的运动裤衩，光着白白的上身，一边走还一边侧着身子往这边看。谁呀？大中午叫唤什么？他气势汹汹地一下出现在我跟前。他的脸光光的，留着油亮亮的大背头：老找什么找？你不睡觉还不让人家睡，嗯？魔魔怔怔的，到处跑什么跑？家里人也不管管。去去……。我推起自行车就跑，恐怕慢一步就会被他追上，像狗似的咬我一口。我跑呀跑，跑出很远，才敢愣一下，骑上自行车。我逃出幽深的胡同，经过一排排高楼，闯过红灯，向右拐，奔驰在宽阔的马路上。路过一个带喷泉的圆形大花坛，横穿马路，经过一片破旧的即将拆迁的民房，走在树阴下，跨进一个死气沉沉的院子。路过一溜老式的、房顶上长着草和低矮榆树的瓦房，一扇门敞着，两个女工正往里走。我停住车子，擦擦脸上的汗。 车越来越快，已经离开市区，奔驰在宽阔的大道上。即使真的不去，也不可能了。徐杰正过身子，问我怎么了？我说有点晕车。她问我吃不吃晕车灵？她有。我说不用。我弯下腰，从脚底下的包里抽出一瓶水，向她摇摇。她身子往后一躲。我说这瓶子是刷过的。她笑津津地摆摆手。我又冲对座摇摇，她俩也笑津津地摆摆手。我说我带好几瓶呢，这些瓶子都是刷过的，我儿子总买饮料，喝完往地上一扔，我捡起来，留着给他装水用。我说这话的时候，车里一片寂静，有人噗嗤地笑了一声。徐杰背着我，冲她们撇撇嘴，许多人就笑起来。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从那时起，我一句话也不说，要么喝水，要么盯着窗外，要么闭着眼睛假装睡觉。     车间主任仍坐在那儿，一张褪了色的黄桌子后面。他扶探出半个身子，像个女人似的尖叫道：你来得正好，谁告诉你的？没人告诉我，我就来了，你们有什么好事想瞒着我吗？我说。是有好事。他说，手里的圆珠笔在纸上使劲地划着。如果不是我恰巧赶上，你们就不会告诉我了吧？听我这么一说，好几个人就围过来，用稀奇古怪的表情看着我。该告诉的，想什么办法都得告诉。这么回事，厂子黄了，所有的人都得买断，以后再也不用上班了。我听后一阵窃喜，轻轻地吸吸鼻子。多好啊！再也不来这个鬼地方！我抬脚把一个易拉罐踢开，它咣当咣当地滚着，一直滚到车床的一条腿下，又咣当咣当地滚回来，滚了一会儿才停下。再也不用来这儿了？我问。我知道，你过去在这儿受不少委屈，这下好了，赶快到别处找个好工作吧！我可是本科毕业的呀！我说，鼻子忽然酸酸的，在一把嘎吱嘎吱响的椅子上坐下来。我不想买断，我还想上班。我大声说，仰头看其他的人。她们冲我点着头，好像在鼓励我继续讲下去。不买也得买。我刚来上班的时候，厂长说只让我在车间锻炼几个月，可是后来呢？后来怎么了？我霍地站起来，胸膛里发出呼呼的声音，手不知放在哪儿好？恰好碰到一束头发，就把皮筋掳下来，套在手上。没办法，没办法。他说，啪地摁着打火机。书上说，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们失业是常有的事，可咱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工人怎能失业呢？我把皮筋上的一根头发拽下来，放在主任的桌上，吹一口气，那根头发无声地飘到地上。就是，就是……有人随后说。有几个人脑袋扎在一起，骂起败家厂子来。还有人凑到主任跟前诉苦。我只是个小小的车间主任，我有什么办法？你回家让你对象来。他对我说，然后溜了。我不想难为他，他是个小人物，说了不算。我对旁边的人说，她们手里都有一沓表格。雅芳，难道我们就这样被他们一脚踢开吗？我们可是厂子的主人！我的同事老大姐说。以前她从没拿好眼瞧过我，此时却像好朋友一样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是呀，我们不能当草包……我们去找厂部，雅芳，我们去找厂部……我被她们簇拥着向楼上走去，一路上，二十来个女工就像一股龙卷风似的不断把路上的人裹携进来，汇成一个大漩涡。我走在最前面。可是，当我爬到三楼，闯到厂长办公室门前的时候，后面一个人也没有了。屋里有好几个人，大厂长二厂长都在，我从门上的玻璃看到他们了。可他们就是不开门，还打电话叫来保安。奶奶的，又遇上一只狗，我正有气没处撒呢！我嗷嗷叫着，抄起拖布，把那块玻璃砸得粉碎。我回到车间，她们都在，仿佛刚参加完一场舞会。看到我，喧嚣声嘎然呢而止，一起默默地盯着我。我没有理她们。我想找一份和她们一模一样的表格。我走到桌子跟前，抽屉锁着。桌子上有一本世界散文选，落着厚厚一层尘土。我翻了翻，嘿，这本书还是我装订的呢！我把它往腋窝一夹，走了出去。张君很晚才回家。他把一份经过公证处公正的合同书和三千六百八十元扔到电视跟前，醉醺醺地上夜班去了。 车在一个不太大的镇子停住，好几个人吵嚷着要下去。又高又胖的同学喊道：去那么人干什么？我和徐杰去就行了。她的声音是沙哑的，她曾经是学校体队的，我想起来了。在一排黄色的二楼前摆着一溜地摊，有卖衣服的、卖菜的、卖饼干的，还有卖雪糕的。她们俩从一排五颜六色的遮阳蓬下经过，进了后面的超市，很快就回来了，每人抱着两个纸箱子。    她们又炸开锅了，有人要可口可乐，有人要矿泉水，有人要小食品。有人等不及从座位站起来，远远地伸着胳膊，有人笑她像只企鹅。徐杰问我要什么？我懒洋洋地欠了欠身子，说什么也不要。她没听清，递我一瓶饮料。我清清嗓子说，我不渴。她放回箱子，又递我一袋黄澄澄的地瓜干，我大声说，我不饿。她们哄然大笑，连那个骨瘦如柴的司机也回头看了我一眼。嘿，怎么了？这也值得笑吗？ 一下子得到这么的钱，我睡不着觉。天一亮，我就去逛街。我一个商厦一个商厦地逛，一个小屋一个小屋地看，漫不经心打听价格，喜欢的衣服就让服务员摘下来，试试，然后走人。嘿，兜里装着钱，连说话都理直气壮。后来，我花二百元给自己买了一件白色连衣裙，这是我第一次给自己买这么贵的衣服。从那儿出来，我就迷路了，怎么也找不到楼梯口，我转啊转啊，不知多久才转出来。我兴冲冲地回到家里，推开门，一股饭香飘过来。瑞斜靠在沙发上，电视正在播少儿节目。他回头瞧了我一眼，掘起嘴，扭过头去。厨房里传出铲子刮马勺声：都什么时候了，不回来做饭？不上班，还不做饭！整天乱跑什么？张君咬牙切齿地走到我跟前，一把夺过衣服，哗啦撇到沙发上：你去买衣服，不得让人家把你骗死？！他说，摊出一双油腻腻的手。我把剩下的钱一分不剩地交给他。可他还像一截木头似的戳在那儿，唠叨个没完：你以后得靠我养活了，我怎么娶了这样一个媳妇？一点也不知道过日子！我没有吃中午饭。我吃不下去。他们在东屋午睡，我在西屋窗前的藤椅里坐着。我一眨不眨地盯着外面，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瑞去上学，张君没说去哪儿。他们前脚离开家，我后脚跟了出来，没穿袜子，穿双红色的拖鞋。临出门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冷，在白色的半袖外面罩件藕荷色的夹克，下身仍穿那件黑格子的裤裙。我吧嗒吧嗒地走在路上，到处是明晃晃的阳光。我不清楚我要去哪儿。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它们像狗一样叫着，跟在我身后。我走上台阶，离它们远远的。可是，有些狗，你想躲也是躲不了的。比如皮皮，它在那棵枝繁叶茂的枣树下睡觉，谁能想到，它会挣断铁链，一声不吭地跳出来？我还以为它要和我亲热呢，刚想摸，它却在我腿上刻一个紫色的月牙。徐杰要给她擦碘酒。我说不用，我小时候就被狗咬过，没打针，也没吃药，结果，那只狗死了。你信吗？过两天，我再去我徐杰家，那棵枣树下空空荡荡的，狗食盆和锁链都收了起来。凡是咬我的狗都得死，我心里是有数的。 我久久沉浸在那次出游的回忆里。那是我结婚以来，最快活的日子。我多么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再去玩呀？我走进一家超市。一个白白净净梳着一根马尾辫的女的正坐在桌子里面算账，她抬头看眼桌上的货，低头摁下计算器。桌子外面站着一个半大小子，浑身散发着汗酸味儿，好像刚踢完一场足球。店面有七十多平米，除一个小服务员之外，还有两个顾客。那个在货架上选东西的老太太总是喋喋不休，一会儿问味素多少钱？一会儿又问白糖多少钱？你们怎么不打价钱呢？我没有听清白糖的价钱，小伙子已经走了，女老板仰头看着我，说了句什么，我也没有听清。我说我是来应聘的。她用一本书扇着风，悄声细语地说：我们这儿只招小姑娘，不招结婚的。我也用手在眼前扇了扇，说你怎么知道我是结过婚的？我不认识你呀？她笑起来，露出两颗兔子一样的门牙。走出很远，我还在琢磨：她到底是怎么看出我是结过婚的？我可一点也没看出她是不是结婚的？往前走，又看到一家超市，门口也贴张红纸写的招聘启示：本店招聘女工，年龄18－25岁。呸！如果我这么年轻，我才不稀罕到这儿来呢！我边走边四处张望，发现几乎叫个门市的门口都贴着招聘启事。在一家富丽堂皇的饺子馆前，我踌躇了一阵子，有些打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走了进去。这个时间，午饭已过，晚饭还早，所以，店里除了一个男人坐在吧台附近的长沙发上打鼾，还有几个穿工作服的小姑娘在那边包饺子。   我是来应聘的。我高声说。你想当面点师？男人动了动，眼睛欠开一条缝，两腿岔开。我想当保洁工。我沮丧地说，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这工作。已经有人干了。那刷碗工呢？也有人了，就缺一个面点师。我可当不了。我说，咯咯地笑起来。当不了还来应聘？精神病！他忽地直起身，就像猫见了老鼠一样，瞳孔放大，鼻子四周全是褶。那边的服务员呼啦一下围过来。你才是精神病呢！我说。当不了还来这儿，嗯？是你们请我来的，又是保洁工又是刷碗工，全是骗人。我吼叫道。谁请你来的？就你这样，不得把顾客都吓跑喽？！他撇着嘴，上嘴唇几乎裂到耳根。有人笑起来，随后，更多的人笑起来。骗人！不招你们还贴启示？你管得着吗？我乐意。他晃荡着脑袋，好像睡落枕了。臭显摆啥？显你家生意兴隆呗？影响市容，知道不？这大道理还用我告诉？小样，你算老几？他从鼻子里发出吭哧吭哧声，引得几个小丫头搂在一起狂笑。你们臭美啥？我尖叫起来，再也控制不住了：谁来这儿吃饭，啊？苍蝇这么多！看你们的手，那么脏！还包饺子呢！刚擦完屁股刚擤完鼻子吧，嗯？他们害怕了，刚才还在笑的那个女的一下躲到别人的后面。我追过去，她们嗷的一声四处逃散，我开心极了。这个郁闷的下午，我真想一直这样玩下去。可是，刚开个头，那个混蛋男人就窜到后屋，举着一把菜刀奔出来。我浑身直抖，只好把手插在夹克兜里。 我眼前出现瑞的形象。他晃着圆圆的小脑瓜，黑不溜秋的眼睛看着我：走，咱们去政府门前套圈儿，用肉乎乎的小手拉着我。我刚跨出楼门，他哐当一声把门锁上。我说，小兔乖乖，把门开开，让妈进来。他不开。我说，小兔乖乖，把门开开，巧克力豆炸薯片妈全给你买来。他还不开。我说，小兔乖乖，把门开开，妈给你买旱冰鞋。他仍不开，电视的声音惊天动地，好像一群士兵在冲杀。 我又从家里走出来，好像魔鬼附在身上，一个劲儿往外走。告诉张君去领失业证。路过小卖店的时候，王姨追出来说。他也没失业呀？是给你领，傻子。他今天白班。我说，用手挡着眼前的阳光。告诉他快去办，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听到没有？听到了。对了，去街道填表了吗？兴许给你点儿补助呢！没人告诉我。告诉张君快去！他今天白班。我说。那就等着吧，别忘了。她可真够操心的，好像她是我妈似的。只好等着了，反正我去也白去。 到了饭时，大家伙商量到哪儿吃饭？我说我不跟你们去饭店，我带着面包呢。她们就笑起来。萧文的声音就像唱歌似的飘过来：老同学，去吧，不要担心，这点钱大家替你掏了。我立刻慌了，急急巴巴地说：那怎么行？我和你们一样掏钱，我凭什么搞特殊呀？萧文说：我们不是比你有钱嘛！不要再争了，如果她们不同意，我自己包你那份儿。说完，她讨好地看着徐杰。徐杰像没听到一样，两眼直勾勾地瞅着车外。 我去找萧文，想问问什么时候再去旅游。我以前去过她家一次。我穿着那件白色的连衣裙，红拖鞋，没穿袜子，露着红红的脚趾甲。在两幢巍峨耸立的高楼之间，有一片红瓦房，墙壁上圈着红色的“拆”字，就像一些等待执行的犯人。我一眼就看见那棵树桠上搭着两层喜鹊窝的老榆树。我推开大门。满院都是房子，屁股大的院子里长着一棵缀着毛茸茸果子的桃树，叶子蔫蔫的，有一根枝丫顺着墙头探到了邻居家。有人吗？我使劲喊了一声，走进院子，停在树阴处。谁呀？我。你是谁呀？我就是我呗。随着沙哑的声音，传来踏踏的脚步声，塑料门帘被人哗啦掀开，一个端着便盆的老女人走出来。她看我一眼，等一会儿，她说，急忙忙朝右边的房后走去，估计那边有厕所，果然，传来涮东西的声音，几分钟之后，她空手走出来。萧文在家吗？我往前迈几步，暴露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你是她的同学？她皱着眉头。是初中同学。我说呢，进来吧，这些苍蝇烦死了。说着，用鸡爪子似的手撩起塑料门帘，我刚进屋，她就哗地放下了，急惶惶赶在我前面。她的头发黑乎乎的，一看就是染的，浑身散发着大友谊的气味，恶心死了。我随她进了西屋，炕上躺着一个男人，脸冲着玻璃窗子，我只能瞧见他的黑背心和身上盖着的红格褥单。他可能睡着了，一动不动。我在炕沿坐下来，她坐在白色的双人沙发上。萧文在家吗？记得原来这间屋子是床呢，不是炕。我说。你还不知道？她的声音压得低低的。知道什么？她不在这儿，再也不再这儿了。怎么了？怎么了？我儿子一变成这样，他就撇下他不管了，还给我留下两个小崽子。她气嘟嘟地说，脸变得异常狰狞。但很快就换上菩萨的嘴脸：你出来吧，不怕，不怕，到院子里玩儿。从门后走出一个小男孩，大概五六岁，小眼睛小嘴，胖乎乎的，长得特象萧文，脖子上还挂着一个玩具枪。他用一双忧郁的眼睛瞪着我，战战兢兢从我旁边经过，然后，一溜烟跑了。他到底怎么了？我指指炕上。出车祸了，她说，立即用手擦眼睛：那个扫帚星，那个狼心狗肺的娘们儿，把这些都扔给我了，老天爷会报应她，让她得梅毒，不得好死，我不怕传话……我不传话，她现在在哪儿呢？我说。我哪儿知道？那个骚货和一个税务局的勾搭上了。嗯，你叫雅芳吧？她忽然停止咒骂。对呀。我说。我听说过你的事，你的命也够不济的，可怜的人！我的命怎么不济了，嗯？我的丈夫瘫痪？我有两个崽子？我和人私奔了？我把他们全抛弃了，嗯？我怎么可怜了，嗯？这个臭老太婆，我真想问问她，可是，我没有。所以，我生气，生她的气，生自己的气。我又走在街上，太阳像个巨大的火炉，把柏油路都烤化了，粘乎乎的沥青咯噔咯噔地粘着我的拖鞋，有几次差点拔不起脚来。汽车奔驰而过，卷起的热风让我透不过气。我张着嘴，一边走一边嘀咕：嘿，萧文可真行啊，听听她说什么来着？我就要结婚了，可我还没玩够呢！还没玩够，知道吗？她呜呜地哭起来，眼泪刷刷地往下淌，这下，她又自由了，可劲玩啦，可是动物还有舔犊之情呢！一个卖雪糕的老头从我旁边经过，站住了，怀疑地看着我。我说，真的，你不信？爱信不信！我走出挺远了，他还站在那儿，和两个女人说着什么。我可没耐心向他们解释。我走上马路牙子：我和她可不一样，我就盼着结婚，早日和张君在一起，流泪的是我妈，我连头都没回。我说的是实话，跟你们说你们也不懂。你不用笑，看你的豁牙子，有点象我小时候的一张照片，没准你就是我的来世呢。你们不要再跟着我了，回家吧，听到没有？再见吧，我的来世！我走在柏油路上，路光秃秃的，没有一棵树。没有树的街道还叫街道吗？过去可不是这样，那时路旁都是树，有榆树、柳树、杨树，到处都是阴凉。路是用混凝土铺的，怎么热都没事，也没有这么多的汽车。我家门口是沙子路，一到夏天，我就光着脚到处跑，沙子热乎乎的，摩擦着我的脚心，要多舒服有多舒服。那些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真的，如果时光能倒流，我就回到小时候，一直到结婚之前，光恋爱不结婚，嘿嘿，你说得对，我是在做白日梦。你们几个，谁在用石头打我？谁？没有家教的野孩子！让你们打？让你们打？这回知道欺负人的下场了吧？这叫以欺人之道还之欺人之身，哈哈，还在后面起哄吗？不敢了吧？ 车拐进一条凸凹不平的土路，尽管开得非常慢，还是扬起漫天尘土，玻璃窗都摇了下来。车时而咣当往东歪一下，时而咣当往西歪一下，我们的身体随着来回晃动，谁也不说话，好像都睡着了。一片白亮亮的东西在远处静静地矗立着，只有我我看到了，那个塑料大棚可真大！我叫道，她们都伸长脖子，愣头愣脑地地朝外望。徐杰说那是大海。一车的人就笑开了，她们笑得前仰后合，像中了邪似的，不肯停下来。一个人最后咳呛起来，眼睛闭着，脸红脖子粗，一串吐沫在空中悬着，旁边的人又是擂又是拍，折腾半天她才缓过神。她说，都是你害的。嘿，肚子痛怎能怨灶火爷？我是这么想的，没有说出来，我怕伤老同学的感情。我的心怦怦直跳，鼻尖出了毛茸茸一层冷汗。    抵达海边，已经是下午一点多。徐杰很长时间没和我说话了，这时，她蹙着眉说：你不用再背那个宝贝了，多沉！话音刚落，一个人走来向我要水喝。我得意洋洋地对徐杰说，瞧见了吧？我多有先见之明！她忽地走了，去追大部队。她们正围成一圈儿，商量买游泳衣的事。这个话题从车上就开始了，她们说要买最时髦的，不能让别人笑话。她们兴致勃勃地盯着那些穿泳装的女人们，指指点点，评头论足。之后，她们吵吵嚷嚷向那边的一排店铺跑去。 我又累又热，脑袋上象长了一层厚厚的草。我走进前面的美发店，一股洗猪毛的臭味冲过来。理发员和我年龄差不多。我用手捂住鼻子，嗡声嗡气地说这味儿可真难闻。她从镜子里瞧了瞧我，轻声细语地说：理发店都这样，想做头型吗？马上就完事。这期间，我没有事干，只好打量她。她的头发是金色的，烫着大卷，随随便便地散落在肩上。她穿着黑色没有袖子的小紧身衣，黑色带衬的沙裙，红皮托。她很瘦，脸黄黄的，象个蜡人。她把一件红色的反穿衣从那个男人身上解下来，使劲抖抖：好了，你想做什么样的？我想剔光头。我说。光头？她脸上的笑一下消失了，惊惶不安地看着我，身上开始发抖。别害怕，我有钱。我说。她总算镇定下来，犹犹豫豫，总是窥视我。我尽量装得老实巴交的样子。最后，她让我坐在水槽跟前，自己穿上白色的反穿衣，给我穿红色的。她让我低头，用温水往我头发上浇，抹上洗发水，开始慢慢搓揉。我闻着凉丝丝香喷喷的洗发水味儿，昏昏欲睡。她把我的头发擦干，让我坐到镜子前，一会儿让我往这么歪，一会儿让我往那么歪，一会儿又让我抬头，一会儿又让我低头，一会儿又说别乱动。我迷迷糊糊，似乎在梦里。后来，她捅下我的肩膀，让我看镜子。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可我知道，她就是我。这下好多了。我摸着光秃秃的脑袋说。她抿嘴笑了，低头扫地上的头发。奇怪，这屋子怎么没有味儿了？我使劲嗅着空气说。她瞧了我一下，没有吭声。我给你当服务员，行吗？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忙得过来。她忙摆手，一堆收进撮子的头发又倾斜出来。我不要钱，你教我理发就行。那也不行。她说。她的脸绷得紧紧的，象要哭的样子。我下岗了。我悄声说。你有失业证吗？她愣一会儿问。有，回家让我对象去取。我赶忙说。劳服正在免费办学习班，其中就有理发班。这真是天大的喜讯，我蹦跳起来，给她四块钱，还亲她一口。 我闻到了又湿又腥的海水味儿，在炽热阳光的直射下，大海静静地躺在那儿，似乎还在午睡。我一磴磴地走下台阶，一踩上软绵绵的沙土，脚上的高跟鞋皮鞋就深深地陷进去。我站住，把两条裤筒往上挽，一直挽到膝盖。然后，把袜子塞进裤兜，拎着鞋，继续朝前去。我真不知道该怎样表达那种感受，沙粒在我的脚趾间滚来滚去，像炒熟的小米一样光滑滑热乎乎，磨得我的脚心痒酥酥的。一些人在沙滩上坐着，一些人在沙滩慢慢走动，还有一些人把整个身子埋在沙子里，只露出黑乎乎的脑袋。我绕开他们，尽量捡人少的地方或干脆没人的地方走。我一边走一边生气，等到海边，我呜咽起来。我以为我会哭得很凶，所以，把两只鞋放在一起，用一只手拎着，腾出另一只手捂着脸。来到一处没人的地方，却一滴泪都没流。大海一会儿蓝，一会儿绿，一会儿白，看了半天，我也没弄清它到底是什么颜色。海水一层层地卷来，又一层层地退去，越往远处看海平面显得越高，最后，水好像是从天上流下来。我往前迈了一步，水面骤然摇动，好像一只巨手从看不见的地方伸来，要把我摁倒。我赶紧往后退，一直退到水刚好没脚脖子的地方。 我走进大门洞，踩在彩色方砖上，地上没有一块石子，四周是一样颜色的高楼。经过几棵郁郁葱葱的柳树，一个盛开着秫秸花和鸡冠花的花坛，绕过一栋楼，进入另一个楼区，眼前是和刚才一模一样的场景。我一直走到尽头，拉开一扇防盗门，迈进去，向左拐，往下走，一磴一磴地走到缓步台，遇到一扇铁门，再一磴一磴地往下走，走进木门，来到一片暗淡的灯光下，空气里飘着一股凉飕飕的霉味儿。我总是做梦。在梦里，更多的时候，我处于奔跑状态。有时我一个人，光着黑黑的脚丫，在我妈家门前的沙路上没日没夜地跑，那条路一点没变。有时和童年的伙伴一起。有时在缓缓流动的小河边。有时在生长车前草、苦麻子的大地。有时在雾霭弥漫的树林。有时在挂着露珠的草地。有一次，在雨后的松树下，我看到一片滑溜溜、黄灿灿的小蘑菇头，刚弯身，猛然发现一条花蛇盘在树根下。我吓醒了，满身鸡皮疙瘩，不敢再睡，恐怕接下来的梦和它连在一起。以后，我梦见自己和一群女生在七年二班的教室前打沙包。我光着脚，一边叫一边跑。那个沉甸甸用花布缝的小口袋被掷来掷去，我跑得飞快，就像飘一样，她们怎么也打不中我。我的儿子瑞混在几个男生中间露着豁牙子笑。我真不愿醒来。醒的时候，我对自己说：瞎扯什么呀？还有一次，我和徐杰在环城公路骑自行车，我们慢悠悠往前走着。两旁的杨树投下大大小小的影子，暖风吹拂着我们的头发，我们边说边笑，突然，一条波浪滔滔的大河切断了路。我想刹车闸已经来不及，徐杰一下没了踪影。我说，不怕，这是梦，就让我假装飞过去。我用力掀动车把一跃而起，稳稳当当落在对岸。说也奇怪，徐杰就在我前面，骑着独轮车，不紧不慢地走着。 我一离开那里，就把这事忘了，几天以后的一个早晨才想起来。我去劳服报了名。我们每天8点上课，11点放学。午后2点半上课，5点半放学。我按时去，从不旷课。一天中午放学，为了抄近路回家，我拐进一条胡同。胡同的路不算窄，一律铺着红砖，两旁长着又矮又细的柳树、杂草、喇叭花和牛舌草。三三两两的蝴蝶在空中翩翩飞舞，苍蝇嗡嗡地叫着。我在斑驳的阴影里疾步如飞。这是多么美妙的晌午啊！前面没有一个人，后面只有一个老太太，我拿出红手帕扭起秧歌，我一边扭一边哼唧着小调。扭一会儿，我前后左右瞧瞧，然后，再扭。嘿，你猜怎么地？我看到萧文了，她坐在出租车里，唰地从我身边过去了。我一下闭了嘴，加快步伐。她在前面下了车，向右拐，走了一段距离，又向右拐，走到楼门前，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串钥匙。我踮起脚尖，跑到跟前，她已经进去了。我用力拽了拽，没有拽开。好，等一会儿再说吧。我在车棚外面的一块砖上坐下来，把手帕搭在头顶。从远处传来走路声，几个孩子打打闹闹地朝另一个岔道走去。要是有人出来多好啊！正想着，楼门嘭的一声开了，一个身影象被人追赶似的逃出来：披肩发、红色的吊带裙、红色的手提包，风一样消失了。门卡在那儿，我欢蹦乱跳冲进去。往哪儿走呢？正犯愁，楼上传来劈哩啪啦的声音。我扶着栏杆，一边爬一边紧张地听着，声音从二楼正对着楼梯口的那间屋子里发出的，紧接着传出女人的哭叫，是萧文的声音，我听出来了。男人说：我娶你干什么，嗯？还不如一只鸡呢！又是一阵劈哩啪啦的声音。我跑下楼，头也没敢回。这事象做梦一样，后来，我怀疑它是否是真的？是不是我做的一个梦？在拿到结业证那天中午，我对张君说，我想开个理发店。就你？他撇撇嘴，把两手往脑后一抱，躺在床上。我有证。我说。有证就行了？哪有那么简单的事？他又用教训的口吻说，还白我一眼。怎么不行？你说呢？拿什么当钱？我买断的钱呢？我想起来了。就那点？可算了吧，不要尽想香饽饽，你要是蒸点包子卖，我看就挺不错的了。我才才不干呢！我将头扭到一边去。卖点儿菜，要不，卖水果也行啊！我不愿意干！我嚷叫道，一屁股坐到炕沿上。你他妈愿意干什么，嗯？你就愿意呆着，吃饱了到处逛荡，谁象你呀，嗯？他声嘶力竭地吼叫着，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我就愿意干理发店。没钱。这时，传来一声清脆的声音，他从裤兜里摸出一个黑色的手机，看了看，第二声刚响到半道，他就给关了。那是你的手机？我过好半天才问道。怎么地？他挑下眉毛，一下蹦到地上。你什么时候买的？他没有吭声，脱下身上有些褪色的黑T恤，换上那件白的。你什么时候买的？怎么不告诉我？我大声追问道。告诉你干什么？你说告诉我干什么？我的声音开始沙哑。<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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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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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58:19 |只看该作者

应该说整体上感觉写得比较扎实，能看得出一种持续写作积蓄的能量与功力，包括对于结构的考量上，感觉也很动脑筋，但问题是，这样的一个小说，需要的东西远不只这些，它应该是异常平静的，同时也是极其压抑的，这平静与压抑，刚好是相互映衬的存在，是融为一体的，分别承担一阳一阴两面，尤其是后者，那压抑，应该存在于平静的影子深处，存在于大量的省略空白之中，而读者所能感受到的，只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不断地从深处向外涌现，但又并不能完全看清它是什么，它并不那么具体，也并不实在，实在具体的，只是那些平静的日常状态，那些琐碎的小人物的事件，那种无谓的不安与期待，那种没有任何结果的徘徊与犹疑不定。压抑后的疯狂，或者说压抑中的疯狂，精神错乱，在现实中固然是那种没什么底线与头绪的混乱状态，但如果进入文字，还是应该依托于某种不可测度的深深的寂静的，用一个深渊，来托起一个混乱的世界，那个混乱世界里的任何琐碎的事，才会焕发出别人无法想像的能量。归根到底，这个小说里的“我”，既不够单纯，也不够复杂，要是一定想说普通人就是这样的，也未尝不可，但从小说本身建构的要求来说，恰恰相反，它是需要人物存在的某种强度与纯度的，而很多时候，以“真实”为目的的写作，常常造就了更多的不真实。因为真实不是虚构与现实之间的某种相似度，而是一种文字世界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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