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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style="FONT-SIZE: 12px;">流动的圣节<br/><br/><br/>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br/> ————海明威<br/>我没有在巴黎生活过，在1998年到2003年近六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没有选择地生活在重庆烈士墓这块地方，那时我年纪尚轻，血气方刚，而她则破败、老旧，到处充斥着青春的荷尔蒙和喧哗与躁动。但在此后的多年中，她成为我心中的一个流动的圣节，像是一个若隐若现的记忆符号，间或在我的脑海里跳跃浮动，让我不禁庆幸年轻时曾混迹其间，在此生活。而那段经历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有完全明白，或许这件事本身就没有答案，或者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猜测。林雪和我，钟原、李灿、陈蔚……还有很多很多人，我们每个人也许对这件事都充满彷徨，一知半解，连穷尽后半生也不能得知其中奥秘，也许身陷其中的只是我，多年后在这里喃喃自语，但不管如何，在今后的一生当中，她都会像海明威心中的流动的圣节一样，永远与我同在，而她在我心中无与伦比的地位也只是因为，年轻时我曾有幸在此生活。<br/> ————题记<br/><br/>林雪回家的那个夜晚，我们几个都喝得酩酊大醉，仿佛是为了要特地庆祝什么似地。那一夜我们都闲得无事可做，不知该干些什么好。走在烈士墓街上，夜晚的天空映着霓虹，一半光亮，一半漆黑，周围人声吵闹，每个人脸上带着迷离的表情对面走来，然后擦肩而过。夜空中光亮的那一半被沙坪坝街上刺眼的霓虹映得发红，但越朝着西北边，天空便越发显得黑暗，越朝北方，越是一片漆黑和静谧无声，好象天空底下的人全都聚集到了有光亮的地方。<br/><br/>我站在熙来攘往的壮志路街上，给钟原、李灿打了个电话，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在堕落街的交通银行门口汇合，他们俩又邀约了一帮人，一起到我屋里聚众赌博。这群人里有的我认识，有的不认识，这些人把我那里搞得乌烟瘴气，满屋狼籍，连我放在塑料桶里最后剩下的两筒青岛啤酒，和几包福满多方便面都被他们从箱底搜出来搞掉了。<br/><br/>我们赌的是扑克牌，打三张牌的“金花”，我和钟原输了一点，李灿则赢了不少，第二天临走时说好晚上他请客吃饭，白天他要去江北见他姐姐，钟原则想要回寝室睡觉。我们从晚饭后八点多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这些人才作鸟兽状纷纷散去。他们走后，地上撒了一地的烟头、纸屑和包装纸，空酒筒和剩着汤面的碗筷堆在写字台的书架旁，书架旁的桌面上乱七八糟的堆着我的课本和林雪的小说，上面还搁着两盘英语CD。我疲倦地躺在沙发上看着这一切，觉得脑袋痛极了，同时生出一种没事可干的无聊。每一次这么折腾之后我都是这个样子。<br/><br/>等开始整理屋子时，我才发现有个不认识的家伙还躺在里屋卧室的床上，可能是半夜爬上去的，是什么时候谁也没注意，也没跟我打声招呼，大家的精神都集中在打牌上了。我边走进屋边骂骂咧咧，对钟原和李灿有点不太满意。好不容易才把那个人打发走，临走还问我要烟抽，我把剩下的小半包天子塞到他手里，把他推出了门，然后砰地一声把门关上。<br/><br/><br/>就在前一天，也就是林雪走的那一天，我刚收到家里寄来的四百块钱。我的银行卡上次在沙坪坝公园门口看人吵架时不知是被挤掉了还是被小偷顺手牵羊了，这四百块钱我让家里汇在林雪的卡上，林雪头一天晚上还特地提醒过我记得卡和钱的事，因为我常常忘记这些事情。早晨我一起床就出门把钱取了回来，买了两包苹果香烟，准备一天不出门，然后一整天都躲在屋子里靠看电视和睡觉打发时间，没有吃早饭，也不想吃，口渴了就喝几口桌上的那半瓶农夫山泉，又继续困在床上看电视或是睡觉。我觉得那一天好像消失得特别地快，我还没什么准备，它就很快溜走了，但我似乎能够记住那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而在这个冬天，太阳则几乎没有露面，每一天都显得特别地冷清。<br/><br/>房东有一台二手的海鸥牌旧彩电，因为不方便拿走，所以留在这里，但没有遥控器，看起来相当麻烦，而且已经快报废了，必须要用手不停地拍打机箱画面才能正常播放，所以整个上午我几乎一直在床和电视之间跳来跳去，连一个完整的广告都没有看完过。后来我找来晾衣杆，用没有叉口的那一边换台和敲打电视机箱，搞得我不胜其烦，索性关了电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满脑子胡思乱想，却又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脑子里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画面，热闹的聚会，寂静的树阴，树阴下的西瓜摊，我们穿着拖鞋和短裤蹲在路边吃着西瓜，好象有钟原，还有不认识的人，街上吵架的人群，公车穿过大街，车上的人面目模糊，黑黢黢的歌乐山，点燃篝火的打靶场，许多学生和不像学生的成年人黑压压的站在西政的校门口，全都低着头，不知道在干什么，另外一群人在傍晚背对着走在政法三村的路灯下，看不清究竟是哪些人，但我能确定我认识他们。一些人在我眼前晃过，一会儿是钟原，一会儿是李灿，一会儿又是林雪，还有朱得礼、曾克，等等，有一会儿眼前竟然出现了林雪寝室的室友黄海茹，接着又出现了大一时邻班的一个大鼻子姑娘，和其他的一些不相干甚至多年未见的人，他们在我眼前跳动闪跃的速度快得让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庞，接着就一齐消失了。<br/><br/>我从梦中醒来，看看时间，是下午三点多钟，烈士墓街上的喇叭声和喧闹声隐隐约约地远远传来，而近处的宿舍楼群则像水下一般沉寂。我甩甩头，拍拍脑袋，觉得自己开始有些神情恍惚了，并且这种状况最近开始周而复始的折磨着我。想着想着，没过一会儿，我竟然又睡着了。那一天我做了许多梦，但醒来后很快就忘掉了，一点都没有记住。一整天头都昏沉沉的，感觉一切都天昏地暗，像有人在空气里泼了一把墨似地，充满了潮湿和污浊，还有股发霉的味道，而且挥之不去，触目所及都是黑压压的一片。我怀疑这种来历不明的味道是我的棉被太久没有洗或者我睡得太久的缘故。<br/><br/>窗户打开着，寒风一股一股的直灌进来。我躺在床上裹着被子，想去关上窗又懒得动。从打开的窗户望出去，看到的那片矩形的天空一直是灰扑扑的，有时候这个灰色的方块里会乱腾腾地飞过一群鸽子，过一会儿它们又从另一边乱腾腾地飞回来。我就一直这样望着窗户外面的天空。有一次它们停留在我视线里的一座房顶上，背景是一片灰白的天空。它们在上面东踩踩西踩踩，好像在试试房顶是否结实，然后又一群鸽子飞过来，它们跟着呼地一窝蜂飞走了，从此就再没有飞回来过。后来的下午天空一直是灰扑扑的，不再有鸽子或者飞鸟飞过。天空像一块灰色的画布，上面没有云朵，什么都没有。周围很安静，如往常天色昏暗的下午。窗外的槐树在随着微风轻轻摆动，树叶在哗哗作响，像踩碎枯叶的声音，仿佛一个人从你看不见的地方慢慢地朝你走来。远处淡淡的青山像眉毛一样起伏蠕动。天灰蒙蒙的，我想起小时候小镇上河边宁静的下午，河水静静地流淌，没有发出丝毫声息，岸上绿色的杂草随风摇摆。河边的天也是灰蒙蒙的，耳边有悉悉簌簌的声音，和呜呜的风声，忽然一只大手拍在我的肩膀上，我猛地回头一看，却什么都没有……<br/><br/><br/>有一阵子我走在某条过去曾经走过的街道上，对面常常会有依稀熟悉的身影擦肩而过，我向他们张望，然后带着怀疑和不确定的神情离开，这些面孔随即没入人群，销声匿迹。我向街道左右张望，周围熟悉的景物让我油然而生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常常往返流连于这些依稀之地，可是很奇怪，我虽然知道自己来过，但却怎么也记不起我曾经在这些地方做过些什么。有一回我明明听见有人在后面大叫我的名字，可是等回过头去看时，除了晃眼的阳光和陌生的人群，却什么都看不见。身后的人群像水流一样分开，然后经过我的身旁。每个人从我面前经过时都会诧异地望望我的脸，我知道我的脸色令他们觉得惊讶，我期待我的表情会令他们害怕。那以后我故意绕开那个地方，从此就没有再听见过这种奇怪的呼唤声。可是这种事情想起来总让我心有余悸，怕自己做了什么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事，而被惩罚和愚弄。还有一次我旧地重游，路过一家饭馆，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笑容满面的走出来连连冲我招呼，看情形他似乎是这家饭馆的老板，而且好象还与我颇为熟络。他热情地与我寒暄让座，递烟送茶，同时询问一些我不认识的人的近况。在我答复否定之后，他开始以同样诧异的目光打量我，眼睛里油然生出一种不信任感。每当这种时候，我都有一种茫然和恐惧的感觉，像身处在西海文小岛之上。我的任何一举一动仿佛都在被成千上万的看不见的人窥视，感觉如芒在背，犹如《楚门的世界》里金•凯瑞扮演的那个万众瞩目的孤儿，成为成千上万人目睹的真相。而类似这样奇怪的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在我身边莫名其妙的断续发生着。不过，我不太记得那段具体的时间过程，这段日子对于我来说，简直讳莫如深。或者有一天我猛地发现，这一切不过稀松平常。有时候想想，林雪走的那一天，我到底干了些什么？后来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总是觉得有些地方不太对劲，总有人知道的，可是我却好像没有印象，有一些还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br/><br/><br/>那天下午林雪走得很仓促，像是有什么无形的东西在催赶着她，我记得临走前她接了两个电话，但不清楚是谁打来的。我问她是谁打来的，她正梳着头，偏过头来斜了我一眼，撇着嘴说，关你什么事。太阳刚好要从旁边的一栋单元楼顶上落下去，微弱的阳光穿过窗户，就只剩下一条巴掌宽的缝隙，照在她的头发上，有点泛光。我当时正斜靠在床头上抽烟，看着林雪的头发和冉冉上升的烟雾，想对她说句什么，一时却又忘了，心里盘算着林雪走后我该干些什么，想着想着竟然打起了瞌睡。<br/><br/>下午两点钟，林雪走的时候我刚打了个盹，但不想立刻起床，于是就躺在床上看约翰•道格拉斯的一本犯罪心理学的书籍《辩读凶手》。林雪家住在陈家坪，坐214到沙坪坝，再坐404电车花两个五毛钱就能回家，几乎每次我都从学校把她送到家门口那条小巷前，然后再一个人坐公车回来。因为她怕被家人和邻居们看见，于是我们通常在小巷前三百米左右的那个三叉路口分手。<br/><br/>那地方有个雪糕柜，卖雪糕兼卖香烟，还有个公共电话，电话线从小摊背后的一栋平房里牵出来，收摊时再把香烟摊挪回去。摊主是个白头发的老太婆，腿脚有点不便，行动迟缓，说话含混不清。有时候她不在，是她的小孙女在照看着生意。这个小姑娘长着一双大眼睛，总爱盯着林雪看。我通常在那里买一只雪糕，林雪则喜欢吃甜筒和冰淇淋，有时我不吃雪糕，只抽烟，然后目送她走进小巷，再原路折回朝车站走去。偶尔我也在那里给钟原打传呼，而钟原也总是在我走后才回我电话，所以后来我就干脆直接给他留言，通常都是叫他出来打台球或看录象。快分别的时候林雪总会捏紧我的手，或者用手指在我手心里划动，眼神温柔地不停地看我。有时她也让我送她到小巷门口，这时候她总是特别地紧张，紧抓住我的胳膊，眼睛睁得大大地东张西望。可我觉得她显得很兴奋，我认为她觉得那样很刺激，她的手攥得我很紧，好象总想抓住什么似地。我不清楚这是不是当时真实的感觉，这都是现在回忆起来的印象，到底当时是怎么样，我怎么也记不起来了。但我们打那条小巷经过时从来都没碰见过她的熟人。她们家院门口破旧的小巷墙上写着一句标语，什么生产，安全第一。小巷的门口也有一个烟摊，烟摊有部公用电话。林雪告诉我她每次都在那里给我打电话，因为在家里打电话怕被家里人听见，后来又改在三叉路口的雪糕柜打电话，她告诉我说离家越远好象就觉得越安全。有一次我们让林雪的一个邻居阿姨碰见，跟她打招呼，她结结巴巴的连忙跟人解释，说了半天连我都没听清她说了些什么，邻居阿姨诧异地打量着她，然后表情古怪地离开了。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了烟摊和雪糕柜，这一带的平房在2004年被夷为平地，破土重建的是一栋二十几层楼高的大型建筑。<br/><br/>记得那年的天气异常地炎热，小巷的附近在大兴土木，修建政府工程和生活小区，那条路上漫天灰尘，旁边的工棚门口常常坐着几个工人在抽烟吃饭，然后说笑，我们从那里经过时，他们就抬起头目送我们远去，然后接着说笑，仿佛舞台剧的背景人物，而我们从马路的中央或边上经过。马路对面是一幢正修到十几层的大厦。那是一家刚刚破土动工的星级饭店。周围还有很多戴着各色钢盔帽的建筑工人在懒懒散散的扩建公路，听得见远处的工人大声吆喝，工地里吊车噶吱噶吱的声音，抬头望上去，能看见吊车正在你头顶缓缓地转动。太阳很大，尘土扬得很高，无论是工棚、人还是大厦、马路，看起来都特别地脏，风一吹起来，灰尘就铺天盖地。那年的几个月里我们从那里经过时都是低着头捂着嘴快速地通过，穿过工地，身上就已经披上了一层灰尘。<br/><br/>在秋天的时候，林雪喜欢穿一件白色的风衣，走上那条路时特别地显眼，应该说，走在任何地方都特别地显眼。有一回学校放假，大概是在九九年的初夏，那时我读大一下学期。有一天下午，我帮她拿着被子和行李送她回家，她穿着另外一件浅黄色的绒线外套，我穿着深蓝色的康威运动服，天气有点微热，我穿在运动服里的T恤衫和开始发汗的皮肤摩擦在一起，感觉像针刺般地疼痛。对我来说，这是天气转热的征兆。我们坐上一辆双车厢的404电车，没有位子，只能站在两节车厢的连接上。她手里拿着一瓶酸奶，一边四处张望一边喝得滋滋作响。每当电车一拐弯，我们的身体就倾斜着靠在一起，她就用一只手抓住我的衣服或胳膊，以免摔倒。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味道，很奇特，我本来以为是香水或者发胶的味道，后来我才弄明白，原来那是驱蚊水。因为这件事情我被她笑话了很久。那天下车后我问她，你那件白色的风衣呢？她说，借给老黄了。过了一会儿她说，她去广州看她男朋友了，暑假过了才回来。然后她对着我说，你喜欢我穿那件衣服对吗？我当时扭头看了看她，她满脸的笑容在阳光下清晰可见，那副情景令我终生难忘。不过我不记得我说过什么了。那件衣服后来没怎么见到她穿过了，原因是什么我也不知道。<br/><br/>在我记忆里，那一年特别地热，而我好像只在那一个秋天见过她，所以在回想起一些事情的时候，印象模糊不清，但我对她那件白色的风衣记忆犹深。我不太记得一共有几次送过她回家，但对她家门前附近那条充满灰尘和阳光的马路却印象深刻，那里特别的脏。现在那儿的许多旧房子都已经拆掉了，正在修建立交桥。这都已经是好几年后的事情了。毕业后她留在重庆一所房地产公司工作，几个月后去了永川，又呆了几个月，去了深圳，跟一个长相猥琐但很有钱的广西男人结了婚，再后来就没听过她的消息了，只听说她老公许诺她结婚后移民去加拿大，但后来却听谁说起她仍住在深圳，而她的婆婆和男人对她并不怎么好。中间她回来过一次，据说相当风光。但那次聚会我不在场，如果知道她在，也许我会去看一看，但也可能不去，原因是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而且事先也没有人告诉我。2007年初我结婚前不久，已经离婚并再次结婚的她回了老家一趟。一个傍晚，我正在家中准备吃饭，她让钟原打电话约我吃饭，说是想出来吃顿饭叙叙旧，我想了想，最后还是拒绝了。原因是什么我也不清楚，或者说是我从没有去认真地想过。我说的这些都是实情，因为我说过，我不可能对自己撒谎。<br/><br/>二<br/>等一等，在这里我好像记错了一些事情，我的回忆到这里好像出了一点问题，有些东西被我遗漏了，而有些则被我扭曲了。如果她真是在后来去了南方，和那个广西男人结了婚的话，那她应该是陈蔚，而不是林雪。在我的印象里，我是先认识陈蔚，后来才认识林雪，而认识林雪后我就没再见过陈蔚，也没再听说过她的消息。也就是说，后来去了深圳和那个广西男人结婚的人是陈蔚而不是林雪，她们两个人之间并不认识，而她们也绝对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两种人，她们的生活和与她们与我的生活介入的轨迹并不一样。这中间也许出了什么问题，才让我的记忆产生了这样颠倒和错误的印象。我现在回想起林雪其实并没有那样一件白色的风衣，那件风衣是陈蔚的。后来因为这件风衣陈蔚和室友黄海茹闹翻了脸，其实这是事情的表面，真正的原因陈蔚一直不肯告诉我。而林雪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更没有去过深圳，我们甚至从来没有去过陈家坪那一带的地方。但是她的家住在哪儿呢，我怎么也记不得了。在我印象里，我仿佛一次都没有去送过她，这不是很怪吗？我和她在一起一年多，而她好像居然没有回过家。这的确很怪，也很难解释得清楚。如果一个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都在干着很正常的事情，可是你突然想一想，她从来都没有回过家，这正常吗？这种想法突然使我自己感到不寒而栗，感觉像突然被人用一桶冰水从头到脚淋了个透，而自己依然蒙在鼓里，就像走在午夜旷野中的十字路口而辩不清方向，像你最亲近的人在你面前微笑，然后突然撕下了脸皮。这种不寒而栗发生在倏忽之间，就仿佛一种硬生生的折断，同时也让我陷入迷局，百思不得其解。<br/><br/>让我再想想林雪（姑且认为那是林雪）走的那一天的情形。那天她走时我躺在床上看书，不想起床，她磨磨蹭蹭的缠了我半天，还一再打掉我手里的书不让我看，甚至扬言绝交加以威胁，我仍不为所动。最后眼看无望，抢了我手里的书转身拿起背包就跑。我猝不及防，只来得及叫了声：“你干什么。”然后听见她在门口和等她的两个同学说话，外面传来她们嘻嘻哈哈的笑声，接着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周围突然变得很安静，我隐约听见她们下楼和说话的声音。我大骂神经病，又不能光着大腿出去追她，气愤地把枕头扔到沙发上，然后又爬出被窝把枕头捡回来，无奈只好躺下又睡。<br/><br/>迷迷糊糊的睡了大概快一个钟头，做了好几个希奇古怪的梦。那些梦大多都短小精悍，离奇诡异，并且情节跌宕起伏，但糟糕的是一醒就忘，而且醒后脑袋酸痛，口干舌燥。最后的一个梦里我看见林雪和她的两个同学站在夜市门口边吃烧烤边等着打爆米花，周围的人穿着各式的衣服挤来挤去，面目模糊。那些人的身份似乎都是大学时代在烈士墓街上走来走去的学生。我看见林雪告诉那个摊主，打两块钱巧克力的。然后她手拿着一串烤红辣椒隔着老远的距离，就像把手伸到镜头前一样伸过来问我，你吃吗？声音带着一种嗡嗡的不真实感。我看见红辣椒上的烤油鲜艳欲滴，这时我突然觉得口渴，就舔了舔舌头，我觉得我的嘴唇立刻就湿润了。接着周围的人影、林雪、以及和她的烤红辣椒和她的那两个同学都突然一起消失了，一阵急促地四三拍架子鼓节奏的敲门声惊醒了我。我像一头警觉的狼一样猛地睁开眼睛坐起来，感到背心出了一背的冷汗，手和脚冰凉。我的思维跟着刚才听见的敲门声合着拍子，甚至还试着打了打节奏，然后我才忽然间清醒过来。首先，我确认那敲门声的确是个四三的拍子，这是一种半职业的敏感（我曾与一个三流乐队的成员厮混过一阵时间），回过神后，果然听见钟原破鼓一样的声音隐隐约约在门外响起。我像只泄了气的皮球似地又倒下，躺了十几秒钟，然后起身把下面的一层铺盖卷在身上，像个印度阿三一样蓬头垢面的去给他开门，事先问好是不是他一个人。因为钟原经常带些希奇古怪并且不认识的人来我这里，把我这里搞得乌烟瘴气，这个人每回都说是路过我这里，其实我知道他是来这儿蹭饭蹭烟的，有时候是来看电视的，还有的时候是被同住的家伙带了姑娘赶出来的。我租住的居民楼房是个进两门的大院子，只有一个出口，而且地处偏僻，在大水井和通往北碚的公路之间，钟原那时候住在学校寝室，与我南辕北辙，所谓路过之说纯属信口开河的捏造。<br/><br/>这时候是下午两点多钟，钟原溜进门后在屋子里晃了几圈，不知道在找什么，然后坐着看了会儿电视，抽了几支烟，我们间或地聊了些不痛不痒的事情，包括最近学校里和川外的一些市井新闻。但他老是提起最近看了什么好看的漫画这种无聊的事情，于是我便缄口不语。完了我们都抽着烟沉默地看电视，屋里飘满着淡蓝色的烟雾，在空气里缓慢地流动着。钟原站起来打开窗户，用扣子支好，把头伸出窗口朝楼下张望了一会儿。楼下传来两三个女生嬉笑的声音，然后他去厨房倒了杯水，回来跟我说，刚才看见楼下有个姑娘跟林雪长得很像。我没理他。<br/><br/>电视里东风卫视一个穿少数民族服装的女人正在唱着摩梭人的走婚歌，画面是风平浪静的泸沽湖全景。我把音量调大，把遥控器扔在沙发上，钟原走过去捡起遥控器摁到体育频道，一边嘀咕说，这有什么看头。我懒得跟他争辩，索性蒙上被子，又继续睡去。迷迷糊糊的不知道睡了多久，这中间恍惚听到钟原在屋里走动，不停地摁遥控器，倒水，按打火机，然后闻到香烟的味道，还听到他一个人在边看电视边笑，中间接了一次电话，说了两声这样啊，那好吧，就挂了。后来一次他去厨房倒水时打碎了一个玻璃杯，把我从半梦半醒之间惊醒过来，听见钟原拿扫帚在厨房里扫碎玻璃。我睁开眼睛，瞪着天花板角落里的破蜘蛛网发呆，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墙角那张褴褛的破蜘蛛网正被窗外的冷风吹得簌簌发抖。<br/><br/>这时候电话响了，我用手摇摇脑袋，有点搞不清楚自己是被钟原闹醒的还是被电话给弄醒的。我仔细地回想刚才沉睡时做的一个梦，梦是这样的，我和钟原在这间屋子里因为某事争论，然后大打出手，搞得满屋狼籍，最后一气之下我就把他给杀了。我们争论的事情起因好像是因为某个女人怀上了钟原的孩子，而钟原则认为那孩子长得不像他像我。这种无聊的事情根本只有钟原才想得出来，即便是在我的梦里。<br/><br/>电话是李灿打来的，他告诉我说晚上一起吃饭，我告诉他钟原也在这里，然后他立刻郑重其事的跟我说一会儿有个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我们。我和钟原正愁没事做，想都没想就立刻答应下来。接着我们开始讨论李灿究竟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们，因为这家伙除了爱好赌博和女人之外，一般来说几乎是没什么正经事的，而其他的爱好就更算不得正经，比如说吹牛和买彩票。<br/><br/>钟原躺在沙发上，用手撑着头，眼睛望着电视，面无表情地跟我说话。有一次李灿打电话叫我去磁器口吃饭，也是说要告诉我一个消息，我很亢奋的打的过去，发现他正跟一大桌子人打着饱嗝剔牙，结果是钱没带够让我去买单。我猝不及防，呛了口烟，笑得差点从床上滚了下来。<br/><br/>下午五点半的时候，我在钟原的催促声中起床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穿着拖鞋和运动长裤到楼下扔了垃圾，四下望望，站在当地点了根烟，宿舍院子里冷清清的一个人也瞧不见，平日里那些唧唧喳喳的老太婆们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回到屋里，我看见屋子里林雪的东西突然间变得少了许多，一时间有些不习惯。我在厕所里给她拨了个电话，响了很久，她没接。我走进客厅，看见钟原在对着镜子龇牙咧嘴的剪鼻毛，看见我进来了，把手一伸，把剪刀递给我，说，来，帮我剪。我顺手拿起一本桌上厚厚的《刑法》向他砸了过去。<br/><br/><br/>刚出门就被一阵凉风袭击，钟原的面部被一只带着吸管的伊犁纯牛奶袋子击中，他破口一阵乱骂。下楼梯的时候又踩到几截湿淋淋的猫屎，让他几乎又摔一跤。他甩着脚在楼梯口磨蹭，口中大呼倒霉。从底楼过道里钻出来几个凶神恶煞的老太太，指着地上的猫屎教育钟原要爱护社区卫生，大学生更应该五讲四美。钟原拽着我迅速地逃走了。<br/><br/>阴森森的天上快速地漂移着一片片淡淡的黑云，空气里冷飕飕的，带着一种不祥的预兆。我和钟原出了大院门，从铁西的政法三村慢悠悠地往校外走。经过学校篮球场的时候，我看见空荡荡的篮球场内有两只白色的塑料袋在互相盘旋追逐着，越升越高，但谁也抓不着谁，最后它们一起消失在川外的围墙后面。钟原看看空旷的操场，又仰头看看天上的黑云，感慨道，好大的棉花糖啊。<br/><br/>那时候已是寒冬腊月，校园里刮着冷风，地上到处撒着枯叶，人们竖着衣领抄着手走在路上。学校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在庆祝着终考的结束，校园里尽是兴高采烈急匆匆往校外赶的人群。许多女生互相挽着手臂，组成一道道人墙，走在我们前面唧唧喳喳兴高采烈的聊天。另外还有些人背着背包提着行李在行色匆匆地往车站赶去。只有极少数的人在从校外往里走。每个人似乎都在忙着，每个人看上去都像是在等待着某件重大事情的发生，而且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似乎至关重要。而我们看上去却无事可做，面色青黄，眼神空洞，整日迷茫得不知干什么好，如同蛰伏在冬日里找不到花粉采的蜜蜂，没头没脑的四处瞎晃，显得很不合时宜。<br/><br/>今天钟原穿着他的蓝色旧羽绒服和旧牛仔裤，踏着一双脏球鞋，双手插在裤兜里，面色灰暗地走在我旁边不说话，像一具行尸。我们行走在萧条的校园里，感觉像两只找不到方向的土拨鼠，灰头土脸。我认为，我们无事可做是因为现在终考已经结束了，我们除了等待回家的那天快些到来以外，也的确没什么事情可做了。就像李灿说的那样，不是每个人都真的那么无聊，有些人只不过是在没事找事而已。现在，我倒的确想找点事情做做，否则会一直这样心灰意懒下去。经验告诉我，一旦这种状况出现，你就必须得找点事情做做。<br/><br/>林雪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两种人，一种人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奇迹的存在，而另一种人则不信。至于奇迹究竟是什么东西，她却没有说过。她还有一个理论，无论什么事情，到最后都总会有结果。林雪还说过，你永远都不知道你在未来会面对什么。这话因为说得太过凝重，而让我无法接受。我到今天仍然不知道我在将来会面对什么。或许我将得到一切，再失去它们。或许我得到的就是我即将失去的。或许……这就是林雪留给我的悬念。她让我无法爱憎分明的生活，她对我影响至深，她的所有一切在多年后仍然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我感觉到林雪莫名的相信在这世界上有一种所谓的奇迹，至于这奇迹究竟是什么，她从来没有说过，但我依稀觉得，她指的这个奇迹有可能是爱情。而现在的林雪，生活与我再无交集，也许她早就变成了另一种人。但不可否认，多年后的我却在开始观望，毋宁说等待更加合适一些，那些曾经不相信奇迹的人，在生命的某个阶段里，会因某件事情而改变观念。我开始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奇迹。<br/><br/><br/>我和钟原一路无话，走出校门时刚好是傍晚六点整，那时天色已将黑，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显得有些模糊不清，在远处摇晃着，大街上灯影绰约，在我眼前模糊的一片。我问钟原今天上午都干了些什么。钟原把双手抄在牛仔裤的口袋里，在我旁边吹着口哨。一对学生情侣向我们迎面走来，然后经过我们旁边，走进校门。我和钟原路过时都望了望那个女的，一男一女眼神凌厉，也毫不示弱地回敬我们。接着我们走出校门口，发现那男的长得极像我们寝室的田江，我和钟原一致认同，他们俩长相的共同点是都长得极其难看，尤其是那颗大蒜头鼻子，简直就是如出一辙，然后我们又都交口赞誉那女孩的身材，钟原还回过头去又望了几把。像这样的姑娘在川外校园里和烈士墓大街上有一大把，无论走在哪里，一不小心你就会碰见。<br/><br/>校门口正堵着车，排成一长串的各式汽车琳琅满目，司机们不耐烦地把头伸出车窗，不停地摁着喇叭，骂着粗话，向其他司机询问前面的情况。大街上的行人来来去去的走着，同时向周围东张西望着，一片闹哄哄的景象，呈现在我眼前的画面极不清晰，有一种依稀的感觉。我恍恍惚惚觉得大街上每一个人的面孔在昏暗的灯光下都变成了同一张脸，在那一瞬间他们突然显得极其狰狞可怕，这张脸孔又在忽然之间变成下午曾在我脑海里出现过的，西政校门口那片黑压压的人群。<br/><br/>顺着这条不太宽敞的马路走下去是烈士墓的正街壮志路，再往壮志路下面则是公交汽车频繁穿行的主公路道，这条路往上可以延伸到歌乐山，经过康明斯发动机公司的大院，川外校园的外墙，一条几乎废弃的铁路线，上盘山路，直到红炉厂。山上有曾经著名的国民党时期的特务机构中美合作所，中美合作所里有无数的监牢、刑房和已作他用的炮楼等设施。60多年以前这里一片白色恐怖，关押着无数的革命先烈，有许多革命先辈就曾在这座山背后英勇就义。1999年以前壮志路还是一条坑洼不平的泥土路面，一下雨行人和车辆都满身泥浆，整条大街连同两旁的房屋被一起冲刷得血肉模糊，人们则恨之入骨。99年暑假的两个月过后，这里的路被一条平整光滑的柏油路面所代替，人行道也扩展翻修一新，铺上彩砖，街边上的老式瓦房被统统拆掉，修建成高矮不等的新式楼房，其中大多数用作了店面，变成了干净整洁的超市、面馆、便利店和药房。像经过一场洗礼一样，把过去的陈旧肮脏都彻底擦拭了一遍，让人眼前一亮。我现在几乎已经快要忘记这条街当初的模样，在99年以后许多原来的东西如今都不存在了。我最记得的，是以前长街两边傍晚时摆满的地摊和那些小贩此起彼伏叫卖的喇叭声，还有擦着肩膀来回重复行走的各式学生。我见过其中千千万万个面孔，但却没有一个留下印象。有时走在凹凸不平的泥土路上，偶尔会有个小坑让你不小心打个趔趄，或者摔上一交。我的膝盖上至今仍存的一块伤疤就是98年的一个夜晚在夜市里摔的，当时流了许多血，然后那个伤口凝成了痂，变硬，随后脱落了，伤口处又重新长出了新的红肉，痊愈后却留下了一个伤疤。但是有关这个地方所有98年的印记如今却是一点痕迹都瞧不见了。<br/><br/><br/>马路上仍然堵着车。一辆210公交车的车门呀的打开，许多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和几个中年女人从车上下来，一些人走进了西政校门，另一些人嘴里嘟哝抱怨着朝川外方向走去。一个桑塔娜司机干脆下车来和后面的皮卡司机聊起了天，两人抽着烟，靠在车身上闲聊。我听见他们其中一人说，拉二十袋水泥去红炉厂。我想，说这话的一定是那个穿灰色旧西装的皮卡司机。一群川外的女生嘻嘻哈哈的从我们身后绕过，向前走去。街上喧闹四起，汽车喇叭声、人声和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像谁在无意中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仿佛全世界最嘈杂的声音突然一齐聚集到了烈士墓大街上。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条街上容纳过这么多的声音，我感觉自己像是走错了地方，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那种模糊的视线。在我的回忆里，这个地方一片清净，既没有这么多的车，也没有这么多的人，更没有这么多的声音。<br/><br/>校门口有两名穿灰色制服的保安守卫着，人行道边有一个冷清的公交车站，车站旁有一个卖报的小摊，那个靠卖报为生的戴老花眼镜的老头终年就坐在那里，行动迟缓，反应鲁钝，买一份报纸给钱找钱你得在他面前站上十来分钟。一些学生沿着路面行走，偶尔有车辆经过，仅此而已。如果是夏天的话，车站和校门都隐藏在树阴下，而冬天则刮着呼呼的寒风，地上落有黄叶，行人稀少。2000年过后人行道上又添了一些卖麻花和蛋糖的小贩，无论春夏秋冬，他们成为此地不变的风景。那些天津麻花我不太喜欢吃，而钟原和林雪对它则情有独钟，我只对蛋糖的味道念念不忘。每当我走在这条街上时，就仿佛立刻闻到了它的香味，想起了98年的秋天。还有想起了我和钟原、陈蔚、何静站在路边看着周晓枫搭乘着李谢的摩托车渐渐远去，拐过弯就看不见了的情景。那是1998年深秋的事情，后来周晓枫与李谢几经离合，前者与一个追她很紧的邻校男生结了婚，后者据说在日本流浪了几年，后来又回到成都，现在已不知所踪。2005年周晓枫在成都街头还离奇地巧遇过李谢，说起来真是不敢让人相信。<br/><br/>2003年的一天夜里11点多，就在周哓枫搭上李谢摩托车的人行道边，我和马明雨用身上仅有的四块钱买了两张蛋糖，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边吃蛋糖边往学校里走的时候目睹了校门口几个外地学生的斗殴。他们开始是争吵，然后分成两拨，赤手空拳的往对方脑门上猛盖，抬脚狠踹，同时互相操娘，惹得仅有的几名路人驻足观看。有一个人的衣服被撕烂了，手机掉到地上，另一个人抬起脚朝着地上的手机狠狠地踩去，几个人跟上来扭成一团，互相殴打。那时已是午夜里快接近零点了。从红岩魂广场那边拐角处跑过来几个穿着灰制服的联防，手里提着警棍，脚步劈啪地从那边跑过来，嘴里高声喝着“干什么”。打架的学生停止斗殴，一齐沿着公路朝川外方向跑去。那几个联防也跟着追了过去，边跑边吼“站住”，前面的人却跑得更快了。他们转过弯，喝骂声和脚步声渐渐小了，不久就听不见了，声音和人影都很快被黑暗吞没。我和马明雨冒着细雨一路跑回学校的租屋，气喘吁吁地跑上楼，小声地开门进屋，并排坐在床上，一人抽了一支烟，也没洗漱，躺倒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br/><br/><br/>人群川流不息、杂乱无章的行进着。钟原没有听见我的问话，我只好又说了一遍。钟原把脸扭过来，凑近我，说：“啊？你说什么？”这家伙完全就是欠揍，如果他现在的头发还是几年前那头稻草，我实在想放一把火将它们烧得一干二净。对面走过来几个男女，几个男的手里提着几只塑料袋，里面装着可乐、瓜子、蛋糕、薯片之类的零食。几个人前前后后的走着，一路说着话，然后一起笑起来。他们看上去虽然有点疲倦，但都显得很愉快，而且仍旧是老样子，衣着整洁时髦，爱说爱笑，有两个女的看上去还变得漂亮了不少，但我甚至忘记了他们中一些人的名字。我一时拿不准是不是应该和他们打个招呼，因为我不太记得起他们的名字了。我不太记得他们的名字是因为现在我的记忆有点模糊不清了。我把头稍微偏向一边，以免直接同他们照面，但在快要迎面走过时，还是被他们发现了。<br/><br/>“江文。”其中一个眼睛眯成一条缝的胖子很远就看见我，满面笑容的冲我打招呼，其他的几个人也都看见了我，面带惊喜地大声叫我的名字，冲我招手。我脸上也堆起笑容，同时在脑海里迅速地搜索着这几张半熟的面孔，努力想要记起他们的名字，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只是依稀记得以前经常跟这帮人在一起玩。这样的情景，令我熟悉，又有些尴尬。他们中又增加了其他的几个陌生男女，我都不认识。那几个人走过我们，然后在前面的IC卡电话亭前停下来等他们的同伴和我说话。 <br/><br/>“什么时候回去呢？”一个戴着眼镜口操普通话的男生问我。他个头不高，说话时厚厚地嘴唇会乱动，像一个杂技演员般，看上去有点滑稽。我想不起他的名字，只好笑笑，敷衍地说：“明天，明天。你们呢？”“我们也是明天，王新凌晨三点的火车，他一会儿就得去车站。”他们几个都笑起来。“他在宿舍收拾东西。”接着其中一个人给我和钟原递烟，我接过来夹在手指间。另一个穿牛仔衣的家伙打燃火机，捧在手上递过来给我们点烟。“那你们忙，咱们过两个月再见。”点燃香烟，我实在想不起他们是谁，也想不出跟他们说些什么，于是挥手跟他们告别。“再见。”他们向后走去，那个胖子又老远回头来跟我打招呼，我只得再次挥手。他穿的那件绿色的高领毛衣和黑色外套在前面的人丛中闪动，倏忽便不见了。这时候有几个人从对面穿过马路，走到我们这一边的人行道上来，说说笑笑，议论的是一次饭局上的笑话。从他们的谈话中我记起，他们去的那个饭馆我和陈蔚曾经去过，那似乎是一次不太愉快地饭局，当时我们正尽力躲闪着所有的熟人，不想要任何人看见我们仍在一起。我记得当时我们都很伤心。<br/><br/>我在脑子里努力地回忆刚才那几个人的名字，想了半天仍然没有结果，我无法确认我真的认识他们。我问钟原：“你认识吗？”钟原吸了口烟，又悠悠地吐出来，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不知道。”“管他的。”他说。他抬手看了看香烟的牌子，说了句“白沙”。然后我们顺着人流朝前走，钟原吹起了口哨，我清楚地记得是张楚那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的前奏旋律，但被钟原吹得一塌糊涂，听起来更像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他的口哨声在大街上的吵嚷声和时隐时现的流行音乐声里断断续续。我们继续走着。街上的人熙来攘往，无数的人与我们擦肩而过，马路上被堵的汽车长龙开始松动，司机们纷纷发动汽车，引擎低低地突响声响成一片，同时排出大量熏人的废气。大街上一时间尽是往相反方向行驶的各式车辆，中间穿插着左右张望着过马路的行人，汽车喇叭声四起。昏暗的光线笼罩着整条大街，如同人们昏暗的眼睛。<br/><br/><br/>前两年我住在校外无线电厂的宿舍，靠近烈士墓车站，整天跟一帮新认识的朋友以及这些朋友带来的朋友在租住的房子里吃喝玩乐。我们的聚会也无非是变着地点换着花样的吃吃喝喝，加上赌博。这些东西成为我当时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我在街上遇见的那帮人似乎就是其中之一，但我似乎已不记得他们了。因此，那一阵我几乎是不去上课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听说过丛林法则，对自己的将来毫不担忧。我每一门功课的课本都是崭新的，发下来时什么样到毕业时还什么样，只是在扉页上大模大样龙飞凤舞的签上自己的名字，有些课本的扉页上被钟原画着一些漫画和弯弯曲曲的水草、忍者神龟、蜡笔小新之类，或者干脆不知道是什么鬼画符，有的则用黑色钢笔模仿印刷的宋体字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后一名编委的名字后头，看上去煞有介事。我们本科班的班主任一提到我的名字就头疼，他是个老顽固，而且可以说他对我简直就是恨之入骨，经常在班会上拍着桌子点我的名，还常常在系主任面前对我说三道四，把我当成一个待挽救的典型进行重点监控，而这一切仅仅就因为我常常在寝室而不是在教室里上课和看书。我认为，只要我能够考试过关，在哪儿看书和学习都是一样。实践证明，我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到最后一学期时，我还差五门课的考试没有通过，我得对我自己的言行负责，于是我只好跟着班主任老钟带的第二个本科班继续上课。隔了没多久，我又旧病复发，整天呆在屋里睡觉，起床就是去网吧或者打牌，把上课的事丢到了九霄云外。<br/><br/>班主任的厌恶对我丝毫不起作用，我依然我行我素，想干什么干什么，课反正是不想上的。既然我靠在寝室里看书已经过了整整十门功课，那剩下的五门还有什么理由过不了呢？最根本的问题是，我对自己的将来毫不担心，我知道我那个当官的爹会为我安排好一切的。我只需要从这里出去，然后就会步入另一个天堂，一切都是预定好的，不需要我去操心。我就是一个应用程序，打开软件，该怎么运行，就怎么运行，如果有漏洞，还可以打补丁。但我不去上课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大多数老师在讲课时都是在瞎扯淡，要不就是照本宣科，我觉得很没有意思，另外班上那几个仅有的漂亮女生也跟我一样，都是常常旷课的主，所以连这一点唯一能够吸引我去上课的动力也不能成立，我当然更不会去上课了。有一段时间我还经常在二号门外的网吧里碰见她们中的两个。那时候我已经几乎不玩司洛克台球了，丁辉离开学校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碰到能和我打得相得益彰的对手。偶尔在小吃街下面的台球室和别人打球赌钱，通常五块钱一局，不过也渐渐没有了兴趣。许多当年在台球室结识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渐渐转换了行当，开始玩起电脑游戏，不再玩这个了。<br/><br/>大三那一年，我和丁辉每天晚上吃完饭就到台球室消磨掉一晚上的时间，我们打英式司洛克台球，几乎每次他都会赢出我一两局。为此那一年我几近输掉了一千多块人民币的生活费给他。有时候我们也不打球而去上网，他这人自己不买烟，老趁这种机会蹭我的烟抽，而他身上有烟的时候你根本别想找着他，别说烟了，就是有泡泡糖的时候都别想找着他。他每天一回寝室第一句话就是理直气壮地问你：“有烟吗？”然后就用他那双瘦骨嶙峋的手毫无顾忌地在你身上乱摸。他这人就是这样。如果换成是你，有烟时他也会给你一支，但是那副样子极不情愿，他还会不停地发牢骚：“自己干吗不买？老蹭我的烟。”不久因为他的人品问题我们之间逐渐产生了距离，渐渐就疏远了，连球也很少打，或许他对我也是这么认为。大四上学期，门门红灯连大专都还未毕业的丁辉宣称下海，从此踪影全无，终于人间蒸发。有一阵众人纷纷传说他已客死异乡。说起丁辉，都说，那个球童啊，听说死了。对此我曾经恶毒地拍着桌子说，那肯定是报应来了。这句话将当时在一边正想着这把该下多少钱的李灿吓了一大跳，连手上的钱都掉到了地上。那段时间，重大有一个李灿认识的家伙在网吧里连续上网一个星期后积劳成疾，于某个凌晨在沙坪坝重大附近的一家网吧里猝死。那家伙我见过，典型的生活在黑夜的人，无论什么时候都双眼漆黑，白天从来不见人影，夜晚有如一鬼魅，泡网吧打牌吃宵夜要不就是去各类夜生活场所厮混。出了那件事后，重庆市工商局联合有关部门对全市的大大小小的网吧进行了一次彻底清查，对浏览色情网站和提供色情资讯以及纵容未成年人上网的网吧进行严肃查处。一时间风声鹤唳，各大小网吧人气骤降，门可罗雀。此时是2000年末，我读大三。<br/><br/>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丁辉这个人，以后也很少听人提起他的名字，我记得有一次打牌他还欠我十块钱没还呢。说起来，这个家伙还欠过很多人的钱，但这是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在他走后的有一阵子，我们租的那间房子的门槛几乎被那些闻风而至的债主踏破。每个人进门后就宣称是来找丁辉要债的，我们无一例外也不无遗憾地告诉他们此人失踪已久，不但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财产，而且还一并卷走了我们的随身细软，现在就连我们也在到处找他。到最后几乎是每个人都破口大骂一番然后在我们的安慰声中愤愤然离去，临走再发誓赌咒一番顺便操遍丁辉的祖宗十八代仍不嫌解恨。最神道的是一个只借了丁辉十五块钱的法二系的家伙，想了半天，最后抱走了丁辉唯一留下的一床烂棉絮和一只发霉的枕头，临走时气急败坏地对我们说，丁辉回来了叫他拿钱来赎。<br/><br/>我们粗略的统计了一下，大学两年多的时间里丁辉至少跟人借了近一万元的外债，也就是说，平均算下来，除开假期，每天他都有二十元的外债，这还不算他平时到处去骗吃骗喝的那些账目。说不定他离开学校根本就不是什么下海，而是躲债去了。我们大家都一致同意这个说法，并且坚信我们的判断，由此可见大家对于丁辉的人品早就心照不宣。<br/><br/>我和李灿、郑建三人一共被丁辉卷走的物品如下：阿诗玛香烟半条，半旧衬衣和汗衫以及有破洞的外套各一件，短裤两条，牙膏半支，郑建用过两天的名牌牙刷一把，俄罗斯方块游戏机一部外加一对旧电池和一只旧编织袋，还有李灿当天刚买回来还没来得及看的《体坛周报》也被他顺手牵羊了。丁辉走的那天我们三人从外面吃完饭回来，谁也没带钥匙，我们那间小屋的门在上一次李灿从成都回来时给一脚踢烂了，因为当时他没带钥匙而我和郑建的电话打不通。没有人觉得应该把门锁重新换上，那扇门在那大半年的时间里就这样虚掩着。我常常在回去后看见有不认识的人坐在里面看电视、打牌或者聊天，不用问那多半都是郑建和李灿的朋友。有一次，我回去碰见一个人坐在里面看电视，我想是李灿和郑建的朋友，就聊了一会儿，互相发烟抽，弄得挺空气。后来李灿回来了，李灿见我们聊得这么热闹，以为是我朋友，也热情地给他发烟抽。最后郑建从外边回来，我们四人一起又聊了好一会儿，都该到吃晚饭的时间了，我才说让郑建介绍介绍，聊了半天还不知道名字呢。郑建怔了半天才冒出一句：“不是你朋友吗？”李灿也愣了。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李灿望着那个人，尖声问他：“你找谁？”那人也紧张得从沙发靠背上挺起身：“蛮牛……不住这里啊，张……张仕勇……”郑建“操”了一声，一扫刚才的热情，打断他：“什么蛮牛啊，你他妈的跑进来想干什么。”他又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那人，气势汹汹地质问：“你从哪儿进来的？是不是想偷东西？”那人急忙摆手澄清：“没有没有，不好意思，我肯定是记错门了。”随即狼狈而逃。还有一次，郑建在木木网吧上了一个通宵网后回来睡觉，我和李灿则一大早就出了门。睡了一会儿，一条黑影躲躲闪闪的猫进门来，拿起沙发上郑建的衣服在口袋里翻找东西。郑建当时就睡在角落里的一张小床上，又因为客厅里没有窗户，所以光线很阴暗。他后来回忆当时只是看见一个高大的黑影。郑建说了句“你他妈的又没买烟呀”，那个人吓得把衣服都掉到了地上，接着很快就窜了出去。后来直到睡醒我们回来之后郑建才知道是来了贼。“幸好不是女贼，”郑建叼着烟，戴着树脂眼镜，同我一起坐在李灿那张臭烘烘的床上看电视，他有些遗憾地说，“要不我都被劫色了，你说呢。”<br/><br/>那天进门后我们看见满屋子像是被什么人翻得乱七八糟，地上到处撒满报纸，茶几上的水瓶被碰倒了，热气腾腾地开水流了一地，许多报纸打湿贴在地上。沙发垫子也被人甩在地下，上面踩满了脚印，有一张踩满脚印的垫子还飞到了郑建的床上。郑建的床一样也是劣迹斑斑，满目疮痍，还有他的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被人翻过，乱翻翻的散落在他的床上，横七竖八的像在他床上躺过的那些网友。而李灿床上塞在两层棉被下的避孕套则被翻了出来，好几种品牌的套子带着一股奇异的芬芳触目惊心的摆在脏兮兮的床单上。里屋的抽屉被人翻过，李灿的几封书信甚至都被人打开来看过，床下的行李箱也没能免遭厄运。我的床铺因为终年不叠被盖，所以看起来像是没人动过，但床下的箱子也被人拖了出来，幸好里面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就只有几件我很久没穿过的旧衣服。一开始我们还以为是我们中间谁的朋友来过，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这个从不锁大门的避难所，有些时候凌晨三、四点还有前来借宿和上厕所的家伙。后来又猜是丁辉，可是这些人就算会大动干戈也会告诉我们一声，不会偷偷摸摸的干。最后经过多方的证实，我们三人确信，我们的文明小屋今天遭贼了。仔细清点过各人的物品之后，发现每个人除了存折以外所有的东西都原封不动，接下来我们赶紧做的事就是马上跑到银行挂失，然后到处打电话四处举债借钱，以免下半个月本已拮据的生活更无着落。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是，我和李灿因为存折的密码保护，所以存折里的钱安然无恙，而郑建因为一向嫌密码碍事，而他家里又是以一学期为单位给他寄生活费，所以他很惨地被盗了三千六百块钱。经过这件事情我们三人经过沉痛地总结讨论后一致认为——如果门锁坏了就一定要修。 <br/><br/><br/>大四的时候我又搬到和钟原一起住，钟原那时候刚刚和那个大眼睛的黔江女孩分开，正好找不到伴，于是我们便搭伙挪成了一窝。每天晚上我们出去在街上吃拉面或者炒饭，有时候吃火锅，然后去看录象，或者去逛旧书摊，跟那些摊主讨价玩，有时候价还得高了点，就买下，可带回去也很少看过。我买的都是些小说，那时候爱看古龙、金庸的武侠小说，还有王朔，而钟原买回去的则全是些花花绿绿的漫画书。他常常跟我说起他家里收藏的那一大箱子漫画书刊，但我对这件事情根本就一点兴趣也没有，我最烦的就是他提他家里那箱子漫画书这件事儿，一提这事儿他还会顺带提起他们家曾是我们当地赫赫有名的“钟馄饨”这事儿，所以他一提这些事儿我就借口去厕所。后来养成了习惯，成了条件反射，每当他提起这件事时我就总会感到小腹下一股尿意盎然，无论在什么地方。后来我甚至一听“钟”字或者“馄饨”两字就想撒尿，改了好久都没改掉。<br/><br/>在台球室如果没有碰到打球的人，我们会在旁边的台球室里打上两局球，抽几根烟，或者吃点小吃，然后绕一大圈从川外回家，因为从那里可以顺道看看进进出出的著名的川外美女。我和钟原常常感叹这个学校的人才凋零得一年不如一年，想当初98年我们到烈士墓时是何等的惊艳啊，毫不夸张地说，那时的烈士墓简直就是一个美女的世界，而现在美女们都已经走光了。但悲哀的是，我们还留在这里。<br/><br/>没事干时我们常常去川外打望美女。在校门的一隅，我们或蹲或站的喝着汽水，嘴里咬着根吸管，或者干脆在川外的校园里闲逛，眼睛瞟向来来去去的姑娘，议论哪一个漂亮，堪称尤物，哪一个身材火辣，哪一个看起来面熟，哪一个一小时内连续出入数次，同时猥琐地猜测她的动机，哪一个脸上有雀斑，哪一个又有男朋友，哪一个看上去不像是处女，等等。直到无聊透顶。然后从川外后面的铁路绕到西政校园，经铁西到老年活动中心、篮球场、意园、招待所和医院、荷花池，再从大门出来，在街上遛一圈然后回家，整个过程就像背宪法理论一样枯燥无味，但同时又因为考试临近的缘故而不得不背。<br/><br/>有一个人曾经在我大二到大三这一年间出现，我们在一块打了整整一年的司洛克，却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后来知道他跟我们以前一个关系不错的学妹谈过恋爱。这个人之后，我才认识丁辉。我们每次最少打三局，这一年算下来，我没有赢过他一回，一年后他消失了。我在那一片的台球室守侯了他整整一年，肆机报复，结果他始终没有出现。到大四我就把球戒掉了。打球这种事情，就像抽烟和赌博一样，很容易上瘾，也很容易戒掉。后来终于在那一带的台球室碰到一个认识他的人。那个人也常在台球室里逗留，川外德语系的，是合肥人，我跟他打过两次球，没分什么胜负，这家伙老是喜欢吹嘘自己的球技，同时贬低别人，论人品我认为还及不上丁辉的一半。那天他一边点烟一边说：“胡伟啊，认识，去年就被学校勒令退学了嘛，早回贵州了。”我啪地打进一粒红球，然后进一步地向他询问我的球友是因为犯了什么而被勒令退学。他伸手把香烟从嘴唇上拿下来，斜着眼睛问我：“你问这么清楚干吗？”我一怔，不禁语塞。 <br/><br/><br/>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期间我逐渐失去了对这个曾经一度热衷的爱好的兴趣。戒球之后我更没多少事可做了，有时上网也是闲逛，发呆，偶尔租本小说看看，去逛我的书摊，在街上乱转，打望美女。有时候在屋里看不下去了，就把小说拿到学校自习室看，那里才清净，可以打望美女。可无聊总归还是无聊，跟多一样兴趣和少一样兴趣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从一个地方晃荡到另一个地方，又从其他地方晃荡回来。每到一个地方都觉出我自己的多余，但我看见每一个人都似乎活得有滋有味，便禁不住起了疑心。于是我问李灿，你觉得他们真的有那么多事情可做吗？这些事真是那么有意义吗？李灿同学以一个智者的口吻冷静地回答了我近乎白痴的问题。他说，不要被他们虚假的表象所迷惑，你应该学会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哲学家李灿当时正在打牌，他边出牌边说，九条碰。<br/><br/>于是，在我的眼中，渐渐地每一个人都开始变得无聊透顶。我深信哲学家李灿先生的言论，认为自己从这些虚假的表象中看穿了那些其实和我们一样无聊透顶的人群。几对男女站在街边议论今天晚上去哪儿裹食，争相表达自己对某餐馆的热爱之情，然后是饭后花样繁多的打发时间的计划。无论男女，每个人对吃喝玩乐的贪婪之情溢于言表。两个女生走在街上互相聊某男歌星的新专辑，然后开始聊他的容貌、身材，并跟自己的数任男友作一一比较，最后话题一转，聊起了男性班主任的秃头，以及他的爱情第二春。一对学生情侣手挽手貌似甜蜜地走在街上，目不斜视，款款深情，走到一交叉口处，男的突然问女的，我们去哪儿？女的回答，我怎么知道，我还以为你知道呢。诸如此类活生生的例子令我矛塞顿开，人世间最无聊的事情莫过于此。从那时起我再也不愿意花时间去想自己有多么无聊了，而宁肯挤出点宝贵的时间去算一算，在一把牌当中，出三同和同花的比率究竟谁比较大些。哲学家李灿就说过，生活就像打麻将，你总是想和牌，可总是在放炮，偶尔和把满贯，可最终的结果仍是输钱。尽管我那颠沛流离的赌博生涯的确是来源于李灿无意识间的启蒙，但在探讨深刻的人生哲学这种问题上，恕我直言，我普遍认为他是在放屁。<br/><br/>在那时的生活中，赌博已成为刺激我每天慵懒倦怠的活下去的一个理由，同时这种状态令我自己也觉得可悲极了，但却束手无策。我们经常跟一帮朋友聚在一起玩牌，借以消磨时间。久而久之我便发现，类似时间这样的东西，你越是消磨它，它反而越发地显得多起来。这样做的结果是毫无例外地让你变得更加地无聊。由此可见“时间就是金钱”这类观点完全背离了事物的本质，违背了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是个深奥的哲学论题，对于这个问题我没再问过李灿，原因是我不想再听他说一些诸如“人生就像一把烂牌，你想要什么偏不来什么，你打七筒会放炮打一万会放炮打二条照样会放炮”之类的伪哲学论调。那都是些比钟原连续放九个屁（那是他的最高纪录）还要臭的废话，就如同他说“人不能两次输掉同一把牌，在哪里输掉的就应该在哪里赢回来”的言论一样，这些诡辩到了这个人的口中，就统统变成了深沉得无以复加的哲学思辩。<br/><br/><br/>我依稀记得在某一间白烟缭绕的屋内，围着一张茶几或方桌坐满了一圈的人，每个人都全神贯注气定神闲满脸严肃，手里捏着纸牌，嘴里叼着香烟，面前或多或少的码着钞票，上面压着火机或烟盒。屋子里点着白帜灯，静悄悄地没有声音，同时屋子里弥漫着的呛人烟雾在缓慢地四下流动。有人推门进来，一桌的人同时回头望去，那些白烟被涌进来的新鲜空气撩拨得翻来覆去，像几股流云一样不可捉摸。但整间屋子的人都无一例外的面目模糊。周围的写字台矮柜电视柜和板凳还有地上放着我们吃完小面剩下的空碗，碗上搁着一双双油腻腻的筷子，有些同志的嘴唇上还残留着一小片辣椒或者是葱花而不自觉。有时候这些面碗搁在那里直到发霉也没有小面摊的人来收拾，上面沾满了灰尘，整整一年都放在那里，直到我们从这里搬走。这样偶然回忆的时候常常在我的心里造成了岁月蹉跎的虚假印象，认为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许多许多年。当它们最后被移至窗台并静静地躺在上面继续发霉的时候我就想，这些事情简直发生得太快了。那段日子里，我们这一伙人大多二十一、二岁，没有理想，对前程问题毫不关心，赌博成为了我们共同的娱乐和嗜好，除此之外，生活别无他趣。虽然我们能进行快速地四则混合运算搞清账目问题，偶尔也会你来我往争得面红耳赤，可一说到学习方面的事情，每个人的头都会在瞬间开始呈几何倍地无限扩大。<br/><br/> <br/>在路上我和钟原聊了聊今天晚上吃什么好。我们掰着指头数完了烈士墓所有能吃的东西，连路边的小吃都算上了，仍然没有找出一样觉得新鲜的，猜不准李灿会带我们上哪儿吃去。但能不掏腰包混一顿晚饭，那也不错。大街上的人像深海里的鱼一样络绎不绝的游过身边，他们看上去都色彩斑斓，体态油滑，脸上焕发着光彩。农业银行关了门，防盗门紧闭，大厅里面黑黢黢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连自动提款机也关掉了。飞云鸿网吧的门口聚集着一些等座位的人。人们穿着厚厚的衣服，围着围巾，有的人搓着双手哈着气，聊着天。一些人开始不耐烦，举步往别的网吧走去。别的网吧门口也站着一些等位子的人，都穿得很漂亮，一些人在站着说笑、抽烟、互相瞟视。今天晚上大街上的人特别地多，除了网吧，大街上和街边的每一家店铺都有着比平时多出数倍的人，录象厅、游戏室、水吧、迪吧、餐馆里也都人满为患，连打IP电话的人都特别多，似乎整个烈士墓的人突然间在今天晚上全涌到了大街上。他们看上去就像在举行一场心照不宣的盛大集会。<br/><br/>1+1休闲屋门口在圣诞节摆出的圣诞树还没有撤下，绕在树上的红色和绿色的小霓虹灯闪烁不停，旁边有“1+1休闲”字样的灯箱也在不停地闪烁，给整条街上增添了不少过节的气氛。那家休闲屋现在好像是由几个毕业的学生在经营着，记得以前每次去都有两个笑容满面的女孩站在吧台后服务，看上去令人倍感舒爽亲切。李灿每次去都要拉着人家聊上半天，直到别人翻白眼或者借故走开。<br/><br/>这个休闲屋装修得粗犷古朴，上下两层由一架木制小楼梯连接，脚踩上楼梯时，它会咚咚作响，发出古老沉重的声音。楼上和楼下都装着小电视机，播放舒缓的流行音乐。休闲屋内空间很狭窄，但是生意还不错。2004年4月份我在当时的公司请了假，在回烈士墓的学校办理一些手续时和钟原、何静、马明雨、卫丽、赵涛、殷嘉玉、周晓枫等人在那里聚了一次。当时是晚上九点多钟，烈士墓街上的人没有那天晚上那么多，气氛也没那么热闹，但1+1的生意却不错。我们坐到了最后一张大桌子，桌子的左边是一面昏暗的大镜子。我看到里面的我穿着黑色的西服，面孔一片阴暗。每个人的面孔在镜子里都显得阴暗模糊，但是全都精神振奋。周晓枫那天晚上刚从成都回到重庆，她是和罗林一起回来的，十月他们会在成都结婚，这次两人回重庆是特地宴请这边的朋友，同时正式向我们通牒最后交罚款的日期和地点。<br/><br/>那个晚上罗林在南坪跟另一帮朋友和同学聚会，没能过来。后来我们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已经喝醉了，是他的同学接的电话，接电话的那个人舌头也有些大了，说话含糊不清。他说，罗林啊，罗林，罗林。他叫了几声，最后打了个嗝说，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其实那天接电话时罗林就睡在他脚边的地上，他们在夜风中站在南坪步行街的街边上等出租车，罗林在他的脚边像一只牙膏一样不停地呕吐。深夜的街上行人和车辆都很稀少，几个青年男子团团地围在人行道上，神情奇怪，满脸通红，说话略带神经质。稍微有一点经验的人都能看出，这是一群刚刚从一次酒局出来的家伙。周晓枫说别理他，他们那帮同学都是疯子。那天晚上周晓枫带着一个以前的同事从那边赶过来和我们相会。我们站在街边盯着每一辆路过的出租车，仔细搜寻着昏暗的车内熟悉的身影。一辆出租车飞快地开过去，在前面刹住，又慢慢倒回来，我看见周晓枫从打开的车窗里向我们招手，然后和一个女孩打开车门从里边出来。她烫了头发，外表看上去比过去显得成熟了许多，而且又瘦了一点，穿着休闲服和牛仔裤。即便在以前，她也是我们之中性格较稳重的一个，做事比较有分寸，但她有一个问题，就是无论什么时候都喜欢把任何事情想象得很坏，而且花钱大手大脚。<br/><br/>我们见面都禁不住笑起来，互相审视着，观察别人的变化，然后每个人分别和她拥抱。钟原跟她拥抱后说：“还好，总算有男人要你了。”周晓枫白了他一眼，作势欲踢，然后给我们介绍她在上桥一所职高任教的同事，跟她一起来的那个女孩，有些腼腆，比我和周晓枫小三岁，比其他人小两岁，几乎不怎么说话，一直微笑着听我们七嘴八舌的聊天。我们在康明斯发动机公司大院门口等到周晓枫，然后去赵涛屋里坐了一会儿。大院后是政法一村，我们几个人穿过小铁门，沿着昏暗的路面向一村的宿舍走去，边走边说话。宿舍区里的路灯坏掉了，黑忽忽的，路面凹凸不平，大家走得都很小心，互相提醒着。风一吹起来，两边的槐树树叶和灌木丛就左右摇摆起来，它们的表面上映着一点远处惨白的灯光，墙上铺着它们的阴影。宿舍区里静悄悄地，居民屋里大多都开着灯，照在窗户外面的地面上。走到宿舍楼底下时有电视机里的声音从居民家里传来，武侠片里打斗叱骂的声音显得格外地清晰。有一栋单元楼底楼的小卖部门口聚着几个中老年妇女在聊着天。我们穿过花台时，她们都停止说话，回头朝着这边张望，把我们几个从头到脚打量了个够。就在这时我闻到了一点像是带着潮湿的树叶气息的味道，我努力嗅了嗅，这味道似乎很像几年前政法三村宿舍阳台背后花园里的那股味道。</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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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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