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七年下半年起,我只写长篇。并且每一部根据题材采用不同的语调(或者说风格)。但长篇太难读。很少写散文,除非是工作需要。以下三篇是零七年前后写的,帖出来,希望得到生铁的点评。
蓝灰色眼睛
《艺伎回忆录》评论
在一艘由北海道开往纽约的游轮上,我认识了阿瑟·高顿。我们谈到了京都,谈到了祗园。之后在纽约我们都有见面。几年后,在他的介绍下我认识了新田小百合。小百合以前是京都祗园新田会馆的著名艺伎,她1956年移民美国,之后四十年间都住在华尔道夫大酒店。她在酒店的三十二层布置了一套日式居所。但我并不知道,那时她正向他口述一部回忆录。对艺伎与会馆还有她们的生活,一直是封闭而神秘的。
与许多人一样,我成了小百合的客人,并成了她的朋友。我到过世界许多地方,见过各种各样的人与各种不同的命运。在某些时候,我会思索尊贵一词的涵义。小百合有时候会忽然说:“噢,养老町,那是我出生的地方。”这时,其他人就会轻笑,生在那样一个卑委的小地方的说法让人难以置信。小百合那蓝灰色眼睛,宽阔的额头,赋予了她一种特别的高贵感。她说话从容柔和,富于感染,我喜欢听她对旧日回忆的娓娓述说。有一次,我向她提议:“小百合小姐,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故事写下来呢?”她便说:“我想,那已经由我们共同的朋友高顿先生写好了。”说完,她走到房间另一边的柜子里拿出一个紫檀木盒子,从里面拿出一沓书页来。 在纽约杂志《人物》上,有一篇对小百合的访问。那时,虽然回忆录已经写成,但还没出版。根据小百合的意思,她希望能等她不在世时再出版。小百合只是作为一个生活在纽约的前日本著名艺伎而接受访谈。我住在布鲁克林,也订阅了这本杂志。 人物:在这雅致的日式居所里,你经常接待一些来自日本的艺术家、政要。上星期,听说川端康成先生到这来做客,是吗? 小百合:在纽约,我有许多的朋友与客人,但我通常是在第五大道的茶屋里接待他们。他们中大部分都是日本人。我知道,你是想问,我的生活是怎样的,我都在做些什么。他们到我的茶屋来,正如他们在京都时所做的那样,我也希望能有让他们置身于祗园一样的感觉。川端康成先生是由朋友陪伴来的,能认识他我深感荣幸。 人物:要是问题涉及你的以往,那会不会显得冒昧?许多人都知道,在京都,你是一位有名的艺伎,有时你会说到,你并不是生来就是做艺伎的。 小百合:有人说,我可能是祗园历史上最著名的100名艺伎之一。但我觉得名过其实了。是的,我并不是生来就是要成为一名艺伎的。在许多场合,我都提到,我出生于一个小地方,极有可能,我会在那一直无声无息地生活下去。就像我的父母。命运是非常奇怪的、我们不懂的物体。 人物:可是,有些人注定有不凡的命运。她的容貌,她的声调,她的眼睛……比如你? 小百合:我明白你的意思。尊贵。这一个词被经常的用在我身上。我已经很老了。我出生在日本富川县的一个海边的小渔村,7岁的时候,母亲病去了,父亲把我卖到了祗园。姐姐佐津则去了妓院,后来她逃跑了。从那我再没见过任一位亲人。之后,我成了一名艺伎。我经历了许多人许多事。现在,我住在纽约。我已经很老了,我经常问自己,我在哪里呢?我知道,我生来卑微,后来成了一名艺伎。从养老町到京都,到纽约,从这到哪,人生也将消失,就像水杯里的水蒸发到空气里一样。在这之中有什么坚实的东西用以维系?在日本,美国,或其他国家,有一些古老的家族,他们是尊贵的。但小百合是什么,在巨大的时间与空间中,她留不下什么。或许最古老的家族也留不下什么。但这问题又是那么的让人心痛。有一次,大江健三郎先生曾对我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那篇访谈中,她并没有说到有一本已经写好的回忆录。三年后,小百合逝世后回忆录在纽约出版,并取名《艺伎回忆录》。书名很容易使人想到那是关于一生的回忆,实际只是半生。高顿给我寄来一盒录音,小百合向他口述回忆录的录音。有一些晚上,我静静的坐在房间里听录音机里播放的小百合的声音,她的声调比平时谈话时略高。那些夜晚,我沉迷于书本字里行间万千细节,以及世事流转间所生出的禅意高韵之中。 书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许多人将其看成一部小说,而非回忆录。这或是高顿先生故意为之,他虚构了一个名叫雅各布的人与一篇序言。当然这也等于说雅各布就是高顿,等于说这是一本小说。可这之间的真假虚实代表着什么呢?《纽约客》评论到:“小说或回忆录并不重要。第五大道上的那间雅致的日本茶屋仍在。作为一个研究日本文化的学者,高顿先生亲历日本做了那么多的调查,力求每一细节的恰当。当不怀疑这笔下的事实。但当然的,仍然要问,文字的真实与事实之间的真实轻重所在?”这段评论含蓄,文风迂腐。它的真实意思是说,小百合口述了这么一个故事,高顿把它写了下来,两人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真实,回忆录从而成了小说?《时代书评》上也有一篇文章称:或许这种揣测有失君子之风。回忆录或小说?多年前,小百合在《人物》上的一次访谈中谈到尊贵时,用了“心痛”一词,而现在,把回忆录小说化,给她的人生带上了太多的艺术感与禅意,这确让人猜测。但从另一面说,把其纯然看成一本小说,倒去掉了那叵测之心。 当我与阿瑟·高顿谈起这些评论时,他轻轻一笑。他说:“小百合向我口述了她的故事,但我把它写成了小说。”有谁会在几十年后仍记得生活的每一细节?一个隐秘的故事,有着文字之美。我当然知道,因为我有小百合口述的录音。高顿先生把结尾都修改了,把它变成了一个欢乐的小说式结尾。而根据录音,真实的结局却是:那时延经常带着大臣到祗园来,我邀请南瓜一同招待他们。但是会长仅出现了一次,之后,他病倒了。我到医院看望过他一次。我很伤感,但没说什么。不久,我移民到了美国,多年后初桃到华尔道夫大酒店来看我的时候,谈到了会长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拿出藏在腰带间几十年的会长的手帕给她看。但那时会长已经去世了,我也已经老了。停顿了好久后,她对高顿说:“这样的结尾很让人遗憾,但那是事实。你可以去修改它,正如对故事的其它部分那样。”但那也将是一部小说了。 几年前,我与小百合有过通信。她的文字很是从容,但也不乏伤感,在某处她写道:“如果没有杉井先生,如果没有那一个下午,如果没有……但如果没有我所遇到的这些人,还能有什么呢?” 20多年前一个暖和的早晨,阿爸从山里带回两株橘子苗,对两个妹妹说:“三妹、五妹,你们去把橘子树栽在屋边吧。”橘子树就栽在猪舍后的草地上。 三年后,橘子树长出第一茬果实时,三姑嫁去了莲塘村。一条弯曲宁静的河流从村子边流过。那时候很穷,那年秋天,三姑夫妻走路来我家。阿公可怜他们,他对三姑夫说:“阿才,你把橘子摘了,我借个自行车给你,拿去春湾卖了。”几天后我听见阿婆嘀咕:“阿才怎么能这样,把橘子卖了就好,怎么把单车都卖了,再旧还能用的呀。”阿爸听了很伤心,对阿妈说:“阿才这人,唉,三妹嫁给他不知要受多少苦。” 婚后几年中,三姑生下了一儿一女。在他外甥女出生时,我阿爸像个大男孩一样高兴地对我说:“你三姑生了个小孩,你猜是男的还是女的?”几天后,三姑抱着孩子来看我们。我阿妈说:“三姑,牛仔换牙齿,但有一个老长不出,可能是‘姑牙’。”三姑就叫我张开口,用手指在我齿根上轻轻一碰。那牙齿几天后就长出来了。 可是三年后,三姑病死了。我带着表弟到小学打枣。那里刚下过一场小雨,路面湿滑,一个女老师轻轻地走过来对我说:“牛仔,她就是三妹的儿子吧,还那么小,真可怜呀。”我一听就难过地哭了。 人是能很快忘记不幸的。三姑夫很快就又娶了个老婆,那个女人带过去三个小孩。女人跟着三姑夫来拜望我家时,我阿婆不让他们进门,她那么可怜地在我家门前站了半个小时,流着泪离开了。其实,那女人善良得像个牲口。之后我去松柏镇念书,每周末都踩着单车经过莲塘村,但一次都没进三姑夫家。时间久了小表弟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经过那里,就带着妹妹在河边的沙地上等我。远远地他们看见我了,就“表哥,表哥”地叫着向我跑来。我停下车抱抱小表妹,把口袋里皱巴巴的零用钱塞给他们。那时我12岁,阿奕8岁,阿飞5岁。他俩都没能念完初中。 10年后,有一天阿婆说:“阿飞上午来过了,她以前小学的那个大海老师借给她四千块钱叫她去念高尔夫,高尔夫是什么?”阿妈担忧地说:“那个大海老师怎么敢借那么多钱给一个小女孩,不会有什么目的吧。” 阿飞在广州一个高尔夫球场做球童时,我也在广州,常到她住的地方去看她。我很高兴,善良的小姑娘长高了,像她嫁前的母亲。三年后,她的一个做外贸的女客人提携她,让她一边在外贸公司上班,一边上夜校念书。阿奕也在广州,但不知做些什么。 前年冬天我在杂志社工作,住在乱糟糟的石牌村。阿奕来找我,又黑又瘦,穿着薄薄的风衣,毛衣都没有,坐在我没有家具的出租屋里直发抖。我煮饭给他吃,问他在广州做什么,他说:“之前给人做月饼,现在没有事情做,跟一群老乡住在沥窖,就打麻将、睡觉。”我不知该说什么。犹豫了好久,他尴尬地说:“表哥,我没钱了,中午就没吃饭。” 阿飞认识了一个有一点钱的广州人。我听说那个人30岁了,有车有楼,还念过大专。五姑跟阿飞说:“你要看清楚点,不要看人家有钱,最好你把他带给你表哥看看。”去年春节,那个男人到我们那个偏僻的小镇去了,还去了我家。我不在,阿妈过后跟我说:“阿飞他男朋友说要开个小商场让你表弟管呢!” 今年7月的一个早上,五姑忽然给我打电话:“你快给阿飞打电话,清早她哭着打电话给我,说和男朋友分手了,现在我打她电话,一个早上了,都不接。”我连忙打电话给阿飞,也一直没人接。我就问五姑怎么回事,她在电话里说:阿飞说她有一个小学同学嫁去了清远,昨天刚生了个女儿,她要去清远看她,想跟男朋友说一声,但男朋友手机关了,她发个短信就出发了。谁知她男朋友知道后生气了,晚上8点多她还在去清远的路上,却要她立刻下车呆在路边,等他开车过去接她回广州。荒山野岭的,阿飞害怕,就说明天回吧。今天早上6点多,她男朋友到了清远,一句话没说就要她上车,回到广州只说:“分手!把之前我送你的手机,我请你吃饭、游玩的花费折回钱给我,要不,我去你公司闹,让你没了那份工作。” 到下午,阿飞回了条短信给我:“表哥,让你担心了,我没事了,我静静地呆着就没事了。” 同一天,阿爸忽然打电话给我,他说了很多,还说到了阿奕:“阿奕天天跟着别人跑赌局,别人跟我说的,我责问他,他却说,舅舅,我什么都不会,除了迷这个盼望好运气外,我还能盼望什么呢?” 8月17日晚8点多,在新兴县附近,一辆长途汽车驶出公路摔到山谷里去了。我们的阿飞是那些不幸的人中的一个。生活把她夺走,没有半句解释、半点怜悯。 这几个月,我没有了工作,有了许许多多时间。我总是忍不住回想,那些还很寒冷的春天,那棵翠绿的橘子树,我一个人,在地铁上,在天桥上,不停地想,要是能回到20年前就好了,那时,我珍爱的那些人还没死去,我珍爱的生活还不是这样。
黑匣子
介绍奥兹小说《黑匣子》
? 那是在1952年,依兰娜随家人离开波兰来到巴勒斯坦,住在奈斯结欧那。父亲摔死了,母亲也得了麻疹,死于一年后的植树节。
? 之后,她进了一家妇女工作委员会办的学校,做过一段时间的文字编辑,之后在部队当排里的干事。以色列正与埃及在沙漠中开战。她的上司是个高个子的上尉,吉代恩上尉来自有声望的家庭,有某种冷峻的贵族气质、严肃而冷酷。他用沉默和唇枪舌剑折磨人,两者并不矛盾。部队里所有女兵都恨他。依兰娜受尽嘲弄,她试图回击,多次被监禁闭,他们两个像在沙堆上角力的昆虫。那是在基布兹。正像庸俗电影的情节,有时候折磨是出于爱,一个雨夜,吉代恩上尉载着刚从禁闭所出来的依兰娜到城里去,他把车子靠着悬崖最边上开,很多次都要掉到海里去了。几十公里后,他问:“依兰娜,你真的那么恨我吗?”
? 龙的父亲是另一条龙。他是鞑靼人后代,在十月革命前离开了俄罗斯,去了美国。那时,布尔什维克在中东很有力量。他听说儿子准备娶一个来历不明的妻子时,暴跳如雷。但在见到漂亮的儿媳时,他的心柔软了,他盯着她,吻她的手,夸赞她那美丽的膝盖。某夜,儿子到海克洱去了,他恳求依兰娜和他共度一夜,“当然只是谈谈诗歌”。依兰娜拒绝了。根据老头子的命令,婚礼三月后举行,在他以色列宰克龙的庄园上。这样,便把故事从美国拉回到遥远的以色列。14年后,在卡麦尔山脊,老吉代恩和前来看望他的依兰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怎么能一冬天都在打他的妻子呢?儿子刚死不久,他却在那里打着扑克,喝得烂醉。”老人的心像耶路撒冷的石块,冰冷、伤感,准备把所有的资产散发,把钱捐给西伯利亚的教堂,或投资把红海的海水变蓝。扎克海姆为年轻的上尉一共打了120场官司,抢救回了大部分财产。至此,老人住在宰克龙庄园上,赶走了所有的工人家仆,他跟唯一的老仆在壮观的房屋里养猫头鹰和老鼠。直到阿尔卑玫瑰园变成藤蔓,便直接搬进了海边卡麦尔山上的精神病院。
? 事情想起来很荒谬。1932年前后,吉代恩住在庄园里,与一直恒河猴为伴;1940年,在耶路撒冷读书;1947年进了军队,军衔上尉,正是在那里他遇到了相互折磨的依兰娜。1952年,开始研究战争,历史上的暴力、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马克思;1968年,出版了《在狂热主义者与狂热之间》。他从来没有过朋友。依兰娜呀,在最初的一些夜晚里,他们相互噬咬,折腾到凌晨三四点,然后小睡一会,清晨洗一个冷水澡,然后发动吉普车,却从窗口闪进房间,扮演第三者。吉代恩博士、黑白飞船、无限太空、铸造他灵魂的物质是:没有感情的绝望、冷冰冰的绝望。
? 接下来的几年间,依兰娜把水管工、司机带回床上。吉代恩打他,逼出一切细节,有时站着就把她**了,心情好时会说:“给那些人打一下分吧,依兰娜。”
? 这时,阿布兹出生了。结婚七年后,两人都厌倦了,龙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诉讼。两人都拒绝对阿布兹作血缘鉴定。由此,依兰娜一无所有,带着阿布兹到了耶路撒冷。
? 以上是故事的前半部,如一切庸俗的小说。医学杂志《柳叶刀》曾有一篇文章写到:上帝把一切事情,一切性格,一切形态都预设在基因的碱基排列中…化学物质、数列、…鞭挞着人的意志。这段话有一个上帝与物质的悖论。在遥远东方的印度和中国,有一些苦修士或僧侣,通过修行来消除自身的欲望。也就是说,以情感来否定物质的可能性。在一切情欲沉寂下来的几年间,吉代恩博士坐在狭长的书房里,每日看几百页的文字。医生给他做了两次手术,却在他身上产生了一个相反的过程,在冰冷绝望的基因上萌生了懊悔。
? 阿布兹被送到依兰娜姐姐拉亥尔那里,因为依兰娜没法养活他。依兰娜在法兰路的一家书店工作,每三个星期去看一次阿布兹,直到她嫁给了小个子的索莫,阿布兹不愿意见她为止。从特立尼达到巴黎,再到以色列,索莫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艰辛路。婚后的生活并不富裕,复国注意者索莫却把自己收入的四分之一捐给犹太团体,俩人过着令人尊敬的夫妻生活。
? 1971年,他们的女儿依法特出生。1975年,阿布兹进了农业高中,他有着悲剧美般的巨大、痛苦…至此,飞机失事后,黑匣子被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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