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Calibannia 于 2013-12-28 11:42 编辑
壹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我租下一间屋子，在H城中心南面，邻着一间电子零件修理铺。高架桥从门前升起，车轮扬起的尘土扶摇直上，终日不休。 这之前两个月，杂志社正式宣布关闭。我失了工作，只得打包行李，找了这房租更便宜的地方暂住。我的存款尚能维持半年的生活，然而我惶恐。一连几天，我将时间耗在相隔不远的网吧里，搜集工作讯息。网吧里暗无天日，而夜晚来临得越来越早，我过着没有白昼的日子。 我连续投了二十来份简历，皆无音信。傍晚时雨下起来，“噗噗”闪烁的灯盏愈发明晰。我被这雨冻得清醒，更觉出这处境的凄惨。我依常在转角的食肆里以廉价炒河粉果腹，电视里正播放新闻，大型体育比赛开场，烟火轰鸣——从少年时开始，一年一年我都能看到愈发宏大的烟火，光点倏忽而上、骤然绽开、缓慢消逝，生时遥不可及，死时杳然无踪——这是烟火的伤痛，我却年年都准时地站在辉煌的夜幕底下。这光芒量度时间，我就这么看着那些年轻的时日被轰响的嚣闹吞食了去，并由着渺小的光点在几秒钟内将它们奢侈地抛向乌有，连同鹿般的女孩永不停歇的裙摆，以及在排档大街的狂奔——自从上大学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我点了一支烟，骤雨停歇，电视里轻柔的女声在预报，寒流南下，H城提早进入严冬……这声音随着檐角的雨珠连续不断地落下，颤抖着旋入风中。 我在人行道上来回踱步。这儿人真少，即便在下班时段，也没有多少车辆往来。零星的几间早餐铺子，一间便利店，一所职业学校，孱弱的行道树以及道路，被雨水染得灰头土脸，天空陷入茫然境地，暗紫色，路上只有一只弱不禁风的土狗从暮霭中穿出，它整个身子瘦得叫人扫兴，只有长长的鼻子勉强抬起，竭力嗅着，它一边嗅一边抽搐，像是鼻子被不可见的绳索牵着。它殷勤地在我的裤腿旁嗅了嗅，却立刻低了头，挪到墙角去，它那土灰色的身子迅速和墙面融为一体。谁知道这寒冷的天气会不会把狗冻死？何况它还近乎贪婪地将有毒的空气吸入肺中呢。 我在临近的便利店买了速溶咖啡、啤酒和饼干，在收银台找开整钱，冷风从衣领蹿入，灯光在积水的路面上闪烁如泉。路对面，银行、餐馆、律师事务所一字排开，沉默如同澳洲岛上的巨石人像。荒岛。路这边有花店和红酒俱乐部，无人光顾。我径直走回公寓，在床头横躺下，开电脑播放音乐。播放列表大概有一年未更新，巴赫，二部创意曲集，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三两首，一整夜，重复个没完。 先放下找工作的事，别担心，别担心，我安慰自己，权当放一个长假。换一首德沃夏克，或者勃拉姆斯——《四首严肃的歌曲》。我从床脚边捡起一本介绍浪漫主义的文学入门读物，Chapter 2，The Lyric and the Sonnet，Charlotte Smith，John Keats，William Wordsworth，我在大学时从未正经读过他们，并嘲笑那是自大的乐观主义，过时的比喻……于是我现在才开始读入门书籍，并开始严肃地思考夜莺、猫头鹰和海鸟——总归都是有翅膀的动物，只不过夜莺不会抓老鼠，猫头鹰不会唱歌，海鸟不懂得如何在树林里生存罢了。我倒是记起大学时的文学教授，矮胖的中年男人，戴细边眼镜，搽古龙水，那味道浓烈如夜莺的召唤，时常不见其面，但闻其味。平日寡言，课教得一般，据说他是证券投资高手，对日经线研究得透彻，并写有神秘而详细的分析记录，其数量足可匹敌整个文学院教授的著作——若是进入证券界想是有能力被华尔街看中，只可惜被18世纪的夜莺给困住了。 这世界若是巨型计算机，其中的部件肯定大部分是搭错了线……也罢，若不是这样，世界上的夜莺也该销声匿迹了。我打开一瓶啤酒，看着气泡“嗞嗞”冒上来，想冲出瓶口，最终却乏力地退了下去。 女中音激昂，填补空的空间。26岁，无房无车，无悲无喜，无人，无生机，26岁，对着啤酒瓶傻笑。穿上更多的衣服，紧身Tee，格子衬衫，条纹衬衫，厚外套，长风衣，却不因为冷。为了睡觉，在地板上，像一个身无遮蔽之所的流浪汉一般睡倒，我重复想起中学之前在乡村生活的景象，柴和烟，狗在鸡群里，猫在房间里，鸟在树梢——以及洪水泛滥后河岸上的鱼腥味，黯淡的河流，泡沫浮动，粉色的螺卵粘在石头上——以及坍塌的青砖房和破损的坛罐。晴日，一株阔叶榕——正午在旋转、旋转、旋转。 ——一个梦中，我在如同过山车轨道般的高速路上飞驰，路结束在一间门板巨大却简陋的屋子前面，屋子里黑暗，苍白的裸体在起伏，像蠕虫。我在门外站着，旁边是健硕的美国兵，戴着墨镜。我开走了他的越野车，在泥泞的山道上与黄牛毛驴为伍，在无数急弯后捡回性命。最后，当我长舒一口气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老农被捆绑在山崖上，他抬起皱缩的脸，面目模糊，他说他是普罗米修斯，他身后整座山在着火。为了逃命，我顺着山脊滑向地面，却被明晃晃的的冰雪刺伤，晕了过去，醒来时周围站满了雪兔。 我醒来时已是中午。电脑待机的指示灯闪烁，它是这个阴天里唯一活动的东西。我依旧去同一家排挡要了炒河粉，却忍着对油腻的强烈恶心回到了屋子里。我开了电脑看吉姆·贾木许《不法之徒》，恶心感消失在汤姆·韦茨哑炮般的声音中，这便是下午，在三个失败者的抱怨中度过。
晚间我依旧喝酒。“环形酒吧”，并不环形，桌椅和柜台都是方方正正的，灯罩也是四方形，灯光白亮尖锐，店员态度冷淡。酒吧里没什么人，仅对面角落里坐着两个胖男人和一个瘦女人。胖男人似乎都只穿单衣，白衬衣，被灯光照得尤其耀目，他们的小脑袋和层层叠叠的脖子一道隐没在衬衣的领口。无法看清瘦女人的脸孔，她那染成淡金色的长直头发随着短暂的穿堂风摆动，像飘拂的绸布。 不多久，当酒吧里的顾客数量增加到七个的时候，一个男孩将一把高脚凳放在了一个没有桌椅的小空间里，我才骤然发现那里有一个小舞台，旁边还靠墙摆放了一架柜式钢琴。男孩大概十六七岁，身子很瘦，穿着单薄的格子衬衫，袖子挽到肘部——我十多岁时也喜欢穿成那样。他自己搬上台来一个小音箱，话筒，自己试了音。接着，他从柜台旁边拉出一块小黑板，写下两行字——“正在演出：二十周年——什么也不纪念 来自滚轮烟”，他开门出去，将黑板放在门外，回来时将手拍拍干净，蹲在黑暗里，从包里小心翼翼地抬出一把木吉他，背上，走上台，坐在长脚凳上，调音，一边对话筒说着“你们好，我是滚轮烟，从一个小镇过来……嗯，经过好几个省份，天气越来越冷，噢，别穿成我这样。”他压根就没留意自己在讲些什么，他在调音，其间没有抬眼看观众。“据说北方干旱了……真不是时候，对不？可我的家乡雨水过多，我站不稳脚，就逃出来了。”他“噔噔噔”地拨了几下吉他弦，宣告调音结束，终于抬眼环视了一下听众。他看上去甚至不及十六岁，可表情却比反叛期更成熟。他用脚上那双笨重的马丁靴敲着凳脚。 他唱起了<He Was A Friend of Mine>，唱功不赖，也丝毫不怯场，他低沉着脑袋，像所有民谣乐手一样在拉长音时将眼睛闭上。一曲终了，我给这孩子鼓了掌，他点头表达谢意。 “我在我出生之前三十年就出生了。”他做了个鬼脸，“其他人，我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那时我在睡觉——嗯，接下来这首叫做《十一月》。” 那是汤姆·韦茨的歌。我在二十岁上下时喜欢烟尘味浓重的摇滚，老汤姆的歌不大适合这孩子。他没办法像汤姆那样将慢吞吞的长音像浓重的烟圈一样喷出，太轻，像忧愁的年轻人不分青红皂白就感叹时光流逝。 观众礼貌性地送上掌声，男孩继续唱。<Beyond the Horizon>，他将新世纪的鲍勃·迪伦唱回去六十年代。 “Beyond thehorizon, the sky is so blue, I’ve got more than a lifetime, to live loving you.” 他唱了大概整两个小时。好些我没有听过，其中有北方的民谣，以及不知名的地下乐队创作的迷幻摇滚，低沉。几首The Velvet Underground。 演出结束时，他从椅子上跳下来，夸张地深鞠一躬，这时酒吧里只剩下四个人了。
贰 那孩子中午才到达这个城市，我很主动地向他问好，他二话不说就答应在我的屋子里住下了。 有时我们在屋子里喝酒。他读书。几本黑色封面的小说集，罗兰·巴特文论，他没说他喜欢读书，有时连续几天他一页纸都不翻。晚上他去酒吧寻找演出机会，我对他说，这不是六十年代的美国。他朝我翻白眼，大不了去工厂找机会，流水线，一个月也能挣上几千票子。他写了几首歌，弹吉他，我整理房间，把鞋子和书籍排好，空酒瓶扔掉。我们看帕索里尼的电影，或者调到当代，看怀特·李。我读威廉·布莱克的诗歌，他睡觉。 日子还不至于捉襟见肘。在浴室里，我将镜子抹干净，看了看自己的样貌。不至于老，不至于胡子拉碴，不胖，若穿得正式点，还能显出少许积极上进的青年的模样。我还没结婚，好在父母不催——他们在层层林子后面的田地里，夜晚还能看见星星。只要我能按时寄钱回去，一切都还是好的，能让他们相信我在城市里混得不错，这便好多了——就是工作太努力，没顾及结婚的事，整个村庄的年轻人大概没剩得几个单身的啦……我敲敲自己的脑袋，觉得自己也许还能对得起上一辈，也许也许也许，也许。 我洗脸，但水太冰冷，于是我决定洗热水澡。将衣服层层褪去，衣服有些天没洗了。我看着自己的躯体，在层层水汽后面的镜子里，也许非但不胖，而且太瘦了，太苍白，不像小时候在农村里干过重活的——我今天不大相信我还能干这个，但我在学校的成绩不错，我工作得卖力，但杂志社关门了。 灯泡运作良好，苍黄的，像太阳，太阳也在层层水汽后面。如同特纳的画，如同旋风与雾气——对特纳来说，也许整个世界是个热腾腾的浴缸。做学生时，H君迷恋特纳，我们称兄道弟，一道混迹酒吧，嚎叫艾伦·金斯伯格的诗歌。后来他飞去英国，学习比较文学，也许现在继承了夜莺教授的衣钵，搽古龙水，用莎士比亚让台下学生全体睡趴下。据他说特纳依旧无敌，什么印象派后印象派表现主义，都是他的门生。 水雾散尽时，我已穿好衣服，寒夜逼近，屋子里没了“滚轮烟”的踪影。 夜里将近十二点，我顶着严寒走上潮湿的高架桥，往前跑了一段路。夜里的灯光愈发凌厉，车辆仿佛胆小的鬼魅一般倏忽驰过，我背靠隔音幕墙，蓦然意识到自己本不应该走上高架桥来，那孩子还不至于在高架桥上做夜间狂奔吧——我沿着矮墙踱步返回，店铺连排，全部关门闭市，路牌指向北，107公里，到海岸。缓慢的一天，如同冰凉的海水起伏，舔舐沙滩，仿佛那是昂贵的冰淇凌。我从租屋前面经过，没有进门去，而是汇入旁边暗黑的窄巷，凉茶铺子都打烊了，老板迎面走来，我跨一步过去，询问他是否见着一个20岁不到的男孩，他摇摇头，好几个小时里没有一个人从铺子前经过，除了我，冬天里凉茶铺总是没什么生意，但除了守着店铺还能做什么呢？这天气……我点头表示赞同。巷子里住的年轻人很少，有也是熟识的，那孩子可能溜去闹市啦，通宵都不会回来啦……他叹口气，吧嗒吧嗒地出了巷子，空剩我一个人站在老旧的挂灯底下，挂灯还滴着水，黑夜之眼。 我回到宽敞的人行道上，想到我那空洞的屋子，水龙头彻夜滴水不停。我固然是习惯了单人的生活，这生活有利于工作，有利于阅读和对着镜子自说自话，还有利于色情影碟贩子的生存……这么想着，我将双手深深地插进衣袋里，在人行道上用力踏起了正步，积水飞溅开去，有宏大的回音，仿佛海水分开，彼岸在前。 “滚轮烟”那孩子现在正做着什么呢？也许真去了闹市，在跳在笑在喝酒，也许这些天里他认识了不少朋友。快二十的孩子，我为他担心什么？我觉得自己可笑、荒谬，跟不上时代，我开始贬损自己，将自己想象成一粒肮脏的米饭、一条被踩扁的蚯蚓、一颗无能为力的碎石。我觉得自己过着卡夫卡的生活，变成虫子，被莫名其妙地抛向这个世界，某一天无缘无故地遭遇了祸害，生命被收回。而活着时，我面目模糊、语焉不详、胡说八道，被虚空紧锁。父亲小时候对我说，“无论你做着什么事，不是祸害就成”，可他提出了一个难办到要求。 ——一辆私家车驶过，上了高架桥，向那一片迷糊白亮的灯火去了。从灯火里出来一个身影，他停在屋子前面，不紧不慢的掏出烟，腿曲起来，抵着墙壁。 我走过去，开了门，告诉他我大概也想买烟，但便利店都关门了。没关系，不至于在外面等太久，他说，而且他买到烟了，我可以听听他自己作的曲子，不过旋律大概挺单一，若是放进后摇乐队里也许适合。
叁 “你可以叫我‘卡里班’或者‘卡里’或者‘卡’。”他说。 “怎么？” 他指了指手边的书，一本莎士比亚的《暴风雨》。 “不是一个好角色。”我说。 “我还没读呢，”他说，“你念几段来听听？” 我开了床头灯，窗外渗进来的潮气在挤压我的脑门。我翻开书，找到一段以前做了标记的台词。 “Where the bee sucks, there suck I: In a cowslip’s I lie; There I couch when owls do cry. On the bat’s back I do fly After summer merrily. Merrily, merrily shall I live now Under the blossom that hangs on the bough.” 他给配上了音乐，一支轻快的小曲，他示意我再读一遍。我读了，他按着我的语速和重音调整了节奏。 “呵，不错。”他说。 是不错，我躺下，窗在床头，雨又下起来了。
肆 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做起这样的事情。这次应该叫做“卡里班”的小子和我在酒吧里开始了诗歌朗诵会。这是十二月的时候，我终于不至于无所事事了。听众没几个，酒吧老板倒是不介意，说是甚少有失业青年能像我们两个一般满不在乎的。卡里班的确满不在乎，我们在酒吧通宵不睡。行业不景气呢，老板说。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人，不大喝酒，前些年待在公务系统，税务部，后来辞了职，接手了酒吧。卡里班对谈话不感兴趣，他在角落里抽烟，摆弄他的吉他。想必老板也是那类“满不在乎”的人咯？这么想着，一边开始喝一瓶青竹酒。灯火如焰火，在连排的玻璃酒杯间簌簌发颤。 在空间里漂浮着暗黑的色块。左右晃动，遮蔽了一半的灯火。灯火沿着那一团色块散漫的边缘沥沥而下，聚集成柔和的长方形，在手中，化成圆形，忽大忽小，在动。这个空间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停滞的，他们在动，却动得迟缓，他们不消逝。 “除了朗诵诗歌你还做点什么呢？” 我阅读。也不算真正的阅读，就比打发时间好一点。我研究如何让莎士比亚跟上卡里班那小子的节奏。 有一墨西哥人，几乎每晚都来。他点半米高的“嘉士伯”，或者龙舌兰酒。喝完便离去。酒吧里没人的时候，他请我们再朗诵几首中文翻译的安东尼奥·马查多。他是个玩具生意人。 墨西哥人举起酒杯，满足地喝了一口。他半个月之后要离开。也许过不久回来，或者等到明年这个时候。酒很好，他说。H城夜晚很美，尤其是下雨的时候，写字楼玲珑剔透，旧灯塔在河的对岸，在暗处，如同成捆的荆棘。明亮处却有高耸的信号塔，这里商人很多，每天人们都在忙碌，人们手提公文包，在地下隧道、地面上，或者酒店喷泉的后面匆忙行走。这是个好时代，生意机会越来越多，墨西哥人说。然而他想安顿下来，在这里，或者在墨西哥。 卡里班呢？你来自哪里？你打算去哪里？ “一个镇子，几省之外。集市每周都有。”卡里班说，“只在集市那天镇子有点吵闹。小时候的同学大都是乡里边过来的，后来我去市区里读书。我只有两个朋友，小学一个，高中一个。直到高中我才知道摇滚乐。” “我的成绩挺好，上的重点高中。他们像处置野狗一样将我们关在学校里。我和童年断了联系。后来我知道以前的朋友去了城市里，他用刀子捅了三个法官，一个死了，两个重伤。” “非得等到通缉令漫天的时候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周末的时候，我要到伯父家里去，我经过录音房，看到旁边的社区通讯栏里贴满了他的照片。” 我确实在报纸上读到过少年杀人的事情，不过这些事情时常发生呢。 “因为砍杀的对象特殊，这新闻倒是引来不少关注。和一般的家庭伦理闹剧不同，这事件迅速上升为全民关注热点，由省属电视台持续跟踪，各方报纸不断挖掘。那时候，我想去看望他。我梦见我们坐着同一部长途客车，他面朝着我，手里握满了扑克牌，接着，扑克牌上的花色开始旋转，他的眼睛隐没在其中。没两天，他用刀子自杀了，在池塘边，离他住的村子一里开外。据说他这之前跑了很远的路，死时半个身子浸在粘稠的池水中，池水生满了绿苔。人们说凶手寡言沉默，抑郁，他的父亲卧病在床。在网络上，他变成社会不公的抗争者，或者疯子、行为过激的乡村青年。他的父亲得到一些匿名的社会资助，法官那方面却从未表态。群情激愤了一个半月，热情消退了，事情就这么平息了下来。” “你朋友大概成了社会天花病毒之一种。”老板不断地擦一只酒杯，这会儿终于擦干净了。 卡里班说，这件事对他来讲可是一件大事。他最终还是没赶得及再见上那杀人犯一面，他小时候确实没多少朋友。而高中那一个，成绩好，被家里送了去美国，临走前送给卡里班这把吉他。后来这头的联系也断了。 “我一门心思在摇滚上面，至于高考成绩，它还足够我上一所差不多的学校。我觉得自己挺本分，除了摇滚别无所求。可是就因为这个我在学校里待不长，我出来了，除了流落街头以外，我无事可做。我以为自己是有辨别力的，我做着自己愿意的事情，可是后来我发现事情全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些并不是我愿意的，摇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这里有两个人，一个已死去，一个在世界的中心，我就在死亡和世界的中心之间。可他们两人没有任何联系。我不知不觉地创造了这个联系，并将它承担了下来。” “我在两个人的联系中，摇滚成了我摆脱这种联系的唯一手段，而这种手段也不是我选择的。可是，我不得不承认，摇滚始终让我清醒地确认这种联系的存在。当我放下吉他，看到长长的日头将要延续下去的时候，我就回到了这种联系之中。我将滑向死亡，或者世界的中心。” 卡里班在这里停住，摆了摆手，我给他倒了半杯酒，他喝不了多少，倒是在一旁将吉他认认真真地装进包里。我安慰他说，也许每个人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把接下来几十年要过的生活定了下来，一直到年老的时候，当死亡的面目开始清晰起来的时候，他才能走到另外一条路上。 “为什么要走到另外一条路上？……”卡里班把酒一股脑喝掉，他脑袋上乱蓬蓬的头发在灯火的映照下闪着光，仿佛四溅的火星。 我说我们得回去了。老板说他得考虑将打烊的时间提前到临晨三点，否则孤灯与寒夜实在让人难受，仿佛每时每刻都无以为继。
伍 我换着读不同的书，有时穆齐尔，有时巴赫曼，我还得多买上几本书。长夜将尽时，我才开始蒙头大睡。我失眠成瘾，不过这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卡里班看了一部电影，画质粗糙不堪，里面有一个人在农场里，和鸡鸭母猪们住在一起。那一天，我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了很久。
陆 卡里班着迷十九世纪小说。那时候，我还在看穆齐尔的书，并将自己想象成一个按照初中化学书里的彩图那样运作的原子，而卡里班更倾向于认为我们是无可解释的元素代号，为了方便才被组织在了一起。 “……就为了凸显所谓的理性。而这种理性本身就是一种疯狂的傲慢的产物，理性在反对它自身。”卡里班说，他大概正读着法国哲学，喜欢将零碎的词组写在本子上，并将它们用一些奇异的关系拼凑在一起。 “只有逆转思维方式，我们才能看到认知的新层次——这是一种全新的思维锻炼，挑出几个词组，想象其中的联系。” “但是这种想象未免带有很强的目的性，这个目的多半在你潜意识中已事先确定。这并不是在创造，而是重又回归到某种秩序中，一如穆齐尔所说，‘平行行动在人们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之前就已明确存在’……” “这真的是你所认为的么？”卡里班揪着自己的头发，神情忧伤地问，“难道你不觉得自己是在逃避着什么？逃到那所谓‘已经明确存在’的秩序中去？” “噢，我不知道‘逃避’是什么。我感觉自己每天都暴露在烟尘滚滚的道路中间，我既不知道逃避的对象是什么，也不知道逃避的目的是什么，甚至，对如何逃避也茫然无知。你觉得，承认自己‘没有个性’到底是直面真实还是逃避自身呢？” “我不知道。”卡里班思考了一会儿，然后真诚地说。他将目光重新集中在笔记本上，又写下几个新的词汇。 “也许我们在讨论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我比划了一个代表平行的手势，“卡里班，我时常感到思考是一件让人羞耻的事情，越思考，越愚蠢。” “那么，刚才我们做了愚蠢的尝试——我们没有在抱怨时代吧？”卡里班说，“照你的说法，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变成没有网眼的筛子。” 不，我并不想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卡里班将这个对立当真了。 “也许我们没必要认定了一个观点然后誓死跟从它，直至排除异己……”我给卡里班倒了一杯酒，“我们可以为一切沉默狂欢，如同我们庆祝所有伟大的言语一样。” “老实说，你可真像一个活在世界大战之前的人。”卡里班将酒一饮而尽，“我甚至要以‘您’相称了，就像在那些大部头俄国小说里看到的那样，”他将杯子举到眼睛前面，学着十九世纪小说的语调，“恳请您千万不要误解了我的意思，与您的一切交谈，我都是万般珍视的……” 我拍了一下他的脑袋，让他停止那舞台剧般的自说自话。我开了电脑播放MilesDavis的音乐，从窗户望出去，这冬天像是一块由黯淡的湖水凝固成的冰，而则我站在它那滑溜脆弱的表面，望着这块冰里面由光切分出来的断裂的面孔，一片模糊中我看见了卡里班，他微闭着眼，嘴里吐出一串静止的气泡。而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脸被更多气泡遮盖住了，这时候，我发现周围只有看不见的水连着无边的夜幕。
柒 每天卡里班起床时，他的神情就像从一场狂欢后的宿醉之中醒过来一般。他伸展四肢，就像从成堆被扔弃的彩色面具和闪着光的彩条之中爬出来。他揉了揉眼睛，打着呵欠，清醒地站在确凿无疑的灰色早晨之中。他乒乓作响地拿出不锈钢水壶，就像敲起晨钟，他拧开啸叫的水龙头，就像吹奏风笛，他拉开窗帘，就像召唤进来一个象征新希望的还算光明的天幕……而这个时候，我翻了个身子，刚从大半个夜晚的阅读中抽身出来，准备进入漫无边际的睡眠中去。
捌 那些天，卡里班在一间便利店里找着了工作。他活力四射地搬箱子、整理货架、迎来送往，忙得像一只秋天里的松鼠。 而当我从睡眠中醒来的时候，一个接一个幽暗的下午裹挟着我。我总是放任自己沉浸在悲伤之中，很糟糕。这悲伤将我从我身上挤出来，像一个如气球般逐渐胀大的影子，漂浮在我的脑袋上面。但是为何当我抬头时，却只看见这阴沉的天，看不到那影子的脸？看不到那胀大的身体四肢摊开，双目忧愁地望着地上的我，而只消我轻轻一松手，他就开始旋转，静静地面对着我升上天空，像要造出一场徒劳的龙卷风？——他的甚至也不抬一下眼，或者牵动一下嘴角，甚至悄悄地呼喊一声。我就必须这么手足无措地目送着另一个我直升天际。他穿过高架桥的水泥墩子和金属护栏，并精确地从那些三四十层高的商品住宅中间划过，仿佛丝毫没有注意身旁那些脆弱的尖脑袋和圆脸庞。夜晚时整个城市的灯盏连成一片，像是没有中心的水纹。 那些天，我经常坐在“环形酒吧”旁边的小仓库里，看一个流动放映小组带来的纪录电影。这里摆着几张条凳，观众稀稀拉拉地坐着，仓库里弥散着廉价香烟味和潮湿的尘土气。电影质量参差，导演枯坐一旁，观众里有学生，表情虔诚。也有建筑工人，眯缝着眼，坐在后排座位上，指缝间夹着烟头，火星子消失在空气和尘土中。他们在电影结束的时候，时常坐着不走，将啤酒瓶里最后几滴喝完，怒道： “嗬，拍这个有什么用？我们家那边不都是这样的？人不就是这么埋掉的？哪用得着拍成片子？” 尽管如此，他们每晚依旧准时到场，结束之后，他们便数落起老板的种种不是，喝酒。仓库关门了，他们便挪到外边，围成一圈，开始专心致志地打牌，这时候，他们仿佛忘掉一个烦躁的日头一样完全忘掉了刚才看过的电影，而年轻人依旧在讨论着一个镜头运用的技巧问题，或者资本的暴力和公民权，他们严肃地走着、低声地说着话，直到他们汇入街巷转角后面那幽暗的车流中。
玖 整整一个星期，我以睡眠为工作。每天临晨两点，我睡觉，午时，我起身，把面包放进牛奶里当作午餐，吃一个水果，再回到床上，等待倦意。白昼的确凿无疑是暴力，我试图用睡眠与之对抗。幻梦是随机的，我放任自己沉浸在这种不确定之中，它给予我归属感。我深刻地享受着这种肤浅的随机性，它是被动的、无知的，就像一个孩子因为看到漂浮在物质表层的色彩而本能地表现出悲喜一样，我享受自己在梦境中的随波逐流、手足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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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8 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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