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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话长。已经七年了。这是在我们十岁的时候开始的。后来,我们十二岁了,十三岁了,十四岁,十五岁。再下去,十六岁,十七岁。
前后整整持续了七年。后来,到了最后,是不抱希望了。希望只好放弃。围海造堤的打算,也只好放弃。在平屋前廊的阴影之下,我们空空张望暹罗山,在阳光照耀下,山脉莽莽苍苍,几乎是暗黑色的。母亲终于平静下来,像是被封闭起来一般。我们作为孩子,是无比英勇的,但毫无希望可言。
我的小哥哥死于1942年12月日本占领时期。我在1931年第二次会考通过后离开西贡。十年之中,他只给我们写过一封信。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信写得很得体,誊清过的,没有错字,按书法字体写的。他告诉我他们很好,学业顺利,是一封写得满满的两页长信。我还认得出他小时候写得那种字体。他还告诉我他有一处公寓房子,一辆汽车,他还讲了车子是什么牌子的。他说他又打网球了。他很好,一切都好。他说他抱吻我,因为他爱我,深深地爱我。他没有谈到战争,也没有提到我们的大哥。
我经常讲到我这两个哥哥。总是把他们合在一起谈,因为我们的母亲是把他们合在一起讲的。我说我的两个哥哥,她在外面也是这样说的,她说:我的两个儿子。她总是以一种伤人的口气讲她两个儿子如何强悍有力。在外面她不讲详情,她不说大儿子比二儿子更加强有力。她说他同她自己的兄弟,北方地区乡下人一样强壮有力。她对她两个儿子那种强有力很是自豪,就像从前为她自己兄弟强有力感到自豪一样。她和她的大儿子一样,看不起软弱的人。她说起我的堤岸的那个情人,和我哥哥说的如出一辙。她讲的那些字眼我不便写出来。她用的字眼有一个特点:类似沙漠上发现的腐尸那种意思。我说:我的两个哥哥,因为我就是这么说的。后来我不这么说了,因为小哥哥已经长大,而且成了受难牺牲者。
在我们家里,不但从来不庆祝什么节日,没有圣诞树,绣花手帕,鲜花之类,而且也根本没有死去的人,没有坟墓,没有忆念。只有母亲有。哥哥始终是一个杀人凶手。小哥哥就死在这个哥哥手下。反正我是走了,我脱身走了。到小哥哥死后,母亲就属于大哥一人所占有了。
在那个时期,由于堤岸的事,由于那种景象,由于那个情人,我的母亲突然发了一次疯病。堤岸之事,她本来一无所知。但是我发现她在注意着我,她怀疑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对她的女儿,她的这个孩子是十分了解的,但一个时期以来,在这个孩子周围出现了某种异常气氛,不妨说,特别是最近,有什么瞒着未说,有某种保留,很引人注意,她说话吞吞吐吐,比惯常讲话口气慢得多,本来她对不论什么事都很好奇,现在变得心不在焉,她的眼神也有变化,甚至对她的母亲,她母亲的不幸也采取袖手旁观态度,变成这样一副样子,不妨说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她的母亲也被牵连进去了。在她母亲的生活中,一种恐怖感突然出现。她的女儿遭到极大的危险,将要嫁不出去,不能为社会所容,从社会上被剥夺一切,毁了,完了,将成为孤苦零仃一个人。我母亲几次发病,病一发作,就一头扑到我身上,把我死死抓住,关到房里,拳打,扇耳光,把我的衣服剥光,俯在我身上又是闻又是嗅,嗅我的内衣,说闻到中国男人的香水气味,进一步还查看内衣上有没有可疑的污迹,她尖声号叫,叫得全城都可以听到,说她的女儿是一个婊子,她要把她赶出去,要看着她死,没有人肯娶她,丧尽廉耻,比一条母狗还不如。她哭叫着,说不把她赶出家门,不许她把许多地方都搞得污秽恶臭,她说,不把她赶走那又怎么行。
我那个哥哥,就站在房门紧闭的房间的墙外。
那个哥哥在房门外面应着母亲,说打得好,打得在理,他说话的声音低沉,温和,亲切,他对母亲说,真相一定要查明,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们非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不可,目的是不要让这小女儿从此毁灭,不要让母亲从此走向绝境。母亲在房间还是狠命地打。小哥哥大声喊叫,叫母亲不要打了,放开她。他逃到花园里,躲起来,他怕我被杀死,他对这个未可知的人,对我们的哥哥,一向都怕。小哥哥的恐惧使我母亲平静下来。她哭着,哭她一生多灾多难,哭她这个女儿丢人现眼世。我也和她一起大哭。我说谎了。我发誓说没有事,我什么也没有做,甚至没有接过吻。我说,和一个中国人,你看我怎么能,怎么会和一个中国人干那种事,那么丑,那么孱弱的一个中国人 我知道大哥紧贴在门上,正在侧耳细听,他知道我母亲在干什么,他知道他的妹妹全被剥光,他知道她在挨打,他希望再打下去,直到把她打死。我母亲当然不知我大哥的诡计,黑心的可怕的阴谋。
我们那时都还小。我的两个哥哥经常无缘无故打架,大哥只有一个已成了经典式的借口,他说弟弟你真讨厌,滚出去。话没有说完,就已经动手打了。他们互相扭打,什么话也不说,只听到他们气喘吁吁,口里喊痛,一声声的沉重的拳打脚踢。不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时机,我的母亲反正都是这场闹翻天的大戏里面的一个陪衬人物。
两个兄弟天性阴鸷易怒,发起火来,如同恶魔,杀人不眨眼,这种性格只有在这一类兄弟,姐妹,母亲身上可以看到。这个大哥不仅在家里,而且在任何地方,都要逞凶作恶,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过不去。这个弟弟苦就苦在没有能力参与他哥哥这种可怖的行为,这种计谋。
他们打起来显然双方都一样怕死;母亲说,他们打到最后,总是两败俱伤,他们从来就玩不到一起,也谈不到一起。他们只有一点相同,就是他们都有一个母亲,特别是有这样一个妹妹,此外什么也没有了,除非是流在血管里的血。
我相信,我的母亲只把她那个唯一的大儿子叫作我的孩子。她通常就是这样叫的。另外两个孩子,她说:两个小的。
所有这一切,我们在外面是绝口不谈的,首先有我家生活的根本问题——贫穷,我们必须学会三缄其口。其他方面,也决不外露。最最知心的人——这话可能说得言过其实,是我们的情人,我们在别的地方遇到的人,首先在西贡街上遇到的,其次在邮船,火车上,以及其他地方遇到的人。
那天,在午后将尽的时候,我的母亲突然心血来潮,特别又是在旱季,她叫大家把房子里面上上下下彻底冲洗一次,她说,洗洗干净,消消毒,清凉清凉。房子原是建筑在高高的土台上的,因为和花园隔开,所以蛇蝎红蚁阻在外面进不来,湄公河洪水泛滥浸不到它,季风时节陆地龙卷风引来的雨水也侵犯不到这里。房屋高出平地,可以用大桶大桶的清水冲洗,把它全浸在水里像花园那样,让它洗一洗也行。椅子全部放在桌上,整幢房子冲得水淋淋的,小客厅里的钢琴的脚也浸在水里。水从台阶上往下流,流满庭院,一直流到厨房。小孩是高兴极了,大家和小孩一起,溅满一身水,用大块肥皂擦洗地面。大家都打赤脚,母亲也一样。母亲笑着。母亲没有不满的话好说了。整个房屋散发出香气,带有暴风雨过后潮湿土地那种好闻的香味,这香味闻起来让人觉得神飞意扬,特别是和另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肥皂的香气,纯洁,良善的气息,洗干净的衣物的气息——混上这样一些气息,更叫人欣喜欲狂。水一直流到小路上去。小孩的家里人来了,来看的孩子也跑过来了,邻近房子里的白人小孩也来了。我母亲对这乱纷纷的场面很开心很愉快,这位母亲有时是非常高兴非常喜悦的,在什么都忘却的时候,在冲洗房屋这样的时刻,可能与母亲所祈求的幸福欢悦最为协调。母亲走进客厅,在钢琴前面坐下来,弹奏她未曾忘却的仅有的几支乐曲,她在师范学校学会记在心里的乐曲。她也唱。有时,她又是奏琴,又是笑。她还站起身来边歌边舞。任何人都会想,她也会想:这不成形的房屋,突然变成了一个水池,河边的田地,浅滩,河岸,在这样的人家里,也能够感受到幸福。
最先是那两个孩子,小姑娘和那个小哥哥,是他们最先回想起这些事的。因此他们的笑容转眼就不见了,他们退避到花园里去,这时在花园中黄昏已经降临了。
在我动笔写这件事的时候,我记得,用水冲洗房子的那天,我们的大哥不在永隆。那时他住在我们的监护人,洛特-加龙省一个村子里的神甫家里。
他有里也是会笑的,不过,不如我们笑得那么欢快。我什么都记不得了,忘了,我竟忘记提上一笔,当时我们是多么爱笑的孩子,我的小哥哥和我,我们一笑就笑得气喘不过来,这就是生活。
战争我亲眼看见过,那色调和我童年的色调是一样的。我把战里同我大哥的统治混淆不清。这无疑因为我的小哥哥死于战时:是人的心坚持不住了,退让了,像我说过的那样。我相信在战时我一直不曾见到那个大哥。他是死是活,知与不知,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我看战争,就像他那个人,到处扩张,渗透,掠夺,囚禁,无所不在,混杂在一切之中,侵入肉体,思想,不眠之夜,睡眠,每时每刻,都在疯狂地渴求侵占孩子的身体,弱者,被征服的人民的身躯——占领这最可爱的领地,就因为那里有恶的统治,它就在门前,在威胁着生命。
我们又到公寓去了。我们是情人。我们不能停止不爱。
有时,我不回寄宿学校。我在他那里过夜,睡在他的身边。我不愿意睡在他的怀抱里,我不愿意睡在他的温暖之中。但 是我和他睡在同一个房间,同一张床上。有时,我也不去上课。晚上我们到城里去吃饭。他给我洗澡,冲浴,给我擦身,给我冲水,他又是爱又是赞叹,他给我施脂敷粉,他给我穿衣,他爱我,赞美我。我是他一生中最最宠爱的。我如遇到别的男人,他就怕,这样的事我不怕,从来不怕。他还另有所惧,他怕的不是因为我是白人,他怕的是我这样年幼,事情一旦败露,他会因此获罪,被关进监牢。他要我瞒住我的母亲,继续说谎,尤其不能让我大哥知道,不论对谁,都不许讲。我不说真话,继续说谎,隐瞒下去。我笑他胆小怕事。我对他说,母亲穷都穷死了,不会上诉公庭,事实上,她多次诉讼多次败诉,她要控告地籍管理人,控告董事会董事,控告殖民政府官员,她要控告法律,她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隐忍等待,空等下去,她没有办法,只有哭叫,最后,时机错过,一场空。即使这件事上诉公庭,同样也不会有着落,用不着害怕。
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她是美国人,我相信我记得不错,她是从波士顿来的。她的眼睛灰蓝,清澈明亮。那是在1943年。玛丽-克德洛·卡彭特,满额金发,又有点憔悴。仍然很美。她有一个特点,总是仓促一笑,笑容一闪就不见了。她说话的声音,我忽然想起,是低音的,发高音时有些谐调。她已经四十五岁,年纪不小,就是这个年纪。她家在阿尔玛附近,住在十七楼。大楼面临塞纳河,公寓就在大楼的最高一层,楼面宽敞。冬天,大家常到她家去吃晚饭。夏天,常常到她那里去吃午饭。饭菜是从巴黎最好的饭店老板那里定的。饭菜很不错,不过,不很够吃。只有在她家里才能见到她,她总是守在家里,在外面见不到她。在她的饭桌上,有时有一位马拉美派诗人。在她家常常有两三位文学家来吃饭,他们露面一次,以后再也不见踪影。不知她是从哪里找到他们,怎么认识他们的,又为什么请他们到家里来,弄不清楚。我从来不曾听到有人谈起他们,也没有读过或听人谈志他们的作品。饭局匆匆,时间不长。听大家谈话,战争谈得很多,主要是讲斯大林格勒,那是在1942年冬末。玛丽-克洛德·卡彭特这类事听到的不少,她打听到的这类消息也很多,可是她谈得很少,她常常为竟然不知这些事而感到惊异,她笑着。饭一吃好,她就告退,说有事要办,必须先走,她说。什么事,从来不讲。如果人相当多,在她走后大家就留一两个小时。她对我们说:愿意留多久就请留多久,多坐一会儿。她走后,也没有谁谈起她。其实我也不知道,谈也无从谈起,因为谁也不了解她。大家走后,回到自己的住处,都有这样一种异样的心情,仿佛做了一个噩梦,同不认识的人厮混了几个小时,明知大家彼此一样,素昧人平,互不相知,就那么空空度过一段时间而毫无着落,既没有什么属于人的动机,也没有别的因由。就像是在第三国国境线上过境,乘火车旅行,在医生的候诊室里,在旅馆,在飞机场坐等,就像这样。在夏天,往往在可以远眺塞纳河的大平台上吃午饭,在大楼屋顶花园上喝咖啡。那里还有一个游泳池。没有人在那里游泳。大家就在那里眺望巴黎。空寂的大马路,河流,街道。在寂无行人的街上,卡特来兰正在开花。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我总是看她,几乎时时都看她,这样看她,她觉得很别扭,可是我禁不住还是要看。我看她,为要知道玛丽-克洛德·卡彭特,知道她是谁。为什么她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为什么她千里迢迢从波士顿来,为什么很有钱,为什么我们对她这样不了解,什么都不了解,没有一个人了解,为什么她经常请客,不请又好像不行似的,为什么,为什么在她的眼里,在她眼目深邃的内部,在她目光的深处,有一个死亡的质点,为什么,为什么 玛丽-克洛德·卡彭特。为什么她穿的衣衫件件都有我不知道是什么不可捉摸的东西,所有那些衣衫竟又不戽是她自穿的衣衫,仿佛那衣衫同样又可以穿在他人身上,为什么。这些衣衫无所属,没有特征,端庄合乎法度,色调鲜亮,白得像隆冬季节的盛夏。
贝蒂·费尔南代斯。对男人的回忆不会像对女人的回忆那样,在恍然若有所悟的光彩中显现,两种回忆不相像。贝蒂·费尔南代斯。她也是一个外国人。只要提起名字,她立刻就浮现在眼前,在巴黎一条街上她正在巴黎的一条街上走过,她眼睛近视,她看不清,为了看清她要看到的对象她得两眼眯起来看,这时,她才微微举手向你致意。你好你好,你身体好吗 至今她不在人世已经很久了。也许有三十年了。那种美雅,我依然记得,现在要我忘记看来是太晚了,那种完美依然还在,丝毫无损,理想人物的完美是什么也不能损害的,环境,时代,严寒,饥饿,德国的败北,克里米亚真相——都无损于她的美。所有这些历史事件尽管是那么可怕,而她却超越于历史之上,永远在那条街上匆匆走过。那一对眼睛也是清澈明亮的。身上穿着浅红色旧衣衫,在街上的阳光下,还戴着那顶沾有灰尘的黑色遮阳软帽。她身材修长,高高的,像中国水墨勾划出来的,一幅版画。这个外国女人目无所视地在街上踽踽而行,路人为之驻足,为之注目,赞叹她的美雅。就像是女王一样。人们不知她不自何方。所以说她只能是从异域而来,来自外国。她美,美即出于这种偶然。她身上穿的衣装都是欧洲老式样的服饰,以及织锦缎的旧衣,成了老古董的套头连衣裙,旧幔子做的衣服,旧衬裙,旧衣片儿,成了破衣烂衫的旧时高级时装,蛀满破洞的旧狐皮,陈年古旧的水獭皮,她的美就是这样,破破烂烂,瑟瑟发抖,凄凄切切的,而且流落异乡,漂零不定,什么都不合体,不相称,不论什么对她都嫌太大,但是很美,她是那样飘逸,那样纤弱,无枝可依,但是很美。自头顶至身躯,她生成就是这样,无论是什么只要和她一接触,就永远成为这种美的组成部分。
四
贝蒂·费尔南代斯,她也接待朋友,她有她的一个接待"日"。人们有时也到她那里去。有一次,客人中有德里厄·拉罗歇尔。此人显然由于自傲,总感到痛苦不安,为免于随俗说话很少,说起话来声调拖长,说的话很像别别扭扭的翻译文字。客人中也许还有布拉吉阿克,很遗憾,我记不真切,想不起来了。萨特未见来过。其中还有蒙帕纳斯的几位诗人,他们的名字我忘记了,全忘了。没有德国人。大家不谈政治。只谈文学。拉蒙·费尔南代斯谈巴尔扎克。人们通宵听他谈巴尔扎克。听他谈话,其中有着一种早已为人所遗忘的知识,但是他的学问可说完全是无从验证的。他提供的资料不多,宁可说他讲了许多看法。他讲巴尔扎克,好像他自己是巴尔扎克一样,仿佛他自己就曾经是如此这般,他也试图能成为巴尔扎克。拉蒙·费尔南代斯处世为人谦恭有礼,已进入化境,他在知识学问上也是如此,他运用知识的方式既是本质性的又是清澈见底的,从不让你感到勉强,有什么重负。这是一个真诚的人。在街上,在咖啡馆与他相遇,那简直是盛大的节日一样,他见到你万分高兴,这是真的,他满心喜欢地向你嘘寒问暖。一向可好,怎么样 这一切就在一笑之间,说笑竟变成了战争,就像是痛苦必起于战争,所以,抵抗运动对于投敌合作,饥馑对于严寒,烈士殉难对于卑鄙无耻,都是事出有因的。贝蒂·费尔南代斯,她仅仅是谈到一些人,谈她在街上见到的和她认识的人,讲他们的情况,讲橱窗里还有待出售的东西,讲到额外配给的牛奶,鱼,讲到有关匮乏,寒冷,无止境的饥饿的令人安心的解决办法,生存下去的那些具体细节她始终不忽视,她坚持着,心里永远怀着殷切的友谊,非常忠诚又非常剀切的情谊。有多少通敌合作的人,就会引起多少费尔南代斯。还有我,我在战后第二年参加了法共。这种对应关系是绝对的,确定不移的。一样的怜悯,同样的声援救助,同样是判断上的软弱无力,同样的执著,不妨说,执著于相信个人问题可以从政治得到解决。她也是这样,贝蒂·费尔南代斯,她痴痴看着德国占领下阒无人迹的街道,她注意着巴黎,注视着广场上正在开花的卡特来兰草,就像另一个女人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她也有她接待友人的接待日。
他开出黑色利穆小轿车送她回寄宿学校。在校门前面不远的地方,他把车停下来,以免被人看到。那是在夜里。她下了车,她头也不回地跑了。走进大门,她看到大操场上灯火没有熄灭。她走出过道,立即看见她,她正在等她,已经等得焦急,直直站在那里,脸上板板的,绝无笑意。她问她到什么地方去 她说:没有回来睡。她没有说为什么,海伦·拉戈奈尔也没有多问。她摘去那顶浅红色的呢帽,解开夜里束起来的发辫。你也没有到学校去。是没有去。海伦说他们打电话来了,这样,她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她说,她应该去见总学监。在操场的暗处还有许多女生在那里。她们都穿着白色的衣服。在树下挂着一些大灯。有些教室还灯火通明。有些学生还在念书,有些学生在教室里闲谈,或者玩纸牌,或者唱歌。作息时间表上学生睡觉的时间没有规定,白天天气那么热,允许夜晚自由活动时间延长,延长多少全凭年轻的学监高兴。我们是这个公立寄宿学校仅有的白人。混血种学生很多,她们大多是被父亲遗弃的,作父亲的大多是士兵或水手,或海关,邮局,公务局的下级职员。大多是公共救济机关遣送到这里来的。其中还有几个四分之一混血儿。海伦·拉戈奈尔认为法国政府要把她们培养成为医院的护士或孤儿院,麻风病院,精神病院的监护人员。海伦·拉戈奈尔相信还要把她们派到霍乱和鼠疫检疫站去。因为海伦·拉戈奈尔这样相信,所以她总是哭哭啼啼,所有这些工作她都不愿意去做,她不停地讲她要从寄宿学校逃出去。
我到舍监办公室去见舍监,她是一位年轻混血种女人,她平时也是十分注意海伦和我的。她说:你没有到学校去,昨天夜里你没有回来睡,我们不得不通知你的母亲。我对她说我昨天没有能赶回来,但是以后我每天晚上一定赶回宿舍睡觉,可以不必通知我的母亲。年轻的舍监看着我,对我笑笑。
后来我又没有回寄宿学校。又通知了我的母亲。她跑来见寄宿学校校长,她要求校长同意让我晚间自由行动,不要规定我的返校时间,也不要强迫我星期天同寄宿生集合出外散步。她说:这个小姑娘一向自由惯了,不是这样,她就会逃走,就是我,作为她的母亲,也拗不过她,我要留住她,那就得放她自由。校长接受了这种意见,因为我是白人,而且为寄宿学校声誉着想,在混血人之中必须有几个白人才好。我母亲还说,我在学校学习很好,就因为听任我自由自主,她说她的儿子的情形简直严重极了,可怕极了,所以小女儿的学习是她唯一的希望之所在。
校长让我住在寄宿学校就像住在旅馆里一样。
没有多久,我手上戴起了钻石订婚指环。以后女舍监不再对我多加注意了。人们猜想我并没有订婚,但是钻石指环很贵重,谁也不怀疑那是真的,因为把这么值钱的钻石指环给了这样一个小姑娘,所以,那件事也就没有人再提起了。
我回到海伦·拉戈奈尔身边。她躺在一条长凳上,她在哭,因为她认为我将要离开寄宿学校,快要走了。我也坐在那条长凳上。海伦·拉戈奈尔在长凳上紧靠着我躺着,她身体的美使我觉得酥软无力。这身体庄严华美,在衣衫下不爱约束,可以信手取得。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乳房。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海伦·拉戈奈尔,她对什么都不在意,她在寝室里裸露身体来来去去全不放在心上,海伦·拉戈奈尔是不知羞的。万物之中上帝拿出来最美的东西,就是海伦·拉戈奈尔的身体,上体附有双乳仿佛分离在体外,它们的姿形意态与身体高度既相对应又调和一致,这种平衡是不比拟的。胸前双乳外部浑圆,这种流向手掌的外形奇异极了,没有比它更神奇的了。即使是我的小苦力小哥哥的身体也要相形见绌。男人身体的形状可怜,内向。但是男人身体的形状不会像海伦·拉戈奈尔身体那样不能持久,计算一下,它只要一个夏天就会消损毁去。海伦·拉戈奈尔,她是在大叻高原地区长大的。她的父亲是邮政局的职员。前不久她正在学年中间插进来来到学校。她很胆怯,总是躲在一边,默默地坐在那里,常常一个人啜泣。她有山区长大的人那种红润中带棕色的肤色,这里的孩子因为气候炎热和贫血,皮肤苍白发青,她在其中很不相同,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海伦·拉戈奈尔没有到中学读书。她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到学校去读书,海伦·拉戈奈尔。她不学习,学不下去,读不进。她到寄宿学校初级班进进出出,没有得到什么益处。她依偎着我,在哭,我摩着她的头发,她的手,我对她说我不走,我留下,留在寄宿学校,和她在一起。海伦·拉戈奈尔,她一知道她很美。她父母不知让她怎样才好,他们只想尽快把她嫁出去。海伦·拉戈奈尔,她觉得任何人做她的未婚夫都可以,她只是不想要他们,她不愿意结婚,她想和她母亲一起回家。她。海伦·拉,海伦·拉戈奈尔。后来,到了最后,她按照她母亲的意愿去做了。她比我美,比那个戴着小丑戴的那种帽子,穿镶金条带高跟鞋,非常适合结婚的人要美得多;和海伦·拉戈奈尔相比,我更适宜于嫁人;不过,也可以把她嫁出去,安排在夫妻关系中,让她生活下去,那只会使她不安害怕,可以向她解释,她怕的是什么;但她不会理解,只有迫使她去做,走着看,也只能这样。
海伦·拉戈奈尔,我已经懂得的事她还不知道。她,她毕竟才十七岁。这大概是我的猜测:我现在已经知道的事,以后她永远不会明白。
海伦·拉戈奈尔,身体略为滞重,还在无邪的年纪,她的皮肤柔腴得如同某类果实表皮那样,几乎是看不见的,若有若无,这样说也是说得过分了。海伦·拉戈奈尔叫人恨不得一口吞掉,她让你做一场好梦,梦见她亲手把自己杀死。她的粉团一样的形态竟不自知,她呈现出这一切,就为的是在不注意,不知道,不明白它们神奇威力的情况下让手去揉捏团搓,让嘴去啮咬吞食。海伦·拉戈奈尔的乳房我真想嚼食吞吃下去,就像在中国城区公寓房间里我的双乳被吞食一样。在那个房间,每天夜晚,我都去加深对上帝的认识,这一对可吞吃的粉琢似的乳房,就是她的乳房。
我因为对海伦·拉戈奈尔的欲望感到衰竭无力。
我因为欲望燃烧无力自持。
我真想把海伦·拉戈奈尔也带在一起,每天夜晚和我在一起到那个地方去,到我每天夜晚双目闭起享受那让人叫出声来的狂欢极乐的那个地方去。我想把海伦·拉戈奈尔带给那个男人,让他对我之所为也施之于她身。就在我面前那样去做,让她按我的欲望行事,我怎样委身她也怎样委身。这样,极乐境界迂回通过海伦·拉戈奈尔的身体,穿过她的身体,从她那里再达到我身上,这才是决定性的。
为此可以瞑目死去。
我看她所依存的肉身和堤岸那个男人的肉体是同一的,不过她显现在光芒四射,纯洁无罪的现时之下,借着每一个动作,每一滴泪,她每一次失误,她的每一种无知,显现在不断重复的展放——像花那样的怒放之中。海伦·拉戈奈尔,她是那个痛苦的男人的女人,那个男人使我获得的欢乐是那么抽象,那么艰难痛苦,堤岸的那个无名的男人,那个来自中国的男人。海伦·拉戈奈尔是属于中国的。
我没有忘记海伦·拉戈奈尔。我没有忘记那个痛苦的男人。自从我走后,自从我离开他以后,整整两年我没有接触任何男人。这神秘的忠贞应该只有我知道。
至今我仍然归属于这样家族,任何别的地方我都不能去,我只能住在那里,只能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它的冷酷无情,可怕的困苦,恶意狠毒,只有这样才能在内心深处取得自信,从更深的深度上感受到我的本质的确定性。这些我以后还要写到。
就是那个地方,后来,有一次,当我回忆起往事,我已经离开了的地方又出现在眼前,而不是任何别的地方。我在堤岸公寓里度过的时间使那个地方永远清晰可见,永远焕然一新。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地方,接近死亡的地方,是暴力,痛苦,绝望和可耻的地方。那就是堤岸的那个地方。它在河的彼岸。只要渡过河去,就到了那个地方。
海伦·拉戈奈尔后来怎样,是不是已经死去,我不知道。她是先离开寄宿学校的,在我动身回法国之前她就走了。她回大叻去了。是她的母亲要她回大叻去的。我相信我记得那是为了回去结婚,大概她遇到一个刚刚从京城来的人。也许是我搞错了,也许我把海伦·拉戈奈尔的母亲非要她回去不可与她后来的事混在一起也说不定。
店铺再给你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看看这究竟是怎样的。是这样:他偷了仆役的钱,去抽鸦片烟。他还偷我们母亲的东西。他把衣橱大柜翻了个遍。他偷。他赌。我父亲死前在双海地方买了一处房产。这是我们唯一的财产。他赌输了。母亲把房产卖掉还债。事情到此并没有完,是永远不会完的。他年纪轻轻居然试图把我也卖给出入圆顶咖啡馆的那些客户。我母亲所以活下来就是为了他,为了他吃饱,睡暖,能够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她为他买下昂布瓦斯的地产,是十年省吃俭用的代价。仅仅一夜,就被抵押出去了。她还付了息金。还有我已经给你说过的树林伐下卖掉的收入。仅仅一夜,就把我那快要咽气的母亲偷得精光。他就是那么一个人,贼眉鼠眼,嗅觉灵敏,翻橱撬柜,什么也不放过,一叠叠被单放在那里,他也能找到,藏东西的小角落,也被发现被翻过。他还偷亲戚的东西,偷得很多,珠宝首饰,食物都偷。他偷阿杜,偷仆役的,偷我的小哥哥。偷我,偷得多了。甚至他的母亲,他也会拉出去卖掉。母亲临终的时候,就在悲恸的情绪下,他居然立刻把公正人叫来。他很会利用亲人亡故情感悲恸这一条。公证人说遗嘱不具备法律效力。因为母亲遗嘱里用牺牲我的办法把好处都传给她的大儿子了。差别太大太明显了,叫人觉得好笑。本来我应该查明底细才好说接受或不接受,但是,我保证说,我接受:我签了字。我接受了。我的哥哥,眼睛也不敢抬一抬,只说了一声谢谢。他也哭了。在丧母悲恸的情感下,他倒是诚实的。巴黎解放的时候,他在南方与德寇合作的罪行显然受到追究,他走投无路,来到我家。我本来对那些事不太清楚,他遇到危险在逃,说不定他出卖过许多人,犹太人,他做得出。他倒变得十分和气了,他杀人以后,或是要你为他效力,他就变得多么亲热似的,一向如此。我丈夫被押解出境,没有回来。他表示同情。他在我家留了三天。我忘了,我出门,在家旬什么都不关闭的。他翻箱倒柜。我为丈夫回来凭配证买来存着的糖和大米被他翻到,一扫而光。他翻到我房间里一个小橱。居然让他找到了。他把我全部积蓄五万法朗席卷而去。一张钞票也不留。他带着偷到手的东西离开公寓。后来我见到他,这种事我没有向他提起,对他那是太可耻了,我做不出。根据那份伪造的遗嘱,那处误传属于路易十四的古堡,也给卖掉了,卖得一文不值。这笔买卖暗中有鬼,和遗嘱的情况完全一样。
母亲死后,他成了孤家寡人。他没有朋友,他以前也没有朋友,有时有过几个女人,他让她们到蒙帕纳斯去"干活儿",有时他也有不干活儿的女人,他不让她们去干活儿,至少起初是这样,有时有些男人,他们为他付账。他生活在彻底的孤独状态下。这孤独随着人渐渐老去更加孤苦无告,日甚一日。他本来是一个流氓,所求不多。在他四周,看起来他很可怕,不过就是这样。对我们来说,他的真正统治已告结束。他救灾算不上匪徒,他是家中的流氓,撬柜的窃贼,一个不凶器杀人的杀人犯。他也不敢触犯刑律。那类流氓坏蛋也就是他这副腔调,十分孤立,并不强大,在恐慌中过日子。他内心是害怕的。母亲死后,他过着离奇的生活。那是在图尔。他认识的人无非是咖啡馆了解赛马"内幕消息"的茶房和在咖啡馆后厅赌扑克的酒客这些人。他开始变得很像他们,酒喝得很多,撇着嘴,两眼充血。在图尔,他一无所有。两处财产早已出清,什么都没有了。他在我母亲给他租的一间贮藏室里住了一年。睡沙发睡了一年。住进来,人家是同意的。住了一年。一年以后,他被赶出门外。
这一年他大概想把典出的产业赎回来。他还是赌,把母亲存放在贮藏室里的家具一件件赌尽卖光,先是青铜佛像,铜器,然后是床,再是衣橱,再是被单之类。终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什么也没有了,除开他身上穿的一套衣服以外什么也没有了,连被单,盖被也没有了。就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一年过去,没有人再放他进门。他给巴黎一个堂兄弟写信。他总算在马尔泽尔布有了一间下房栖身。所以,他年过五十,总算第一次有了一个职业,有生以来第一次拿工资过活,成了一家海运保险公司的信差。我想,这个差事,他干了有十五年。后来他进了医院。他没有死在医院里。他是死在他的住房里的。
我的母亲从来不提她这个儿子。她从来也不抱怨。她决不向任何人讲到这个撬开橱柜偷东西的贼。对这种母爱来说,那就仿佛犯有某种轻罪一样。她把它掩盖起来不外露。不像她那样了解她儿子的人,当然认为她不可理解,不通人情,而她也只能在上帝面前,只有在上帝面前了解她的儿子。关于他,她常常讲一些无关痛痒的琐事,讲起来也是老一套,说什么如果他愿意,他肯定是三个孩子中最聪明的一个。最有"艺术气质"。最精明。还有,他是最爱他母亲的。他,肯定他也是最理解她的。她常常说:我简直不明白,一个小孩竟是这样,有这样的直觉,有这么深的情感,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后来还见过一面,他也曾告诉我我的小哥哥是怎么死的。他说:死得太可怕了,我们这个兄弟,糟极了,我们的小保罗。
我们作为手足之亲还留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有一次,在沙沥的餐厅一起吃饭。我们三个人在餐厅吃饭。他们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八岁。我的母亲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大哥看着我们,看着他的弟弟和我吃饭,后来,他把手中叉子放下不吃了,只是盯着弟弟看。他那样看他看了很久,然后突然对他说,口气平静,说出的话是可怕的。说的是关于食物的事。他对他说:他应该多加小心,不该吃那么多。弟弟没有答话。他继续说下去。他叮嘱说,那几块大块的肉应当是他吃的,他不应该忘记。他说,不许吃。我问:为什么是你吃 他说:就因为这样。我说:你真是该死。我吃不下去了。小哥哥也不吃了。他在等着,看弟弟敢说什么,只要说出一个字,他攥起的拳头已经准备伸过桌子照着弟弟的脸打它个稀烂。小哥哥不作声。他一脸煞白。睫毛间已是汪汪泪水。
他死的时候,是一个阴惨惨的日子。我记得是春天,四月。有人给我打来电话。别的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死了,倒在他的房间的地上。他死在他的故事结局之前。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事情已成定局,他死得未免太迟了,小哥哥一死,一切也就完了。克制的说法是:一切都已耗尽了。
她曾经要求把他和她葬在一起。我不知道那是在什么地方,在哪一个墓地,我只知道是在卢瓦尔省。他们两人早已长眠墓中。他们两人,只有他们两个人。不错,是这样。这一形象有着一种令人难以承受的庄严悲壮。
黄昏在一年之中都是在同一时刻降临。黄昏持续的时间十分短暂,几乎是不容情的。在雨季,几个星期看不到蓝天,天空浓雾弥漫,甚至月光也难以透过,相反,在旱季,天空裸露在外,一览无遗,真是十分露骨。就是没有月光的夜晚,天空也是明亮的。于是,各种阴影仿佛都被描画在地上,水上,路上,墙上。
白昼的景象我已记不清了。日光使各种色彩变得暗淡朦胧,五颜六色被捣得粉碎。夜晚,有一些夜晚,我还记得,没有忘记。那种蓝色被掩在一切厚度后面,笼罩在世界的深处。我看天空,那就是从蓝色中横向穿射出来的一条纯一的光带,一种超出色彩之外的冷冷的熔化状态。有几次,在永隆,我母亲感到愁闷,叫人套上两轮轻便马车,乘车到郊外去观赏旱季之夜。我有幸遇到这样的机会,看到这样的夜色,还有这样一位母亲。光从天上飞流而下,化作透明的瀑布,沉潜于无声与静止之墓。空气是蓝的,可以掬于手指间。蓝。天空就是这种光的亮度持续的闪耀。夜照耀着一切,照亮了大河两岸的原野一直到一望无际的尽头。每一夜都是独特的,每一夜都可以作夜的延绵的时间。夜的声音就是乡野犬吠发出的声音。犬向着不可知的神秘长吠。它们从一个个村庄此呼彼应,这样的响应一直持续到夜的空间与时间从整体上消失。
在庭院的小径上,番荔枝树阴影像黑墨水勾画出来的。花园静止不动,像云石那样凝固。屋宇也是这样,是纪念性建筑物式的,丧葬式的。还有我的小哥哥,他在我的身边走着,他注目望着那向着荒凉的大路敞开的大门。
有一次,他没有来,没有到学校门前来接我。只有司机一个人坐在黑色的汽车里。司机告诉我少主人的父亲病了,少主人到沙沥去了。司机,他受命留在西贡,送我去学校,接我回宿舍。少主人要过几天才回来,后来,他坐在汽车的后座上来了,脸侧向一边,怕看别人的眼睛,他一直是仓皇不安的,他害怕。我们抱吻,一句话也不说,只顾抱在一起,就在学校前面,还紧紧抱着,我们什么都忘了。他在抱吻中流泪,哭。父亲还活着。他最后的希望已经落空。他已经向他提出请求。他祈求允许把我留下,和他在一起,留在他身边。他对他父亲说他应该理解他,说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对这样的激情至少应该的过一次体验,否则是不可能的,他求他准许他也去体验一次这样的生活,仅仅一次,一次类似这样的激情,这样的疯狂,对白人小姑娘发狂一般的爱情,在把她送回法国之前,让她和他在一起,他请求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有时间去爱她,也许一年时间,因为,对他来说,放弃爱情决不可能,这样的爱情是那么新,那么强烈,力量还在增强,强行和她分开,那是太可怕了,他,父亲,他也清楚,这是决不会重复再现的,不会再有的。
父亲还是对他重复那句话,宁可看着他死。
我们一起用双耳瓮里倒出的清水洗浴,我们抱吻,我们哭,真值得为之一死,不过,这一次,竟是不可告慰的欢乐了。后来,我对他说了。我对他说:不要懊悔,我让他想一想他讲过的话,我说我不论在哪里,总归要走的,我的行止我自己也不能决定。他说,即使是这样,以后如何他也在所不计,对他说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完了,一切都有已成为过去。我对他说,我同意他父亲的主张。我说我拒绝和他留在一起。理由我没有讲。
这是永隆的一条长街,尽头一直通到湄公河岸边。这条大街每到黄昏很是荒凉,不见人迹。这天晚上,几乎和任何一天的晚上一样,发电厂又停电,事情就从这里开始。我刚刚走上大街,大门在的后面就关上了,接着,灯光突然灭了。我拔脚就逃。我要逃走,因为我怕黑。我越跑越快。猛可之间,我相信我听到身后也有人在跑。在身后肯定有人跟踪追来。我一面跑,一面转身看了看。一个高高的女人,很瘦,瘦得像死人似的,也在跑,还在笑。她赤着双脚,在后面紧追,要追上来,抓住我。我认出来了,是本地区那个疯人,永隆的女疯子。这是我第一次听她说话,她在夜里话语连篇,在白天是倒头长睡,经常出没在这条大街花园门前。她又是跑又是喊叫,喊叫什么我听不清。我怕极了,我呼救,但是叫不出声。我大概在八岁的时候,曾经听到她那尖厉的笑声,还有她的快乐的呼叫,肯定是在拿我取乐。回想起来,中心就是关于这样一种恐惧的记忆。说这种恐惧已超出我的理解,超出我的力量,这样说也还不够。如果可以进一步说,那是关于人的存在整体这种确定性的记忆,也就是说,那个女人如用手触及我,即使是轻轻一触,我就会陷入比死还要严重的境地,我就要陷于疯狂。我跑到邻近的花园,跑到一座房子那里,刚刚跑上台阶,就在房门入口那里倒下了。过后有许多天,我还不能把遇到的这件事说明白。
在我一生的晚年,看到我母亲病情日趋严重,我仍然十分害怕——病的情况我已记不起了——这就是使她同她的孩子分开的那种情况。我以为只有我知道未来将是怎样,我的两个哥哥不会知道,因为我的两个哥哥对这种情况不可能作出判断。
那是在我们最后分开以前几个月,在西贡,夜已经很深,我们在泰斯塔尔路住房的大平台上。阿杜也在。我注目看着我的母亲。我简直认不得她了。后来,在恍惚之中,似乎一切突然崩陷,我的母亲我突然完全认不出来了。就在靠近我的地方,在我的母亲所坐的位子上,突然出现了另一个人,她不是我的母亲,她有她的面目,她的外观,但不是我的母亲。她那神态稍稍显得呆滞,在望着花园,注视花园的某一点,似乎正在探看某种我无从觉察的正在发生正在迫近的事件。在她身上,有着容颜眉眼表现出来的青春,有着某种幸福感,这种幸福她是以贞节为理由加以压制的,而贞节之于她早已习惯成自然了。她曾经是很美的。阿杜一直守在她的身边。阿杜好像什么也没有察觉。可怕的不是我所说的这一切,不在她的容貌,她的幸福的神态,她的美,可怕的是:她分明是坐在那里,她作为我的母亲坐在那里,竟发生了这种置换,我知道坐在她位子上的不是别人,明明是她本人,恰恰是这不能由他人替换的正身消失不见了,而我又不能使她再回来,或者让她准备回转来。让这个形象存留下来是决不可能的了。我在心智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变成了疯狂。这正是应该呼号喊叫的时间,正当其时。我号叫着。叫声是微弱的,是呼求救援之声,是要把那坚冰打破,全部景象就这样无可挽回地冻结在那冰块里面了。我的母亲竟又回转来了。
我使全城都充满了大街上那种女乞丐。流落在各个城市的乞妇,散布在乡间稻田里的穷女人,暹罗山脉通道上奔波的流浪女人,湄公河两岸求乞的女乞丐,都是从我所怕的那个疯又衍化而来,她来自各处,我又把她扩散出去。她到了加尔各答,仿佛她又是从那里来的。她总是睡在学校操场上番荔枝树的阴影下。我的母亲也曾经在她的身边,照料她,给她清洗蛆虫咬噬,叮满苍蝇的受伤的脚。
在她身边,还有那个故事里曾经讲到的那个小女孩。她背着那个小女孩中跋涉了两千公里。这个小女孩好不想再留下,她把她给了别人,行,行,就抱走吧。没有孩子了。再也没有孩子了。死去的,被抛弃的,到生命的尽头,算一算,竟是那么多。睡在番荔枝树下的女人还没有死。她活得最长久。后来,她穿着有花边的衣衫死在家屋之中。有人来送她,哭她。
她站在山间小径两旁水田的斜坡上,她在哭叫,又放开喉咙大笑。她笑得多么好,像黄金一样,死去的人也能被唤醒,谁能听懂小孩的笑语,就能用笑唤醒谁。她在一处般加庐平屋前逗留了许多天没有走,般加庐里住着白人,好记得白人给乞食的人吃饭。后来,有一次,是的,天刚刚透亮,她醒了,动身上下路,那一天,她走了,请看是为什么,只见她朝着大山从斜里插过去,穿过大森林,顺着暹罗山脉山脊上小道走了。也许是急于要看到平原另一侧黄色绿色的天空,好穿越群山而去。她又开始下山,向着大海,奔向终点走去。她稀稀拉拉迈着大步沿着森林大坡直奔而下。她越过丛山,又在森林里辗转穿行。这是一座又一座疫疠弥漫的森林。这是一些气候炎热的地区。这里没有海上的清风。这里只有滞留不散的喧闹的蚊阵,婴尸,淫雨连绵。后来到了河流入海的三角洲。这里是大地上最大的三角洲。是乌黑的淤泥地。河流在这里汇合流向吉大港。她已经从山道,森林走出来了,她已经离开了贩运茶叶行人往来的大道,走出赤红烈日照耀的地区,三角洲展现在前面,她在这开阔地上急急走着。她所选择的方向正是世界旋转的方向,迷人的辽远的东方。有一天,大海出现在她的眼前。她惊呼,她笑,像飞鸟发出神奇的叫声那样放声大笑。因为她这样的笑声,她在吉大港找到一条过路的帆船,船上的渔民愿意带她去,她与他们结伴横渡孟加拉湾。
从此以后,人们看到她出现在加尔各答郊外垃圾堆场一带地方。
后来她又不见了。后来她又回来了。好又出现在那个城市的法国大使馆的背后。她有取之不尽的食物用来充饥,她睡在公园里过夜。
夜里,她留在公园里。天亮以后,就到恒河水边。爱笑的天性和嘲笑和习惯永远不变。她留在这里不走了。食于斯,眠于斯,这里的黑夜是安谧宁静的,她在花园里过夜,这是长满了欧洲夹竹桃的花园。
有一天,我也来到这个地方,从这里经过。那时我是十七岁,这是英国人的居住区,各国使馆都在这里辟有花园,那时正是季风转换的季节,网球场上空无一人。沿恒河一带,麻风病人在那里走着笑着。
我们乘的船中途在加尔各答靠岸。邮船出了故障。为消磨时间,我们上岸入城去游览。第二天傍晚,我们启航离去。
十五岁半。在沙沥地区很快就有传闻了。仅仅这种装束,就足以说明这种没有廉耻的事。母亲是无知的,如何教养幼女也缺乏知识。可怜的孩子。请不要相信,戴这种帽子不会是无辜的,涂上那种口红也不会是无辜的,总有什么问题,决不是清白无辜,那意思是说,是在勾引人,是为了金钱。两个哥哥又是两个坏蛋。人们说,又是一个中国人,大富翁的儿子,在湄公河上有别墅,还是镶了蓝琉璃瓦的。就是这位大富翁,也不会认为这是体面事,决不许他的儿子同这样的女子有什么瓜葛。一个白人坏蛋家庭的女儿。
有一位有地位的夫人,人们称她夫人,是从沙湾拿吉来的。她的丈夫奉命调到永隆。在永隆足有一年光景,人们不曾见她身影。原因出在这个年轻人,沙湾拿吉行政长官帮办,她的丈夫。他们爱情维持不下去了。他拿出左轮手枪开枪自杀。这一事件传到永隆新职位所在地。他在离开沙湾拿吉来到永隆赴任的那天,就在这一天,对准心脏打了一枪。就在任所所在的大广场上,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她几个还幼小的女儿,也由于丈夫被派到永隆,她对他说:事情就到这里结束吧。
在堤岸声名狼籍的地区这类事每晚都有发生。每次夜晚,这个放荡的小丫头都跑来让一个中国下流富翁玩弄。她在法国学校读书,学校里白人小姑娘,年纪幼小的白人女运动员都在体育俱乐部游泳池里练自由泳。有一天,命令下达,禁止她们和沙沥女校长的女儿说话。
在课间休息时间,她成了孤零零一个人,背靠在室内操场的柱子上,望着外面的马路。这件事她没有告诉她的母亲。她仍旧乘堤岸中国人的黑色小汽车来上课。下课离校,她们目送她离去。没有一个人和她说话。无一例外。这种孤独,使关于永隆那位夫人的事迹的记忆又浮现在她眼前。那时,她是初到这里,已经三十八岁。那时,她不过是十岁的小孩子,现在,当她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她已经是十六岁了。
那位夫人正坐在她住室前的平台上,眺望湄公河沿岸的大街,我和我的小哥哥上教理课下课回来从那个地方经过,我在那里曾经看见她。她那房间正好在那幢附有大遮阳棚平台的华美大建筑的正中,一幢巨宅又正好坐落在长满欧洲夹竹桃和棕榈树的花园的中心。这位夫人和这个戴平顶帽的少女都以同样的差异同当地的人划然分开。这两个人同样都在望着沿河的长街,她们是同一类人。他们两个人都是被隔离出来的,孤立的。是两位孤立失群的后妃。她们的不幸失宠,咎由自取。她们两人都因自身肉体所赋有的本性而声败名裂。她们的肉体经受情人爱抚,让他们的口唇吻过,也曾委身于如她们所说可以为之一死的极欢大乐,这无比的欢乐也就是耻辱,可以为之而死的死也就是那种没有爱情的情人的神秘不可知的死。问题就在这里,就在这种希求一死的心绪。这一切都因她们而起,都是从她们的居屋透露出来的,这样的死是如此强烈有力,这样的事实,在整个城市,在偏僻的居住区,在各地首府,在总督府的招待会和漫长的舞会上,已是人所共知的了。
那位夫人在这类官方招待会上再次露面,以为事情已成过去,沙湾拿吉的年轻男人已经进入遗忘之境,人们早已把他忘了。所以这位夫人又在她负有义务不能不出面的晚会上再度出现,人们总需在这类场合不时出面,让人家看到,这样,也就可以从一方方稻田包围中的冷僻地区的可怕孤独中走出来,从恐惧,疯狂,疫疠,遗忘中逃出来。
在法国中学傍晚放学的时候,仍然是那部黑色小汽车,仍然是那个肆无忌惮,幼童式的帽子,那双有镶金条带的鞋,一如既往,还是去找那个中国富翁,让他在自己身上继续发掘,一如既往,让他给她洗浴,洗很长时间,像过去每天在母亲家洗浴一样,从一个双耳大瓮舀出清水沐浴,他也为她备好大瓮贮存清水,照例水淋淋地把她抱到床上,装上风扇,遍吻她的全身,她总是要他再来,再来,然后,再回到寄宿学校,没有人惩罚她,没有人打她,没有人损坏她,没有人辱骂她。
他自杀死了,那是在一夜将尽的时候,在地区灯火明亮的大广场上。那时,她正在跳舞,不久天亮了。他的尸体已经变形。后来,时间过久,烈日又毁去外形。没有人敢走到近前去看一看。警察到近前去看过。待到中午,小运输艇开走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不存在了,广场冲洗得干干净净。
我母亲曾经对寄宿学校的女校长说:没有关系,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你不是看到了吗 这么一件小小的旧衣衫,这样一顶浅红色的帽子,这样一双带镶金条带的鞋子,她穿起来不是很合适,很得体吗 这位母亲讲到她的孩子总是如醉如痴,很是高兴,相对地说,她在那样的时刻,总是很动人的。寄宿学校的年轻女学监也热烈地倾听母亲讲话。母亲说,所有的人,地区所有的男人,不论已婚还是未婚,都围着她转,总是在她身前转来转去,他们喜欢这个小姑娘,喜欢那个嘛,还没有怎么定型,你看,还是一个小孩嘛。丢人现眼,没有廉耻,那些人这么说 我么,我说,不顾廉耻,清白又怎样
母亲讲着,说着,讲到那种大出风头的卖淫,她笑出声来,她又讲到丑闻,讲这种微不足道的可笑的事,戴了一顶不合时宜的帽子,小孩子在渡河的时候显得漂亮,美得很,她对这里法国殖民地这种难以抵制的风气笑了又笑,她说,我讲到这个白净净的白人女孩子,这个年轻姑娘一直关闭在偏僻地区,一旦来到大庭广众之下,全城眼见目睹,和一个中国人的败类有了牵连,戴上钻石戒指像是一个年轻的银行老板娘,说着说着她又哭起来了。
在她看到那个钻石指环的时候,她曾经轻声说:这让我想起我和我第一个丈夫订婚时曾经遇到的一个独身小青年。我说就是那位奥布斯居尔先生。大家都笑了。她说:那就是他的姓,真的,真是那样。
我们互相看着,这样看了很久,后来,她又笑了,笑得非常甜美,还带有嘲弄的意味,那样的笑包含着对自己的孩子,对他们以后的遭际有深切了解和关注。她对他们的了解如此之深,我几乎没有把堤岸的事讲出来。
我终于没有说出口。我根本没有讲。
在开口再和我说话之前,她等了很长时间,后来她说,满怀爱意地说:你以为事情过去了 在殖民地你根本不能结婚,知道不知道 我耸耸肩,笑了。我说:我愿意的时候,管它什么地方,我都可以结婚。母亲表示不同意。不行。她说:在这里搞得满城风雨,在这里,就办不到。她望着我,她还讲了一些令人难忘的事情:他们喜欢你 我回答说:是这样,反正他们喜欢我。她说:正是这样,他们喜欢你,就因为你是你。
她还问我:仅仅是为了钱你才去见他 我犹豫着,后来我说:是为了钱。她又把我看了很久,她不相信。她说:我和你不一样,在读书这件事上,我比你更苦,不过我是严肃的,我规规矩矩念书,这段时间拖得太长,也太迟了,所以对于欢乐我已经不感兴趣了。
有一天,那是在假期,在沙沥,她脚搁在椅子上,坐在摇椅上休息,她把客厅和餐室的门对面打开让穿堂风吹过来。她心气平静,情绪也不坏。见她小女儿来了,她突然很想和她谈谈。
那时,与放弃修海堤的土地,到事情最后结束相去不远,与后来动身回法国的时间也很接近。
我看着她坐在摇椅上睡着了。
我母亲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宣布说:明天到照相师那里去拍照。她抱怨照相定价很贵,但还是要拿出钱去拍家庭照。拍出的照片大家都看,但彼此之间谁也不看谁,只是看照片,各自分别去看,大家都不说话 ,不加评论,大家都看照片,大家在照片上互相看来看去。全家在一起合拍的照片要看,一个一个分别拍的也看。在很久之前拍的照片上,大家都还年幼,互相看来看去,在新近照的照片上,大家也是你看我我看你互相看。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之间就已经不大相同,有了很大的差别。这些照片每一次看过,就要整理好存放在衣橱里和衣物放在一起。我母亲让人给我们拍照,目的是为了看看我们,看看是不是成长正常。她同所有母亲一样,我们也像别的孩子那样,总是长时间去看那些照片。她还拿几张照片互相比较,还讲讲每个孩子如何在成长,长大。但谁也不去答放大话。
五
我母亲专是请人给她的孩子照相。此外一律不照。在永隆拍的照片,我没有,一张也没有,花园,大河,法国征服殖民地后修建的两旁种有罗望子树的笔直大马路,这样的照片一张也没有拍过,房屋,我们的栖身之地,刷着白石灰,摆着涂有金饰黑色大铁床的住屋,装着像大街上发红光的灯泡,绿铁皮灯罩,像教室那样照得通亮的房间,这样的照片一张也没有拍过,我们这些住所真叫人无法相信,永远是临时性的,连陋室都说不上,丑陋难看就不说了,你见了就想远远避开,我的母亲不过是暂时寄居在这一类地方,她常常说,以后再说,设法找到真正适宜长居久住的地方,不过那是在法国,她这一生一直在讲一定要找到那样的地方,同她的脾性,她的年龄,她的悲苦心境相适合的地方,要到下加来与两海之间去找。所以那样的照片一张也没有拍,任何形象也没有留下。后来她在卢瓦尔省定居,终于永远留在这里没有再迁徙,她的居屋仍然像沙沥那样一个房间,真是可怕。以后她就什么也记不起,都有忘记了。
某些地方,某些风景的照片,她是从来不拍的,除开给我们,她的孩子拍照以外,其他的照片她都不拍,她让人拍照片多半是让我们合拍,花钱可以省一些。我们有些照片不是照相师拍下来的,而是摄影爱好者拍的,是我母亲的朋友,初到殖民地的同事,他们喜欢拍热带风景,拍可可树和苦力的照片,为了寄回家去让家人看的。
我母亲回国度假总是把她的孩子的照片带回去拿给她的家人看,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我们都不愿意到她家去。我的两个哥哥根本不认识我母亲的娘家。我年纪最小,起初她带我去过。后来我没有再去,因为,我的姨母因为我行为不检不愿意让她们的女孩子见到我。无法,我母亲只好把我们的照片拿给她们去看,所以我母亲把这些照片拿出来,把她的孩子的照片拿给她的姐妹去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她本来就应该这样,她也是这样做的,她的姐妹,是她家仅有还活在人世的人,所以她才把一族人的照片拿给她们去看看。是不是从这个女人的处世态度上可以看到一点什么 从她处事决不半途而废,决不撒手不管,如对待自己的姐妹,对待艰难困苦,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一些什么呢 我相信是可以看到某种东西的。恰恰在这种属于种族的荒诞的大智大勇之中,我发现有一种深邃的动人的美。
在她白发苍苍年老的时候,她依然还是要找摄影师照相,她是独自一人去的,穿着她那件很好看的暗红色裙衫,戴着她那两件首饰,她的长项链和镶玉金别针,就是那块四周镶金的玉石。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她的头发梳得美好,不带一点波折,很好的形象。本地有钱的人死期临近,也去照相,一生只照片这一次。那种照片放得很大,大小是同一个格式,镶在好看的金镜框内,挂在先祖祭台之旁。照这种照片的人我见过不少,拍出的照片几乎一样,惊人地酷似。不仅因为年衰人老而彼此相像,而且因为人像都被修饰描绘过,永远都是这样,颜面上的特征,如果拍出来的话,经过这样修饰,也就抹去看不见了。人的面目经过这样一番修饰,才能正面迎对永恒,人的面貌经过橡皮涂改,一律变得年轻了。人们所祈求的原也是这样。这种相像——这样的谨慎——对他们在家族中走过来的经历的回忆想必相互适应,既证实了他所具有的特质,也成他确实存在的明证。他们愈是彼此相像,他们归属于家族各不同辈份这一点也愈加不容置疑。何况所有男人头上都有相同的头巾,所有女人都梳着一样的发髻,同样直直长长的发式,男人女人一律都穿同样的竖领长衫。他们都是一样的神态,我在他们所有的人中间看到的就是这种神态。在我母亲穿着红衫裙的照片上显现出来的就是这种神情,也就是他们那种神态,那样一种风姿,有人也许说是高贵,有人大概认为是个性全无。
关于那件事他们是讳莫如深不再提起了。既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娶她的事也就不再试图在他父亲面前旧事重提。这位父亲怎么一点也不可怜他的儿子。他对什么人都不存什么怜悯之心。在所有本地区操纵商界的中国移民当中,这个住在镶有蓝色琉璃砖平台的中国商人,是最为可怕,最为富有的一个,他的财产不限于沙沥一地,并且扩展到堤岸,堤岸本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中国都城。堤岸那个男人,他心里明白:他父亲作出的决定和他作为儿子作出的决定是二而一,他们的决心是不可挽回的。最低限度他已经开始懂得他和她分手任她走掉是他们这段故事的佳兆。他知道女方不属具备婚嫁必要条件那一类人,从任何婚姻她都可以得到补偿,他知道必须抛开她,忘掉她,把她还给白人,还给她的兄弟。
自从他为她那副身躯发疯入迷以来,这个少女对于占有他,对于他的瘦弱,已不再感到难以忍受,奇怪的是她的母亲也不像她在此之前感到有那种不安,似乎她也觉得他那身躯差强人意,勉强可取,换一个也差不了多少。至于他,作为堤岸的一个情人,他认为这个小小的白种女人在成长中受到极为强烈的炎热气候的损害。他自己,他也是在这种炎热气候中出生,长大的。在这一点上,他觉得他们同病相怜好像是血亲一族。他说在这里——在这个难以忍受的纬度上度过的岁月已经使她变成印度支那地方的少女了。他说她有同印度支那少女一样柔美纤巧的双腕,同她们一样浓密的长发,也许可以说这长发为她们汲取到全部力量,也使她的头发长长的同她们的长发一样,尤其是皮肤,全身肌肤因有雨水滋润而细美,在这里蓄下的天落水是用来给女人和小孩沐浴的。他说法国女人和她们相比,皮肤是生在僵硬的身体上的,是粗糙的。他还说热带地区食物贫乏,无非鱼与鲜果,不过对于肌肤细美也有一些作用。还有,棉布和丝绸用来做成衣服,衣服一向是宽舒的,不贴在身上,身躯自由轻适,就像赤身不曾穿衣一样。
堤岸的情人,对这个正当青春期的小小白种女人一厢情愿甚至为之入迷。他每天夜晚从她那里得到的欢乐要他拿出他的时间,他的生命相抵。他几乎没有什么话可以对她说了。也许他认为他讲给她听的有关她的事,有关他不理解,不能也不知怎么说的爱,她根本就不可能理解。也许他发觉他们从来就不曾有过真正的交谈,除非夜晚在那个房间里哭泣呼叫之中曾经相呼相应。是的,我相信他并不知道,他发现他是不知道。
他注目看着她。他闭上眼依然还在看着她。他呼吸着她的面容。他呼吸着眼前的一个孩子,他两眼闭着呼吸着她的呼吸,吸取她身上发出的热气。这身体的界限渐渐越来越分辨不清了,这身体和别的人体不同,它不是限定的,它没有止境,它还在这个房间里不断扩大,它没有固定的形态,时时都在形成之中,也不仅仅在他所见的地点存在,同时也存在于别的地方,它展现在目力所及之外,向着运动,向着死延伸而去,它是柔韧多变的,它在欢乐中启动,整体随之而去,就像是一个大人,到了成年,没有恶念,但具有一种令人恐惧的智能。
我注意看他把我怎样,他以我为用,我从来没有想到竟可以这样做,他的所为已经超出我的希求,却又与我的身体固有的使命相吻合。这样,我就变成了他的孩子。对于我,他也变成了另一种物。在他本人之外,我开始认识他的皮肤,他的性器官,有着无可言状的温柔甘美。加一个男人的阴影应该也在这个房间里出现,这是一个年轻的谋杀犯的阴影,但是我还一认识他,在我眼中,还有待于显现。一个年轻的猎手的阴影大概也从这房间里走过,但这个幻影,是的,我认识他,他有时也在欢乐中出现,关于他,我对他说过,对堤岸的这个男人,我的情人,我对他说过,我对他讲过他的身体,他的性器官,也讲过那不可言喻的温柔,也讲过在森林和有黑豹出没的河口地带河流上他是何等到勇猛。一切都在迎合他的欲望,让他把我捕捉而去,让他要我。我变成了他的孩子。每天夜晚,他和他的孩子都在作爱。有时,他害怕,突然,他担心她的健康,他发现她会死去,会失去她;这样的意念在他心中闪过。突然间他又希望,她真是那样柔弱,因此,有时,他还是怕,非常害怕。她的这种头痛病也使他害怕,头痛发作,她变得面无人色,僵死在那里,眼上敷着浸水的布巾。还有这种厌恶情绪,甚至厌恶生命,厌恶感一出现,她就想到好的母亲,她无端哭叫,想到不能改变世事,不能让母亲生前得到快乐,不能把害母亲的人都杀死,因为忿恨而哭泣。他的脸紧偎着她的面颊,吸取她的泪水,把她紧紧抱住,疯狂地贪求她的泪,她的愤怒。
他抱着她就像抱着他的孩子一样。也许他真是在抱着他的孩子。他戏弄他的孩子的身体,他把它放转来,让它覆盖在自己的脸上,口唇上,眼睛上。当他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她继续追随他所采取的方向,听之任之。是她,突然之间,是她要求他,她并没有说什么,他大声叫她不要说话,他吼叫着说他不想要她了,不要和她在一起。又一次碰僵了。他们彼此封锁起来,沉陷在恐惧之中,随后,恐惧消散,他们在泪水,失望,幸福中屈服于恐惧。
漫长的黄昏,相对无言。在送她回寄宿学校的黑色汽车里,她头靠在他的肩上。他紧紧抱着她。他对她说,法国来的船快到了,将要把她带走,把他们分开。行车途中,他们都不说话。有时他叫司机开车到河岸去兜一圈。她睡着了,精疲力竭,紧紧偎依在他身上。他吻着她,他的吻唤醒了她。
寝室里,灯光是蓝蓝的。有乳香的气味,在日暮时刻经常燃起这种香料。暑气凝固不散,窗子都大大敞开,一点风也没有。我把鞋脱去,不要弄出声响来,不过去我是心安的,我知道舍监不会起来查问,我知道,我夜里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现在是批准的了。我急忙去看海伦·拉戈奈尔的床位,我一直有些担心,怕她白天从寄宿学校逃出去。海伦·拉戈奈尔。她在那里。她睡得很好。我记得有一次睡不着,不要睡,仿佛有意作对似的。拒绝睡。她的手臂裸露在外,围着她的头,放任地伸在那里。身体睡态显然是睡得不舒服的,和别的女孩睡态全然不同,她两腿拳曲,看不到刀的脸,枕头滑落在一边。我猜她一直在等我,就这样睡着了,等得不耐烦,生气了。她大概哭过,后来就昏昏睡去。我真想叫醒她,和她一起悄悄谈话。我已经不再和堤岸的那个男人谈什么了,他也不再和我说什么了,我需要听听海·拉谈谈问题。有人是带着一种无可比拟的心意。但是我不能叫醒她。半夜把海·拉吵醒,她就不会再睡了。她一定会起来,跑出去,她一定会这么做,跑下楼去,穿过行廊,跑到空空的庭院,她跑着,她会叫我也去,她是那么开心,谁也不能劝住她,因为谁阻止她出去走走,人们知道,她会做出什么事来,我犹豫着,不行不行,我没有叫醒她。帐子里闷热无比,透不过气来,帐子闭紧,更无法忍受。我知道这是因为我刚从外边来,河岸上夜里一向是风凉的。我已经习惯了,静下来不动,等一等,也就无事。闷热过去,就没有什么了。我一下还睡不着,尽管在我一生中经受了这不曾有过的新出现的疲惫。我在想堤岸的那个人。他这时大概和他的司机到泉园附近一家夜总会去喝酒,大概一言不发,在那里喝酒,他们经常喝那种稻米酿造的白酒。或者他回家去了,睡在那间点着灯的房间里,也不同任何人说话。这天晚上,堤岸的那个人,他的想法,我无法容忍。我也无法接受海伦·拉戈奈尔的想法。他们的生活似乎太圆满,那似乎是得自他们自身之外。我不是那样。母亲说过:她这个人没有满意的时候,没有什么可满意的。我认为我的生活刚刚开始在我面前显示出来。我相信我能把这一点直言不讳对自己讲出来,我相信我隐约间已经感觉到对死的渴望。死这个字我已经无法把它和我的生命两相分开。我觉得我隐约间又渴求孤独。同样,自从我离开童年期,离开我那个可怕的家族,我也看到我不再是孤独一个人。我要写几本书。这就是我在现时之外,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沙漠里所看到的,而我的生命正是在大沙漠的特征下在我的面前展现出来。
西贡拍来的电报上写的是哪几个字我已经记不清了。可能写的是我的小哥哥已经死去,或者:应上帝之召走了。我依稀记得是上帝召去了。我记得很清楚,不是她,电报不是她拍来的。我的小哥哥死了。最初,不能理解,后来,仿佛从四面八方,从世界深处,悲痛突然汹涌而来,把我淹没,把我卷走了,我什么也不知道了,除了悲痛我已经不存在了,是怎样的悲痛,这是怎样的悲痛,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几个月前一个孩子死了,孩子死去带来的悲痛又重新出现,还是另一种新出现的悲痛,我不知道。现在,我相信这是另一种新的悲痛,我的孩子一出生就死去而我竟完全不认识他,我不愿意为这个孩子就自己杀死自己。
错了,人们是搞错了。人们犯下错误只要几秒钟就可以传遍世界。这种丑事在上帝统治的范围内一直是存在的。我的兄弟是不死的,只是我们看不到他了。不死,在这个哥哥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潜存于他的肉体之中,而我们,我们竟看不到不死本来就寄居在这个肉体之内。我的哥哥的肉体是死了。不死和他一起归于死灭。现在,这个曾有什么寄居于其中的肉体是没有了,这种寄居也没有了,但是这个世界照样运行不止。人们是彻底地错了。谬误已遍及宇宙万物,可耻的丑闻也是如此。
在小哥哥死去的时刻,这一切本来也应该随之消失。而且是通过他。死就像是一条长链,是从他开始的,从小孩子开始的。
孩子死去的肉体,对于以它为因而发生的许多事件,是无知无觉的。他二十七年生命,不死就隐藏于其中,它叫什么名目,他也不知道。
我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所以,我一经有了这样的认识,——这本来也很简单,即我的小哥哥的身体也就是我的身体,这样,我也就应该死了。我是死了。我的小哥哥已经把我和他聚合在一起,所以我是死了。
应该把这些事情告诉人们。让他们明白,不朽就是朽,不死就是死,不死也可以死去,这是已经发生并且继续还在发生的事实。不死也未见得就意味着这样,它就是那种绝对的两重性。它不存在于具体的细节之中,它仅仅存在在原则上。不死本来就寄托在存在之中,有些人在不知对之有所为的条件下,是能够把不死寄之于存在的。同样,另一些人在相同的条件下,在不知能够那样做的条件下,也可以在这些人身上把不死寄托在存在之中。要告诉他们,这是因为不死觉察到生命是不死的,因为不死原本就寄托在生命之中。要告诉他们,不死不是一个时间久暂的问题,不是一个不死的问题,而是至今不为人知的另一种事物的问题。要告诉他们:说它无始无终,和说它与对生命的意识共始终,同样是谬误的,因为它既具有精神的性质,同时也有追求虚无的性质。请看沙漠的僵死的砂砾,小孩的死去的肉体;死是不到这里来的,在这里它就停止了,在外部逡巡,绕开,离去。
对于小哥哥来说,那是一种不带缺陷,没有传奇性,不带偶然性,纯一的,具有唯一内涵的不死。小哥哥在大沙漠中,没有呼叫,什么也没有说,在彼在此全一样,一句话也没有。他没有受过教育,从来没有学习过什么。他不知怎么谈话,勉强能读会写,有时人们甚至认为他连什么是痛苦也不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什么都不理解,而什么都怕。
我对他的爱是不可理喻的,这在我也是一个不可测度的秘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爱他竟爱得甘愿为他的死而死。一别十年,事情真是发生了,过去我可是很少想到他。我爱他,也许永远这样爱他,这爱不可能再啬增加什么新的东西了。那时我竟忘记有死。
我们在一起谈话很少很少,关于大哥,关于我们的灾难,关于母亲的不幸,关于那平原上的土地的厄运都谈得很少很少。我们谈的宁可说是打猎,卡宾枪,机器,汽车。他常常因汽车撞坏大为恼怒,他后来搞到的几辆破旧汽车也都对我讲过,也详细给我写过信。各种猎枪和各种破旧汽车的商标牌号我都知道。当然,我们还谈过老虎吃人的事,若是不小心就会被老虎吃掉,我们也谈过在水渠里游泳的事,如果继续游到急流里去就会淹死。他比我大两岁。
风已经停了,树下的雨丝发出奇幻的闪光。鸟雀在拼命鸣叫,发疯似的,把喙磨得尖利以刺穿冷冷的空气,让空气在尽大的幅度上发出震耳欲聋的鸣响。
邮船的发动机停了,由拖轮拖着,一直拖到湄公河河口近西贡那里的海湾有港口设施的地方,这里是抛锚系缆所在,这里叫作大河,即西贡河,邮船就沿着西贡河溯流而上。船在这里停靠八天。当各类船只停靠在码头上,法国也就在那里了。人们可以上船去吃法国式的晚餐,跳舞,对我母亲来说,那未免过于昂贵了,而且,对她来说,也无此必要,不过,和他一起,和堤岸的情人一起,是可以去的。他所以不去,是因为同一个这么年轻的白人姑娘一起去,怕被人看见,他没有这样说,但她是知道的。在那个时期,五十年前,当然也说不上时间久远,五十年前到世界各地去,也只有从海路乘船去。世界各大洲彼此分割,陆路不通,还没有铁路铺设。在数百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史前时期开辟的一些通道存在。连接印度支那和法国的航线,只有法国邮船公司漂亮的邮船往来其间,这就是在航线上航行的"三个火枪手":波托斯号,达塔尼昂号和阿拉米斯号。
寝室里,灯光是蓝蓝的。有乳香的气味,在日暮时刻经常燃起这种香料。暑气凝固不散,窗子都大大敞开,一点风也没有。我把鞋脱去,不要弄出声响来,不过我是心安的,我知道舍监不会起来查问,我知道,我夜里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现在是批准的了。我急忙去看海伦·拉戈奈尔的床位,我一直有些担心,怕她白天从寄宿学校逃出去。海伦·拉戈奈尔。她在那里。她睡得很好。我记得有一次睡不着,不要睡,仿佛有意作对似的。拒绝睡。她的手臂裸露在外,围着她的头,放任地伸在那里。身体睡态显然是睡得不舒服的,和别的女孩睡态全然不同,她两腿拳曲,看不到她的脸,枕头滑落在一边。我猜她一直在等我,就这样睡着了,等得不耐烦,生气了。她大概哭过,后来就昏昏睡去。我真想叫醒她,和她一起悄悄谈话。我已经不再和堤岸的那个男人谈什么了,他也不再和我说什么了,我需要听听海·拉谈谈问题。有人是带着一种无可比拟的关注心意去听他们并不理解的事。
航程要持续二十四天。那时定期航班的邮船在船上很像是若干城镇组成的,有街道,有酒巴间,咖啡馆,图书阅览室,沙龙,约会,情侣,还可以婚丧嫁娶。因此一些偶然性的社团应运而生,这些关系的形成,也不得不然,这一点人们是知道的,也不会忘记,正因为这样,这些社团也变得很有生气,很有趣,让人流连忘返。所以这就成了女人特有的旅行了。对女人来说尤其不可小视,对于某些男人有时也不可忽视,这类到殖民地去旅行于是成为取得事业成功名副其实的历险活动了。对于我们的母亲来说,在我们童年时期,这些旅行就成了被她称之为"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那一类事情了。
动身启程。旅程的开始永远都是这样。遥远的行程永远都是从海上开始的。永远是在悲痛和怀着同样绝望的心绪下告别大陆的,尽管这样,也阻止不了男人动身远行,比如犹太人,有思想的人,还有只愿在海上旅行的旅行者,尽管这样,也阻止不了女人听任他们弃家出走,她们自己却从来不肯出门远行,总是留在家里,拘守故土,家族,财产,坚持必须回家的理由。几百年的时间,乘船旅行使得旅人变得比我们今天的旅行者更加迟钝,更带有悲剧性。旅行的时间当然与空间距离一样长。人们对人类在海上和陆地旅行这种缓慢的速度,已经习以为常,对于迟误,等候风向,等待天气转为晴朗,遇难,烈日,死亡,也习以为常了。这个白人小女孩所见到的那些大轮船已经是世界上落后的班船。在她年轻的时候,最早出现的飞机航线已经设立,势必将逐渐取代人类在海上长途跋涉。
他仍然每天都要到堤岸的公寓去。他仍然按习惯那样,在一个时期他仍然按老习惯那样做,用双耳瓮积存清水给我洗浴,再把我抱上床。他还是紧靠着我,睡在我身边,不过他已经变得无能为力了。离别的日期尽管为时尚远,但是分别一经确定下来,他对于我,对我的肉体,就什么也不能了。这种情况是突然发生的,他并不知道。他的肉体对这个即将离去,叛离而去的女人已经无所欲求。他说:我再也不能得到你了,我自以为还能,但是办不到了。他说他已经死了。他对我微笑着,非常温柔的表示歉意的笑,他说也许再也不会有了。我问他是不是想。他那么笑了一笑,他说:我不知道,现在,大概是想。在沉痛之中,柔情依然还在。这种痛苦,他没有说,一个字也不曾提起。有时,他的脸在战栗,牙齿咬紧,双目紧闭。他闭起眼睛所见到的种种形象,他始终没有说过。也许可以说他喜欢这样的痛苦,他喜爱这种痛苦就像过去爱我一样,十分强烈,甚至爱到宁可为之死去也说不定,可是现在他宁愿要痛苦甚于得到我。有几次他说他愿意爱抚我,因为他知道我渴想得到爱抚,他说当快乐出现的时候他也很想注意看看我。他那做了,同时也在注意看我,他还叫着我,就像叫他的孩子一样。我们约定,谁也不看谁,但是不可能,过去也不可能。每天傍晚我都在学校门前他的黑色汽车里看到他,羞耻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开船的时刻到了,三声汽笛长鸣,汽笛声拖得很长,声音尖厉,全城都可以听到,港口上方,天空已经变成黑魆魆一片。于是拖轮驶近大船,把它拖到河道中心。拖过之后,拖轮松开缆索,返回港口。这时,轮船还要再一次告别,再次发出那可怕的叫声,那么凄厉,让人觉得神秘难测,催人泪下,不仅旅人下泪,使动身远去的人哭泣,而且使走来看看的人以及没有明确目的来到这里的人,没有什么可思念的人听了也落下泪来。随后,轮船凭借自身的动力徐徐开行,沿着河道缓缓向前开去。经过很长时间,仍然可以看到它那高大的身影,向着大海航去。有很多人站在岸上看着船开去,不停地招手,挥动他们手中的披巾,手帕,但动作渐渐放慢,愈来愈无力了。最后,在远处,陆地的弧线把那条船的形状吞没,借着天色还可以看到它慢慢地下沉隐没。
当轮船发出第一声告别的汽笛声,人们把跳板撤去,拖轮开始把它从陆地拖引开去,离岸远了,这时,她也哭了。她虽然在哭,但是没有流泪,因为他是中国人,也不应为这一类情人流泪哭泣。也没有当着她的母亲,她的小哥哥的面表示她心里的痛苦,什么表示也没有,就像他们之间惯常所有的情形那样。他那黑色长长大大的汽车停在那里,车前站着穿白制服的司机。车子离法国邮船公司专用停车场稍远一点,孤零零地停在那里。车子的那些特征她是熟知的。他一向坐在后面,他那模样依稀可见,一动不动,沮丧颓唐。她的手臂支在舷墙上,和第一次在渡船上一样。她知道他在看她。她也在看他;她是再也看不到他了,但是她看着那辆黑色汽车急速驶去。最后汽车也看不见了。港口消失了,接着,陆地也消失了。
航程中经过中国海,红海,印度洋,苏伊士运河,清晨一觉醒来,船的震荡停止了,可知船已到岸,船正沿着沙滩航行。但是,这里仍然是海洋。海洋更其辽阔,遥远无边,一直连通南极,航程中有几次停靠,从锡兰到索马里是距离最长的一段路程。有时海洋是这样平静,季节又是这样纯净温煦,人们在航行途中甚至觉得不是这一次在这里的海上旅行,而是经历另一次海上行程似的。这时,船上的大客厅,船上前后纵向通道,舷窗都打开来,整个船都打开来了。旅客从他们无比炎热的舱房走出来,甚至就睡在甲板上。
旅途中,船正在横越大洋,有一天深夜,有一个人死了。她现在已经明确知道是不是这一次旅行或另一次旅途中发生的事。头等舱酒吧间有一些人在玩牌,在这些玩牌的人中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打牌打到一定的时间,一言不发,把牌放下,走出酒吧间穿过甲板,匆匆跑去,纵身一跃跳下海去。船正在快速航行,待船停下来,尸体已不知去向。
写到这件事,不,她并没有亲自见到这条船,而是在另一个地方,她听人讲过这个故事。那是在沙沥。那个青年,就是沙沥地方长官的儿子。她也认识他,他也在西贡中学读书。她还记得,他身体高大,和蔼可亲,面呈棕色,戴一副玳瑁边眼镜。人们在他的房舱里什么也没有发现,一封信也没有留下。他的年纪,倒是留在记忆里了,真可怕,也是十七岁。船在第二天黎明又启航了。最可怕的就是这一点,船竟自远去。太阳升起,大海茫茫,决定放弃搜寻。永远的离弃,分离。
还有一次,也是在这次航行途中,也是在大洋上,同样,也是黑夜开始的时候,在主甲板的大客厅里,有人奏出肖邦圆舞曲,声音极为响亮肖邦圆舞曲她是熟知的,不过那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也曾学过几个月,想学会它,但是始终没有学好,不能准确弹奏,所以后来母亲同意她放弃学琴。那是已经消失在许许多多黑夜中的一夜,一个少女正好也是在这条船上,正好是在那一夜,在明亮放光的天宇下,又听到肖邦那首乐曲,声音是那么响亮,这一切是确定无疑的,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海上没有风,乐声在一片黑暗在大海上向四外扩展,仿佛是上天发出的一道命令,也不知与什么有关,又像是上帝降下旨意,但又不知它的内容是什么。这少女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好像这次该轮到她也纵身投到海里自杀,后来,她哭了,因为她想到堤岸的那个男人,因为她一时之间无法断定她是不是曾经爱过他,是不是用她所未曾见过的爱情去爱他,因为,他已经消失于历史,就像水消失在沙中一样,因为,只是在现在,此时此刻,从投向大海的乐声中,她才发现他,找到他。
就像后来通过小哥哥的死发现永恒一样。
在她的四周,人们正在沉睡,覆盖在音乐之下,但是他们并没有被音乐唤醒,他们在静静地睡着。少女在想她所见到的这一夜,也许是印度洋上最平静的一夜。她相信在这天夜里她看见她的年轻的哥哥和一个女人走在甲板上来。他倚在船舷上,她拥抱他,他们在拥吻。那个少女躲藏起来,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她也认识那个女人。她已经和哥哥在一起,他们是不会分离的。她是已婚的女人。事情就是有关这一对可以说已经死去的夫妻。丈夫似乎什么都没有看到。在旅程最后几天,哥哥整天和女人留在舱房里,他们只在傍晚出来。在这些日子里,或许可以这么说,小哥哥见到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也不认识她们了。母亲变得愤懑,寡言,忌妒。她,妹妹,她在哭。她相信她是幸福的,但是同时她也怕,怕那样的事也会在哥哥那里出现。她本来相信他把她们抛弃了,和那个女人一起走了,但是,并没有,在到达法国的时候,他又回来找她们了。
她不知道个白人少女去后有多久,他遵照父命,与十年前家庭指定的少女成婚,这位少女在结婚的时候当然也是珠翠满头金玉满身。这个中国女人也来自北方,是抚顺城里人,是由家族陪伴前来成婚的。
他也许很长时间未能和她相处,大概也拖了很长时间不同意给予他财产继承人的地位。对于白人少女的记忆依然如故,床上横陈的身影依然在目。在他的欲念中她一定居于统治地位久久不变,情之所系,无边无际的温柔亲爱,肉欲可怕的阴暗深渊,仍然牵连未断。后来,这样的一天终于来到,事情终于也成为可能的了。对白人姑娘的爱欲既是如此,又是这样难以自持,以致如同在强烈的狂热之中终于重新获得她的整体形象,对她的欲念,对一个白人少女的爱欲也能潜入另一个女人,这样的一天终于来临了。他必是通过谎骗在这个女人身中又找到自身,并且通过谎骗完成家族,上天和北方的祖先所企求于他的一切,即承祧姓氏。
也许她已经知道白人少女的存在。她身边有一些沙沥当地人女仆,她们对那个故事了若指掌,肯定会讲出来的。她不会不知道她的痛苦。她们大概年纪相仿,都是十六岁。在那天夜里,她有没有看到她丈夫哭泣 看到了,有没有给他安慰 一个十六岁的少女,一个三十年代的中国未婚妻,她能不能安慰这类要她付出代价的通奸的痛苦而不觉有背于礼 有谁能知道 也许她受骗了,也许她也和他同哭共泣,无言可诉,度过了那未尽的一夜。哭过之后,爱情也就随之来临。
这个白人少女对这一件件一桩桩一无所知。
战后许多年过去了,经历几次结婚,生孩子,离婚,还要写书,这时他带着他的女人来到巴黎。他给她打来电话。是我。她一听那声音,就听出是他。他说:我仅仅想听听你的声音。她说:是我,你好。他是但怯的,仍然和过去地样,胆小害怕。突然间,他的声音打颤了。听到这颤抖的声音,她猛然在那语音中听出那种中国口音。他知道她已经在写作,他曾经在西贡见到她的母亲,从她那里知道她在写作。对于小哥哥,既为他,也为她,他深感悲戚。后来他不知和她再说什么了。后来,他把这意思也对她讲了。他对她说,和过去一样,他依然爱她,至死不渝。
诺弗勒堡-巴黎
1984年2-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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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1 08: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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